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中国自甲午战败后,在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君主立宪和民主革命两大派别,前者被称为温和派,后者被称为激烈派。当两派开始形成的时候,前者受到社会上层开明人士的欢迎,不久发展为颇有声势的变法维新运动,后者则仅有少数知识青年和华侨参加。清政府把领导民主革命的孙中山描绘成红眉毛绿眼睛的凶神恶煞,还在他的名字旁边加上三点水[1],以示深恶痛绝。但自变法运动失败后,中国人民逐步认识到改良主义行不通,所以到20世纪初期,政治潮流为之一变,民主革命思想压倒君主立宪思想而成了时代的主流。

1903年,章太炎在上海《苏报》上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也发表《革命军》一文,鼓吹民主革命,因此《苏报》被查封,章、邹二人被捕入狱。尽管这一时期清政府加强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控制,并且勾结帝国主义加紧了对爱国人士的迫害,但是并不能够阻止革命思潮的广泛传播,相反,通过《苏报》案的教训,更加激起了广大人民对清政府和帝国主义的仇恨。1904年,陈天华在东京发表《猛回头》、《警世钟》两文,用通俗易懂的文字,阐明清政府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要救国就必须先打倒这条走狗。这两本小册子不胫而走,并且流传到国内来,成了家喻户晓的地下读物。同时,各省留日学生纷纷发行鼓吹革命的刊物,东京成了民主革命的宣传阵地,对国内也起了重大的影响。后来,日本政府根据清政府的请求,颁布了取缔中国留学生的法令,陈天华忿而投海自杀。另一革命青年杨笃生也因忧愤国事,在伦敦蹈海而死。这些文字宣传和革命事例,一浪高似一浪,把民主革命推向了新的高潮。<

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合并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组织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同盟会发行了《民报》,与君主立宪派所发行的《新民丛报》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战。1906年,章太炎在上海出狱,到东京参加了同盟会,被推为《民报》主笔。《民报》不断地揭露君主立宪派的本质,巩固和扩大了民主革命的思想阵地,为革命行动准备了条件。

[1] 清政府把孙中山的名字改写作“孙汶”,以示憎恶。

同盟会在国内领导过多次武装斗争。1906年,湘赣边区萍乡、醴陵一带爆发了工人、会党、农民的联合大起义,同盟会有刘道一、蔡绍南等前往领导。1907年,光复会员徐锡麟在安庆组织武装暴动,杀死了安徽巡抚恩铭。女会员秋瑾在绍兴密谋响应。这些起义和暴动事件,都以流血牺牲而告结束。同盟会鉴于内地起义屡次失败,革命干部牺牲惨重,因此自1907年起变更策略,改在西南边区组织武装起义。他们认为,西南边区是清政府鞭长莫及的地方,起义军火易于从国外运进来,即使起义失败,革命干部也易于逃出国境。但是,1907年同盟会领导的惠州、钦廉、镇南关的几次起义和1908年的河口之役,又都接连失败。1911年,同盟会集中党内骨干,发动了一次破釜沉舟的广州起义,又因所联系的军队未能及时响应,在清朝官吏的残酷镇压下,同盟会优秀会员死难者多达72人,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黄花岗之役。这次失败使同盟会元气大伤,不少会员认为至少须经过五年才能重整旗鼓,有的悲叹革命前途渺茫,孙中山也曾想到革命事业恐怕“不能及身以见其成”。他们没有看出革命全局的大好形势,当时除同盟会外,全国各地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此起彼伏地掀起了反饥饿、反压迫、反剥削的自发性斗争,其来势之猛,有如狂风骤雨,使清政府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它已处在风雨飘摇的垂死阶段。

同盟会的多次起义,都是从运动新军和联络会党入手。清政府严令各省督抚切实清除新军中的不稳分子。两江总督端方、湖广总督瑞瀓先后在新军第九、第八两镇中撤换和逮捕了一批倾向革命的中下级军官。清政府原来打算一面建立新军,一面裁汰旧军,此时又因不信任新军而停止裁汰旧军,想保存这些头脑陈腐的旧军官兵来阻挡革命潮流。

同盟会有部分会员不赞成领导人所决定的改在边地起义的策略。他们认为,在边地起义打不中清政府的要害,相反地有利于清政府争取时间,调兵遣将来扑灭起义军,而在内地起义,把利剑插入敌人的心脏,可以早日夺取胜利。他们还看到:清政府建立禁卫军和保存旧军这些措施,已经引起了新军的反感,而近来又在新军中进行“肃军”工作,更使新军官兵惴惴不安,因此,把革命的力量打进新军里去,策动他们起义,条件更加成熟。

