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写到袁世凯被载沣赶下台去，叫他回籍养疴。他并没回到原籍项城县，而是在河南卫辉府停下来，次年夏天再迁往彰德府。
彰德在太行山脚下，是京汉路经过的地方，交通十分便利。袁在城外洹上村筑有精舍，门前洹水[1]流过，他架一小桥以通往来，题名曰“圭塘”。他此时还不过五十来岁，却倚老卖老自称“洹上老人”。他经常跟一批亲朋幕僚饮酒赋诗，刻有《圭塘唱和集》。有一天，他化装为渔翁，披上一件蓑衣，泛舟于烟波缥缈之中，特意拍了一张照片。他还作了一首诗，题曰《烟蓑雨笠一渔翁》，和者不乏其人。他把这张照片和诗集分赠给北京亲友。这些琐琐生活，看起来似乎无关宏旨，可是袁并不长于作诗，为什么下台后忽然要做起诗人来，还要拍摄这张怪模怪样的照片赠给亲友，当然别有深意。
他下台的时候，清政府派有武弁一人“随身保护”。他知道他身后的这条影子是朝廷派来监视他的，因此特别加以款待，平日大鱼大肉，年节多加犒赏。这位武弁受了许多好处，在打报告时少不得美言几句，说他如何安于隐居生活，如何感激天恩，等等。袁觉得这样做还是不够的，于是又变戏法，一会儿装诗人，一会儿又装渔翁，以示闲云野鹤之身，并无政治野心。其实，这个大野心家无时无刻不在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他跟庆亲王奕劻、北洋军各级将领以及英国公使朱尔典等人的关系，始终保持不断。他的老朋友徐世昌以及谋臣策士杨士琦、杨度之流，经常跟他暗通消息。他的大儿子袁克定在北京农工商部挂了一个右参议的官衔，事实上是他的“驻京办事处长”。他家中设有电报房，经常跟各省督抚通电往来。他身边还豢养着一批幕僚清客，明里陪他饮酒赋诗，暗中替他出谋划策。当时，内阁问题、国会问题、铁路国有问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谁都知道，天下汹汹，大变动将要发生。袁既拥有北洋军这个政治资本，又与各方广通声气，何愁不“东山再起”！果然，武昌的炮声一响，这位闲云野鹤就立刻活跃起来了。
[1] 彰德府今改安阳市。洹水即安阳河。
武昌革命后的第二天，有一个狗头狗脑的客人从北京悄悄地来到洹上村。此人正是所谓北洋派“三杰”之一冯国璋。袁从他的口中得知北京的军事调动情形。
原来，武昌起义后，清政府当然要派兵去讨伐。派什么军队好呢？摄政王载沣所统率的禁卫军，既非久经训练之师，又要留在京城保驾。当时能够迅速调动而又具有战斗力的军队只有北洋军。派谁去做统帅昵？有人建议起用袁世凯，理由是北洋军是在他的手里建成的，派他去督师，可收“指挥若定”之效。这个建议立即受到以恭亲王溥伟为首的满族王公大臣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此人脑后有反骨，以前好不容易把他赶下台，怎么现在又要把刀把子递到他的手里去呢？载沣一听言之成理，于是决定派新任陆军大臣廕昌出马。廕昌做过北洋武备学堂的总办，跟北洋诸将既有师生之谊，又有推荐之恩，要代替袁世凯没有比他更适当的人选了。可是，北洋军是汉族的军队，用汉人打汉人，载沣还不十分放心。怎么办呢？最后决定从北洋各镇中挑选精锐部队组成战时混合军，利用他们互相牵制，以防发生意外。以前袁每次建立新军，总是从原有各镇中抽调军队混合组成，此次清政府组织战时混合军，还是从袁世凯的经验中学来的。
