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吴佩孚拒绝奉军南“援”。曹锟杀将夺兵的计划未获实现。张宗昌密谋附南的一幕
直系吴、孙两大军阀相继失败后，张作霖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北方从此没有人够得上和他分庭抗礼，他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必担心有人出面来反对了；惧的是“南方之强”战无不胜，现在轮到他自己出马，能否抵挡得住很成问题。
吴佩孚从汉口逃走的第二天，张作霖在沈阳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关于南下“讨赤”的问题。这个会议从九月七日开到十一日，奉系内部有两种不同的意见：老将吴俊升、张作相主张保境息民，张宗昌、褚玉璞则要以“援吴”为名派兵南下，首先从吴的手中夺取直、豫两省地盘，然后长驱而入湘、鄂，把奉系的势力扩展到长江以南地区。张作霖从来就是扩张主义者，当然同意后面的一种意见。他盘算了一下，派兵南下去抢吴佩孚的地盘，即使要与北伐军作战，也是由非嫡系的直鲁军去打头阵，奉军安居后方，这是再便宜也没有的事情。因此决定派张宗昌为援吴军总司令，褚玉璞为前敌总指挥，张学良为预备军总司令，并将这一决定电告吴，表示合作“讨赤”之意。
吴佩孚最懂得这套明援暗抢的把戏，这套把戏北洋军阀行之已久，而吴本人也是此中的“斲轮老手”。他托奉系代表张景惠携带一函回答张作霖，声称本人尚有雄师十余万，力足恢复武昌，只求接济饷械，并不需要派兵来援。他向张作霖建议派遣渤海舰队载直鲁军南下直捣广州，并且应允中央政治由奉方全权主持，本人不再过问。他害怕好言好语说不动张作霖，还补发一电，话中有刺地说：“此间将领惑于风传，有假途灭虢之虑。弟如视兄尚有可为，请稍助饷械听其自谋。否则可令汉卿（张学良）来自取之，兄当遁迹世外。”
当时吴手下将领靳云鹗、魏益三等虽然都没有反攻武汉的勇气，但是奉鲁军如果开到京汉线来，他们准备奋力与之一战。这样，就只能造成有利于北伐军而不利于奉系的局势，张作霖只得变更计划采取“渐进”的手段，以免把吴系军队逼上梁山。
吴军早已集中郑州至武胜关一带，齐燮元仍以代总司令名义留驻长辛店未动。奉系向吴提出交还保（定）、大（名）的要求，齐被迫先将京兆所属四县交出，本人于九月十九日由长辛店移驻保定。保、大是吴军搜刮军饷的重要地区，吴派张英华为筹饷督办主持其事，不断指示齐不得让出。但是，齐哪里有力量拒绝直鲁军前来强迫接收呢？九月下旬，直鲁军不由分说开进保定到石家庄一段，住在保定的曹锟，因为不能安身，于九月二十七日移居郑州。
吴派符定一、张国淦等到济南，要求张宗昌暂缓接收保、大，停止派兵南来，并且表示本人即日下令反攻，在“双十节”以前一定可以“收复”武汉。张宗昌应允暂不接收保、大，其已开到的直鲁军也不撤回，未开动的军队暂时停止开拔。张宗昌给吴一个最后机会，看他有无反攻武汉的能力再作决定。
曹锟到郑州的一天，首先从事于团结吴军内部的工作。他用老上司的口吻诰诫吴说：“你虽善于将兵，但不善于将将。身为主帅，最忌使酒任性。你对诸将动辄怒骂使之难堪，何能责备他们不肯服从命令？你不许他们发表意见，岂不是自己蒙蔽自己的耳目？”他又泪随声下地诰诫靳云鹗、寇英杰、田维勤、陈文钊等：“子玉的脾气虽然不好，但是心地是很好的。军人不服从命令，没有一个能够落得好的下场。现在是我们（直系）生死存亡的关头，你们必须同心协力，辅助子玉才是。”这段言词，似乎反映了曹锟对吴佩孚父子般的真挚的感情。其实，当时的内幕消息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曹锟在由保定动身之前，曾与彭寿莘、张廷谔、方表[1]等举行密谈。当时有一位策士挑拨地说：“人人都说吴子玉最忠于总统，其实最不忠的就是他。他以前反对总统上台，后来又反对总统复职，这是因为他自己有做总统的野心。他和张作霖结拜为弟兄，证明他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总统叫他当家，他却是一个败家精，现在非把剩下来的这点点本钱收回来自己当家不可！当然，叫他自动下台是做不到的，总统以劳军为名到郑州，他到车站迎接时，立刻把他吹了（枪毙），然后自为主帅，布告天下，专力讨伐奉系，其余一切恩怨都放下不谈，这是总统今天唯一的起死回生之道。”曹锟听得眉动目张起来，兴奋地说：“对！咱们就这样办！”接下去讨论到，不能赤手空拳前往，必须筹发一批军饷才能把军队接收过来，至此曹锟哑口无言，而“巧计”也就成为虚话了。
九月三十日，吴在郑州召开军事会议，曹也出席参加。吴分析了当前局势，说明“本军如不反攻武昌，直鲁军就要假道南下代替进攻，那时候咱们将无立足之地，河南也保不住”。当时大家无话可说，于是吴下了五路反攻的命令，限于“双十节”以前攻下武昌。其实，吴已经不止一次下过反攻的命令了，这次仍像以前一样，只闻雷声而不见雨点，单凭一个人反攻不起来。
