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日本干涉奉天建设铁路，并向张作霖提出“满蒙觉书”。东北人民反日运动风起云涌。美国染指“满蒙”的两面手腕。日奉谈判形成僵局
张作霖本是日本帝国主义扶植起来的地方军阀，特别是一九二五年十二月郭松龄倒戈回奉时，如果没有日本的武装干涉，这位称雄多年的“关外王”早已被逐下台。当郭军兵临城下时，张作霖不假思索地接受了日本方面关于“满蒙问题”的全部要求。这些要求的内容就是一九一五年五月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所提的“二十一条”中悬而未决的第五项各条款。但是事过境迁后，张作霖觉得如果履行这些条款，不但将引起全国人民的唾骂，千秋万世留下恶名，而且也会像套上紧箍咒一样，在经济上、军事上处处受制于人。因此，他采取了自清政府到袁世凯政府以来所惯于采取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企图利用西方国家牵制日本，从而跳出日本的手掌心。
当时日、奉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铁路问题上。一九二七年，奉天建成奉海路（由沈阳至海龙）和打通路（由黑山县属打虎山至通辽），日本认为与南满路为平行线，屡次提出抗议，张作霖并未给以满意的回答。此外洮齐路（由洮南至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已经建至泰来，日本也认为违反中国不得在中东路沿线三十里内建筑铁路的条约，提出强硬交涉，奉方被迫将该路修至泰来县属多耐镇为止，距离中东路昂昂溪站尚有五十里，改称为洮昂路，另备汽车往来于齐齐哈尔、昂昂溪和多耐镇之间，把未能完成的路线衔接起来。还有扶泰路（由扶余至泰来）为洮齐路支线的计划线之一，经过镇东、大赉两县，也因日方干涉而未建成。奉海路通车后，日方要求办理南满、奉海两路联运，以补偿松花江水陆联运计划所受的影响，奉方不但未予接受，反在沈阳环城修筑了一条支线与京奉路接轨。一九二八年二月，松花江正在解冻时期，奉海路运输已临旺季，而车辆异常缺乏，路局不得已接受日方请求拟就了南满、奉海两路联运和交换车辆的草约，不料奉天当局不予批准，此约遂成废纸。三月中旬，奉海路局在洮昂路调动机车、货车三十二辆行驶奉海线上，此项车辆系日本借款给洮昂路的担保品，因此日方提出抗议和要求：（一）南满、奉海联运条约，中国不应出尔反尔；（二）中国无权自由处置洮昂路车辆，除应将调用车辆交还外，并须保证此后不再发生同样事件。奉方当局回答说，奉海路属于省有，省政府有权处理该局事务；车辆调度是铁路管理问题，与借款渺不相涉，债权者无权加以干涉。至此日方认为不能容忍，四月十一日，满铁公司便假口车辆不足，拒绝载运吉林军队入关，以资报复。随后奉方作出如下让步：（一）由北京交通部转令奉海路局，借用洮昂路车辆以一月为期，期满归还；（二）奉海、南满联运条约，改由交通部核准备案。
同一时期，张作霖向英、美两国借款二千万元建筑葫芦岛商港，又在南满路沿线设立关卡征收货物税，前者对日方所垄断的大连港货运有很大影响，后者影响南满货运，都使日方大为不满。
早在一九二七年秋季，日奉关系即在逐步紧张之中。七月间，日本田中首相召集驻华公使、“满铁”社长、关东军司令、关东都督、奉天总领事等在东京举行“东方会议”，决定采取所谓“满蒙积极政策”，以加强对奉系军阀的控制。同年八月，田中召集上述人员继续举行“大连会议”，决定扩大“满铁”权限，向奉方提出在东北及热河、内蒙古等处建筑吉会、洮齐、洮索、大赉、新林、宾黑六大铁路的要求，均由“满铁”承办；所有东三省境内中国铁路与日本利益相抵触者，一律不许建筑。此外还提出日侨在东北杂居、日方有权开发东北矿产和建立大型铁厂、奉方须委托日本银行团代办整理奉票等案。会议决定对张作霖施加重大压力，如果仍不就范，即以武力驱逐下台，代之以其他听命日本的人物。
会议结束后，八月二十二日芳泽公使回到北京，次日即将田中手函及所赠礼物面交张作霖，并提出所谓“满蒙觉书”，要求解决“满蒙”悬案。张作霖假装糊涂地说，这些事情我都不很熟悉，以后请与杨宇霆进行谈判。芳泽退后，张作霖即在帅府召集会议讨论对策，大家认为此项交涉应由地方办理，以便留有缓冲余地。二十七日，杨宇霆访问芳泽提出这个意见，并且谈及奉天省长莫德惠、沈阳交涉员高清和都不愿与沈阳日本总领事吉田见面，因为吉田盛气凌人，使人难于忍受，希望转告吉田把脾气放好些。芳泽认为地方当局不能解决问题，仍然主张在北京交涉。
