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对于“北洋三杰”的安排,一贯保持平衡发展,不让一人突出。王士珍发迹较早,退隐也较早,辛亥和议成立后,他即辞职回故乡正定县。于是冯、段二人成了袁在军事上的左辅右弼。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冯国璋外放江苏都督,段祺瑞留在北京任陆军部总长,主持全国军政。段在北洋派中的地位,就有仅居一人之下,而在众位将军之上的一种气势了。

段在清朝末年,担任过北洋武备学堂总办,北洋诸将多出其门。民国成立后,又久任陆军总长,与北洋军各级将领建立了长官与部属的关系。袁世凯猜疑成性,而段又是个自视甚高的人,按照这些情况,他在“三杰”中是最易招袁之忌的一人。但他深深懂得,袁对军权抓得极紧,从不放松一步,要在他的手下讨生活,就必须小心翼翼,奉命唯谨。他跟袁又有干丈人和干女婿的关系,内眷往来甚密。因此种种,他们二人始终能够保持良好的关系。

当然,一个自高自大的人,要他做一辈子的“小媳妇”是办不到的。自从帝制运动发生以来,袁的精力分散在外交、政治、财政等方面,无暇专管军事。段则随着职权的提高,对于用人行政,大事请命而行,小事不免自作主张。日子一久,袁就开始疑心他另搞一套。这种疑心一经有了萌芽,就很难不逐步扩大而形成两人之间的一道裂痕。于是袁段二人貌和心不和了。

陆军部次长徐树铮,江苏省萧县人,“其为人也小有才”,外间称为“段的灵魂”,是段最得意的门生和最信任的副手。袁则深恶其人,呼为“小扇子”而不名,经常想把他调开。一天又向段提及。段实在憋不住气了,他粗声粗气地回答说:“很好,请总统先免我的职,随后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1913年,袁克定到过德国,德皇威廉二世非常重视这位未来的中国皇太子,把他从前对清朝摄政王所讲的“强干弱枝”的理论向他重讲一遍。袁克定听得毛骨悚然。他回国后,向袁提出两项建议:一是迎接王士珍来京,代替段主持军事;二是在总统府内设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为全国最高军事机构,由总统亲自掌握。袁都同意了。

1914年春天,袁克定挂了专车,亲自到正定迎接王士珍进京。王表示安于山林生活,不愿再参加政治活动。袁克定说:“您不参加政治活动是可以的,难道不能到北京看看我的父亲吗?”这么一说,使王无法推辞,只得随同进京。

王士珍一到,袁立刻发表明令授为陆军上将,又下条子派为统率办事处坐办。统率办事处是同年5月9日成立的,由陆军、海军、参谋三部总长及大元帅所派军界元老组成之。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参谋总长黎元洪(次长陈宦代)均为当然办事员。袁所派的办事员为王士珍、廕昌、萨镇冰三人[1]。办事员每日均须到府办公。办事处成立后,袁就把全国军政大权总揽在自己的手里,陆军部名存实亡,段退为办事员之一,王则官居坐办,外间便有段已失宠,袁将以王代段之谣。

袁在清朝末年下野回籍时,以价值三十万元的府学胡同私宅赠给段,段在该宅辟有侧门与陆军部军需司走廊相通,经常由此门出入。统率办事处成立后,段即不到部,一切部务均交徐树铮代拆代行。有一天,袁向段查问一件公事,段茫然不知所答,半晌才回答说:“容我到部查明。”袁大声发话说:“怎么还待查明,你的呈文不是早已送来了吗?”段受了这场抢白,气得一连好几天不肯出门。

同年6月,袁下令改各省都督之名为将军,这是他打算削弱各省军阀兵权的初步尝试,上文已有说明,这里不再重复。

袁早有改造北洋派,另造军事系统的打算,但一时找不到适当的人主持新的建军工作。他虽召回了王士珍,但王并无大刀阔斧之才,不能担此重任。一天,他向府中内史夏寿田谈到这个问题。夏与杨度有同学同乡之谊,与袁也有世交。他任内史又是出自杨的推荐[2]。