同一时期，张宗昌方面也有一段“政情内幕”值得一提。张宗昌并非真心效忠于张作霖，并且以前受过奉系军人的排斥，曾经一度与李景林联合组织直鲁联军（他和李都不是奉天人），打算脱离奉系而别创门面。后来在奉、吴合作“讨冯”的局势下，李景林因见疑于张作霖而站脚不住，他才出卖李而向张作霖大献殷勤。他自告奋勇愿意南下“讨赤”，这是他取悦于张作霖的一套手法。他的内心并不愿意把他的军队开到京汉路南段充当张作霖的炮灰，却又以曾经败于孙传芳之手，引为奇耻大辱，而时怀报复之心。沈阳会议时，孙传芳尚未战败，张作霖要利用孙去打北伐军，竭力劝张宗昌向孙表示“好意”，张宗昌听了很不服气，但又不敢反对。会议结束后，他回到济南来调动军队，当时在他那里为座上客的杨度向他献策，叫他乘虚袭取南京以报兵败之仇。杨度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今天与其去碰锐不可当的北伐军，不如派人与广州国民政府相约，两路出兵夹攻孙传芳。张宗昌听得乐不可支，倏地在杨度的肩胛上拍了一下：“对，你真不愧为我的张子房！”便请杨度作函表示愿意归附广州国民政府，而以逐孙后让与江苏地盘为条件，并且决定派自己的心腹参谋长金寿良携函到广东接洽。不料就在这个时候，张学良事前并未电告，骤然来到济南，当面质问张宗昌有无投南意图。张学良劝张宗昌以“团体”为重，不要单独有所行动。又向在座的薛子奇狠狠地瞅了一眼说：“请你告诉晳子，不要乱出主意，当心他的脑袋！”这样，杨度在北洋军阀内部“造乱”的计划又一次“吹”了[2]。
二 张作霖召开蔡园会议讨论援吴、援孙问题。孙传芳突然到天津向奉系亲递“降表”。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吴佩孚对待奉系的“幽默”态度
吴佩孚失败后，九月七日杜内阁电迎张作霖“入京主政”。此时王怀庆已被奉鲁军逼走，由奉军第十军军长于珍继任北京卫戍总司令。十九日，内阁举行例会时，直鲁军所派北京戒严司令李寿金、宪兵司令王琦率领兵士数百人，突然闯进来“索饷”，把代总理杜锡珪、财政总长顾维钧二人“拎”到顾宅，声势汹汹地讨索不休，直到次日下午凑足一个月军饷后，才解围扬长而去。当晚顾避居罗文干宅。杜打电报向各方辞职，却仍然没有人给他回电。十月一日，由于杜坚决不肯继续负责，内阁会议作出决定：顾维钧调任外交总长兼代内阁总理，杜锡珪专任海军总长。七日，又派汤尔和为内务总长，潘复为财政总长。
此时段祺瑞鉴于有机可乘，大有再为“冯妇”之意，他的党徒授意阎锡山领衔通电，吁请“芝老”出山收拾残局（阎没有发出这个电报），又向奉系游说：必须组织一个过渡政府，为张作霖上台做总统铺平道路。奉系政客则有由北方十四省推举张作霖为临时总统和暂时利用段为傀儡元首的两种不同的主张。张作霖却因财政、军事均无把握，不敢过早地登台。同时，靳云鹏竭力拉拢奉、孙两系的关系，想以此居功，从而取得内阁总理。
由于国民军由甘肃打回陕西，孙传芳又在江西大败而逃，张宗昌提出了派兵“援孙”的紧急动议。十一月十一日，张作霖又到天津来召集会议，讨论应付策略。十三日，张宗昌应召赶到后，力言“援孙”“援吴”应当双管齐下，不可观望自误。十四日，会议在蔡园开始，除奉鲁军将领吴俊升、张学良、韩麟春、张宗昌、褚玉璞外，吴佩孚的代表迟云鹏、孙传芳的代表杨文恺、阎锡山的代表田应璜都被邀请列席。张作霖首先发言，表示本人并无做总统的野心，当前的问题应当团结北洋派，先军事而后政治。本人决心与吴、孙两帅合作，应否派兵南下，须先征求两帅的同意。西北军事，决心与阎帅合作。大家对此并无不同的意见。
十五日，张作霖举行所谓“将校联欢大会”，大宴奉鲁军旅长以上军官。十六日，继续在蔡园开会，张宗昌首先说，兵贵神速，我们援助朋友即所以“自救”，我们的朋友到今天不应该再有什么误会和怀疑了。张作霖频频点头称善。会议决定，“援苏”由直鲁军负责，“援吴”改由奉军负责。张作霖建议请吴率领所部“援陕”防冯，让出京汉路来，把恢复武汉的责任交给奉军承担；请孙率领所部全力恢复九江、南昌，直鲁军接防津浦路南段为其后盾。迟云鹏期期艾艾地表示，吴玉帅叫他来是请求接济饷械的，关于派遣援军的问题，还得请示一下才能回答。张作霖狠狠地盯了他一下说：“你不能代表吴玉帅，就请吴玉帅改派一位能够代表他的人前来吧！”
张作霖因见杨文恺没有开口说话，当晚召见他询问江苏军实力还剩下多少。杨说，陈调元、王普、陈仪等部合计起来还在五万以上。张作霖说：“我所问的是馨远（孙）自己的直属部队。”杨一时回答不上来。于是张作霖叫他打电报回去，如果同意直鲁军南下，请即指定路线，以便迅速赴援。
其实，孙传芳正和吴佩孚一样是派杨文恺前来请求给以饷械的援助，而不是请求军队的援助的。他深深懂得这样一个规律，一切“援军”都是挂着笑脸的敌人，这种“朋友”比敌人更为可怕，何况奉鲁军本来就是他的敌人，当然不会怀有好心好意前来。