日本向中国提出任何交涉，从来不许中国方面把交涉内容泄露出去，但是外间对于日本提出“满蒙觉书”一事已有所闻，各国公使纷纷打听内容，北京政府只得发表声明，否认日方对帅府或外交部提出何项交涉。同一时期，北京当局虽然封锁报纸消息，但从路透社传出来的一鳞半爪，可以看出抗日火焰已在东北各地燃烧起来，沈阳各界人士拟于九月十五日举行反日示威大会；九月七日，吉林各团体请求拒绝“满蒙”交涉，并表示不惜出于一战；东北人士纷纷到北京请愿抗日救国。大家知道，以前在张作霖的暴力统治下，东北人民没有爱国的自由，现在反日运动风起云涌，这是东三省人民保家卫国忍无可忍的正义行动，日方却疑心是张作霖暗中放火，九月八日，芳泽面见张作霖提出抗议，要求下令制止，张作霖一面答应去电制止，一面希望日方对“满蒙问题”从缓商谈，以免扩大反感。九日，张作霖在居仁堂接见东方社记者时表示，关于“满蒙问题”，如果日方仅以解决悬案为目的而不提出新的要求，比较容易解决；东北排日运动，日本政府误会是我指使的，其实这是日方提出“满蒙觉书”后引起的民众运动，我已致电奉天省长严加取缔。
杨宇霆于九月九日与芳泽进行了第二次会谈，双方同意先就交涉内容交换初步意见，如果取得一致，再由外交部作形式上的发表。在这次会谈中，芳泽指责中国所建奉海等路与南满路为平行线，显然是破坏条约。杨反驳说，南满铁路乃是日方从帝俄取得的权利，本以辽东为限，我们在辽西建筑铁路，并不违约，而且中国人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筑铁路，日本无权反对。这次会谈由于话不投机，三言两语就在不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了。
日、奉会谈时期，东北各地的反日运动以暴风骤雨之势继续发展。九月四日，沈阳举行了十万人的民众反日示威游行大会，成立了外交后援会。黑龙江也有反日示威游行。十一日，沈阳日警在城内梭巡，强迫华警撕去墙头上所贴“打倒田中内阁”的标语，华警拒不听从，引起一场口角，华警包围起来把这个盛气凌人的日警捕送中国警署，后由日本辔官领回。十二日，又有日人因窃案与华人发生口角，中、日警察同时赶到，华警要将日人带署讯办，日警出而干涉，反将华警数人捕送日本警署。由于中国人民反日情绪日益高涨，日方决定采取措施加强镇压，关东厅长官增派日警往来梭巡，禁止华人在满铁沿线附属地举行集会游行——包括沈阳城在内。儿玉长官声言，如果发现此项行动，得以武力制止。同时，日军在辽阳、长春一带演习野战，用以恫吓中国人民。
九月十九日，杨宇霆、芳泽举行第三次会谈时，芳泽请杨先回奉天制止反日运动，并称：中国修筑奉海、打通两路，日本坚决反对。杨解释修筑两路主要为军事上原因：南满铁路拒绝为中国运兵，两路告成后，吉林、黑龙江两省军队就可以不经南满路而直达京奉线了。芳泽要求改为中日合办，杨说，两路现已告成，没有日本投资或向日本借款的必要。
日奉交涉由于双方意见悬殊，并且在东北各地出现了蓬蓬勃勃的人民反日运动，因而陷于停顿。张作霖鉴于奉天省长莫德惠对付日本的态度过于强硬，叫他辞职离奉，改派刘尚清继任，暗中指示对日交涉必须根据两个策略来进行：（一）制止反日运动，避免刺激日人；（二）采取拖延手段，拒绝日本要求。
十月八日，芳泽传达田中首相的指示，面催张作霖迅速续开关于“满蒙问题”的谈判。张作霖委称：京汉、京绥两路均已发生战事，军情万分紧急，外交问题应当推迟进行。芳泽表示日方对“满蒙问题”力求迅速解决，不能有所等待。十日，田中又派密友“满铁”社长山本到北京，十二日，中国著名亲日派曹汝霖、靳云鹏、姚震都由天津到北京与山本相见，企图里应外合地包围张作霖接受日本的要求。山本用日本提供借款的另一手腕，企图引诱张作霖入彀。但是，日本所谓“满蒙提案”，不但具有极其明显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侵略性质，而且便利于从朝鲜运兵到东北，也具有军事上侵略的严重意义；所谓扩大“满铁”权限，事实上是使“满铁株式会社”掌握东北路政、矿山和一切投资事业，形成第二个英国东印度公司；日本侨民在“满蒙”自由购地，中日杂居以及日本增设警察等条，是使中国东北地图逐步变色，成为朝鲜第二。如果接受这些条件，必然会引起东北和全国人民的誓死反抗，张作霖始终不敢也不愿全部接受，希望通过某些让步取得妥协。
