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民国二年到民国三年（1913年到1914年），正当袁世凯大变其由总统变皇帝的戏法的时候，北京城忽然刮起了一阵怪风，官场中人纷纷议论，说什么袁自己并不想做皇帝，而是为清朝复辟大做文章。这种奇谈怪论，究竟因何而起，自应有所说明。
袁生平最怕别人骂他是“活曹操”。他精心炮制了一个优待清室条例，根据这个条例，倒台皇帝仍可暂居宫禁，仍可保持尊号，民国政府待以外国君主之礼。这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一个怪条例。有了这个条例，清朝皇帝还是清朝皇帝，他做他的总统，就可以避免篡夺之名。
说也稀奇，这个一无土地、二无人民的“外国君主”，却有一个小朝廷设在民国首都。这个小朝廷仍旧用“宣统”年号而不用民国纪元，用旧历而不用公历。不少遗老旧臣仍然顶戴辉煌去朝见“皇帝”，举行跪拜大礼，而这个“皇帝”也仍旧颁发“上谕”嘉奖有功之臣，生前赐寿赐官，死后赐谥赐恤。尤其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小朝廷仍旧在宫廷内设有慎刑司，可以严刑拷打宫女太监，不受民国法律的约束。所有这一切，袁政府视为理所当然。
根据优待条例，清室在短期内应由大内（故宫）迁居颐和园，张勋竟来电阻止，袁政府也就置而不问。不但如此，袁自己也经常派员到小朝廷向那个“外国君主”拜年问好，吊丧祝寿，恍如亲善友邦互通庆吊一样。例如：
1913年元旦，袁派内务总长朱启钤代表他向溥仪拜年。溥仪头戴珠顶冠，身穿龙袍，高坐在乾清宫的御座上，两旁侍立御前大臣和带刀侍卫。朱启钤头戴礼帽，身穿大礼服，向御座三鞠躬，高唱：“大中华民国大总统敬问大清皇帝安好！”清室内务府大臣绍英跪近御座，取了答词，回身起立，高唱：“皇帝问大总统好！”于是朱启钤再向御座三鞠躬，礼成而退。
同年2月15日，袁派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持国书到故宫，为废太后祝寿。国书上写道：“大中华民国大总统谨致书大清隆裕皇太后，愿太后万寿无疆。”清室也用国书答谢。同日，袁命国务总理赵秉钧率领全体国务员，以外国使臣之礼前往祝寿。
隔了六天，废太后忽患水肿病死亡。袁自己臂缠黑纱，通令全国下半旗一天志哀，官吏服丧27天。清室报丧电仍用“大清”年号，一律由国务院代发。2月28日，袁命全体国务员前往故宫致祭。3月10日，袁命在太和殿举行“国民哀悼大会”，主祭国民总代表为参议院议长吴景濂。又命段祺瑞主持“全国陆军哀悼大会”。
由于袁对废太后推崇备至，辫子军大帅张勋公然称为“国丧”，并在电文中大放厥词说：“我大总统及政府诸公，皆清朝二百余年之臣子，即新党人物，间有崛起草莽，其祖若父亦皆食禄于朝。”这种荒谬绝伦的措辞，竟有人称为“孤忠耿耿，未可厚非”。
同年4月3日为废太后“梓宫奉安”之期，徐世昌由青岛赶来参加，小朝廷赏带双眼花翎。遗老梁鼎芬、劳乃宣之流在西陵跪地号哭，哀哀如丧考妣。孙宝琦身穿西服前来，在灵前行三鞠躬礼，梁鼎芬骂他“洋鬼子”、“不要脸”，遗老们拍手称快。
同年12月13日，清室举行光绪、隆裕合葬的“崇陵奉安”典礼，袁派赵秉钧、梁启超等代表他前往致祭。赵秉钧卸下民国大礼服，换上清室赏穿的孝衣，以“故臣”身份在灵前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
这一年10月10日，袁就正式大总统时，曾以国书致清室，其中有云：“国权统一，友邦承认，皆仰荷大清隆裕皇太后暨大清皇帝天下为公、唐虞揖让之盛轨，五族人民感戴兹德，如日月之照临，山河之涵育，久而弥昭。”
