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且按下湖北方面的情况，再看全国的形势如何。
武昌起义后的第十二天（10月22日），湖南新军首先响应，宣布独立[1]，推共进会会员焦达峰为都督。清朝巡抚余诚格化装逃走。旧军湖南中路巡防营统领黄忠浩反对革命，为革命军所杀。湖南响应武昌起义最早，正是按照两湖革命党人事前所约，哪一省先发动，哪一省立即响应。湖南宣布独立，既解除了湖北革命军的后顾之忧，而湖南立即出兵援鄂，又支援了保卫大武汉的战争，对革命局势起了稳定的作用。
湖南经过了几个历史变革时期。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左宗棠等组织地主武装力量，帮助清政府镇压农民革命，等到太平天国革命被绞杀，湘军也开始被歧视而逐步趋于衰落。维新运动时期，梁启超在长沙时务学堂讲学，湖南成了维新派在国内的三大据点之一。维新运动失败，湖南维新派急进分子谭嗣同、唐才常先后被杀。经过血的教训，湖南知识分子认识到改良主义行不通，于是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在长沙组织“华兴会”，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20世纪初期，湖南革命文学家陈天华、杨笃生因痛心国事，先后蹈海而死。1906年，湘赣边境萍醴一带爆发了会党、工人和农民的大起义。1909年，长沙城市贫民自发地掀起了反帝、反饥饿、反贪官污吏的斗争。1911年，湖南全省又卷入了轰轰烈烈的全国保路爱国运动。经过这几场大风暴，湖南人民的革命情绪日益高涨，民主革命的客观条件日益成熟，所以武昌的炮声一响，长沙贾太傅祠的革命烽火马上就升腾起来了[2]。
[1] 独立指脱离与清政府的关系，当时又称反正。
[2] 湖南新军以在太平街贾太傅祠举火为起义信号。
湖南的君主立宪派也和他们的湖北同道一样，投机参加了革命。他们更加阴险毒辣，革命刚开始，就制造了反革命舆论，污蔑联络会党起义的都督焦达峰是“土匪头子”，不配领导革命。说什么“民主政治应由文人和代表民意的机关行使政权”。所谓民意机关是指立宪派的大本营咨议局，所谓文人是指咨议局议长谭延闿。在谭的阴谋策动下，首先成立了与都督分庭抗礼的“湖南参政院”，又推谭延闿兼任民政部长。他们反对暴力革命，暗指革命党人为“暴徒”。由于革命初期杀了几个狗官，勒令某些豪门世族捐资助饷，于是他们强调必须保全社会秩序，而他们所要保全的正是维护封建大官僚利益的反革命秩序。革命派错误地认为，这些知名之士可以代表民意，而民意是不可违抗的，因此遇事迁就，焦达峰甚至愿意让出都督而亲自带兵去援鄂。这种态度，反而更加助长了立宪派篡夺全部革命果实的野心。
立宪派鼓动反动军人梅馨：“你是正规军师长，理应代替土匪头子当都督。”10月30日，梅馨制造兵变事件，杀害了正副都督焦达峰、陈作新。当时湘军有五个师长，彼此互不相下，梅的都督梦没有做成[1]，于是由代表民意的咨议局选举谭延闿继任湖南都督。这一反革命兵变，距离湖南起义不到十天。
谭延闿既要投机参加革命，又怕清朝皇帝杀他的头，他采取了比黎元洪更加狡狯的办法，扬言他一不争权，二不夺利，不要做都督，高卧荷花池私宅不出。立宪派鼓噪说：“谭公不出，如苍生何！”似乎谭延闿不做都督，地球就不会转动下去，三千万湖南人民的生命财产就将得不到保障。谭假装势处两难，口称要向母亲请示。不久就有公报发表说“谭都督已奉母命出山矣！”
