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民国二年到民国三年(1913年到1914年),正当袁世凯大变其由总统变皇帝的戏法的时候,北京城忽然刮起了一阵怪风,官场中人纷纷议论,说什么袁自己并不想做皇帝,而是为清朝复辟大做文章。这种奇谈怪论,究竟因何而起,自应有所说明。

袁生平最怕别人骂他是“活曹操”。他精心炮制了一个优待清室条例,根据这个条例,倒台皇帝仍可暂居宫禁,仍可保持尊号,民国政府待以外国君主之礼。这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一个怪条例。有了这个条例,清朝皇帝还是清朝皇帝,他做他的总统,就可以避免篡夺之名。

说也稀奇,这个一无土地、二无人民的“外国君主”,却有一个小朝廷设在民国首都。这个小朝廷仍旧用“宣统”年号而不用民国纪元,用旧历而不用公历。不少遗老旧臣仍然顶戴辉煌去朝见“皇帝”,举行跪拜大礼,而这个“皇帝”也仍旧颁发“上谕”嘉奖有功之臣,生前赐寿赐官,死后赐谥赐恤。尤其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小朝廷仍旧在宫廷内设有慎刑司,可以严刑拷打宫女太监,不受民国法律的约束。所有这一切,袁政府视为理所当然。

根据优待条例,清室在短期内应由大内(故宫)迁居颐和园,张勋竟来电阻止,袁政府也就置而不问。不但如此,袁自己也经常派员到小朝廷向那个“外国君主”拜年问好,吊丧祝寿,恍如亲善友邦互通庆吊一样。例如:

1913年元旦,袁派内务总长朱启钤代表他向溥仪拜年。溥仪头戴珠顶冠,身穿龙袍,高坐在乾清宫的御座上,两旁侍立御前大臣和带刀侍卫。朱启钤头戴礼帽,身穿大礼服,向御座三鞠躬,高唱:“大中华民国大总统敬问大清皇帝安好!”清室内务府大臣绍英跪近御座,取了答词,回身起立,高唱:“皇帝问大总统好!”于是朱启钤再向御座三鞠躬,礼成而退。

同年2月15日,袁派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持国书到故宫,为废太后祝寿。国书上写道:“大中华民国大总统谨致书大清隆裕皇太后,愿太后万寿无疆。”清室也用国书答谢。同日,袁命国务总理赵秉钧率领全体国务员,以外国使臣之礼前往祝寿。

隔了六天,废太后忽患水肿病死亡。袁自己臂缠黑纱,通令全国下半旗一天志哀,官吏服丧27天。清室报丧电仍用“大清”年号,一律由国务院代发。2月28日,袁命全体国务员前往故宫致祭。3月10日,袁命在太和殿举行“国民哀悼大会”,主祭国民总代表为参议院议长吴景濂。又命段祺瑞主持“全国陆军哀悼大会”。

由于袁对废太后推崇备至,辫子军大帅张勋公然称为“国丧”,并在电文中大放厥词说:“我大总统及政府诸公,皆清朝二百余年之臣子,即新党人物,间有崛起草莽,其祖若父亦皆食禄于朝。”这种荒谬绝伦的措辞,竟有人称为“孤忠耿耿,未可厚非”。

同年4月3日为废太后“梓宫奉安”之期,徐世昌由青岛赶来参加,小朝廷赏带双眼花翎。遗老梁鼎芬、劳乃宣之流在西陵跪地号哭,哀哀如丧考妣。孙宝琦身穿西服前来,在灵前行三鞠躬礼,梁鼎芬骂他“洋鬼子”、“不要脸”,遗老们拍手称快。

同年12月13日,清室举行光绪、隆裕合葬的“崇陵奉安”典礼,袁派赵秉钧、梁启超等代表他前往致祭。赵秉钧卸下民国大礼服,换上清室赏穿的孝衣,以“故臣”身份在灵前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

这一年10月10日,袁就正式大总统时,曾以国书致清室,其中有云:“国权统一,友邦承认,皆仰荷大清隆裕皇太后暨大清皇帝天下为公、唐虞揖让之盛轨,五族人民感戴兹德,如日月之照临,山河之涵育,久而弥昭。”

从以上没完没了的滑稽表演看来,袁对清室不仅推崇备至,而且怀念万分。因此,自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以来,全国各方面对于袁的由总统变皇帝的戏法,就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叫作帝制自为,一种叫作帝制人为。所谓帝制人为,是说他自己不想做皇帝,而是准备拥戴清室复辟。

