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19世纪后期，西方殖民者在屡次出兵打败中国，大量屠杀中国人和蹂躏中国国土的同时，又源源不绝地把道貌岸然的传教士送到中国来，于是教堂遍布中国城乡，甚至出现在地僻人稀的边区上。外国教士要玉皇大帝让位于上帝，他们说人类都是上帝的羔羊。羔羊皈依上帝，死后可升天堂。教士们侈谈平等、自由、博爱，据说这些都是西方所特有的精神文明。他们确实也办过一些学堂、医院和“慈善”事业，满口为贫穷落后的中国人造福。可是，中国人打开眼睛一看，哪里有了教堂，哪里就出现了天堂和地狱的鲜明对比：有些教堂的高楼大厦，耸立在低矮简陋的贫民窟之中；不少教堂是用低价强征民地，或者霸占民房，把中国穷人赶走而兴建起来的。中国人在教士们的身上也嗅不出一丝一毫的平等、自由、博爱的气息。他们不受中国法律的管束，看不起中国人，自己俨然就是上帝。不但如此，中国的流氓，坏分子一朝吃上了洋教，也就高人一等，可以为非作歹，骑在人民的头上，官府不敢过问。他们所办的文教卫生事业，只不过是对中国人民进行“精神麻醉”，学校用以培养洋奴，医院不为广大劳动人民开门。中国人还历历不爽地看见不少教士披着宗教的外衣，干着杀人不见血的勾当。有的是派到中国来搜集各种情报的间谍，为本国政府的侵略政策服务；有的隐身于中国大军阀、大官僚的幕后，操纵中国政治，指挥他们屠杀本国人民。至于走私贩毒，开娼聚赌，投机倒把，偷窃中国古代文物，等等，犹其小焉者也。人们不禁问道：“难道这些就是西方文明的体现吗？”
1897年，山东曹州老百姓打死了两个在当地横行霸道的德国教士。德国政府借题发挥，派遣炮舰强占了胶州湾，从此接连出现了外国侵略者强占中国海口和宰割中国领土的滚滚狂潮。山东划作德国的势力范围后，德国教士就像蝗虫般来到这里，建立了更多的教堂，大量吸收当地的坏分子入教，做他们的爪牙。这些坏分子倚仗洋人的势力，在地方上为非作歹，欺压善良，于是引起了教民与非教民之争。非教民吃了苦头，只得硬着头皮打官司，请求官府替他们做主。哪里晓得，清朝的官老爷们都具有双重身份，见了老百姓分明是张牙舞爪的老虎，见了洋大人却又变成了俯首帖耳的驯羊。他们把牵涉教民在内的一切讼案统称为“教案”。教民虽然也是中国人，可是他们毕竟沾了点洋气，就有三分可畏，所以审理教案时，官吏总是“助教抑民”，不问非教民有理无理，一律大板伺候。老百姓们有冤无处伸，无不怒气冲天。有人带头鼓动说道：“洋鬼子、二毛子[1]把咱们欺负到这般地步，狗官又不讲理，难道咱们活活等死不成！”此言一出，大家齐声发出春雷般怒吼：“不成，不成，咱们得自己动手来对付咱们的敌人！”于是山东某些地方出现了武装自卫的义和拳，以抵制洋人和坏分子的双重压迫。不久这个组织推行到全省各府州县，到处树竿聚众，练拳习武。在这时期，全国各地也不断发生焚毁教堂和驱逐教士的风潮，这股风潮很快就成为中国人民自发性的反帝斗争的主要形式。
当然，外国侵略者不可能自己出马来镇压山东全省人民的反帝运动，于是命令清政府派兵分途剿办。说也奇怪，老百姓一旦组织起来，拿起了武器，哪怕是最原始的武器，就公然不怕王法，敢于与官军较量高低。官军被他们杀得弃甲丢盔而逃。
1899年，清政府特地把曾经做过曹州知府、以屠杀拳民而有“屠户”之称的满族大员毓贤，提升为山东巡抚，叫他负责肃清全省“拳匪”。毓贤所派的官军仍然屡吃败仗，义和拳的声势比以前更大了。在清政府的严旨督责下，毓贤无计可施，只得改“剿”为“抚”，派人跟各地拳民打交道，只求他们不要闹得太凶，他就承认义和拳为地方合法团练而不加干涉。从此山东拳民改称“义和团”，取得了公开活动的地位，而毓贤以“山东匪患全部肃清”上报朝廷。
可是，这套把戏瞒不过洋鬼子，他们压迫清政府撤换毓贤。恰好这一年，袁世凯奉命带领武卫右军到山东德州操演行军阵法，西太后一来念及他戊戌告密之功，二来正要利用他的兵力镇压人民，就命毓贤来京陛见，派袁署理山东巡抚。
袁把武卫右军全部开入山东，又将山东原有旧军三十四营汰弱留强编为二十营，派冯国璋主持山东全省操练事宜。在此以前，袁不过是北洋大臣手下的一员战将；到了这时，他一跃而为既有兵权又有地盘的方面大员了。