十九日，蔡园会议继续进行时，忽然卫士递进一张名片来，张作霖接在手里一看，不禁霍地跳起来说：“当真是他吗？快快请进来，快快请进来。”随后走进来一个长方形面孔，一个耳朵大，一个耳朵小的汉子，这个人就是一贯坚持反奉联冯、曾经煊赫一时的五省“联帅”孙传芳。他和这些奉鲁军将领从来没有见过面，因此需要一番介绍。他立即参加了会议，并且首先说了一些自己认错的话，随即可耻地道：“我们吃麦子的北方人和吃大米的南方人永远合不拢来。”他又装腔做势地表示本人决不回任，浙事委托陈仪，苏事委托卢香亭，皖事委托陈调元。于是张作霖站起身来，拍着桌子大声地说：“我们都是光明磊落的大丈夫，岂肯乘人之危，夺取别人的地盘！”说着，就请孙发表关于“讨赤”问题的意见。孙表示本人愿意回到浙江，让出江苏来请鲁军接防，鲁军总部应当设在南京，以便指挥前方。张宗昌也就站起身来大声地说：“你不要把我张宗昌当作是不讲义气的小人，我的军队开到浦口后，换乘轮船开往前方，决不经过南京！”
接下去讨论军事组织的问题。孙建议为了统一指挥，应当组织“讨赤军统率办事处”，推举张作霖为全国“讨赤”总司令，本人愿意听候指挥。他的话刚说完，参加会议的全体奉鲁军将领异口同声地称赞他“又漂亮，又爽快，真够朋友”，并且建议除总司令外，加推吴佩孚、孙传芳、阎锡山三人为副司令，发出联名通电，宣布出兵“讨赤”。张作霖虽然听得心花怒放起来，但是觉得这个问题应当先征求吴、阎两人的意见，还不便马上“居之不疑”。
蔡园的“群英会”至此告一段落。随后孙传芳电令津浦路沿线驻军一律撤退，张宗昌于二十二日回到济南调兵南下。
孙传芳由反奉转变为联奉，由拒绝鲁军南下转变为欢迎鲁军南下，而他的所谓“联奉”实际上是投降奉系，与吴佩孚的“对等”联合又有所不同。他不但亲自上门来“递降表”“献地图”，而且奴颜婢膝地推戴张作霖为主帅，自己甘心充当奉系旗帜之下的一名娄罗。他为什么转变得这样快呢？原来他接到杨文恺的电报后，知道阻止鲁军南下是办不到的了，于是改名化装，搭乘普通客车秘密北上，事前不让一个人知道。他懂得什么货色值什么价钱，不像吴佩孚那样“又臭又硬”。孙到后，张作霖曾经电邀吴到天津见面一谈，希望这位“盟兄”也来推戴一番，他就可以毫不客气地做起什么“大元帅”和“讨赤总司令”了。可是吴的臭架子还是不肯放下来，回电请张作霖约期在北京相见，张作霖也就懒得再去理他了。同一时期，阎锡山也不赞成发表联名“反赤”的通电，张作霖感觉到“黄袍加身”的时期尚未到来。
二十三日，杨宇霆应召到天津讨论动员南下的问题。杨鉴于上次奉军在津浦线到处挨打的教训，认为这次两路出兵，四面受敌，而且吴、阎两方面都未表示同意，这是一个毫无把握的军事冒险计划，应当重行考虑。张作霖听了这位“小诸葛”的话，便又动摇了起来，二十六日，召集杨与孙传芳及在津诸将继续开会讨论，杨建议采取稳扎稳打的方法，鲁军负责保守安徽及长江北岸，孙军保守苏、浙两省，等待形势发展后再作下一步的决定。张作霖连声说，“对，对”，便又电召张宗昌再到天津来讨论，并且电令奉鲁各军暂时停止开拔。会后张学良冷言冷语地说：“昨天那样一个决定，今天这样一个决定，明天是否还有另外一个决定？”张作霖盛气地说：“今天的决定不会再有变更。”
张宗昌本已决定二十七日由济南启程南下，接到张作霖的电报后，才又改变计划终止出发。二十七日鲁军前队已经开到南京，又于二十八日撤回浦口。此时津浦线的孙军已经全部撤退，由鲁军接收布防。
二十九日张宗昌到津后，三十日蔡园会议继续召开，张宗昌建议推举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以便统一指挥，张作霖还在半推半就之际，于是孙传芳、张宗昌两人一唱一和地交口劝进，张作霖也就不再装腔作势而答应下来。其实，奉系已于二十八日捏造了吴佩孚宣告下野的假电报，目的在于造成北洋派“共戴一尊”的气氛，以便由张作霖出面来总揽全局。二十九日，张宗昌作主以直、鲁、豫、苏、皖、赣、浙、闽、陕、晋、察、热、绥、吉、黑十五省区联名推戴的形式推戴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这个电报推站在“客卿”地位的孙传芳领衔，列名者有吴俊升、张宗昌、阎锡山、商震、寇英杰、陈调元、张作相、卢香亭、韩麟春、高维岳、周荫人、陈仪、褚玉璞、汤玉麟、刘镇华等。这个电报还不敢冒签吴佩孚的名宇，但是阎锡山、商震二人却被冒签列名。
十二月一日，张作霖身穿大礼服，陈设番案，跪祷于天，由秘书长郑谦宣读“告天文”，即在蔡园宣布就安国军总司令之职。仪式完毕后，即下令任命孙传芳为安国军副司令仍兼苏、皖、赣、浙、闽五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为安国军副司令仍兼直鲁联军总司令，杨宇霆为安国军总参议，韩麟春、张学良均升授陆军上将。张作霖还不敢公然任命吴、阎二人为副司令，同时也不敢公然僭号总统或陆海军大元帅，但是事实上安国军总部就是一个变相的政府组织形式，不过还没有把正式招牌悬挂出来。
当天继续开会，决定：（一）长江方面仍由孙军担任前线，鲁军在江北岸作为后盾；（二）派韩麟春率领第十七军荣臻部（李景林旧部）由京汉线“援吴”；（三）热河汤玉麟、察哈尔高维岳两部协助晋军在包绥方面防范冯军；（四）张学良负责警备北京、天津，吴俊升、张作相负责巩固后方，张作霖坐镇天津策应各方。这样布置仍然是把奉军主力摆在后方而让别人攻打头阵的所谓稳扎稳打的计划。
