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南京未光复前,革命军各省对于统一革命组织、建立中央政权的问题,早就有所酝酿。上海同盟会鉴于革命军兵力所及的地区已达全国一半以上,而各国政府尚未承认革命军为正式交战团体,革命军各省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步调也不一致,因此有迅速建立全国性革命政权的必要。于是由沪军都督陈其美发起,征得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的同意,于1911年11月12日用他们三人的名义通电独立各省,建议在上海召开革命军各省代表会议,讨论建立革命军临时政府的问题。

此电发出的当天,江苏代表雷奋、沈恩孚,浙江代表姚桐豫、高尔登,即在上海发出通电,催促各省速派代表来沪,并建议在中央政府未成立前,先推伍廷芳为革命军各省临时总代表,负责办理外交。

11月15日,即有七个省区的代表齐集上海。他们协商之下,先在上海成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以下简称代表联合会)。同一天,上海方面接到湖北军政府邀请革命军各省代表到武昌开会的电报,会议内容也是讨论组织革命军统一机构的问题。此电于11月9日发出,由于交通情况不正常,上海收到时已经隔了六天。七省区代表再度协商,认为武汉方面正在激战,开会地点仍以上海为宜,因此电请黎元洪速派代表来沪开会。当时,革命军各省因武昌为革命首义之区,理应表示尊重,所以七省区代表在这个电报中又建议以武昌为中央军政府的所在地,在中央军政府未成立前,先推湖北都督黎元洪代行中央职权,请其委派伍廷芳为临时外交总代表。

就在这一天,代表联合会通过《革命军各省代表大会组织大纲》,规定革命军各省每省派代表二人,由都督府、咨议局各派一人组成代表大会。这个规定把清政府所设的咨议局与革命军都督府平列,同样有选派代表之权,显然是立宪党人的政治阴谋。

湖北军政府回答代表联合会一电,坚持代表会议一定要在武昌召开。十一月二十四日,代表联合会再开会议,为尊重湖北军政府的意见,议决各省到沪代表以一人往武昌参加代表大会,一人留沪担任联络事宜。

11月30日,革命军十一省代表齐集汉口。此时汉阳业已失守,武昌也在炮火威胁下,他们便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召开第一次革命军各省代表会议(以下简称代表会议),公推同盟会会员、湖南代表、白须飘拂的老人谭人凤为议长。

黎元洪将英国领事建议南北两军停战三日的来文转交代表会议讨论。来文转达北方所提的两个方案:一个是全国性的,由袁内阁代表清政府,希望独立各省公推全权代表一人,与之进行全国和平谈判;一个是局部性的,由北洋军军统冯国璋代表湖北前线北洋军,“黎军门”[1]代表湖北革命军,先进行湖北地区的停战谈判。英国领事还转来北洋军所提的局部地区停战的条件,其中有“匪军必须退出武昌城十五里,所属炮舰必须卸下炮闩交英国领事代保管”等条。这不是什么停战条件,而是战胜者迫使对方投降的命令,而且胆敢称革命军为匪军,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代表会议也提出一个针锋相对的条件:“清军必须退出汉口十五里,其运兵火车须交英国领事代封存”。

尽管代表会议因北方提出无理条件而作了“硬碰硬”的回答,但是不少代表对袁世凯抱有强烈的幻想,认为他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只要这个北方实力派反正过来倒向革命军的一边,清朝的天下就会完蛋,革命军就可以兵不血刃而大功告成。12月2日,代表会议竟然作出决议:“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世凯反正来归”。12月3日,代表会议继续开会,通过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4日,代表会议接到了攻克南京的捷报,大家不禁眉飞色舞,于是又议决以南京为临时政府的所在地,代表会议移往南京举行。

5日,代表会议接到清政府通知,已派唐绍仪为内阁总理大臣的全权代表,南下与“黎军门”或其代表人讨论大局。这个通知不再称革命军为匪军,而停战日期也无限期地延长下去,这就具有南北对等议和的形式。这个通知建议在停战期内,在全国范围内,南北两军各守原防,这又显然是全国性的一种和平方案。代表会议讨论之下,认为可以接受,当即议决以汉口为南北议和的地点,并推伍廷芳代表黎大都督为革命军的全权代表。可是,袁世凯在方案中又掉了一个枪花,指出山西、陕西两省以及北方“土匪”均不包括在南军范围内。他的用意十分明显,企图利用停战时期,腾出手来扑灭北方的革命军,以保持北方反革命势力的完整。代表会议不同意,当即议决停战范围必须包括全国各地区,不得有所除外。

