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日本纱厂惨杀工人代表顾正红。南京路上的血腥大屠杀。上海市民举行“三罢”运动，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成立。买办资产阶级在反帝斗争中的叛卖行为
在帝国主义加强对中国的各项侵略活动和军阀内战越打越凶的痛苦时期，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爆发了。
五卅运动发生在五四运动后六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将近四年。在这段时间内，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加深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危机，中国工人阶级所受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日益深重。可是，自从中国工人阶级有了自己的政党以来，在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中日益显示出它的力量，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为所欲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当时的北京政府，就是六年前因亲日卖国而激起五四运动的那个军阀政府。可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响彻云霄地发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怒吼，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蓬勃开展，段政府为势所迫，不得不在“外崇国信”的基础之上，伈伈伣伣地向帝国主义者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建议，乞求它们稍作让步，以缓和全国人民日益增长的反帝浪潮。全国人民一致认识到，这是使不平等条约进一步获得保障的欺骗手法，因此人民群众与反动政府之间展开了废除不平等条约与修改不平等条约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内政问题上，段政府所召集的善后会议，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分赃会议，与由共产党发起而为国民党所接受的召开国民会议的政治主张，毫无共同之点。共产党的主张获得了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因此人民与政府之间又展开了军阀官僚专政与人民民主政治的尖锐斗争。
当时英、日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日本在中国的经济侵略据点，主要是在上海和青岛等地设立纱厂，日本内外棉公司在上海小沙渡路所设纱厂就有十一个之多。日本资本家对中国工人进行了极其残酷的剥削，工资每日一角五分，工作时间每日十二小时，夜工不另加工资，还用提存“储蓄金”的办法，强迫工人将百分之五的工资作为储蓄金，十年期满才得发还，中途发生任何事故都不许提用。该厂监工对工人群众极尽野蛮虐待之能事，不但经常打骂工人，而且任意克扣工资或者开除工人，不少工人做工十年而所存“储蓄金”被扣一空。更加恶毒的是，日本纱厂惨无人道地雇用童工为“养成工”，一面用更低廉的工资剥削中国工人，一面又用“养成工”来威胁成年工人，因此引起了工人的极大愤怒。一九二五年二月九日，小沙渡路日本纱厂工人二万多人为反对奴役和虐待爆发了罢工风潮，接着曹家渡、杨树浦一带纱厂工人纷纷响应，罢工人数迅速增至七万多人。
四月十九日，青岛日商泰康纱厂工人因组织工会受到压制而罢工，厂方竟调来日本水兵进行弹压，于是激起了全市工人的公忿，罢工风潮扩大到日本各工厂，参加者达一万八千人。五月二十日，日本水兵驱逐工人出厂，并开枪击杀工人，造成了青岛屠杀事件。这次罢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与全国工人阶级的大力支援下，胜利地结朿了。
五月十五日，上海日本第七纱厂停工待料，事前并未发布通知，工人上工时厂方关闭厂门，并对工人展开了血腥屠杀，工人代表顾正红（共产党员）中弹牺牲，同时受伤者达十三人。工人请愿租界当局派人前往检验，工部局却加以“扰乱治安”的罪名而将请愿代表扣押起来。
事件发生后，上海各大学学生为募款救济死伤工人进行了宣传讲演。五月二十一日，文治大学学生施文定、谢玉树因讲演被捕。二十二日，上海大学学生韩步先、赵振寰、朱义权、江锦维四人在参加顾正红的追悼会途中被捕，定于三十日在会审公廨开审。由于工人和学生不断受到迫害，上海各校学生组织“后援会”，决定分途进行讲演，并联合各界抗议帝国主义野蛮无理的行为。
上海西人纳税会定于六月二日通过工部局所提增订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取缔童工法案等四案。这些案件严重影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
以上事件，说明帝国主义肆无忌惮地迫害中国人民，就像奴隶主对待奴隶一样。为此，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当前的局势，要把工人的经济斗争与正在广泛开展的反帝斗争结合起来，把经济斗争转为鲜明的政治斗争，以争取一切革命力量的大团结，把反帝的政治斗争推进到更高的阶段。
五月三十日上午九时左右，上海各校学生二千余人分途出发，在公共租界各热闹地点讲演日本资本家惨杀工人顾正红、学生因援救工人而被捕等经过情形，并对租界当局越界筑路以及工部局所提四案表示了反对的态度。捕房出动武装巡捕捕去了学生五、六人，便有大批学生忿怒地跟随前往自行投案，捕房被迫将所捕学生释放了。
同日下午三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学生和市民一万多人举行了反帝示威大游行。当时南京路由西藏路至浙江路一段，人山人海，群情激昂，公共租界捕房又出动巡捕捕去了学生百余人，并禁止群众继续开会游行。游行群众就像潮水一样跟随被捕者到老闸区捕房，一定要把全体被捕者释放，否则决不散去。相持到三点三十五分，英籍捕头爱活生传令向赤手空拳的群众实弹射击，当场打死四人都倒在同昌脚踏车行门首，伤者二十三人，另外还捕去二十多人。这一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使上海市民又一次受到血的教训，反帝情绪更加沸腾了。
