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11日,袁世凯打电报给孙中山等,通告清帝退位。电报全文如下:

南京孙大总统、黎副总统、各部总长、参议院同鉴: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现在统一组织,至重且繁,世凯极愿南行,畅聆大教,共谋进行之法;只因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部署,而东北人心未尽一致,稍有动摇,牵涉全国,诸君皆洞鉴时局,必能谅此苦衷。至共和建设重要问题,诸公研究有素,成竹在胸,应如何协商统一组织之法,尚希迅即见教。袁世凯真。

这就是袁世凯表示态度的“真”电[1]。根据南北协议,清帝退位后,袁必须表示态度拥护共和,孙中山才将总统的地位让出来。袁认为他所应办的事情现在都已办到,下一步就看南方如何改选临时总统,如何实现南北统一了。

根据临时政府组织法,民国政府设于南京,因此临时总统改选后,袁必须到南京来就职。但袁不愿离开他所控制的北京,单人匹马到南京就职。他又拿不出理由公开地提出来,于是在电报中用了许多威胁性的口吻,说什么“北方秩序尚未安定”啦,“北京军队需要有人统率”啦,“东北局势尚在动荡不定之中”啦,借以表示他不是不肯离开北京,而是为了顾全大局,暂时不能离开。

从2月13日起,袁即借口“政府机关不容一日中断”,将清内阁改组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全班人马不动,各部大臣一律改称各部首领,袁本人则以“本全权”的名义照会各国驻华公使,通告政权变更。同一时期,他又用这个政府的名义,对内发号施令。可是,南京明明有一个临时政府。清政府倒台后,政权统一于南京临时政府,怎么能说“政府机关中断”了呢?在南京临时政府之外另立一个北京临时政府,这就是制造“两个政权同时并存”,根本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两个临时政府,究竟哪一个是合法的呢?大家知道,南京临时政府是民主革命的产物,根据革命军各省代表会议用选举的方式产生的;而北京临时政府是根据清朝皇帝的委任产生的。一个推翻君主制度的共和政府,怎么能够根据被推翻了的君主的命令而产生呢?这岂不是荒天下之大唐吗?

[1] “真”是11日的代字。

事实上,袁是用两面手法来进行这笔政治交易的,对南方说的是这一套,对北方说的是那一套。2月13日,他又有密电致北方各省督抚,全文如下:

世凯卧病三年,无心问世,朝旨敦促,迭辞不获。自督师以洎入朝,抱定君宪宗旨。乃大势推移,内外向逼,东南区域既皆瓦解,西北各省时复响应。资政院及各咨议局并商学各界均主不以兵力平乱。又库储奇绌,借款为难,械不能购,兵不能增,以致汉口复而海军继变,汉阳克而南京旋失。江海之权亡,财赋之源竭。虽设法激励将士,取消山东独立,规复山西省垣,力保陕洛,收抚大同一带,勉为支撑,北方赖以粗安,而潮流激烈,到处灌输,民党散布京津,时谋举动,土匪又所在蜂起,分兵布置,防不胜防。重以六国调停,以尊重人道,息战和商为请。不得已始有代表讨论之行,继有公决国体之诏。磋商多日,迄无成议,迁延愈久,险象环生。外人以商务、赔款,时有责言,会匪、土匪焚掠淫杀,均以大局未定,难于剿办。近则库伦、伊犁、呼伦各处纷告独立,西藏变动屡见。内多糜烂之祸,外动干涉之机,民军时复分道北攻,齐豫则警报频来,徐颍又援师莫继。兵饷多方凑发,异常竭蹶,年内非有百万不克度岁,而军心动摇,政见变迁,若再相持,转瞬春融冰泮,民军北来,欲战不能,欲和不及,非但生灵涂炭,必至京师震惊,何以安宫廷而保陵庙,何以全皇族而活旗民!世凯遭此困难,祈死不得,求去不允,与惟德等私忱窃叹,辄至相向泣下。近者各国驻使、各埠商团、各处议会、各省军队、各省督抚纷纷来电,咸以人心趋向共和,断难逆遏,事机危迫,呼吸存亡,与其为城下盟,后患不堪设想,何若恩出自上,早日宣布共和,俾君上不失尊荣,国民乐为酬报;并责以不应以两宫及北方生命财产为孤注,侥幸一战,不虑万全。慈宫亲贵鉴观大势,默察舆论,迭次召集会议,均主万无可战之理。世凯等复屡荷慈谕,谆谆以保全宗庙陵寝及两宫安全相训勉,并谓万不可以激成种族之惨祸。闻命惴栗,惧不能副,心力既竭,计无复之,只得以国家为前提,以安上全下为目的,以多数舆论为从违。当奉慈旨,与民军先商优礼皇室暨待遇满、蒙、回、藏等条件。此实朝廷两害取轻、万不得已之苦衷。果能双方同意,和平解决,皇室既可安享尊荣,为前代所未有,而满、蒙、回、藏世爵,各旗俸饷,均可照旧,不致停废,以视决裂之后受祸不测者,其安危苦乐殆不可同日而语。磋商数四,朝廷比较利害,斟酌定议,遂有今日之局。诸公热心求治,伟略匡时,渴望和平,定征同意。惟于此中原委,或尚未知其详,用敢略述奉达,伏乞亮察。袁世凯、胡惟德、赵秉钧、绍英、唐景崇、王士珍、谭学衡、沈家本、熙彦、梁士诒、达寿同叩宥[1]。