从以上没完没了的滑稽表演看来，袁对清室不仅推崇备至，而且怀念万分。因此，自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以来，全国各方面对于袁的由总统变皇帝的戏法，就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叫作帝制自为，一种叫作帝制人为。所谓帝制人为，是说他自己不想做皇帝，而是准备拥戴清室复辟。
但又有另外一种看法。有人认为：袁自接任总统后，曾一再通电或发表宣言表示：“发扬共和精神，涤荡专制瑕秽”，“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见于中国”，这类“信誓旦旦”之词，岂能一笔抹煞。因此他们认为，袁所求者不是皇帝的虚名，而是要把总统的权威提高到与皇帝相等，以便为所欲为，做一个皇帝化的总统。
另一方面，尽管袁自己声明不做皇帝，却经常有人劝他做皇帝。例如：1913年2月28日，北京《国风报》载冯国璋、倪嗣冲的联名电报，其中有云：“孙黄失势，已入英雄之彀中；黎段倾心，可寄将军于阃外。”这是第一次见报的劝进电。
同年3月，旅鄂山东商人裘平治等上书袁世凯，主张取消共和，改建帝制。其言曰：“总统尊严不若君主，长官命令等于弁髦，共和幸福不如亡国奴，曷若暂改帝国立宪，缓图共和。”此时帝制之谣甚嚣尘上，遭到全国人民唾骂，袁正想找一个替罪羊替他自己洗刷一番，便于3月19日下令痛斥上书人说：“共和为最良之政体，治平之极轨。本大总统受国民付托之重，就职宣誓，永不使帝制再见于中国，皇天后土，实闻此言。乃竟有商民裘平治等呈称（略），不意光天化日之下，竟有此等鬼蜮行为。如务为宽大，置不深究，恐邪说流传，混淆观听，极其流毒，足以破坏共和，谋叛民国，何以对起义之诸人，死事之先烈，何以告退位之清室，赞成之友邦？所有呈内列名之裘平治等，着湖北民政长严行查拿，按律惩治，以为猖狂恣肆，干冒不韪者戒。”请看：袁的态度何等光明正大，这道命令又是何等雷厉风行！可是，湖北民政长懂得袁的这一套是“怒在脸上，喜在心头”，根本不去查究，而裘平治公然跑到北京去自首，也无下文可考。
隔了一个月，又有湖南“公民”章忠翊上了一道《劝正皇位表》，自称为臣，列举不可不正位的理由六项，袁又令湖南民政长查办，同样也无下文。
自袁就任正式大总统以来，解散了国会，撕毁了《临时约法》，采取了祭天祀孔、制礼作乐、恢复爵位等复古措施，用徐世昌为国务卿，又延聘了大批遗老任参政院参政。说也奇怪，民国成立之初，一般遗老旧臣都把袁世凯比作王莽、曹丕一流人物，人人口诛笔伐，恨不食其肉而寝其皮。现在见了以上种种措施，便又回嗔作喜，论调为之一变。他们纷纷称赞袁宫保“才堪应变，智足匡时”，不惜忍辱负重，以报故君。他们推论说，过去由于南方革命党人的力量非常强大，全国人心又一致倾向共和，袁不得不接受南方改建共和的条件，以保全自己的实力。而当国民党被打垮，他自己的力量足以控制全局的时候，他就准备还政清室，以全臣节。此种苦心孤诣，直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
1914年3月9日，袁在北京建立清史馆，礼聘在青岛的前朝旧臣赵尔巽担任馆长。赵恐有“贰臣”之嫌，迟迟不肯北来。袁派人向他解释说：“你替大清朝修史立传，正是臣子报国之秋。”于是赵一面请袁设法替他的兄弟赵尔丰“昭雪罪名”，作为他应聘帮忙的条件[1]，一面编了一首歌宣示亲友，歌词写道：“我是清朝官，我编清朝史。我做清朝事，我吃清朝饭。”这种自我解嘲的方法，可能是从《三国演义》中关云长“降汉不降曹”的故事搬过来的，可是遗老梁鼎芬不满意，写信责备他说：“清朝未亡，何以要修清史？”这也言之成理，因为北京城仍有一个小朝廷，而小朝廷里仍有一个小皇帝。