蔡园会议结束后，张作霖派张景惠再到郑州请吴在三个办法之中择一而行：（一）自己反攻武昌，或者同意奉军假道南下作战；（二）请即来京主持“中央政治”；（三）或者仿照北洋派“元老”段祺瑞、王士珍的前例，以上将军的名义主持将军府事务。五日，张作霖又直接打电报给吴说：“敝军南下讨赤，发动在即，决不计及地盘，请向贵部解释。如能团结内部定期反攻，则敝军亦可终止南下。”
与蔡园会议的同时，吴系将领也在郑州召开会议，讨论应付奉军假道和反攻武昌的问题。吴叫靳云鹗反攻武昌或者带兵“援陕”，靳口里没说什么，暗中却和魏益三一道，准备在奉军强迫“假道”的时候，正式宣布讨奉，同时暗示“吴大帅”如果愿意下台，他们仍当奉为“精神上的领袖”。这时汉口报纸不断揭露靳、魏两人与南方妥协以及唐生智通令保护靳云鹗在鄂财产的消息。虽然靳、魏两人仍然否认投南，但是他们联南拒奉已经是不可掩的事实了。吴对这些情况看得很清楚，而且他也懂得，如果奉军一定要强迫假道南下，就会把他的军队逼上梁山，他将成为一无所有的孤家寡人，因此一再要求张作霖派奉鲁军分别由秦皇岛、青岛乘舰南下，乘虚进攻广东，这样就可以根本解决，而不必假道京汉、津浦两路出兵。当张作霖质问他为什么反攻武昌遥遥无期的时候，他竟想入非非地回答说，反攻无期是由于指挥权的不统一，现在北方有“讨贼”“安国”两个军事系统，讨贼军这个系统成立在前，应当取消安国军，请张作霖改任讨贼联军后方总司令，这样才能解决指挥权不统一的问题。张作霖看了这位“盟兄”已经落魄到如此地步，还要耍无赖，开顽笑，觉得又是好气，又是好笑，便又去电声明安国军的前身为镇威军，并非新起炉灶，反过来请吴担任安国军前方总司令，以便统一指挥。他们在军事指挥权的问题上演了这幕滑稽戏之后，又在饷械问题上交起锋来，吴说他的军队衣食不周，因此无法反攻，如果能够得到军饷五十万元，马上能够发动，如果得到二百万元，就一定能够“不战而胜”。张作霖则认为吴军“尚未出动”，谈不到接济问题，必须“战事激烈”，才能“急难相助”。至此他们无法再扯下去了。
十二日，孙传芳、张宗昌同车南下。次日孙回抵南京。上月孙由南京启程到天津的时候，苏、皖、浙三省将领卢香亭、陈调元、陈仪、白宝山、王普、冯绍闵等也在南京举行会议讨论应付时局的问题。当时就有陈调元暗通北伐军的风传，甚至曹锟、齐燮元公开电劝陈调元以北洋团体为重，切勿归附南方，陈也极口予以否认。孙传芳回到南京后，还自我解嘲地用“大丈夫能屈能伸”的说法来掩盖他投降奉天的丑行，他的心腹卢香亭是不赞成这一举的，陈调元却深表同情，因此孙并不认为外面对陈的种种推测是可信的。
三 浙江“自治”又一次昙花一现。孙军在浙江的“回光返照”
孙军退出江西时，孙传芳承认了浙军开回浙江，“浙事还之浙人”。事实上，浙军第三师周凤岐部已由湖口撤回杭州，孙传芳无法加以阻止，而浙军第一师陈仪部必须撤出徐州让予鲁军，也只有退回浙江之一途。这时孙传芳和陈仪预先商就了一套双簧戏法，浙江人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脱离五省范围宣布自治，但以不让北伐军入境为条件。其实，这是孙传芳利用浙军替他打头阵，阻止北伐军占领浙江的阴谋诡计，他派第二师卢香亭部由常州移驻上海，第八师孟昭月部进驻松江，第四师彭德铨部驻防常州，第七师冯绍闵、第五师白宝山两部防守宜兴、长兴，并令周荫人残部由闽北开入浙南驻防温州一带。十分明显，经过这些布置，他认为浙江是逃不出他的手掌心的。
十一月下旬，北伐军第三军王均部由玉山向衢州前进，陈仪派周凤岐到衢州劝阻北伐军进入浙境。十二月十一日，周由衢州来电报告，北伐军虽有六团进入常山、衢州、龙游，但已商妥不再前进，因此陈仪又电请孙传芳命令松江北军切勿向南开动。孙回答说，只要南军不进入浙江，浙江宣布自治也好，宣布独立也好，联军决不加以干涉；就是要求联军全部撤出浙江也是可以办得到的。十三日，陈仪在省长公署召集各界人士开会宣布上述情况时，浙江上层人士一致欢欣鼓舞地庆祝多年来求之不得的浙江自治，终于在目前就要实现了。当天决定，推举弭兵代表分途请愿撤退浙江境内北伐军和孙军，并将以前制定而未公布的省自治法公布实施。
北伐军当然不会同意浙江实施所谓“自治”，但因安徽问题未解决，在浙江方面尚难积极展开军事行动。广州国民政府任命陈仪为第十九军军长，周凤岐为第二十六军军长，如果浙江军能够加入南方，自己行动起来驱逐孙军出境，则北伐军入浙部队可以退回皖南，但须俟浙江境内无孙军才能撤退。当时陈仪、周凤岐两人的意见也不完全一致，陈仪企图在孙传芳的谅解下实现“浙江自治”，周凤岐则主张加入南方以交换浙江的“保境息民”。就在这个时候，孙传芳借口北伐军尚未退出而向嘉兴进兵，陈仪一面请求他们勿再前进，一面将驻杭第一师开赴浙东以示不与孙军为敌。十四日周凤岐由衢州回抵富阳时，鉴于杭州已经处于孙军的威胁下，即停止不进，电约陈仪和各团体代表到富阳举行会谈。陈仪为避免引起孙的疑心不肯前往。十五日，孙军孟昭月部一旅开抵长兴，孟在嘉兴成立了第三方面军总司令部[3]，杭州人心惶惶，临平、笕桥之间铁路被拆毁，沪杭路不能通车，上海、杭州之间的电报、电话也都突然不通。由于孙军并未开进杭州，十六日局势稍有缓和。周凤岐于十七日深夜秘密到杭州与陈仪接洽，议定由周商请已经进抵兰溪、建德的北伐军停止勿进，由陈派浙海关监督周成菼到南京，要求孙军撤出浙江。当晚周凤岐仍然回到富阳。
