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直系分化反直同盟的两种策略。齐燮元组织四省同盟准备进攻浙沪。卢永祥拒绝吴佩孚的诱惑
曹锟上台后，全国反对之声四起。但是反直“三角同盟”因受种种牵制不能发动战争，直系政权得以暂时地稳定下来。
曹锟于十月二十日下令“筹商统一”。直系内部对于如何进行统一的问题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有的主张先从“和奉”入手，有的主张先从“和皖”入手。曹锟与张作霖有亲戚之谊，主张再派乃弟曹锐出关“和奉”，用副总统的地位交换张作霖赞助统一。当时有消息说，奉系少壮派军人张学良等摩拳擦掌要报一败之仇，如果曹锐前往作说客，一定会被扣留，因此曹锐不敢冒险出关。曹锟改派与奉系有交情的下台军阀王占元、鲍贵卿等更番到沈阳表示好意，张作霖除了表示“保境息民”而外，不肯作进一步的表示。吴佩孚早就不以“和奉”为然，认为奉系是盗匪出身的假北洋派，直奉两系终须再决雌雄，绝对没有化敌为友的可能；而直皖两系虽然曾以兵戎相见，究竟属于同根连枝的北洋正统。他提出团结北洋派的口号，主张联络皖系，以改变直系陷于孤立的不利形势。
吴佩孚主张“和皖”与齐燮元进攻浙沪的计划发生了严重抵触。皖系军阀卢永祥盘踞浙江，并据上海为己有，齐久已视同眼中之钉。直系战胜奉系后，齐主张乘战胜之余威，铲除皖系在浙沪一带的残余势力，以免留为后患。一九二三年八月，齐的攻沪计划未能实现，反而成立了江浙和平公约，这一变化虽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吴佩孚反对用兵东南，并且从中作了调解。齐深恨吴佩孚好管别人的事，但也无可如何，他暗中组织苏、皖、赣、闽四省联盟，准备在适当时期执行其原定计划。
十一月十日，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被人暗杀身死[1]，齐与江苏省长韩国钧会派申振纲继任，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却另派该厅总务科长陆荣篯代理厅长[2]，于是这个问题又一次引起了直皖两系争夺上海的风潮。他们首先就上海的行政权问题展开了电报战：何丰林坚持淞沪为特别军区，不受江苏督军管辖，淞沪护军使根据法令有节制上海司法行政之权；齐燮元、韩国钧则称警察属于行政范围，不在军区管辖权之内，淞沪警察厅厅长应由江苏省长向中央政府提名推荐，淞沪护军使无权委派。这时，卢永祥虽与各邻省定有和平公约[3]，但是那些军阀同时又加入了四省联盟，一纸公约对他们说来是没有任何约束力的。因此，齐电请北京政府下令裁撤淞沪护军使，保荐陈调元为苏常镇守使兼管上海防务，并建议如果卢、何两人拒不奉令，即应大张挞伐。曹锟对于这样一件大事不能不问吴佩孚，吴仍表示反对，齐的攻沪计划又一次不能实行。
吴的“和皖”计划以尊段、联卢为其主要内容。曹、吴两人经常派人到天津问候段祺瑞的起居，段对他们采取了若即若离的态度。以前吴与安福系处于势不两立的地位，直系战胜皖系后，受到通缉的安福系分子纷纷逃入日本公使馆避难，其中大部分在日本公使的保护下逃出北京，只留下梁鸿志、方枢、朱深三人未走。为了要拉拢皖系，曹锟于十二月二十八日下令取消对梁鸿志等的通缉令，并撤销对曲同丰的监视和对张敬尧的查办案。吴佩孚想利用张敬尧作为“和皖”的桥梁，请他到洛阳一游，这件事情还闹出一场笑话来。张敬尧接到电报后，心怀鬼胎不敢前往，先派乃弟张敬舜到洛阳窥探虚实，却受到吴的热情招待，他自己才于一九二四年二月九日来到洛阳。吴设宴为之洗尘，席间电灯忽然熄灭，张大吃一惊，急忙拔出手枪对准吴的胸膛准备拚个死活，吴却佯为不觉，饮酒谈笑如故。一忽儿电灯亮了，一切并无异状，原来洛阳电力供应不足，电灯骤然不明是常有的现象。
