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冯国璋火烧汉口,湖北革命军在十分危急的时候,10月28日黄兴赶到汉口。他是同盟会的负责人,当时孙中山已去美国,叫他留在香港代理总理的职务。他在两广云南等省领导过多次武装起义,一次失败了,一次又卷土重来,因此威名震于中外。他在香港接到中部同盟会的电报,武昌已经起义,催他速回内地领导革命。当他赶到上海的时候,北洋军正在猛攻汉口,他征装未卸,便又急匆匆混在上海人士所组织的红十字会战地救护队中,乘外国轮船来到汉口。

黎元洪听得黄兴到来,立即派人迎接他过江相见。此时汉口炮声隆隆,武昌人心浮动。黎在鄂军中挑选了一个又高又大的兵士,骑了一匹鄂军中又高又大的马,手持大旗一面,旗子上写着“黄兴到”三个斗大的字,在城里城外飞马高呼,用以安定人心。

黄、黎两人匆匆一面,黄即渡江指挥作战。此时汉口市区在强烈炮火下已化为一片瓦砾之场,革命军失去掩蔽,伤亡非常重大。黄兴只得在汉阳对岸满春茶园一带布置最后一道防线。

黄兴亲自督战,虽然起了一定的鼓舞军心的作用,但是此时各省援军尚未到达,军火、军饷两俱缺乏,加以袁世凯用封官悬赏的办法鼓励北洋军疯狂进扑,革命军很难稳住阵脚。黄兴虽手刃临阵退缩的军官数人,仍无济于事。11月2日,革命军放弃汉口,退守汉阳。

湖北都督府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今后的战守问题。有人认为,黄兴并无正式名义,因此各军不听指挥。黎元洪愿将本人所兼的总司令一职让出来。

11月3日,阅马厂都督府门前高搭将台一座,举行了极其隆重的“登台拜将”典礼。钟点一到,黄黎二人并肩走上台来,由黎授印、授旗,并作了简短的介绍,称道黄兴多年来从事革命的功勋,请他出来担任革命军总司令,勉励官兵一致服从。黄致答词后,礼成,军乐大奏。黄骑了鄂军中那匹大马,绕场检阅军队,所过之处,军官行甩刀礼,兵士举枪致敬。这些情况与都督举行誓师典礼时一模一样。当天黄渡江到汉阳,在昭忠祠建立了总部,并电催独立各省迅速出兵来援。

就在这一天,革命军在断琴口阵地捕获“奸细”一名,解往都督府受审。此人便衣马裤,眉目英爽,一经查问,才知道他是吴禄贞派来的联络参谋王孝缜。他带来了北方第六、第二十两镇决定会师北京的消息。这一大好消息驱散了都督府中因放弃汉口而产生的悲观情绪,认为袁世凯已成瓮中之鳖,革命军的最后胜利指顾可期。黄兴任王孝缜为总部副官长。

革命军与北洋军隔汉水对峙,一连几天无战事。11月9日,吴禄贞被刺的消息传来[1],军中的乐观空气又被吹散了。

11月11日,武昌江防部队发现江面有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小火轮,蹴着白波向武昌驶来。船靠码头后,有两个清朝官吏走出来,口称有机密大事要见黎都督。守兵不敢怠慢,立即把他们监送到都督府来。原来这两个官儿是袁世凯所派的代表刘承恩[2]和蔡廷干,他们持有袁的亲笔函及汉口英国领事葛福的介绍信,为接洽两军停战议和而来。

这一天,军务部部长孙武久病新愈刚出医院,穿了一套金光闪闪的陆军上将制服,来到都督府就职。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参谋部副部长吴兆麟、外交部部长胡瑛也都在府中办公。黎找他们讨论应不应该接见袁世凯的来使。孙武认为袁是北方唯一的实力派,来使持有英国领事的介绍信,应当接见一下,听取他们的来意。胡瑛赞成这个意见。张振武、吴兆麟二人却都不以为然,认为接见北方来使,足以动摇军心,引起各方误会。正商谈间,突然有府中职员朱树烈、范义侠、萧鹤鸣三人闯进来,手中提着大刀,厉声叫道:“谁主和谁就是汉奸!”这样一来,大家都哑口无言,黎只得派人护送刘蔡二人出城过江。