这个电报是打给北方顽固派和旧官僚的,跟前面打给南方的电报对比,语气判若两人。一个电报盛称“共和为世界最良的国体”,一个电报说他早就“抱定君主立宪宗旨”;一个电报用北方军事实力威胁南方,一个电报用南方的革命声势威胁北方。后面这个电报,他把停战议和的动机分别推给外国人、各省当局、议会、军队和商团,与他完全无关,又把承认退位的责任全部推给清朝太后,而他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被迫接受的。这真是鬼话连篇,胡说八道,随心所欲,信手涂鸦。但是,其中也讲了几句真心话,例如他所反映的全国人民反对封建王朝的声势不可抵挡,以及北方军队没有力量撑持残局等等,倒都是有凭有据的。

根据这些情况,如果南方敢于坚持斗争,敢于夺取最后胜利,封建王朝和反动军阀是可以被彻底地打倒的。但是,当时领导革命的同盟会,由对袁的妥协进一步发展到对清室的妥协,同意了所谓优待清室的条例,仍许其保持帝号,以致形成了“国内之国”,留下了国内外反动派利用这个傀儡发动政变和制造两个中国的祸根[2]。清帝退位后,同盟会上层领导认为革命大功已经告成,大家欢欣鼓舞。在接到袁世凯表示态度电报的当天,即2月13日,孙中山履行诺言向临时参议院提请辞职,并且荐袁自代。咨文中提出了袁世凯继任总统必须遵守的三个条件:(1)临时政府设于南京,已由各省代表会议决定,不得更改;(2)新总统必须亲到南京受任,本大总统始行解职;(3)新总统必须遵守临时约法。

[1] 绍英为袁内阁新任度支部大臣,谭学衡为新任海军部大臣,熙彦为新任农工商部大臣。其余名单仍旧。“宥”是26日的代字,此电于2月13日发出,即农历十二月二十六。

[2] 指1917年张勋复辟和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满洲伪国等事件。

关于第一条,曾经引起不少争论。黎元洪通电主张以武昌为首都,理由是武昌为全国首义之区,而且地处南北中心,建都最为适宜。立宪派则认为帝国主义各国在北京建有公使馆,又在《辛丑条约》中取得了在北京、天津至山海关沿铁路线通至海口的驻军权,如果迁都南京,恐怕他们不会答应,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维持旧都的好。同盟会也有人附和此议。2月14日临时参议院再将定都问题提付讨论,竟又变更前议,改定仍以北京为首都。孙中山一面咨请复议,一面多方解释,才十分勉强地维持了定都南京的原案。

关于第二条,政府既在南京,新总统当然要到南京来就职,不必另行讨论。

第三条是最重要的一条,临时约法正在开快车起草,留待下文补述。

以上三个条件,第一、第二两条应当并为一条,实际上只有两条。孙中山之所以提出这两个条件,是因为他处在军阀、政客、官僚和革命妥协派的重重包围之中,不能不履行诺言让出总统,否则别人会骂他贪图权位,不顾大局。但他又察觉到袁世凯是个推行实力政治的个人野心家,想用调虎离山之计,叫他离开封建势力根深蒂固的北京,来到革命势力控制下的新都南京来,同时又把临时约法作为一道紧箍咒套在他头上,以制约其野心,使之不能不走上法制的轨道。显而易见,这两个条件是对袁而设的两道防线。

2月15日,临时参议院以全场一致的17票选举袁继任临时总统。他所得的票数比之孙中山当选还多一票。更奇怪的是,临时参议院在通告改选总统的电报中,把新当选的总统说成是“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世界之第二华盛顿[1]”,把袁捧上了三十三重天,而把孙中山的第一届临时总统撇在一边。

[1] 华盛顿是美国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

孙中山曾于13日发出电报,请袁推荐一人主持北方事务,自己则到南京来就职;并且明白地告诉他,共和政府不能由倒台皇帝的委任而产生。孙中山的意思是:你要做总统就只能到南京来就职,你的那个非驴非马的北京临时政府是站不住脚的。隔了两天,袁有一电回答如下:

