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中国自甲午战败后，在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君主立宪和民主革命两大派别，前者被称为温和派，后者被称为激烈派。当两派开始形成的时候，前者受到社会上层开明人士的欢迎，不久发展为颇有声势的变法维新运动，后者则仅有少数知识青年和华侨参加。清政府把领导民主革命的孙中山描绘成红眉毛绿眼睛的凶神恶煞，还在他的名字旁边加上三点水[1]，以示深恶痛绝。但自变法运动失败后，中国人民逐步认识到改良主义行不通，所以到20世纪初期，政治潮流为之一变，民主革命思想压倒君主立宪思想而成了时代的主流。
1903年，章太炎在上海《苏报》上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也发表《革命军》一文，鼓吹民主革命，因此《苏报》被查封，章、邹二人被捕入狱。尽管这一时期清政府加强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控制，并且勾结帝国主义加紧了对爱国人士的迫害，但是并不能够阻止革命思潮的广泛传播，相反，通过《苏报》案的教训，更加激起了广大人民对清政府和帝国主义的仇恨。1904年，陈天华在东京发表《猛回头》、《警世钟》两文，用通俗易懂的文字，阐明清政府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要救国就必须先打倒这条走狗。这两本小册子不胫而走，并且流传到国内来，成了家喻户晓的地下读物。同时，各省留日学生纷纷发行鼓吹革命的刊物，东京成了民主革命的宣传阵地，对国内也起了重大的影响。后来，日本政府根据清政府的请求，颁布了取缔中国留学生的法令，陈天华忿而投海自杀。另一革命青年杨笃生也因忧愤国事，在伦敦蹈海而死。这些文字宣传和革命事例，一浪高似一浪，把民主革命推向了新的高潮。<
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合并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组织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同盟会发行了《民报》，与君主立宪派所发行的《新民丛报》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战。1906年，章太炎在上海出狱，到东京参加了同盟会，被推为《民报》主笔。《民报》不断地揭露君主立宪派的本质，巩固和扩大了民主革命的思想阵地，为革命行动准备了条件。
[1] 清政府把孙中山的名字改写作“孙汶”，以示憎恶。
同盟会在国内领导过多次武装斗争。1906年，湘赣边区萍乡、醴陵一带爆发了工人、会党、农民的联合大起义，同盟会有刘道一、蔡绍南等前往领导。1907年，光复会员徐锡麟在安庆组织武装暴动，杀死了安徽巡抚恩铭。女会员秋瑾在绍兴密谋响应。这些起义和暴动事件，都以流血牺牲而告结束。同盟会鉴于内地起义屡次失败，革命干部牺牲惨重，因此自1907年起变更策略，改在西南边区组织武装起义。他们认为，西南边区是清政府鞭长莫及的地方，起义军火易于从国外运进来，即使起义失败，革命干部也易于逃出国境。但是，1907年同盟会领导的惠州、钦廉、镇南关的几次起义和1908年的河口之役，又都接连失败。1911年，同盟会集中党内骨干，发动了一次破釜沉舟的广州起义，又因所联系的军队未能及时响应，在清朝官吏的残酷镇压下，同盟会优秀会员死难者多达72人，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黄花岗之役。这次失败使同盟会元气大伤，不少会员认为至少须经过五年才能重整旗鼓，有的悲叹革命前途渺茫，孙中山也曾想到革命事业恐怕“不能及身以见其成”。他们没有看出革命全局的大好形势，当时除同盟会外，全国各地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此起彼伏地掀起了反饥饿、反压迫、反剥削的自发性斗争，其来势之猛，有如狂风骤雨，使清政府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它已处在风雨飘摇的垂死阶段。
