1915年年初,日本侵略者向袁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中日关系极度紧张,袁世凯的总统变皇帝的连台大戏自不便公开表演。等到对日交涉以接受亡国条件而告一段落,袁认为日本政府收了这笔厚礼,不会出头来干涉他做皇帝了,因此帝制运动旧调重弹,且有急起直追之势。

日本报纸的耳报神真快,首先把中国将恢复帝制的消息揭露出来。袁看了这段译文,立即发表谈话说:“辛亥革命初起时,清室愿意让位于我,我坚决不肯接受。我如乘人之危取而代之,便是欺孤凌寡,不仁不义,不忠不信。为了保障皇室安全,我不惜牺牲一己,勉强出面来担负艰危之局。我完全懂得古今中外帝王子孙都是没有好下场的,天下最愚蠢的事情,莫过于做皇帝。我已牺牲了自己,岂忍再遗祸子孙!”同时,他叫他的御用报《亚细亚报》发表论文,力辟帝制谣言荒谬无稽。

进步党首领梁启超非常关心这个谣言。虽然他和进步党已被打入冷宫,但是他们在政治上没有出路,只要袁不做皇帝,不论做独裁总统也好,做终身总统也好,他们都愿为袁继续效劳。梁启超知道由共和倒退到帝制,是逆潮流而动,必将自取灭亡。他和某些人一样,认为袁不会真想做皇帝,而是想做一个皇帝化的总统。但他记起袁克定对他的一席话,却又不能不引起疑心。原来,这年年初,他接到袁克定的一张请帖,请他到汤山参加春宴。他如时前往,一眼看见只有主人和杨度二人在座,别无其他客人,就不免感到惊疑。袁克定满面春风地迎接他说:“卓如先生,今天没有邀请外客,我们好随便谈天。”接着,他们坐下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漫谈中外古今,渐渐谈到政治问题。袁克定似有意又似无意地问道:“近来外面舆论都认为共和制不适合中国国情,卓如先生有何高见?”这一问问得突然,梁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他愣了一会儿,才结结巴巴地说:“我生平只研究政体而很少研究国体。”

梁对政治是很敏感的,他把袁老大的话和复辟之谣以及袁的一切措施结合起来加以观察,就肯定袁家父子正在搞帝制自为的把戏。他急忙把家眷从北京搬到天津租界,自己则于3月25日出京,绕道上海回广东老家探望他的父亲。他跟冯国璋的关系很好,6月间他到南京去看冯,想从冯的口中探听北京的政情内幕。冯约他同程北上,于是他们二人于6月27日同车到北京。

冯是应袁之召前来述职的。原来,对日交涉屈服后,袁打算召集各省将军晋京举行一次大规模军事会议,公开宣布划分军区以及废省改道等计划。此时又有狗头军师提醒他:“现在正当筹备开国大典的时候,应使将士归心,废督废省等问题还是以缓提为妙。而且,中日交涉解决不久,如果召开一次大规模的军事会议,可能引起日本误会,带来新的麻烦。”袁听了这几句话,又像冷水浇背一样,于是改变计划,分批电召各省军人来京述职,借以窥探他们对帝制问题的态度。冯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大将,首先应召来京。

冯一连见袁三次,袁待他特别亲热,每次都同他共进午餐。冯谈到外间关于帝制问题的许多推测。袁说:“华甫,你我是自己人,难道你不懂得我的心事?我想谣言也不是无所本的,往日暴民[1]专政时期,曾经有人说过,共和不适合国情,我在口头上也曾流露过愿意退归田里或者还政清室;近来新约法颁布,其中有总统得颁授爵位的一条,有人又认为这是变更国体的一个预兆。我早就感觉到,五族权利一律平等,既然满、蒙、回、藏各族都可以封王封公,为什么汉族同胞就不能享受同等权利呢?授爵条文对各民族都应不加限制,我一定要做到一视同仁。可是,为了避免误解,目前我不打算授给汉族以爵位。”

冯想说几句话,可是没有机会开口。袁又往下说:“华甫,你我是自己人,我的心事不妨对你直说。现在总统的权力和责任已经与皇帝没有区别,除非为儿孙打算,我实在没有做皇帝的必要。至于为儿孙,我的大儿子身带残疾[2],老二想做名士,我给他们排长做都不放心,能够叫他们担负国家的重任吗?而且,中国一部历史,帝王家总是没有好下场的,即使为儿孙打算,我也不忍心把灾祸留给他们。当然,皇帝可以传贤而不传子。现在总统也可以传贤[3],在这个问题上,皇帝和总统不也是一样的吗?”