[1] 二毛子指勾结洋人的汉奸。
为向封建王朝和帝国主义两面效忠，袁对义和团展开了极其野蛮的血腥屠杀。他接连命令所属军队：“你们见匪必杀，对于拳匪成堆的村庄，可以开炮轰击，不必碍手碍脚。”“你们如作战不力，无论官兵一律提头来见！”又命令各级地方官：“你们捕获匪民，不必开堂审案，可以当场处决！”他的军队拥有洋枪大炮，在清朝军队中是比较现代化的一支武力，在强弱悬殊的情况下，山东义和团只得又由公开转入地下。帝国主义因此对袁大加赏识，山东人民则恨不食其肉而寝其皮。有人在抚台衙门照壁上画了一个大鼋（袁），头戴红顶花翎，匍伏在洋大人的脚底下，见者无不嗤之以鼻。
1900年，山东拳民纷纷向北转移，沿途与直隶农民联合起来组成了浩浩荡荡的两支大军，分途向北京、天津两地出发。直隶总督裕禄正是毓贤一票货色，派兵镇压失败，便也承认义和团为合法组织而许其公开活动。这两支农民大军在直隶境内如入无人之境，西路占领涿州，东路直趋天津。这时候，李鸿章外放两广总督，他坐在五羊城中，远看北地烽火，不由得点头赞赏说：“直隶风高浪大，山东浪静风平，袁家小子真不含糊。”
这一年是反帝运动进入高潮的一年，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成了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义和团为了减轻国内压力，争取清政府共同抵抗帝国主义，便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清政府本来是站在帝国主义的一边，残酷地镇压本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的，可是打从这一年5月下旬起，西太后对待义和团的态度，表现了摇摆不定。她和毓贤、裕禄之流也是一票货色，看到义和团人多势大，逼近北京，威胁着她的统治权，也想采取“以抚代剿”的办法，一面许其公开活动，一面派员统率他们，想把他们的活动范围限制在保持皇朝秩序的轨道上，以避免农民革命的直接冲击。同时，她跟帝国主义也不是没有矛盾的：帝国主义站在同情光绪的一边，使她的废立计划不能实现，她想利用义和团的力量，给帝国主义一点颜色，迫使他们对她放一手。
同一时期，毓贤怀恨洋人摘去了他的“乌纱帽”，写信给朝中权贵，极口称赞义和团不但忠勇可恃，而且法力无边。端郡王载漪也怀恨洋人好管闲事，害得他的宝贝儿子做不成皇帝，他把毓贤的话加油加酱，鼓动太后把义和团召进北京城，以灭洋人的威风。
5月下旬，太后在对待义和团的问题上还没打定最后的主意，北京城忽然盛传洋兵将由天津开到北京，帮助光绪恢复政权。太后听了又气又怕，心情非常沉重。载漪乘机联合军机大臣刚毅、大学士徐桐等上奏，竭力主张利用拳民对付洋人。太后被他们说动了，于是一面默许义和团为民间合法团体，一面调董福祥的甘军入京自卫。她做梦也不曾想到洋兵入京之谣，就是载漪之流散布出来的。
义和团开到北京城外后，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怒吼声唤起了人们的战斗激情。6月11日，有甘军士兵一人在永定门外杀死了日本公使馆书记杉山彬。太后势成骑虎，索性一不做二不休，13日下令允许义和团开进城来。打从这天起，北京城的政治气氛突然大变，义和团吐气扬眉，洋鬼子销声匿迹，市民、兵士纷纷入团，到处建立坛棚，练拳习武，到处出现了搜杀二毛子、捣毁洋货店和焚烧教堂的动人心弦的场面。
运动开展后，北京城成了义和团的天下，皇朝秩序无法维持，太后又后悔起来。15日，她下了一道恶狠狠的命令，叫步军统领“严拿滋事拳匪交刑部正法，并将城内坛棚尽行拆毁”。她叫李鸿章迅速来京跟洋人打交道，又召袁世凯带兵前来镇压拳民。她咬牙切齿地说，咱们“宁亡于外寇，不亡于家奴”。
在那些日子里，北京城的政治行情早晚不同：朝为妖匪，夕作义民。16日晚间，太后接有密报，洋兵即将开到北京，逼她交出政权。17日，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攻陷大沽口。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途中被虎神营兵士所杀。这一连串事件，逼得太后无路可走，21日她又咬紧牙关下了对帝国主义宣战的命令。
