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憨玉崑出兵突袭洛阳。萧耀南拒吴入境。吴佩孚偷过武汉避居岳州
吴佩孚组织护宪军政府的计划碰壁后，即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由汉口到郑州，派先期回豫的张福来前往彰德布置防务，本人当日重返洛阳。此时，他的新旧敌人对他忽又产生了一种同情和谅解的心理：在香港候船往欧洲的徐树铮，认为“此人性情倔强，所事非人，但也不无可取之处”，向段建议予以妥善安排。张作霖父子也说：“此人拥曹护宪，倔强到底，不论宗旨如何，究不失为光明磊落的汉子。以前他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当然要悬赏捉拿他。现在军事告终，对吴如何处置，我们概不过问。”这些情况，正和以前张勋复辟失败后有人称赞他“愚忠可悯”如出一辙。其实，吴根本不知宪法为何物，而拥曹也不过是历代强藩“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一套伎俩，并非忠于个人。此时吴虽失败，他在鄂、豫两省还有相当的势力，段想收为己用，而奉系也有联吴制冯的一种企图，这就是他们对吴“暗送秋波”的原因。
吴的确是个非常倔强的人物。十一月二十四日段上台的一天，各省直系军阀请吴领衔发出一个联名贺电以赎回筱电所引起的不良影响，吴拟了一个电稿，对段大肆讥讽，对冯大施攻击，大家都不同意照发。于是吴以个人名义发出致段的电报，大骂冯玉祥“反复无常”，劝段加意提防，并要求严令奉、冯两军退返原防，否则“佩孚退保鄂豫，联合诸昆，效命疆场，惟力是视”。直到这时，他对自己的力量还作出盲目夸大的估计，似乎河南和长江一带还是他的势力范围。其实，自十一月二十一日胡景翼对河南发动攻势以来，张福来放弃丰乐镇、彰德，向黄河南岸急退。二十三日，陕甘军事当局刘镇华、陆洪涛、吴新田三人联名劝吴下野，吴在河南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
二十五日，萧耀南、齐燮元联名电请段政府释放曹锟，任命吴为陆军训练总监，并责成奉、冯两军退回原防。
刘镇华虽然挂名参加直系同盟，但他是杂牌军出身，与段也有渊源。奉直战争时期，段叫他出兵潼关捣袭直系的后路，那时他要观望风色，不敢动手。现在风向已明，所以他乘吴、胡两军在彰德对垒相持的时候，派镇嵩军第三十五师师长憨玉崑出兵潼关，大有乘机打“死老虎”之意。吴军退抵黄河南岸后，十二月一日憨师突然向东进军，限吴当天让出洛阳。此时洛阳只有招募未久的新编第三师，不但不能抵御敌人，而且两个旅长畏战先逃，兵士也在城内鼓噪起来，引起一片混乱，吴于二日黎明狼狈逃往郑州。
吴与张福来、李济臣等在郑州开了一次愁眉苦脸的会议，大家看到胡军就要渡河，憨师又从西面追来，郑州万无可守之理，因此张福来愿意下台，吴在会议结束后匆匆离开郑州。
吴乘火车经过小李庄的时候，发觉前面铁路被人拆毁，因此退回郑州。随后查明，河南著名“恶少”袁英集合了一批人马，打算前来劫车，把这位曾经煊赫一时的“洛阳大帅”活捉到手，后来打听到车上还有不少卫队，他们才不敢动手而又退走了。当天铁路修复后，火车又一次由郑州开出来。
吴在半路上接到萧耀南劝他下野和湖北省议会拒绝他入境的电报，同时得悉萧已派兵把守武胜关，阻止他的火车开过去，只得在柳林站下车，在鸡公山停留下来。
这时，段政府派有使者张学颜[1]到武昌，责成萧耀南劝吴下野，不得让吴再到湖北来从事一切活动，萧一再电劝吴发表一个下野出洋的宣言，以便有所交代。十二月四日，吴在回答段的电报中声明“不再过问当世之事”，又在回答萧的电报中表示没有宣言下野的必要。但是吴想赖在鸡公山不走是办不到的，十二日，胡军占领信阳，限吴于十四日以前离开鸡公山，否则将派兵上山予以逮捕。同时萧也派鄂军师长寇英杰上山，竭力劝吴发表下野宣言，并且离山他往。吴的回答是三个“不”字：一不下野，二不出洋，三不住租界。其实，胡景翼对吴也有温情，只求驱之出境。因此，孙中山在北京发出电报，叫樊锺秀[2]派兵上山“歼此渠魁”，以免留为后患。
此时萧又接到段的密令，可以让吴一个人到湖北，但是绝对不许携带一兵一卒入境。萧向吴表达了这个意见。吴却坚持卫队相随日久，生死不忍相离。十七日，山上风声更紧，吴再不走就有被擒的危险，他只得不顾一切地携带卫队五百余人下山，乘车向南开行，把守武胜关的寇英杰并未执行命令加以阻止。火车开到广水时，萧急忙传令拆毁广水、杨家寨之间的一段路轨，阻止火车继续南驶。