[1] 指国民党。

[2] 袁克定同他父亲一样,曾坠马伤足,所以袁说他“身带残疾”。

[3] 指新约法所规定的后任总统必须由现任总统预先推荐三人,密为封藏,选举时由立法机关取出,在三人中选举其一。

冯急忙挡住袁的话头说:“总统说的是肺腑之言。可是,总统功德巍巍,群情望治,到了天与人归的时候,只怕要推也推不掉的啊!”

袁把眉头紧蹙了一下,似乎要生气的样子,坚定地说:“不,我决不干这种傻事!我有一个儿子在伦敦读书,我已经叫他在那里置了一点产业,万一有人一定要逼迫我,我就出国到伦敦,从此不问国事!”

袁说得如此斩钉削铁,使冯将信将疑。他去找政事堂机要局局长张一麟把袁所讲的话照述一番,并且问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位苏州才子在小站练兵时就做袁的文案,参与机密最久,跟冯的私交也很深。他说:“有是有这么一回事,有人想做开国元勋,鼓动老头子做皇帝,但是老头子不会这么傻。他的话是可以信得过的。”

冯把以上谈话都转告了梁启超,于是两人同下结论说:“仲仁[1]的话是信得过的,老头子不会这么傻!”

梁的周围经常有新闻记者往来,因此袁、冯二人的谈话在上海报纸上发表了一部分,帝制之谣便又突然沉寂下来。

冯回到南京不久,活灵活现的帝制机关“筹安会”公然宣告成立。冯打电报问张一麟,张只好承认他自己消息不灵通,事前毫无所闻。冯不禁跳起脚来发火说:“老头子真会做戏!他哪里还把我当作自己人!”

这里有必要把筹安会产生的过程补上一段。

前面说过,袁有两个外国政治法律顾问:一个是美国人古德诺博士,一个是日本人有贺长雄博士。这两个人都是袁用以推行帝制运动的开路先锋。袁为什么要搬出这两个外国宝贝来唱开台戏呢?这是因为:一个宝贝是美国人,美国为共和先进之国,精通政治学的美国博士尚且看出共和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可见中国确有取消共和之必要。一个宝贝是日本人,日本为君主立宪制的强国,日本法学博士出面来鼓吹中国改行帝制,更可说明中国确有改行君主立宪制的必要。1915年8月,古德诺将要回国的时候,袁授意叫他写了一篇《共和与君主论》,命法制局参事林步随译成中文,交《亚细亚报》发表。这是帝制运动公开化的第一声。

[1] 张一麟字仲仁。

这时,就有善观风色的政客徐佛苏、丁世峄等,秘密呈请改行帝制,袁命内史夏寿田把他们的意见就商于杨度。袁叫杨度授意徐佛苏等先组织一个研究国体问题的学术性团体,并且网罗一批大名流参加,先为帝制运动制造舆论。袁对任何重大问题,自己从不出面,叫杨度授意可以不落痕迹。袁叫杨度只做幕后人,不要抛头露面,这是因为杨跟他的关系很深。如果由杨出面,戏法就会被戳穿。但是,杨认为这样一个改朝换代的大问题,应该让他亲自出马,如果隐身幕后,将来做不了开国元勋,充其量不过是一名跳加官的小角色而已。

杨度跟袁克定的关系拉得很紧。袁克定最不喜欢徐世昌,背人呼之为“活曹操”。杨也必须排斥徐世昌才能取得新朝宰相的地位。

袁氏父子都想拉拢几个大名流,挂出“学术团体”的招牌,以便欺骗国人。杨度则想包打包唱以免别人分功。袁克定非常重视梁启超,因此以春宴为名请他到汤山谈话。那次谈话谈得并不入港。梁走后,袁克定感到很失望,杨即安慰他说:“这个书呆子是不会反对帝制的,他表示只论政体而不问国体,说明他今天仍是立宪派,至于君主立宪或民主立宪,他是无所容心的。”

