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利用南北停战议和时期,腾出双手来镇压北方此伏彼起的革命运动,其概况如下:

1911年11月,北方革命党人陈雄等秘密组织敢死队,准备在北京暴动。袁得到情报,叫人设法打进去,诡称“袁宫保完全赞成你们以暴力推翻清室的计划,你们起事时,将派袁大公子率领部队打接应”。党人信以为真。1月29日,敢死队分五路进攻天安门及东、西华门,袁的军警分途围捕,党人全部落难,为首三人陈雄、李汉杰、高新吾均被杀害。

12月18日,党人耿世昌在任丘、雄县起义,袁派毅军镇压,耿世昌等被捕牺牲。

12月20日,北方各革命小团体光复团、急进会、女子暗杀团、北方革命总团、共和会、铁血会、共和革命党、北方共和团在天津举行联席会议,议决合并各党团成立“北方革命协会”,以便统一行动。他们反对同盟会对袁的妥协政策,主张在北方发动大规模武装暴动,首先策动滦州驻军起义,同时联络北京、天津、通州、保定等地驻军响应,以达扫穴犁庭之目的。

滦州自第二十镇举行“兵谏”失败,张绍曾被迫下台后,清政府将该镇分散调开,留驻滦州者仅有第四十协第七十九标一标。该标共辖三营,管带(营长)为王金铭、施从云、张建功。1912年1月2日,该标在北方革命协会的策动下宣布独立,推举王金铭为北方革命军政府大都督,张建功为副都督,施从云为革命军总司令,冯玉祥为总参谋长,孙谏生为军务部长,白毓昆为参谋部长,陈涛为前敌总指挥,凌子煌为敢死队队长。冯玉祥也是第二十镇的管带,他的一营驻在秦皇岛附近的海阳镇。孙、白、陈、凌四人都是北方革命协会会员,被派到滦州策动起义的。

袁世凯接到情报后,由于兵力一时不易集中,先派通永镇总兵王怀庆到滦州,用甜言蜜语劝告王金铭等取消独立。王金铭反劝王怀庆参加革命,本人愿以都督一席相让。王怀庆看见势头不对,马上改口表示同意。随后借口视察城外阵地,突然乘人不备,加鞭打马而逃。

革命军第一、第二两营均驻滦州城外,城内驻有第三营张建功部。张建功受了王怀庆的引诱,1月4日据城叛变。王金铭不愿同室操戈,决定放弃滦州,率领第一、第二两营向北京进发。火车开到雷庄,发现雷庄、古冶间的一段铁路已被清军拆毁,不能继续开行。此时王怀庆又派人前来,力言双方政治目的并无不同,请王金铭、施从云到古冶开会,讨论和平解决。王、施二人挺身前往,当场被捕牺牲。王怀庆随即指挥毅军会同北洋军第三镇之一部由铁路两翼包抄前来,革命军寡不敌众,孙谏生、白毓昆、陈涛和革命军干部多人均英勇战死。冯玉祥也在海阳被捕,解往保定治罪,路过北京时由他的亲戚陆建章营救得释。

滦州独立前,北方革命协会已经联络好北京、通州等地毅军,定于1月9日各在当地响应起义。不料滦州革命军先两日失败,通州联络机关又因叛徒告密被破坏,党人蔡德辰及王丕承父子等七人均被捕杀。至此北方革命协会所布置的京、通、保、滦军事大暴动的计划,全盘失败了。

滦州起义是继第二十镇举行“兵谏”后的第二次滦州事件,起义军仍是第二十镇之一部。起义失败的原因,是由于事前计划不周,仅凭血气之勇,仓促发难,陷于盲目军事冒险。革命派的警惕性也不高,甚至认敌作友,戏剧性地演了“单刀赴会”的一幕。滦州起义虽然失败,但也震动了包括满族王公大臣和袁世凯等整个清政府统治集团,使得他们疑神疑鬼,终日惶惶,北京城笼罩着极其浓重的恐惶气氛。