十九日，浙江各界联合会举行会议通过省政府组织大纲，并选出蒋尊簋、陈仪、张载扬、蔡元培、周成菼、褚辅成、黄郛、周凤岐、陈其采九人为省务委员。省政府设立军政、民政两部，推蒋尊簋兼任军政长，陈仪兼任民政长。当晚发布了宣布“自治”的通电，电中有“请孙蒋二总司令将双方军队撤离浙境，还我自由”等语。新选出的军、民两长定于一九二七年元旦就职。
浙江上层人士在北军的刀锋下建立了这样一个“自治”政府，当选人物包括接近南北的军人政客和“联治派”，而且这个政府的组织形式是别创一格的，目的在于造成一种超然于南北以外的特殊地位，使浙江人民“不受锋镝之苦”。他们用乞求的方法争取浙江的“和平”“自治”，并且造成了一种既成局势，请求南北双方予以承认。这一痴人说梦的举动，使孙传芳看在眼里，不觉暗暗冷笑起来。他在致陈仪的巧电（十八日）中调侃备至地说：“自治须具有自治之能力，省政府须具有省政府之威权。如使党军（北伐军）退出浙境，可将浙政还之浙人。”
当浙江人士奔走和平的时候，孟昭月的司令部又由嘉兴推进到长兴，第四方面军周荫人的军队也已开抵温州，白宝山、冯绍闵等部则集中宜兴、长兴一带，第十四师李俊义部进驻湖州。二十一日，张宗昌、孙传芳、陈调元在南京举行军事会议，决定：陈调元部调往皖南截断北伐军在赣、浙两省的联络线，直鲁军由皖北进驻芜湖、安庆，孙军则以全力对付浙江。孙传芳知道在北伐军进攻和直鲁军来“援”的局势下，江苏地盘非其所有，决定退守上海和浙江作为他的最后根据地。张宗昌还贪心不足地建议派渤海舰队载运鲁军第八军毕庶澄部接防上海及江苏沿海一带，被孙严词拒绝。由此可见，孙对陈仪和浙江人士所许下的“浙事还之浙人”的诺言，完全是骗人的。
二十二日，孟昭月借口北伐军便衣队已在杭州附近发现，即派兵进驻杭州。他在通电中指斥浙江自治一幕为“捏造民意，胁迫士绅，阳托自治之名，阴行抢夺之实”；并称：“倘党军即日退出浙境，当不穷追”。至此孙传芳允许浙江自治以及建议南北两军同时退出浙江的“西洋镜”，就由他自己戳穿了。
由于孙军进兵，自治招牌收起，喜剧变成悲剧，新当选各省务委员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浙江“自治”搞了一两天就匆匆收场结束。在上海高唱“自治”论的浙江绅士们也都变得鸦雀无声，从此不再有开会和发布通电的事情发生了。
二十四日上午四时，孙军源源进入杭州，首先解除了警察的武装，叫他们改持木棍站岗。随即以更换省长卫队为名包围省长公署，浙军第一师留省两营及学兵营均被缴械解散。孙军一部开赴余杭，与在富阳的浙军第三师互相对峙，周凤岐遂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军长的名义宣布，在省长陈仪失去自由的时候，奉命节制浙军一、三两师。二十五日，陈仪到南京向孙传芳辞去浙江省长一职。孙任命孟昭月为浙江总司令，并令陈部浙军第一师由宁波开赴前方作战，该师开抵绍兴、萧山时，即推第一旅旅长石铎代理师长，并与富阳第三师兄弟部队联成一片。二十六日，该师在西兴与对岸南星桥孙军发生了隔江炮战。一九二七年一月二日，孙传芳命陈仪在上海召集该师军官来沪“解释误会”，劝其移驻扬州，恢复钱塘江交通[4]。三日，孙军进攻富阳，浙军一、三两师分途退却，此后孙军在浙江出现了一个“回光返照”的短暂局面。
四 国民军南下解西安之围。靳云鹗二次被免职。奉军占领直隶全境。吴系将领进一步分化瓦解
北伐军进展到长江流域后，冯玉祥所属国民军也由甘肃开入陕西，并向河南进军，形成了南北大会师消灭北洋军阀的一种新的局势，这是自辛亥革命以来从未发生过的变化。这一变化标志着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前发展，北洋军阀统治中国的时代即将告终。
冯玉祥由苏联回国后[5]，先后派刘骥、李鸣钟到广州接洽南北会师问题。广州国民政府任命冯玉祥为国府委员兼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冯于九月十七日在五原就职誓师，即由甘肃向陕西出动[6]。在冯军旗帜之下的有前国民军第一军张之江、李鸣钟、鹿锺麟、宋哲元、刘骥、刘郁芬，第二军邓宝珊、李云龙、田玉洁、弓富魁、卫定一、史宗法，第三军孙岳、徐永昌、杨虎城，第五军方振武、阮玄武等部，前已降附阎锡山的韩复榘、石友三、郑金声等部也都弃阎归冯。
十一月二十九日，冯军开到西安与守城军内外夹击赶走了刘镇华的镇嵩军，西安之围得以解除。西安自四月十五日起被围，守城军为国民军第二军第十师李云龙、第六师卫定一、第三军第三师杨虎城等部，镇嵩军用尽种种方法攻打不下，便在城外掘濠筑垒为久困之计。城内粮食罗掘俱穷，形势异常危殆，幸亏冯军赶来援救，才得脱险保全。西安被围远远超过了信阳、涿州、武昌等城的被围时期，是内战史中更惨酷的悲剧，不但城内人民深受饥饿、战争和杀戮的空前灾难，就是城外和附近各县人民也被镇嵩军劫洗一空，弄得家破人亡。冯军开到时，沿途民军英勇地配合作战，镇嵩军被打得狼狈不堪，纷纷夺路向潼关逃走。
