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幕：国务院变为政事堂，内阁总理变为国务卿。
1913年7月，袁世凯派吴笈孙到青岛，迎接徐世昌来京，徐氏欲行又止。这一年12月13日，北京举行所谓德宗帝后崇陵奉安典礼[1]，一时散居各地的遗老旧臣，纷纷号泣躄踊而来，俨然还是当年“国丧”[2]气象。有一位遗老也偷偷摸摸地厕身其间，此人就是徐世昌。有人问他：“你的老朋友新近当选为正式大总统，并且在就职的一天，发表命令授给你勋一位。这是民国最高的荣誉。你是为看老朋友而来呢，还是为接受勋位而来？”徐淡然回答说：“我此行是来参加先帝的移灵典礼的。也许顺道看一下老朋友，表示祝贺之意。我有三个不字：一不受勋，二不剪辫子，三不做民国的官。”
1914年2月，徐的门生王揖唐[3]奉袁之命来到青岛，又一次迎徐前往北京。徐开始还是表示不愿去，经过再三劝驾，才觉得情不可却，于3月29日重作北京之游。
4月13日晚，袁世凯在瀛台设宴为徐洗尘，陪客有副总统黎元洪，代理内阁总理孙宝琦，政治会议议长李经羲，约法会议议长孙毓筠，公府秘书长梁士诒等。酒酣耳热之余，袁把话题渐渐引入到请徐出山共同救国的问题。徐谦逊不遑，表示无意为出岫之云。宴后袁又派孙宝琦、段祺瑞二人代往劝驾。这位“三不先生”觉得不好意思再推了，这才无可奈何地回答说：“好吧，我就姑且出来过过渡，帮帮老朋友的忙吧！可是有两件事情先得讲清楚：一是我不接受民国的官僚，二是请他随时物色替人。”
[1] 德宗是光绪的谥号。陵是帝后坟墓的代称。帝后下葬称为奉安典礼。
[2] 君主专制时期，帝后死亡称为国丧，人民均须服丧，并于是日停止一切庆典宴会，违者以大不敬论。
[3] 王揖唐是王赓的改名。
老朋友肯出面来帮忙，使袁大为高兴。他本来在公府遐瞩楼办公，为尊重老朋友起见，特地把这个地方腾出来设立政事堂，自己搬到同在一个院落里的春藕斋去。袁于公事之余，经常踱着方步到遐瞩楼跟老朋友聊天，依然30年前剪烛西窗情味。徐在前清官至协办总理大臣，人们尊为“相国”，袁叫手下人仍以相国相称。徐到任刚满一个月，袁就忙不迭地叫主计处人员在自己的交际费项下拨出四千元送去，并且声明这笔钱是老朋友的赠款，不是民国的官俸，所以这位相国也就受之无愧了。
袁任徐世昌为国务卿，有两个人暗中叫苦：一个是李经羲，此番他到北京“跳加官”[1]，是为斗大相印而来，不料袁看中了另一老朋友，使他大失所望；一个是杨度，他早以新朝宰辅自居，没有想到他的主公不走维新之路而从故宫博物院中把这件老古董搬了出来，把他的好梦吹散。在此以前，袁经常召杨到公府密谈，每每谈到深夜，就叫他在纯一斋下榻。自徐拜相的一天起，他即绝迹不至纯一斋，却经常流连于八大胡同灯红酒绿之场[2]。
政事堂设有左右丞二人，左丞为袁的智囊杨士琦，右丞为徐的心腹钱能训。左丞的权力最大，能够随时跟总统直接打交道，府中上下称为“左相”。此外分设机要、法制、主计、铨叙、印铸五个局。机要局等于总统府的办公厅，综合各部情况，径呈总统处理；局长为袁的老幕友，“苏州才子”张一麟。法制局由法制股扩大组成，其任务为制定法规、法令，对外用约法会议之名公布；局长由法制股主任施愚升充。主计局处理有关财政事务，局长不详。铨叙局掌管人事，局长前为夏寿康，后为张元奇。印铸局掌管公文盖印发布，局长为袁思亮。另以吴笈孙为政事堂司务所所长。总统府忽然出现了“国务卿”，而担任国务卿的就是前朝相国徐世昌，这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呢？而且，徐相国上任不久，就逢到端阳佳节（公历5月29日），相国换了一套朝服，戴上红顶花翎，乘坐肩舆到清宫，以大清朝太傅的身份向溥仪叩头贺节，并且参加了清室的节宴。
徐上台后，复古之风大盛。袁、徐二人研究之下，觉得清朝的一切旧东西，包括规章制度、公文程式、官场仪节以及生活习惯，等等，都远比民国为优。因此他们一揽子地把这些旧东西都恢复起来。