命令发表后，北京义和团立即联合甘军进攻各国公使馆，天津义和团也立即配合清军进攻租界。不料战争刚开始，太后又玩弄两面手法，一面利用义和团抵抗帝国主义，一面出卖义和团而向帝国主义求妥协。太后满以为东交民巷弹丸之地，不难一鼓即下，那时她就可以跟洋人讨价还价，让她放手处理皇位问题。由于战争出现了胶着状态，她的信心动摇了。在宣战后的几天内，她像患了失心疯一样，一会儿下令停止进攻，派荣禄到各国公使馆商量和局，一会儿又派奕劻携带大宗米、面、瓜、果接济他们，对于到期外债，一律如数偿还，还叫直隶总督和顺天府尹调查外国人在事变中所受的损失，承认给以抚恤、赔偿。这哪里是在对敌作战，分明是想屈膝投降。可是帝国主义决心给她一次狠狠的打击，暂时不肯罢兵。
7月7日，天津战败的消息传来，太后吓得面无人色。次日，她下令调李鸿章回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13日天津陷落，她来不及等李鸿章到来，14日派荣禄到东交民巷正式求和。帝国主义拒绝跟荣禄打交道，指名要李鸿章出马。李鸿章未到前，八国联军继续向北京进兵。在那些日子里，太后终日长吁短叹。23日，她又打火急电报催促李鸿章兼程北来。
作战期间，义和团用刀、矛、弓箭等原始武器抵抗挟有优势军火的敌人，表现了中国人民英勇抗敌、视死如归的民族精神。北京方面，进攻东交民巷前，部分义和团民开往落垡、廊房一带迎击进犯北京的侵略军，他们奋不顾身地冲杀敌人，呐喊声震天动地。18日，迫使侵略军向天津败走。这支侵略军的统帅西摩尔也不得不承认，如果义和团备有新式武器，他们将陷于全军覆没的命运。可是，义和团不但没有得到清朝军队的支援，相反地经常受到清军的袭击和屠杀。在天津战场上，太后命清军统帅聂士成把义和团摆在前面冲锋，官军跟在后面放枪，打死的都是团民。聂士成总算跟洋兵打了几个回合，他本人在战斗中牺牲了。他的后任宋庆索性“见团即杀，见洋则逃”。所以这次战争根本不是什么对外战争，而是清政府一面利用义和团进行军事赌博，一面又利用帝国主义消灭义和团的一出历史大悲剧。
一国对外作战，必须举国动员。可是当时出现了“北打南和”的怪局面。北地干戈扰攘，南方歌舞升平。南方各省督抚本来是跟清政府一道，驯顺地为帝国主义效劳，残酷地镇压爱国人民的。不料朝廷忽然变了卦，要利用义和团来对付帝国主义。这些督抚大人认为，帝国主义碰不得，一碰就得头破血流。于是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缔结了所谓“东南三督联盟”，公然宣布自6月21日宣战之日起，北京所发谕旨都是“矫诏”[1]，一概不予接受。他们通过大买办盛宣怀，于6月26日与上海领事团商定了“东南互保章程”，公然声称，“遵守外国条约义务，保障外人生命财产”。这个条约是以英帝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制造两个中国的“拿手好戏”。英国还想进一步分裂中国，拉拢李鸿章与孙中山合作，据两广独立，张之洞与维新派合作，据两湖独立。这个阴谋因中外反动派矛盾重重而未得逞。
[1] 矫诏指假传圣旨。
山东地当南北要冲，又是义和团的发源之地，所以袁世凯所处的地位非常重要。他和刘坤一同时接到太后催促出兵“勤王”的命令[1]。刘坤一借口“保境息民”，干脆置之不理。袁又找尹铭绶研究应否出兵的问题。这位“智囊”随袁到山东后，袁保举他做了山东学政。他摸着后脑勺子想了一想，忽然拱手作贺说：“恭喜抚帅，指日就要开府兼圻了[2]。”袁问：“怎见得？”尹说：“这是又一次向老佛爷表示忠诚的好机会。卑职认为，出兵愈快愈好，而且愈多愈好。今日雪中送炭，来年锦上添花。机不可失，千万不要错过。”