十一月十三日，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向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表示，中、日两国关于“满蒙”铁路的交涉，如果侵及国际新银团的范围，美国将首先出面反对。与此同时，美国在哈尔滨设立花旗银行和布利洛进口公司，并拟派遣实业考察团调查北满森林、农矿及垦殖事业。后来证明，日本曾向美国摩根财团借款修筑“满蒙”六大铁路，同时表示对多年来悬而未决的中、日、美三国“合办”无线电台一案（以前日本坚决拒绝美国加入），日本可以让步解决。以上情况，说明在东北问题上，日本愿意让出某些投资权，以减少来自美国的干涉，而美国也乐于勾结日本，以便插上一手。它们已由竞争者转化为合作者，正在举行私相授受的秘密谈判。另一方面，关于葫芦岛建筑商港的问题，却又有英、美借款的背景，因此东北问题所涉及的国际关系非常复杂，奉方反对美国借款给日本，日本反对英、美投资建筑商港。十一月二十九日，杨宇霆向外报记者发表谈话，说明此项交涉现已陷于停顿，否认田中所称“满蒙交涉业已就绪”；对于日本向美国借款一事，认为美国应当直接借款给中国而断无借款给日本之理，如果借款成功并因此而成立某种有关中国主权的协定，中国政府不能认为有效。最后谈到田中的对外宣传以及对美让步等措施，都具有政友会下届竞选的作用[1]，云云。这次谈话由路透社发布出来，立即引起了日本的极大反感。三十日，芳泽声势汹汹地致函杨宇霆，质问谈话内容是否与报载相符，如果有此谈话，便是破坏日本政府在国内外的信誉，应负严重责任。十二月一日，杨对这个谈话作了一些更正，于是英、美各报又大起责难，认为不应出尔反尔。
一九二八年四月下旬日本出兵山东时，还向张作霖提出“满蒙”六大铁路先修吉会（吉林至朝鲜会宁）、吉五（吉林至五常）、延海（延吉至海林）、长大（长春至大赉）四线的要求，张作霖也未予以承诺，至此日奉交涉无可再谈，日本准备采取另一手段来对付张作霖了。
二 日本向南北政府提出干涉用兵东北的觉书。皇姑屯发生炸车案，张作霖与吴俊升伤重身死。日人谋杀张作霖的种种证据。南京政府派阎锡山和平接收京津，并宣布统一告成。张学良化装逃回沈阳
张宗昌退出济南后，张作霖鉴于大势已去，决定借口停战息争退回关外，在京汉线上放弃彰德、邯郸退守保定，京绥线上放弃大同、张家口撤至怀来。五月上旬，冯军占领顺德、大名，晋军占领石家庄、正定。张作霖曾派何丰林以东路后防总司令名义率领吉、黑两省军队防守德州，但因前方兵败如山倒，冯军又从大名、临清横插过来，五月十一日只得放弃德州，改派吴俊升在榆关设立后方总司令部，掩护各军退却。
每逢政局转变时期，中国驻外使节照例要发出呼吁和平的电报，五月九日，以陈箓为首的驻外各公使联名发出了请求息争御侮的电报。同一时期，天津寓公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2]、曹锟等，北京在野人物王士珍、熊希龄、汪大燮等也纷纷发起了和平运动。九日，张作霖发出通电宣布停战，并称国内政治问题，听候国民公决。十日，北京政府对日军占领山东一事提出“强硬”抗议。
十二日，天津各国驻军司令举行联席会议，日军司令新井建议划天津周围二十里为联军警备区，不许华军侵入，英、美等国司令主张仅以防守租界为限，此议未获通过。在此时期，西方各国支持南京政府的倾向日益明显，只有日本忙于调兵遣将，第三师团由名古屋开抵青岛，关东军则扫数开往沈阳，并由旅顺调来第四十旅团以加强对沈阳的控制。十七日深夜，芳泽访问张作霖面递日本政府觉书，声称：“中国战事即将波及北京、天津，如果满洲治安受到影响，我国政府不得不采取适当有效的措置，但对交战双方仍当严守中立”。芳泽劝张作霖及早退回关外，据说这是他个人的意见，并不代表日本政府。张作霖回答说，本人已经下令退兵，如果对方压迫过甚，当然不得不采取自卫行动。芳泽一直谈到十八日上午三时才退出来。张作霖于十八日晚召集杨宇霆、张学良、罗文干等讨论应付日本觉书的问题。
十八日，驻沪日本总领事矢田以同样觉书面交南京外交部长黄郛，次晚黄郛即回南京请示应付方针。南京政府鉴于一九二五年郭松龄失败的覆辙以及最近发生的日军占领济南事件，因此畏日如虎，决定北伐军事以占领北京为限，对关外采取政治手段解决。
二十四日，北京外交部答复日本觉书，声明东三省和京津都是中国领土，中国政府自当尽力保护外国侨民，断难承认日本觉书中所称的“适当有效的措置”，请勿蔑视中国领土主权，干涉中国内政。二十九日，南京政府也有复文由矢田总领事转达日本政府，措词大体上与北京政府相同，但是更为软弱无力。
此时蒋介石又陷于张皇失措的状态中，打算由兖州退回南京，因此谭延闿又一次北上阻止他南返，二十六日在徐州与蒋相遇，即在车中举行会谈，讨论应付日本觉书、进兵京津以及黄郛辞职后关于外长的人选问题。蒋认为济南事件尚未解决，本人不宜身当其冲，而冯玉祥因一九二六年大沽口事件，也为帝国主义各国所反对，因此应派与各国无恶感的阎锡山和平接收京津，以避免引起外国驻军的干涉。二十八日，蒋由陇海路到郑州，二十九日转车赴新乡，冯由道口到新乡迎接，与蒋的专车在柳卫站相遇，即在车中举行会谈，冯同意了蒋所提出的意见。三十日，蒋乘车到石家庄，阎也由新乐到石家庄与蒋为第一次的会见。六月二日，蒋又在柳卫站与冯会谈[3]，冯同意京津两地省市政府的人选一律由阎推荐。三日，蒋经过徐州回到南京，阎锡山释放在晋北被俘的奉军将领于珍，令其到北京劝告张作霖和平退出。