赵尔巽从青岛动身的时候，有一位遗老写了《共和解》一篇大文，托他带给袁。文中引证周成王登极时，因年幼不能理政，由周、召二公夹辅王室，称为共和政治，以此说明共和乃是君主政体而非民主政体。这位遗老就是1900年做吴桥县令，上书清政府请取缔“拳匪”的劳乃宣。他想起当年写《义和拳教民源流考》一文而大为时论所称，此时又想一鸣惊人，通过赵尔巽这个跳板，搭上袁的那条船。赵北上不久，他又写了《共和续解》一文寄去，另有函致赵说：“总统之任，必有满期，退位后无异齐民。其时白龙鱼服，无以自卫，怨毒所蓄，得而甘心，不测之灾，必难获免。项城识略过人，必早虑及此。以管见推之，以为必示人以非富天下之诚，而后足以戢纠桓之骄气。然此时遽议归政，冲主不能亲裁，别求居摄，殊难其选，实仍无以逾于项城。故愚意预定十年还政之期，昭示天下，而仍以欧美总统之名，行周召共和之事，福威玉食，一无所损，所谓闭门天子，不如开门节度也。还政之后，锡以王爵，则与总统退位复为齐民者不同。爵位之崇，仅下天子一等，自必堂高帘远，护卫谨严，不致有意外之患……且总统无传家之例，而王爵有罔替之荣，如是则项城安而王室亦安，天下因之以举安，是以深冀我公之上陈，项城之见听也……公谓成先朝之史，以报先朝之恩，窃谓此说得行，其所以报先朝之恩者，尤胜于修史万万。”
这位遗老歪曲经典，信口开河，绘制了这张政治蓝图。他认为溥仪仍在幼龄，袁可以居总统之名，行摄政王之实，摄政之期暂定十年。十年期满，可以受封王爵，世袭罔替。这是超出“帝制自为”或“帝制人为”的另外一种帝制，真个是：幻想在九霄云外，荒唐绝万古之伦。他不仅为袁打算，更确切的是为他自己打算：如果此说得行，他的功名富贵，当然不在话下。
[1] 赵尔丰在四川保路运动中屠杀请愿民众，辛亥起义时被镇压。赵尔巽请袁昭雪，袁于1914年3月24日下令说：“据黑龙江护军使朱庆澜呈，前川督赵尔丰当武昌首义时，将政权交还士绅自治，商定条件，于辛亥年十月初六退职，初七悬挂国旗，公明退让，赞成民国。乃无端因乱被戕，请予昭雪等情。查该故督洞明大局，赞成共和，有功民国，确有实征。着国务院从优议恤，并着内务部查明事实，宣付史馆，以彰劳荩。”朱庆澜清末任四川新军统制，其后又任民国第一任四川都督，所以叫他出面呈请。
这位遗老还怕这封信不能送到袁的手里，又写信给袁的亲家周馥[1]，请其代敲边鼓。信上说：“赵次帅[2]自京来岛，谓闻项城自言：‘今日所为，皆所以调护皇室，初无忍负先朝之意。曾商之世相[3]，欲卸仔肩，而世相言无接手之人，故不得不冒此不韪。’诚如所言，则项城之心亦良苦矣。当以《正续两解》质之次帅，问其可否代呈项城，次帅曰可，因即请其携之入都……伏思我公历事屡朝，恩深位重，孤忠耿耿，至今梦寐不忘。于项城有父执之谊，识拔之雅，近又缔结丝萝，亲同肺腑，若出一言，重如九鼎。可否将狂瞽之言，转达聪听？倘荷采择，见诸实行，非特有造于先朝，所以为项城者，亦不啻出诸九渊，升之九天也。”
为了做得更牢靠点，他又写第三封信给正在北京的袁的好朋友徐世昌说：“我公既受先朝重任，又与项城至交，此策得行，两无所负。忆己、庚之际，拳匪初萌，弟在吴桥任内，考出义和拳为白莲教支流，刊《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分布各处；又通筹办法，屡举上官，而直省台司，褒如充耳，以致酿成滔天之祸。时项城出任东抚，道经连镇，弟往迎送，以刊出原稿面呈。项城大为嘉纳，到东后一切照行，联军到京，东省卒得保全。其取义之宏，从善之勇，令人感佩。今夏在青岛蒙赐手书，尚有‘昔庚子之变，执事不惮苦心，标正论以拯危亡之祸’之语，是项城用弟言而取效，至今犹未忘也。窃谓弟今日所言，尤关重大，若荷听从，较之庚子更胜万万也。”
这时候，一般亡国大夫口口声声大谈其忠义气节，他们把青岛、大连一带的外国租借地当作他们的“首阳山”，而当袁政府聘请他们担任政治会议议员、约法会议议员或参政院参政的时候，他们又有“幽谷逢春”之感，纷纷命驾前来。劳乃宣明明知道，袁世凯出身于清朝总督，最重视有同等资历的老官僚，因此削尖脑壳写信给三位总督大人，请求代达他的意见，这三封信都到达袁的手里。袁虽觉得劳的文章做得文不对题，倒也别出心裁，即下条子聘为参政院参政，叫徐世昌代为促驾。这样一来，一般遗老和复辟派都认为劳乃宣真正摸到了袁的底子，于是刘廷琛撰写《复礼制馆书》，宋育仁公开发表“还政清室”的演说，闹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有人称民国三年为复辟年。