吴在广水足足待了半个月之久。在这时间内，湖北各团体发起“拒吴保鄂”运动，要求派兵驱吴出境。萧耀南毕竟是吴的老部下，不便武力驱逐，他发起由湖北将领集资为吴下台后的生活费，请吴离开湖北。吴置之不理。萧又害怕胡军借口追吴侵入鄂境，因此一面禁止吴的部下在湖北境内进行军事活动，一面通电表示“如有野心家侵及鄂境，誓当率我师旅，与之周旋”。同时，吴也遇到了两个“雪中送炭”的朋友，一个是迎接他到四川的杨森，一个是迎接他到湖南的赵恒惕。
一九二五年一月三日，吴又不待萧的同意，由广水乘车南下（铁路已经修复），准备转车前往湖南。火车开到汉口大智门车站时，他看见车站上悬有“拒吴保境”的大字标语，却不见萧耀南前来迎接。他派人拿名片过江请萧前来一谈，萧托故不到。吴在车上气忿地说：“好，我就留在车上，看珩珊（萧）拿我怎样处置！”
当天萧又接到北京的指示：吴既到达汉口，所携卫队必须缴械；可以护送他到北京，政府另有借重；也可以让他到任何一处，但是决不可以让他到湖南。萧派第二十五师师长陈嘉谟代为接洽，不便明言缴械，只说把卫队交给他收容改编，吴又坚持卫队不能交出，本人一定要到湖南去。谈来谈去，两个问题都无法解决。最后萧取得段的同意，于一月五日派决川舰送吴往黄州居住，卫队也未缴械。十日，段政府任命萧为湖北军务督办兼省长，以酬其功。
吴在黄州以船为家，曾作赤壁之游，倒也逍遥自在。黄州距武汉仅有一百二十里，自吴到来后，这座荒城突然成了冠盖云集的山阴道，各省代表往来不绝。二月二十五日，段命新任皖督王揖唐到黄州，劝吴进京或者另往别处，吴对这位曾经被他骂得体无完肤的安福系首领谈古说今，娓娓不倦，却始终不肯表示自己的态度。随后段又命海军第二舰队司令许建廷派舰前往黄州，打算虏获决川、濬蜀两舰，用“霸王请客”的办法把吴强解来京。吴得到消息后，三月二日夜晚，乘风雨交作之际，鼓轮偷过武汉，逃往岳州。
二 奉系计诱陈调元倒戈驱齐。第二次江浙战争兔起鹘落。孙传芳与奉系成立新的江浙和平公约
吴佩孚在豫、鄂两省走投无路之际，正是江浙局势又一次酝酿变化之时。
前面说过，奉军张宗昌部由津浦路南下，由于郑士埼拒绝假道，折回沧州。郑以前宣布中立是拆直系的台，现在却用老一套的手段对待奉军，在道理上是讲不通的。但是问题不在于道理讲得通讲不通，而在于奉系蓄有“假途伐虢”之心，郑不能不严阵以待。十二月初，段同意了奉军进兵江苏，张宗昌改称宣抚军第一军军长，归苏皖宣抚使卢永祥节制指挥，这样就不存在奉军假道的问题，而是宣抚军过境的问题。卢、郑同属皖系，又有段的保证，因此郑于十二月十日宣布取消中立。十一日，段政府发表了罢免齐燮元的命令。
这时，上海形势非常混乱，闸北有一个上海镇守使宫邦铎，龙华又有一个淞沪护军使张允明。北京外交团鉴于上海“双包案”有导致战争的危险，曾于十二月八日推荷兰公使向北京外交部建议，上海无驻兵之必要，这两个军职都可以取消。此外，卢永祥又派何丰林、陈乐山到上海招收旧部，引起了上海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免职命令发表时，齐打算宣布独立，改称江苏保安总司令，并将自己直接统率的第六师调往镇江、无锡一带，准备必要时退出南京，而以镇江为抵抗奉军的第一线。同时，段一面召齐北上许以另有借重，一面调宫邦铎为第六师师长以继齐之后，而以何丰林为第十九师师长以继宫之后，这显然是割裂齐部的一种手段。但是齐拒绝交出第六师，宫无法接任，而他也就不肯交出第十九师。齐又拟将第十九师由上海调往南京，宫即称病请假以示抵制。
此时直系十省同盟已经逐步瓦解，而苏军将领中又无一人表示拥齐，十四日，齐只得将督军印信送交省长韩国钧接收，本人却留在南京不走。就在这一天，苏军全体将领联名通电表示拥韩，拒绝“另派军事大员来苏总揽兵权，破坏现状”。苏军第一名大将陈调元还单独发表覃电（十二月十三日），反对卢永祥带兵南来。十分明显，苏军将领的目的在于维持江苏现状，让这位文人省长挂上一个“督办”空衔，而他们的权力地位可以安然不动。与此同时，江苏各团体又一次发动了江苏废督和上海不驻兵的运动，反对奉军南下，反对“江浙战争祸首之一”的卢永祥南来“宣抚江苏”。
齐燮元虽然交出“帅印”，但未交出兵权。此时北方冯、奉两系的深刻矛盾，苏军将领反奉仇卢的露骨表现以及江苏人民团体的自治运动，对他说来都是一些有利的因素。他曾下令调第二师吴恒瓒部移防南京，该师第三旅拒不受调，十二月二十四日忽在苏州哗变，师旅长都逃走了，两个团长也都被看管了，兵士推炮兵营营长秦洸为总指挥，对齐宣布独立。这一变局使齐在沪宁两端的势力被截为两段，他退守镇江以抗奉军的计划受到很大的打击。