滦州起义失败后,北方革命党人又在北京布置了一个暗杀计划。1月16日,他们在东华门一带埋伏多人,打算狙击袁世凯,不料一击不中,不少党人壮烈牺牲。这一事件,留待下文补述。

刺袁失败后,北方革命党人决定再举行一次天津暴动,目的在于首先占领天津,然后出兵进攻北京。1月27日,北方革命协会召集派往北京、通州、保定等处联络军队的代表,和被联络各军所派的代表,在天津老西开吉祥里本部举行秘密会议,议决组织敢死队三队,于29日午夜12时起事,分途扑攻直隶总督衙门;只等炮声一响,驻扎天津的水师炮筏和驻扎韩柳墅、小站等处的军队立即举旗响应。29日晚间,革命协会派日本人谷村藏身于总督衙门附近的一家木厂里,叫他抛出炸弹两枚,作为起义信号。谷村因情绪紧张,看错了钟点,提前抛出信号,第一路敢死队队长姜赐卿率领队员一百四十余人向金刚桥跑步前进,直隶总督陈夔龙急忙派人将悬桥拉起,下令断绝全城交通,并派大队人马搜捕革命党人。由于其他两路未及配合行动,姜部孤军奋战,大多力竭战死。

在那些日子里,北方党人虽然屡次起义失败,但是接踵而起者不乏其人,更有荆轲、聂政之流,追踪达官贵人,进行政治暗杀,使清政府防不胜防。

袁世凯忽然想起了汪精卫,于是叫袁克定把他找来密谈。原来,汪奉同盟会总部之命,于1911年12月7日在天津成立了同盟会北方支部,经常往来于北京、天津、上海之间。袁把他找来问道:“现在和议已有眉目,而北方暴动事件层出不穷,为什么革命党人一定要干这种杀人放火的勾当?”汪回答说:“这些事件都不是同盟会会员干的。”袁说:“北方有许多秘密党团都自称为革命党,我只能以同盟会为对象,其他都是冒牌货色。我给你二十万元,请你以北方支部长的地位,把那些五花八门的秘密党团一律解散,所有成员一律资遣回籍。嗣后如再发生破坏行为,即以暴徒论罪。”

1912年2月21日,汪在天津医学堂召集北方各革命党团代表举行联席会议,当场宣布,为了统一革命组织,北方各党团一律解散,所有成员均可加入同盟会,但行动须受约束;其不愿加入者,一律给资遣散。汪的这一专断行为,引起了北方革命协会的极大愤慨,他们把滦州殉难七烈士的棺柩抬出来,陈列在天津车站上,作为一种无声的抗议。

袁一面利用汪精卫制止北方革命党人的一切活动,一面用金钱和官职收买党人中的动摇分子,对于不受收买而又继续活动的党人,则派特务加以暗杀。同时,他还以“肃清土匪”为名,调兵遣将,扫荡北方各省的革命军和民军。

袁到北京组织内阁后,首先策动山东取消独立。山东巡抚孙宝琦与清政府关系很深,以前宣布独立,并非出自本心。参加独立的第五镇,本是北洋六镇之一,其中也有革命派和反革命派两种势力的并存,而反革命派仍占多数。山东各路巡防军则均掌握于旧军官之手。袁指使其爪牙张广建、吴炳湘等在军队中进行分化活动,将革命派军官排斥去职,反革命派军官聂宪藩、吴鼎元、张树元等逐步取得了优势,孙宝琦乃于1911年11月27日宣布取消独立。山东从假独立到取消独立,为期仅有半个月。孙是一个经不起风浪的老官僚,取消独立后引咎辞职。袁命布政使胡廷枢署理巡抚,并提升张广建为布政使,吴炳湘为巡警道,对革命党人展开了血腥屠杀。党人在济南不能立足,纷纷转移到鲁东活动。