[1] 往日京剧开场前先有一人出场，身穿蟒袍吉服，戴上假面具，手舞足蹈，而不声不响，展示“天官赐福”、“如意吉祥”等绸缎绣金的字轴向台下观众表示祝贺，称为跳加官。
[2] 往日北京妓院集中在前门外百顺胡同、韩家潭胡同一带，其地称为八大胡同。
早在新约法公布前，袁仿照前清摄政王兼摄全国陆海军大元帅的成例，将公府内的军事处扩大[1]，成立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这是袁总揽兵权的一项具体措施。
公府官制也有所变更，将原有的秘书厅、军事处、外务处、财政处、总稽核处、护卫提调处扩大为内史、承宣、军事、交际、顾问五厅及侍卫处。秘书改称内史，秘书长改称内史监。秘书长梁士诒外调为税务处督办，以副秘书长阮忠枢升任内史监，并提升秘书曾彝进、王式通二人为副内史监。各厅均设有监、少监、丞、郎、舍人等不同的官职官阶，这些都是清朝官制中旧有的名称。顾问厅网罗前清大官僚、民国新贵以及全国知名之士，收买国民党的变节分子和投机政客。顾问月支数百元至一千元，由袁亲自批定。顾问下还设参议、咨议等闲职。
袁经常召集各部人员举行“谒见礼”。各省简任级以上大员，除由大总统明令“免予觐见”者外，均须“觐见”大总统后才能走马上任。在大总统命令中经常有“觐见”、“存记”这类稀奇古怪的字眼。所谓“谒见”和“觐见”都是“陛见”的代称。清朝公文中有一种封交各省督抚的“廷寄”，是皇帝指示机宜或提供参考的机密文件，袁也继续采用，改其名为“封交×省×督”。以上这些，都是总统皇帝化、命令上谕化的具体措施。
除国务卿为变相的军机大臣而外，还成立司弹劾的肃政厅和司审理的平政院，显然又是清朝御史台制的复活。各省民政长可以直接向总统提出呈文而无须有关各部转递，各部总长无权干预各省行政，这也是清朝官制中所规定的各省督抚与各部尚书、侍郎平行，督抚得单衔上奏的翻版。对于上下级和平行机关的行文往来，也规定了一套公文格式，各省都督对政事堂、参谋部、陆军部行文一律要用呈文，但是直隶都督对这些机关行文都用咨文，这也是从清朝官制中吸收下来的，清朝的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位在各省总督之上，与军机处平行。
徐上台后，他的打泡戏是叫全国各级文官呈送履历时，必须将前清官衔列入。5月23日，各省民政长改名为巡按使，各省观察使改名为道尹。
以前孙中山任临时总统时，通令禁止“大人”、“老爷”等称呼，有官职者一律以官职相称，无官职者一律互称为“先生”或“君”。袁、徐当权时期，大人、老爷之称复活。袁命陆军部通令全国军事机关，无论公文、私函或口头上一律不得称呼先生。
[1] 袁任临时总统后，在公府内设立军事处，以陆军总长段祺瑞兼任处长。
前清官场中有一项很特别的规矩：客来泡茶，主客各有一盅，但是彼此都不得饮茶；当主人双手捧起茶盅来作饮茶状的时候，当差的就大呼“送客”，客人必须立即起身告别，否则就是不懂得官场礼节，就会闹笑话。徐世昌接见宾客时，首先恢复了端茶送客的礼节，于是上行下效，全国各机关一致仿行。
6月30日，各省都督一律改称将军。7月28日，公布了文官官秩令，文官分为九秩，特任官有上卿、中卿、少卿三秩，简任官有上大夫、中大夫两秩，荐任官有少大夫、上士两秩，委任官有中士、下士两秩。但也有少数例外，有些简任官被授为少卿，荐任官被授为中大夫，委任官被授为上士，如此等等。袁把官与秩分开，全国大小文官有的有官有秩，有的有官无秩，有的有秩无官。有秩无官的一类，也就是从清朝“记名提督”、“候补侍郎”之类的虚衔模仿而来的。
袁又公布了国玺条例，将国玺分为三类：一为中华民国国玺，用之于国家大典及与外国交换国书；二为封策之玺，用之于册封、颁授爵位；三为荣典之玺，用之于授勋。