同盟会的多次起义，都是从运动新军和联络会党入手。清政府严令各省督抚切实清除新军中的不稳分子。两江总督端方、湖广总督瑞瀓先后在新军第九、第八两镇中撤换和逮捕了一批倾向革命的中下级军官。清政府原来打算一面建立新军，一面裁汰旧军，此时又因不信任新军而停止裁汰旧军，想保存这些头脑陈腐的旧军官兵来阻挡革命潮流。
同盟会有部分会员不赞成领导人所决定的改在边地起义的策略。他们认为，在边地起义打不中清政府的要害，相反地有利于清政府争取时间，调兵遣将来扑灭起义军，而在内地起义，把利剑插入敌人的心脏，可以早日夺取胜利。他们还看到：清政府建立禁卫军和保存旧军这些措施，已经引起了新军的反感，而近来又在新军中进行“肃军”工作，更使新军官兵惴惴不安，因此，把革命的力量打进新军里去，策动他们起义，条件更加成熟。
1910年6月，同盟会会员宋教仁、谭人凤、居正等在上海设立中部同盟会，作为在长江流域策动起义的指导机关。这批同盟会员大多为两湖人士，他们经常化装到两湖建立革命组织，策动新军会党起义。
湖北是革命党人[1]最活跃的一个地区。日知会成立于1904年，是湖北最早出现的革命小组织。1906年，该会会员集体加入了同盟会，孙中山派乔宜斋偕同法国武官欧吉罗到武汉视察。那位武官口没遮拦，在日知会的欢迎会上公开发表激烈言论，引起官方注意，因此日知会被查封，大批革命骨干被捕入狱。但是，革命党人是捉不尽杀不绝的，此后又有群治学社继之而起，以研究学术为掩护，在汉口办《商务报》鼓吹革命，又派大批社员投入新军发展组织。1910年，长沙贫民发生抢米大暴动，抚台衙门被焚，清政府从湖北调兵到湖南去镇压，群治学社拟乘武汉防务空虚之际，策动新军起义，不料事机败露，同时《商务报》又因大声疾呼反对铁路国有政策被封，因此会员纷纷走散。同年，部分群治社员另组振武社，也因组织起义失败而告瓦解。1911年，他们又另组文学社，加强发展新军中的组织，所吸收的对象遍及步、马、炮、工、辎各营。除文学社外，又有孙武、刘公、焦达峰等组织共进会，联络两湖会党起义，相约湖北先动，湖南响应；湖南先动，湖北响应。共进会与文学社虽同属革命组织，但因保密之故，彼此不相联系。
1911年，全国出现了保路救国的高潮。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四省为川粤汉铁路所经之地，人心更为激昂。成都惨案发生后，清政府派端方带兵入川镇压，从湖北调走了新军一协，革命党人认为这是又一次发动起义的有利时期。这一年8月，上海中部同盟会派谭人凤、居正等到湖北，指导文学社、共进会联合起来组织一个领导起义的统一机关，公推蒋翊武为起义军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蔡济民为总参议。为了壮大革命声威，他们请居正速回上海，迎接在香港的黄兴和在上海的宋教仁速来武汉领导起义。起初，黄兴认为武汉一地断难成事，主张多联络数省同时并举，经过宋教仁等解释，他也就不坚持己见了。
起义日期原定中秋节，因筹备不及，推迟至10月11日[2]举行。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刘公家中搬运炸弹，失手爆炸，印籍巡捕闻声前来，刘公急将被单盖在被炸伤的孙武脸上，伪装病人怕风，把他搀扶下楼，雇人力车逃走。巡捕在屋内搜出手枪、军服、炸弹、文件及党人名册等件。党人预料官方即将按名拘捕，因此革命军总司令蒋翊武临时决定，提前于当晚12时起义，以中和门外炮声为起义信号。蒋命王宪章、彭楚藩、杨宏盛三人分途搬运炸弹。杨宏盛用菜篮装送炸弹至工兵营，值班排长一定要检查，杨一时情急，向他扔出一颗炸弹，自己回头就跑，仍被追者捕回。当天下午，清朝军警追踪至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文学社，当场捕去彭楚藩、刘尧瀓、丁笏堂等五人，仅蒋翊武一人走脱。是日，全城戒备森严，担任传达起义命令的邓玉麟，未能及时完成任务，因此当晚起义未成。