10月12日，清政府降旨派廕昌为督师，并从北洋军第二、第四、第六三镇中各抽调一协组成战时混合军，以冯国璋为军统，开往武汉作战。这种混合组织是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决定的。当时第三镇远在东北，第五镇驻防山东，一时均不便调动，而第一镇为铁良会同袁世凯训练的军队，其中有不少满族子弟兵，也要留在北方看守老家。用冯国璋为军统也经过一番考虑，冯经常表现忠心王室，他跟良弼的关系又很好，清政府认为在北洋诸将中他是比较可靠的。
同时，清政府又命海军提督萨镇冰率领长江水师开往武汉助战。武汉地滨长江，革命军没有海军，而陆军的兵力也远比政府军为少。水陆并进，强弱悬殊，所以清政府对于武昌革命虽然感到惊慌失措，却又认为不难一鼓荡平。
命令发表的当天，冯国璋急匆匆赶到彰德向袁汇报请示。袁授以六字真言，叫他“慢慢走，等着瞧”。这明明叫他不要同革命军打硬仗，必须看准风色行事。1900年西太后命各省出兵“勤王”时，袁也曾把这个真言授给北上“勤王”的张勋。此番已是旧调重弹了。
冯走后的第二天，又有一个公开露面的客人来到彰德，此人正是奉命督师南征的廕昌。他跟袁本来就有老交情，此番路过彰德，不免前来请教一番，随即作别登车而去。
廕昌在湖北孝感县扎下了南征大营。他原拟一鼓作气打下汉口，向清政府报个头功，不料北洋军的先头部队开到刘家庙与张彪的残部会合后，借口兵力尚未集中，不肯展开功势。同时，他们的后续部队走一站停一站，武胜关以南各站挤满了兵车，摆成了一字长蛇阵，前面的车子不开走，后面的车子过不去，廕昌急得搔头抓耳，没个办法。
就在这时候，英国公使朱尔典在北京大放空气说，袁世凯是当代精通军事的大员，而北洋军又是他一手练成的，必须起用他才能指挥如意，否则夜长梦多，只恐前途不妙。美国公使嘉乐恒也在公使团会议上，主张促使清政府起用袁。同时，奕劻在朝廷里面敲边鼓，认为朱尔典等人的意见值得考虑。载沣本来是个胆小鬼，自己不敢做主，向隆裕太后请旨定夺。可是，隆裕不比西太后，遇事畏首畏尾，拿不出主意来。她召开御前会议，征求满族王公的意见。奕劻在会议上又极口称赞袁世凯忠心耿耿，才足戡乱。10月14日，清政府下诏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叫他会同廕昌指挥前方各军。
问题摆得十分清楚，武昌革命爆发后，清政府调兵遣将，所能调动的只有北洋军。他们既要用北洋军，又要疑北洋军。本来决定不用袁世凯，可是，廕昌到湖北还不过一天，又叫袁出马，会同廕昌指挥前方各军。他们既要用袁，又要疑袁。袁不过是廕昌手下的一员副将，整个兵权不在他手中。也就在同一天，清政府又起用打入冷宫已久的岑春煊为四川总督。这也是用以牵制袁的另一着棋子。
袁在洹上村养寿堂接到圣旨，不由得呼呼冷笑。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当天奏报朝廷，说他足疾未痊，一时尚难启程。这是一幕尔虞我诈的把戏：你患你的急惊风，我做我的慢郎中。你以前硬派我有足疾轰我下台，我现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借口足疾未痊，搭搭架子，又有何妨。
袁的这番表演，把本来是糊涂虫的奕劻弄得更糊涂了。他把徐世昌找来悄悄问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叫我保奏一本，好容易上头批准了，却又搭架子不肯出来。菊人，请你辛苦一趟，到彰德去问个明白。”
10月20日，徐世昌从彰德跑回来，气急败坏地回报奕劻说：“咱们甭再找他了，难道少了他这出戏就唱不下去了不成？”
奕劻发急地问道：“他说了些什么。你说，你说！”