南京孙大总统、黎副总统、各部总长、参议院、各省都督鉴:清帝辞位,自应速谋统一以定危局,此时间不容发,实为唯一要图,民国存亡,胥关于是。顷接孙大总统电开,提出辞表,推荐鄙人,嘱速来宁,并举人自代,电知临时政府,畀以镇安北方全局各等因。世凯德薄能鲜,何敢肩此重任!南行之愿,真电业已声明,然暂时羁绊在此,实为北方危机隐伏,全国半数之生命财产,万难恝置,非因清帝委任也。孙大总统来电所论,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极为正确。现在北方各省军队暨全蒙代表皆以函电推举为临时大总统,清帝委任一层,无足再论。惟总未遽组织者,特虑南北意见因此而生,统一愈难,实非国家之福。若专为个人职任计,舍北而南,则实有无穷窒碍。北方军民意见尚多分歧,隐患实繁;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滋长;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此为虑,屡经言及;奉江两省时有动摇;外蒙各盟迭来警告。内讧外患,递引互牵,若因凯一去,变端立见,殊非爱国救世之素志。若举人自代,实无措置各方面适宜之人。然长此不能统一,外人无可承认,险象环集,大局益危。反复思维,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盖就民设之政府,民举之总统而谋统一,其事较便。今日之事,惟有由南京政府将北方各省及各军队妥筹接收以后,世凯立即退归田里,为共和之国民。当未接收以前,仍当竭智尽愚,暂维秩序。总之,共和既定之后,当以爱国为前提,决不欲以大总统问题酿成南北分歧之局,致滋渔人分裂之祸。已请唐君绍仪代达此意,赴宁协商。特以区区之怀,电达聪听,惟亮察之为幸!袁世凯咸[1]。

这时,总统业已到手,袁对孙中山用以制约他的第一个条件不能再装聋作哑而置之不理了。他首先用南北统一的大题目反将孙中山一军。理由是清帝虽然退位,但是,如果南北仍然保持对峙之局,则民主革命仍然没有完成,战争仍然不能避免,这是南方妥协派提心吊胆的一件事情。孙中山说,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这是天经地义之谈,无法加以反驳。于是他用“北方各省推戴”来赖掉清帝的委任,并且硬说没有进行什么组织。请问:北方军队和蒙古代表怎么能够选举全国总统,这种权力是谁赋予的,这难道不是古今中外的奇谈怪论吗?事实摆得非常清楚,根据清帝的委任而自称“临时政府首领”的是他,一面备文通告外交团,一面对内行使政府职权的也是他,怎么能够赖得掉而说“未遽组织”呢?接下去,他又用北方军人、外国人和倒台皇帝的联合势力威胁南方,拒绝南下就职。其意若曰:“你们骗我到南京去就赤手空拳的总统,我是不会上你们的当的。如果你们硬要这么干,我就撒手不干总统了,看你们有没有本事接收北方军队,而军权仍在我手,你们其奈我何!”

[1] 咸是15日的代字。

袁在咸电中说他不想干了,而事实上就在2月15日这一天,他在北京老实不客气地改称“新举临时大总统”,而不再用清帝委任的“临时政府首领”或北方推举的“临时大总统”那些不合法的名义了。他暗中冷笑:“我的总统是你们选出来的,这该不能骂我是非法总统了吧!”幸而当时没有人跟他打笔墨官司,没有人进一步剥开他的画皮。如果有这样一个人,向他问道:“孙中山尚未解除总统的职务,新旧总统尚未举行交替手续,一个未就职的总统,怎么能够行使总统的职权,这难道不是南北两个临时政府同时并存的怪现象吗?”如此说来,袁的那个临时政府,当然仍是非法的。

袁世凯大耍无赖,使孙中山不由得不生起气来。他在南京坚决表示:“新总统一日不南下就职,则本大总统一日不能解职!”

南方妥协派害怕把问题闹僵,主张派人到北京说服袁南下就职。2月15日,临时政府派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魏宸组、钮永建五人为专使,到北京迎接袁南下就职。

此时袁又转念一想,如果坚持不南下就职,孙中山不肯下台,则夜长梦多,可能形势的发展对他不利。于是他又换一套手法来应付这个问题。

2月25日南方五专使到达北京时,袁下令打开中华门[1]迎接他们入城。这是迎接国宾的一种极其隆重的礼节,袁用这种礼节迎接五专使,大家认为,这是“南北一家”的好气象。

袁在接见五专使时,绝口不再提不肯南行的话,相反,他满面堆下诚恳之色,跟专使们商量南行的路线;他说他打算由京汉路南下先到武汉见黎副总统一面,然后换乘江轮到南京。大家认为,南京政府派了五个大员前往奉迎,他的面子十足,不好意思再推下去了。

[1] 中华门是“大清门”的改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