吴佩孚接到刘镇华战败的消息，马上电请阎锡山出兵援救，但是冯军放弃西北而向中原发展，对阎说来却是一件好事，因此他按兵不动。同时，张作霖催促吴佩孚移师援助刘镇华，让出京汉线来由奉军南下反攻武汉，这也是吴所不肯做和办不到的事情。冯军由西北移动后，奉军万福麟部乘虚占领了包头、五原，当时冯军对于这些地方认为已无一顾之价值了。
十二月五日，刘镇华到郑州乞援于吴佩孚，这好像“和尚庙里借梳篦”一样，当然不得要领。次日他到太原乞援于阎锡山，阎却采取了“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态度。十日，他又到天津乞援于张作霖。此时张作霖已经改任第十军军长于珍为安国军“援豫”总司令，叫他率领所部开抵石家庄（八日）。奉军目的在于：（一）阻止冯军进入河南、威胁北方；（二）夺取河南地盘，对吴军归附南方的倾向加以严密监视；（三）与津浦路的鲁军齐头并进，控制郑州至徐州的交通线，以免鲁军陷于突出地位。但是吴佩孚仍然反对奉军通过河南，他说他的军队正在力图反攻，请奉军暂驻直、豫两省边境，切勿继续南开，而奉军也还害怕把吴军逼上梁山，所以仅开至磁州而止，于珍的司令部设在顺德。至此直隶全境已归奉系所有，吴军仅占有河南一省，而且还处于奉军（北）、鲁军（东）、冯军（西）与北伐军（南）的四面包围之中。
从十二月六日到十三日，冯军接连占领潼关、阌乡、灵宝、陕州、磁钟镇、硖石驿、观音堂，镇嵩军柴云升部退守渑池，张治公仍驻洛阳。晋军有两旅分布茅津渡、平陆、太阳渡一带，阎锡山命令他们只许防守山西境界，不许进入河南。至此冯、阎成立谅解也逐步地明朗化了。
由于豫西形势比豫南更加严重，吴又一次召集军事会议，提出首先反攻潼关的问题。尽管他在会议上说得声泪俱下，他的部下却像木头人一样相对无言。吴只得表示自己出马去打潼关，这当然是一句气头上的话，大家才勉强开口请他发号施令，于是他下令责成靳云鹗防守豫南，并升任田维勤为“讨贼”联军副司令兼“援陕”总司令，叫他率领王为蔚、王维城等师进攻潼关。命令发表后，各军却又借口饷械两缺，不能进兵。同时，靳云鹗将上吴的一封密函在报纸上公布出来，该函揭露了“饥军不能应战”的种种内幕，吴认为有意煽惑军心，二十五日召集寇英杰、田维勤、王为蔚等举行会议，即席以“逗留不进，贻误戎机”为理由，下令解除靳的“讨贼”联军副司令兼前敌总司令各职，以寇英杰继任，并改派田维勤、魏益三为前敌总副指挥，王维城为“援陕”总司令。
这是吴又一次出人意料地把他的头号大将驱逐下台的突发手段。命令发表后，吴、靳两人仍像上次一样保持表面上的和气，吴在免靳通电中是说“不忍强其所难，俾轻负担，稍得优游”，并且聘为总部高等顾问，而靳在遵令卸职的通电中也说“归省老母，优游事外，皆出大帅之赐”。三十日，靳由明港又上鸡公山“休养”去了。
此时吴的残部仍然号称二十万人，其中以靳的实力为最大，辖有高汝桐、阎曰仁、徐寿椿、任应歧四师。靳被免职后，第十四师（高汝桐部）第二十七旅旅长刘培绪在遂平、西平一带通电反吴，任应歧在许昌宣布就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一职，魏益三所辖三师六旅四独立团也在郾城以南与靳部互通声气，因此郑州、信阳间火车不通，豫南形势陷于极大混乱。蒋介石早已任命靳云鹗为第二十七军军长兼豫鄂边防督办，魏益三为第三十军军长。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二日蒋介石到汉口时，靳曾秘密赴汉与之见面。同一时期，寇英杰、田维勤则还与吴保持一定的关系，田军从汝南进攻西平、遂平，刘旅退往临颍闭城固守。在这种局面下，吴已经面临到土崩瓦解的前夕，哪里还有出兵“援陕”和反攻武汉的力量。
五 杨宇霆反对张作霖直接出面组织政府。顾内阁局部改组。奉鲁军两路进兵河南，靳云鹗起兵抗奉失败
十二月一日张作霖在天津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后，即于六日发表“反共”宣言，目的在于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以便到北京组织“安国军政府”，改称“大元帅”，尝试变相总统的滋味。但是杨宇霆始终认为在军事上没有切实把握以前，不宜有此一举，而张作霖也就踌躇不决起来。此时顾维钧内阁已经两度表示辞职，帝国主义又有承认广州国民政府的倾向，张作霖感觉到如果北京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北方政权就将解体，因此电召杨宇霆再到天津来讨论中央政权的问题。杨因事不能抽身，在回电中仍然反对直接出面组织政府，却赞成张作霖到北京从事外交上的活动。十二月二十二日，张作霖召集吴俊升、张作相等在蔡园举行会议，决定以安国军总司令名义任命靳云鹏为内阁总理，并排定阁员名单如下：外交顾维钧、内务郑谦、陆军张景惠、海军毕庶澄、财政潘复、司法王宠惠、农商杨文恺、交通常荫槐、教育杨度。这是一个以奉鲁系为核心的内阁，其中内、陆、交三席属于奉系，海、财、教三席则为张宗昌所推荐。这个内阁又是以东西方帝国主义为背景的混合体，其中靳云鹏代表亲日势力，顾维钧、王宠惠代表亲英、美势力。在讨论名单的时候，张作霖本来打算把著名亲日派曹汝霖、陆宗舆一齐插了进去，大家都说这两人的名气太臭，恐怕引起反对，而张作霖也就没有坚持下去。以靳云鹏为总理，不仅因为他是亲日派而且一向是倾向奉系的，同时还想利用他拉拢靳云鹗，叫他的兄弟不要再反对奉系了。