惨案发生后，学生推举代表到上海交涉员公署请愿，抗议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的兽性屠杀，并要求释放全体被捕学生。交涉员陈世光前往意大利领事馆（领袖领事）交涉保释学生，不得要领而回。在此时期，中国共产党认为，上海工人阶级和市民必须组织起来，采取共同的革命行动，给帝国主义强盗们以狠狠的打击，因此一面组织上海二十余万工人成立上海总工会作为上海市民反帝运动的核心，一面号召全体市民举行罢工、罢市、罢课，并组织一个行动委员会来领导这个运动。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上海市民的反帝斗争就形成了有组织有计划的群众运动，中国无产阶级在这个运动中的先锋作用和领导作用更加鲜明地表现出来了。
五月三十一日，上海各团体在总商会召开联席会议，议决向帝国主义提出下列六个初步条件：（一）释放被捕学生，（二）抚恤伤亡，（三）道歉，（四）取消印刷附律，（五）取消码头捐，（六）收回会审公廨。下午，工人、学生在大雨滂沱下继续出发讲演，他们三三两两地分布在南京路到北四川路一带，租界巡捕不断前来驱逐，但是巡捕去后，他们又在人群中出现了。因此捕房出动救火车开往通衢要道，准备用水龙驱散讲演者和市民。当天又有学生十余人被捕。
六月一日，公共租界的“三罢”运动实现了。八时后，工人、学生到处讲演并散发传单，浙江路南京路口汇成了一道忿怒的人潮，以致各种车辆无法通行。十时左右，先施公司门口一带更形拥挤，工人呼唤电车乘客下车，因此三路、五路电车竟无一人乘坐，只有一、二两路还点缀着几个高鼻头的乘客，惶惶不安地坐在里面。这时，西籍巡捕挥舞着棍捧走向人群，不少市民被打伤，群众更加冒火，有的脱下鞋子向他们的头上抛去，有的拾起北浙江路路面石子作为武器加以还击。于是捕房救火车开放龙头来扫荡人群。相持到十点半钟，捕房又召来海军陆战队和万国商团上阵作战，并派马队用指挥刀往来冲突，一时刀光剑影，马蹄得得，杀得天昏地暗，血肉横飞。但是这股人潮一会儿流到东边，一会儿又流到西边，始终坚持不退。十点五十分，帝国主义野兽们终于开枪演出第二次流血惨剧，市民死伤者又有二十余人。十一点三十分以后，市民才纷纷散走，南京路由新世界到福州路一段，除少数西人乘汽车往来外，只有万国商团和武装巡捕在各路口放哨站岗，将旋转机关枪、机关枪、铁甲车、救火车分布在各重要据点，并有马队往来梭巡，这个繁华市区顿时成了阴森森的军事戒严区域。同时，租界当局禁止市民集会结社和聚众游行，甚至不许在马路上逗留闲谈。本日，因“五卅”惨案负有重伤的市民在仁济医院死去了十一人，连当天被打死的共有十五人。南京各学校派来支援上海学生的代表，都被禁阻不得进入租界。
六月二日，南京路由西藏路到福州路一段，仍然禁止行人和车辆通过，帝国主义者的血腥屠杀继续进行。小沙渡路日本纱厂厂方召来西籍巡捕干涉罢工工人，杨树浦码头工人被英国人雇来打手打伤了数人，新闸桥闸北保卫团有西籍巡捕携带机关枪前往搜捕拒绝上工的电车工人。傍晚六时，新世界门首起了一阵纷扰，新世界游艺场被万国商团占领。
六月三日，美、意两国海军陆战队登陆把守电灯厂和自来水厂，英国从香港调来英军三营，法、美两国也都增派军舰来华。各国陆战队在杨树浦一带搜查工人、学生并开枪示威，又有十余人死伤。
公共租界罢市后，银行业、钱业仍然照常开业，曾经引起市民的极大不满。本日，两业继各行业之后宣布停业，这一行动使货币流转陷于瘫痪状态，一切交易完全停止。
上海各校罢课后，美国人所办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不许学生罢课，不许参加爱国活动。该校学生坚持要与各校采取一致行动，校长卜舫济仅允停课一星期，并致函学生家长须将学生领回，不许学生为“五卅”殉难烈士志哀。学生愤而力争，卜舫济竟以解散该校相恫吓，迫令全体学生即日离开学校。本日该校学生宣布全体退学，华籍教授宣布全体辞职。
六月四日，南京路由西藏路至浙江路一段局部开放，但是英国海军陆战队和万国商团仍在这一地段内严密警戒着。帝国主义各国舰队源源而来，水兵继续登陆。日、美两国水兵多人携带武器在租界外到处寻衅捣乱。捕房派出大批捕探包围西摩路上海大学，进行搜查，将学生箱笼铺盖抛置门外，并限学生于十分钟内离开学校，即派陆战队五百人占领该校。
本日，服务于英、日两国商轮的华籍职工二千七百五十人加入罢工，许多服务于外商工厂、洋行、机关、报馆、住宅的华籍职工也都宣布罢工。截至本日止，根据总工会和上海学联的调查，参加罢工的工人人数达二十万人，市民殉难者达二十八人。
六月五日，外商华籍职工的罢工范围继续扩大，公共租界部分华籍巡捕拒绝上岗。在此以前，法租界并未罢市。本日传来消息，北京公使团在答复北京外交部的照会中，拒绝承认租界当局对于惨案负有责任，上海市民更为愤怒，法租界各商店也罢市一天，表示抗议。本日，黄浦江外国军舰增至二十六艘，其中美国十三艘，日本五艘，英国四艘，法国三艘，意国一艘，西籍巡捕在曹家渡越界捕人，并枪伤保卫团团员。各国水兵继续闯入闸北、南市逞凶示威。南洋大学学生一人在租界外讲演，被便衣西探捕去。沧州、东亚、大东等旅馆都受到搜查。晚间，万国商团在南京路由西藏路至山东路一段施行突击检查，用枪托刺刀驱使行人排队站立，受检查者必须高举双手，上下摸索殆遍，动作稍迟就要挨打；有一千多人被驱至老闸捕房受检查。工部局出有布告，禁止华人走上屋顶或者停留在当街阳台上，否则自负危险责任。
本日，上海总工会、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中小商人的组织）、全国学联、上海学联四团体共同组织了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作为反帝运动的统一领导机构。通过这一组织形式，中国共产党更加有效地在人民群众中发挥了领导作用。
六月六日，大夏、南方两大学被封，同德医专被英国海军占领。法租界的罢市运动因法国巡捕房与总商会派人挨户“劝导”而告结束。
六月七日，工商学联委议决先决条件四条及交涉条件十三条，提交北京政府特派员蔡廷干、曾宗鉴及新任上海交涉员许沅转向帝国主义进行交涉。先决条件为：（一）取消戒严，（二）撤退陆战队并解除万国商团及巡捕的武装，（三）释放被捕者，（四）被封或被占领的各学校一律恢复原状。交涉条件包括惩凶论抵、赔偿损失、道歉、华人在租界内有言论结社出版之自由、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之自由、收回会审公廨、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在华陆海军等。