徐也是个会做戏的人，而且做功不瘟不火，恰到好处。他装出要说又说不出口的一副窘态，等到奕劻问得紧了，他才气鼓鼓地回答说：“袁慰庭还提出六个条件呢！他说不依这些条件，仗就打不好，他还是不出马为妙。”
奕劻问：“哪六个条件呢？”
徐把六个条件摊出来：（1）明年召开国会；（2）组织责任内阁；（3）开放党禁；（4）宽容武昌起事人员；（5）宽筹军费；（6）授以指挥前方军事之全权。
其实，这是袁徐二人串通合演的一出有真有假的政治双簧剧。袁所提出的六个条件是真的，徐的吹胡子瞪眼睛是假的。
袁的六个条件，归纳起来只有三个：要早日实行君主立宪，要用和平手段麻痹革命党，要把全部兵权交给他。当天清政府下了一道“上谕”，对于“从乱者”一概不究既往，嗣后官方如再查获党人名册，一律予以销毁，以示概不株连。这时候，清政府已经懂得革命党人是杀不尽斩不绝的。当此星火燎原之际，它只得把“杀无赦”的豺狼面孔改变为“不究既往”的狼外婆面孔，企图用欺骗政策来缓和革命危机。这一措施跟袁所提的三四两个条件基本上是合拍的。可是，其余四个条件，如果统统接受下来，不但廕昌要卷起铺盖滚蛋，就是载沣、奕劻之流也得收拾摊子下台。所以袁的条件提出后，平日反袁最力的满族王公大臣都哇啦哇啦地大喊大叫道：“可不是吗，这小子尚未登台唱戏，他的一副粉白脸就已亮出来了！”
可是，在那些日子里，清政府所接到的各方情报，都是不祥之声。10月19日，汉口前方发生接触，北洋军没放几枪就败下阵来退守滠口。萨镇冰所率军舰也退往武汉下游。此后，湖南、陕西、江西等省纷纷宣告独立。清政府被这些坏消息吓破了胆，只得于10月27日降旨将廕昌调回，命袁世凯以湖广总督兼任钦差大臣，节制前方各军。
这是清政府对袁表示屈服的第一步，接受了他所提的第六个条件，把前方军事全权交给了他。袁打算在他出场之前先给革命军一个下马威，以抬高自己的身价。
袁受命为钦差大臣的这一天，冯国璋下了鼓励士气的总攻击令。第二天，第二镇第三协协统王占元率部沿铁路线向刘家庙反攻。在此以前，清政府所属建威、江元等舰已向革命军投降，由刘家庙江面开回汉口江面停泊，但是革命军既未派人接收，也无妥善处置，它们便又自动地开往武汉下游，对时局采取了观望的态度。此时受了清政府的运动，又开回丹水池江面，配合北洋军反攻，军舰上的炮弹打在革命军的侧翼和后方，使革命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地位。同时，革命军前敌指挥张景良受敌人收买，放火焚烧军火库，军心因而动摇，革命军接连放弃刘家庙、大智门等阵地，28日退守汉口市区[1]。
29日，冯国璋下令猛攻汉口。汉口人烟稠密，房屋鳞次栉比。为了扫清射界，冯国璋竟然不顾人道，命令炮兵用重炮轰击市区。炮弹所落之处，立即腾起了浓烟烈火，成堆的房屋被火焰吞没，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葬身于熊熊火海之中。
冯国璋火烧汉口之日，正是袁世凯启程南下之时。10月31日，袁的南下车与廕昌的北上车在信阳车站相遇，他们就在火车上办理交接手续。11月1日，袁的专车继续南行，在孝感县属萧家港车站停车，就在这里扎下了前站指挥所。这时候，前方将领纷纷跑来谒见。新官到任，旧主重逢，自有一番悲喜交集的热闹场面。他们争先恐后地报告前方的军情，并且侈谈自己的战功。可是他们的袁宫保深锁双眉，意兴不佳，大家都猜不透他有何心事。等到大家汇报完毕，他才慢条斯理地说道：“现在的问题不在南方而在北方。”