[1] 这是袁世凯来文上的称呼。军门是清朝官场中对提督的尊称。这里仍有不承认他是革命军政府首脑的用意。

12月11日,唐绍仪率领大批随员到了汉口。伍廷芳则因武汉形势对革命军不利,不愿到汉口来,希望唐绍仪到上海进行谈判。于是代表会议又决定改以上海为议和地点。唐绍仪对此无异议。

袁世凯突然改变态度,愿意与革命军对等议和,放弃局部议和而采取全国性的和平方案,并且很快就派出议和代表南来,而唐绍仪对于变更议和地点也无异议,这可以说明袁世凯利在速和速决,如果战争持续下去,他在北方的统治地位也将发生动摇。

从12月中旬起,革命军各省代表纷纷由汉口赴南京,从此时局重心便移往长江下游而不在武汉了。

在重心转移的过程中,革命军各省代表演了一出“双包案”。事情是这样的:当代表会议在汉口举行时,由于交通情况不正常、往来电信经常误期迟到,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不明汉口会议的真相,认为汉口在敌人的兵力威胁下,代表会议难于顺利进行,而建立全国性革命政权又是刻不容缓之举,于是12月4、5两日,他们在上海连续举行会议,议决以南京为革命军临时政府所在地,并选出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负责执行临时政府的最高职权。在汉口的各省代表听了这项消息,大多表示反对,认为留沪代表违反了11月24日代表联合会的决议,那次会议决定留沪代表仅负联络之责,并无组织政府之权,此项选举应作无效。留沪代表不同意这种意见,他们反驳说:“代表不分留沪赴鄂,权力地位完全相等。你们一去无消息,怎见得我们就不能行使我们的正当权力呢?”其实,这场口舌之争,并非地区与职权的争论,而是同盟会与非同盟会之间的争论。上海为同盟会的大本营,留沪代表又以同盟会会员为最多,他们选出黄兴为大元帅,以便由同盟会掌握临时政府的领导权,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非同盟会的代表则反对同盟会的领导,因此提出代表的职权问题来否认这个选举。不但如此,那时光复会已与同盟会分家,浙江是光复会的大本营,攻下南京的浙军将领又大多为光复会员,他们公开表示:“黄兴乃是败军之将,不足以当革命军大元帅之任。”

12月中旬,汉口、上海各省区代表分途到达南京,大家聚首一堂,所谓地区和职权之争都不存在了。通过协商,决定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于12月16日开会选举临时总统。接着传来消息,唐绍仪曾在汉口表示:“袁世凯并不反对共和制。”于是,又有不少代表在选举临时总统的问题上动摇起来。12月16日代表会议开会时,有人临时动议:“应当根据12月2日汉口代表会议的决定,暂时不选举临时总统,虚此席以待袁君世凯反正来归。”又有人说:“在此过渡时期,应先成立中央军政府代行临时政府的职权。”以上两议均获通过,于是大元帅的问题又被重行提到会场上来。同盟会代表与非同盟会代表通过协商,采取了互相迁就的态度,将留沪代表所选出的两个元帅颠倒一下,以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大元帅在武昌主持军事不能分身来宁,由副元帅代行其职权。

组织军政府的问题决定后,黄兴接到孙中山即将回国的电报,不肯到南京就职,于是已成之局又告搁浅。

孙中山在美国接到黄兴的电报,国内革命形势已有飞跃发展,催促他兼程回国。他由美国赴欧洲有所接洽,然后转程回国,于12月25日行抵上海。孙中山一到,同盟会又提出不组织军政府而组织临时政府的建议。由于孙中山的威望很高,非同盟会代表也不便反对,因此26日代表会议又议决取消组织军政府的决议,并定于29日进行临时总统的选举。但在决议中又拖了一个尾巴:“如袁君世凯反正来归,则临时总统当选人即当让位于袁,以符本会议之诺言。”

29日选举临时总统,参加者有革命军十七省代表,以一省为一票。除湖南代表投黄兴一票外,孙中山以16票当选临时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政府总统。从这天起,国号改称“中华民国”,纪元改称“民国元年”。1月3日补选副总统,黎元洪当选。

一支笔不能兼顾两头。却说袁世凯在萧家港接受组阁大命时,满族军咨大臣毓朗已辞职,改由徐世昌接任,禁卫军也归徐统率,民政部大臣由赵秉钧升任,北京军警大权均入袁党之手。但袁还是不放心,他又从北洋军中抽调部分精锐组成一支“拱卫军”,调段芝贵为司令,保卫他于11月12日由孝感启程北上。袁命段祺瑞继段芝贵之后护理湖广总督,并调冯国璋为察哈尔都统。