［按］五卅惨案发生后，六月二日北京外交部向领袖公使（意使）提出抗议，要求迅饬上海领事团先行释放被捕者，同时派蔡廷干（代表执政府）、曾宗鉴（代表外交部）为调查专员赴沪调杳。在研究外交策略的时候，北京当权人物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认为开枪肇祸者为英国巡捕，应当单独向英国公使提出抗议，如果向领袖公使提出，就是以外交团全体为交涉的对象，这样会促成帝国主义者的对华联合战线，对中国不利；一种则认为惨案起因于日本纱厂，发生地点在公共租界，所以应当向外交团提出。段政府采纳了后一意见。由于六月一日惨案继续发展，四日外交部提出了第二次抗议。同日，外交团在答复笫一次抗议的回文中竭力推卸上海租界当局的责任，指为“自卫行为”，只有苏联大使加拉罕单独送来照会，对于死难华人表示悼意。五日，意国公使访问段祺瑞，竟称罢工扩大“显有赤化背景”。同日，中国驻英公使朱兆莘赴英国外交部进行交涉，英国政府公然拒绝发电制止上海租界当局继续施行暴力，并称须俟租界当局察看情形后才能作出决定。六日，公使团答复第二次照会，仍然歪曲事实，强词夺理，并建议由各国公使各派参赞或秘书一人组成调查委员会，赴沪调查真相。
帝国主义者们除用武力恫吓政策和血腥屠杀手段对付中国人民外，同时还采取了分化、破坏反帝统一战线的阴险策略，诱使动摇不定的民族资产阶级脱离群众运动的轨道。在它们的引诱下，淞沪市政会办、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曾经阻止商人罢市，这一可耻行动引起了革命青年的严重不满。本日，有人在海宁路虞宅安置炸弹，但未造成伤害，目的在于向这个买办资产阶级分子提出警告，以促其醒悟。
六月八日，租界当局继续捕人，继续搜查旅馆。码头工人加入罢工。李鸿记驳运公司职员刘光权投黄浦江自杀。自惨案发生以来，这位青年爱国者经常自言自语地说，要购买武器打死外国凶手，为死难同胞复仇。他在投江之前写下遗书，鼓励同胞切勿气馁，只要把斗争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六月九日，会审公廨开庭审讯被捕者瞿景白等十八人。公廨附近北浙江路一带有外国水兵往来巡逻，巡骑分途侦察，印度巡捕荷枪鹄立，对面文监师路停放铁甲车一辆。公廨铁门关闭，派有华籍巡捕把守，非经允许不得入内。万国商团则分布在公廨铁栅内甬道中，四周铁门也都派人警戒。上午八时半，正会审官关炯之、陪审官美国领事升座后，首先传讯被捕者。接着，捕房律师梅兰脱血口喷人地说：“当时如不开枪，老闸捕房就会被暴徒占领，而南京路一带的商店也会遭到劫洗。”被传来作证的内地会教士惠斯米狡狯地说：“我若以教士的身份来说话，开枪是不应该的，若以法律而论，开枪就是必要的了。”倒是凶手爱活生毫不含糊地承认开枪射击距离提出警告的时间只有十秒钟。
六月十日，以法国公使馆参赞祈毕业为首的英、法、美、意、日、比六国调查委员团到了上海。会审公廨继续开审，关炯之主张不要研究捕房犯罪不犯罪的问题，只须研究被捕者犯罪不犯罪的问题，这就是说，捕房开枪是否出于自卫属于外交范围，应当由政府特派员负责去交涉，公堂只应根据捕房所控案情，判决被捕者应否有罪。这个时候，美国领事突然向瞿景白问道：“你读过四书五经吗？”瞿回答说：“读过。”于是这位洋大人一面颠头簸脑地哼着，“孔子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一面向堂下人睃了一眼说：“你懂得书中的意义吗？”瞿不耐烦地说：“这是两千年以前的陈腐学说，现在已不适用了。”说罢，大家不由得哄堂大笑起来。那位美国领事却还一本正经地说：“本领事倒很佩服孔子的学说，我想正会审官也是一样的，是不是？”他望了一望关炯之，又交头接耳地商量了一下，随即宣判被捕者无罪，全体具保予以开释。必须指出，这个判决并不意味着会审公廨能够主张公道，分清是非，而是帝国主义者慑于中国人民的巨大威力，不得不采取变相的形式，履行中国人民所提出的一个先决条件——释放被捕者的条件。
六月十一日，北京外交部在致公使团的第三次照会中仍然根据四项先决条件，催促它们履行。北京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接受上海工商学联委所提的四项先决条件作为交涉基础，可是对于正式条件十三条却又避而不提，他们显然具有“化大事为小事”的一种用心，为下一步“打退堂鼓”留有余地。
本日，上海二十余万市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又一次举行了示威游行大会，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军人停止内争，准备以武力收回租界，并议决：（一）从十二日起，对英日两国实行经济绝交；（二）限北京政府于十四日以前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所提的十七个条件全部向公使团提出，否则号召全国从十四日起，举行“三罢运动”，督促北京政府执行。
与此同时，上海学生推举代表晋京请愿，各界人士纷纷捐款援助罢工工人。
截至本日止，根据上海总工会调查发表的全市罢工人数，英国工厂二十六个单位共计三万六千余人，工部局所属八个单位三千六百余人，各国洋商所属一百零八处共计十三万零六百余人，其他各种工人三十五处共计二万七千余人，中国工厂停工者十一处共计二万六千余人。
六月十二日，交涉毫无进展，帝国主义已因罢市持久而觉得吃不消，建议先行开市，一面成立一个中外混合委员会来办理善后问题。中国官方希望租界当局先行解除英籍捕头爱活生的职务，撤销戒严，然后开市。北京方面，意大利公使亲自到外交部致送第三次回文，言下表示愿意从中调解，以便和平解决，希望北京政府负责维持北京、上海以及全国各地的“秩序”。因此段政府一再发布文电，要求全国各地“保护外侨，维持秩序”。
六月十三日，上海交涉员许沅根据总商会所修改的交涉条件十三条，正式向上海领事团提出。原来工商学联合会所提的十七条，曾使当时的外交家为之吐舌摇头，认为内容“过激”，而买办资产阶级虞洽卿等就将正式条件十三条擅加修改，将主要条款如撤退外国军警、取消领事裁判权、保障工人权利等条加以删弃或削弱，修改后的条件在本质上已经完全改变，这是勾结帝国主义的买办资本家们所采取的一种“偷天换日”的手段，企图避重就轻地结束这场斗争。早在六月六日，中国共产党在“告民众书”中即已严正地指出：“因英日帝国主义之大屠杀而引起的全上海和全中国的反抗运动之目标，决不止于惩凶、赔偿等了事的虚文，解决之道不在法律而在政治，所以应认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这个目的完全符合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但是并不适合反动军阀和洋奴外交家的胃口。那个时候，总商会这类资产阶级团体是被认为合法的人民团体的，因此官方根据该会所修改的十三条，作为进行交涉的基本条件。
本日，张学良率领奉军二千人到沪。
六月十四日，段政府加派江苏省长郑谦为沪案专门委员，会同蔡廷干、曾宗鉴与到沪六国委员团开议沪案。领袖公使电令上海领事团不必参预会议，并限六国委员团于三日内妥筹解决办法。这个会议既非北京外交部与公使团的“中央交涉”，也非上海交涉员与上海领事团的“地方交涉”，而是一种非正规的外交特别会议。帝国主义迫切希望迅速解决沪案，结束“三罢”运动，可见“三罢”运动已经给了它们极其沉重的打击，而它们已有招架不住之势了。