吴佩孚发起于三月十三日（农历二月初九日）为段祝寿，事前授意各省直系军阀通电表示“尊段”。段的周围人物都反对接受直系的拉拢，因此段谢绝替他做寿，但是直系代表前往拜寿者还是不乏其人。
这时，不少国会议员拟推吴为副总统，吴却要留此席以待卢永祥。吴知道段不会肯做曹锟手下的副总统，想以此席交换卢永祥对直系的合作，并派国会议员何雯到杭州表达此意。卢见吴对他如此推重，便也派人带信到洛阳表示三项意见：（一）本人与曹锟的关系素深[4]，但用非法手段取得总统，他无法表示拥护。（二）对吴的盛情非常感谢，但不赞成采取拉拢个人的方法来解决时局，如果本人出卖人格，就将一无足取。（三）劝吴放弃武力统一政策，公开讨论时局，本人愿意尽力相助。
到此，直系“和奉”“和皖”的计划都没有成就。
二 曹锟大“封”直系诸将。直系内部组织反吴联盟。吴佩孚统一军权的措施引起严重反感
曹锟未做总统时，当然是个威风凛凛的人物，而跨入新华宫不久，就开始尝到了以前历届总统所尝到的各种苦味，如兵不能裁、督不能废、军饷无法应付、财政无从整理等等。他不但不能统一全国，而且不能统一直系内部。他的号令莫说不能行之于奉、皖各系和西南军阀所占领的区域内，就是在直系范围下的各省，也都有格格不入之势。北洋派元老王士珍看了这些情况，曾经意味深长地叹息着说：“如果要害人，最好是请他当总统”。曹自己也向手下人大发牢骚：“你们一定要捧我上台，却是叫我来活受罪”！
在直系诸将论功行赏的问题上，曹锟也尝到了左右做人难的苦处。他的两个不成材的兄弟，曹锐想回任直隶省长，曹锳想升任直隶督军，直隶省议会却要求北京政府裁撤直鲁豫巡阅使、直隶督军两职。十月二十一日，曹锟任命贿选中立过大功的王承斌为直隶军务督理。但直鲁豫巡阅使的问题一时难于解决。这个地位肯定地应由直系首屈一指的大将吴佩孚来继承，可是吴已经成为直系内部群起而攻的对象，津、保政客建议派吴为七省经略使，叫他移驻汉口，专管对付南方，不许过问北京政府的事情。吴是曹锟手中的一张王牌，不可能把他一脚踢开，因此十一月十一日仍然任为直鲁豫巡阅使，同日任命齐燮元为苏皖赣巡阅使，萧耀南为两湖巡阅使，王承斌兼任直鲁豫巡阅副使。十四日又提升王怀庆、冯玉祥、王承斌、齐燮元、萧耀南、阎锡山六人为上将军。这样一来，全国纷纷议论，在曹锟自己所颁布的“宪法”上，并无巡阅使这一官制，而在一天之内发表三、四个巡阅使，显然是一种违反宪法的行为。上将军以前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人，而在一天之内发表六个上将军，于是上将军也成为“关内侯、滥羊头”了。
吴佩孚自命为曹锟的长子，言外大有“父亲年老，长子当权”之意。可是众家兄弟都讨厌这个大权独揽、目无余子的“大哥”，因此这一家子经常发生争吵不和的事情。当时直系外部有反对直系的“三角同盟”，而直系内部也有冯玉祥、王承斌、齐燮元结合起来以反对吴佩孚为目的的“三角同盟”。这个同盟大大加速了直系势力的衰退和灭亡。
直奉战争时期，冯玉祥立过大功，吴佩孚却存有猜忌之心，把他从河南调开，给他一个没有地盘和有职无权的陆军检阅使名义，冯如何受得了！后来北京政府改任冯为西北边防督办，却又受到新疆督军杨增新的反对，而陕、甘两省的情况也很复杂，这仍然是个有名无实的空衔，冯迄未就职。曹锟上台后，打算给他一个地盘，也因阻力重重没有办到。吴、冯两人曾经结盟为兄弟，冯又与吴的亲家张绍曾结为亲家（都是一九二三年八、九月间的事情），但是这些关系不能弥补双方因争权夺利而引起的裂痕。一九二四年二月，曹锟想尽种种办法拉拢冯[5]，因为除吴而外，冯的兵力在直系诸将中最为强大，吴、冯不和是直系内部的一个致命之伤。但是这些办法并未产生效果。