[1] 廕昌在清朝末年即与袁接近,袁任他为公府侍从武官长及统率办事处办事中,有拉拢满清皇帝的一种作用。萨镇冰做过天津水师学堂监督,刘冠雄曾出其门。袁任刘为海军总长时,刘请改任萨为总长而本人愿居其次,袁未加采纳,因此任萨为统率办事处办事员以调剂之。

[2] 夏寿田字午诒,与杨度同为湖南湘潭县人,又同为王壬秋的门人。夏的父亲夏时曾任陕西巡抚。他每天按时到公,文思又很敏捷,深得袁氏倚重。

他每天下班后必到杨家吃晚饭,所以杨也知道了这件事情。于是杨入府见袁,推荐蔡锷主持建军工作。他说:“蔡松坡是当世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叫他训练新军,必能胜任愉快。”袁诧异地问道:“你说的是蔡锷?他不是梁启超的得意门生吗?”杨解释说:“师生关系不是牢不可破的,梁是康有为的大弟子,而现在康梁分了家。蔡松坡是个有雄心大志的人,如果总统结之以恩,使他能够实现其军国主义的理想,必将永矢忠诚,不负所托。”这些话恰恰说在袁的心坎上。他也是军国主义者,而他正是以功名富贵来收买人的老手。蔡锷早年在江西、湖南、广西三省办理军事干校,在云南训练新军,办得很有成绩,袁也早有所闻。如果蔡拥兵在外,独霸一方,袁对他是很不放心的,而把他留在身边做自己的军事幕僚长,不给以直接兵权,就有利于己而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隔了几天,袁又向夏寿田透露口风说:“人家都说我重视北洋团体,其实,我何尝有南北之见?如果南方人不反对我,我又何尝不可以重用他们?”夏未及回答,袁又深有所感地往下说:“你看,小站旧人暮气沉沉,华甫(冯)要到十二点钟后才起床,芝泉(段)老不过问部务,咱们北洋团体成了个什么样的团体!我想换一套班底来振作一下。如果蔡松坡靠得住,午诒,你就做他的帮手,帮助他搭起这个新班底的架子吧!”

又隔了几天,袁下条子派蔡锷为统率办事处办事员。一个士官生出身的新式军人,一个与北洋派毫无渊源的南方人,一个为袁所深忌而被召进北京来施以软禁的异派人物,能够打进袁家王朝的最高军事机构,这在当时是一件引人注目的大事。不久就有消息传出,袁打算先任蔡为参谋总长,以代从不到部的黎元洪,然后调为陆军总长以代桀骜不驯的段祺瑞。计划已定,明令正待发表,就有策士前来谏阻说:“要完全改造北洋派,解除北洋旧将的兵权,是办不到的。只能逐步地削弱他们的兵权,使之不能威胁中央,就算目的已达。用南方人主持建军工作也是行不通的,北洋派已经成了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北方团体,要在军事上有所改革,也只能用北方人而不宜用南方人。而且,改革军事是一件有关国家安危的问题,只能行之以渐,不宜操之过急。否则事变之来,可能不在将来而在目前。”袁从来就是个顾虑重重的胆小鬼,听了这种意见,觉得言之有理,从此他就绝口不谈用蔡锷主持建军工作的计划了。

但袁并未放弃其建军计划。在此以后,又是袁克定出主意,在统率办事处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一支模范军,由大元帅兼任模范军军长。将来把模范军的官兵逐步地分配到北洋各军去,就可以加强对北洋各军的控制,避免大权旁落。其实,这个办法并不新奇,就是清朝摄政王建立禁卫军而自为统帅,以便逐步地集中兵权于皇室中央的老一套。不过摄政王的目的,在于把这个皇族军逐步地发展起来,加强满族皇室对全国的统治力;而袁克定建议组织模范军的目的,在于削弱北洋旧将的兵权,实现中央军事集权,以利于袁世凯子孙世代相承的家天下。