六月十五日，英国工部局职员麦根齐偕女友乘车出游，在大西路被人击死。
六月十六日，中外委员团举行第一次会议，中国委员提出前述十三条，六国委员仅承认前五条与沪案有关，对其余八条拒绝讨论，因此未获结果。
六月十七日，上海市民在闸北举行游行示威大会，坚决拥护工商学联合会所提的十七条，反对总商会所修改的十三条。同一天，北京公使团召开紧急联席会议，竟指麦根齐被杀为中国排外风潮的扩大，向北京政府提出强硬抗议。
六月十八日，六国委员会发表声明，认为无权开议中国委员所提的十三条，即日离沪返京，于是外交特别会议以无结果而告结束。
沪案“日记”写到这里为止。以后发生的事情留在下面再谈。这里应当补提一笔，此后上海出现了奉系军阀帮助帝国主义以暴力摧残群众运动的黑暗局面，而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暴行也并未终止。七月三日，武装英捕封闭了中华海员工会。四日，工部局借口电力供应不足，停止供给华商工厂的马达电力，以此压迫它们停止罢工。同一天，杨树浦公余里李姓居民因办喜事放花炮，西捕前往干涉，适有美国水兵克里斯特经过，为了挤上前看热闹，竟开枪打死了怡和纱厂工人蔡继贤。事发后，美国领事害怕引起反美风潮，即致函上海交涉员表示歉意，并希望单独交涉解决，勿与“五卅”惨案混在一起。九月七日，上海市民举行签字辛丑和约国耻纪念大会，工人散队后行至河南路福州路口时，西捕出而拦阻，并开枪射击，造成了一件新的血案。
二 北京市民建议武力收回租界。汉口英兵用机关枪扫射市民造成重大死伤。广州沙基发生大流血事件。省港大罢工取得巨大胜利
沪案发生后，反帝怒潮席卷全国，形成了持久性的一种爱国主义斗争，而帝国主义也在全国各地更加疯狂地展开了野蛮屠杀。
北京 北京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而北京青年知识分子对于军阀政府的卖国勾当，见闻也较为亲切，所以他们在历年来的爱国主义运动和反帝斗争中，都是站在最前列的。
沪案发生后，六月四日，北京专门以上十五校学生万余人举行了游行示威。游行队伍经过东交民巷时，被阻不得入内。学生曾要求北京总商会响应罢市，商会不肯同意，仅承认对英、日两国采取经济绝交的办法。六月八日，北京新闻界决定不用英、日两国通讯社的来稿，同时也不将稿件供给两国报纸。
六月八日，北大教职员和学生代表到吉兆胡同段宅面递说帖，请求派兵进驻上海租界保护市民，并将驻英、驻日本国公使召回。这是段从来没有听过的话，他惊讶地说：“什么，中国军队开进租界去！这件事情应当郑重考虑一下。撤回公使的办法也是不妥当的。”代表们再三解释派兵进租界并不违反条约，而撤回公使与断绝国交有所不同，各国不乏先例。段无话可谈，就委称明日召开国务会议加以讨论。
北京各界原定于六月十日在天安门举行国民大会，抗议帝国主义屠杀同胞的暴行，是日因雷雨大作，改期十五日举行。十三日，公使团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对策，决定由领袖公使正式通知外交部，如果中国政府不能保证使馆界内的安全，各国将自行采取必要的措施。段政府害怕此举将引起直接冲突，一面回答公使团保证使馆界内安全，阻止洋兵越界设防，一面于十四日召集阁员及军警当局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多派军警加强防范。
十四日，京汉铁路有三列专车开到北京，里面坐着长辛店一带的铁路工人五千余人，他们是来举行游行示威并向北京政府请愿的。这一行动曾使段政府为之大惊失色，但是这批工人有秩序地进行了游行请愿以后，即乘原车回到长辛店去了。
十五日举行的国民大会，也并无事故发生。由于汉口继续发生惨案，所以从十三日到十八日，北京人民的反帝运动一浪推一浪地进行着，他们除提出接收租界、经济绝交等要求外，还请愿北京政府准备对英、日两国作战，并令各省组织救国军以便一致对外。十七日，北京学联通电全国，建议中等以上学校组织国民军准备杀敌。这些情况，吓得段政府慌做一团，终日陷于忙乱应付之中。
同一时期，帝国主义也越来越心慌意乱了。十七日，英、美、法、意四国公使先后到外交部请求制止全国各地的国民运动，晚间又由意大利公使代表公使团提出照会，认为全国各地一片“骚乱”，外侨的生命财产没有保障，唤起北京政府严重注意。意使去后，外交总长沈瑞麟匆忙地在外交大楼宴集各界“名流”讨论外交问题，大家一致认为民情不可遏制，为了中国也是为了外国，应当迅速进行修改不平等条约的交涉。其实，他们并不是“为了中国”，其目的不过是用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办法来冲淡反帝斗争罢了。
继沪、汉惨案之后，六月二十三日又发生了更加骇人听闻的沙基大血案。三十日，北京又一次举行了有十余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议决：（一）监督政府不许进行秘密外交，（二）交涉应以英、日两国为主，反对与美、法、意三国进行间接交涉，（三）交涉条件应向国民团体协商后提出，（四）废除不平等条约应与沪案并案提出。这次大会有朝鲜、印度、日本、德国、土耳其等国的朋友们参加，纷纷表示了支援中国人民，因此这个大会具有国际反帝联合战线的一种性质，说明中国人民的斗争不是孤立的。
长沙 湖南人民反帝斗争的主要锋芒是指向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九二三年六月一日，长沙学生劝导中国人不要搭乘日本轮船，日本水兵开枪打死了市民学生二人，受伤者达三十余人，市民舁尸游行并且举行了“三罢”运动，这是当年轰动全国的“六一惨案”。长沙市民规定六月一日为省耻纪念，每年此日照例要举行“三罢”运动和示威游行。现在新仇旧恨交织在一起，所以情绪更为激昂，运动的规模也更为扩大。六月三日长沙学生为声援沪案而罢课，长沙、湘潭等地商民也一致罢市以抗议帝国主义者在中国领土上所犯的滔天罪行。
汉口 六月十日，汉口英商太古公司外籍职员因过磅纠纷凶殴搬运工人余金山。十一日下午，码头工人二千余人举行罢工表示抗议，英国兵舰竟越界移泊江汉关上侧苗家码头示威，因此引起市民的忿怒，有学生讲演队到太古码头举行讲演，市民愈集愈多。同一天，英国水兵在江汉关附近用刺刀戳伤了扛包工人刘国厚，引起市民鼓噪，英国租界当局即将前后花楼铁栅关闭起来，断绝与租界外的交通。晚间，工人、学生多人在大智门一带游行讲演，英国领事召来海军陆战队、“义勇队”、商团在各路口架设机关枪，惶惶如临大敌。湖北交涉员胡钧看见情势十分紧急，即面谒英国领事费达，劝其制止水兵与义勇队开枪，并邀同费达巡视市区一周。不料两人分手后仅二十分钟，英国水兵即借口游行者侵入“义勇队”的防线内，开放机关枪扫射市民，当场打死八人，伤者十一人，死者中有未成年的童工一人和到场弹压的巡士二人。肇事后，英国租界当局下令断绝与租界外的交通，华人只许出不许入，并在各路口布置沙包、电网、架设机关枪，海军陆战队、“义勇队”武装放哨，英、法、日、美、意各国军舰均移泊英租界江面，日、法两租界也加强戒备，断绝与租界外的交通。