[1] 周馥字玉山，是袁父保庆的幕僚，以候补道随李鸿章办理后方粮台，后来官至两江总督。他的女儿嫁给袁的第八子。他的儿子周学熙曾任袁政府财政总长。
[2] 赵尔巽字次珊，曾任东三省总督。
[3] 世相指清室内务府总管世续。
同年4月8日，又有一位大遗老王闿运应召来京，袁聘为国史馆馆长。有人到武功卫去看他，他年已83岁，身穿对襟马褂，开气袍子，马蹄袖子，腰系绣面荷包，脑后垂有用红绳扎结的辫子一条，足蹬红缎鞋子，配上童颜鹤发，倒也相映成趣。有人问他：“你老偌大年纪，干吗要到北京来做官？”他嬉皮笑脸地说：“世界上只有做官最容易。年纪大了，别的事情做不来了，我只能找最容易的事情去做。”他去会见袁的时候，东张西望，喃喃地说：“这里缺少一块横匾。”袁说：“要是挂上一块匾，就请老前辈代题四个字吧。”王脱口而出说：“旁观者清。”他又自言自语地说：“有了横匾，还得配上一副楹联，联语我也想出来了：‘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总而言之，统而言之。’”[1]
他去访问老乡亲熊希龄的时候，首先问道：“国务院何在？”熊答以在集灵囿。王淡然一笑说：“此中飞禽走兽必多。”熊答以无。王说：“想必有熊。”熊说：“壬老休要取笑，我早已不做国务总理了，继任者为清朝山东抚台孙宝琦；现又改名国务卿，由前清相国徐世昌担任。”王点头若有所悟地说：“毕竟大官还是大官。”
他又去访问徐世昌，也说政事堂少了一块匾，匾上应题“清风徐来”四个字。他虽不是复辟派，但也和其他遗老旧臣一样，认为清朝的一切旧制度都恢复了，旧人物也纷纷登场了，袁早晚必将恢复清朝的天下。
这一年11月10日，肃政史夏寿康提出检举复辟谬说案，袁批：“交内务部查明办理。”接着，参政院参政孙毓筠也提出查办复辟谬说案。袁用转移目标的手法，无中生有地说：“你们莫错怪了前清遗老，这都是国民党散布的谣言。前些日子，政事堂接到一个怪电话，说什么京内将有兵变。这也是他们制造的谣言。”
此后，由于复辟之谣愈传愈广，全国反对复辟之声愈唱愈高，袁家走狗也认为不能置之不理，纷纷提请查禁。11月23日，袁发表了禁止紊乱国体邪说的申令。申令说：“参政院以讹言萌动，骇人观听，列举淆乱国体，离间五族，危害清室，惹起外交，酿成内乱，请查照新刑律内乱罪从重惩治，以弭祸患。又都肃政史、肃政史全体以邪说惑民，紊乱国宪，请明令禁止，并饬严拿治罪。又各省将军、巡按使先后以莠言乱政，害及国家，请饬各省从严惩禁……清孝定景皇后外观时势，内顺舆情，不忍以家天下之私，贻害万众……崇德隆轨，中外同钦……本大总统受事三年，心力交瘁，勉维救国救民为重，不得不力任其难……有人谬托清流，好为异论，不特为民国之公敌，且并为清室之罪人。惟本大总统与人以诚，不忍遽为诛心之论，除既往不咎外，用特布告中外，咸使闻知。须知民主共和，载在约法，邪说惑众，厥有常刑。嗣后如有造作谣言或著书立说及开会集议以紊乱国家者，即照内乱罪从严惩办，以固国本而遏乱萌。”
[1] 有人在这副对联下面添了八个字，上联添了“无分南北”四字，下联添了“不是东西”四字。
这道申令一发表，所有复辟派和前清遗老才知道他们撞了木钟，害怕因主张复辟而惹祸上身，于是有的闭门不出，有的仍回青岛、大连一带“避嚣”。劳乃宣正在兴致勃勃地由青岛走到济南，也吓得掉转头退回青岛去了。这种情况，和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一般西装革履之士，害怕犯有乱党嫌疑，因而深居简出，正是一个鲜明的对比。