袁虽赞成这个办法,但觉得模范军的目标太大,害怕引起反感,拟改军为师,随后又觉得模范师的目标也仍然太大,最后决定先成立模范团,然后逐步发展为模范师或模范军。他派王士珍为模范团筹备处长,直隶于统率办事处。

1914年10月23日,模范团正式成立,在北海设立团本部,袁自兼团长,以曾任赤峰镇守使的陈光远为团副;又在西城旃檀寺设立模范团办公处,以王士珍、袁克定、陈光远、张敬尧四人为办事员。十分明显,这是用北方人和北洋派主持建军工作的一种做法。为了防止大野心家搞宗派活动,所以只用北洋派的二三流角色来主持实际工作。

以前北洋军的军官来源是天津北洋武备学堂,模范团的军官来源则是保定军官学校和陆军速成学校。北洋武备和保定军官都是廕昌在清朝末年创办的。模范团成立后的第四天,10月27日,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学生举行毕业典礼,袁派廕昌为代表,发给学生文凭,每人赐军刀一把。用大总统的名义发给文凭,目的在于建立大总统与毕业生的师生关系。赐军刀则是仿照日本天皇用军刀赐给士官毕业生的办法。随后廕昌在毕业生中挑选了直隶、河南、奉天、吉林等省籍贯的学生280人为模范团中下士,其余均派回本省见习,一律免其“觐见”。被挑选的一色都是北方人,可见袁的南北之见还是很深的。

模范团的下级军官由北洋军各师中级军官抽派,士兵则由各师下级军官抽派。袁决定模范团分作五期训练,每期训练半年,可以产生四个旅的模范军军官,五期合计可以产生二十个旅的军官。换言之,在两年半之内,他可以建成模范军十个师,而全国北洋军合起来还不到十个师,届时袁的新军事基础将大大超过北洋诸将的实力,改造北洋派的工作就可以基本告成。

袁对模范军非常重视,无论他怎样忙,每周一定要亲自骑马来观操一次,召集军官训话一次。各级军官升级时,一定要到总统府向他叩头谢恩。被挑选到模范团的官兵,一定要举行效忠宣誓。1915年1月13日,模范团第一期全体团员到关岳庙宣誓,袁派廕昌前往监誓。誓词八条由团副陈光远宣读,条文如下:“服从命令,尽忠报国,诚意卫民,尊敬长上,不惜性命,言行信实,习勤耐劳,不入党会。誓愿八条,甘心遵守,违反其一,天诛法谴。”每读一条,全体团员一定要高声和之。以前袁在小站练兵时,新建陆军各营都供奉他的长生禄位牌。袁在北洋总督任内建立北洋各镇时,军官下操前教导士兵说:“袁宫保是咱们的衣食父母,咱们必须对他尽忠出力。”事隔十多年,袁还是用老一套办法来训练新军,以培养他的私人武力。

模范团第一期结业后,袁即公开成立“新建陆军督练处”,并用拱卫军的名称代替了模范军,建成了拱卫军步兵四个旅,炮兵、骑兵各一团,机关枪营、辎重营各一营。全部军火都是事前由德国购来的。此时袁既忙于筹备帝制,又忙于应付外交,实在无法分身,所以模范团从第二期起改由袁克定任团长,陆锦任团副;并挑选了一批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与各师下级军官配合训练。由于学生的军事基础较差,所以第二期结业后,只能成立拱卫军两个旅。第二期结业不久,袁即倒台身死,模范团停办了,拱卫军的名称也就随之而消灭。第一期成立的步兵四个旅,改编为北洋军第十一、十二两师,师长为李奎元、陈光远。第二期成立的两个旅,改编为北洋军第九师,师长为陆锦。这些都是后话。

袁世凯父子建立模范团和拱卫军,正跟清朝摄政王建立禁卫军一样,加深了反动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并未取得加强中央集权的预期效果。