但又有另外一种看法。有人认为:袁自接任总统后,曾一再通电或发表宣言表示:“发扬共和精神,涤荡专制瑕秽”,“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见于中国”,这类“信誓旦旦”之词,岂能一笔抹煞。因此他们认为,袁所求者不是皇帝的虚名,而是要把总统的权威提高到与皇帝相等,以便为所欲为,做一个皇帝化的总统。

另一方面,尽管袁自己声明不做皇帝,却经常有人劝他做皇帝。例如:1913年2月28日,北京《国风报》载冯国璋、倪嗣冲的联名电报,其中有云:“孙黄失势,已入英雄之彀中;黎段倾心,可寄将军于阃外。”这是第一次见报的劝进电。

同年3月,旅鄂山东商人裘平治等上书袁世凯,主张取消共和,改建帝制。其言曰:“总统尊严不若君主,长官命令等于弁髦,共和幸福不如亡国奴,曷若暂改帝国立宪,缓图共和。”此时帝制之谣甚嚣尘上,遭到全国人民唾骂,袁正想找一个替罪羊替他自己洗刷一番,便于3月19日下令痛斥上书人说:“共和为最良之政体,治平之极轨。本大总统受国民付托之重,就职宣誓,永不使帝制再见于中国,皇天后土,实闻此言。乃竟有商民裘平治等呈称(略),不意光天化日之下,竟有此等鬼蜮行为。如务为宽大,置不深究,恐邪说流传,混淆观听,极其流毒,足以破坏共和,谋叛民国,何以对起义之诸人,死事之先烈,何以告退位之清室,赞成之友邦?所有呈内列名之裘平治等,着湖北民政长严行查拿,按律惩治,以为猖狂恣肆,干冒不韪者戒。”请看:袁的态度何等光明正大,这道命令又是何等雷厉风行!可是,湖北民政长懂得袁的这一套是“怒在脸上,喜在心头”,根本不去查究,而裘平治公然跑到北京去自首,也无下文可考。

隔了一个月,又有湖南“公民”章忠翊上了一道《劝正皇位表》,自称为臣,列举不可不正位的理由六项,袁又令湖南民政长查办,同样也无下文。

自袁就任正式大总统以来,解散了国会,撕毁了《临时约法》,采取了祭天祀孔、制礼作乐、恢复爵位等复古措施,用徐世昌为国务卿,又延聘了大批遗老任参政院参政。说也奇怪,民国成立之初,一般遗老旧臣都把袁世凯比作王莽、曹丕一流人物,人人口诛笔伐,恨不食其肉而寝其皮。现在见了以上种种措施,便又回嗔作喜,论调为之一变。他们纷纷称赞袁宫保“才堪应变,智足匡时”,不惜忍辱负重,以报故君。他们推论说,过去由于南方革命党人的力量非常强大,全国人心又一致倾向共和,袁不得不接受南方改建共和的条件,以保全自己的实力。而当国民党被打垮,他自己的力量足以控制全局的时候,他就准备还政清室,以全臣节。此种苦心孤诣,直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

1914年3月9日,袁在北京建立清史馆,礼聘在青岛的前朝旧臣赵尔巽担任馆长。赵恐有“贰臣”之嫌,迟迟不肯北来。袁派人向他解释说:“你替大清朝修史立传,正是臣子报国之秋。”于是赵一面请袁设法替他的兄弟赵尔丰“昭雪罪名”,作为他应聘帮忙的条件[1],一面编了一首歌宣示亲友,歌词写道:“我是清朝官,我编清朝史。我做清朝事,我吃清朝饭。”这种自我解嘲的方法,可能是从《三国演义》中关云长“降汉不降曹”的故事搬过来的,可是遗老梁鼎芬不满意,写信责备他说:“清朝未亡,何以要修清史?”这也言之成理,因为北京城仍有一个小朝廷,而小朝廷里仍有一个小皇帝。