同时还发生了戏剧性的一段插曲。十二月二十三日，郑士琦电召陈调元到济南密商对付奉军的问题。陈的防地在徐州，与奉军打起仗来站在最前线，但是，如果与山东联合起来，前线地位就让给山东而徐州退处第二线了。陈既不肯错过这个机会，又怕此行误中别人之计，便与部下相约：如果二十五日他没有回到徐州来，就是在济南被扣留，为了全军利益，大家应当执行抵抗奉军的原定计划，不必考虑他个人的安全问题。于是他乘车向济南出发。当他到达济南时，一眼看见吴光新、张宗昌两人都在车站上迎接他，这位“陈大个子”不由得吓软了半截。他像做梦一般跟随着那两位敌人在车站上开了一次会议，会后跟随着他们上了火车。二十四日到天津时，又跟他们在一起会见了张作霖。那位大帅面色倒很和蔼，一开口便谈到江苏问题，表示他决不贪图江苏这块地盘，但是卢、齐两人的地位必须互换一下，一个应当上台，一个应当下台。说着，他拿出两张代陈拟就的电稿来叫他签名。陈接在手里一看，一个电报表示服从中央，欢迎卢宣抚使南下，一个电报劝齐解除兵权离开南京，否则本人愿为前驱，首先带兵南来。陈不声不响地签了名。
二十五日，陈又跟随吴光新、张宗昌两人到北京会见了段执政。段对他大加勉励，并许以升为江苏军务会办。到此陈才感得兴奋，愿意把眷属送到北京为质，以表示对执政的忠诚。
二十六日，陈又跟随那两位回到天津。张作霖立刻召开会议讨论进行步骤，决定先让陈回到徐州布置一切，奉军暂时开到韩庄为止，随后由卢永祥带领奉军一旅作为卫队到南京就职。卢也参加了会议。这是仅以驱齐为目的而力求避免与苏军为敌的一个计划。会议结束后，吴、张、陈三人马不停蹄地乘车南下，吴、张两人在济南下车，陈留在车上继续南行。经过泰安时，发现前方不能通车，原来陈的部下到预约日期没有看见主将回来，便按照原计划在利国驿拆毁了一段铁路，准备抵抗奉军。陈马上打电报叫他们赶快修复铁路，一切问题等待本人到徐州面谈。
陈到徐州后，一面撤回利国驿的军队，一面将驻防徐州的所部苏军第四师移驻萧县、砀山一带。二十八日，奉军两旅开到徐州接防，其中一旅继续开往蚌埠。
由于陈调元投降奉系，同时淮阴镇守使马玉仁、海州镇守使白宝山也都不肯接受调度，二十八日齐才离开南京，乘轮赴沪（苏州不能通过）。三十一日，奉军由蚌埠南开，苏军拆毁花旗营、东葛间的一段铁路以阻止他们前进，奉军被迫在滁州停下来。一九二五年一月三日，陈调元又到南京来调解，苏军由花旗营撤回。五日，张宗昌率领白俄军到浦口，次日渡江拜会韩国钧，当天仍回浦口。十日，卢永祥由徐州到了南京。
齐燮元未被免职前，直系十省同盟虽已烟消云散，但是齐与萧耀南、孙传芳三人另外成立了苏、浙、鄂三省军事同盟，如果奉军南下，他们准备宣布“自治”，脱离段政府，齐、孙两人担任首先发难，萧担任接济军火。萧派江大轮载运军火接济孙军，此项军火经过上海时被海关扣留。十二月二十四日，陈乐山秘密到松江收回已被孙传芳收编的第四师旧部，宣布复任第四师师长。这样一来，孙传芳认为卢永祥蓄意进攻浙江，便于二十七日拆毁嘉善铁路，并调兵向松江进攻。同一天，北京公使团鉴于战火将波及上海，又一次向段政府提出说帖，重申上海不驻兵并将兵工厂移往他处的建议。段本已决定维持孙的地位不动，因此竭力解释误会，劝孙停止军事行动。但是孙军已经发动，于一九二五年一月二日占领松江，并将第四师夺回，改派谢鸿勋为师长。
奉军开到浦口后，孙感觉到奉系第一步侵入江苏，第二步必然要进攻浙江，因此一月五日通电表示了坚决抵抗奉军的态度。此时齐躲在上海租界内进行活动，他的计划准备第一步逐走宫邦铎，把第十九师收回在自己的手里，因为宫虽是他的旧部，但与何丰林又有儿女亲家的关系，此时已不为他所用；第二步逐走张允明，以便控制上海而与孙军配合作战。张允明到上海后，始而勾结孙传芳，将上海兵工厂军火运往浙江，继而又受段政府的引诱，孙军进攻松江时约他同时发动，他却按兵不动，并将海关所扣浙江军火提走，孙对他大为不满。在这些情况下，齐、孙两人相约组织江浙联军，首先夺回上海，然后向沪宁线推进攻打奉军。
齐在租界内进行军事活动，显然与租界所谓“中立”原则不相符合。段政府曾向外交团提出抗议，要求将齐逐出租界，外交团置之不理。以前徐树铮在租界进行活动受到帝国主义的干涉，而此时对齐的态度又有所不同，这是西方帝国主义支持直系军阀无可抵赖的事实。
一月十日，齐的第一步计划获得成功，宫邦铎被迫辞职。十一日，齐、孙两人联名通电组织江浙联军，分任第一、第二两路总司令，并分为南北两路进攻盘踞沪南的张允明部。张允明曾是一个自命不凡的人物，哪知一击之下，所部纷纷溃散，本人也逃入租界，于是江浙联军完全控制了上海。
上海战争爆发后，段政府于十四日下令责成孙传芳退兵，并升任陈调元为江苏军务帮办，白宝山为海州护军使，马玉仁为淮扬护军使。十五日，下令裁撤淞沪护军使，并宣布上海永不驻兵，亦不得再设军事机关；上海兵工厂停止制造军火，改为招商民办工厂。十六日，下令斥责齐燮元从中挑拨引起战争，派员予以查办；同日任命卢永祥为江苏军务督办，郑士琦为山东军务督办，孙传芳为浙江军务督办，周荫人为福建军务督办。这些措施，显然具有安定孙传芳和孤立齐燮元的作用。