在此时期，日军在山东、奉天等地不断增加兵力，并且露骨地表示了武力干涉的态度。五月二十二日，关东军司令部移入沈阳城，日军第十三、第十四两师团均已开抵沈阳。日本飞机不断飞往泰安投掷炸弹。二十五日，日军第三师团长安满中将在青岛警告南军及胶东鲁军刘志陆等，华军须撤出青岛周围二十里外，在此区域内不得进行反日运动及宣传活动。二十八日，日本第二外遣舰队司令通告南北海军，不许在青岛、烟台、龙口、大沽口、秦皇岛等处周围二十里内作战。日使馆武官立作川少将曾于二十一日警告张作霖，如果奉军败退出关，日军将解除其武装，随后关东军果然派兵二千人在锦州、榆关一带布防，扬言阻止任何军队进入东三省一步。三十一日，日本建议由各国联军分别把守北京各城门，不许任何军队入城，但是各国均不同意。
由于日本露骨干涉，蒋介石电令津浦路各军一律在马厂停止待命，不许进攻天津，以避免济南事件的重演。北军方面，张作霖指定以唐山、军粮城为直鲁军的退兵地点。张宗昌曾到北京向张作霖叩头请罪，受到了一场痛骂，悻悻而出。褚玉璞打算通过方振武的关系投降南方。同时，躲在天津租界内的直系下台军阀齐燮元，也与蒋介石秘密联系，企图收编孙传芳军及直鲁军残部，成立第五集团军。段祺瑞[4]则派安福系政客姚震五次会见芳泽，企图在日军的保护下，到北京组织临时政府，但是日本已不重视这个手无寸铁的过时工具了，而且国际形势也不容许日本在北京建立一个傀儡政府，因此段的目的不能达到。
奉军于五月十九日放弃张家口。三十日，张作霖召集张作相、孙传芳、杨宇霆、张学良举行会议，决定即日下总退却令，第一步放弃保定退守琉璃河，并请王士珍组织维持会维持北京治安。王士珍等电请南京政府和平接收京津，避免继续用兵。
六月一日，张作霖在居仁堂接见各国公使，随后又传见北京商会会长，告以本人即将离开北京，政务交国务院代行，北京秩序请王士珍负责维持。外交团和商会要求留鲍毓麟旅[5]维持北京治安，外交团保证该旅将来可以安全退回关外，张作霖表示同意。
二日，张发出通电，借口内战牵动外交，而历年来全国人民饱尝内战之苦，因此即日率部退出北京，政务交国务院摄行，军事由各军团长负责，此后政治问题，仍请国民公决。
他已经得知日本人将有不利于己之心，但还将信将疑。为了保障安全，打算乘汽车取道古北口出关，又因公路坎坷不平，本人难受颠簸之苦，张作相担保由北京至榆关一段，沿途有吉、黑两省军队严密设防，不至发生意外，吴俊升也担保由榆关至沈阳一段的安全。因此，决定仍乘火车回奉。
他故布疑阵，宣称六月一日出京，京奉路备有专车升火待发，但又改期于二日启程，而二日也仍留在北京未走。三日上午二时，他才人不知鬼不觉地上了火车，留杨宇霆、张学良在北京与山西代表接洽，等待晋军和平入城接收。
他走后，北京治安维持会于四日宣告成立，公推王士珍为会长，吴炳湘为北京临时警察总监。北京各国驻军公推美国司令华尔格为联军司令，保卫使馆界安全。
四日上午五时半，张作霖所乘专车行至沈阳西北六里皇姑屯站——京奉路和南满路交叉的地方，突然炸弹爆发，南满路铁桥被炸坍塌下来。专车从四号车到七号车炸成粉碎，张作霖身受重伤未死，同车的吴俊升则登时气绝毙命。吴俊升是三日晚由沈阳赶来迎接张作霖的，他在白旗堡改乘张的专车同回沈阳。这位六十四岁的“福将”，被炸得腹破肠出，脑浆迸流。
事件发生后，沈阳宪兵司令齐恩铭匆忙乘汽车赶到，从破轮碎铁中找到了血肉模糊的张作霖，把他抱上汽车开回沈阳，已经昏迷不醒，下午四时即不救身死。
炸车事件发生后，日本关东军立刻派工兵到出事地点，移去一切可疑的痕迹，修复被炸毁的铁桥和铁路，并由负责警备该地的东宫大尉发表《目击谈》一文称：“当天上午三时半，日军发现有南军便衣队十余人在车站附近活动，日军开枪打死其中两人，在死者身上査出‘国民军招抚使’的证件及俄制炸弹。专车被炸后，张作霖的卫队曾向便衣队开枪射击。”沈阳日本总领事内田立刻向奉天当局建议，由中日两国会同派员调查此案，奉方未予接受。