杨为抢夺头功,立即写了一篇《君宪救国论》,托夏寿田转呈。袁亲笔写了“旷代逸才”四个字,制成长匾赐给杨[1],并把这篇文章寄给段芝贵,叫他秘密付印,分发各省军民长官参考。但仍无叫杨出场露面之意。

杨知道一个人包打包唱是做不到的,必须找几个知名之士,才能使袁满意。他找到了孙毓筠、胡瑛、严复刘师培、李燮和五人。这些“知名人士”,有的是杨的老朋友,有的是被杨硬拉过来做他的帮手的。其中有四个是同盟会(国民党)的变节分子,一个是学者。在变节分子之中也有一个是学者。

杨度和孙毓筠、胡瑛、李燮和等人的历史,前文已经写过,这里再把严复、刘师培的历史简介一下。

严复,字几道,别号幼陵,又号又陵,福建侯官县人。1876年(光绪二年)以福建船政学堂学生被派到英国学习海军,回国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教习。1900年避难到上海,曾与章太炎同去参加唐才常所召开的张园“国会”,被推为副会长。事后清政府拿办首事诸人,他便躲在租界里以译书自遣,译有西方名著《天演论》、《原富》等书,传诵一时。他的脾气很古怪,欢喜同别人抬杠子,别人说往东好,他偏要说往西好;等到别人也说往西好时,他又反过来说西不如东了。袁世凯任北洋大臣时,曾经延揽过他。他鄙夷地说:“袁世凯什么东西,够得上延揽我!”但是,当载沣逐袁下台时,他又惋惜地说:“此人国之栋梁,奈何置之闲散!”民国成立后,他被聘为京师大学堂监督。袁很重视他,先后聘为公府顾问、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袁氏父子进行帝制活动,想找几个大名流组织“学术团体”,因为找不到梁启超,就叫杨度去找他。他虽列名为筹安会的发起人,但始终没有写过拥护帝制的文章。

[1] 1914年3月18日,袁授杨度勋四位,并给孙毓筠一等嘉禾章。5月31日,亲题“旷代逸才”四字赠杨。杨有谢恩折说:“为恭达谢忱事:五月三十一日奉大总统令:杨度给予匾额一方,此令。等因,奉此。旋由政事堂颁到匾额,赐题‘旷代逸才’四字,当即敬谨领受。伏念度猥以微材,谬参众议,方惭溺职,忽荷品题,维袚饰之逾恒,实惶悚之无地。幸值大总统独膺艰巨,奋扫危疑,度得以忧患之余生,际开明之佳会。声华谬窃,返躬之咎弥多;皮骨仅存,报国之心未已。所有度感谢下忱,理合恭呈大总统钧鉴。”

刘师培原名光汉,别号申叔,江苏仪征县人。早年著有《攘论》、《中华民族志》,鼓吹排满革命。他和章太炎都是光复会的发起人。他又是博览群书的国学家,著有《国学发微》、《清末学术史》、《读左札记》、《中古文学史》等书。他在东京作亡命客时,身染肺病,生活非常困苦。由于金钱的诱惑,他变节成为两江总督端方的政治情报员,提供革命党人的情报。1911年随端方入川。端方被杀后,他流落成都。其妻何震则由汉口到北京,经友人介绍,再往太原担任阎锡山的家庭教师。她请假入川迎刘到山西。阎任刘为军署顾问,随后又向袁推荐,袁先后任为公府咨议、参政院参政等职,并兼北京大学文科教授。杨度发表《君宪救国论》,他也写了一篇《国情论》,还发表《劝告旧同盟会诸同志书》,以见好于袁。