赵尔巽从青岛动身的时候,有一位遗老写了《共和解》一篇大文,托他带给袁。文中引证周成王登极时,因年幼不能理政,由周、召二公夹辅王室,称为共和政治,以此说明共和乃是君主政体而非民主政体。这位遗老就是1900年做吴桥县令,上书清政府请取缔“拳匪”的劳乃宣。他想起当年写《义和拳教民源流考》一文而大为时论所称,此时又想一鸣惊人,通过赵尔巽这个跳板,搭上袁的那条船。赵北上不久,他又写了《共和续解》一文寄去,另有函致赵说:“总统之任,必有满期,退位后无异齐民。其时白龙鱼服,无以自卫,怨毒所蓄,得而甘心,不测之灾,必难获免。项城识略过人,必早虑及此。以管见推之,以为必示人以非富天下之诚,而后足以戢纠桓之骄气。然此时遽议归政,冲主不能亲裁,别求居摄,殊难其选,实仍无以逾于项城。故愚意预定十年还政之期,昭示天下,而仍以欧美总统之名,行周召共和之事,福威玉食,一无所损,所谓闭门天子,不如开门节度也。还政之后,锡以王爵,则与总统退位复为齐民者不同。爵位之崇,仅下天子一等,自必堂高帘远,护卫谨严,不致有意外之患……且总统无传家之例,而王爵有罔替之荣,如是则项城安而王室亦安,天下因之以举安,是以深冀我公之上陈,项城之见听也……公谓成先朝之史,以报先朝之恩,窃谓此说得行,其所以报先朝之恩者,尤胜于修史万万。”

这位遗老歪曲经典,信口开河,绘制了这张政治蓝图。他认为溥仪仍在幼龄,袁可以居总统之名,行摄政王之实,摄政之期暂定十年。十年期满,可以受封王爵,世袭罔替。这是超出“帝制自为”或“帝制人为”的另外一种帝制,真个是:幻想在九霄云外,荒唐绝万古之伦。他不仅为袁打算,更确切的是为他自己打算:如果此说得行,他的功名富贵,当然不在话下。

[1] 赵尔丰在四川保路运动中屠杀请愿民众,辛亥起义时被镇压。赵尔巽请袁昭雪,袁于1914年3月24日下令说:“据黑龙江护军使朱庆澜呈,前川督赵尔丰当武昌首义时,将政权交还士绅自治,商定条件,于辛亥年十月初六退职,初七悬挂国旗,公明退让,赞成民国。乃无端因乱被戕,请予昭雪等情。查该故督洞明大局,赞成共和,有功民国,确有实征。着国务院从优议恤,并着内务部查明事实,宣付史馆,以彰劳荩。”朱庆澜清末任四川新军统制,其后又任民国第一任四川都督,所以叫他出面呈请。

这位遗老还怕这封信不能送到袁的手里,又写信给袁的亲家周馥[1],请其代敲边鼓。信上说:“赵次帅[2]自京来岛,谓闻项城自言:‘今日所为,皆所以调护皇室,初无忍负先朝之意。曾商之世相[3],欲卸仔肩,而世相言无接手之人,故不得不冒此不韪。’诚如所言,则项城之心亦良苦矣。当以《正续两解》质之次帅,问其可否代呈项城,次帅曰可,因即请其携之入都……伏思我公历事屡朝,恩深位重,孤忠耿耿,至今梦寐不忘。于项城有父执之谊,识拔之雅,近又缔结丝萝,亲同肺腑,若出一言,重如九鼎。可否将狂瞽之言,转达聪听?倘荷采择,见诸实行,非特有造于先朝,所以为项城者,亦不啻出诸九渊,升之九天也。”

为了做得更牢靠点,他又写第三封信给正在北京的袁的好朋友徐世昌说:“我公既受先朝重任,又与项城至交,此策得行,两无所负。忆己、庚之际,拳匪初萌,弟在吴桥任内,考出义和拳为白莲教支流,刊《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分布各处;又通筹办法,屡举上官,而直省台司,褒如充耳,以致酿成滔天之祸。时项城出任东抚,道经连镇,弟往迎送,以刊出原稿面呈。项城大为嘉纳,到东后一切照行,联军到京,东省卒得保全。其取义之宏,从善之勇,令人感佩。今夏在青岛蒙赐手书,尚有‘昔庚子之变,执事不惮苦心,标正论以拯危亡之祸’之语,是项城用弟言而取效,至今犹未忘也。窃谓弟今日所言,尤关重大,若荷听从,较之庚子更胜万万也。”

这时候,一般亡国大夫口口声声大谈其忠义气节,他们把青岛、大连一带的外国租借地当作他们的“首阳山”,而当袁政府聘请他们担任政治会议议员、约法会议议员或参政院参政的时候,他们又有“幽谷逢春”之感,纷纷命驾前来。劳乃宣明明知道,袁世凯出身于清朝总督,最重视有同等资历的老官僚,因此削尖脑壳写信给三位总督大人,请求代达他的意见,这三封信都到达袁的手里。袁虽觉得劳的文章做得文不对题,倒也别出心裁,即下条子聘为参政院参政,叫徐世昌代为促驾。这样一来,一般遗老和复辟派都认为劳乃宣真正摸到了袁的底子,于是刘廷琛撰写《复礼制馆书》,宋育仁公开发表“还政清室”的演说,闹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有人称民国三年为复辟年。