1910年6月,同盟会会员宋教仁、谭人凤、居正等在上海设立中部同盟会,作为在长江流域策动起义的指导机关。这批同盟会员大多为两湖人士,他们经常化装到两湖建立革命组织,策动新军会党起义。

湖北是革命党人[1]最活跃的一个地区。日知会成立于1904年,是湖北最早出现的革命小组织。1906年,该会会员集体加入了同盟会,孙中山派乔宜斋偕同法国武官欧吉罗到武汉视察。那位武官口没遮拦,在日知会的欢迎会上公开发表激烈言论,引起官方注意,因此日知会被查封,大批革命骨干被捕入狱。但是,革命党人是捉不尽杀不绝的,此后又有群治学社继之而起,以研究学术为掩护,在汉口办《商务报》鼓吹革命,又派大批社员投入新军发展组织。1910年,长沙贫民发生抢米大暴动,抚台衙门被焚,清政府从湖北调兵到湖南去镇压,群治学社拟乘武汉防务空虚之际,策动新军起义,不料事机败露,同时《商务报》又因大声疾呼反对铁路国有政策被封,因此会员纷纷走散。同年,部分群治社员另组振武社,也因组织起义失败而告瓦解。1911年,他们又另组文学社,加强发展新军中的组织,所吸收的对象遍及步、马、炮、工、辎各营。除文学社外,又有孙武、刘公、焦达峰等组织共进会,联络两湖会党起义,相约湖北先动,湖南响应;湖南先动,湖北响应。共进会与文学社虽同属革命组织,但因保密之故,彼此不相联系。

1911年,全国出现了保路救国的高潮。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四省为川粤汉铁路所经之地,人心更为激昂。成都惨案发生后,清政府派端方带兵入川镇压,从湖北调走了新军一协,革命党人认为这是又一次发动起义的有利时期。这一年8月,上海中部同盟会派谭人凤、居正等到湖北,指导文学社、共进会联合起来组织一个领导起义的统一机关,公推蒋翊武为起义军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蔡济民为总参议。为了壮大革命声威,他们请居正速回上海,迎接在香港的黄兴和在上海的宋教仁速来武汉领导起义。起初,黄兴认为武汉一地断难成事,主张多联络数省同时并举,经过宋教仁等解释,他也就不坚持己见了。

起义日期原定中秋节,因筹备不及,推迟至10月11日[2]举行。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刘公家中搬运炸弹,失手爆炸,印籍巡捕闻声前来,刘公急将被单盖在被炸伤的孙武脸上,伪装病人怕风,把他搀扶下楼,雇人力车逃走。巡捕在屋内搜出手枪、军服、炸弹、文件及党人名册等件。党人预料官方即将按名拘捕,因此革命军总司令蒋翊武临时决定,提前于当晚12时起义,以中和门外炮声为起义信号。蒋命王宪章、彭楚藩、杨宏盛三人分途搬运炸弹。杨宏盛用菜篮装送炸弹至工兵营,值班排长一定要检查,杨一时情急,向他扔出一颗炸弹,自己回头就跑,仍被追者捕回。当天下午,清朝军警追踪至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文学社,当场捕去彭楚藩、刘尧瀓、丁笏堂等五人,仅蒋翊武一人走脱。是日,全城戒备森严,担任传达起义命令的邓玉麟,未能及时完成任务,因此当晚起义未成。

[1] 清政府称一切民主革命派为革命党人,同盟会之名反而不显。

[2] 即农历八月二十。

当晚,清朝官吏张灯夜审。先问彭楚藩:“你们同党究竟有多少人,从实招来,可以免死。”彭厉声回答说:“狗官休问,全国四万万同胞都是我们的同志!要杀便杀,不必多言!”问官惊得目瞪口呆,次晨即将彭楚藩、杨宏盛、刘尧澂三人枭首示众。