杀害两都督的血案虽然引起了湖南革命派的痛心疾首，但是他们为了“顾全大局”，只求立宪派赞成民主共和而不投降清政府，就愿“相忍为国”。所以湖南跟湖北一样，革命刚开始，政权就落入立宪派和反革命军阀的手中。
陕西与湖南同一天宣布独立。独立前，西安将军文瑞（满族）拟调新军出省而以巡防营保卫省垣，新军乃推士官生出身的管带张凤翙为陕西都督，提前宣布独立。护理巡抚钱能训自杀未遂。清政府起用已革职的前任陕甘总督、蒙族升允为陕西巡抚，调淮军姜桂题、赵倜等部从河南进攻陕西。
江西独立是从九江开始的。10月23日，新军标统马毓宝被推为九江军政府都督。11月2日，南昌新军响应独立，推协统吴介璋为江西都督。清朝巡抚冯汝骙被护送出境，行至九江，因马毓宝扣留索款而服毒自尽。江西独立后，湘鄂赣三省联成一片，革命形势在长江中游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全国人心更为振奋。
[1] 梅馨下台后承认受人利用，自己当了傻瓜。
江西革命军接连演了三出“夺帅印”，初则吴介璋被逐下台，代之以彭程万，继而马毓宝带兵进省夺取都督，但也站脚不住，最后由江西咨议局推举同盟会会员李烈钧为都督。这种走马灯式的变局，时人称为“百日三都督”。
10月24日，山西新军在管带姚以价的率领下宣布独立，推举士官生出身的代理标统阎锡山为都督。山西巡抚陆钟琦被革命军杀死。陕西、山西两省独立后，革命烈火燃烧到北方，清政府大受威胁。
10月31日，云南新军协统蔡锷宣布起义，被推为云南都督。云南的独立，革命形势又从内地发展到边区，加速了清政府土崩瓦解的局面。
蔡锷是湖南宝庆县人[1]，出身农民家庭。13岁入县学，15岁补廪，16岁步行到长沙考入时务学堂。其时年方24岁的梁启超在此讲学，梁蔡二人立即建立了良好的师生关系。维新运动失败，梁启超亡命日本。蔡锷赴日访师，到了长崎，资斧告竭，梁汇款把他接到东京来，送入成城学校上学。他向乃师表示：“我们要救国，枪杆子比笔杆子更重要。”梁乃通过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关系，保送他以官费生转入士官学校。
蔡在士官毕业时，被称为“士官三杰”之一[2]。回国后，各省督抚争相延致，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主办过军事学堂，后由广西巡抚李经羲调往广西主办干部学堂，兼任广西兵备道。李升任云贵总督后，又调他往云南任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他吸收士官同学罗佩金、唐继尧、刘存厚等分任该协标统、管带等职。
李经羲用人不分新旧，除士官生而外，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督练公所总参议靳云鹏、第三十八协协统曲同丰、临开兵备道龚心湛等，均属北洋派或旧派军人。云南独立时，钟麟同率部抵抗革命被杀，靳云鹏化装轿夫逃走，曲同丰、龚心湛先后弃职潜逃，北洋派在云南新军中的势力全部被铲除。总督李经羲被护送出境。
[1] 今改称邵阳县。
[2] “士官三杰”专指中国留学生三人，另二人为蒋百里和张孝準。