关于新约法中所规定的颁授爵位的问题，曾任政治会议秘书长的顾鳌上了一个条陈，主张恢复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他认为，中国列朝颁授爵位，除王位最高外，还有五等爵位，大总统既有颁授爵位之权，不应限于王、公两级。受封的对象也不应限于世袭王公，其他非世袭而对国家有特殊贡献者，也应享受此项权利。更不应限于满、蒙、回、藏四族，汉族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组成部分，如无受封爵位之权，岂非以主体民族反而处于不平等地位！袁看了这个条陈，连连点头称赏说：“理由非常充足，应当重行研究。”即命法制局拟具具体条文，以便提交参政院讨论。
袁世凯耍的这些戏法，被各省北洋军阀看在眼里，他们都能心领神会，并且推波助澜地把复古运动从一个高潮引向另一高潮。他们对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鼎立”的制度，早已心怀不满，特别是司法脱离行政而独立，认为有损官威。安徽都督倪嗣冲首先呈请裁撤全国各级司法机关。袁亲笔朱批[1]说：“省级以上司法机关尚须保留，省级以下可先裁撤。”1914年4月5日，袁以总统命令裁撤县级司法机关，以县知事[1]兼理司法。此令一下，县太爷坐堂审案的制度又恢复了。但是这样做还不足以显示官威，不久又把打屁股的肉刑也恢复起来。同年11月6日，司法部公然颁布《易笞条例》，规定凡犯奸非、和诱、盗窃等罪，处3个月以下徒刑或百元以下罚金，犯人为16岁以上、60岁以下之男子，均得易以笞刑。其实，早在恢复肉刑和公布《易笞条例》以前，除军事法庭公然使用种种酷刑而外，民政部门也不乏非刑逼供之举。例如：河南省有一位知县名叫郑寿彝，每次审案，均用点燃的香烧炙犯人的背脊骨和两腋，烧得犯人皮焦肉烂，惨声呼号，因此有“活阎王”之称。1914年他调任湖北省襄阳县知事，一天坐堂审案，犯人王某不待动刑，即满口招认。郑嘉奖地说：“你倒是个硬汉子，不像别人百般抵赖。”犯人苦笑一声说：“小人久仰大老爷的威名，不招也是死，招也是死，早招落得便宜。”
[1] 袁对重要公文，均用红笔亲写处理意见，称为朱批。
自从民国成立以来，教育制度有所改革，教科书上也出现一些鼓吹民权和宣扬共和的内容，不少军阀看了颇不满意。河南都督张镇芳首先呈请停办国民小学。参政院成立后，参政程树德递了一道密呈，主张恢复科举制度。袁亲笔朱批：“交教育部采择施行，并邀程参政面议。”此项消息被报纸批露后，引起北京教育界的极大愤慨，纷纷口诛笔伐，吓得这位参政半夜里去见教育总长汤化龙，自请撤销提案，并讨回了这个密呈。
其实，科举制度虽未恢复，考试制度却早已盛行。自1914年至1915年，先后举办过县知事考试和留学生考试。对于高级文官和参政院参政，袁也出题考试过一次，题目为《国家与政党孰重》。因此，各地书商纷纷编印《应试必读》和《投考指南》等书，无不销售一空。
1914年举办县知事考试时，闹了一个笑话。应考资格规定为法政学堂毕业生或曾任知县或有同等资历者。考试分为初试、复试、口试三个步骤。发榜时，被录取者几乎无例外地都是老态龙钟的前清县太爷，凡由学校出身的青年学生，均在口试一关被刷掉。于是落第考生联名质问大主考朱启钤[2]说：“学生等均以未曾做过前清十年亡国大夫，年龄未达50岁，离死期尚远，竟不能邀口试委员之青睐而概遭摈斥……为此请求政府大发慈悲，将第一项资格删去，以免后来者再受其骗，寒士幸甚！”
[1] 县知事即知县，后称县长。
[2] 文官考试以内务总长为大主考，朱启钤是当时的内务总长。
在一片乌烟瘴气的复古运动中，正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一齐出现。甘肃都督赵惟熙曾经呈请恢复谥法。这个问题与恢复五等爵位有关，因为民国以前的历朝制度，除皇帝死后应当恭上谥号而外，其他王公大臣也由皇帝批准赐谥；但在恢复爵位问题未解决以前，如果恢复谥法，赐谥对象漫无标准，因此袁对这个建议无可无不可，提交政治会议讨论。袁认为公开恢复谥法尚非其时，但可提倡“民间私谥”[1]，以免立德、立言、立功之士，身后湮没无闻。政治会议即照袁的意见通过。其实，当时已经倒台的清朝皇帝，对于死去的遗老旧臣，经常在小朝廷里发表上谕赐谥，不过民国总统尚未依样画葫芦而已。