原来，袁世凯的专车开到信阳的时候，接连接到北方两件警报：一件是北洋第二十镇官兵于10月29日在滦州举行“兵谏”[2]，向清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有挥戈直捣幽燕之势；一件是山西于同一日宣布独立。读者们，究竟第二十镇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军队，它为什么要闹“兵谏”，“兵谏”的内容是什么，其影响如何，它跟山西独立又有什么联带关系，这些问题都必须从头说起。
[1] 张景良原任第八镇第十五协第二十九标标统，起义后任湖北都督府参谋长。曾劝黎元洪弃职潜逃。10月27日被革命军发觉，拟即处以死刑。其旧部蔡济民力为缓颊，于是将他调为前敌指挥官，叫他带罪图功。他怀恨在心，竟与北洋军秘密勾结，以放火为内应信号。事发后被处死。
[2] “兵谏”是春秋时代的故事。楚国臣子鬻拳以兵包围楚文王，胁迫他接受自己的意见，当时称为“兵谏”。
第二十镇也是北方的新军，但它不是袁世凯所练的北洋军。以前清政府建军之初，规定全国共建立新军三十六镇，首先由北洋大臣建立六镇，其余三十镇则由各省分别建立。清政府对于全国新军的番号，事前早有统一规定，如湖北为第八镇，江苏为第九镇，福建为第十镇等。各省建军数量视其面积大小、财赋收入多寡和国防需要而定。大体上大省或边省成立一镇或一镇以上，中等省成立一镇或一混成协，小省成立一协或一协以下。各省因情况不同，建军也有先后。截至武昌起义之日止，有不少省区尚未完成建军任务，因此新军番号留下不少空白点，有的番号在前而尚未建立，有的番号在后而已先建成。东三省为清室的“发祥之地”，又是日俄两国的角逐之场，所以规定的驻军数量远较各省为多。1907年徐世昌外放东三省总督时，除将北洋第三镇调驻吉林外，又从北洋第五、第六两镇中各抽出一部扩编为第一、第二两混成协，由参将王化东、王汝贤分任协统。1909年锡良继任总督时，又将第一混成协与奉天巡防军之一部合编为第二十镇，以陈宦为统制。前文说过，袁世凯建立北洋军，对于各级干部只用北洋武备生而不用日本士官生。锡良打破了这个成规，初则用与北洋派并无历史渊源的陈宦为第二十镇统制，继而派陈宦赴德国考察军事，以士官生出身的张绍曾继其任；王汝贤调职后，又以士官生出身的蓝天蔚继任第二混成协协统。这样一来，在北洋派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新军第二十镇和第二混成协，就有非北洋派打进来，做了它们的统兵大员。此外，另一士官生出身的吴禄贞，因同学良弼的推荐，也奉派到东北办理延吉边防事务。吴蓝二人与第二十镇参谋长刘一清都是湖北人，在东北军界中有“湖北三杰”之称。他们又都是同盟会的秘密会员。这样一来，除学派和同乡关系而外，东北军界又有政治派别的不同。但是问题还不在此。1911年，吴禄贞继赵国贤之后为第六镇统制，从此非北洋派又打进了北洋派的嫡系部队之内。总的说来，自从袁世凯卸任北洋大臣以来，北方军队的性质就变得复杂起来。以第六、第二十两镇和第二混成协三支军队而论，军队的老底子都是北洋旧人，而主将却都换了圈子外的新人物，因此便有北洋派与非北洋派、革命派与反革命派两种势力的并存。