袁一到北京,首先把近畿各镇和淮军姜桂题等部的节制指挥之权收在自己的手里。

11月16日,清政府的第一届责任内阁也是最后一届内阁组成,除总理大臣袁世凯外,以梁敦彦为外务部大臣,赵秉钧为民政部大臣,严修为度支部大臣,王士珍为陆军部大臣,萨镇冰为海军部大臣,唐景崇为学部大臣,沈家本为法部大臣,唐绍仪为邮传部大臣,张謇为农工商部大臣,达寿为理藩部大臣。这张名单除达寿外,全部都是汉族。责任内阁成立后,载沣解除摄政王的职务,于12月6日以醇亲王的名义退归藩邸。奕劻改任弼德院院长。

袁请皇叔载涛任军咨大臣兼禁卫军总统,以安抚皇室。

在满族亲贵中,袁所畏忌的不是老实无用的载涛,而是年少气盛的禁卫军训练大臣兼该军第一协协统良弼。袁对清室的手段,认为“豪夺”不如“巧取”。他不愿以武力消灭禁卫军,而禁卫军继续摆在北京城内,对他仍是一个威胁。因此他向清室建议说:“当此干戈扰攘之际,皇族必须亲自出征,以为各军表率。”这个建议理由十足,满族亲贵无词反对,而载涛一向胆小怕事,只得自请解除兼职。袁即于12月10日调冯国璋继任禁卫军总统。并升任良弼为军咨使而解除其实际兵权。

袁调冯国璋接统禁卫军,表面是叫他整顿禁卫军以备征南之用,其实并非如此。冯是袁的好学生,善于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他打下汉阳后,清政府封以二等男爵,他就经常表示天恩高厚,感激涕零,愿意粉身碎骨以报。他唠唠叨叨地埋怨袁宫保为什么不叫他乘胜渡江作战,武昌岂不唾手可得,为什么又要跟匪军讲和,岂不大失朝廷体统?这些鬼话骗得满族亲贵满心欢喜,觉得此人忠勇可嘉。良弼是个惯于卖弄小聪明的人,他认为袁、冯二人已经分家,可以联冯倒袁。所以袁派冯接收禁卫军的统率权,在满族亲贵和禁卫军内部均未引起不好的反响。冯接事后即以准备出征为名将禁卫军调驻西苑,城内防务悉交拱卫军接收。从此袁在北京城内可以高枕而卧了。

袁的所谓责任内阁,不过是政治上的一个花招,大权由袁一人独揽,非袁党大臣多未就职。在副大臣[1]之中有三个值得注意的人物,即学部副大臣杨度,邮传部副大臣梁士诒,法部副大臣梁启超。杨、梁(士诒)二人当时都是袁党,这里不必细表。梁启超是袁的死对头,为什么也在选拔之列?1902年,袁实授直隶总督,他见袁地位日高,就通过一个外国人的关系,与袁暗中联络。这个外国人名叫李提摩太,是个能说中国话的“中国通”,当时任山西大学堂监督,经常头戴红顶花翎,与清朝的达官贵人往来。这一年他请假回英国,路过东京的时候,梁托他把自己的一些著作带回中国,转交给袁。此后梁、袁二人经常有密信往来。此次袁组织责任内阁,正要利用立宪派做他的政治工具,所以乐于把这个立宪派大文豪网罗到内阁中来。事实上梁启超、张謇这两个立宪派,都未到北京就职,袁也不指望他们前来。

[1] 副大臣相当于副部长。邮传部大臣初为唐绍仪,后为杨士琦,唐、杨二人南下议和后,以另一副大臣梁士诒代理部务。

袁上台后,任命张镇芳护理直隶总督,张广建为山东巡抚,张锡銮为山西巡抚,齐耀琳为河南巡抚,张怀芝为安徽巡抚。这些人都是他的心腹爪牙。这是他巩固北方阵地的重要措施。

袁在北京主持南北和议,究竟不是一帆风顺的事情,满族王公大臣反对与南方革命军议和者仍然大有人在,甚至有人主张推倒“奸细内阁”,另组战时内阁,继续对南用兵。袁不能对他们开硬弓,便用花言巧语哄骗清室说:“停战议和不过是缓兵之计,我们可以腾出时间,集中兵力,首先消灭侵入北方的革命党,然后继续讨伐南方。我们将坚持君主立宪制,绝对不会让步。”那些尸居余气的满清贵族,看见他正在调兵遣将进攻山东、山西、陕西等省的革命军,有人信以为真,有人将信将疑,但是兵权落在别人的手里,谁也拿不出另外一套办法来。