十二日，汉口领事团公然违反外交惯例，不以湖北交涉员为对象，直接致送照会于湖北军务督办萧耀南，要求严惩“暴徒”，制止罢工及“排外”运动，对于中国人民极尽诬蔑丑诋之能事。十三日，胡钧根据亲身经历事实予以驳斥。同日，北京外交部向英国代办提出关于汉案的抗议。十六日，英国代办在回文中反咬一口，要求北京政府制止全国各地的“排英”运动，并且诡辩汉案开枪乃是自卫行为。
汉口惨案由于萧耀南献媚帝国主义，禁止人民游行示威，六月二十八日，英国租界当局才撤退了“义勇队”，撤除了沙包、铁丝网等设备。
九江 六月十三日上午，九江对岸有农民数人乘坐小筏过江，在太古码头登岸，巡捕上前干涉，引起市民的愤怒，纷纷上前与之理论。此时停业已久的台湾银行忽然起火，地方军警派救火车驰往救火，火势得以熄灭。不料日本水兵乘机登陆准备挑衅，幸而中国军队赶来解释，他们才悻悻地退回舰上。后来九江学联查明，十二日住在台湾银行内的日本人预先搬走什物用具，火起时他们又多方阻止消防队人员前往救火，经多方交涉才得放行。台湾银行设于沿江马路，江面既有日本兵舰，岸上又有中外巡捕，绝非适宜于纵火之地，而纵火犯也始终并未查获出来。根据这些情况，可以断定，这一事件是日本人自行纵火挑畔的一种无赖行为。
广州 六月十九日，香港工人十余万为声援沪案举行大罢工，并向香港当局提出了改善政治待遇和经济条件的六项要求。香港政府立即宣布戒严，下令太古、渣甸各英国轮船公司将华籍海员一律开除并驱逐离船，同时发布表格调查各华人商店的职工人数，每一职工须在表格上注明“赞成罢工与否”，凡写赞成者一律驱逐出境。这一措施激怒了广大中国人民，二十日，香港及沙面服务于外人行业的工人纷纷加入罢工或者自动辞工。同日，沙面租界宣布戒严，华人只许出不许入，外籍妇孺纷纷由外舰撤退赴港。此时杨、刘叛变已被削平，香港当局对于广州政府是一贯采取敌对态度的，而广州政府为香港回省工人布置接待所一举，更加触怒了他们，因此采取“锁港政策”，不许华轮在港停靠。这个政策带来的后果是物价飞涨，食品价格上涨更高。
二十三日，广州各界在对外协会的领导下举行游行示威，省政府下令所属各机关人员一律停止办公，参加游行，并下半旗一天、臂缠黑纱七天，为沪、汉死难同胞表示哀思。同时，下令切实保护各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阐明不平等条约乃是整个帝国主义制度的问题，与外国人个人无关。群众游行时，公安局派骑巡大队二十人负枪乘马，执有“市民大巡行队”大红旗一面为前导，以次为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军队和黄埔军校学生。当队伍由长堤马路折入沙基时，又派军警多人手持白旗上书“请市民严守秩序”，分段维持秩序，并有军校学生手持红旗往来纠察，岸旁市民观者如堵。
沙基与沙面仅有一水之隔。沙面租界由东桥至西桥沿岸一带，早于二十一日高筑沙包，并且派有步哨分段瞭望。这一天栅门紧闭，戒备更加严密，而停泊沙面的英、美、法、日四国兵舰共十三艘也都卸下了炮衣，严阵以待。下午二时后，紧接在市立第五女高行列的后面，军人队伍经过沙基时，西桥口有一个站在沙包上瞭望的英国兵，马上向空放枪一响作为信号，随即跳下来隐身沙包之中。接着，枪声、机关枪声大作，停泊东桥附近的法国军舰柯路泰号突然轰轰隆隆地向北岸开起大炮来，军人队伍也就散开来应战，双方互击约达二十分钟才停止下来。在这场战斗中，中国人民被打死五十二人，受伤者一百七十余人。死者当中有未成年的儿童、女学生和一般市民。
事件发生后，广东省长立即向英、法两国领事提出抗议称：“……沙面闸门紧闭且隔一水，游行群众绝无阑入之虞。乃沙面外国军警竟向在内地巡行之中国民众肆行射击，多所杀伤，较之上海、汉口租界事件尤为暴戾。……对于此次事件，将组织调查委员会为严密之调查，并决定不依恃武力及其他狭隘的复仇手段，而惟以和平正当之方法，进行原有之目的。”
帝国主义者犯下了这样一件灭绝人性的滔天罪行，可是英、法两国领事却在二十四日的回文中多方进行诡辩，企图推卸责任。广州政府为此召开紧急会议，有人建议以武力收回租界，外交部长伍朝枢表示反对，乃于二十六日在第二次照会中提出惩办负责长官、道歉、撤退军舰、交还沙面租界及赔偿、抚恤等条。
沙基惨案发生后，广州政府宣布封锁海口，对英国实行经济绝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二十九日香港二十五万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大罢工，其中十三万工人井井有条地撤回广州。港粤工人成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并组织了工人纠察队，监督执行经济绝交的任务。这次大罢工自一九二五年六月到一九二六年十月，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严重地打击了英国的经济和政治，在世界工运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由于广州政府并未取得帝国主义各国的承认，所以沙基案交涉迄无进展。七月十五日，英国代办将“沙面事件广州领事团调查节略”提请北京外交部交各报发表，该部拒不接受，并电请广州政府将调查报告寄来，以便进行交涉。为了统一办理外交，八月四日广州政府所派代表孙科及广州交涉员傅秉常到了北京，接洽进行。
重庆 重庆南岸龙门浩为外侨避暑之地。六月十七日，驻渝英国领事阿尔彻移驻该地办公，并调来英舰一艘以资保卫。七月二日下午八时，附近居民在该地乘风纳凉，英舰用探照灯照射侦察，并派水兵五人登岸驱逐群众，水兵用刺刀戳伤小贩陈燮卿，尚有数人受伤。同时，英舰停泊附近发现十六七岁男性浮尸一具，身带刀伤。七月三日，重庆市民举行舁尸游行，卫戍司令王陵基亲自率领手枪大队将游行群众冲散，夺去尸身，并刺伤市民十余人，捕去四十余人。
南京 七月三十一日，下关和记洋行工人根据复工条件领取罢工期内工资，英商背约不付，并召来英国水兵在该行四周架设机关枪，布置电网，若干工人被禁厂内不得外出。英兵撤走前将任务移交中国警察，警察曾奉令开枪射击工人，幸未造成事故。
三 上海总工会被封。上海总商会同意结束罢市。北京外交界相互推卸责任的丑态。奉军源源开抵上海
五卅运动在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历史阶段中，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了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又为一九二六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奠定了思想基础。它具有如下的几个特点。