10月10日,清朝官吏下令紧闭武昌各城门,封锁新军各营房,不许士兵外出,并调旧军在重要街口施行紧急警戒。困守营内的新军士兵人人自危。

当晚七时许,革命的第一枪起自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前队。该队二排排长陶启胜前来查夜,看见兵士金兆龙正忙着把子弹装入枪膛,厉声问道:“这是为了什么,你想造反吗?”金大声咆哮说:“老子正是要造反!”他一个箭步扑上去殴打陶排长,一面提高嗓门大叫:“弟兄们,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同棚兵士程定国闻声跃出,从陶启胜的后面用枪柄把他打倒。管带阮荣发赶来查问,也被兵士吕中秋、徐少斌开枪打死。接着,左队兵士方兴在营前空地上扔了一颗炸弹,振臂高呼:“整队集合!整队集合!”后队正目熊秉堃立即率领士兵约三百人向楚望台军火库出发。守库士兵属于同营左队,立即起而响应,公推左队队官吴兆麟担任革命军临时总指挥。此时城外炮兵营已知工程营首先发动,立即拖炮入城,占领高地,发出轰轰隆隆的炮声,于是革命风暴席卷武昌全城,步、炮、工、辎各营纷纷向楚望台集合。吴兆麟率领他们进攻总督衙门。总督瑞瀓从后墙打洞逃走,由文昌门出城,登上楚豫兵舰。第八镇统制张彪率残部在望山门一带顽抗,因为炮声隆隆,电话不通,即由文昌门渡江逃往刘家庙。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跑到第四十一标第三营“坐镇”,妄图抵抗革命。吴兆麟派传令兵周荣棠持函劝他参加革命,被他亲手拔刀砍死。当他听得满城文武均已逃走,总督衙门已被革命军攻下,他的部队也都弃暗投明参加了革命军,才屁滚尿流地带同参谋刘文吉离营逃走。

10月11日,武昌全城已无敌踪,革命军在蛇山和黄鹤楼升起了十八星旗[1],改元称黄帝四千六百〇九年[2]。

革命军迫切需要组织革命政权来领导革命。其时,同盟会领袖孙中山在美国,黄兴在香港。起义前湖北各革命组织公推的鄂军都督刘公、革命军总司令蒋翊武,也都不知去向。有人建议推革命军临时总指挥吴兆麟为鄂军都督。吴推辞说:“本人官卑职小,压不住众。”坚决不肯担承。有人建议:“黎协统是个大官,压得住众。”此论一出,反对者纷纷,都说黎元洪不是革命党,而且公然反对革命,岂能推此人领导革命?吴兆麟却赞成“推一个非革命党人做都督,表示革命军大公无私,不争权利,可以鼓励一般非革命党人消除顾虑,共同参加革命,这样,就可以减少革命前途的阻力”。这种重视资历而敌我不分的论点,当时竟无人再反对而决定下来。

但是,黎元洪已经躲藏起来,一时难于找到。事有凑巧,黎打发一个伙夫[3]回家拿行李,因其行迹可疑,革命军加以盘问,那人供出黎统领现在躲在黄土坡谢管带[4]国超的家中。吴兆麟叫马荣、程正瀛二人带队前往迎接。黎听得外面人喊马嘶,急忙躲在床帐背后,随即被搜查出来。马程二人说明来意,请黎到楚望台临时总指挥部去,黎疑心革命军要在那里枪毙他,吓得面无人色。当然,他想不去是办不到的,只得硬着头皮走出来。马程二人牵了一匹马让他坐上。

在由黄土坡到楚望台的一路上,不少人看见这位身躯高大的统领,身穿灰色呢袍,愁眉苦脸地骑在马背上,像被押解的犯人一样,也以为他此去凶多吉少。可是到了楚望台,吴兆麟立即传令号兵吹号,兵士排队相迎,吴自己也站在队伍前面行甩刀礼,黎的心情才安定下来。他跟吴兆麟本是旧相识,见吴并无恶意,便用长官关心部下的口气连骗带吓地说:“你们为什么要革命?革命是要杀头充军的!你们都有身家性命。依我之见,赶快归队回营,否则悔之晚矣。”话犹未了,只见一人面带怒容,手提一把明晃晃的大刀,从队伍中闪了出来。吴大喝一声:“马荣不得无礼!”又转过脸来向黎解释说,武昌各界人士正在咨议局开会,请黎即去参加,本人也陪同前往。

[1] 当时部分边区尚未建省,一般称为特区,已建省者只有十八处。十八星旗代表全国十八行省。

[2] 中国汉族奉黄帝为远代祖先,此时国号未定,所以起义各省均用黄帝纪元。

[3] 炊事员的旧称。

[4] 管带相当于营长。

黎在一路上两眼发直,闭着口不吭一声。到了阅马厂咨议局,他一眼望见会议厅里黑压压挤满了咨议局议员和武汉绅商人士,连两榜出身的咨议局议长汤化龙也在其中,心里不觉一怔:“难道这些人都是前来参加造反的吗?”