云南独立后，梁启超有信给蔡锷，叫他“运用滇军兼并川黔，雄据长江上游，以观天下之变”。蔡以出师北伐为名，组织谢汝翼、李鸿祥、张开儒三个梯团进入四川南部，谢梯团攻占叙州、犍为、富顺、荣县等地，李梯团攻入泸州[1]，滇军支队司令黄毓成派兵追杀川南起义军总司令黄方。
靠近云南的贵州省，长期处在立宪派与革命派两派的尖锐斗争之中。云南独立后，革命派“西南自治学会”首领张百麟于11月4日策动独立，推士官生出身的新军教练官杨荩诚为都督。立宪派“贵州制宪学社”因为大势所趋，不得不随声附和。张百麟认为革命党人应当“大公无私”，欢迎立宪派参加革命政权。立宪派乘杨都督带兵出省援鄂，省防空虚之际，勾结兴义大土豪、巡防军统领刘显世率领团防进省，一面又派戴戡到云南乞师“平乱”。于是蔡锷又以“假道北伐”为名，派唐继尧率领滇军一梯团入黔，赶走了革命派，唐继尧自封为贵州都督。从此贵州政权也落入立宪派之手，并且长期沦为云南军阀的附庸[2]。
长江中游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先后独立后，下游安徽、江苏和浙江三省也在急剧变化之中。
安徽新军第三十一混成协辖六十一、六十二两标。武昌起义后，安徽巡抚朱家宝调新军一部开往皖鄂边境太湖设防。六十二标驻省会安庆城外二十里集贤关，拟于重阳节[3]先行起义，六十一标驻五里庙，约为后应，公推士官生出身的新军教官胡万泰为总指挥。朱家宝闻讯，从浦口调来江防营之一部[4]，以突击手段先将六十一标解散，六十二标乃于重阳后一日单独起义。朱闭城固守，起义军攻城不克走散，残部退往桐城。11月7日，皖北寿州民团在同盟会员策动下宣布独立，颍州亦告光复，安庆人心浮动。朱家宝一面送走眷属，一面宣称“与城共存亡”。安徽咨议局议长童挹芳劝朱调走江防营，宣布独立，以安人心。朱向清政府请示应变机宜。清政府指示说，在必不得已的时候，可以假独立保全实力。于是朱向咨议局表示，本人以人民生命财产为重，诸公有何良策，本人决无成见。11月8日，咨议局议决即日宣布独立，推朱抚台为都督，请其将江防营调走。江防营拒不受命，13日他们也在御碑亭高等审判厅宣布独立，另推王天培为都督。14日，九江都督马毓宝所派赣军团长黄焕章率兵两营到省。这支军队本为支援安徽革命而来，开到不久，先劫藩库存银，后劫军械局军火，又对商店、民户大肆劫洗。朱家宝从抚衙后墙打洞逃至天主堂，当晚缒城逃走。安徽各界人士拟将太湖新军召回，驱逐客军出境。适九江军政府派参谋长李烈钧前来调查兵变情况，他乘省政无主之际，自称安徽都督。不料失踪多日的胡万泰忽又出现，反对客军驻境，最后以李烈钧率领赣军离皖援鄂而告解决。
[1] 孙中山辞临时总统后，黄兴以“留守”名义领导南方各省结束军事行动，撤回北伐之师。四川军政府偿付滇军军费四十万元，蔡锷乃将入川滇军撤回。
[2] 1912年2月28日，滇军开进贵阳，与刘显世联合发动政变，赶走了张百麟，杀害了副都督赵德全，并将所俘黔军官兵全部屠杀。唐继尧自封为贵州都督。杨荩诚由湘西率兵折回，所部在铜仁一带被歼。
[3] 当时安庆为安徽省会。这一年重阳节即阳历10月30日。
[4] 江防营为江南提督张勋所统，驻防浦口一带。张勋兼任江防大臣。