赵惟熙身为民国都督，仍然不肯剪掉辫子，并且禁止甘肃人民剪辫，临时参议院曾经提出质问。不过，政治会议议员、约法会议议员以及参政院参政，其中脑后垂辫者大有人在；而长江巡阅使张勋，所部二万余人一律都保存辫子，所以赵的一条辫子也就不足为奇了。关于辫子的问题，孙中山任临时总统时，曾经通令全国人民一律剪去，否则停止其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袁下令取消此项禁令，允许人民有剪辫子或不剪辫子的自由。这对宁死不愿剪辫子的遗老、遗少们是个很大的“德政”。
袁政府的文武官吏，都觉得民国官吏不如清朝官吏的威武尊严，如部长不如尚书，都督不如督抚，等等。于是有不少都督恢复了传人用令箭、行程用滚单、上衙门递手本、见上司行跪拜大礼等前清的排场和制度。桐城县长某用名片去见倪嗣冲，当面大受申斥，骂他目无长官。琼崖道尹王寿民呈请恢复清朝仪仗，如金鼓牌伞、日照执事、大号四轿等，广东民政长李国筠批示准行。其实，在那个时期内，各省地方官出衙时乘坐绿呢大轿，前呼后拥，鸣锣开道，卸任时勒令地方绅民建立德政碑，恭送万民伞，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还有一些地方公然恢复了清朝官吏回避本籍、丁忧守制的制度，民国官吏与清朝官吏已经看不出有何差别了。
关于复古运动的遗闻轶事，如果继续写下去，可以写成一部洋洋洒洒的《袁朝复古记》。为节省篇幅起见，着重介绍一些与当时大局有关的政治情况。
[1] 封建时代，凡非达官贵人而为地方上所谓“清才硕德之士”，不能由皇帝赐谥者，得由地方人士公议谥号，此项谥号称为私谥。
1914年6月20日，袁下令成立参政院。根据新约法的规定，立法机关采取一院制，定名为“立法院”。立法院未成立以前，由参政院代行其职权。参政院成立之日，政治会议宣告结束，但是约法会议因为“造法”尚未完成，仍然继续存在[1]。参政院参政73人全部都是袁所派选的，其中有不少前清遗老和达官贵人。事前，他写了不少的亲笔信，派人分往大连、青岛一带，邀请这批老古董出山“救国”。信上写道：“共和宣布，系政体之更易，并非清室之已亡。望勿以此芥蒂于怀，同出匡济，以救国家之危。”可笑的是，自从清朝灭亡后，这些遗老旧臣一个个如丧考妣，纷纷遁往海滨托庇于外国人，誓不食民国之粟，服民国之服，如今听说徐太傅做了相国，袁宫保又请他们出山救国，他们却又恨不得胁生双翅飞到北京来。在这批被邀请的名单中，袁的旧政敌瞿鸿禨也在其内。有人怀疑他未必惠然肯来。其实，他事前就知道新朝有了这件好事，特地派其夫人到北京面谒袁夫人于氏，央求加上他的一个名儿，岂有不来之理。
除清朝遗老而外，被指派为参政的还有官僚政客、变节党人以及袁家谋臣策士梁启超、杨度、孙毓筠、梁士诒、严复、刘师培等。袁选任副总统黎元洪、进步党人汪大燮为参政院的正副院长，进步党人林长民为秘书长。前文说过，袁选派前清大官僚李经羲为政治会议议长，老同盟会会员孙毓筠为约法会议议长，如今又选派“首义元勋”和立宪派名流为参政院正副院长和秘书长，这些都不是他的私人。那么，他完全可以推卸责任，从政治会议到参政院，变出来的一切戏法，都是与他无干的。