尽管日方采取一切措施来掩盖炸车案真相，当时中外各方面一致断定，这是日本人干的一件不可告人的勾当，因为：（一）张作霖的离京日期以及所乘列车班次，事前没有一个人得知，而日军侦探密布京奉道上，随时报告行车时刻，因此专车开到南满路铁桥时，炸弹立即爆发，时间不差分秒。（二）出事地点在日军的警戒线内，严禁行人通过；炸弹安装在南满路石柱顶上，安装需六小时，显然出自工兵之手。（三）日军所称被打死的中国便衣队，是无辜的中国人被日人杀害后，用伪造证件塞在他们的口袋里，以便移尸嫁祸。（四）由于奉方拒绝派员会同调查，内田总领事公然拟就中日调查报告书一件，要挟奉方签字发表（奉方未接受），显然是做贼心虚。（五）英国记者辛博森曾往现场调查，发现距离南满路高架桥不足一百码，有木厂一所，木厂主人告以出事之夜，月色甚明，他亲眼看见桥上人影幢幢，日本哨兵断无不见之理；另一中国人向辛博森证明，一个住在铁桥附近的日本人，出事之日站在屋面上，手持望远镜，目不转睛地盯在铁桥上，一直到炸弹爆发时而止。（六）出事后，沈阳美国总领事邀同法、意各国领事到现场调查，发现附近有瞭望台一所，其中备有暗号指挥电流。因此回城后暗示日本领事应当适可而止，勿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此案在事隔二十多年以后，终于由主谋人前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亲口供认了[6]。
日本人炸死张作霖，其目的不仅要除掉一个不肯继续供其使用的工具，而且正在组织沈阳暴动，准备制造借口，进一步实行军事占领。六月四日夜晚，溥仪在日本人的严密保护下由天津潜往大连，这是日本人准备用以继承奉系军阀，使东三省脱离中国版图而另建傀儡王国的一个步骤。
五日深夜，奉军兵车五节在锦州、榆关之间东新站脱轨倾覆，京奉路一度不能通车。日军阻止张学良通过榆关回到沈阳。这一阴谋诡计已被奉天当局识破，为了稳定沈阳秩序，他们对于张作霖的死亡秘不发表，仅将吴俊升的死耗公布出来。日本人当然要掩盖自己的责任，不敢揭穿底细。六日，张作霖的军事顾问土肥原发表谈话，还说他当天下午四时半亲自看见张作霖，伤势已有起色，真是“活见鬼”。
十日晚，日人在沈阳制造炸弹案六起，奉方下令关闭城门，局势异常紧张。奉方巳了解到这是日人的鬼蜮伎俩，为了避免打草惊蛇，诡称炸弹案系南军便衣队所为。十二日继续有炸弹案发生。
十六日，日军一万八千人在沈阳城南浑河沿岸举行大规模的野外演习，归途中高唱“凯歌”——“南满是我们的家乡”。
以上日人挑衅事件，由于奉天当局处以镇静，特别是国际空气对日本十分不利，日人不敢实现其武装占领沈阳的计划。
日本人的另一阴谋是对奉系内部进行挑拨离间，如一面散布空气说，沈阳炸弹案乃是杨宇霆、常荫槐密谋推翻张学良的行动，一面又发布张学良枪毙杨宇霆、逮捕常荫槐的消息，使之互相疑忌，以便引起内变。这一阴谋当时虽未得逞，后来杨、常被杀却又成为事实[7]，这却是日人所想象不到的。
张作霖离开北京后，南京政府六月四日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戍总司令，令其全权处理接收北京事务。六日，改任王正廷为外交部长。蒋派何成濬到北京与张学良接洽。蒋虚伪地宣称，北伐任务基本完成，今后已无继续用兵的必要，本人应当实践复职时宣言，辞去总司令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南京政府当然予以慰留。八日，南京政府决定北京改称北平，直隶改称河北。
晋、冯各军开抵南苑时，张学良、杨宇霆六日离开北京到滦州办理撤军事件。八日，奉军鲍旅由东门退往通州，拟即取道古北口退回奉天，晋军徐永昌部即由南门入城接替防务。鲍旅启程时，美国公使、法国代办和北京知名之士纷纷前往送行，不料通州已被冯军占领，鲍旅折回北京，即被南苑冯军包围缴械，汪大燮、江朝宗迎接鲍避居东交民巷。这一事件立刻成为喧呶一时的国际问题：鲍旅是各国公使向张作霖请求留驻北京，并且担保和平退回奉天的，南京政府对此已表同意，因此外交团一面电责南京政府背约失信，一面公推英、美、法、日四国使节到南苑，向冯军将领韩复榘进行交涉。韩打着赤膊，在一间极其简陋的屋子里接待他们。他说奉军是我们的敌人，各国不能干涉；对于各国一贯仇视冯军更为恼火。交涉毫无结果，反而受到了一场抢白，这些高贵的外国公使们认为他们自到中国以来，到处受人尊敬，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侮辱。他们电请冯玉祥转令发还鲍旅枪械，并将军队调至距离北京较远的地方。随后韩复榘仅将属于东北籍的七百八十人交出来，其余则被收编。此项人枪由徐永昌派兵护送到天津，转由海道回奉。
此时直鲁军退据天津近郊，蒋、冯各军因外交关系不敢进兵。张宗昌、褚玉璞要挟天津绅商筹饷二百万元为离开天津的条件。张宗昌声称，我们（客籍军人）一贯受到奉系军人的排斥，张作霖对待我们还有三四分情面，张学良就不会再讲这一套了。我们可以不问奉系同意与否回到奉天，但我不愿出此。同一时期，胶东鲁军顾震、刘志陆、谢文炳等部均已投降南方，祝祥本、方永昌两部则仍负隅顽抗。因此，解决天津和胶东的鲁军残部是当时南京政府的当务之急。随后天津鲁军起了分化。六月十日，徐源泉改悬国民党旗帜，自称天津临时保卫总司令，阎锡山所派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也到天津就职。直鲁军退往汉沽、芦台。孙传芳残部则被阎收编为第五军团，以郑俊彦、李宝章、马葆珩为正副总指挥。至此，仅余张、褚残部数万人尚未解决。十一日，阎到北京接受卫戍总司令一职，南京政府即于十五日宣布“统一告成”。