[1] 清政府称一切民主革命派为革命党人，同盟会之名反而不显。
[2] 即农历八月二十。
当晚，清朝官吏张灯夜审。先问彭楚藩：“你们同党究竟有多少人，从实招来，可以免死。”彭厉声回答说：“狗官休问，全国四万万同胞都是我们的同志！要杀便杀，不必多言！”问官惊得目瞪口呆，次晨即将彭楚藩、杨宏盛、刘尧澂三人枭首示众。
10月10日，清朝官吏下令紧闭武昌各城门，封锁新军各营房，不许士兵外出，并调旧军在重要街口施行紧急警戒。困守营内的新军士兵人人自危。
当晚七时许，革命的第一枪起自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前队。该队二排排长陶启胜前来查夜，看见兵士金兆龙正忙着把子弹装入枪膛，厉声问道：“这是为了什么，你想造反吗？”金大声咆哮说：“老子正是要造反！”他一个箭步扑上去殴打陶排长，一面提高嗓门大叫：“弟兄们，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同棚兵士程定国闻声跃出，从陶启胜的后面用枪柄把他打倒。管带阮荣发赶来查问，也被兵士吕中秋、徐少斌开枪打死。接着，左队兵士方兴在营前空地上扔了一颗炸弹，振臂高呼：“整队集合！整队集合！”后队正目熊秉堃立即率领士兵约三百人向楚望台军火库出发。守库士兵属于同营左队，立即起而响应，公推左队队官吴兆麟担任革命军临时总指挥。此时城外炮兵营已知工程营首先发动，立即拖炮入城，占领高地，发出轰轰隆隆的炮声，于是革命风暴席卷武昌全城，步、炮、工、辎各营纷纷向楚望台集合。吴兆麟率领他们进攻总督衙门。总督瑞瀓从后墙打洞逃走，由文昌门出城，登上楚豫兵舰。第八镇统制张彪率残部在望山门一带顽抗，因为炮声隆隆，电话不通，即由文昌门渡江逃往刘家庙。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跑到第四十一标第三营“坐镇”，妄图抵抗革命。吴兆麟派传令兵周荣棠持函劝他参加革命，被他亲手拔刀砍死。当他听得满城文武均已逃走，总督衙门已被革命军攻下，他的部队也都弃暗投明参加了革命军，才屁滚尿流地带同参谋刘文吉离营逃走。
10月11日，武昌全城已无敌踪，革命军在蛇山和黄鹤楼升起了十八星旗[1]，改元称黄帝四千六百〇九年[2]。
革命军迫切需要组织革命政权来领导革命。其时，同盟会领袖孙中山在美国，黄兴在香港。起义前湖北各革命组织公推的鄂军都督刘公、革命军总司令蒋翊武，也都不知去向。有人建议推革命军临时总指挥吴兆麟为鄂军都督。吴推辞说：“本人官卑职小，压不住众。”坚决不肯担承。有人建议：“黎协统是个大官，压得住众。”此论一出，反对者纷纷，都说黎元洪不是革命党，而且公然反对革命，岂能推此人领导革命？吴兆麟却赞成“推一个非革命党人做都督，表示革命军大公无私，不争权利，可以鼓励一般非革命党人消除顾虑，共同参加革命，这样，就可以减少革命前途的阻力”。这种重视资历而敌我不分的论点，当时竟无人再反对而决定下来。
但是，黎元洪已经躲藏起来，一时难于找到。事有凑巧，黎打发一个伙夫[3]回家拿行李，因其行迹可疑，革命军加以盘问，那人供出黎统领现在躲在黄土坡谢管带[4]国超的家中。吴兆麟叫马荣、程正瀛二人带队前往迎接。黎听得外面人喊马嘶，急忙躲在床帐背后，随即被搜查出来。马程二人说明来意，请黎到楚望台临时总指挥部去，黎疑心革命军要在那里枪毙他，吓得面无人色。当然，他想不去是办不到的，只得硬着头皮走出来。马程二人牵了一匹马让他坐上。
