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时,八国联军在天津设有“都统衙门”,公然管理民财各政,袁只得暂在直隶省会保定办公。他派唐绍仪为天津海关道,代他办理洋兵撤退交涉。1902年,“都统衙门”撤销,他才移驻天津。

根据《辛丑条约》,中国不得在天津驻兵。但是,没有兵怎么能够行使政权呢?袁想了一个化军为警的办法,从所部军队中挑选精锐三千人,改编为巡警营,派段芝贵统率,开到天津维持秩序。随后又将巡警营扩编为若干大队、分队,派往北塘、塘沽、秦皇岛、山海关一带驻防。这套改头换面的把戏,当然瞒不过外国人,但是他们正需要有一支反革命武装代替洋兵“维持地方秩序”,袁既成了他们的代理人,所以也就熟视无睹了。<

这时期,西太后自觉风烛残年,更图及时行乐。她公开卖官鬻爵,把它作为开辟财源的一个手段。当时任何有钱的人都可以出钱捐官,有了官又可以发更大的财,因此捐官成了一件将本求利的好生意,朝为大腹贾,夕戴乌纱帽,官场中比比皆是。西太后对各省疆吏也都记了一笔账,谁孝敬得最多,谁的官也就升得最快。她所宠爱的李莲英也是一个无孔不入的捞钱手。此时荣禄因病不大管事,庆亲王奕劻成了太后身边最红的皇族大臣。奕劻和他的儿子载振把官场当作市场,贿赂公行,有“庆记父子公司”之称。袁世凯把这些情形看在眼里,不免喜在心头。他认为有了这票货色,他的事情就好办得多了。

奕劻刚进军机的时候,袁叫心腹幕僚杨士琦送去纹银十万两。奕劻看了这么多白花花的银子,口里荷荷地说:“这怎么办,我怎么能够了当得起?”杨士琦谄媚地说:“这不过是个见面礼儿,咱们宫保孝敬王爷的日子正长着呢。”奕劻只得半推半就地收下来说:“慰庭[1]实在太费事了。我如果不收,他会怪我不够交情呢。”从此袁对奕劻按时行贿,月有月规,节有节规,年有年规,每逢王爷、福晋[2]做寿以及王府婚丧大故,还得特别备上一份厚礼。从此他跟奕劻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

袁意味到他之得有今日,主要是靠兵权。当年小站练兵时,他请廕昌推荐军事干部,廕昌从北洋武备毕业生中推荐了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梁华殿四人。梁在一次夜行军中掉进河里淹死了。袁派冯国璋为步兵学堂总办兼督练营务处总办,段祺瑞为炮兵学堂总办兼炮兵统带[3],王士珍为工兵学堂总办兼工兵统带。这三个学堂都是随营设立的,比不上正规军事学校。这是他边练兵边培养亲信爪牙的一种临时措施。后来他的摊子越铺越大了,又从武备生中陆续招收了段芝贵、吴长纯、徐邦杰、何宗莲、赵国贤、马龙标、王英楷、杨荣泰、曹锟、王占元、陈光远、卢永祥、田中玉、张怀芝、陆建章、孟恩远、雷震春等。这些家伙来自四面八方,出身各自不同,有的是封建文人,在科场中屡试不售,因而改行从军的;有的是农村中的二流子,不愿从事生产劳动,想在戎马生活中挣个功名。总之一句话,他们都是为升官发财而来。除武备出身者外,清政府还将部分淮军调到小站来受训,其中带兵官有姜桂题、夏辛酉、张勋、倪嗣冲、赵倜等。这些都是行伍出身的旧军人。

袁任直隶总督后,首先在保定成立督练公所[4],改任段祺瑞为参谋处总办,冯国璋为教练处总办,王士珍为直隶全省操防营务处督理,并派刘永庆为兵备处总办。袁所训练的新军,本来是受北洋大臣的节制的,此时他自己也做了北洋大臣,就将这支军队索性改名为“北洋新军”。