刘蔡二人留下了袁的一封信。信上说的是:朝廷已经实行君主立宪,从此不必大动干戈,希望革命党人悔罪投诚,保证不究既往。黎与黄兴二人商议之下,决定各写一封回信。黎在信中劝袁倒戈反正,革命军可以推举他为汴冀大都督。黄则进一步鼓励袁做新中国的华盛顿,万勿失此千载一时之机。

[1] 当时交通情况异常混乱,11月6日吴禄贞被刺身死的消息,迟至9日才传到武昌。

[2] 刘承恩是湖北籍道员,袁世凯因他熟习湖北情形,调为随军招抚员。曾叫他于10月29日写信劝黎元洪投降。

这是袁对革命军所作的第一次诱降。袁自南下督师以来,早就决定了一个两面利用的计划,一面利用清政府对付革命军,一面又利用革命军对付清政府。他先给革命军一个下马威,叫冯国璋猛攻汉口,这是“军事迫降”。等到汉口被他打下来了,他又采取“养敌自重”的办法,不拟进攻武昌,请他的后台老板英国人作介绍,对革命军进行“政治诱降”。汉口英国领事介绍刘蔡二人渡江接洽停战,是奉英国公使朱尔典之命而行的。

这次诱降未成,袁认为革命军还没有受到足够的打击,因此命令冯国璋继续进攻汉阳。他自己则于11月12日由孝感启程北上。

在汉口失守后的几天内,革命形势在东南方面有了重大的发展,上海、苏州、浙江先后光复。上海同盟会一再打电报并且派人前来,催促黄兴速回上海组织革命军中央政府。黄兴拟俟各省援军到达后,一战而夺回汉口,把武汉三镇的局势稳定下来,然后抽身东下。

各省援军到达最早的是湘军王隆中、甘兴典两协,受到湖北人民的夹道欢迎。他们一开到就要求上阵杀敌,反攻汉口。根据当时的形势,北洋军在数量上处于绝对优势,革命军应当厚集兵力才能发动反攻,但是黄兴对敌人重视不足,而且他本人也急于要摆脱局部战区的牵制,东下主持全局,因此同意了湘军速战速决的意见。

11月16日,黄兴下令分三路反攻汉口,第一路由武昌渡江向谌家矶、刘家庙进攻,第二、第三两路均由汉阳强渡汉水,分别向龙王庙、玉带门、桥口等地进攻。第一路为佯攻,由鄂军担任,目的在于扰乱北洋军的后路,使之首尾不能相顾。第二路也由原阵地的鄂军担任。第三路以生力军湘军为主攻,黄兴亲自统率指挥。是日天雨路滑,对攻军不利。第三路渡河后,第一、第二两路均未按照命令出发,因此北洋军得以集中力量对付一面。湘军作战非常勇敢,在敌人的强烈炮火下,从拂晓战至午后,王隆中的一协死伤过半,仍坚持不退。由于北洋军不断增兵加强压力,甘兴典首先骑马退下来,引起军心动摇。黄兴立即率领督战队,手持大刀拦阻,甘部败兵竟向督战队开枪反击,夺路而走。黄兴只得命令第三路全部撤回汉阳。

反攻失败后,甘兴典不向总司令请示,擅率所部退回湖南。王隆中也借口该协牺牲过大,不服黄兴劝阻,自由率部退回武昌。黄兴电请湘鄂两省都督按军法制裁违抗命令和作战不力的各级将领,鄂军第一路协统成炳荣被撤职,第二路标统杨选青被处死刑,甘兴典回到长沙后也被捕正法。此时湖南又开到援军刘玉堂一协。

11月22日,北洋军偷渡襄河占领蔡甸,即向花园、黑山等阵地进攻。黑山炮兵谭森林被敌收买,所布地雷均未爆炸。刘玉堂在争夺仙女山的战斗中力战阵亡,北洋军乘势直扑龟山。11月27日,革命军放弃汉阳,退守武昌。是日黄兴仍在上海红十字会救护队的掩护下,乘外国轮船前往上海。