果然孙传芳因为上海不驻兵，自己的地位获得保障而态度大为缓和。十四日，他到上海与齐一度晤谈后，当天回到杭州，就有退保浙江、置身事外之意。他对卢永祥还有戒心，因此发出元（十三日）、铣（十六日）两电劝卢“另图发展”，并表示齐、卢两人应当同时下台，才能公平解决。
另一方面，奉军于十三日由浦口渡江，十六日开抵高资、句容，十七日开始向齐军进攻，十八日占领镇江、丹阳，十九日占领常州。张宗昌把神气十足的白俄军摆在前面冲锋前进，暮气素深的齐军看见洋兵都很害怕，无抵抗地由镇江节节败退到无锡来。此时沪锡交通已经恢复（十一日驻苏军队发生内变，十四日反齐派失败，该军全部向齐投降），十九日，齐亲自到无锡督战，在皋桥车站设立了司令部。从二十日起，奉军为了巩固阵地并未进攻，齐军也无力反攻。孙传芳本来派有军队到无锡协同作战，二十二日忽将该军撤回。二十五日，他电请段政府制止卢永祥向宜兴一带进兵（奉军褚玉璞旅和苏军陈调元师均已进抵宜兴，与在长兴的孙军卢香亭部相持），并将卢及奉军调出江苏，他愿意联合苏、皖、赣、闽等省一致“拥护中央”。至此他的态度更加明显，已经置同盟者于不顾，而自己抽腿走了。
齐军打仗虽然不中用，但是扰民却有余，他们从前方退下来的时候，一路上打家劫舍，大逞淫威。二十六日，有一队无锡商团巡逻到皋桥附近，齐燮元误认为奉军已经逼近，吓得魂不附体地想上火车逃走。这时，他手下兵士就像潮水般涌到车站来，争先恐后地抢上火车，竟使他无法挤得上，只得用两条腿沿着铁路向东逃命。幸而在前面抢到一辆铁篷车，把他带到了苏州。苏州士绅听得这位“瘟神”驾到，推举代表到车站来，请求勿在苏州作战，只见这位“威震东南”的大帅，满身沾泥带水就像活鬼一样，而且饥饿不堪。他在车站上狼吞虎咽地吃了一顿早饭，就开车逃往上海去了。
二十八日，齐在上海通电宣布下野，将所部交与孙传芳接收，即日乘轮东渡。奉军二十七日占领无锡，二十八日先头部队到达上海。二十九日，张宗昌到上海时便以“宣抚军第一军军长”名义委派各级官吏，接收财务机关。卢命宫邦铎收集第六、第十九两师败兵，但是这些败兵除战时逃散者外，大部分已被孙传芳吸收去，因此二次江浙之战，皖系没有捞到什么东西。
奉军到沪后，龙华孙军尚未撤走。在上海各团体的奔走调停之下，孙、奉两军划分沪南、闸北两个区域，各自在区域内收拾溃兵游勇，彼此互不侵犯；兵工厂由上海总商会接收，一俟秩序恢复，双方即行撤兵。随后卢永祥、张宗昌都派代表到杭州，对于撤兵问题作了明确的表示。从一月二十八日到三十一日，卢永祥、孙传芳、张作霖先后发表通电，表示互不侵犯之意。三十一日，吴光新到上海与张宗昌及孙传芳所派全权代表王金钰举行会议，商定孙军退往松江，奉军退往昆山。二月三日，孙亲自到上海签定了新的江浙和平公约，即乘原车回杭。四日，兵工厂由上海总商会接收。五日，孙军全部撤退。
孙军撤走后，奉军仍然留在上海未动，孙一再电请段政府催促奉系履行条约撤兵。这时，张作霖借口“苏人治苏”，保荐他的秘书长郑谦为江苏省长（郑是江苏人），目的在于排挤卢永祥下台，而下一步骤准备保荐张宗昌为江苏军务督办，把江苏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上海为财富之区，张作霖当然不愿放弃。所以新的江浙和平公约不过是奉系的缓兵之计，张作霖根本无意于撤退上海奉军。
段早已看出奉系有囊括江苏的野心，所以当奉军由浦口渡江进入沪宁线的时候，即预先任命张宗昌为苏、皖、鲁三省“剿匪”总司令，以徐州为其驻地。这是一个既可以保全卢永祥的地盘地位，又可以避免孙、奉两军在上海发生冲突的如意算盘。张宗昌对此并未有所表示。
此后，孙传芳也根据“苏人治苏”的原则，请段政府调任吴光新为江苏军务督办以代卢永祥（吴也是江苏人）。这个意见当然不能得到奉系的允许，另一方面，段也没有必要以吴代卢。于是孙退一步请以张宗昌为江苏军务督办，以吴光新为省长，想以此满足张宗昌的愿望，以便催促他履行上海撤兵条约，同时有了吴光新这位“和事老”，他与奉系也可相安一时。
在段、孙、张三方面钩心斗角各有打算的时候，二月八日，奉系青年将领张学良、韩麟春以慰劳军队为名到了上海，又于十四日偕同张宗昌回到沈阳。张作霖召集军事会议讨论江浙问题。在会议上，有人主张奉军大举入关，并推荐卢永祥为浙闽宣抚使，催促段政府下令罢免孙传芳，以便取得江、浙两省的地盘。但是多数人认为奉系当前的主要敌人是冯玉祥，此时国民军在河南已经遇到了新的敌人，奉军宜于乘机向河南进兵，江浙问题可以留在下一步解决。这个意见取得一致后，便决定由张宗昌接受苏、皖、鲁“剿匪”总司令一职，移驻徐州以便进兵河南，上海奉军也不全部撤退，等待形势发展再作决定。
沈阳军事会议后，二月二十七日张宗昌通电表示拥卢，同时解释本人无意于做江苏军务督办。卢却因本人所处的地位非常困难，始终未就督办，并且通电主张废除江苏督办与苏皖宣抚使两职。