第一，加强了工人阶级在人民群众中的领导作用。自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全国工人运动迅速发展，党所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和所建立的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四个阶级联盟（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推动了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迅速走向高潮。五卅运动前一个月，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而在五卅惨案发生后，共产党又立即组织行动委员会来领导“三罢”运动，并且成立了上海总工会作为上海人民反帝斗争的核心。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力量和在人民群众中的领导作用都大大加强了。同时，在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中所提的十七个条件，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获得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共产党的威信也大大提高了。
帝国主义一面叫嚷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具有“赤化”背景，借以恐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脱离革命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又指使奉系军阀于七月二十三日封闭了工商学联合会、海员工会和洋务职员公会。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这三个组织虽然先后得到启封，但是奉系军阀改变了一个方法，八月二十二日雇用一批流氓打手围攻闸北共和路上海总工会，当场打伤职员八人，其中重伤者五人（九月十九日总工会又被封闭，主持工会的共产党员受到通缉）。共产党为了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在七、八月间白色恐怖浪潮袭击上海的时候，即已有计划有策略地停止罢工运动。当然，革命形势不可能是直线上升的，但是人民革命的浪潮却不是反动势力所能阻遏得住的，五卅运动一年后，终于爆发了震撼全世界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摧毁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第二，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妥协性。五卅运动前，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严重地危害着中国民族工商业的生存，工部局所提四案打击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他们一致同情反帝斗争，并且参加了工人阶级所领导的革命联合战线。但是他们经不起帝国主义的利诱威胁，终于临阵脱逃，首先修改了十七条交涉条件，企图与帝国主义妥协。这些条件仍然不是帝国圭义所愿接受的，六月十六日中外委员团举行第一次谈判时，六国委员仅承认讨论四项先决条件，其余各条则认为涉及中国与各国之间的共同关系，不能并案提出。十八日举行第三次谈判时，中国委员解释说，若干条件虽似与本案无直接关系，但如印刷附律、码头捐、越界筑路、会审公廨等问题，都是中国人民所反对的，为了消除中国人民对工部局的不满情绪，应当完全办到。六国委员坚称无权接受，当晚即匆匆离沪北返。此时上海总商会即因交涉破裂而感到惶惶不安。六月二十五日为端阳节，上海道道尹、上海县县长、松沪警察厅厅长招宴商界领袖讨论先行开市的问题，他们便欣然表示接受。二十六日，交涉员、县长等手持劝导开市大旗，上书“政府负责交涉，商人请先开市”十二个字，在公共租界挨家挨户劝导开市，至此历时二十五天的罢市，就在总商会的同意下结束了。
交涉停顿时期，英国资本家所受“经济绝交”的打击非常严重，因此他们不得不假装笑脸来迷惑中国人民。八月三十日，上海英侨公会、英商公会举行联席会议，表示三项愿望：（一）中国政府如提出早日履行华府会议决议案的提议，希望各国公使予以同情援助；（二）关于收回会审公廨与工部局增加华董名额等问题，本会愿竭力予以赞助；（三）对于中国人民的爱国运动，本会深表同情，希望中国商会与本会合作，解除误会。九月三日，上海总商会公然复函表示感谢。
第三，暴露了反动政府官吏的腐朽无能。五卅惨案发生后，北京政府派郑谦、蔡廷干、曾宗鉴为查办专员，希望就地了结，而地方则推中央主持办理，彼此都怕负责任。六国委员回京后，北京政府不得不同意沪案移京交涉，但是外交总长沈瑞麟不敢身当其冲，六月十六日在国务会议上建议组织外交委员会为外交谘询机关，经会议通过，即由执政聘任“外交名流”十八人，并推孙宝琦为委员长。二十五日又特派颜惠庆、王正廷、蔡廷干三人为沪案全权代表，负责进行交涉，但是颜、王两人不愿做替死鬼，都力辞不就。于是外交部、外交委员会、全权代表就像踢皮球一样把责任推来推去，谁也不肯承担下来。经段当面再三恳求，三位全权代表才不好意思再往外推，但是七月二日他们又提出划分权限问题，主张将十三项条件分开，沪案交涉仍由外交部主持办理，他们专办关于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几项问题。同时，外交团的三位全权代表也表示只愿开议与沪案有直接关系的赔偿、抚恤、道歉、惩凶、解严与恢复被封被占各学校原状等问题，而关于会审公廨与改善租界组织等问题，不能视为解决沪案的先决条件，应当另案办理。这样一来，沈瑞麟企图站在“干岸上”的计划落了空，而全权代表反可置身事外。四日，段邀请有关人员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外交程序分作三步：第一步先解决沪案，由外交总长与全权代表会同办理，三位代表可以轮流列席；第二步讨论会审公廨与工部局改组问题；第三步讨论修改不平等条约问题。颜、王两代表仍然面有难色，因此七日国务会议另作决定，沪案分作两橛，会审公廨与工部局问题归全权代表负责办理，其余归外交总长办理。而沈瑞麟对此也不同意，又在八日外交委员会会议上决定沪案前五条由沈瑞麟、曾宗鉴、蔡廷干三人办理，后八条由颜惠庆、王正廷、蔡廷干三人办理。以上情况，说明外交当局和所谓“名流”谁也不敢步曹、章、陆三个卖国贼的后尘，这正是人民力量日益强大的具体反映。