江苏独立最早的地区为上海，日期为11月3日，策动者为光复会会员李燮和与同盟会会员陈其美。光复会本已并入同盟会，1909年《民报》在日本被迫停刊后，原光复会领导人之一章太炎，因与汪精卫闹意见，退出了同盟会，与另一领导人陶成章在南洋一带恢复了光复会，其国内活动地区主要在浙江、上海一带。李燮和早年在长沙求实学堂读书，参加过1906年萍醴起义，失败后亡命日本。武昌起义后，黎元洪给以“长沙下游招讨使”的名义，叫他到上海活动。他利用湖南同乡的关系，策动吴淞警官黄汉湘、闸北警察局局长陈汉卿、水师教练官龚泽芳、巡防营管带章文豹等在闸北、吴淞起义。同时，《民声报》记者陈其美也在南市策动上海商团和帮会组织敢死队，进攻江南制造局[1]。陈先走入局内，劝该局总办张士珩开门投降，被守军逮捕。李燮和率闸北军警来援，不少市民踊跃助战，从后门放火攻克制造局，张士珩弃职逃走。
上海全市光复后，著名绅商人士伍廷芳、李平书等在城内海防公所开会，选举沪军都督。敢死队队长刘福彪手持炸弹，威胁到会诸人推陈其美为沪军都督，大家噤不敢声，遂成定局。
陈其美就职后，李燮和愤而出走吴淞，中途遇刺客放枪。刺客疑系陈其美指使。李在吴淞组织了军政分府，声称直接听命于湖北军政府，不受沪军都督的节制。他把广东调来协助上海防务的济军黎天才部[2]二千余人改编为“光复军”，自称“光复军总司令”。不久，陈其美解散了由警察改编的军队，暗杀了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3]，吴淞非可偏安之地，李燮和遂结束分府，率光复军加入了江浙联军，进攻南京。
[1] 江南制造局为上海兵工厂前身。
[2] 黎天才所统为广东龙济光军队“济字营”之一部。岑春煊奉督川之命，调该军入川，开到上海时局势已变，即留驻吴淞。
[3] 陶成章自南洋回沪后，在广慈医院养病，陈其美命蒋介石派人开枪把他击死。
浙江是光复会的大本营，该会会员早已打进了新军第二十一镇。11月4日，新军在里应外合下占领杭州城，巡抚增韫（满族）被擒。但革命军群龙无首，遂推立宪党人、咨议局议长汤寿潜为都督。
苏州为江苏的第二省会，江苏巡抚驻此。上海独立后，中部同盟会派人到苏州和平协商，在江苏大绅士张謇、沈恩孚等人的影响下，巡抚程德全于11月5日宣布独立，被推为江苏都督。
江浙两省号称东南财富之区，上海在外交、军事、经济等方面又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江浙两省独立后，长江中下游除南京外均入革命军之手，这一形势大大改变了清政府与革命军力量的对比，加强了全国人民推翻封建王朝、改建民主共和国的信心。
长江各省和东南三角地带纷纷独立后，南方两广福建等省的革命运动也在风起云涌之中。
广西于11月7日宣布独立。巡抚沈秉堃被推为都督，藩司王芝祥、提督陆荣廷被推为副都督。沈秉堃头戴红顶花翎，主持独立盛典，他所出的安民告示也没有一个字涉及民主革命，只讲了些“地方秩序必须维持，人民不必惊慌”的官话，看不出有何改朝换代的新气象。
广西实权握于陆荣廷之手。他原名陆亚宋，广西武鸣县人，游勇出身，在抗法名将冯子材手下当过马夫。中法议和后，冯部被解散，他跟散兵游勇在果化、果德一带做着没本钱的买卖，因枪法出众，被推为大哥。两果靠近武鸣，他不愿遗臭故乡，率部远走高飞，出没于中越边境百色、镇安、归顺一带，有时窜扰滇、黔、桂三省边区。他们头裹黑巾，身穿对襟密纽黑衫，腰间佩刀，颇似戏台上的武生打扮。他们与官军串通一气，有时武装走私，有时掳人勒赎，官府无力过问。后来他受广西提督苏元春的招抚，编为健字营管带，改名荣廷。苏叫他招降同道中人，对于不愿投降的一伙，派他带队剿办，以功升任荣字营统领，不久又迁右江镇总兵。1907年，同盟会在镇南关起义，他自告奋勇带兵去镇压，升至广西提督。广西独立后，他任副都督不久，将沈王二人逼走而自为都督。