12月12日,党人在烟台举行暴动,逐走胶东道台徐世光、警卫队统带郑汝成,宣布独立。说也奇怪,这批党人既已夺得政权,却又不肯占有政权,适有舞凤军舰从天津开来,他们为借重海军力量,竟然不分青红皂白,拥立该舰舰长王传炯为独立军司令。袁接到警报后,升任第五镇炮兵标统张树元为胶东兵备道,命其率部进攻烟台。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初期,南北和议发生顿挫,孙中山派海军次长汤芗铭为海军北伐司令,率领海容、海筹、建威、豫章、通济五舰,装运沪军刘基炎、闽军杜潜等部开往烟台,并任胡瑛为山东都督。蓝天蔚为关东都督[1]。孙中山打算第一步巩固鲁东根据地,第二步运兵在辽东半岛登陆,进而规复东北。此时胶东半岛登州、黄县、文登、荣成、牟平、诸城、益都、高密、即墨等县均入革命军之手,王传炯因通敌暴露逃往北京。

胶东革命烽火的升起,不但烧红了山东的半边天,而且对袁的巩固华北的整个计划也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他调走了老朽无能的胡廷枢,升任张广建为山东巡抚,叫他以武力统一山东。

此时南北和议断而复续,双方相约前线两军各守原防,袁不便明目张胆地进攻胶东,于是采取“贼喊捉贼”的手法,一面叫张广建派兵进攻,一面反诬革命军兴师犯境。因此,胡瑛、张广建二人经常通电打笔墨官司,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战协定,应负破坏和平之责。在此时期,帝国主义对胶东战争表面宣布中立,暗中支持清军,如烟台英国领事为清军提供革命军情报,德国胶州总督借口胶济路沿线不得驻兵,压迫革命军退出,等等。

当鲁东方面打打停停之际,鲁南方面也因张勋败兵入境而不断告警。1912年2月7日,张勋的辫子军在徐州哗变,苏鲁边境突然吃紧,袁命张广建派兵加强鲁南防务。张广建无兵可派,命台儿庄驻军分统李奉选就近率部移驻徐州。不料李部移防时,突然起义响应革命军,张勋狼狈逃往兖州,其残部退入利国驿、韩庄一带,徐州遂被江苏革命军第三师冷遹部占领。张广建请袁飞调北洋军十营增援山东。他在告急电中惊呼:“东省如不能撑持,则北方势弱,大局可危。”但袁也无兵可调,只得派曲同丰[1]到兖州,偕同兖州镇总兵田中玉到韩庄视察防务。由于南北和议即将成立,南京临时政府约束前方各军停止军事行动,江苏革命军才未越境向鲁南追击。

[1] 孙中山命蓝天蔚在烟台招集东北旧部,俟时机成熟,即由海军运兵到秦皇岛、营口等地登陆。此项计划,因南北和议告成作罢。

后来南北和议成立,山东有两个都督,一南一北,形成对峙。袁坚持山东为北方势力范围,南军必须撤走。黎元洪出面来打圆场,主张将胡、张二人同时调开以示公平。于是袁下令调任胡瑛为新疆、青海屯垦使[2],而将张广建调为甘肃都督。同盟会认为大处已经退让,小处不必相争,便叫胡瑛收束山东军事,卸职下台。袁派另一爪牙周自齐继任山东都督,从此山东完全掌握在北洋军阀手中。

其次是收买投机军阀阎锡山,夺取山西的地盘。山西革命军自吴禄贞遇害后,即将石家庄部队召回娘子关。接着段祺瑞率领第三镇进驻石家庄。山西革命军认敌作友,派贾德懋往石家庄谈判和平,被段拒绝。袁到北京后,任张锡銮为山西巡抚,并命卢永祥率领第三镇攻占娘子关,阎锡山化装逃往保德,第三镇一路未遇抵抗进入太原。第三镇是北洋军最精锐的部队,袁宫保的王牌军,他们一路上打家劫舍,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山西人民恨之入骨,在赵城铸有卢永祥的铁像,以彰民忿。