武昌起义前，清政府每年都要举行一次秋季大会操以检验新军各镇的成绩。1911年，第六、第二十两镇奉命在永平举行会操。当时第六镇驻防保定至石家庄一带，镇本部设在保定。第二十镇由关外乘火车到达永平附近滦州时，武昌革命突然爆发，清政府下令中止秋操，打算调第二十镇到南方去打革命军，暂驻滦州待命。吴张两统制密谋在北方响应革命。恰好这时候，奉天运出一批军火接济在汉口作战的北洋军，火车经过滦州时，第二十镇革命派军官予以截留。他们一不做，二不休，打算大干一场，即日宣布独立，出师直捣北京。但张绍曾是个畏首畏尾、多疑不决的软骨头，认为本镇内部还有反革命派，害怕引起分裂，主张分作两步走，先以“兵谏”的形式将清政府一军，要求皇族放弃特权，即日实行君主立宪。他估计清政府一定不会答应，那时激怒军心，势成骑虎，反革命派也将被逼上梁山而只能跟着大伙走。张绍曾还愁孤掌难鸣，想把驻防东北的第三镇代理统制卢永祥[1]和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统统拉进来，共同宣布起义。
10月29日，张绍曾、卢永祥、蓝天蔚等联名致电清政府，提出十二项条件，主要是要求于年内召开国会，由国会起草宪法，选举责任内阁，并宣示皇族不得充当国务大臣。这个电报名为“兵谏”，其实是一道最后通牒、威胁清政府要把多年来拖延未办的大事，在两个月之内全部办完，如果敢道半个不字，他们马上杀奔北京，绝无讨价还价之余地。
这道催命符把北京城的满城文武吓得心胆俱裂。他们急忙把京奉线上的火车扫数开回北京，以阻止第二十镇运兵前来，一面满脸堆下笑容，满口甜言蜜语，嘉奖张绍曾等“忠勇为国”，对于他们所提的十二项条件不折不扣全盘接受。次日颁布明旨，撤销皇族内阁，命资政院起草宪法。赏给张绍曾侍郎衔，授为宣抚大臣，派往长江一带宣示朝廷德意。清政府还发表了“罪己诏”[2]，把自己痛骂一通，并明令释放自戊戌政变以来被捕入狱的一切政治犯。1910年行刺摄政王的政治犯黄复生、汪精卫、罗树勋三人也在赦免之列[3]。资政院开快车于11月3日制定了宪法信条十九条，清政府即日批准公布，并称即将宣誓太庙[4]，以资信守。
清政府采取了这些“从善如流”的措施，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多年来，清朝的统治者一脉相承，变来变去，都是君主立宪其名、皇族集权其实的老戏法。不知多少人为立宪而流血，多少人作了海外逋臣。在国内还有更多的立宪党人进行合法斗争，用叩头请愿的方式，哀求皇帝“俯顺舆情”，开放政权。他们轻则受到皇帝的传旨申斥，重则发往边地充军。可是，而今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仅凭张绍曾等人的一纸电文，在三五天之内，就取消了皇族内阁，颁布了宪法信条，赦免了“罪大恶极”的政治犯。皇帝骂了自己一通不算，还要在祖宗灵前赌咒发誓以保证自己的新诺言是靠得住的。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皇帝变得明智了吗？显然不是。这件事教导人们认识了一条真理。这条真理写道：当刀把子握在反动统治者的手里的时候，他们就是凶神恶煞，谁不服从他就砍谁的脑袋，刀下决不留情；而当刀把子握在反抗者的手里的时候，皇帝却又假装成百依百顺的可怜虫，表面上你要什么就给什么。这条真理谆谆告诫人们，离开刀把子而空谈革命与过渡，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
[1] 卢永祥是第三镇第五协协统，代理统制曹锟的职务。
[2] “罪己诏”是皇帝在统治权发生危机的时候，向全国人民检讨自己的错误，用以平民忿的一种狡猾手段。
[3] 1910年（宣统二年）2月21日，黄复生、罗树勋、汪精卫三人同谋行刺摄政王载沣。黄罗二人在摄政王每日上下朝必经之地地安门外银锭桥桥下埋置炸弹，因事机败露，三人均被逮捕。此时清政府已面临末日，不敢大肆杀戮，因此采取怀柔政策，判处汪黄二人终身监禁，罗则监禁十年。