11月9日，福建宣布独立，新军第十镇统制孙道仁被推为都督，同盟会会员、士官生出身的第二十一协协统许崇智被推为福建北伐军总司令。闽浙总督松寿吞金自杀。
广东也是11月9日宣布独立的。广东自同盟会4月27日[1]起义失败后，革命火焰并未熄灭。武昌起义消息传来，各县民军揭竿而起，广州新军也跃跃欲试。10月25日，满族广州将军凤山走马上任，又继前任将军孚琦之后被革命党人炸死。清朝官吏惊慌万状。曾经血腥镇压革命的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派人到香港向同盟会输诚。胡汉民许其立功赎罪。李准约广东陆军提督龙济光共同起义，龙也未加拒绝。当时李部驻虎门，龙部驻观音山，是两广总督张鸣岐恃以抗拒革命的两个帮手。
龙济光原为云南蒙自土司，早年在广南、蒙自、临安一带办理团练，与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岑春煊相识。1903年岑春煊任两广总督时，命龙在故乡练兵，开往广西百色剿匪，称为济字营，以功升任泗城府知府及右江道。这时候，陆荣廷也已升任右江镇总兵。龙陆二人以同寅之谊，结为儿女之亲。1907年，共同镇压同盟会所领导的镇南关起义，龙又以功升任广西提督。
张鸣岐巧于做官，早年以岑春煊的幕僚转任广西臬台（按察使）、藩台（布政使）、抚台（巡抚），1910年向奕劻行贿，又升任两广总督。次年爆发广州起义，虽由李准率部镇压而告平息，但兵士乘机抢劫督署，张鸣岐的宦囊为之一空。事后张调龙济光为广东提督兼新军第二十五镇统制，引以自卫。
武昌起义后，南方各省纷纷响应，广东民军攻占香山、新安，并与惠州民军联合，有进攻省城之势。广东咨议局劝张鸣岐宣布独立，以免糜烂地方。张被迫表示同意。他接到湖北革命军战事失利的消息，忽又自食其言，企图守城顽抗。11月9日，民军进逼广州，李准在虎门炮台升旗起义。同日咨议局自行宣布独立，推张鸣岐为都督，李准、龙济光为副都督。张乘间逃往沙面，龙也不敢就职，李准被民军逼走，新军混成协协统蒋尊簋以代理都督名义维持地方秩序。咨议局改推同盟会会员胡汉民为都督，同盟会会员、咨议局议员、秀才出身的惠州民军司令陈炯明为副都督。
福建两广独立后，南方除四川一省外，均已摆脱清政府的统治。四川起义是从重庆开始的，日期为11月22日，张培爵、夏之时被推为蜀军军政府正副都督。各路民军久攻成都未下。11月27日，四川护督赵尔丰鉴于大势已去，接受省城绅商人士之请，将总督大印交与咨议局保管。咨议局召集各界人士开会，决定即日宣布独立，组织大汉军政府，推举立宪党人、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为都督，新军第十七镇统制朱庆澜为副都督。12月28日，蒲朱两都督举行阅兵典礼时，兵士闹饷哗变，抢劫藩库及商店，全城一片火光和枪声，两都督狼狈下台。各界人士改推士官生出身的前陆军学堂总办尹昌衡为都督，咨议局副议长罗纶为副都督。赵尔丰被人民镇压。
[1] 即农历三月二十九。
武昌起义后，民主革命浪潮不仅席卷南方各省，同时还冲击到封建势力较强大的北方各省，甚至蒙、藏、新疆等边区也被波及。