三 憨玉崑兵败自杀。奉系在河南战争中趁火打劫的阴谋
冯玉祥回师北京举行政变时，曾派国民军第三军沿京汉线南下占领保定至大名一线。随后京汉线被划作国民军的势力范围，河南军务督办、省长两职由国民军第二军军长胡景翼、第三军军长孙岳分别担任。不料奉系李景林取得直隶军务督办后，又向国民军要求交还保定、大名两个辖地，于是冯、奉两系产生了关于保、大问题的争端。此时国民军二、三两军已经发展到近二十万人，河南一省无力供应，第三军必须留驻保、大，才能维持饷源。而且，如果奉系占有保、大，则在北京及京绥线的国民军第一军与在河南的二、三两军将被截为两段，而冯系在京汉线上所取得的也将是一个不完整的势力范围，因此第三军不肯交还保、大，孙岳也留在保定不走。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下旬，第二军胡景翼部南下进攻河南，尚未渡过黄河，镇嵩军憨玉崑师却于十二月五日抢先占领郑州，并在南岸设防，阻止胡军渡河，因此又产生了陕西督军刘镇华与国民军之间的新的争端。原来，刘在陕西与军务帮办吴新田有难于和平共处之势，愿将督军地位让与吴，自己向外发展，吴也愿意给以全力的支援。刘是河南人，希望取得本省地盘，这就是他派遣憨师攻走吴佩孚的原因。
由于第二军渡河发生阻力，孙岳派何遂为第三军前敌总指挥，十二月九日取道柳园渡河占领开封。同时，段政府严令憨师让出郑州，因此胡军也于十二日渡河到了郑州。
段政府对于冯、奉两系以及陕、豫之间的争端，采取了“补漏洞”的办法，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五日，加任孙岳为豫、陕、甘“剿匪”总司令，十八日又任命憨玉崑为孙岳的副司令，希望第三军全部撤出保、大，并划出豫西一角之地以酬憨师驱吴之功。他不曾想到这种办法越“补”越“漏”，既加深了国民军关于军饷与地盘问题的困难，也无法满足刘镇华占有河南全省的野心。
刘镇华不仅有吴新田为其后盾，还有山西阎锡山、甘肃陆洪涛等暗中给以支援。这些军阀害怕冯系势力向西北发展，危及其地盘地位，因而与刘结成一伙，对国民军采取了敌对的态度。同时，很容易理解，一切反冯势力都是奉系所乐于争取为同盟军的，因此，刘的一方还有另外一个强大的背景，陕、豫两军之争又与冯，奉之间的矛盾相互联系起来。
胡军渡河后，只得到一个残破不全的河南，憨师在豫西占有北自汜水南达南阳近二十县，俨然是个独立王国。憨不过是一个师长，由于大举招兵买马，所辖竟有二、三十个旅之多，又因争夺收编禹县军队与胡发生冲突。胡不能一再容忍，一月下旬便以“剿匪”为名派兵进驻铁炉以东地区，并封锁黄河北岸，而憨师也在荥阳、汜水、巩县设立了三道防线，并封锁黄河南岸汜水至孟津一线，以防胡军从北岸偷渡。铁炉、汜水间两军相距仅四十里，双方派人检查火车，战争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
当时胡军被称为豫军，而憨师则被称为陕军。可是实际情形恰恰相反：胡军前身为陕北民军，所部均属三秦子弟，而镇嵩军却一色都是河南人。而且与胡同一系统的陕军田玉洁、冯子明等部还留在华阴、华县一带，所以豫、陕两省的军事形势是极其错综复杂的。
此时冯玉祥还留在张家口，他鉴于国民军处境很不利，便于二月九日以调人姿态建议用“走马换将”的办法，以田、冯等部调往河南为憨师调回陕西的条件。段也答应升任憨为陕西军务会办以资抚绥。可是刘、憨两人都拒不接受，刘加派四旅到潼关准备大战，憨则自称为豫军总司令，胡也派岳维峻为豫军“剿匪”总司令，积极布置进攻，于是豫西形势更为恶化。
河南问题关系国民军的生死存亡。为了加强国民军在河南的实力，二月二十日，孙岳忍痛与李景林成立协定，承认让出保、大，移驻河南，李景林承认按月接济孙岳军饷二十四万元为让地的条件。此时，段政府命令孙岳以检阅军队为名，到河南调解胡、憨之争。二十三日，孙岳到郑州邀请胡、憨两人亲身前来举行和平谈判。二十四日，段政府命令胡、憨两军各退五十里，派孙岳监视退兵，并拟在两军之间建立缓冲地带，即派孙军进驻以隔离胡、憨两军。但是段所希望的停战是无法实现的，当这位“调人”到郑州的时候，胡、憨两军已在禹县、许昌一带开火。二十五日，刘镇华到洛阳指挥作战，胡也到郑州督师，并通电揭露刘镇华侵占河南的野心。