此时正在讨论选举鄂军都督的问题。吴兆麟陪着黎走了进来,有人轻言细语说:“都督来了。”其实,革命军同各界人士早已协商好,通过咨议局选举,把黎元洪的都督名义定下来。所以黎氏一到场,议员刘赓藻即提议推举黎统领元洪为鄂军大都督,屋子里响起了一阵零零落落的掌声。黎着急地说:“你们不要抬举我,我不是革命党,不够资格。”

接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都劝黎元洪顺应人心,接受推举,共伸大义,黎却执意不从。他告哀乞怜地说:“我平日待人不薄,诸位切莫害我。”于是又有一人从人丛中闪出来,握着手枪大声吆喝:“谁甘心当满奴,谁吃我一枪!”此人是率领测绘学堂学生参加起义的李翊东。吴兆麟又急忙摇手制止了。

汤化龙走近黎的身边,向他咬了个耳朵,叫他不要再做声了。这时候,大厅里突然变得鸦雀无声,大家的眼睛不约而同地都集中在那张胖笃笃的脸膛上。只见黎有气无力地说:“武昌靠近大江,海军那么厉害,怎么守得住呢[1]?”

邓玉麟回答说:“守得住就守,守不住我们退湖南。”

“湖南,怎么好退呢?”

“那边有我们的同志,他们会来打接应的。”

“饷呢?”

“打开藩库[2],用了再说。”

以上问答之词,说明黎的内心压根儿反对革命,断定革命军无险可守,无援无饷,绝无成事之理。他又怕吃眼前亏,从此就装起哑巴来,不再开口说话,而大家也就以为他已默认担任都督,会议至此结束。

当天湖北军政府就在咨议局内宣告成立。可是那位被推举出来的大都督,接连两天如醉如痴,不进饮食,也不开口说话,似乎想用绝食的办法来“尽忠完节”。据警卫员报告,他有两次图逃未遂。这种阴阳怪气的态度,又激怒了性情暴躁的张振武,他主张一刀把他挥为两段。参谋甘绩熙、陈磊也说,此人不杀,恐有后患。可是吴兆麟等又一再加以阻止。他们认为:庙也有了,菩萨也有了,菩萨本来就是不言不语的,庙里的事情,自有和尚来管。于是革命党人推举蔡济民、吴醒汉、陈宏诰、邓玉麟、高尚志、张廷辅、王宪章、徐达明、王文锦、梁鹏等组成“十人谋略团”,负责主持军事,对外则用都督之名以行。因此府中人员背地里都称黎元洪为“黎菩萨”,不久“泥菩萨”之名传遍武汉三镇而无人不知。

[1] 黎元洪早年学习海军,对海军情况比较熟悉。当时汉口尚有张彪残部,武汉江面又泊有北方军舰,革命军没有海军,如果军舰向武昌开炮,可以掩护清军渡江反攻,所以他认为武昌不是可守之地。

[2] 布政使又称藩台,掌握一省民财各政。藩库是储存钱粮税款的地方。

12、13两日,汉阳、汉口两镇相继光复。湖北各府州县接到省里的电报,也纷纷赶走清朝官吏而宣布独立,全省革命形势大定。

在那些日子里,武汉三镇人心沸腾,千千万万的市民都把革命的胜利当作自己的大喜事,彼此见面打招呼,都抱拳拱手互道恭喜。大街小巷到处可以听到人们高谈阔论地说:“这一下子压在我们头上的清朝皇帝和狗官们都倒下来了,从此我们四亿同胞都是一品大百姓,都成了国家的主人翁了。”“从此四亿人就是四亿个皇帝,而今天担任国家公职的官员,都是人民的公仆。”

在这种民主思想的指导下,社会风气立刻为之一变。首先革除了“大人”、“老爷”这类不平等的称呼,所有磕头、作揖、打扦等旧礼节也都被废止,而代之以握手、脱帽或鞠躬。

关于服装问题,意见分歧,莫衷一是,有人主张恢复明朝的旧衣冠,有人主张西装革履,可是绝大多数人都不赞成衣冠复古或全盘洋化,因此未作具体规定。街头所见大多为短打朋友或长褂子先生[1]。