袁却沉吟不语，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他的脑中闪动着戊戌年的一段往事。那时候，他跟这位“智囊”讨论过在太后与皇帝之间何去何从的问题。尹把太后和皇帝的势力作了一个对比，认为太后的势力大，皇帝的势力小，主张倒在太后的一边。今天的情形，也应当把外国人的势力和太后的势力对比一下。显然，势力大的不是太后而是外国人。他又转念一想，太后毕竟是当朝的主子，也不能完全不买她的账。最后他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一方面他打电报以山东省的名义参加了“东南互保条约”，宣布对外国人“负完全保护责任”；一方面回奏朝廷，说他即日调兵一万，兼程北上勤王。
他把淮军总兵夏辛酉、副将张勋叫进来附耳吩咐说：“我命令你们带兵六营北上去勤王。你们必须慢慢走，等等瞧，走到直隶边界，就得停下来，看准风色行事，千万不要跟洋兵打仗。如果北京城被洋兵打下来了，两宫必然蒙尘在外，你们就得找到行在所[3]，带兵前往保驾。这时候，行动就要愈快愈好。”他料定北京城早晚必被洋兵攻破，此番调兵遣将，并不是真心叫他们去勤王，而是“等因奉此”，表现一番。他口称出兵一万，实际不满三千。这支淮军也不是他的嫡系部队，万一出了岔子，跟他毫不相干。当时有人看出，山东并未执行清政府的命令，俨然是个独立王国，因此戏称袁为“鲁王”。袁听了呼呼冷笑说：“区区一省之王，老子并不在乎！”
话分两头。却说李鸿章接到“圣旨”，调他回任北洋大臣，又叫他迅速北上主持和局，他摸不准外国人究竟怎样对待西太后，因此并不立即动身。当他知道俄国决定要保全太后时，7月17日才离开广州。21日到了上海他又不走了，他觉得太后对和战问题尚在举棋不定，万一又有变卦，岂不进退两难？他想再等一下，等到义和团打得一败涂地，真正到了国破城亡的时候，他再出面来跟外国人讲和，就有“救国救民”之功，别人就不能骂他是投降外交了。
[1] 勤王是指皇帝遇有危难，叫臣属出兵救驾。
[2] 清朝官制，巡抚管辖一省，总督管辖一大省或二、三省。开府兼圻指巡抚升任总督。
[3] 两宫指太后和光绪。天子逃亡在外叫作“蒙尘”。天子出巡所到之处叫作“行在所”，简称“行在”。
8月7日，太后正式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求和之局已定。李鸿章又暗暗思量：“反正洋人打的是北京城，我又何必急于跳进圈子里去？”因此仍旧留在上海不走。14日，英、美、德、法、日、俄、意、奥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城，太后和光绪率领宫眷落荒而逃。
八国联军在北京城表演了“西方文化和精神文明”的精彩节目：到处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掠夺财物。这座庄严灿烂的东方古城，到处尸横遍地，枪声不绝，成了人间的活地狱。这番血的教训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上，世世代代不会忘记。
北京城虽然打下来了，可是八个强盗国家各有一条心，彼此明争暗斗，提不出一个处分中国的共同方案来。另一方面，他们却也有一个共同之点，这就是：它们领教了义和团的顽强战斗精神，认识到中国人民是不可能被征服的，它们也不可能用自己的兵力来控制偌大的中国，因此放弃了多年来准备瓜分中国的方案，决定保全清政府，作为它们间接统治中国的工具。
太后和光绪逃出北京后，惶惶如丧家之犬，急急似漏网之鱼。9月7日，太后在逃亡途中用光绪的名义发表“上谕”，把战争责任统统推给她以前称道过的“忠勇可恃”的义民，责成各省“严行拿办，务绝根株”。他们听见洋兵追赶前来，又由山西逃往陕西。他们带领着一批扈从人马，一路上打家劫舍，勒索酒肉钱财，闹得鸡犬不宁。到了西安，在抚台衙门设立行宫，惊魂粗定，于是他们又神气起来了，每天忙于打电报，催促各省解款孝敬。太监李莲英又像过去一样公开收受贿赂，不但对各省所贡方物要收陋规，甚至地方官每天所供的御膳也要纳“官门费”才肯递上去。李鸿章到北京后，太后求神拜佛，希望和局早成。好容易等到12月23日，十一国公使提出和约大纲十二条交与李鸿章。