在北洋诸将之中,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三人的资格较老,地位也比一般人为高。袁在山东的时候,曾请德国军官观操,那个德国人用马鞭子指着这三人称赞地说:“他们不愧为杰出的将才!”于是他们便被吹嘘为“北洋三杰”了。后来军中进一步把“三杰”形象化,于是又有“王龙”、“段虎”、“冯狗”之称。这是因为,中国古书上把龙列为鳞介之首,又说龙之为物,夭矫凌空,见首而不见尾。王士珍是“三杰”的第一名,他在政治舞台上又是个时隐时现的人物,所以称之为龙。段祺瑞暴躁如虎。冯国璋狗头狗脑。他们各以其个性而得名。

[1] 袁世凯字慰庭。

[2] 满族称王妃为福晋。

[3] 统带又称标统。一标相当于一团,标统相当于团长。

[4] 督练公所是各省训练新兵的机构,见下文。

王士珍是直隶正定县人,本名不叫王士珍,而王士珍却另有其人。有一年,武毅军总统聂士成向直隶各镇调用军官,朝阳镇总兵杨瑞生[1]开了一张保单送去,其中有守备王士珍在内。那位王守备不愿改投别处。杨总兵身边有一个姓王的马弁,为人精细小心,杨就叫他冒名顶替调了出去。这位假王士珍后来转入北洋武备,又被派往小站成了袁世凯手下的一员大将。他一生最大的“长处”,就在于不树敌,不露锋芒,遇事唯唯诺诺,从无疾言厉色。那位真王士珍后来跟随杨总兵解职回乡,就在老上司家中挑水煮饭做长工,默默无闻以终。

段祺瑞是安徽合肥县人。他的父亲在旧军中当过管带,因此自命为“将门之子”。他在北洋武备毕业后,曾到德国镀过金。当时德国是世界上陆军最强的国家,而中国留德学生也很少,段就自以为了不起,不把别人放在眼下。他崇拜德国到了一种令人难于置信的程度,什么东西都是德国的好,甚至生病也非德国药不吃。他性情固执,不善言谈,外表看来颇像个忠诚可靠之士。他断弦后,袁世凯介绍自己的干女儿张佩蘅做了他的继配夫人,所以他跟袁除了长官和部属的关系,还有干丈人和干女婿的关系。

冯国璋是直隶河间县人。早年中过秀才,后来弃文习武,考入天津北洋武备步兵班。武备毕业后,一度派往武卫军充当下级军官,不久又重回本行,做过候补知县。他到小站后,立即受到袁世凯的重视,成为“新建陆军”的重要骨干之一。他善于假装糊涂,好像遇事满不在乎,但如涉及他自己的利害得失,却又一点不含糊。他待人接物比较随和,所以人缘比段祺瑞好。他继弦后,袁介绍自己的家庭女教师周道如嫁给了他。

在小站部属中,有两个比较典型的人物,就是后来爬得很高的曹锟和张怀芝。

曹锟早年在大沽口教蒙馆,因教书没出息,改行做布贩子。他叫兄弟曹锐推着车子走在前面,自己跟在后面打鼓。一天,据说路上碰见一位相面先生,眼珠子骨碌碌地打量着他,忽然走近前来搭讪着说:“掌柜的,我看你相貌堂堂,将来准是一位七品县太爷。”曹锟并不答话,劈头一巴掌打去,口中喃喃骂道:“跟你素不相识,怎敢挖苦老子!”可是他回到家里,细味相面先生之所言,却也怦然心动。他做布贩子也没出息,便又改行投入北洋武备学堂。他在袁手下有“老实人”之称,善于巴结长官,与同僚相处得也很好。

[1] 杨瑞生是杨度的伯父,湖南湘潭县人。

张怀芝是山东东阿县人。早年贫无立锥之地,白天到处流荡,夜晚在破庙里栖身。他想当官入了迷,自己讲过少年时期的一段故事:有一个夜晚,他没精打采地进得庙来,纳头便睡。朦胧中看见庙里的东岳神毕恭毕敬地站起身来迎接他。他惊问所以,庙神欠身回答说:“你是阳世间的抚台大人,小神怎敢怠慢!”他心中一喜,身子一翻动,发现自己睡在庙里乱草堆中,原来这是一个梦。他爬起身来向神像拜了一拜说:“有朝一日,果如神明之言,我一定重修庙宇,再塑金身。”