流行最早而又雷厉风行的是剪辫子的风气。脑后垂辫,本来是满族入关后强加于各族人民的一种怪现象,外国人把它叫做作“猪尾巴”,所以出洋留学生都把这条尾巴剪掉,以免受人侮辱。清朝末年,留学生大多参加了民主革命,清政府往往把剪掉辫子的人当作革命党而加以迫害[2]。武昌革命的炮声一响,不少人脑袋后面摇摇晃晃的这条尾巴立即化归乌有,剪迟了的,就要受到“千夫所指”,“万人笑骂”,辫子又成了甘心作“满奴”或亡国奴的一种标记。而且,你不剪,会有人替你来剪。你出得门来,走在大街上,往往碰到一向不相识的人,拦路揪住,拿出利剪,把你这条孽根硬是连根剪掉,路人拍掌欢笑。也有一小撮顽梗不化之徒,害怕脑后空空,生前见不得皇帝,死后对不起祖宗,他们把辫子盘在脑门上,用一顶大帽子遮盖起来,有的索性改作道士装,这种人被称为“遗老”或“亡国大夫”。

[1] 短打指劳动人民所穿的短装,长褂子指非劳动人民所穿的长衫。另外还有一种马褂,是满族的高级服装,形似短装,当中开纽,用高级呢绒绸缎制成,套在长衫上,汉族大官僚、大地主也沿满俗穿用。

[2] 留学生回国后,为了避免迫害,便在短发上装上一条假辫子。

当然,女子又当别论。妇女的发型不同,她们留辫子也跟男人的辫子有区别,可以存而不论。也有个别摩登女性,醉心男女平等,不惜牺牲万缕青丝与男子看齐,反而引起社会的歧视,甚至受到官厅的取缔[1]。

女子最流行的风气是放足。武昌革命的炮声一响,不但闺门少女不约而同地下决心不再缠足了,不少成年妇女也把裹脚布扔在茅厕坑里,放成了一种不大不小的“黄瓜脚”。女子缠足是千百年来中国封建社会摧残女性的一种陋俗。19世纪后期,不少进步人士大声疾呼,提倡女子放足,但是社会上的习惯势力,认为女子不缠足不美观,嫁不出去。说也奇怪,以前以三寸金莲为美,此时则以小脚为丑,社会风气变了,人们的审美观念也随之而变了。有人打趣地说:“辛亥革命,男子解放了头部,女子解放了足部。”

女子最引人注目的是要求男女平权,包括参政、参军、婚姻、教育、职业,等等。这也是几千年来所未有的一个突变。革命刚开始,就有不少地区的女青年们,抛却红装换武装,成立了女子北伐队、女子救护队。不少大城市成立了女子参政会,出现了身佩徽章,出入官府,被称为“女伟人”的女子活动家。没有人敢于公开反对女子参政。有些“女伟人”被聘为总统府、都督府的顾问、参议、咨议等。但她们都是有名无实、有职无权的时髦人物,实际上仍被排斥于政权之外。

尽管女子所争的教育平等和婚姻自由均未完全实现,但也初步地打开了封建旧礼教的缺口,打击了孔孟之道,取得了社会人士对她们的某些让步。女学校逐步有所发展。女子选择配偶,“先斩后奏”,木已成舟,也不是家长们所能完全阻止的了。

尽管妇女解放尚有遥远的距离,上述点滴改革,却也引起了封建卫道者们的狂喊大叫,说什么“人心不古,世道陵夷,阴盛阳衰,成何体统”。

[1] 当时有若干省区禁止女子剪发。湖南民政长出示,指女子剪发是不男不女、不中不西的怪物。

此外,社会风气的改变,还表现在从军的问题上。武汉革命军初起时,全部官兵仅有四千余人。为了革命的需要,湖北都督府决定扩充为五个协。往日清政府建立新军,采取了募兵制,应募入伍者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破产农民和城市贫民。他们都是因为活不下去才不得不出来吃粮当兵。革命军也仍然采取募兵制,在武汉三镇插旗招兵。没有想到,不到三五天工夫,全部兵额如数募足。从新兵的家庭成分来看,有不少半无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这些人显然不是为生活问题,是为参加民主革命而来。