这个时候，黎元洪已经看出他的亲家翁是个善于变戏法的政治魔术大师，而参政院就是由总统变皇帝的最后一个舞台。如果本人也串上一角，岂不将由“开国元勋”变为叛国小丑？而且，做了叛国小丑又有什么好处呢？他深深知道这位亲家翁是个转眼不认人的杀人魔王！他一贯在不同的时期使用不同的工具，当某一工具失去其效用的时候，他就一脚踢开甚至一刀宰掉，因此他越想越觉得不寒而栗，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屡次请求出国游历，或者回籍省亲。可是，袁也想到：如果让这位亲家翁离开北京，等于放虎归山，今天这个手中的俘虏，明天可能变成可怕的敌人。因此总是用好言好语留住他，暗中却派人加以监视。黎既无法破壁飞去，他就装聋作哑，不言不笑，如同辛亥年被革命党人把他捉出来迫他造反时的情景一样。
[1] 约法会议至1915年3月18日才告结束。
参政院成立后，袁究竟要参政诸公参什么政，可以先讲一件故事来说明。1914年3月11日，四川城口县知事罗本持恭上条陈，请于修改约法时，将大总统任期改为终身制，“以弭战祸而救危亡”。袁阅后勃然大怒，正待亲笔写命令惩戒这个胡说八道的糊涂官，就有一位策士从旁提醒说：“如此一来，岂不令人灰心短气？”袁立即回嗔作喜，除将这个条陈发交政府公报登载外，并通电各省都督民政长，命其陈述意见。事隔半年，这个条陈就不是胡说八道而是“先知先见”了。这一年7月，美国“客卿”古德诺写了一个说帖，指出总统选举法是以国会为选举机关，现在国会已不存在，而且新约法采取一院制，今后国会的两院制（参众两院）也不存在；总统选举法规定大总统、副总统均因故不能行使职权时，由国务院代行总统职权，新约法对中央官制有所改革，国务院也不存在，因此这个选举法已不适用，有加以修改之必要。袁把这个说帖发交参政院研究讨论。
8月28日，参政梁士诒提案修改1913年10月5日公布的总统选举法，其理由就是古德诺所讲的一套，当经参政院通过，咨请袁提交约法会议修改。于是约法会议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内分考之于古、证之于今、求之于外、征之于内的四大点。文章写道：“元首更替，为国本安危所系……本会议以为，议定此等根本大法，必须博稽中外、上下、古今，然后足以按切国情，不背事势……我国唐虞之际，世号中天，高揖让之风，开传贤之局，此东方共和之先例，亦国家郅治之隆仪……向使继起之贤，不由先朝推举，则人民一得之见，必不能真为国家得人……上年武昌起义，九夏沸腾，幸前清本天下为公之怀，行为国择人之计，特选贤能，授以全权组织共和政府，遂能统一南北，奠定国基……南美共和各国，每遇选举之年，辄有国内战争之局……往者赣宁之乱，亦以竞争政权为丛祸之府……若不易辙改弦，将经一次之选举，即起一次之兵争……本会议细加讨论，以为此次修正总统选举法，宜注意共和之精神，而不可概袭共和之形式；宜参稽本国之遗制，而不宜徒附外国之繁文。”接下去，他们就把总统选举法修正后的条文记录下来：（1）大总统任期定为10年，并得连任。（2）继任大总统应由现任大总统推荐合于资格者3人，预书于嘉禾金简，钤盖国玺，藏之金匮石屋，备有钥匙三把，由总统、参政院长、国务卿分执其一，平时不得擅自开启，须在选举前取出交与选举会，由选举会选举其中一人为总统。（3）大总统选举会应以参政院参政及立法院议员各选50人组织之。（4）每届选举之年，如参政院认为政治上有必要时，得为大总统连任之决议而不举行选举。（5）总统资格，以年满40岁并在国内居住满20年者为限。（6）副总统亦由现任大总统推荐3人，其当选资格与大总统相同。最后，他们还写了一个结论，认为：“目前急务，莫如图治，其次则为图强，然皆非政府有百年不拔之基，不惟不能图强，抑且不能图治。”