在由黄土坡到楚望台的一路上，不少人看见这位身躯高大的统领，身穿灰色呢袍，愁眉苦脸地骑在马背上，像被押解的犯人一样，也以为他此去凶多吉少。可是到了楚望台，吴兆麟立即传令号兵吹号，兵士排队相迎，吴自己也站在队伍前面行甩刀礼，黎的心情才安定下来。他跟吴兆麟本是旧相识，见吴并无恶意，便用长官关心部下的口气连骗带吓地说：“你们为什么要革命？革命是要杀头充军的！你们都有身家性命。依我之见，赶快归队回营，否则悔之晚矣。”话犹未了，只见一人面带怒容，手提一把明晃晃的大刀，从队伍中闪了出来。吴大喝一声：“马荣不得无礼！”又转过脸来向黎解释说，武昌各界人士正在咨议局开会，请黎即去参加，本人也陪同前往。
[1] 当时部分边区尚未建省，一般称为特区，已建省者只有十八处。十八星旗代表全国十八行省。
[2] 中国汉族奉黄帝为远代祖先，此时国号未定，所以起义各省均用黄帝纪元。
[3] 炊事员的旧称。
[4] 管带相当于营长。
黎在一路上两眼发直，闭着口不吭一声。到了阅马厂咨议局，他一眼望见会议厅里黑压压挤满了咨议局议员和武汉绅商人士，连两榜出身的咨议局议长汤化龙也在其中，心里不觉一怔：“难道这些人都是前来参加造反的吗？”
此时正在讨论选举鄂军都督的问题。吴兆麟陪着黎走了进来，有人轻言细语说：“都督来了。”其实，革命军同各界人士早已协商好，通过咨议局选举，把黎元洪的都督名义定下来。所以黎氏一到场，议员刘赓藻即提议推举黎统领元洪为鄂军大都督，屋子里响起了一阵零零落落的掌声。黎着急地说：“你们不要抬举我，我不是革命党，不够资格。”
接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都劝黎元洪顺应人心，接受推举，共伸大义，黎却执意不从。他告哀乞怜地说：“我平日待人不薄，诸位切莫害我。”于是又有一人从人丛中闪出来，握着手枪大声吆喝：“谁甘心当满奴，谁吃我一枪！”此人是率领测绘学堂学生参加起义的李翊东。吴兆麟又急忙摇手制止了。
汤化龙走近黎的身边，向他咬了个耳朵，叫他不要再做声了。这时候，大厅里突然变得鸦雀无声，大家的眼睛不约而同地都集中在那张胖笃笃的脸膛上。只见黎有气无力地说：“武昌靠近大江，海军那么厉害，怎么守得住呢[1]？”
邓玉麟回答说：“守得住就守，守不住我们退湖南。”
“湖南，怎么好退呢？”
“那边有我们的同志，他们会来打接应的。”
“饷呢？”
“打开藩库[2]，用了再说。”
以上问答之词，说明黎的内心压根儿反对革命，断定革命军无险可守，无援无饷，绝无成事之理。他又怕吃眼前亏，从此就装起哑巴来，不再开口说话，而大家也就以为他已默认担任都督，会议至此结束。
当天湖北军政府就在咨议局内宣告成立。可是那位被推举出来的大都督，接连两天如醉如痴，不进饮食，也不开口说话，似乎想用绝食的办法来“尽忠完节”。据警卫员报告，他有两次图逃未遂。这种阴阳怪气的态度，又激怒了性情暴躁的张振武，他主张一刀把他挥为两段。参谋甘绩熙、陈磊也说，此人不杀，恐有后患。可是吴兆麟等又一再加以阻止。他们认为：庙也有了，菩萨也有了，菩萨本来就是不言不语的，庙里的事情，自有和尚来管。于是革命党人推举蔡济民、吴醒汉、陈宏诰、邓玉麟、高尚志、张廷辅、王宪章、徐达明、王文锦、梁鹏等组成“十人谋略团”，负责主持军事，对外则用都督之名以行。因此府中人员背地里都称黎元洪为“黎菩萨”，不久“泥菩萨”之名传遍武汉三镇而无人不知。
[1] 黎元洪早年学习海军，对海军情况比较熟悉。当时汉口尚有张彪残部，武汉江面又泊有北方军舰，革命军没有海军，如果军舰向武昌开炮，可以掩护清军渡江反攻，所以他认为武昌不是可守之地。
[2] 布政使又称藩台，掌握一省民财各政。藩库是储存钱粮税款的地方。
12、13两日，汉阳、汉口两镇相继光复。湖北各府州县接到省里的电报，也纷纷赶走清朝官吏而宣布独立，全省革命形势大定。
在那些日子里，武汉三镇人心沸腾，千千万万的市民都把革命的胜利当作自己的大喜事，彼此见面打招呼，都抱拳拱手互道恭喜。大街小巷到处可以听到人们高谈阔论地说：“这一下子压在我们头上的清朝皇帝和狗官们都倒下来了，从此我们四亿同胞都是一品大百姓，都成了国家的主人翁了。”“从此四亿人就是四亿个皇帝，而今天担任国家公职的官员，都是人民的公仆。”