军政府成立的初期,也打破了往日官场中界限分明的等级制,自大都督至司书生[1],一律月支生活费二十元。军政府也没有清朝总督衙门那种森严气派,如有机密大事,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入,要求面见都督而能畅所欲言。黎元洪住在府中大楼东头的一间,吴兆麟的革命军临时总指挥部设在西头的一间。黎是名义上的大都督,军事由十人谋略团主持,来访人士也由他们接待。

都督府成立最早的直属机构是外交部。部长胡瑛原名宗琬,别号经武,湖南桃源县人。早年进过长沙经正学堂。黄兴在湖南组织华兴会时,他首先参加[2],后来又到汉口加入了日知会。日知会被查封时,他被捕入狱,清政府处以终身监禁。他在狱中宣传民主革命,狱吏谈国华被他感动,把女儿许给了他,还掩护他跟外面通信往来,因此他在狱中又先后参加了振武社和文学社,还经常与湘西会党密切联系。武昌的炮声一响,他一脚跨出牢门,一脚跨进都督府而自立为外交部长[3]。

都督府成立后,民主革命派和君主立宪派立即展开了尖锐的斗争。立宪派想把革命政权从革命派的手中夺过来,于是布置了两套办法:一套建议鄂军大都督举行祭告黄帝典礼和革命军誓师大会,一套主张制定湖北军政府的组织条例。立宪派企图抬高非革命党人黎元洪的地位,以抑制革命党人。那位形同俘虏的黎菩萨,因见革命形势稳定,也就态动神流,眉宇开朗,而不再装哑子做木头人了。

[1] 司书生又称录事,为军中抄写文件的低级文职人员。

[2] 湖南经正学堂与明德学堂为兄弟学校,都是胡元倓开办的。黄兴曾在该校担任体操和地理教习,以掩护其革命活动。华兴会就是在经正学堂成立的。辛亥革命后,经正并入明德。

[3] 外交部设于都督府附近一个满族大员的家里。除部长胡瑛外,尚有次长王正廷。根据都督府组织条例,民政部之下设有外交司,但胡瑛不甘居汤化龙之下,不肯改部为司。直至伍廷芳任革命军外交代表,鄂军都督府外交部才不存在。胡瑛被派为临时参议院参议员,后又改任革命军山东都督。

1911年10月16日,鄂军都督府门前广场上搭上一座高台,举行革命军誓师典礼。中部同盟会代表谭人凤站在台上授剑、授旗。黎元洪身着上将制服,站在台口中央,口中念念有词,由于嗓门太低,台下只听得有“请中山先生来鄂领导革命”的一句话。词毕,礼成,军乐大奏。随后都督走下台来,骑上鄂军中最高大的一匹马,绕场检阅军队。都督所经之处,军官一律行甩刀礼,兵士行举枪注目礼。看热闹的人群称赞说:“人又高,马又大,都督端的威武不凡。”

接下去又演第二幕。都督府邀请武汉各界人士在教育会开会,宣读湖北军政府的组织条例。立宪派放出空气说,这个条例是由孙中山先生制定,派居正带到湖北来的,所以未经讨论,大家一致举手赞成。条例规定都督为一省军民两政的最高长官,下设军政、民政两大部。军政部设战时总司令一员由都督兼任之,下设参谋、军令、军务三部。民政部设部长一人,由咨议局推选之,下设内务、外交、交通、财政各司,各司司长由民政部长提名选任之。条例通过后,除由黎元洪兼任战时总司令外,并推杨开甲、吴兆麟为参谋部正副部长,杜锡钧为军令部长,孙武、张振武、蔡绍忠为军务部正副部长。同一天,湖北咨议局选举汤化龙为民政部长兼法制局长。由于都督府有了规章制度,都督直接总揽兵权,十人谋略团被取消了。其实,军政府组织条例是由汤化龙起草制定的。立宪派耍了这一花招,革命的领导权便由革命派移于反革命军阀和君主立宪派之手。

10月18日,革命军在刘家庙对岸青山、红关之间布置炮兵阵地,向停泊武汉江面的清朝军舰进攻。这些军舰有炮舰楚豫、建威、江元三艘和鱼雷艇飞鹰、湖隼两艘。湖广总督瑞瀓就躲在楚豫军舰上。革命军拂晓攻击,共计开了三炮,一炮击中楚豫尾部,楚豫也向岸上回了一炮,即拨转船头向下游驶去。其余各舰均树白旗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