当太后知道外国人并未把她列为祸首，而她仍可安享荣华富贵的时候，不禁欣喜若狂，马上表示可以接受。1901年9月7日，清政府批准了这个条约，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所称的《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规定，中国赔偿这帮侵略者的战费四亿五千万两。五年前的《中日马关条约》，日本估计中国有四亿人，平均每人以半两银子计算，规定中国赔偿日本战费二亿两。这时候他们估计中国人口已增至四亿五千万，平均每人也增为以一两银子计算，规定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由于清政府不可能在短期内付出这笔赔款，所以和约规定分作39年还清，年息四厘，39年连本带利合计近十亿两。这是按票面计算，实际上赔款要有担保品，帝国主义又乘机夺去了中国海关和盐税的管理权，因此这是一笔无法估计的债务。为了偿付这笔债，清政府每年强迫各省摊派二千几百万两，实际上也就是加捐加税把这笔负担转嫁在广大劳动人民的身上。
条约还规定，清政府必须负责镇压全国人民的爱国运动，永远禁止任何人组织或参加反帝性质的任何团体，违者处以死刑。这是一条不成文的法律，中国人民称之为“爱国有罪”，其有效期竟长达半个世纪之久[1]。
[1] 清朝灭亡后，经过袁世凯王朝、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和蒋介石王朝，这条“爱国有罪”的法律继续有效，直到1949年中国解放而止。
帝国主义借口保护北京公使馆，并为保护外国人由北京通往海口的交通孔道，和约规定它们得在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驻兵，得派兵驻守由北京至山海关沿铁路线的一带地方。为了防止中国人再发生反抗行为，和约又规定拆毁大沽口炮台，中国不得封锁海口，天津周围二十里内不得驻兵。
《辛丑条约》，说不清伤心往事，道不尽奇耻大辱。和约在形式上保存了中国这个国家，事实上中国却成了列强共管的半殖民地。清政府在这张卖身契上签字画押后，这才死心塌地地投降帝国主义，永为百依百顺的工具。中国从此成了一个门户洞开、没有国防的国家，清朝皇帝成了外国人的“奴隶总管”。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当然不承认这张卖身契，不承认就得抵抗，这种抵抗从来没有停止过。清政府只能依靠帝国主义，共同镇压人民，才能苟延残喘。清政府和帝国主义的命运从此就紧密地联在一起了。
9月7日是全国人民苦大仇深永不能忘的日子，西安行宫却是如逢佳节，喜气洋洋，长期以来愁眉苦脸的老佛爷，此时又有说有笑了。两江总督刘坤一、山东巡抚袁世凯打来恭请“两宫回銮”的电报，接着便涌现出一片迎銮接驾之声。阳历10月，秋高气爽，太后喜滋滋地带领光绪和宫眷以及保驾人马，浩浩荡荡地由西安启节，取道河南、直隶两省回京。沿途又搜刮了大批财物和贡品，马蹄嘚嘚，饱载而归。
条约签订不久，79岁的李鸿章得病死了。当时大家都很注意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的继任人选。直隶总督一席，外而表率群伦，内而拱卫京畿，位列各省疆吏之首，太后从不随便给人。这些年来，先后担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荣禄、裕禄、王文韶等，不是元老重臣，便是太后的死党。此时大家胡思乱猜，有的猜刘坤一，有的猜张之洞，可是谁也没有猜中，发表出来的是袁世凯，朝野人士无不感到意外。袁在各省督抚中是个后起人物，论资格、论威望都轮不到他。有人说，这是根据李鸿章的遗奏决定的。李在奏折中保荐袁堪以继任直隶总督，说道：“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之右者。”但是，李鸿章之为人，恩怨分明，睚眦必报，袁是他一手提拔而后来又出卖过他的人，他不会“以德报怨”、“外举不避仇”。