12月29日，袁以总统命令将约法会议的这道咨文全文公布出来。这道咨文的种种谬论，人人一望而知，这且不必深论。值得注意的是，总统任期10年，连任不受限制，而选举总统的参政院参政和立法院议员，又都是袁一手所指派的，或者是指派后通过选举的形式而产生的，袁当然有绝对把握联选联任而成为终身总统。而且，参政院认为有必要时，可以通过表决的形式决定总统连任而无须进行选举。请问：古今中外几曾有过这样一种总统选举法？而更荒谬的是，下任总统须由现任总统推荐3人，总统选举会不能在3人之外另有选择。那么袁就可以在嘉禾金简上预先写好袁克定、袁克文、袁克权的名字，选来选去都是他的儿子，这样，岂不又由终身总统制进而变成袁家的世袭总统制？总统可以世袭，这又与皇帝有什么区别呢？其实，这个选举法也不是无所本的。清朝皇帝的立储法，曾经有过这样一种规定，由当今皇帝把嗣君的名字预先写好，封在匣内，藏在正大光明殿的匾额后，一朝皇帝晏驾，就把匣子取下来查明所写何人，而奉以君临天下。由此可见，袁的戏法变来变去，总不离乎前朝封建专制的窠臼。
袁在政府方面大变戏法的同时，还在其他方面配合进行。由于历朝皇帝每年都要举行祀天、祀孔典礼，袁认为此礼万不可废。所以早在这一年年初，即将祀天、祀孔两案提交政治会议讨论。他打算在农历甲寅年元旦（正月初一）这天，用古代衣冠和跪拜大礼到圜丘举行祀天典礼。议员孙毓筠建议，祀天应以天坛为祭所，冬至为祭期，冕服为祭服，跪拜为祭礼，政治会议照此通过。9月28日，袁在孔子诞辰举行了祀孔典礼。12月20日，袁发表祀天的命令说：“特牲之篇，著仪于戴记；圜丘之制，辨位于周官。钦若昊天，亭毒万物，粤稽古训，祀事孔昭。改革以来，群言聚讼，辄谓尊天为帝制所从出，郊祀非民国所宜存。告朔饩羊，并忘其礼，是泥天下为公之旨，而忘上帝临汝之诚。因疑祀祖为王者之私亲，转眛报本为人群之通义，使牲牢弗具，坛壝为虚，甚非所以著鸿仪、宝盛典也。且天视民视，天听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古之莅民者称天而治，正以监视之有赫，示临保之无私，尤与民国之精神隐相翕合。前经政治会议议决，嗣由礼制馆拟定祀天之通礼，已公布施行。兹据内务部呈称：本年12月23日为冬至令节，应举行祀天典礼。本大总统届期敬率百官代表国民亲自行礼，各地方行政长官代表地方人民，于其治所致祭，用扩古义，而答洪庥。”
祀天典礼是民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滑稽化装表演，主演者是大总统袁世凯。在举行典礼的前三天，内务部把“斋戒牌”晋呈总统，并分别发给各陪祭人员。陪祭人员先一日举行演礼。到了12月23日，自新华门到天坛一带，沿途地面加铺黄土，这是皇帝出巡的一种礼节。为了保卫总统安全，在规定的警戒线内，警察挨家挨户通知不许留宿亲友，每户须具十字连环切结；正阳门和天桥两侧的浮摊杂贩都被警察赶走；天坛周围布有荷枪实弹的兵士几千人，有些屋顶上也布有瞭望哨，天桥桥下也布有守望哨。大总统经过之地，不许人民停留偷看。钟鸣三下，大总统乘装甲汽车出总统府，在南坛门外换乘礼舆—双套马的朱金轿车，四角垂以璎珞；到昭亨门外换乘竹椅显轿走到祭坛前。轿子停下来，大总统由两名高级军官—廕昌和陆锦左右搀扶，缓步走上台阶。大总统头戴爵弁，身穿十二团大礼服，下面系以印有千水纹的紫缎裙。陪祭人员礼服：特任官九团，简任官七团，荐任官五团，下面一色都系以紫缎裙。大总统所用祀天祝版，把清朝皇帝所用的“子臣”二字改为“代表中华民国国民袁世凯”十一个字，式样并无不同。8点50分礼成，大总统出坛回府。
祀天后的第六天，公布了修正后的总统选举法。又过三天，就是1915年元旦，公布了大批授卿令。其中被授为上卿者仅有徐世昌一人；授为中卿而加上卿衔者也仅有赵尔巽、李经羲、梁敦彦三人；以上四人都是前清做过总督或尚书的大官僚。授为中卿者有杨士琦、钱能训、孙宝琦、朱启钤、周自齐、张謇、梁士诒、熊希龄、周树模、汪大燮等；授为少卿而加中卿衔者有章宗祥、汤化龙等；授为少卿者有董康、庄蕴宽、梁启超、杨度、孙毓筠等。以上这些人，既有前清大官僚，又有民国新贵。此外还有两个人，身在九泉之下，而名登廊庙之中：一个是赵秉钧，被追赠为上卿；一个是宋教仁，被追赠为中卿。
以上种种，说明袁的戏法已经快变到尽头，画龙已成，只欠点睛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