第四，充分证明了反动军阀是帝国主义不折不扣的走狗。惨案发生后，有的军阀如鄂督萧耀南、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公开地镇压人民的爱国运动；有的伪装爱国，通电抗争外交，但又在其统治区内采取高压政策，不许人民进行爱国活动。总的说来，他们都是一些枪口对内的“勇士”，北大教职员曾电劝全国军人奋起救国，真是对牛弹琴。
惨案发生后，冯玉祥曾电请张作霖联合冯、奉两系军官通电表示抗战救国的态度，并代拟电稿，其中有云：“与其忍气吞声，受强权之宰割，孰若同心戮力，为最后之奋斗。思念及此，惟有枕戈待命，为政府后盾。”奉系军阀哪里敢说这样得罪帝国主义的硬话，但又不便正面拒绝，只得提出了两个系统各发一电的主张。后来奉系将领联名发出的电报，措词非常软弱，只是应景文章。
上海自二月间奉浙双方相约撤兵后，本已划为不驻兵区，但是奉军迄未全部撤退。六月十三日，张学良首先率领奉军二千人到沪。随后奉军源源而来，二十二日，张作霖委任邢士廉为上海戒严司令，从此上海又处于奉军的控制下。六月三十日，上海各界举行死难烈士公祭，被奉军禁止。七月二十三日，奉军封闭了工商学联合会。九月十九日，又封闭了上海总工会。奉系军阀甘心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至此原形毕露，因此全国人民反对反动军阀的浪潮，也在不断高涨中。
四 公使团公推意、美、法三国公使代表全体，进行沪案谈判。英法两国使节因工部局责任问题引起争吵。英外相召集四国伦敦会议。美日两国支持英国，同意“司法调查”。荷兰公使与北京外交部的秘密交涉
帝国主义各国在镇压中国人民的民族运动中，既有矛盾，又有联合，但是它们总的目标是一致的，因此最后还是采取共同行动来对付中国人民。
五卅惨案起因于日本，发动于英国，而帮凶最力的却正是侈谈“中美亲善”的美国。美国商团经常越界挑衅，美国陆战队经常在杨树浦逞凶开枪，而美国开到黄浦江的军舰以及水兵登陆的人数，也都占了第一位。
在交涉过程之中，最横蛮无理的是英国。日本人狡猾地企图将中国人民的斗争目标转嫁于英国，曾经表示愿出一万元为抚恤费，希望将顾正红案与五卅案分开。法国并未卷入旋涡，企图从中取利，六月十日，法国公使玛大尔往见沈瑞麟，愿意担任调停。
上海交涉破裂后，六月二十二日，意大利公使翟禄第在外交团会议上建议交涉移京办理，英、日两个当事国应当回避一下，由“中立国”意、美、法三国公使代表公使团全体与北京政府进行沪案谈判。其实，这些“中立国”的代表们经常用“暴民”“赤化”等字眼加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他们对中国人民同样是深怀恶意的，不过英、日两国扮了红脸，他们自以扮白脸为宜。只有苏联站在中国人民的一边，而第三国际也曾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援助英勇的中国工人和中国人民的民族运动。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界限分明，使人一目了然。
六月二十四日，北京外交部在回答公使团的照会中同意沪案移京办理，同时正式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在后一问题上，各帝国主义之间和各国内部的意见也是不一致的。日本“文治派”如外相币原之流，希望“移尸嫁祸”，让英国人去挡头阵，但是军人派主张与英国一致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因此六月二十三日，币原被迫发表宣言，声明“日本对华外交，始终与列强协调一致”，并于二十七日训令芳泽公使，拒绝讨论修改条约的问题。七月二日，英国外交部发表声明，“非俟中国政府制止排外运动、维持各地秩序、尊重外人权利确有把握时，对此不能进行讨论”。法、意两国在中国问题上本来处于次要地位，希望通过“调停”提高身价；美国则拟召开第二次九国公约国会议来达到投机取巧的目的。其实，整个帝国主义阵线都是外强中干的，它们一方面不愿放弃其既得权利，哪怕是最小一部分的权利，另一方面却又十分害怕中国人民的反帝怒潮会把它们的全部权利淹没掉，准备在必要时期作出某些“让步”，以便“以小易大”。
沪案移京交涉后，北京政府派颜惠庆、王正廷、蔡廷干为全权代表，公使团委托意大利公使翟禄第、法国公使玛大尔、美国代办迈尔为全权代表，开会地点指定外交大楼。不料会议召开前，公使团发生了内部争吵，以致影响会议无法进行。原来以前六国委员到沪时，曾写就“调查沪案概要”密稿一件，法国委员祁毕业擅将此稿寄交巴黎各报发表。此稿对英国捕头爱活生大加指责，英国代办白拉瑞大为不悦，曾在公使团会议上埋怨玛大尔管束部属不严，以致损害英国威信。七月六日，公使团举行会议讨论沪案交涉方针，大家主张对中国必须稍作让步，而根据上述密稿，上海工部局不能逃避责任，因此法国公使建议：（一）惩戒工部局董事，（二）公共租界捕房总巡予以免职处分，（三）处罚下令开枪的捕头爱活生。在提付表决的时候，白拉瑞认为这样办对英国的面子颇不好看，但是大家七嘴八舌地劝他不要反对，他才无可奈何地接受下来。当天公使团把这三项决议电达上海领事团遵照办理。不料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非但拒绝执行，而且通过驻沪英国领事上告到英国外交部去，英国外相张伯伦气得暴跳如雷，致电白拉瑞责其不应同意，措词非常严厉。白拉瑞碰了这样一个大钉子，他在九日举行的公使团会议上公然老着脸皮翻案，硬说上海工部局职权以内的事情，北京公使团未便加以遥制，而沪案的责任问题，中、英两国应各居一半，如果要处分工部局人员，也必须处分中国官员才得其平。这时，刚到北京的新任美国公使马克谟第一次参加了公使团会议，他竭力支持白拉瑞的意见，法国公使拂袖而去，并于次日辞去全权委员。
这里面还有一段国际外交的秘密过程。在此以前，英国外相张伯伦一面采取延宕手段使沪案交涉陷于停顿，一面邀请美、法、日三国驻英大使举行会议，他用“防止中国赤化”作为幌子，竭力拉拢三国，与之建立一道对华外交一致的联合战线。帝国主义各国在国际关系上虽然各怀鬼胎，矛盾重重，但是为了对落后国家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必须坚决保持人吃人的殖民主义制度，在总的方面它们的利益还是一致的。美国是侵略中国的主要国家之一，并且抱有继续扩张的无限野心。美国政府经常用“条约神圣”这个外交术语来对待一切落后国家，就是要这些国家必须遵守一切不平等条约，永远不许翻身。美国政府曾于一九二一年邀请太平洋区域有关各国举行华盛顿会议，建议各国在关税间题、法权问题上对中国作些形式上的“让步”，和缓中国人民的反帝情绪，以交换不平等条约进一步获得保障。这次北京政府向各国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用“修改”来抵制“废除”，这个要求是符合美国的意图的。因此，沪案中涉及与各国有关的若干共同性问题，美国的态度与英国并无分歧。在英、美协调的局势下，四国伦敦会议作出了沪案进行司法调查的决定，英国在对华外交上取得了重大的胜利。美国总统柯立芝、国务卿凯洛格派马克谟为新任驻华公使，在临别赠言的时候，叫他必须执行以“遵守条约、保护外侨”为基石的对华方针。马克谟取道东京来华，日本币原外相也向他保证日本对华外交采取“协调一致”的方针。因此，这位新任公使下车伊始，就与英、日两国沆瀣一气，把七月六日公使团所作的三项决议全部推翻了。