11月5日，盛传清政府将以山东全省土地作抵，向德国借款为南征军费。山东各界人士在咨议局开会，决定警告清政府不得进行此项卖国借款，并须宣示真相以释群疑，倘无满意答复，山东即与清政府断绝关系。此时同盟会员已在济南组织暴动，北洋第五镇也有军官参加，风声日益紧急。山东绅商劝巡抚孙宝琦宣布独立，以免省城糜烂。孙宝琦密奏清政府说：“东省绅商学界盛倡独立之说，汹汹不可遏制，若不稍示变更，诚恐激成暴动。万不得已，拟即组织临时政府，凡用人、行政、调兵、理财，暂由本省自行主决。一俟大局定后，中央政府完全无缺，即行撤消。仰恳天恩俯念事出非常，准其便宜行事，不为遥制，不胜惶悚待命之至。”这个密奏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山东乃于11月11日宣布独立，咨议局推孙宝琦为山东都督，第五镇代理统制贾宾卿为副都督。
山东独立布告，仍用宣统三年年号，并盖山东巡抚大印。其致英国驻威海卫办事大臣的公文有云：“查目前情形，发生困难甚多，且民心扰乱不定，因此在省绅商学界禀请设法办理。本部院身任巡抚，以保守辖境治安为职，当此危急之时，自不能不暂行设法以保公安。因此之故，业已将山东省建设临时政府，具折奏陈。”
在各省纷纷独立的革命高潮中，东三省官吏所变的戏法更为新奇。此时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已经内调，后任为赵尔巽。东三省军队也有一番变更，新军第二十镇因举行秋操调往滦州。第二混成协留驻奉天，新任协统是同盟会的秘密会员、士官生出身的蓝天蔚；但他手下的两个标统聂汝清和刘恩鸿，都是旧派军人。此外还有旧军巡防营，其主要头目就是绿林出身的张作霖、冯德麟。此时已有不少同盟会员打进东北，组织武装起义。奉天咨议局议长吴景濂也是同盟会的秘密会员。这些情况说明，东北有革命派和反革命派两种势力的并存，反革命的势力还相当强大。革命派经过多次讨论，决定把革命事业分作两步走：第一步先由咨议局召集各界人士开会，打算成立“东北保安公会”，宣布与清政府脱离关系，仍推赵尔巽为会长，以减少革命的阻力；第二步正式宣布独立，扫除旧派势力，改推蓝天蔚为奉天都督，吴景濂为民政长。
11月12日，吴景濂以议长名义召集沈阳各界人士在咨议局举行“保安大会”，赵尔巽派留在沈阳的第三十九协协统伍祥祯带兵入场，因此会议无结果而散。第二天继续开会，议决组织奉天保安会，推赵尔巽为会长，吴景濂为副会长。赵密召巡防营统领张作霖由新民带兵进省，大捕革命党人，造成白色恐怖，吴、蓝二人均被逼走。尽管反革命派掀起了一股镇压革命的逆流，但是东北各地革命危机仍然严重，赵尔巽不敢公开表示拥护清政府，于是组织了一个非驴非马的“东三省保安会”，自称总会会长，派吉林巡抚陈昭常、黑龙江巡抚周树模为两省分会会长。他们用“半独立”的姿态欺骗东北人民，企图缓和革命斗争，暗中仍与清政府保持原有关系。这种办法也是得到清政府的同意的。
武昌起义后，河南新军协统应龙翔密谋响应，被蒙族巡抚宝棻诱入府衙施以软禁。宝棻电召巡防营统领柴得贵带兵来省。12月22日，革命党人张钟端等在开封起事，宝棻逃走，清政府派齐耀琳继任河南巡抚。起义军因叛徒出卖失败，张钟端被杀。
11月13日，西藏拉萨兵变，清政府驻藏办事大臣满族人联豫被扣。驻军统领钟颖出面安抚变兵，风潮始告平息。
12月28日，革命党人在新疆迪化[1]起义，攻占协营，因孤立无援失败。
1912年1月7日，新疆伊犁驻军统领杨缵绪率部起义，杀死满族将军志锐，推前任满族将军贵福为军政府都督。这是满族人参加民主革命的一个特殊事例。
同年3月11日，甘肃秦州统领黄钺宣布独立，称秦州都督。正是：大风起于萍末，星火毕竟燎原。
[1] 今改乌鲁木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