袁任直隶总督后,大举扩张军队,1902年北洋新军先后成立了三个协。袁表示他“用人唯公”,经常用考试的办法提拔干部。成立第一协的时候,王士珍首先考取了,成立第二协的时候,冯国璋也考取了,他们都当上了统领[1]。可是段祺瑞一连两次都没有考取。当成立第三协时,他满腹心事,坐立不安,害怕这次又考不上,不但不能升官,而且面子也将丢尽。到了考试前的一天,袁把他叫了进去,悄悄地把试题递在他的手里。后来他并不讳言这件事,每与二三密友谈及,认为“受恩深重,终身不忘”。王、冯两人听了,肚子里暗暗好笑,原来他们也都不是没有受过这种厚恩的。

袁在直隶成立了新军三个协,这就达到了一省练兵的饱和点,可是他还想练更多的兵,使自己能够继淮军之后建立一个更大规模的军事系统。同时,他又深知清朝皇帝以少数民族而统治全国,对于在全国人口中占有绝大多数的汉族,经常怀有戒心。他们在全国各主要城镇驻有八旗兵,由满族将军统率,用以防范汉族造反。当太平军起义席卷大半个中国的时候,由于旗营生活腐化,不堪一击,清政府才不得不起用汉族军阀曾国藩左宗棠等,替他出力打天下。即使在那个时候,皇帝对汉族也仍然不放心。所以曾国藩在建立湘军时,力保满族塔齐布为湘军大将,以消除皇帝的顾虑。袁对于这段历史,早已有所领会,所以他任山东巡抚时,力保满族道员荫昌前往“佐赞戎机”。此时做了北洋大臣,他的政治野心随着地位的提高而更加扩大,企图取得全国建军的大权,就必须找一个皇族大臣来做他的护身符。这是他首先考虑到的一个问题。

[1] 统领又称协统。一协相当于一旅,协统相当于旅长。

1903年,袁奏请在中央成立练兵处,推举奕劻主持其事[1],本人愿意从旁协助。这个主意想得很高明,一来由中央练兵,可以打破一省练兵而不受兵额的限制;二来由皇族主持练兵,皇帝可以放心。果然这个建议很快就获得朝廷的批准,派奕劻为督练新军大臣,以袁为会办大臣。练兵处成立后,以徐世昌为总提调,下设三个司,以王士珍为军政司正使,冯国璋为军学司正使,段祺瑞为军令司正使。接着,练兵处奏请在全国范围内训练新军三十六镇[2],先在北洋成立六镇。这是清政府大规模开展建军工作的一个开端,也是袁世凯扩大兵权的第一步。袁又保荐满族兵部侍郎铁良为京旗练兵翼长[3],挑选旗兵三千人参加训练,以安皇室之心。

由于大规模建立北洋新军,需要大批军官,于是袁把停办已久的北洋武备学堂恢复起来,派段祺瑞兼任学堂总办。袁把这个学堂当作培养自己爪牙的基地,经常前往检阅并向学生训话。同时,他又奏请设立贵胄学堂,专收满族子弟。

自从清政府开展建军工作以来,全国各省都成立了训练新军的督练公所,由督抚兼任督办。同时,由于军事干部远远不能适应建军的需要,各省军事学校也就像雨后春笋般举办起来。但是,北洋新军和各省新军所吸收的学员,来源有所不同。各省最吃香的是出洋镀过金的军事留学生,绝大部分是日本士官生。他们大多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刚刚毕业回国,各省督抚争相罗致,往往一步做到高级军事幕僚,而在成立新军的时候,又往往一步做到中级军官,很快又被提升为高级军官。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大本营在东京,这些青年有的接受了革命思想,有的参加了革命组织。同时,大批贫雇农和爱国青年纷纷投入了各省新军,他们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识和民主革命思想。所以清政府的建军工作,本以镇压人民为目的,但在南方各省,却又无意中为民主革命准备了条件。北方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北洋新军的军官,主要是从北洋武备学堂培养出来的,另一部分是在旧军人中提拔起来的。袁世凯不肯用留学生,主要是因留学生的家庭出身不同,政治思想复杂,不易加以控制。土学生和旧军人多由农村中的封建家庭或城市中的非生产者出身,只要给以升官发财的机会,他们就会死心塌地为个人效忠。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已在南方各省生根发芽,而北方各省封建势力及其影响则根深蒂固,因此北洋军所招收的兵士,以北方人为限。这也可以看出,袁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打伙求财的北方封建军事集团,做他个人的政治资本。