胡、憨两军从二月下旬到三月上旬打了半个多月，双方在黑石关前展开了猛烈的争夺战，巩县兵工厂几度易手。这位绿林出身的师长，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在火线上督战，他的敌人都称赞他是个顽强可怕的对手。但是，由于樊锺秀出兵攻击后路，他所吸收的杂牌军发生内变，而刘镇华带来的援军又不得力，他才不能支持，三月七日放弃巩县向洛阳退走。九日，岳维峻部占领洛阳，刘、憨两人分向陕州、洛宁两路退走。十九日，憨军副司令张治公忽又联合豫西红枪会在新安、洛阳之间发动了一次疯狂的反攻，冲进龙门和洛阳车站，一时火光烛天，喊声四起，洛阳形势陷于混乱。此时国民军第三军也投入了战斗，孙岳、岳维峻、樊锺秀等都在前线指挥，憨军终于不支退走。此后他们因弹尽援绝无力反攻，憨玉崑退往嵩县，四月二日服毒自杀。
当胡、憨两军未分胜负之际，张宗昌在徐州打来一个电报，愿意派兵西进“援胡讨憨”（三月六日）。这个消息使胡大为吃惊，因此攻下洛阳后，三月十日他就匆忙赶回开封布防，并谢绝奉军来“援”。由于豫西战争迅速解决，国民军第二、第三两军可以集中力量来应付一切事变，奉军明“援”暗夺的阴谋才未得逞。
四 陕西、安徽、山东等省的争督风潮
河南战争结束后，三月二十二日冯玉祥、胡景翼联名电请段政府惩罚擅启兵戎的刘镇华，并保荐孙岳继任陕西军务督办。这是因为，国民军已经放弃了保、大，必须另外取得地盘才能解决驻军与军饷问题，而西北属于冯系的势力范围，也必须占有陕西才能将察绥地区与河南联成一片。不料张作霖公然出面来反对陕西易督，段在回答冯的感电（二十七日）中也力言刘镇华驱吴有功，未便予以撤换。此时与胡景翼同一系统的陕军田玉洁、冯子明等部已由华阴、华县进驻潼关，堵塞刘镇华的归路，刘只得由陕州渡河逃往山西运城（三月二十二日），表示愿意下台，并请提升吴新田为陕西督办。吴与段有亲戚关系，所部第七师在历史上也是属于皖系的一支武力，所以段打算在刘无法回任的时候，即以吴继任陕西军务督办。
同一时期，奉系由于夺取河南的阴谋失败，又把眼光投射到山东地盘上：张作霖根据“鲁人治鲁”的原则和津浦线划作奉系势力范围的成约，提出了张宗昌督鲁的要求（张宗昌是山东人）。张作霖违反“不为部下争地盘”的宣言而公然向皖系开刀，使段感到极大的痛苦。郑士琦又一次指使鲁军将领通电表示态度，反对更换本省长官。
陕、鲁两省的争督问题未解决，安徽又发生了驱督风潮。四月一、二两日，皖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倪朝荣、第四混成旅第一团团长李锡麟、第五混成旅旅长华锐章、宪兵司令程文沅和第二混成旅军官在蚌埠、宿县两地发出通电，主张废除皖督，愿意改受苏皖宣抚使卢永祥的指挥。皖军大多为前任督军倪嗣冲的子弟兵。第二次奉直战争时期，段派倪道烺回皖运动军队驱逐马联甲，马下台时派皖南镇守使王普代理督军，王普因倪家军反对退回芜湖，而倪道烺则因杀害姜高琦一案在北京被法院拘禁，段遂派王揖唐为安徽省长兼任军务督办，倪家军对此大为不满。王是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到任后首先撤换第二混成旅旅长李传业，想把兵权收揽在自己的手里，倪家军便乘王离皖的时候[3]，发出以上通电，使其不敢回任。不料四月四日王若无其事地回到蚌埠来，于是倪朝荣等于五日在回答段的电报中，公开指斥王对于皖军“离间挑拨，从而宰割，积压军饷，逼令哗变”。段对于来自奉、冯两系的压力，只能忍气吞声，对于皖系内部的分化，他的满腔怒火却很难抑制下来，因此痛斥倪朝荣等“越俎建言”，并要追查主使者究系何人。这一问题由于皖北镇守使高世读、皖南镇守使王普到蚌埠来调停而以不了了之，但是王揖唐与倪家军的裂痕终于无法弥补，而安徽为津浦路所经之地，奉系也视为势力范围而有跃跃欲试之心。
紧接安徽争督问题之后，又有豫督问题发生。四月十日，胡景翼因割治疔毒不救身死，临危遗嘱部下与冯玉祥和国民党合作到底，并遗电保荐岳维峻继任河南军务督办，冯玉祥也电催迅速发表。这是国民军内部的问题，应当不致引起争端，不料张作霖接连来电保荐孙岳继任豫督，他的目的在于阻止国民军向陕西发展，使他们只能占有河南而不能别有所求，因此这一问题又牵涉到冯、奉两系的关系上。
以上这些问题，奉系对段不断施加压力，段鉴于奉系对山东地盘志在必得，而王揖唐的地位又难于维持，只得采取“挖肉医疮”的办法，四月二十二日拟就命令以孙岳为豫督，岳维峻为河南省长，调任郑士琦为皖督，王揖唐专任安徽省长，而以张宗昌继任鲁督。以上命令征求冯、奉两系同意时，冯却坚持岳维峻督豫不能变更，因此二十四日命令发表时改以岳维峻为豫督，孙岳仍为河南省长，其余均无所变更。
命令发表后，鲁军将领又一次通电反对易督，郑士琦也电辞皖督以示不满，段急忙派张树元[4]到山东，劝郑接受调职命令。此时山东南北都有奉军，鲁军无力抵抗，郑只得表示服从，准备率领第五师及第七旅胡翊儒、第四十七旅施从滨等部到皖就职。不料皖军在夹沟布防，阻止鲁军南调，郑无法走马上任。