汉阳失守后,湖北军政府对于应否坚守武昌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部分人认为,北洋军拥有海军,随时可以渡江作战,革命军的兵力已经残破不全,无力巩固江防和坚守武昌。武昌已处于龟山炮火的直接威胁下。他们主张将都督府迁往鄂城,一俟各省援军云集,然后再图反攻。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武昌为全国首义之区,已成为民主革命的一面旗帜,如果不战而退,不但玷污首义之名,而且足以影响全局。他们主张设防坚守,即使北洋军渡江进犯,也应奋勇抵抗,战至最后之一人。

正当争论不决之时,以前因文学社被破坏而失踪的蒋翊武突然出现,他是从蔡甸化装回到武昌的。他也主张坚守武昌,于是大家推他继任革命军总司令。他立即在洪山宝通寺建立总部,重行调整兵力,在武昌周围大君山、小君山、磁基山、京口、白沙洲、青山等处构筑防御工事,并在沿江一带加强防务。

12月1日,从龟山打过来的开花弹纷纷落在武昌城内,都督府也中弹起火,黎元洪不征求别人的同意,慌忙迁往城外卓刀泉刘家祠堂办公。

当天下午,英国领事又派人过江来,向革命军建议停战三天,以便觅取和平解决的途径。这是袁世凯所作的第二次和平试探。第一次他自己派代表前来碰了壁,第二次就请高鼻子洋人出面来跟革命军打交道。读者要问道:北洋军接连打了两次胜仗,武汉三镇已夺去其二,袁为什么还要一再谋求和平解决?这是因为,袁对全国局势比别人了解得全面,此时革命烈火已经烧红了半边天,武汉之战成了局部问题,而北洋军无可再调之兵,即使能够攻下武昌城,也不能够解决全面战争。而且打武昌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此时长江上游海军舰队已在九江起义[1],北洋军的海军优势不复存在;湖北革命军虽然受了相当大的损失,但是湖南、江西、广西、贵州等省的援军已经出发在途,战事必将持久,北洋军再打下去,必将陷于泥淖而不能自拔。由于这些原因,所以打汉阳仍是袁的一种军事迫降的手段。当汉阳攻下之后,他认为湖北革命军已经被他的威力吓倒,应该可以接受和谈了。

英国领事的来文,由都督府派急足送往卓刀泉。自12月1日起,南北两军停战三天。黎于12月3日迁回武昌城。此后停战期一再延长,实际上武汉从此无战事,南北战事改在另一地区进行。

革命军与清朝军队的另一战场在南京。

武昌起义前,南京驻有两种性质不同的军队:一种是具有革命倾向的新军第九镇,一种是旧军江防营。第九镇和一般新军不同,是清政府在初步试行征兵制的基础上建立的,有不少革命分子参军入伍,所用军官也有不少是日本士官生出身。1906年,东京同盟会派人分赴长江各省,策动新军响应萍醴起义,在江苏的策动对象主要就是第九镇。萍醴起义失败后,两江总督端方在第九镇进行了一次大整肃,撤换了一批有革命倾向的军官。

第九镇原驻长江北岸,因1911年举行秋操,调驻长江南岸,其第十七协及镇司令部均驻南京城内,第十八协两标分驻镇江、江阴两处。武昌革命事起,江宁将军铁良、两江总督张人骏怀疑这支新军不稳,10月30日将第十七协调驻城外秣陵关,而将浦口江防军二十营调驻城内。