袁在建立模范军的同时,还加强了对全国各方面的特务控制。袁所用的各省民政长官,大多为高级政治特务,除用以镇压人民群众和国民党人而外,还用以监视各省将军和高级将领,遇有可疑的言论或行动,随时向袁密报。如用金永监视阎锡山,用屈映光监视朱瑞,用龙建章监视刘显世,用王祖同监视陆荣廷,用任可澄监视唐继尧等。这些监视别人的人,自己也是被人监视的人,如以乙监视甲,同时又以丙监视乙等等。此外还有利用两个人使之互相监视的另一套。北洋派相传一件故事:一天,张勋到南京与冯国璋相见。他多喝了几盅老酒,酒后吐露真言说:“老头子打了个密电来,叫我调查你的行动。”冯不慌不忙地说:“是吗?”他也从案卷中抽出一张电报来,递到张勋的手里,说道:“这就是老头子叫我注意你的行动的密电。”

北洋派还纷纷传说,自从赵秉钧被毒毙以来,引起冯、段离心,诸将解体,就是杀人不眨眼的大特务陆建章,也不免心惊肉跳,坐卧不宁[1]。他私下对所亲说:“我们参与老头子的机密大事太多了。这些见不得人的事情,老头子总有一天要消灭痕迹。他做了皇帝,我们随时都有身首异处之危。”

袁对于既非北洋派又非国民党的各省杂牌军阀,往往叫他们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北京来,挂上个“公府武官”的头衔,表面叫他们学习武官仪节,扩大眼界,积累经验,以备将来继承父业之用,实际上这是自古以来所常见的“以子为质”的办法。

前面讲过,自1913年至1914年,段祺瑞是袁氏父子主要的怀疑对象。1915年春天,陆军部发生了一件茶役埋藏炸弹的疑案,日本报纸首先揭露,指为谋杀段氏的政治阴谋。此案虽无实证,但在袁、段两人的关系上,又投下了一道不可磨灭的阴影。

这一年5月间,正当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交涉的时候,陆军部不先不后上了一道呈文,请求增加部员薪金。袁亲笔朱批八个大字:“稍有人心,当不出此!”

袁政府对日屈服后,袁克定公开向人表示:日本提出最后通牒时,老头子问过段总长,可否武力抵抗?段总长回答得很干脆,如果发生战事,三天之内可以亡国。袁克定感叹地说:“陆军如此无用,总长所司何事?这就是政府不得不接受日本条件的全部原因。”又把签订卖国条约的责任,轻轻推到段的肩上,真是一出狗咬狗的丑剧!

由于袁氏父子对段的压力一步紧似一步,段不得不以“养病”为名避居西山,不久提出辞呈。袁还假惺惺地予以慰留。到5月31日,才派王士珍署理陆军总长。袁用大总统名义发表命令,赐段人参四两,医药费五千元,说什么“遇有要政,仍须人府商议”。同时,却又指使肃政厅弹劾徐树铮购买外国军火浮报四十万元,6月26日免去其陆军次长的职务。

日本报纸继续揭露袁段两人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段因身处笼中,不得不于8月3日通电辟谣。电报说:“二十年前,大总统在小站练兵时,祺瑞以武备学生充下级武秩,与大总统素无关系,乃承采及虚声,立委为炮兵统带,升任统制。及大总统还山再起,祺瑞复见任湖广总督、陆军总长等职。以大总统知祺瑞之深,信祺瑞之坚,遇祺瑞之厚,殆无可加,是以感恩知遇,数十年如一日。分虽部下,情逾骨肉。近数年来,祺瑞因吐血失眠,吁请息肩。乃包藏祸心之某国报纸,以挑拨离间之诡计,直欲诬祺瑞为忘恩负义之徒,甚至伪造被人行刺之谣,更属毫无影响。不得不略表心迹,以息讹言。”其实,段并无吐血失眠之症,这个电报正像“此处无银三十两”,更加证明谣言不为无因。8月29日,袁正式批准解除段的陆军总长,叫他留任统率办事处办事员及管理将军府事务两职。