[1] 荣禄于1903年病死。奕劻成了当时最有权势的皇族大臣。

[2] 一镇相当于一师。镇统或统制相当于师长。

[3] “翼”无一定的兵额。铁良所练的旗兵,后来编为北洋军第一镇,所以此处所讲的翼长相当于师长。

袁又认识到警察和军队是政权中的两大支柱,所以在建军的同时,又作了建警的准备工作。前面说过,袁采取“化军为警”的办法,派段芝贵率领“巡警营”接收天津。这是中国有警察之始。同年(1901年),袁在保定、天津开办了两个警察学堂,随后并入天津,改名北洋巡警大学堂,派三品道员赵秉钧为总办。以这个学堂为基础训练出来的警察,名叫北洋巡警,曾与北洋军被称为“孪生兄弟”。

赵秉钧是袁手下的一个怪人。你问他的姓,他是《百家姓》上的第一姓;你问他的大名,是天子脚下的第一人[1];别号智庵,是张良、诸葛亮一流人物。他出生于甲子年正月初一日子时,是第一个干支、第一个月、第一个日和第一个时辰。请问:一个人什么都是第一,世界上果真有这样巧合的事吗?其实,这位怪人家住何方,姓甚名谁,多大年纪,父母是甚等样人,这笔细账早已被他的老子娘带到黄泉去了。当他自己知道自己时,他在河南临汝县一家仕宦之家做书童。他是一个表里不一的笑面虎,满脸诚恳老实,满肚子阴谋诡计,手腕更加毒辣,这些条件都很适合袁世凯的需要。所以他自认识袁以来,就受到大力提拔,步步高升,由典史而同知,由同知而道台,成了袁宫保身边的头等红人。

袁把建军、建警工作布置就绪后,1903年抽出时间回籍葬母。葬事结束,他到南方拉拢关系,先乘火车到了汉口。此时刘坤一死去不久,张之洞调任两江总督,其湖广总督一职,暂由湖北巡抚端方护理。端方是满族“三大才子”之一,刚刚生了一个女儿。此时满汉不通婚的禁令已经解除,袁就为第五子克权纳采定婚。袁、端两人本是把兄弟,现又结为儿女亲家,亲上加亲,关系就更加密切了。

袁由汉口换乘兵轮到了南京,乘马车入城来到两江总督衙门。号房大爷打量了他一眼,袁马上叫随从差官拿出自己的一张大红名帖来。号房接在手里一看,嘿,可了不得,站在他面前的这个矮胖子不是别人,正是权威赫赫的北洋大臣。慌得他跌跌撞撞地通报上去,里面吩咐打开中门迎接[2]。张、袁两人闻名已久,但这还是初次见面,一个胖鼓墩墩,一个骨瘦如柴,倒也相映成趣。袁此来事前并未通知,张就很不自在,加以他是个非常重视出身和资历的老官僚,袁既不是科举正途出身,在官场中又是他的后辈,因此打从心眼儿里瞧袁不起。由于官场礼节,他少不得大排筵宴为之洗尘。他有白天坐着打盹的一种习惯。他在宴会中泛泛地谈了一阵,谈得并不入港,不觉低眉合眼打起瞌睡来。袁看了这副神气,心里也不痛快,即托词离席,吩咐戈什哈不要惊动老帅,匆匆出城而去。等到张一忽儿醒转来,追到下关去送行时,袁的兵轮已经启碇下驶了。

[1] “秉钧”意味秉一国之政,相当于宰相的职能。

[2] 清朝官规,同级或上级官员来访,必须开中门迎接。

袁到上海后,听说盛宣怀死了父亲,正值开吊之期,便换上素衣白马前往吊丧。盛也是袁的把兄弟,以前同在李鸿章手下办事,却因争权夺宠,貌和而心不和。此番前去吊丧,只不过是官场中的泛泛应酬而已。