清军虽然占领了太原,但是归绥局势突起变化,驻军与晋军联合宣布独立,而第三镇又是袁手中仅有的一支机动部队,不能长期摆在远方。于是袁通过梁士诒的关系,把阎锡山收买过来,任为山西都督,而将张锡銮和第三镇调回直隶。从此阎锡山背叛了同盟会,成为附庸于北洋派的地方军阀。

第三是利用淮军守住了河南,并以河南为基地,进一步将触角伸入陕西、安徽。

河南地处全国中心,又是武汉方面北洋军的后方,在军事上具有头等重要的价值。袁因兵力不足,不得不用升官许愿的方法,拉拢淮军旧将来保卫河南。

[1] 曲同丰原任第十九镇笫三十八协协统,云南起义时逃回北方,即在袁世凯军中服务。

[2] 湖北军政府外交部撤销后,黎元洪派胡瑛为湖北代表,到南京参加革命军各省代表会议,孙中山任为山东都督。南北和议成立,山东军事结束,袁政府任他为陕甘经略使,这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空头衔,但袁还不放心,又改任为新疆青海屯垦使,叫他无法上任。

1911年年底,革命党人在开封起事,虽由旧军柴得贵等镇压下去,但不久民军又在南阳、鲁山一带揭竿而起,“中州大侠”王天纵由嵩山起兵攻占洛阳,加以毗连河南的陕西、安徽两省先后宣布独立,河南形势非常危急。袁提升武卫军左翼翼长倪嗣冲为河南布政使,帮办河南军务,叫他镇守豫东地区。调毅军统领赵倜会同北洋军第十二协周符麟部扫荡豫西民军。河南局势粗定后,袁改任倪嗣冲为安徽布政使,叫他率部由豫东进攻安徽,叫赵倜率部由潼关进攻陕西。

安徽自宣布独立后,由于军事上缺乏中心势力,野心家争权夺利,局势非常混乱。南京政府成立,派同盟会会员孙毓筠为安徽都督。

孙毓筠是个变化多端的投机政客。他的祖先是山东济宁州人,荒年逃荒逃到安徽寿州来,在城外二十里大柳树定居。此人生有两个儿子,他叫大儿子经商求富,二儿子读书求官。后来长房以贩卖布匹起家,一直传到孙毓筠,才又弃商而仕。二房“世代书香”,其中孙家鼐中了状元,做到军机大臣,称为“寿州相国”。论行辈孙家鼐是孙毓筠的叔祖父。

孙毓筠早年也中过秀才,因见孙家鼐飞黄腾达,于是着了官迷,纳资捐了个同知,后来又加捐捐了三品道台。父亲死后,他在家中守制读《楞严》、《圆觉》等经,又着了学佛迷,想抛弃红尘出家为僧。1905年,桐城人吴樾在北京前门外车站行刺出洋五大臣一举,义声震动全国,孙毓筠又着了革命迷,先叫妻子汪珏带领两个儿子到东京留学,自己也于次年东渡,参加了同盟会。就在这一年,第二次萍醴大暴动发生,东京同盟会总部派人分往长江各省运动新军起义,孙毓筠与安徽同乡人段云、权道涵等奉派往江苏、安徽等省活动,孙中山在牛込区寓所设宴饯行。他们到南京不久,因叛徒出卖被捕。两江总督端方知道孙毓筠是孙家鼐的本家后辈,曾将案情电告,有笔下超生之意。孙家鼐回电请端方“严加管束”,言外也有刀下留人之意[1]。同时,杨度从东京写信给端方,请其“爱惜名士,从轻发落”。端方回信说:“孙生文理通顺,门第高华,当秉雅谊,求入于轻。”于是端方叫一个姓何的道台到狱中去看孙毓筠,指点他在口供中只谈政治改革,莫谈民族革命。孙毓筠写了一篇长文,文中供述革命有两个派别,一为政治革命,只求改良政治,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一为民族革命,以推翻满族统治为目的。后者以孙文、黄兴为首,而黄兴尤为暴烈,其党徒多为湖南人。“午帅[1]务宜特别注意”。他劝端方不要杀戮过重,因为革命党人是杀不尽斩不绝的,不如采取怀柔政策,以免铤而走险。最后表示他如蒙宽赦,情愿出家为僧,从此不问政治。果然端方替他开脱了“大逆不道”之罪,处以五年监禁,并叫他搬到督署花园“读书悔过”,而对于同案被捕的段云、权道涵二人,则处以终身监禁,发交原籍寿州执行。