[1] 周馥字玉山,是袁父保庆的幕僚,以候补道随李鸿章办理后方粮台,后来官至两江总督。他的女儿嫁给袁的第八子。他的儿子周学熙曾任袁政府财政总长。

[2] 赵尔巽字次珊,曾任东三省总督。

[3] 世相指清室内务府总管世续。

同年4月8日,又有一位大遗老王闿运应召来京,袁聘为国史馆馆长。有人到武功卫去看他,他年已83岁,身穿对襟马褂,开气袍子,马蹄袖子,腰系绣面荷包,脑后垂有用红绳扎结的辫子一条,足蹬红缎鞋子,配上童颜鹤发,倒也相映成趣。有人问他:“你老偌大年纪,干吗要到北京来做官?”他嬉皮笑脸地说:“世界上只有做官最容易。年纪大了,别的事情做不来了,我只能找最容易的事情去做。”他去会见袁的时候,东张西望,喃喃地说:“这里缺少一块横匾。”袁说:“要是挂上一块匾,就请老前辈代题四个字吧。”王脱口而出说:“旁观者清。”他又自言自语地说:“有了横匾,还得配上一副楹联,联语我也想出来了:‘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总而言之,统而言之。’”[1]

他去访问老乡亲熊希龄的时候,首先问道:“国务院何在?”熊答以在集灵囿。王淡然一笑说:“此中飞禽走兽必多。”熊答以无。王说:“想必有熊。”熊说:“壬老休要取笑,我早已不做国务总理了,继任者为清朝山东抚台孙宝琦;现又改名国务卿,由前清相国徐世昌担任。”王点头若有所悟地说:“毕竟大官还是大官。”

他又去访问徐世昌,也说政事堂少了一块匾,匾上应题“清风徐来”四个字。他虽不是复辟派,但也和其他遗老旧臣一样,认为清朝的一切旧制度都恢复了,旧人物也纷纷登场了,袁早晚必将恢复清朝的天下。

这一年11月10日,肃政史夏寿康提出检举复辟谬说案,袁批:“交内务部查明办理。”接着,参政院参政孙毓筠也提出查办复辟谬说案。袁用转移目标的手法,无中生有地说:“你们莫错怪了前清遗老,这都是国民党散布的谣言。前些日子,政事堂接到一个怪电话,说什么京内将有兵变。这也是他们制造的谣言。”

此后,由于复辟之谣愈传愈广,全国反对复辟之声愈唱愈高,袁家走狗也认为不能置之不理,纷纷提请查禁。11月23日,袁发表了禁止紊乱国体邪说的申令。申令说:“参政院以讹言萌动,骇人观听,列举淆乱国体,离间五族,危害清室,惹起外交,酿成内乱,请查照新刑律内乱罪从重惩治,以弭祸患。又都肃政史、肃政史全体以邪说惑民,紊乱国宪,请明令禁止,并饬严拿治罪。又各省将军、巡按使先后以莠言乱政,害及国家,请饬各省从严惩禁……清孝定景皇后外观时势,内顺舆情,不忍以家天下之私,贻害万众……崇德隆轨,中外同钦……本大总统受事三年,心力交瘁,勉维救国救民为重,不得不力任其难……有人谬托清流,好为异论,不特为民国之公敌,且并为清室之罪人。惟本大总统与人以诚,不忍遽为诛心之论,除既往不咎外,用特布告中外,咸使闻知。须知民主共和,载在约法,邪说惑众,厥有常刑。嗣后如有造作谣言或著书立说及开会集议以紊乱国家者,即照内乱罪从严惩办,以固国本而遏乱萌。”

[1] 有人在这副对联下面添了八个字,上联添了“无分南北”四字,下联添了“不是东西”四字。

这道申令一发表,所有复辟派和前清遗老才知道他们撞了木钟,害怕因主张复辟而惹祸上身,于是有的闭门不出,有的仍回青岛、大连一带“避嚣”。劳乃宣正在兴致勃勃地由青岛走到济南,也吓得掉转头退回青岛去了。这种情况,和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一般西装革履之士,害怕犯有乱党嫌疑,因而深居简出,正是一个鲜明的对比。

这道申令发表后,各省将军、巡按使也都搔不着痒处,纷纷通电反对复辟。其中反对得最厉害的正是辫子军大帅张勋。他在电报中坚定不移地说:“国事非等于弈棋,政体岂同乎儿戏!”