[1] 黎元洪早年肄业天津水师学堂,与萨镇冰有师生之谊。1911年10月17日,萨乘楚有军舰抵刘家庙江面,黎即去函劝其反正。函中有云:“党军驱逐瑞督出城后,即率队来洪营合围搜索。洪换便衣匿室后,当被索执,责以大义,洪只得权为应允。吾师素知洪最谨厚,何敢仓卒出此。虽任事数日,未敢轻动。今则万众一心,同仇敌忾……谁无肝胆,谁无热诚,谁非黄帝子孙,岂甘作满族奴隶而残害同胞耶?洪有鉴及此,识事机之大有可为,乃誓师宣言,矢志恢复汉土。”这封信的前半段倒也说了一些老实话。萨对此函虽未作复,但也并非无动于衷。九江独立后,清政府命萨率领各舰开往九江镇压,萨知事无可为,即换乘商轮只身赴沪。萨去后,各舰舰长在九江宣布起义。本拟开回武汉助战,因秋深水浅,便由海筹舰长黄钟英率领,驶往下游。清政府所属长江舰队尚有镜清,保民等舰及鱼雷艇14艘停泊下游镇江一带,也于11月6日全部起义。

江防军的统帅不是别人,正是1900年奉袁世凯之命北上“勤王”的淮军副将张勋。他是江西奉新县人,早年在同乡人许振祎家中当过书童。许是曾国藩的挂名弟子,曾任河道总督。张勋因偷窃主人财物被逐,他一再求情,许写信介绍他到广西提督苏元春处求差,补了一名伙夫。他善于逢迎,深得新主人的欢心,逐步提拔他做到巡防营管带。他又犯了营规,管带当不下去了,苏派他做差官,携带大宗礼物,到北京去走中朝贵人[1]李莲英的门路。他到北京的时候,苏被两广总督岑春煊参倒,李莲英保荐他当上了北洋淮军管带。1896年,袁世凯小站练兵,他的部队调往受训,因此又与袁接上了关系。1899年,他随袁到山东,升任淮军副将。1900年他奉派北上“勤王”,在居庸关外追上了“两宫銮驾”,他又巴结上西太后,升任淮军翼长。《辛丑条约》签订后,他的队伍调往关外,归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节制。1910年升任云南提督,未到职前改授江南提督,节制江南、浦口各营。他跟袁世凯和西太后都有历史关系,因此既自命为北洋派大将,又自居为大清朝的忠臣。

武昌起义后,革命浪潮冲击着长江沿岸各省,南京成了一座四面受敌的孤城。江苏咨议局和绅商各界都劝两江总督张人骏宣布独立,以免兵临城下。张已年逾古稀,但求苟全性命,愿意交出政权。他跟满族江宁将军铁良同处一城,而兵权又掌握在张勋的手里,不能有所作为。于是清政府任命张勋会办江苏军务,并授以保卫南京之全权。

张勋在城北一枝园建立了江防军大本营,宣布了戒严令,紧闭南京各城,大举搜捕革命党人。凡是被他们认为形迹可疑的人,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枭首示众。因此,大行宫、花牌楼一带的电线杆子上经常悬挂着累累的人头,不少穿洋服和剪掉辫子的人也被枉杀。张勋的辫子兵借口搜查乱党,到处穿房入户,乘机抢劫财物。在张勋的暴力统治下,这个六朝金粉之地,成了杀气腾腾的人间地狱。

张人骏、铁良之流恃有江防军撑腰,对新军采取了歧视和戒备的态度。第九镇应领子弹被扣留不发,兵士每人身边仅留子弹三颗,备野外演习之用。张勋的态度更加咄咄逼人,扬言任何人如敢反叛朝廷,江防军的力量足以平之。第九镇官兵在反动派的高压下,已经积愤难忍,加以革命派从中鼓动,连动摇不定的统制徐绍桢也觉得受不了,愿意参加起义。他们暗约城内巡防营及总督卫队为内应,第九镇官兵乃于11月8日在秣陵关起义,进攻雨花台炮台。不料城内机关被破坏,参予其事者均被捕杀,起义军缺乏攻城炮,两天后被迫向镇江退却。

[1] 中朝贵人指清宫中有权的太监。

在此以前,第九镇第十八协已在镇江起义,推举同盟会会员(原光复会会员)、第三十六标管带林述庆为镇江都督。在南京的第十七协退抵镇江后,林对统制徐绍桢颇不礼貌,徐只得派人到上海乞援。上海同盟会正拟联合苏浙两省出兵北伐,开辟第二战场,以分北方之势,而解武汉之危。他们认为徐绍桢在军队中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因此决定组织江浙联军,推徐为总司令,即日向南京反攻。