[4] 太庙是皇帝奉祀祖先的庙堂。宣誓太庙是将国家大事祭告祖先，以示决无翻悔。
清政府除采取以上措施而外，还因吴禄贞平日与张绍曾、蓝天蔚等人颇有交情，特地派他到滦州抚慰第二十镇官兵。
这里应穿插一段往事。武昌起义时，吴禄贞自告奋勇，愿率所部第六镇南下讨伐叛军。清政府还没来得及回答，吴又改变了主意，说他是湖北人，与武昌起事诸人多属旧交，愿意单骑到敌营，凭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他们悔罪归降。清政府对他早已有所怀疑，于是将计就计，叫荫昌先调第六镇第十一协带往武汉作战，叫吴在保定布置后续部队候令出发。这是一种明奖暗防的阴谋，不动声色地夺去了吴的一半兵力。对于这样一个怀疑的对象，派他宣慰异动军队，这又是什么道理呢？下文自有交代，暂且按下不表。
吴接到圣旨后，却不知是计，喜滋滋地拿着“奉旨抚慰”做幌子，立即乘车到了滦州，向第二十镇官兵作了一番鼓动军心的讲话。他跟张绍曾、刘一清和第二十镇革命派军官举行密谈，商定了两路出兵的计划：第二十镇由京奉路，第六镇由京汉路，同时并举，会师北京。这件机密大事，早有奸细飞报北京。同时，清政府又接到山西独立的另一警报，正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他们打算迁都热河以避兵锋。但是，从来历史上又有一个规律：一切反动派不走到尽头是不肯放弃最后的挣扎的。在这紧急关头，清政府忽又发表明令提升吴禄贞为山西巡抚，叫他带兵去打山西。这是两计并用，既是调虎离山之计，又是釜底抽薪之计，并且想用高官厚禄把革命党人收买过来。
清政府升授张吴二人的官职，当然都是表面文章。同一时期，它暗中又用统制的地位勾引第二十镇第四十协协统潘矩楹，叫他取张绍曾而代之；又以实授协统的地位勾引第六镇第十二协代理协统吴鸿昌，叫他不必等待吴统制从滦州回来，先行出兵正太路向山西进攻。清政府对于第六、第二十两镇的分化破坏活动，又说明了另外一条真理：当反动统治者为势所迫而不得不作出某些让步的时候，如果认为他们的本性已经有所转变，可以和平解决，那又是大错而特错了。他们的一副可怜相的后面，掩盖着青面獠牙，无时无刻不想把刀把子夺过去，再跟你较量一番。清政府派吴禄贞到滦州抚慰第二十镇，也是调虎离山之计，趁他离开军队的时候，好对他的部下进行分化活动。
单是清政府的阴谋诡计，还不足以扭转北方的危局。这就要看袁世凯的一手了。在吴张联合反清和山西独立的形势下，袁跟清政府的利害关系基本上是一致的。清政府处在东西两面的夹攻之中，袁也处在南北两面的受敌之中。如果清政府马上垮台，南征军的后路被切断，袁就没有什么戏可唱了。所以他到孝感萧家港之日，前方将领向他娓娓汇报战功，谈得眉飞色舞，他却闷在心头，沉吟不语。那时，他的首要问题不在前方，而是怎样才能解除他的后顾之忧。
袁手下的号称“北洋三杰”之一的王士珍，在他身边担任随营参赞，此外，冯国璋在前方指挥战事。只有段祺瑞留在北方替他看守老家。因此，安定北方的责任自然地落在段的肩上。袁从电报中授以锦囊妙计，叫他照计而行。
第一个计策是叫段迅速把北洋军第三镇从东北调回来，调到廊坊一带，以切断第六、第二十两镇的联络线。前文说过，第三镇是袁的王牌军，段屡任第三镇统制。现任代统制卢永祥又是袁、段二人的忠实走狗。卢列名于滦州兵谏的通电，是由别人代签的。所以，他接到段的密电后，立即率部乘火车入关。当第三镇的兵车经过滦州的时候，有人主张加以截击，张绍曾却认为是友军而任其通过，于是反动派就拿到一把刀在手了。
第二个计策是从吴禄贞的内部收买叛徒以瓦解第六镇。