而且，李在办理投降外交的后期，病势日益沉重，其一切日常工作，均由他的儿子李经方代办；他自得病以至死亡，从未发电请假，更谈不到有“荐贤自代”之举。又有人说，保荐袁世凯的不是李鸿章而是孔方兄[1]。其理由是，袁是一个善于钻营投机的人，当他知道帝国主义还要保全太后的时候，他就忙不迭采办大宗绸缎食物，另备白银二十万两，派差官吴长纯带往太原上贡，对于随驾西行的王公大臣以至宫廷太监，也都各有点缀。中国有句老话：“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太后正当颠沛流离之际，有人雪中送炭，怎不另眼相看。这一说虽也言之成理，但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那时候，李鸿章死了，荣禄也在病中。北洋大臣所辖各军已被八国联军打得七零八落。北京、天津两地仍在帝国主义的军事占领下。战后人心浮动，到处弥漫着火药气味。在这种局面下，对外必须有一个为帝国主义所赞赏的人，出来办外交，争取撤退外国军队。对内也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军阀，镇压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袁在对外战争中因局外观望而保全了实力。山东靠近天津，处于近水楼台之势。根据这些情况，当时直隶总督一职，除袁而外确实没有更适当的人选。
这一年，袁的生母刘氏在济南病死。根据清朝制度，袁应丁忧辞职。他正在官星高照之际，哪里舍得弃官守制，因此他指使山东士绅电请清政府，命袁“夺情应变，移孝作忠”。这样一来，他不但得以破格留任，而且能在缞绖之中[2]高升一步，做到直隶总督。这在清朝官场中也是少有的。
是年12月15日，袁到直隶顺德府迎接两宫銮驾。他看见太后的御辇冉冉而来，立即匍伏道左，跪请圣安，随又放声大哭起来。这是一件大犯忌讳的事情。原来清朝制度，王公大臣除“国丧”[1]必须举哀号哭而外，平日绝对不许对皇帝哭泣，否则就有大不敬之罪。随驾官员见袁触犯天条，都不免替他捏着一把冷汗。太后也很吃惊，问他为什么要哭。他抽抽噎噎地回答说：“臣见圣容清减，痛彻于心，不觉失礼！”太后听了，也不由得眼圈儿一红，反过来安慰他说道：“好孩子，咱们今天能够见面，总算菩萨保佑，你也用不着伤心难过了。”说罢，又回顾左右近臣夸奖地说：“你们瞧，这才是一位至情至性的大忠臣啦！”
[1] 古代制钱有一方形大孔，古人因此称金钱为“孔方兄”。
[2] 缞绖，指丧服。
这件奇闻马上传到北京，满朝文武心里雪亮，袁世凯绝对不会把这个老太婆的胖呀瘦呀摆在心上。他真会做戏，不知从哪里挤出来一副急泪，故意荒腔走板，反而博得彩声。此例一开，于是纷纷仿效，当太后回到北京再临朝的时候，大家鼻涕眼泪流成一片，闹得宫廷里出现了一个“无丧举哀”的怪场面，而他们下得朝来，却又嘻嘻哈哈引为笑谈。
太后回京后，头一件事就是遵照洋大人的意旨，处理“战争罪犯”。她老着脸皮撇开自己，对于以前主张“招抚”拳民的王公大臣，分别给以杀头充军、永远监禁、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对于各省新党，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镇压和屠杀。尽管战后疮痍满目，不少老百姓吃树皮草根过日子，可是太后还是无孔不入地搜刮民脂民膏，过着比以前更加奢侈的生活。她又大修颐和园，在里面朝欢暮乐，每天开支竟达四万两银子之多。
袁世凯因镇压义和团有功，取得了帝国主义的信任，又在战争中投机观变保存了实力，打进了清政府的最高层，成了帝国主义和封建王朝的双重奴才。这是他用反革命武装作为政治资本向上爬的又一次表演。此时他年方43岁，清政府赏给他双眼花翎并加宫保衔。他的部属从此便以袁宫保相称了。正是：一枝独秀万木枯，一门欢乐万家愁。
[1] 皇帝死亡称“国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