孙毓筠自交卸安徽都督后,即在北京定居,袁任为公府顾问,月支八百元。国民党二次革命时,他曾组织“国事维持会”,以调和南北为名,暗中为袁效劳。袁先后任为约法会议议长、参政院参政。他早年在东京时即与杨度相识,在南京入狱后杨又加以营救,所以他们二人关系很好。胡瑛与杨有旧友而兼同乡之谊。他交卸山东都督后,通过杨的关系被袁收买。国民党二次革命时,曾南下劝黄兴不要举兵反袁。李燮和交卸光复军总司令后,被任为长江水师总司令,驻防太平,授陆军中将及勋五位,因缺少军事实力,不久被裁下台。宋案发生时,他也以调和南北为名,到北京有所活动,曾电劝黄兴适可而止。此时也被杨拉拢成为筹安会的发起人之一。

1915年8月14日,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人联名通电各省,发表组织筹安会的宣言。这个宣言首先瞎说一通,讲什么辛亥革命时,全国人民激于一时情感,仓促成立共和国体,没有一个人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以致“深识之士”,虽明知其后患无穷,也“不得不委曲附从,以免一时危亡之祸”。这个“深识之士”指的是袁,这种说法是替袁洗刷其忽而赞成共和,忽而改行帝制,反复无常,自私自利的罪行。宣言把“国家所历之危险,人民所感之痛苦”,都归罪到人民自己的头上。接下去援引拉丁美洲各国内战不停的恶例,以证明共和制不善。然后把美国“大政治学者”古德诺抬出来作为一块金字招牌,说他不久以前发表高论,认为“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政体”。于是宣言论证说:“博士以共和国民而论共和政治之得失,自为深切明著。”最后,宣言又把笔锋一转说,他们组织这个学术团体,“以筹一国之安”,“将于国势之前途及共和之利害,各摅己见,以尽切磋之议”,希望“全国远识之士,惠然肯来,共相商榷”。

在发表这个宣言的同时,他们六人还联名电请各省将军、巡按使以及各公法团体派遣代表到北京,共同研讨国体问题。但是,他们不等各省代表到来,即于8月23日在石驸马大街成立筹安会,并自行决定以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四人为理事。他们发出通知说:“本会宗旨,在于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何者适于中国,专以学理之是非与事实之利害为讨论范围,此外各事,概不涉及。”其实,他们在宣言中已经作出结论,君主制优于民主制,所谓研究、讨论,显然都是废话。

宣言发表后,各省将军、巡按使看出这个团体的后台老板就是袁氏父子,因此纷纷派代表到北京,并且填写志愿书加入该会。该会发给会员每人表决纸一张,请其填写“君宪”或“民宪”二字,根据票数表决。于是这个学术研究团体进一步成为表决国体的团体。当然,那些由各省军民长官所指定的代表,都会仰体“宪意”,一致主张“君宪”,于是该会发表了主张“君宪”的第二次宣言。宣言内容分为“求治”与“拨乱”的两部分。求治部分说:“中国而行前日之真共和,不足以求治;中国而行今日之伪共和,更不足以求治。计惟有去伪共和而行真君宪,乃能名实相符,表里如一。”拨乱部分说:“如无强大之兵力,不能一日安于元首之位……宪法之条文,议员之笔舌,枪炮一鸣,概归无效,所谓民选,实为兵选。”宣言的结论是:“我国拨乱之法,莫如废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废民主专制而行君主立宪。”这个宣言虽是满纸胡说,但在字里行间却也暴露了袁世凯假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并且对他的实力政治和以武力解散国会,废除旧约法,颁布新约法等罪行,作了货真价实的供状。

该会原拟组织各省代表向代行立法院(参政院)举行变更国体的请愿,以示此举出自真正民意,但因参政院已定于9月1日开会,所谓各省代表来不及全体赶到北京,于是他们采取了偷工减料的速成办法,指使各省旅京人士组织“公民团”,分途向参政院请愿,所有请愿书都由该会代为起草。9月1日,参政院开会时,便有所谓山东、江苏、甘肃、云南、广西、湖南、新疆、绥远等省区的“公民代表”纷纷呈递请愿书。从筹安会成立到组织请愿,为期不到十天,像这种高速度的“改革政治运动”,古今中外尚无其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