11月4日，有一列军火辎重车由北京开往汉口，经过石家庄的时候，吴禄贞下令予以扣留。当天吴与所部李纯、吴鸿昌两协统发出联名通电，警告清政府必须下令停战，大赦革命党人。吴在这个电报中又一次表示愿往武汉说服革命军停战议和。电报大骂冯国璋火烧汉口，惨无人道，应将冯军调回北方，并将荫昌拿问治罪。电报警告说，以上请求，政府如不接受，则“将士忿激，一旦阻绝南北交通，妨碍第一军[1]后路，禄贞不能强制。”当时有人提醒说：“现在的问题在于袁世凯。”吴咬牙切齿地说：“袁世凯算得个什么东西！如果他敢于路过石家庄，看我一刀把他挥为两段！”
吴禄贞的确不失为气概觥觥的革命军人。他的一举一动都是开门见山。但可痛惜的是，他竟丝毫没有注意到革命的警惕性和机密性。他的支电比之张绍曾等人的兵谏通电又进了一步，只差没说造反的话。但是，第六镇也有革命派与反革命派两种势力并存，甚至反革命派的势力远远大于革命派。吴手下的两个协统，第十一协协统李纯在汉口作战，正是火烧汉口的主要帮凶；第十二协代理协统吴鸿昌未奉统制之命而擅自出兵正太路，也是一票货色。这两人在支电上列名，都是吴代签的。
吴在石家庄放了一炮后，当天乘火车到娘子关，在车站上与山西革命军代表会谈。当时决定，山西革命军与第六、第二十两镇联合，三路进攻北京，推吴为燕晋联军大都督，晋军首领阎锡山为副都督。会议结束后，吴又匆匆回抵石家庄，将第十二协由井陉撤回京汉线，并欢迎晋军进驻石家庄，派人犒以酒肉。吴又用假情报报告清政府说：“山西匪军业已就抚，不必用兵。”但是，在那几天里，这位青年统制东奔西跑，马不停蹄，他的一切活动几乎全部都暴露在敌人的眼里，他自己却丝毫没有察觉到，认为清政府和袁世凯的命运，都已掌握在他的手里。
这时候，清政府正如一个奄奄一息的病夫，他们已经撤销了皇族内阁，想打强心针组织一个强有力的内阁来挽救其不绝如缕的命运。当时强有力的汉族军阀只有袁世凯一个。当御前会议讨论组阁人选时，虽然有人仍然反对袁世凯，可是在那些日子里，袁经常对清室表示鞠躬尽瘁，北洋军又在前方打了胜仗，第三镇也已调来保卫北京。在这些情况下，除了组织袁内阁而外，别无起死回生之方，所以11月1日的御前会议，终于决定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当时论者认为，滦州兵谏和吴张晋三角联盟，本来是对袁的一套绞索，看看把他绞死，不料反而帮助了他，迫使清政府把全部政权交给了他。袁在彰德所提的六个条件，除召开国会而外，至此全部都已实现，而召开国会只不过是陪衬之笔，他根本不需要国会这件东西。
[1] 北洋军开往汉口时，冯国璋组织第一军投入战斗，段祺瑞组织第二军为后援部队。
袁在前方接到京报后，当然正中下怀，他的戏法变得非常巧妙，等待多年的日子果然到来。当天他发了一个电报，极力谏阻清政府迁都热河。他认为迁都意味着立即垮台，而清政府立即垮台，他将成为无皮之毛。他此时还不能立即到北京接收政权，要等待另一事件的到来。这一事件说到就到，11月6日，吴禄贞在石家庄被人行刺身死。
吴的司令部设在石家庄正太铁路车站。11月6日，吴的卫队营管带马惠田口称有机密大事，要面见统制，不待通报就走进了统制的办公室。吴见他神色张皇，并且从腰间摸出手枪来，情知有异，急忙大喝一声：“不许动！”可是，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枪声一响，这位年仅32岁的青年革命者应声而倒。接着伏兵从车站周围冲杀出来，吴的幕僚纷纷夺门而走，镇本部副官周维寅和前来作客的奉天陆军小学总办张世膺都被乱兵打死，吴的首级也被割去。