[1] 陆建章曾任广东高州镇总兵,辛亥年弃职北归,任北京军政执法处处长。

袁在收拾北洋旧将的同时,对西南地方军阀也不轻轻放过。袁自打败国民党后,北洋军的势力伸入到长江流域,只有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五省还是地方军阀的势力范围,袁没有力量一口吞下。广东龙济光早已附庸于北洋派,而且镇压广东人民有功,袁对他比较放心,广西陆荣廷出身绿林,与龙有亲戚之谊,看来暂时也不会发生意外。袁最不放心的是川、滇、黔三省留下一个相当大的缺口。在他黄袍加身以前,必须填补这个缺口,以纾西顾之忧。

1915年2月20日,袁任命陈宦会办四川军务;并在北洋军中抽调李炳之、伍祯祥、冯玉祥[1]三个混成旅随同陈宦入川。这是袁先取四川然后再取云贵的一个重要步骤。陈不是北洋派嫡系,袁为什么派他带兵去打头阵呢?原来,陈在清朝末年主持过四川和云南两省的军事教育,两省的高级军人大多出自其门,派他收拾西南,比较人地相宜。陈在名义上是参谋部次长,但因黎元洪是个挂名不到部的总长,一切部务都由他负责处理。袁对全国军事采取分区分组的办法,指定专人负责,陈分得的是西南组,凡与川、滇、黔三省有关的军事问题,都由他负责研究并提出意见,而他所提的意见,往往适合袁的胃口。陈虽不是北洋派嫡系,但对袁忠心耿耿,早已成为袁身边不可缺少的军事智囊

当时袁家朝廷有一种特定仪式,凡高级军官受委或离京赴任前,都必须到总统府觐见、请训并磕头谢恩。陈宦带领三个旅长到府举行了这种仪式。陈在启程之前,又单独入府请袁面授入川机宜。袁想了一想说:“别的事情都用不着我再吩咐了,有一件小事你可注意一下。四川自古以来号称天府之国,明代藩王的殿址仍然存在,你此去很好地整修一下,也许将来我叫芸台[2]到成都来。你去跟芸台一谈。你们当作自己的弟兄看待。也许将来我叫你负更大的责任。”

[1] 冯玉祥字焕章,安徽巢县人,清末到小站投军,逐步升至第六镇管带,后又转任第二十镇管带,驻防奉天,因参加滦州起义被撤职。由于舅父陆建章的保举,不久又恢复了营长的职务,并升至第十六混成旅旅长,驻防廊房。

[2] 袁克定字芸台。

陈遵照袁的意旨,到卍字廊去看袁克定。哪里晓得,那位“皇太子”的眼睛生在额角上,区区一省军务会办,不在他的眼下。陈搭讪着谈了几句话,待要退出来,忽然看见袁的一个老苍头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叫道:“大爷,总统传下话来,叫您跟陈大人换帖拜把子。”袁克定立即改容叫“二哥”[1],并且亲亲热热地请他坐下来畅谈。这本来是袁拉拢人的一种手腕,过去叫袁克定跟汪精卫拜把子,袁克定叫“四哥”[2]也叫得非常亲热。陈问及袁克定的兄弟行,袁克定把眉头一皱,鄙夷地说:“甭提了,他们都不是成材的料子!”

一省军务会办,在偌大北京城里,不算威风神气的人物。但是,陈宦乘火车南下的一天,北京文武长官都到车站送行,汽车排成了一字长蛇阵,沿途军警林立,荷枪实弹,戒备森严,月台上和铁路旁都站满了密密麻麻的军警和欢送的人群。除了孙中山和黎元洪到京时而外,不曾见过这种热闹的场面。3月12日火车到汉口大智门站台时,湖北文武官吏排队热烈欢迎。18日彰武上将军、督理湖北军务段芝贵,会办湖北军务王占元,特备大红请帖,并派专轮到汉口,把陈宦和他的随员接过江来,款以极其丰盛的筵席。陈宦换乘轮船于24日过沙市,26日到宜昌。每过一个码头,岸上都放礼炮表示隆重欢迎。