张宗昌不待郑离开山东，便于五月七日接任鲁督。他“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表示第五师既系国军，又为山东所养之兵，不能由私人带走。他亲自向该师官兵作了“恳切”的训话，说明本人是山东人，对于第五师一视同仁，决不加以歧视。同时施从滨也受他的勾引不愿调走。而张宗昌部奉军褚玉璞、许琨、程国瑞、毕庶澄等旅源源开来，鲁军在监视下也只能听命于新任长官，而不是郑士琦所能指挥的了。
张同意将驻防德州的第七旅调往安徽，据称已将该旅欠饷及开拔费发下，定于五月十八日运输南下。二十五日忽又宣布第七旅官兵拒绝调皖，自愿解甲归田，因此已在禹城、平原予以解散。实则该旅仅领到开拔费二万元，二十一日登车南下时，张宗昌预先埋伏军队勒令缴械遣散，并将旅长胡翊儒扣留，解往济南待审。这样一来，郑士琦就无可调之兵，不肯赴皖就职。随后张宗昌又派毕庶澄旅到曹州，将山东第三混成旅吕秀文、补充旅马士贵两部[5]解散了。
奉系军阀毫不留情地拿皖系开刀，把段所仅存的一点点武力基础摧残殆尽，段只能气在心头而不敢表示反抗。但是问题还不止此。五月二十六日，王揖唐被皖军索饷逼走，段还催促郑士琦先行到皖就职，调兵问题留待下一步解决，可是张作霖早已安排了另外一套计划，即使郑士琦愿意做赤手空拳的皖督，也不是他所能允许的。原来张宗昌被任为鲁督后，张作霖即保荐姜登选继任苏、皖、鲁三省“剿匪”总司令，为下一步侵占安徽地盘作好准备。现在他就毫不客气地保荐姜为皖督了。至此，段也忍无可忍，决心以去就力争，并且忿忿地说：“安徽是我的家乡，我都管不了，我还留在北京干什么！”这些话传到张作霖的耳朵里，而此时他还不利于把段逼下台，才把皖督问题暂时地搁下来。
关于陕督问题，冯系坚持必须以孙岳继任，段也不肯同意。五月一日下令提升吴新田为陕督，顾琢唐为第七师师长，并调与冯系有密切关系的农商部次长刘治洲为陕西省长。段认为这样安排，对冯、奉两系面面俱到，因为他们一个要求撤换刘镇华，一个反对冯系势力侵入陕西，双方目的都已达到。但是冯系认为奉系已经取得山东，而他们不能取得陕西，段对他们太不公平了。因此在五月十六日吴新田接任陕督的一天，孙岳以“剿匪”为名由郑州率领四个混成旅移驻洛阳，其中何遂一部进抵潼关，准备用自己的实力来解决陕督问题，而不再顾及段的反对了。
五 奉军大举入关，段政府岌岌可危。奉军在沪贩毒引起内讧
四月中旬金法郎案解决时，奉、冯两系都伸手向段政府索取军饷。张作霖索取所垫讨直战费达一千五百万元之多，段政府承认拨付六百方元。当时有人[6]向张作霖播弄是非说：“三月间政府发行十四年八厘公债一千五百万元，而此次金法郎案表面收回一千零四万元，暗中尚有庚款停付后历年存息以及其他项目余款共计七百余万元，政府匿而不报。冯军已经拨到八百万元，比奉军所得为多。”张作霖听了这些话，气得大骂老段太偏心，一定要查财政部的账，弄个明白。这个消息传到北京后，段马上派参政院参政曹汝霖携带财政部收支账册前往沈阳，张作霖查出并无拨付冯军八百万元的一笔账，他的气才平下来。其实，冯所分到的军饷远比奉系为少，例如段批准西北屯垦经费一百万元，仅能领到十万元，冯也大为不满。
奉系收回保、大时，张作霖赠送冯军大炮四十尊以示“投桃报李”。此时奉系却又提出张家口原属直隶管辖，要求归还建制。张家口多年来为察哈尔都统的驻地，如果让奉系“收回”，冯玉祥和新任都统张之江都要卷起铺盖走路，未免过分地“恶作剧”了，幸而奉系对于这一要求并未坚持下去，却又借口“巩卫中枢”，向段政府提出将奉军第五、第七两师之一部开驻北京[7]。张作霖认为奉军必须控制北京，才能一帆风顺地执行他们的扩张政策。同时，他又一次召集了军事会议，决定加派大批奉军入关，分驻京奉、京津、津浦各线，天津至北京之线由张学良统率，天津至德州之线由李景林统率，德州至徐州之线由张宗昌统率，徐州至浦口之线由姜登选统率。以上消息传出后，冯军将领张之江、李鸣钟、鹿锺麟等在北苑举行紧急会议，大家认为奉系调动人马是准备对国民军作战，都咬牙切齿地要与之一决雌雄。此时张作霖正在派人拉拢吴佩孚，为了避免促成这两个人进一步建立合作关系，五月九日，冯玉祥在张家口召集全军团长以上军官开会，竭力主张以忍让精神对待奉系，决定将西苑、北苑及通州等地营房让予奉军，但不退出南苑，以免奉军全部控制北京。
以上消息传出后，段对于奉军自由入关一举大不谓然，认为这样就会引起冯、奉两系的战争，而奉军进驻北京，他也会成为一个十足的政治俘虏。张作霖知道这个消息，便打来一个电报说，奉军开进北京，已经取得冯督办的同意，决不干涉政治，如果政府不以为然，那么我就将苏、皖、鲁各省奉军全部撤回关外，什么事情我都不管了。段接到电报后，立刻召开会议讨论对策，并表示如果奉军自由行动开进北京，即当下令予以申斥。座中有人讽刺地说：“今天只有他来申斥执政的份儿，哪里还有执政申斥他的份儿”。段无话可讲，只得垂头丧气地说：“那么我就回到天津去，让他来干好了”。