十七日，张学良化装混在兵车中回到沈阳，奉天省长刘尚清才正式公布张作霖的死耗，同时公布“上将军”遗令任命张学良为奉天军务督办，并以第八军军长万福麟为黑龙江军务督办。在此以前，吴俊升之侄第十八师师长吴泰来根据以侄继叔的封建传统，曾自行宣布代理黑督，万福麟为吴俊升的内弟，吴泰来拒不交卸，双方几乎用武，后由吴夫人出面调解才得解决。
张学良于十九日遍访沈阳各国领事和关东军司令村冈，表示对南方和平解决之意，特别希望日本予以谅解。二十日通电就职时列举四项方针：（一）停止内战；（二）外交上采取睦邻主义，冀达共存共荣目的；（三）采取精兵主义，收缩军队；（四）整理财政，免除苛捐杂税。
三 日本政府派林权助到沈阳干涉易帜。直鲁军全部在津东被缴械。南京政府改组。东北易帜实现
六月二十日，新疆杨增新宣布易帜[8]，全国只有东北问题尚未解决，但形势很明显，东北易帜也只是时间问题。因此，南京政府派蒋介石前往北京向孙中山灵前致祭，宣告统一完成。蒋于六月二十六日由南京到汉口，邀同李宗仁于七月二日抵北京，五日冯玉祥也由保定赶到，他们即于六日同赴西山碧云寺举行所谓四总司令的祭灵典礼。
张作霖、吴俊升一同殒命后，张学良年仅二十八岁，不敢僭居老前辈之上，因此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于六月二十四日推举张作相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学良和万福麟两人分任奉天、黑龙江两省保安司令。张作相却谦逊未遑，一定要“老把侄”继承父业，随后又因母丧回到锦州，七月二日省联才又改推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学良即于四日宣布就职。
蒋介石与张学良早已成立默契，一俟东北易帜，即在沈阳设立政治分会，以张学良为主席，畀以统治三省的全权。七月二日，张学良密电南京政府，易帜不成问题，但因环境困难，请缓实行；现在奉方已经停止军事行动，请即通令各军勿再进攻。又致电蒋、冯、阎、李四人，建议召开国民会议解决时局，本人保证绝对服从民意。所谓召开国民会议，本是张作霖生前为了谋求对等议和向南方提出的条件，此时张学良重行提出，意在用国民会议的方式来对付日本，使它无法反对东北易帜。张学良除派于珍与阎联系外，又加派邢士廉、米春霖二人为代表到北京，七月十一日携带他的亲笔函到西山碧云寺谒见蒋介石，商讨易帜问题，蒋也亲笔作函回答，对奉天推迟易帜表示谅解，并且建议热河先行易帜。张学良同意后，热河保安司令汤玉麟即于十九日通电易帜。随后张学良又加派徐祖诒、王树翰二人到北京接洽，蒋也派刘光到沈阳吊唁张作霖之丧。蒋对张学良极尽拉拢之能事，不仅因为外交关系，东北问题必须和平解决，而且蒋与冯、桂两系都有矛盾，需要在北方找到一个同盟者来对付他们。
关于收束军事问题，杨宇霆于七月十三日由昌黎回沈阳报告，吉、黑两省军队均已撤回本省，奉军则已撤至滦河东岸，孙传芳的卫队一千余人也已并入三、四方面军。张学良对孙颇加优礼，聘为奉天垦务委员会委员长[9]。此时直鲁军残部已经移驻芦台、唐山、开平一带，张学良借口裁兵，拒绝该军退入奉天，因此张宗昌于七月二十五日由沈阳回到开平，打算率领该军由海道开往鲁东与祝祥本、方永昌等残部[10]会合。张学良一面劝张宗昌自找出路，一面密电蒋介石，表示听凭处置鲁军，奉方不加过问。
七月十九日，沈阳日本新任总领事林久治郎访问张学良，代达田中内阁意见，“警告”张学良暂时观望形势，切勿过早易帜。张学良偕同日籍顾问土肥原往访关东军司令村冈，探询究竟，村冈劝其宣布保境息民，日方愿意予以协助。张学良原定于二十一日宣布易帜，当天林总领事又来请见，威胁张学良必须接受日本的“忠告”，暂时停止易帜，张学良只得电令前往北京的代表转达有关方面，易帜问题仍须推迟实行。南京政府接到情报后，一面电令原驻日公使汪荣宝抗议日本干涉中国南北统一，阻止东北易帜；一面派王大祯以外交部特派员名义于二十五日到东京疏通，当然毫无效果。
二十七日，蒋派方本仁到沈阳接洽易帜问题，但是张学良在日人的压力下已于二十五日通电宣布“保境息民”，未便另有表示。为了应付双方，又有先令吉、黑两省易帜，奉天从缓实行的一种拟议。田中内阁鉴于张学良归附南京政府志在必行，二十八日特派前任驻华公使林权助[11]为吊丧特使，并赠张学良一等旭日大勋章，于八月四日赶到沈阳参加张作霖的丧礼，同行者有参谋次长南次郎中将、田中的外交顾问佐藤中将等。八月八日，田中在内阁会议上报告已派林权助赴奉天，如果张学良仍然不能领会日本的“善意”，日本政府将被迫采取积极手段以保护日本在满洲的权利。同时，日本政府散布大举出兵沈阳的消息以恫吓张学良。