船过巫峡时,陈不禁想起了20年前搭臭鱼干船到四川的往事。他出身于湖北安陆县的一个农家,家中有母亲和哥哥二人。哥哥嫌他读死书不肯参加劳动,曾用铁器打他的头,打得他晕厥过去。后来他离开故乡,在武昌住过自强学堂,在北京住过南学,会考中过拔贡,又改行进过武备学堂。他有一个叔祖父名叫陈学棻,曾经做过学部尚书,把他荐往河南林学政处,林叫他代阅考卷,每月给以膏火银十六两。1904年考期既过,他回故乡探望母亲,因为他曾发誓不吃哥哥的饭,只得在古庙安身。这时候,忽然有人汇来八百两银子,汇款人是他一面不相识的四川总督锡良。原来,林学政跟锡良很有交情,锡良正在从各方面物色军事人才,林就把他荐过去,事前并未告知他本人。他把七百两银子留给母亲和哥哥,自己携带一百两,搭了一条臭干鱼船到四川去。他到成都落栈后,即往总督衙门挂号。第二天晚上,有一个陌生人前来拜访,交谈之下,他才知道此人正是鼎鼎大名的锡制军。过了几天,锡良派他担任四川讲武堂总办。1909年,锡良调任东三省总督,陈宦又随同前往,主持训练新军工作。一天,他上总督衙门,门卫忽然打开中门迎接,吓得他战战兢兢,不敢举步而入。随后知道,锡良打算保举他为新军统制,因为资格不够,所以代他出资捐了个四品京堂,不久即保举他为新军第二十镇统制。锡良还怕他资历不够深,又派他出洋考察德国陆军,回国后任为奉天清乡督办。陈宦受到这种“特达之知”,真是出于意外,而锡良在每次提拔他之前,从不透露口风,这种作风在当时的官场中也是绝无仅有的。这些往事,历历浮上心头,而今天他又踏上了到四川的征途。他在船上写了一首感怀诗说道:“二十年前事,追思亦怆神。有门常闭雪,无甑可生尘。世难惊奇险,家贫累老亲。回首望乡国,嗟予又西征。”

[1] 陈宦排行第二。关于陈宦的资料,主要由胡鄂公提供。

[2] 汪精卫在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四,所以又字季新,是最幼的一个。

那个时候,四川巡按使陈廷杰因“丁艰”[1]请假,职务由财政厅长刘莹泽代行。陈宦到成都不久,5月1日袁即下令任为四川巡按使。6月22日,袁又调成武将军胡景伊“入觐”,派陈宦兼任成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不到半年功夫,给以三次提拔,袁对陈宦的恩情也不亚于锡良。从此四川纳入了袁的势力范围。

陈接事不久,即派大批员工修建皇城,自己经常亲自前去监工。幕僚们问他为何经营此种不急之务。他说:“我是替老大(袁克定)当差的,如果将来他被封为蜀王,不能没有一个气象雄伟的王府。”别人又问他:“太子要留在北京城,怎么会外封为藩王呢?”陈说:“我看老头子有立爱不立长之意,可能要把储位留给老五(袁克权)。”那人又问:“如果四川有一个蜀王,将军将往何处去?”陈沉思有顷说:“我从前由四川到云南,我的命运就像走马灯一样,将来还会走着那条老路。我的任务是做他们的开路先锋。”[2]

袁派陈宦率领北洋军入川,不过是他填补空白点的第一步,下一步还将派兵占领滇、黔等省,驱逐地方军阀,以便造成清一色的袁家天下。这种情况不但陈宦已经一语道破,就是西南各省军阀也都一目了然。四川前任将军胡景伊并非国民党人,对袁也很恭顺,只因他是杂牌出身,也被一脚踢开。因此,西南各省地方军阀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即使对袁百依百顺,也不能取得信任而终于不免有被逐下台的一天。

[1] 官吏如逢父母之丧,必须辞职守制,叫作“丁艰”或“丁忧”,袁政府把清朝的这种制度沿袭下来。[2] 关于陈宦的身世,由陈的机要秘书胡鄂公、邓文瑗提供。陈离京请训时,袁曾告以拟派袁克定到四川,陈误会其意,以为袁将外封袁克定为蜀王,改立袁克权为太子,其实袁并无此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