名单商妥后，靳云鹏主张内阁用北方各将领公推的形式产生，不由安国军总司令直接任命，张作霖对此也不坚持。因此靳云鹏兴高采烈地写好了就职宣言，列举了“办法”十六条，并且说什么以前十五年“视同梦境”，今后应当彻底实行“国家主义”，云云。
一切问题都已安排好，靳内阁登场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了。不料张作霖接到吴佩孚的电报，反对靳云鹏组织内阁，仍然主张维持顾内阁。十二月二十七日张作霖由天津到北京的时候，得知靳云鹗已被免职，局势起了变化，于是又电召杨宇霆到北京讨论改组内阁的问题。杨宇霆于一九二七年一月二日到北京后，仍然反对张作霖直接出面来变更政局现状，并且反对组织一个以奉鲁系为核心的内阁。他认为维持顾内阁不但可以保全奉、吴两系的合作关系，而且可以表示奉系并无夺取中央政权的野心。奉鲁系人物尽可能少参加这个内阁，这个内阁就更能在外表上保持其“超然”地位，而这个内阁不可能不为当前的实力派服务，在事实上仍不失为奉系的有效工具。这个意见深受张作霖的称许，于是顾内阁的命运又得以蝉联下去。
事实上，此时张作霖愿意充当东西方帝国主义的共同走狗，而不仅是日本一国的走狗。顾维钧也不是一个单线外交家，他可以为西方帝国主义效劳，同时也可以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他本是以吴佩孚为背景而上台的，由于冰山已倒，他就与张学良结盟为兄弟，企图攀附奉系以保全其地位。以前几度辞职都是一种“以退为进”、观察反应的手段。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二日，顾内阁改组成立。除外交、陆军、农商三席仍照名单未动外，由于要保持内阁的“超然”地位，改派胡惟德为内务总长，汤尔和为财政总长；调潘复为交通总长，仍留杜锡珪为海军总长，罗文干为司法总长，任可澄为教育总长。这个内阁表面看来是个以“外交派”为核心的内阁，实际上它是为奉系筹措军饷和办理外交的附属机关。从改组成立的一天起，它就自动宣布征收关税二五加税，自二月一日起实行。
张作霖并不重视这个内阁，他在安国军总司令部另外成立了三个“讨论会”，以梁士诒、曾毓隽为政治讨论会正副会长，曹汝霖、叶恭绰为财政讨论会正副会长，孙宝琦、陆宗舆为外交讨论会正副会长[7]。这三个讨论会所罗致的人员，以亲日派及新旧交通系为骨干，其中也有英、美派和当时的“名流”以及安福系分子在内。这是内阁以外的另一“内阁”，并且成了一切重大问题的决策机关，而名义上的内阁却是一个执行机关。
以上这些，就是张作霖到北京后关于政治方面的措施。军事方面，张作霖鉴于吴佩孚罢免靳云鹗以后仍然不能控制他的部队，曾经向吴表示，拟派张学良带兵南下，以子侄之礼接受前辈的调度，协助吴解决一切不服从命令的军队，以澄清豫南的混乱形势，吴当然拒不接受。至此张作霖认为不能再等待下去了，便决定采取两路进兵河南的计划，一路派直鲁联军副司令褚玉璞由陇海路进攻开封；一路改派张学良、韩麟春为“援鄂军”总副司令，第十军军长于珍为前敌总指挥，由京汉路渡河进攻郑州。二月六日，张学良、褚玉璞在徐州举行了会议，褚玉璞决定派鲁军第三十五师孙殿英为进攻开封的先头部队。此时吴军分化为以靳云鹗为首的反奉派和以寇英杰为首的降奉派，寇以送母赴津为名参加了徐州会议，随即到天津、北京欢迎奉鲁军入豫，张作霖即任之为安国军第十一方面军团长。张作霖又派吴的老对头赵倜为河南宣抚使，随军南下，叫他招降吴军。至此奉吴合作的局面彻底地破灭了。
二月八日，张作霖发出了进兵河南的电报。电报说：“武汉不守，祸延长江。只以豫中为吴玉帅驻节之地，再三商请，自任反攻。我军虽切缨冠，不能飞渡，兵至直南而止。今时阅半年，未闻豫军进展一步，反攻之望，殆已断绝。本军负责长征，迁延不进，祸将噬脐。兹分饬直鲁联军及三四方面军分途前进，誓收武汉，进取粤湘。豫中将士宗旨相同，即无歧视，其一切名义地位，悉仍其旧。师发在途，特闻。”
当天吴还打电报竭力阻止奉军前进，可是张作霖哪里还肯听他的话，奉军第十军于珍部突然开到彰德来，齐燮元的卫队被缴械，又继续开到新乡来，当地驻军王为蔚之一部也被缴械。二月十日，吴召开紧急会议，准备退往洛阳，靳云鹗忽派高汝桐到郑州，劝吴同意一致抵抗奉军，吴也觉得张作霖欺人太甚，对于抗奉一举也就无可无不可了。