对于全国蓬勃发展的革命势力,袁认为角力不如斗智。他深深懂得敌人的堡垒必须从内部攻破的道理,因此他一面赔笑脸跟南方讲和,一面用金钱地位收买南方的变节分子,对革命军进行分化活动。他找到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此人就是以行刺摄政王而名闻全国的同盟会会员汪精卫。汪自1910年被捕入狱以来,由于清政府变更策略,对革命党人采取了怀柔政策,他在狱中备受优待,当时的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还亲自下牢探望他,跟他亲切谈话。在敌人的笑脸下,他那一股子“引刀成一快”的“革命”劲头[1]就完全消失了。

1911年11月6日,由于“滦州兵谏”事件,清政府被迫释放政治犯,把汪精卫释放出来,发回广东原籍,交两广总督张鸣岐“试用”。袁的爪牙赵秉钧看出此人大有用处,劝袁请旨“留京试用”。袁刚到北京的时候,把他接到家里来密谈,见他生得眉清目秀,而且口若悬河,不禁大为赞赏。袁自己不便经常接见他,便叫袁克定跟他结拜为异姓兄弟,保持密切联系。通过袁克定的关系,汪完全了解袁的政治野心和他所耍的两面手法。他用密函分别报告上海同盟会和武汉友人,竭力为袁效劳,说袁不是清朝皇帝的忠臣,你们不要把他当作敌人,如果推举他为民国总统,他以一举手之劳就可以推翻清朝皇帝,革命事业就可以兵不血刃而大功告成。

[1] 汪精卫被捕后,曾赋绝命诗云:“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11月下旬,南北议和之局已定。袁克定供给大量资金,叫汪精卫与杨度二人合组一个政治团体,名为“国事共济会”,以“同舟共济,调停南北,促进和平”为宗旨。杨度以副大臣的身份代表北方(袁),汪精卫以同盟会会员的身份代表南方(革命军)。这个政团表面看来具有融合南北的一种作用,实际上这是一个收买南方政客和同盟会的动摇分子,搜集南方情报,分化革命阵营,散布各种谣言,破坏民主革命,为袁氏父子服务的特务机关。

12月10日,袁派唐绍仪由北京南下议和。唐携带大批随员,其中首席随员为杨士琦[1]。袁是个疑心病很重的人,唐绍仪虽是他的老朋友,但他也不放心,叫杨士琦跟随前往而暗中监视之。同时,又叫汪精卫到上海,替他进行侧面活动。汪到上海时,同盟会把他当作死里逃生的出色同志,予以热烈欢迎,请他担任南方议和代表团的首席参赞[2]。汪住在南方代表伍廷芳的私人住宅观渡庐[3],代表团的机密文件均出其手。他利用职权经常向袁提供情报。此时孙中山尚未回国,同盟会的最高负责人为黄兴。汪打电报告诉杨度说,他已说服黄兴,只要袁宫保表示赞成共和制,南方就一定选举他为临时总统。

杨度跟黄兴有同乡之谊,往日在东京时颇有往来,此外,杨还认得不少的同盟会会员,因此袁又派他到上海,加强侧面活动。杨到后就向各方面散布空气说:“现在的南北和议,不是革命党与清朝皇帝议和,而是革命党与袁项城[4]议和。袁不想做曾国藩李鸿章,你们切莫把他逼上梁山。袁的问题解决了,你们的革命也就成功了。”