这道申令发表后，各省将军、巡按使也都搔不着痒处，纷纷通电反对复辟。其中反对得最厉害的正是辫子军大帅张勋。他在电报中坚定不移地说：“国事非等于弈棋，政体岂同乎儿戏！”
关于查禁复辟谬说一案，究竟是真是假，内务部也弄不清楚，但既奉到批示，自不能不公事公办一下。他们检查了宋育仁的“还政清室”的谬论，认为“该员年老荒谬，精神瞀乱，但无着手实证，拟请递回四川原籍，交地方官妥为安置。”这似乎是一种“递解回籍”的处理，所不同的，不是交地方官严加管束，而是妥为安置。袁批：“如拟办理。”一面派人致送程仪三千元，并电令四川地方官按月致送休养费三百元，这就说明不是“递解回籍”而是“礼遣还乡休养”了。
11月30日，步军统领江朝宗派人到宋家执行“查办”。他派去的人不是如狼似虎的公差，而是彬彬有礼的秘书奚以庄；也不是捕捉犯人的囚车，而是一辆迎接贵宾的马车。到了统领衙门，江统领满面春风地说：“没有大不了的事，请宋先生写一份答辩书，好让本官拿去销差。”
宋育仁提笔写道：“劳乃宣著《共和正续解》，可采而有未洽，欲作一论驳其未能尽合而求其所以可行者……欲援《春秋》托王称公之义，定名大总统独称公，则其下卿、大夫、士有所统系。援《春秋》共奖王室之义，酌易‘待以外国君主之礼’为‘上国共主之礼’，朝会有时[1]。”这位翰林公写的不是答辩书，倒有点像政论，而且把笔锋轻轻一转，就把复辟论变为劝进表了。
江朝宗派奚秘书“护送”宋育仁上车时，他的亲知故旧纷纷到站送行，不少人请他书写屏联留作纪念，看上去又像衣锦荣归的退职大官僚。
[1] 指优待清室条件。
湖北段将军接到徐相国的密电，叫他对宋老特别优待[1]。12月3日宋乘火车抵汉口时，车站上备有四人大轿迎接，江岸码头备有专轮把他接到武昌城。根据递解回籍的规定，犯人沿途所经之处，须由警察机关管押，段不把他解往警察厅，却在清乡总公所辟一精室，款待这位贵宾。由于此案已在报纸披露，段不便公开拜访，乃以考察清乡成绩为名，到公所亲自问候。宋在武昌等候“官眷”等了八天，又有不少老知交前来拜访，经常车马盈门。清乡督办范守祐恐其招摇惹事，叫他移住武昌县署，并将解文示知，他竟破口大骂。到了四川，他有电质问袁说：“大总统礼遣还乡，何以内务部有解管字样？”袁即下令撤消了解管的处分。
宋育仁是王闿运的学生，任国史馆编修。由于宋案发生，湘绮老人才知道做官也不那么容易，于是写了一封信留给“慰亭老侄总统”，悄然离京南下，馆务交副馆长杨度代行。
袁发表了取缔复辟邪说的申令，清室大吃一惊，瑾太妃[2]派志锜到公府解释，袁派内史监阮忠枢代接见。志锜把劳的一封密折缴出来[3]，并声明外间一切复辟活动，均与清室无关。同时，请袁派员驻守清宫，查验出入门照，以免发生误会。
同年12月26日，袁与清室修订清室善后办法七条如下：一、清室行动与现行法令相抵触者，概行废止。二、清室文书改用民国纪元，不得用旧历及旧时年号。三、大清皇帝谕告及一切赏赐，但行之于宗族、家庭及其属下人等；对于官民赠给，以物品为限，所有赐谥及其他荣典，概行废止。清室所属机关，对于人民不得用公文、告示及一切行政处分；清室为民事上或商业上之法律行为，非依现行法令办理，不得认为有效。四、政府对于清室条例，专以内务部为主管机关。五、清室确定以内务府为主管皇室事务总机关。六、新编护军，专任内廷警察职务；慎刑司应即裁撤。宫内执事人役及太监等犯罪，其属违警范围者，由护军长官按警察法处分；其犯刑律者，送司法机关办理。七、清室所用人员，同属民国国民，应一律服用民国制服，并准其自由剪发，但遇宫中典礼及其他礼节，进内当差人员所用服色，得从其宜。
[1] 后来徐世昌任北京政府总统时，聘宋育仁为公府顾问，月支六百元。
[2] 清废后死后，袁以私人名义致函“大清醇亲王”（即载沣），请上瑾妃尊号为“端良皇太妃”，主持清宫事务。
[3] 劳乃宣的密折，建议溥仪向德国皇室求婚，立德皇威廉二世之女为皇后。他认为，德国陆军最强，如与德皇联婚，清室复辟不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