[1] 这是清朝官场中暗送人情的一套手法。端方电问孙家鼐:“孙毓筠是否华族?”示意叫他来个电报说情,就可从轻发落。孙家鼐身为朝廷大臣,不敢明保革命党人,所以回电请端方严加管束,示意请其刀下留人。

南京光复后,孙毓筠恢复了自由,被任为江浙联军总部副秘书长[2]。其时安徽各地称兵独立的党人,纷纷组织军政分府,割据一方,互不相下。孙毓筠在安徽有声望,因此南京临时政府任为安徽都督,命镇军统制柏文蔚(他也是寿州人)派兵一营护送赴任。行至大通,为大通军政分府都督、光复会员黎宗岳所阻。柏文蔚增兵护送,到安庆后立即出兵讨伐黎宗岳,将其驱走。

孙毓筠不仅不能统一安徽,而且柏文蔚也觊觎都督一席,不久即为柏所取代。

当安徽群龙无首之际,袁世凯命倪嗣冲率部沿颍水向太和、阜阳前进,与皖北民军“淮上军”发生战斗。倪嗣冲家族都是阜阳县的大地主,他带领子弟兵返回故乡,太和、阜阳一带的土豪劣绅纷纷响应蠢动。在里应外合的局势下,太、阜两县于1911年12月10日、15日先后被倪家军占领。倪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将所俘淮上军全部杀光。他在故乡招兵买马,将所部扩充达四十营之多,成为北洋派的一支外围反动势力。

倪军侵入皖北,是袁世凯蓄意夺取整个安徽的第一步。南北停战议和时期,袁借口南北两军“就地停战,各守原防”,不肯将倪军撤回河南,而安徽革命军也无力驱之出境,因此安徽成了南北两种势力对峙的局面。

以上情况,说明袁世凯的反动势力并不强大,但野心很大,到处伸手。由于力不从心,他不得不拉拢一些北洋军以外的旧军旧将来助虐扬威。当时革命党人反对停战议和,主张出兵北伐者不乏其人。李燮和曾上书孙中山说道:“袁世凯一生历史,乃一反复无常之小人。国中经一次扰乱,彼即增加一分势力。彼乘时窃势,安知所谓尽力民国?又安知所谓效忠满廷?……事之可以和平解决者,则以和平解决之;其不能和平解决者,则战争乃以促进和平……今日断非和平所能解决,迁延愈久,损失愈大……此次(南方)倡义,非恃兵力,更恃人心。北方义师屡仆屡起,响应民军,而我对岸观火。”李燮和后来虽然变节投敌,但就当时情况而论,所言亦足代表大部分党人反对妥协的心理。

[1] 端方字午桥。

[2] 江浙联军秘书长为于右任。

孙中山就任临时总统后,虽然采取了总统制,可是他的总统地位带有先天性的虚弱症,号令不能畅行。他一到南京,便处在同盟会的所谓“稳健派”、立宪派、旧军阀、旧官僚的层层包围之中。这些人都说打不得,打下去就会引起帝国主义的干涉,革命就会流产,还有瓜分亡国的危险。另一方面,南京临时政府从它诞生的一天起,就是个有名无实的中央政府。名义上在它管辖之下的南方各省,有的同盟会与反动派两种势力并存,有的政权落入立宪派之手,有的投机军人因争权夺利而爆发内部战争,有的当权派是“坐南朝北”[1]的地方军阀,甚至同盟会员与同盟会员之间也有尔虞我诈、互相排挤的斗争。正是:革命尚未成功,牛鬼蛇神出现。

[1] “坐南朝北”是说身在南方,心向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