江浙联军包括浙军统领朱瑞、苏军统领刘之洁、上海光复军统领黎天才、沪军敢死队司令洪承点等部。第九镇十七、十八两协合编为镇军第一镇,以同盟会会员柏文蔚为统制[1]。其实,这些军队都是起义后新扩充起来的,不但人数不足,而且也缺乏战斗经验。但是,由于革命深入人心,士气非常旺盛。11月22日开始进攻后,联军首先夺得南京外围的乌龙山和幕府山。12月1日又夺得制高点天保城,胜负之局已定。接着孝陵卫之战,江防军统领王有宏头戴红顶花翎,往来指挥作战,中弹落马而死。联军炮打狮子山和北极阁,张人骏和铁良正在山上观战,吓得狼狈下山,遁入日本领事馆中。

两张商请美国教士出面调停,愿意和平让城。联军向他们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江防军必须全部缴械;二、他们所劫去的藩库存银八十万两必须全部追还。条件没有讲好,联军准备攻城,忽然探马报道,当天夜晚,张人骏、铁良两人都偷出下关,乘坐日本兵船逃往上海去了。清政府命张勋护理两江总督,但因大势已去,他也率领江防军残部偷出汉西门,由大胜关渡江北窜。

12月2日联军进城后,林述庆从镇江赶来,一马当先跨进了两江总督衙门,自立为江苏都督。上海同盟会因程德全早已被推为江苏都督,改推林为北伐军总司令,叫他渡江追敌。但林的军队已被柏文蔚接收改编,他因手无寸铁而自动下台。联军又将光复军改编为宁军第一镇,派黎天才为统制兼援鄂司令,光复军总司令李燮和也因人去楼空而自动解职。

联军在下关捕获了张勋的爱妾小毛子。原来,张勋从南京逃走时,因为军中不便携带妇人,把小毛子藏在一个亲戚的家里,被联军宪兵搜查出来。沪军都督陈其美建议把她解往上海,陈列于张园[2],作为南京战役中的一个战利品,任人参观,每人收门票四角。他说上海人素来好奇,一定会万人空巷前来参观,估计可以筹集军饷十万元。徐绍桢回电说:“革命军仁者之师,不宜有此儿戏之举。”他把小毛子安置在门帘桥清朝候补道陈善的家中,随后又派津浦路局长陶逊把她送往徐州,交还张勋。

[1] 柏文蔚曾在第九镇任管带,因革命党嫌疑被撤职,即往东北地区活动。武昌起义后,化装潜来镇江。

[2] 张园在今上海北京西路,是当年的游乐场所。

张勋率部渡江后,沿途受到联军追击和淮上军[1]的侧击,情形非常狼狈。逃到徐州他才松了一口气。但是,江山已归别人,美人又陷虎穴,心中好生懊恼。忽然有一天,联军送回了小毛子,他这一喜非同小可,除亲自到车站迎接外,还大张盛宴款待陶逊,极口称谢徐绍桢的深仁厚德。陶逊南返时,他把所扣机车十四辆和客货车八十辆交还给津浦路局,作为答礼。

南京被围时,袁世凯曾命张勋死守待援。本拟调北洋军第五镇由山东南下赴援,但因山东也在风声鹤唳之中,这支军队无法调走。张勋退抵徐州后,袁命兖州镇总兵田中玉出兵韩庄、利国驿一带,协助张勋防守徐州。

南京号称东南重镇,也是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南京在汉阳失守后的第四天光复,不仅把长江中下游联成一片,挽救了湖北革命军的不利形势,而且开辟了第二战场,控制了全国第二交通大动脉津浦路的南段,使袁世凯更加感觉到这场战争无法再打下去,因此,他不得不依靠帝国主义,玩弄政治阴谋,采取“速和速决”的策略,企图在和议席上取得他在战场上所不能得到的东西。

[1] 淮上军是安徽寿州发展起来的民军,曾光复皖北各县,并派队到蚌埠截击张勋的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