关于查禁复辟谬说一案,究竟是真是假,内务部也弄不清楚,但既奉到批示,自不能不公事公办一下。他们检查了宋育仁的“还政清室”的谬论,认为“该员年老荒谬,精神瞀乱,但无着手实证,拟请递回四川原籍,交地方官妥为安置。”这似乎是一种“递解回籍”的处理,所不同的,不是交地方官严加管束,而是妥为安置。袁批:“如拟办理。”一面派人致送程仪三千元,并电令四川地方官按月致送休养费三百元,这就说明不是“递解回籍”而是“礼遣还乡休养”了。

11月30日,步军统领江朝宗派人到宋家执行“查办”。他派去的人不是如狼似虎的公差,而是彬彬有礼的秘书奚以庄;也不是捕捉犯人的囚车,而是一辆迎接贵宾的马车。到了统领衙门,江统领满面春风地说:“没有大不了的事,请宋先生写一份答辩书,好让本官拿去销差。”

宋育仁提笔写道:“劳乃宣著《共和正续解》,可采而有未洽,欲作一论驳其未能尽合而求其所以可行者……欲援《春秋》托王称公之义,定名大总统独称公,则其下卿、大夫、士有所统系。援《春秋》共奖王室之义,酌易‘待以外国君主之礼’为‘上国共主之礼’,朝会有时[1]。”这位翰林公写的不是答辩书,倒有点像政论,而且把笔锋轻轻一转,就把复辟论变为劝进表了。

江朝宗派奚秘书“护送”宋育仁上车时,他的亲知故旧纷纷到站送行,不少人请他书写屏联留作纪念,看上去又像衣锦荣归的退职大官僚。

[1] 指优待清室条件。

湖北段将军接到徐相国的密电,叫他对宋老特别优待[1]。12月3日宋乘火车抵汉口时,车站上备有四人大轿迎接,江岸码头备有专轮把他接到武昌城。根据递解回籍的规定,犯人沿途所经之处,须由警察机关管押,段不把他解往警察厅,却在清乡总公所辟一精室,款待这位贵宾。由于此案已在报纸披露,段不便公开拜访,乃以考察清乡成绩为名,到公所亲自问候。宋在武昌等候“官眷”等了八天,又有不少老知交前来拜访,经常车马盈门。清乡督办范守祐恐其招摇惹事,叫他移住武昌县署,并将解文示知,他竟破口大骂。到了四川,他有电质问袁说:“大总统礼遣还乡,何以内务部有解管字样?”袁即下令撤消了解管的处分。

宋育仁是王闿运的学生,任国史馆编修。由于宋案发生,湘绮老人才知道做官也不那么容易,于是写了一封信留给“慰亭老侄总统”,悄然离京南下,馆务交副馆长杨度代行。

袁发表了取缔复辟邪说的申令,清室大吃一惊,瑾太妃[2]派志锜到公府解释,袁派内史监阮忠枢代接见。志锜把劳的一封密折缴出来[3],并声明外间一切复辟活动,均与清室无关。同时,请袁派员驻守清宫,查验出入门照,以免发生误会。

同年12月26日,袁与清室修订清室善后办法七条如下:一、清室行动与现行法令相抵触者,概行废止。二、清室文书改用民国纪元,不得用旧历及旧时年号。三、大清皇帝谕告及一切赏赐,但行之于宗族、家庭及其属下人等;对于官民赠给,以物品为限,所有赐谥及其他荣典,概行废止。清室所属机关,对于人民不得用公文、告示及一切行政处分;清室为民事上或商业上之法律行为,非依现行法令办理,不得认为有效。四、政府对于清室条例,专以内务部为主管机关。五、清室确定以内务府为主管皇室事务总机关。六、新编护军,专任内廷警察职务;慎刑司应即裁撤。宫内执事人役及太监等犯罪,其属违警范围者,由护军长官按警察法处分;其犯刑律者,送司法机关办理。七、清室所用人员,同属民国国民,应一律服用民国制服,并准其自由剪发,但遇宫中典礼及其他礼节,进内当差人员所用服色,得从其宜。

[1] 后来徐世昌任北京政府总统时,聘宋育仁为公府顾问,月支六百元。

[2] 清废后死后,袁以私人名义致函“大清醇亲王”(即载沣),请上瑾妃尊号为“端良皇太妃”,主持清宫事务。

[3] 劳乃宣的密折,建议溥仪向德国皇室求婚,立德皇威廉二世之女为皇后。他认为,德国陆军最强,如与德皇联婚,清室复辟不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