这样一来，公使团就无法与北京政府进行沪案交涉，他们只得借口工部局问题须向本国请示，作为搪塞之计。北京外交部曾于七月十四日、八月一日两次提出照会催促开议，延至八月五日领袖公使意大利公使才到外交部作口头答复，仍然以各国政府回电未到为词，但是说出了各国拟组司法调查团来华调查沪案责任问题，希望予以同意。
十分明显，沪案责任问题已由帝国主义自己的工具会审公廨判决学生“无罪”，并有首犯爱活生的亲口供词作证，而六国委员到沪调查后所作的报告，也已肯定了捕房和爱活生不能逃避责任，这个问题还有什么再调查的必要！强盗杀了人，却叫强盗来调查自己是否犯有罪行，这是什么道理！所谓司法调查，在国际事务上是一件从来没有过的“创举”，是帝国主义强盗们在理屈词穷之后想出来的一个无理取闹的办法，企图自拉自唱，自作决定，把无可抵赖的事实和它们自己所承认的一切全部推翻。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解释了。当然，在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的严重局势下，北京政府不敢接受司法调查，曾于七月三十日分电驻外各使表示反对。当驻英代办朱兆莘到英国外交部表达此项意见的时候，英国外交人员还吞吞吐吐地回答说，这一问题尚未作出决定，正在与有关各国交换意见之中。其实，英国代办已经接到训令，他在八月四日的公使团会议上公开地提出来，七日又和日本公使芳泽在会议上联合提出。
这个问题又与撤销领事裁判权的问题混在一起。当北京政府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建议后，各国曾拟以同意召开法权会议为饵，派员来华调查司法制度，以便决定应否撤销领事裁判权的问题。此时，英、日等国却又公开表示：“在中国没有强有力的政府足以统驭全国，各地秩序没有完全恢复以前，谈不到撤销领事裁判权”。
关于司法调查问题，公使团的意见也不一致。伦敦会议并未邀请意大利参加，而意大利驻华公使正在担任着领袖公使，他十分生气地首先表示反对。法国虽然参加了伦敦会议，但是法国公使因为七月六日公使团所决定的三项办法被推翻，与英国代办大闹意见，所以也反对司法调查。此外，比利时等国公使都因未参加伦敦会议而心怀不满，他们认为，关于沪案责任问题，推翻六国委员的调查记录而另外派员调查，就是本国政府不信任自己所派的外交代表，这种办法不能同意。英国代办一方面受到上级的训斥，另一方面他所提出的司法调查的建议不能通过公使团会议，气得他掼起纱帽来，说他对于沪案不愿再表示任何意见。在发生争论的时候，美国公使从中调解，力求避免帝国主义内部的分裂，以便共同对付中国人民。
这个问题，后来法、意两国公使接到本国政府的训令，不再表示反对，因此公使团决定提出一个折衷建议，即将责任问题留待司法调查后再行开议，其他与沪案无直接关系的改组工部局、增加华董问题以及会审公廨问题，可以先行开议。八月十四日，意大利公使先到外交部作了口头说明，二十二日又用正式照会提出。九月九日，英国代办在公使团会议上提出，如果中国政府反对司法调査，各国可以不待同意而自行办理，美、日两国公使支持这个意见，法国公使表示反对，因此决定仅由英、美、日三国组织司法调查团，法国不派员参加。
领袖公使改由荷兰公使轮任后，九月十五日他代表各国提出照会称，沪案有关各国公推英、美、日三国各派法官一人来华调查沪案，请中国政府派法官一人参加。十七日他又有照会催促北京政府回答，并请指定日期开议沪案。当然，北京政府还是不敢接受司法调查，因此沪案转入秘密交涉阶段，即由荷兰公使代表六国，先就北京政府所提的十三条，也就是上海总商会所修改的十三条，找出一些容易解决的问题，逐条加以解决，其余则留待另行讨论。从九月二十一日到三十日，经过十天的秘密交涉，双方意见取得一致后，十月一日荷兰公使便以代表公使团的身份提出照会：“上海租界内的武装设备已经撤除，陆战队已经撤退，义勇队已经遣散，戒严状态已经解除，所捕华人已经释放，所占领或封闭的学校已经恢复。至于此案的责任问题，尚须详细研究（暗指司法调查）。各国代表愿意与贵总长继续交换意见，拟先将该捕房总巡停止职务，听候责任问题之解决。关于上海的劳资状况，各国代表愿意尽力促使劳资双方缔结满意的条件。各国代表准备与贵总长开议交还会审公廨的问题，并研求切实可行的方法，在中外居民合作的原则下，改善工部局的行政组织。越界筑路问题，拟令上海领事团与中国官厅协商解决。此外，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以及集会结社言论自由等问题，以上各规章仅属有此拟议，并未公布，各国代表自必考虑中国政府的意见，谋求合理解决。”十月二日，北京外交部回答照会，除反对司法调查外，全部表示同意。因此沪案剩下来待讨论的只有责任问题、赔偿问题、交还会审公廨问题和改组工部局问题。
尽管北京政府并未表示同意，十月三日，英、美、日三国“司法调查委员”却已先后到沪，七日，在南京路议事厅宣告开幕，公推美国法官约翰生为委员长（日本委员须贺，英国委员戈伦）。十二日，开庭传讯各关系人及证人时，并无一个中国人出庭，因此他们的“满腹经纶”都拿不出来。
十一月二十七日，北京外交部提出解决沪案要点五项：（一）学生手无寸铁，租界巡捕并未提出相当警告即行开枪，责任无可逃避；（二）撤换捕房总巡及工部局总书记；（三）死者每人赔偿二万，伤者每人五千，工部局另捐一百万元为上海建设医院之用；（四）拟订收回会审公廨办法九条，主要为特设上海租界司法公署，其编制及组织均须按照中国法律，并附设法庭为初审机关，特别上诉法庭为二审机关；（五）工部局董事会华董名额应多于洋董一人，会议取决多数。
十月中旬，第三次江浙战争又已爆发，随后北方也陷于大混乱的状态中，因此三国司法调查无人予以重视。三国委员曾经想出一个为工部局开脱责任的办法，授意总巡麦高云、捕头爱活生自动辞职，工部局予以批准并表扬其“服务之功绩”，同时工部局自动出具七万五千元支票一纸，由意大利公使（领袖公使）转交江苏交涉员，作为惨案死伤者的抚恤费及医药费。交涉员请示北京后，即将支票退还。在此以后，沪案交涉并未继续进行。当然，沪案的关键性问题，正如中国共产党所指出的，必须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这个目的不是任何反动政府所能达到的，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才能实现。而在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这个目的终于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