在这种民主思想的指导下，社会风气立刻为之一变。首先革除了“大人”、“老爷”这类不平等的称呼，所有磕头、作揖、打扦等旧礼节也都被废止，而代之以握手、脱帽或鞠躬。
关于服装问题，意见分歧，莫衷一是，有人主张恢复明朝的旧衣冠，有人主张西装革履，可是绝大多数人都不赞成衣冠复古或全盘洋化，因此未作具体规定。街头所见大多为短打朋友或长褂子先生[1]。
流行最早而又雷厉风行的是剪辫子的风气。脑后垂辫，本来是满族入关后强加于各族人民的一种怪现象，外国人把它叫做作“猪尾巴”，所以出洋留学生都把这条尾巴剪掉，以免受人侮辱。清朝末年，留学生大多参加了民主革命，清政府往往把剪掉辫子的人当作革命党而加以迫害[2]。武昌革命的炮声一响，不少人脑袋后面摇摇晃晃的这条尾巴立即化归乌有，剪迟了的，就要受到“千夫所指”，“万人笑骂”，辫子又成了甘心作“满奴”或亡国奴的一种标记。而且，你不剪，会有人替你来剪。你出得门来，走在大街上，往往碰到一向不相识的人，拦路揪住，拿出利剪，把你这条孽根硬是连根剪掉，路人拍掌欢笑。也有一小撮顽梗不化之徒，害怕脑后空空，生前见不得皇帝，死后对不起祖宗，他们把辫子盘在脑门上，用一顶大帽子遮盖起来，有的索性改作道士装，这种人被称为“遗老”或“亡国大夫”。
[1] 短打指劳动人民所穿的短装，长褂子指非劳动人民所穿的长衫。另外还有一种马褂，是满族的高级服装，形似短装，当中开纽，用高级呢绒绸缎制成，套在长衫上，汉族大官僚、大地主也沿满俗穿用。
[2] 留学生回国后，为了避免迫害，便在短发上装上一条假辫子。
当然，女子又当别论。妇女的发型不同，她们留辫子也跟男人的辫子有区别，可以存而不论。也有个别摩登女性，醉心男女平等，不惜牺牲万缕青丝与男子看齐，反而引起社会的歧视，甚至受到官厅的取缔[1]。
女子最流行的风气是放足。武昌革命的炮声一响，不但闺门少女不约而同地下决心不再缠足了，不少成年妇女也把裹脚布扔在茅厕坑里，放成了一种不大不小的“黄瓜脚”。女子缠足是千百年来中国封建社会摧残女性的一种陋俗。19世纪后期，不少进步人士大声疾呼，提倡女子放足，但是社会上的习惯势力，认为女子不缠足不美观，嫁不出去。说也奇怪，以前以三寸金莲为美，此时则以小脚为丑，社会风气变了，人们的审美观念也随之而变了。有人打趣地说：“辛亥革命，男子解放了头部，女子解放了足部。”
女子最引人注目的是要求男女平权，包括参政、参军、婚姻、教育、职业，等等。这也是几千年来所未有的一个突变。革命刚开始，就有不少地区的女青年们，抛却红装换武装，成立了女子北伐队、女子救护队。不少大城市成立了女子参政会，出现了身佩徽章，出入官府，被称为“女伟人”的女子活动家。没有人敢于公开反对女子参政。有些“女伟人”被聘为总统府、都督府的顾问、参议、咨议等。但她们都是有名无实、有职无权的时髦人物，实际上仍被排斥于政权之外。
尽管女子所争的教育平等和婚姻自由均未完全实现，但也初步地打开了封建旧礼教的缺口，打击了孔孟之道，取得了社会人士对她们的某些让步。女学校逐步有所发展。女子选择配偶，“先斩后奏”，木已成舟，也不是家长们所能完全阻止的了。
尽管妇女解放尚有遥远的距离，上述点滴改革，却也引起了封建卫道者们的狂喊大叫，说什么“人心不古，世道陵夷，阴盛阳衰，成何体统”。
[1] 当时有若干省区禁止女子剪发。湖南民政长出示，指女子剪发是不男不女、不中不西的怪物。
此外，社会风气的改变，还表现在从军的问题上。武汉革命军初起时，全部官兵仅有四千余人。为了革命的需要，湖北都督府决定扩充为五个协。往日清政府建立新军，采取了募兵制，应募入伍者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破产农民和城市贫民。他们都是因为活不下去才不得不出来吃粮当兵。革命军也仍然采取募兵制，在武汉三镇插旗招兵。没有想到，不到三五天工夫，全部兵额如数募足。从新兵的家庭成分来看，有不少半无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这些人显然不是为生活问题，是为参加民主革命而来。