杨、汪二人一明一暗,里应外合,制造种种空气,为袁的政治投机勾当效劳,因此革命军对袁的妥协倾向日益明显。

[1] 北方代表除唐绍仪外,其余均称随员。

[2] 南方代表除伍廷芳外,其余均称参赞。

[3] 观渡庐在上海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一百号。

[4] 以出生地点称呼人是当时的一种敬称。袁世凯是河南项城县人,故称袁项城。

袁知道立宪派是民主革命的投机者,他们与同盟会貌合神离,所以,他叫唐绍仪到上海后,必须竭力拉拢立宪派,首先要拉拢正在上海活动的张謇。当时,立宪派迫切希望早日结束战争,好让他们早日参加政权。他们认为要结束战争,必须对北方唯一的实力派袁世凯多作让步,而袁世凯这个人,虽然过去跟他们有过一段不愉快的历史,但就目前而论,却比孙、黄之流更合他们的胃口。立宪派公然制造舆论说:“革命党人都是亡命之徒。只知破坏而不知建设。”其言外之意,是说革命党人只能在革命战争时期充当冲锋陷阵的马前卒,而一旦战争结束,他们就得退下台去,让我们这批富有政治经验的人来干。这种论调不仅出自立宪派之口,就是从同盟会分化出来的革命派大文豪章太炎,也公开发表了“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议论。所谓“革命党消”,就是要取消同盟会。这种“取消论”大为立宪派人所欣赏,因此张謇与章太炎二人以江浙大同乡的关系结合起来,组织了一个“中华民国联合会”,以与同盟会相对抗。张、章二人,一个是清朝状元和现任江苏咨议局局长,一个是革命老前辈和驰名全国的国学大师,他们一唱一和,互相标榜,对同盟会起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张謇有一个好友名叫赵凤昌。此人做过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总文案,有足智多谋之称,曾经拉拢张之洞参加1900年的“东南自保条约”。他在上海公共租界南阳路建有住宅一所,题名“惜阴书舍”,张謇经常在此接见各省立宪党人。唐绍仪到上海后,也经常来此拜访张謇。因此之故,这个地方吸引了大批政客官僚,甚至同盟会骨干宋教仁、汪精卫,有时也来打听政治行情。有人认为,惜阴书舍车水马龙,赵凤昌穿针引线,所以不待南北和会开幕,这笔政治交易已经接近成熟。张謇曾直接打电报向袁保证说:“今日清帝退位,明日拥公为总统。”

唐绍仪到上海的第二天,12月18日,南北议和代表在英租界市政厅举行第一次会议。双方互阅证件后,南方代表伍廷芳首先提出,必须以成立共和国为双方进行谈判的先决条件。唐绍仪暗示袁内阁并不反对共和制度,但因所处地位不同,目前不便直接表示,建议召开临时国会解决这个问题。伍说:“这个问题如不确定,下文从何谈起?”唐解释说:“召开临时国会不过是一种形式,借口减少北方反对和议的阻力。”

由于第一次会议没有取得具体成就,20日,英、美、德、法、日、俄六国驻沪总领事分访南北代表,传达各国公使来文,劝请双方以互让精神达成协定。因此,伍廷芳对这个问题也就不再坚持了。

关于召开临时国会的问题,袁世凯接到了唐绍仪请示的电报,同时杨度、杨士琦二人也有密电来,赞成此项意见。不过两杨的目的与唐大有出入,他们主张事前作好准备,临时国会必须由北方控制,表决国体必须为君主立宪制,但是这个君主不是清朝皇帝,而是改朝换代的新君。

袁内阁决定了召开临时国会的意见后,他害怕满族王公大臣反对,于是哄骗他们说:“这不过是一种形式,咱们事前作好布置,届时一定表决国体为君主立宪制,革命党就无话可讲了。”

12月27日,隆裕太后召开御前会议,讨论应否召集临时国会的问题。奕劻首先表示赞成,大家也无异议,次日即下诏予以公布。

但是部分满族亲贵怀疑此中另有玄虚,他们虽不便公开反对,却在暗中组织了一个“君主立宪会”,坚持表决国体必须为君主立宪制,帝位绝对不能变更。这个“君主立宪会”就是后来“宗社党”的前身。

29日,唐绍仪将清政府同意召开临时国会通知伍廷芳。当天讨论临时国会的组织法,双方达成协议,全国各省每省推举代表三人参加临时国会。革命军所属十四省代表由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召集之;北方直隶、山东、河南、甘肃、新疆、奉天、吉林、黑龙江八省代表由清政府召集之。关于临时国会的开会地点,南方代表主张在上海,北方代表主张在北京,没有达成协议,留待下次讨论。

这一天,袁在北京接到革命军各省代表会议选举孙中山为总统的消息,正在火冒三丈,接着又接到唐绍仪报告临时国会组织法的电报,不由得气上加气,气得半晌说不出来话。他心里想道:“你们已经许我做临时总统,为什么又要选出孙中山来?这明明是个骗局,想利用我推翻清朝皇帝,而你们坐享其成。我袁某人岂是受人之骗的!”他又认为,根据临时国会组织法,南北代表名额为三对二,南方控制了多数,这不是“请君入瓮”又是什么?因此,他立即打电报斥责唐绍仪行动越权,此项决议未经本人同意,不能认为有效。唐碰了这个大钉子,觉得自己有全权之名,而无全权之实,也就气呼呼地通电辞去北方代表的职务。

袁立即批准唐绍仪辞职。他不另派代表,电请伍廷芳到北京与本人直接谈判。伍接到这个电报,也不禁呼呼冷笑:“好家伙,你公然命令起我来了。”于是原礼奉还,也去了一个电报,叫袁亲自到上海来重开谈判。双方为代表问题,舌剑唇枪,大闹别扭,和议因此而停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