同一天，林权助在林总领事的陪同下访问张学良，正式表达了田中的意见。张学良推称，这个问题不能由我个人决定，须交保安委员会审议。林权助走后，张学良立即找到方本仁密谈，拟由保安会议通过易帜案，即于十日实行，等到生米煮成熟饭，日本要阻止也就来不及了。不料这一决定又传到日本人的耳朵里，九日张学良答访林权助时，林总领事首先威胁说：“敝国政府劝告贵总司令暂时观望形势，乃是一片好意，如果蔑视此项警告而擅行易帜，则敝国将被迫采取必要行动，希望郑重考虑。”张学良说：“林权助特使和贵总领事所提的忠告，鄙人非常感谢，但我是中国人，中国人希望中国统一，目前东三省人民希望与南京政府实行分治合作，这不是我个人的私意。以国际关系而论，我相信贵国政府对于中国内政断不至加以干涉。”林总领事悻悻地说：“日本政府具有反对东北易帜的决心，即使指为干涉内政，亦所不辞。”林权助说：“田中首相对于这个问题的确具有决心，希望一聆贵总司令的决心。”张学良说：“我的决心将视东三省人民的共同意志来决定。”这次谈话，双方针锋相对，已经到了图穷匕首见的最后阶段了。
张学良访问林权助后，随即召集三省保安会议讨论，到会人员认为不宜剌激日人过甚，决定推迟到十一月一日宣布易帜；又提交省联会议讨论，该会则决定于九月一日宣布易帜。张学良一面向日本人表示势处两难，拟即辞职下台；一面密电蒋介石，请求代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林权助定于八月十三日回国，行前表示，日本政府对于东北易帜一定干涉到底。同日，日军又在沈阳大举演习，形势非常紧张。也就在十三日，美国公使马慕瑞突然取道沈阳前往朝鲜，杨宇霆偷偷摸摸地到美国领事馆与之进行密谈，引起日方的密切注意，林权助推迟一日启程。十分明显，东北易帜问题不仅是奉天与南京、张学良与日蒋之间的关系，同时还具有国际斗争的严重意义。
八月十六日，林权助返抵东京后，日本政府又拟以六千万元借予奉天整理奉票为饵，引诱张学良就范，同时又有以杨宇霆代替张学良的另一计划。
与此同时，滦州军事也在春云渐展之中。此时白崇禧所率第四集团军李品仙部已由京汉路转入京奉路，并推进至玉田、丰润一带，鲁军仍在津东负隅，由于日军不许在京奉路及沿海地区作战，颇有难于解决之势。但是直鲁军强迫征收开滦矿局运煤车的通行税，引起英国的严重不满，美、法等西方国家也一致认为直鲁军不除，华北海陆交通难于恢复，天津秩序难于安定，在国际影响下，日本才让步承认中国方面对直鲁军采取军事行动，不再加以干涉。军事解决前，张学良曾先后派鲍文樾、何丰林到滦州，承认收编直鲁军或者给资遣散，聘张宗昌为奉天军事顾问，月薪三万元，张宗昌表示“不愿要此区区之数”。八月二十五日，白崇禧到滦州与杨宇霆相见，商定如果直鲁军拒不就范，即由奉、白两军派兵夹攻。九月三日，白军开始向宁河进攻，奉军布防昌黎、滦州一带阻止直鲁军东窜出关。从三日至十一日，白军先后占领宁河、唐山、开平，直鲁军退守滦河西岸，褚玉璞电告张学良愿意接受改编，并将所扣车辆放回滦州。不料这是一个诈降计，十二日直鲁军在放回的“空车”内满载兵士偷渡滦河，奉军胡毓坤部猝不及防，即被直鲁军包围。胡愿与张宗昌合作倒戈回奉，因此张、褚于十四日发出班师回奉的通电，痛斥张学良卖友投南，为剪除左右宵小，不得已忍痛还师。这个电报列名者有奉军军长胡毓坤、于学忠、汲金纯三人。在这一变化下，十六日奉军一度战败，但是胡毓坤用的也是诈降计，他在直鲁军内部倒起戈来，十八日直鲁军大败，褚玉璞由石门到安山向杨宇霆投降，十九日直鲁军约五万人全部被缴械遣散，张、褚逃往大连。
十月七日，白崇禧、杨宇霆第二次在滦州相见，表面为讨论结束军事，暗中却是密谋推翻张学良而以杨代之。这个密谋被蒋介石发觉，即密告张学良早为之备。这不仅是奉系内部分化的问题，同时也是蒋、桂两系斗争的表现。