石家庄血案是当时震动全国的一件大事。血案的主使者不是别人，正是清政府新任命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执行者不是别人，正是袁世凯的亲信爪牙段祺瑞。原来袁授给段的第二条锦囊妙计，就是叫他设法收买吴禄贞的部下，进行暗杀，以除心腹之患。段是安徽人，他找到了同乡人周符麟，此人是被吴革职的前任第十二协协统。段以二万元的赏格购吴的头，并许以事成之后官封原职。周符麟又去找到了另一同乡人马惠田，此人原任第六镇直辖骑兵营管带，深得吴的信任，调为卫队营管带。就是这个叛徒，贪图二万元赏金，出卖了上司。
血案发生后，石家庄陷于一片混乱，革命派官兵纷纷逃散，吴鸿昌于次日率领残部退往栾城。已经开到石家庄的晋军一营也撤回到娘子关去了。11月8日，段祺瑞率领第三镇进驻正定，命周符麟招回第六镇散兵。次日，吴鸿昌又回到石家庄来，退居第十二协二十三标标统，周符麟回任第十二协协统。
石家庄血案使北方革命势力受到了一次无可补偿的损失。在此以前，北方军队因为受到革命潮流的冲击，形势非常不稳，就是袁世凯的王牌军第三镇，也有革命派打进来。该镇开抵石家庄后，段祺瑞进行了一次大整肃，马标管带黎本唐[1]、步兵第九标第一营管带张学颜、第三营管带孙岳均被清洗去职。
同一时期，第二十镇也在滦州展开了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的尖锐斗争。张绍曾被调职后，在革命派管带冯玉祥、王金铭、施从云的鼓动下，曾以该镇全体军官的名义，电请清政府收回统制调职的命令，清政府正在无计可施，不料石家庄血案突然发生，张绍曾认为大势已去，即弃职避居天津。清政府又在第二十镇内进行了一次大整肃，清洗了不少革命派军官，并将该镇分散调开。所谓滦州兵谏遂以虎头蛇尾而告结束。
[1] 黎本唐后改名唐克明，1917年在鄂西独立，反对段祺瑞的北洋政府。
吴张二人一死一走，北方形势便又暂时稳定下来。11月9日，通过资政院形式上的选举，清政府正式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袁照例要“谦逊”一番，诡称本人才识疏庸，不足以当兹大任，请求另简贤能。清政府也少不得照例讲几句好话，勉其出膺艰巨。
当时，袁手下的一般攀龙附凤之士，文有张一麟等，武有倪嗣冲等，有的上条陈，有的打密电，都主张乘此大权在握，早日黄袍加身，取清朝的天下而有之。他们所持的理由是：武汉三镇一鼓可下，大清朝的锦绣河山也已残破不全，此时不取，更待何时？但是袁的看法跟他们不一样。他看到民主革命已经席卷全国，即使北洋军能够把武汉三镇打下来，也不能解决问题。革命军和全国人民都渴望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如果他不待时机成熟而贸然建立一个新王朝，必将成为众矢之的，处在清政府与革命军的两面夹攻之中。就北方形势而论，自他被逐下台以来，民主革命势力已经打进了北方，此外还有不少的异己势力，也必须有一个足够的时期，先巩固北方阵地，然后集中力量对付南方革命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清政府虽然风雨飘摇，但它究竟是“百足之虫”，在一定的时期内，保存这个“正统”工具，利用它发号施令以巩固北方的阵地，同时又利用它向南方讨价还价，以换取有利于自己的条件，实为计之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