张作霖虽然说了一句负气的话，要把奉军全部撤出关外，但是事实恰恰相反，他不管段答应不答应，就把奉军源源地开进关来。从五月二十一日起，奉军在京奉、津浦各路扣车运兵，兵车络绎于途，人心大起恐慌。北京冯军大部向宣化、张家口、平地泉撤走。二十八日，张借口“入京展觐”，由沈阳启程，三十日到了天津。段派秘书长梁鸿志，财政总长李思浩到津迎接，他却又借口“检阅军队”，一时无法分身。总之，张作霖所说的话没有一句不是假的，他既无“入京展觐”之心，又无检阅军队之意，在由沈阳启程之前，即电召张宗昌、姜登选、郑谦等先行到津等候，到天津后，马上召集他们在曹家花园举行会议，讨论怎样夺取中央财权、政权以及向长江地区扩充势力的问题，会议决定向段政府提出苏、皖两省地盘的要求，并推荐梁士诒组织责任内阁，曹汝霖为财政总长，以便把一切大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此时他不再讲朋友交情了，要求段政府调任卢永祥为陆军总长，并保荐郑谦兼任苏督，姜登选继任皖督，韩麟春继任苏、皖、鲁三省“剿匪”总司令。段一再打电报并且不断派人到天津迎接他到北京当面一谈，他觉得当着面有许多话难于启齿，而留在天津却可以漫天讨价，因此百般推托不肯前来。段回忆当年自己对待黎元洪、徐世昌的态度，和今天张作霖对待他的态度很少区别，而今天他自己表示愿意下台但又恋恋不舍的情形，也和当年那些倒霉总统所表现的并无不同。他是一个气大如牛的人，到此只能闷在心头而不敢发泄出来。
由于奉军大举入关，局势非常严重，冯命参谋长刘骥到天津侦察奉军的动态。刘将奉军分布情报投邮寄往张家口，不料这封密件被奉军检查员查出来，落在张作霖的手里。张不动声色地在信尾批上了几个字，仍然封好发出。冯收到后，不禁大吃一惊，即向张解释为刘骥的个人行动，本人毫不知情，并且撤去刘骥的参谋长职务，以明心迹。
奉系在上海也久未履行撤兵的条约。他们公开在南市、闸北一带贩卖烟土，并与土商订立保险合同保护运土，法院不敢过问。五月十三日，宪兵在沪宁站查获私带烟土的奉军第三十一旅兵士，引起一场冲突，宪兵被逐出车站。这一事件暴露出来，全国各方面一致痛斥奉系军阀无法无天的贩毒罪行，要求彻底追究。段政府迫于舆论，不得不派江苏军务督办卢永祥、江苏省长郑谦会同查办一下，并且下了一道泛泛其词的禁烟命令。五月二十九日，张宗昌也派第二十八旅旅长程国瑞到上海，在闸北第一军司令部召集该军军务处长李奎元、军需处长袁致和、第三十一旅旅长王栋等讨论弥缝办法，王栋托故不到，李、程两人当面发生口角，双方卫士开枪互击，李跳楼避弹竟被击死，袁也受到重伤。这幕狗咬狗的活剧，把奉军内部分赃贩毒的黑幕全部揭穿，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更大愤怒。
在此时期，冯玉祥和孙传芳同时受到奉系军阀的军事威胁，他们秘密联合起来，准备进行抵抗。段政府也因冯、奉两系的力量失去平衡而在摇摇欲坠的状态中。此后不久，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五卅大惨案，全国人民的反帝怒潮汹涌一时，在这种严重局势下，北方军阀相互之间的战争才推迟了一步，段政府的命运也得苟延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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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学颜曾在曹锟手下任第三师第五旅旅长，与吴佩孚争功不下，被曹撤职。
[2] 北伐军在江西失败后，豫军樊锺秀部并未退回广东，单独冲开一条血路回到河南。
[3] 2、3月间，段命王揖唐赴长江各省拉拢直系军阀。此时奉系要求江苏地盘，而段政府则拟变更制度加设内阁总理，调王为总理，调卢为安徽军务督办，而以张宗昌为江苏军务督办，吴光新为江苏省长。3月17日派王到奉天交换这些问题的意见。
[4] 张树元曾任第五师师长和山东督军，是郑士琦的老上司，此时任执政府军事厅厅长。
[5] 冯军回师北京时，曾与曹州镇守使署参谋长吕秀文有所联系。吕逐去镇守使徐鸿宾，宣布独立，自称为国民军第五军军长，郑士琦曾派第五师前往讨伐，后来由冯调解，改任吕为第三混成旅旅长，马士贵为补充旅旅长。
[6] 当时传闻进言者为梁士诒，他的目的在于取得内阁总理。
[7] 奉军战前以旅为单位，战时以军为单位，战后改编为十八个师，以师为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