盛宣怀这个人,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大买办大官僚。他的父亲是李鸿章的把兄弟,他本人又是李鸿章的干儿子。李生平并无贪污之名,可是他同一般达官贵人一样,既要当婊子,又要起贞节牌坊。这位干少爷就是替他开后门的“内账房”。李于1872年创办招商局,1880年创办电报局,他都无暇兼顾,后来这些“官督商办”事业一一转入盛宣怀之手。李任北洋大臣时,保盛为天津海关道,代他办洋务兼采办外国军火,成为洋务派大官僚与帝国主义之间的一座桥梁,而天津海关道一职也就成了直隶总督手下主办外交的大员。1895年,李因兵败议和而声名扫地,外调两广总督,盛跟新任直隶总督王文韶又拉上了师生关系。就在这一年,有人参劾他贪污,清政府发交南北洋大臣会同查办。原来盛所经营的招商局事业,职务上受北洋大臣的管辖,地区上又受南洋大臣的节制[1]。北洋大臣王文韶跟他有师生之谊,当然可以替他回护,南洋大臣正是新由湖广总督调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却很不好说话。张之洞也是洋务派大官僚。他在1891年创办汉阳铁政局,因为办理不善,历年亏空达六百余万两,调任时必须设法弥补。他知道盛宣怀是一只肥羊,就叫他接办汉阳铁政局,替他弥补亏空,否则笔下决不留情。盛当然不敢拒绝,但也反累司一手,要求保举他兼办铁路事业,以便挖肉补疮。于是南北洋大臣会衔保荐盛宣怀为芦汉铁路督办,清政府也就批准了。一个被参的贪污人员,不但未受处分,反而从此大走红运,不久身兼中国铁路总公司督办、沪宁铁路督办、全国电报局督办、招商局总办等要职,成为官场中炙手可热的红人。这就是清朝末年的政治史,而盛宣怀也就成了断送清朝二百多年江山的一个导线人物。

[1] 南洋大臣由两江总督兼任。招商局设于上海,上海属于江苏,所以招商局总办又受到两江总督管辖。

盛并无点石成金的神通,他之所以官运亨通,不过是利用洋务派大官僚和帝国主义这两座靠山,大胆拍卖国家的主权利益,大胆借外债,大胆侵吞公款,假公济私而已。他办铁路大发横财,而汉阳铁政局扩大为汉冶萍公司后,依然大闹亏空,他又大借日债而把这个煤铁企业断送给日本人。盛宣怀在外交上也曾显过身手。1900年,东南三督与上海领事团成立所谓“东南互保条约”,他就是穿针引线人。不料李鸿章死后,他的把兄弟袁世凯继任北洋大臣,成了他的顶头上司,从此他在官场中就走下坡路了。

袁由上海回天津后,奏请将全国水陆电报事业改为国营,奉旨报可,即派袁兼任全国电报督办。这是袁向盛宣怀开的第一刀。

就在这一年(1903年),有个广东举人名叫梁士诒,到北京应考经济特科,考取了第一名。他以同乡关系拍上了天津海关道唐绍仪,通过唐的关系去见袁。此人生得仪表不俗,口齿也很伶俐。他向袁条陈时政,认为铁路事业是当前不容忽视的一个大问题。那时清政府虽设有统筹全局的南北铁路总公司,却又划分区域,把铁路经过的地方划归当地督抚管理,例如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即兼任京榆路、津镇路[1]两路督办,因此铁路行政系统非常紊乱,总公司形同虚设。梁竭力鼓动袁奏请清政府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管理机构,把全国铁路事业统统揽在自己的手里。他指手画脚,侃侃而谈,认为铁路事业不但便利交通,能使货畅其流,有利于开发资源,在经济上具有很大的价值,而且便利军运,在军事上也具有很大的价值。他估计国家无此财力,因此主张大借外债,大办铁路。说到这里,他把身子凑拢一步,压低着嗓音说道:“宫保明鉴,在必要的时候,铁路借款还可以移作政治用途,岂非一举数得!”

袁是个野心勃勃的军阀,平日只知着眼于扩大军事势力,当时他的见识还很少注意到经济与军事、政治具有密切关系。梁劝他在经济方面开辟阵地,首先从铁路事业着手,这个计划既有利于扩大他的政权和军权,又可以把他自己和帝国主义的关系拉得更加紧,所以他大为赞赏,派梁先在唐绍仪处充当文案,以备随时咨询。

袁正在打算从盛宣怀的手里把铁路事业夺过来的时候,不料日俄战事爆发,中国东北成为战场,这个计划只得暂时搁起。

[1] 京榆路是京奉路(又称北宁路)的前身。津镇路是津浦路的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