军政府成立的初期，也打破了往日官场中界限分明的等级制，自大都督至司书生[1]，一律月支生活费二十元。军政府也没有清朝总督衙门那种森严气派，如有机密大事，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入，要求面见都督而能畅所欲言。黎元洪住在府中大楼东头的一间，吴兆麟的革命军临时总指挥部设在西头的一间。黎是名义上的大都督，军事由十人谋略团主持，来访人士也由他们接待。
都督府成立最早的直属机构是外交部。部长胡瑛原名宗琬，别号经武，湖南桃源县人。早年进过长沙经正学堂。黄兴在湖南组织华兴会时，他首先参加[2]，后来又到汉口加入了日知会。日知会被查封时，他被捕入狱，清政府处以终身监禁。他在狱中宣传民主革命，狱吏谈国华被他感动，把女儿许给了他，还掩护他跟外面通信往来，因此他在狱中又先后参加了振武社和文学社，还经常与湘西会党密切联系。武昌的炮声一响，他一脚跨出牢门，一脚跨进都督府而自立为外交部长[3]。
都督府成立后，民主革命派和君主立宪派立即展开了尖锐的斗争。立宪派想把革命政权从革命派的手中夺过来，于是布置了两套办法：一套建议鄂军大都督举行祭告黄帝典礼和革命军誓师大会，一套主张制定湖北军政府的组织条例。立宪派企图抬高非革命党人黎元洪的地位，以抑制革命党人。那位形同俘虏的黎菩萨，因见革命形势稳定，也就态动神流，眉宇开朗，而不再装哑子做木头人了。
[1] 司书生又称录事，为军中抄写文件的低级文职人员。
[2] 湖南经正学堂与明德学堂为兄弟学校，都是胡元倓开办的。黄兴曾在该校担任体操和地理教习，以掩护其革命活动。华兴会就是在经正学堂成立的。辛亥革命后，经正并入明德。
[3] 外交部设于都督府附近一个满族大员的家里。除部长胡瑛外，尚有次长王正廷。根据都督府组织条例，民政部之下设有外交司，但胡瑛不甘居汤化龙之下，不肯改部为司。直至伍廷芳任革命军外交代表，鄂军都督府外交部才不存在。胡瑛被派为临时参议院参议员，后又改任革命军山东都督。
1911年10月16日，鄂军都督府门前广场上搭上一座高台，举行革命军誓师典礼。中部同盟会代表谭人凤站在台上授剑、授旗。黎元洪身着上将制服，站在台口中央，口中念念有词，由于嗓门太低，台下只听得有“请中山先生来鄂领导革命”的一句话。词毕，礼成，军乐大奏。随后都督走下台来，骑上鄂军中最高大的一匹马，绕场检阅军队。都督所经之处，军官一律行甩刀礼，兵士行举枪注目礼。看热闹的人群称赞说：“人又高，马又大，都督端的威武不凡。”
接下去又演第二幕。都督府邀请武汉各界人士在教育会开会，宣读湖北军政府的组织条例。立宪派放出空气说，这个条例是由孙中山先生制定，派居正带到湖北来的，所以未经讨论，大家一致举手赞成。条例规定都督为一省军民两政的最高长官，下设军政、民政两大部。军政部设战时总司令一员由都督兼任之，下设参谋、军令、军务三部。民政部设部长一人，由咨议局推选之，下设内务、外交、交通、财政各司，各司司长由民政部长提名选任之。条例通过后，除由黎元洪兼任战时总司令外，并推杨开甲、吴兆麟为参谋部正副部长，杜锡钧为军令部长，孙武、张振武、蔡绍忠为军务部正副部长。同一天，湖北咨议局选举汤化龙为民政部长兼法制局长。由于都督府有了规章制度，都督直接总揽兵权，十人谋略团被取消了。其实，军政府组织条例是由汤化龙起草制定的。立宪派耍了这一花招，革命的领导权便由革命派移于反革命军阀和君主立宪派之手。
10月18日，革命军在刘家庙对岸青山、红关之间布置炮兵阵地，向停泊武汉江面的清朝军舰进攻。这些军舰有炮舰楚豫、建威、江元三艘和鱼雷艇飞鹰、湖隼两艘。湖广总督瑞瀓就躲在楚豫军舰上。革命军拂晓攻击，共计开了三炮，一炮击中楚豫尾部，楚豫也向岸上回了一炮，即拨转船头向下游驶去。其余各舰均树白旗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