在奉军南下的压力下，二月十日，曹锟由开封取道陇海路转车赴津。十四日齐燮元通电解除讨贼联军副司令一职，即于十五日离开郑州前往天津。寇英杰却在张作霖的身边连发三电劝吴表示欢迎奉军的态度。十二日，漳河铁桥被豫北红枪会炸毁，奉军由新乡退回彰德。十六日，鲁军孙殿英师开抵兰封，奉军荣臻部再到新乡，河南军务帮办米振标宣布投降奉系，张作霖任之为安国军第十八军军长兼毅军总司令。张作霖还任命刘镇华为安国军陕甘总司令，郭振才（归德镇守使）为安国军暂编第一师师长。他把在讨贼联军旗帜之下的这些“风吹两边倒”的投机军阀一个个改编为安国军，说明他所讲的“名义地位悉仍其旧”的话也是骗人的。
吴接到驻京代表樊鼎的密报，奉军南下乃是奉系青年将领张学良、韩麟春的主张，张作霖并无成见，因此十七日打电报去质问，并且怨气冲天地说：“彰德进兵，未有一言见告。防军缴械，官吏被驱，谓为合作所宜，直是鞭笞天下。保大让防，定有协助条件（指协助吴军军饷），履行不过二三。京汉路规定属我，又被攫取，绝其饷源。我弟纸上好言，又已多多，一文一弹，何尝受惠？”十八日，张作霖回电声明他的部下绝对没有人敢于自由行动，一切都是他自己的主张，接着声明军队已经出发，万无停止前进之理，最后痛斥靳云鹗不忠不义，劝吴不要加以包庇。
二月中旬，浙江局势又起了变化，张作霖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决定调动吉、黑两省军队进关，以全力保持长江以北的地盘，将江浙问题交给张宗昌、褚玉璞处理，奉军则专负解决河南之责。阎锡山鉴于北方奉、吴两系大势已去，便派赵丕廉到汉口向南方输诚，又派徐永昌[8]率兵进驻娘子关，宣称“保境息民”。至此奉、吴、阎的“三角讨赤联盟”完全瓦解了。
二月二十二日，鲁军孙殿英部占领开封，郑州形势更加危急，吴下令破坏黄河铁桥以阻止奉军渡河南来。二十四日，靳云鹗在郾城自称河南保卫军总司令，并以魏益三为副司令，派兵到中牟防堵鲁军。张作霖命令寇英杰到归德招降旧部。三月一日，靳以吴的名义改编王为蔚、田维勤等军为十六个军。十一日，奉军由阳武渡河，十三日占领中牟，并派飞机向郑州投弹。同一天，张作霖致吴一电说：“前电不蒙鉴谅，乃以保大及京汉路两事责鄙人。夫保大者乃中华民国之领土，直隶之辖境，非执事所得而据。至于京汉路之在直境者，直隶有之，无异于在豫境者，河南有之。如责直隶以据直境之京汉路，何不责执事以据河南之京汉路耶？责人则明，责己则暗，毋乃不恕。”这个电报口气非常凶恶，已经看不出还有什么兄弟之情了。
奉军又于十四日由郑州西北四十里的荣泽渡河，十七日占领郑州，吴率卫队仓皇向巩县逃走。张作霖忽又前倨后恭地连打三次电报请吴或者来到北京，自当悬旗结采欢迎，或者回到郑州主持军事，所有入豫奉军均听指挥调遣。这些电报都没有得到回答。
正当奉系宣传入豫各军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前方军事忽又混沌不明。随后得知，投降奉系的河南毅军忽于十六日由中牟自动退却，靳军乘势在中牟、开封之间发动了一次猛烈的反攻，即于当天占领开封，次日占领中牟，奉军前敌总指挥于珍、毅军总司令米振标、河南宣慰使赵倜都在兵慌马乱之中夺路而逃。二十四日，靳部第十四师师长高汝桐亲乘铁甲车反攻郑州，已攻至豫丰纱厂附近，忽被奉军炮弹击中，高与同乘者都被打成肉泥，靳军的攻势才被遏止。
* * *
[1] 杨度曾任姜登选的秘书长，姜在滦州被杀后，即受张宗昌的延致到济南（任张宗昌的总参议）。方表字叔章，是杨度的朋友。这两则“政情内幕”都是方表提供的。杨度的所谓“造乱”计划，是指在北洋军阀内部煽风放火，制造分裂，以加速其灭亡。薛子奇也是杨度的朋友。张宗昌是9月13日由北京回到济南的，张学良则于20日赶到济南来。
[2] 杨度曾任姜登选的秘书长，姜在滦州被杀后，即受张宗昌的延致到济南（任张宗昌的总参议）。方表字叔章，是杨度的朋友。这两则“政情内幕”都是方表提供的。杨度的所谓“造乱”计划，是指在北洋军阀内部煽风放火，制造分裂，以加速其灭亡。薛子奇也是杨度的朋友。张宗昌是9月13日由北京回到济南的，张学良则于20日赶到济南来。
[3] 卢香亭反对投降奉系，称病请假赴津，孙传芳派孟昭月继任联军第三方面军总司令。
[4] 后来北军在上海失败，3月5日陈仪由沪到甬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军长，不久被免职，十九军缩编为独立第十五师，以余宪文为师长。
[5] 冯玉祥于5月9日抵莫斯科，8月17日由苏联回国。
[6] 甘肃兵权都操在马氏父子叔侄的手里。冯玉祥曾推荐“群马”领袖马福祥为西北边防会办，并与马鸿宾、马鸿逵、马步青、马步芳等联络，因此在马家军的协助下，先后消灭了勾结吴佩孚的陇东镇守使张兆钾（驻平凉）、陇南镇守使孔繁锦（驻天水）等部。
[7] 政治讨论会设在春藕斋，财政讨论会设在纯一斋，外交讨论会设在颐年堂。
[8] 徐永昌原属国民军第三军，因为山西人的关系归附阎锡山，成为晋军的大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