蒋介石想做全国统一后的第一任元首，因此十月八日国民党中央议决改推蒋为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调任行政院长（副院长冯玉祥），并推胡汉民为立法院长（副院长林森），王宠惠为司法院长（副院长张继），戴季陶为考试院长（副院长孙科），蔡元培为监察院长（副院长陈果夫）。张学良被推为国民政府委员之一。随后又推李济深为参谋总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院长，何应钦为训练总监。行政院的组织相当于国务院，下设十部，以阎锡山为内政部长，王正廷为外交部长，冯玉祥为军政部长，宋子文为财政部长，易培基为农矿部长，孔祥熙为工商部长，蒋梦麟为教育部长，王伯群为交通部长，孙科为铁道部长，薛笃弼为卫生部长。蒋定于十月十日就任国民政府主席，约张学良于同日易帜并就国民政府委员。张学良派土肥原赴日接洽易帜问题，蒋也派张群以赴日观操名义与田中政府接洽，但都没有成就。十二月二十九日，张学良不顾日本反对，毅然宣布易帜，南京政府特任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12]。当时蒋介石把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和官僚、政客、买办、流氓都拉到南京政府来，借以粉饰全国统一。更重要的是想把全国各大军阀都调到中央来，达到“杯酒释兵权”的目的，但是这一愿望没有达到，于是仿效北洋军阀独裁者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的办法，提出了全国兵额不得超过五十万，军费不得超过财政岁出百分之五十的裁兵方案，并组织编遣委员会，自己担任主席，打算保存自己的实力，裁并异己的军队，以完成个人的军事独裁。这个计划当然也是办不到的，于是引起了蒋桂、蒋冯、蒋阎之间更番不息的战争，蒋借助帝国主义，先后把敌对势力打败，维持了二十年的独裁统治。在这漫长的岁月里，蒋采取了北洋军阀的武力统一政策，内战始终未停，同时蒋所采取的镇压人民的一切反动措施，比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更为残酷，人民群众与反动政府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运动，经过长期艰巨的斗争，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正如北洋军阀统治一样成了历史上的陈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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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田中系当时政友会的总裁。
[2] 黎元洪于6月3日患脑充血逝世。
[3] 冯玉祥已回道口，6月2日再到柳卫与蒋相见。
[4] 1927年4月，段祺瑞由天津移居大连，9月仍回天津。周孝怀（即周善培，曾为岑春煊幕府）谈：当时段曾秘密往见溥仪谋合作再起，载沣亦在座，由于溥仪态度傲慢，段拂袖而去。（以上资料，由周孝怀提供。）
[5] 鲍毓麟为前吉林督军鲍贵卿之侄，该旅（第四十七旅）系张作霖卫队之一部。
[6] 见1958年11月5日《人民日报》。
[7] 常荫槐系吴俊升的表弟，当时任北宁路局局长兼北京政府交通总长。对张学良极无礼貌，经常向人表示“这小子什么都不懂”。奉军撤出北京时，将京奉路机车及客货车全部带走。阎锡山要求放还车辆以利交通，张学良表示同意，常荫槐抗不执行。他说：“这是我的事，他管不了我。”张学良调他为黑龙江省长，叫他离开北宁路局，他也置之不理，又与杨宇霆相互勾结。所以1929年1月11日，与杨宇霆同被张学良枪决。
[8] 杨增新易帜后，7月7日为新疆交涉员樊耀南所杀。紧接着，樊又为其同谋者政务厅厅长金树仁所杀。南京政府即任金为新疆省政府主席。
[9] 张学良枪决杨宇霆时，孙传芳大为吃惊，即由沈阳逃往天津。1935年11月13日，孙在天津南马路居士林听讲佛经，被施从滨的侄女施剑翘自后开枪打死，当时轰传为“女报父仇”（施从滨为孙所杀），实际是蒋介石所指使的施剑翘之兄施忠诚所杀的（施忠诚为黄埔学生，曾任蒋系军长）。
[10] 胶东鲁军残部后以方永昌部团长刘珍年倒戈而被解决，蒋介石任刘为第二十一师师长以酬其功。
[11] 林权助在外交界有“雷公”之称，任驻华公使时，对中国极尽凶狠毒辣之能事。
[12] 当时英国外相张伯伦在英国下议院的发言，美国国务卿凯洛克与日本驻美大使松平的谈话，都是暗示支持蒋介石政权，反对日本武力侵略中国的。日本在外交上陷于孤立，被迫于1929年2月28日与南京政府成立山东撤兵协定，此项协定对于日军在济南的种种暴行一字不提。日军占领沈阳的计划当时虽未实现，但是1931年9月18日终于在沈阳爆发了北大营事件，武力占领东北，并于1932年3月9日组织伪满洲国，扶植溥仪为傀儡执政。1934年3月1日，又指使溥仪僭称伪满洲国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