王承斌早已见疑于吴佩孚。由于他竭力拉拢津、保政客，并在贿选时期亲自扮演过劫车夺印这样一个可耻的角色，才取得了直隶督理的地位。但是，驻防榆关的第十五师师长彭寿莘、驻防芦台的第九师师长董政国都直接听命于“吴大帅”，而不把这位督理放在眼下[6]。吴佩孚还想调王为河南督理以便就近加以监视。吴的重重压力使王受不了，曾经对客大发牢骚：“老马为主人效驰驱有年，现已不被信任，应当知难而退了”。又说：“我是奉天人，就疑心我通奉，然则总统和张作霖为儿女亲家，岂不也是通奉！”
齐燮元本不属于曹锟的直接系统，由于他报效过巨额军费和贿选经费，他所处的地位又很重要，也受曹锟的重视。前面说过，在江浙问题上他和吴佩孚有过一段不愉快的过程。随后他保荐陈调元为江西督军，曹锟又要请教吴，吴认为蔡成勋不宜撤换因而作罢。这件事情使齐大为不平，骂吴以直鲁豫巡阅使而干涉苏皖赣巡阅使的职权，真是太不讲理了。此外还有一件海军争端也牵涉到吴、齐两人的关系。驻粤海军舰队司令温树德投降北方后，十二月二十一日率领海圻、海琛、肇和、永翔、同安等舰驶赴青岛、烟台，他的部属强占烟台海军营地，引起海军总司令杜锡珪的不满。温投降北方前，吴许以不受海军总司令的节制，此时便保荐他为渤海舰队司令，直接隶属北京政府。这一事件又与杜的职权有关。以前川湘之役和直奉之役，杜率领海军奋勇助战，他埋怨吴不应当采取过河拆桥的手段，更反对其破坏海军系统的行为，因此忿而辞职。海军总司令部设在南京，齐的态度完全站在杜的一边，杜、温之争演进而为吴、齐之争，使曹锟难于处理。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曹锟派温为渤海舰队司令，吴终于占了上风，这个问题在吴、齐两人的关系上也增加了一道黯淡的阴影。
吴调陕军胡景翼师进攻广东，胡不愿对南方作战，迟迟不肯开拔，引起吴的不满。一九二四年四月，胡到洛阳拜寿时，有人告以“大帅将以通奉的罪名把你扣留起来”，吓得胡仓皇逃往天津，并且通电解释误会。这件事后来虽无下文，但吴又多了一个暗中怀恨的敌人。
吴对自己的直属部下，更加像主人对待奴才一样，往往不为他们稍留余地。萧耀南做了湖北督军，所用秘书长和参谋长都被吴撤换掉，新派来的参谋长张联棻实际上是派来作监军的，当然不把督军放在眼下。一天，萧愁眉苦脸地对张说：“馥馨大哥：我名义上是督军，事实上你是我的大哥，一切事情你去作主好了，不必问我。”现在萧又上升为巡阅使了，可是吴以直鲁豫巡阅使而节制两湖巡阅使，一道道的命令连珠般发下来，把湖北当作个人私产，当作搜刮军饷和供给军火的基地。有时供应稍迟，吴就大发雷霆，要把肯听话的张福来调到湖北来，吓得萧亲自到洛阳谢罪，才得保全位置。
当时的督军等于一省的小皇帝。可是自从吴“虎踞”洛阳以来，“河南王”就变成了住在矮屋下的小媳妇儿了。赵倜、冯玉祥都因不甘心做小媳妇而被吴撵走。张福来做了多年的小媳妇，理应受得了，可是这位“婆婆”实在管得太严太紧，管得他透不过气来。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农历三月初七日）为吴的五十诞辰，事前吴在报上登载谢寿启事，张福来觉得自己多年的老上司，近在咫尺之地，万无不去拜寿之理。当他到洛阳时，吴睁着一双怪眼问他前来做什么。他谨肃地回答说：“特来恭祝大帅千秋”。吴就声色俱厉地骂道：“你没有看见过我的启事？你有工夫来拜寿，为什么不抽出工夫来教管你的兄弟？你的兄弟比赵三麻子有什么两样？”[7]当时有很多人在座，骂得这位堂堂督理汗流浃背，无地自容。他退下来找到吴的参谋长李济臣痛哭流涕地说：“大帅不给我留一点面子，我不能再干下去了。”
吴又派参谋长李济臣兼任河南省长和河南军务帮办等职，并将省长公署迁到洛阳，因此开封督理公署成为一座空无所有的冷庙，坐在冷庙里的“河南王”成为一个无人供奉香火的菩萨。这样的口子张福来实在过不下去了，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七日以贺年为名，跑到北京哭诉于曹锟之前，说他实在干不下去，愿意辞职下台。曹锟着实安慰一番，答应打电报叫吴佩孚仍将省长公署迁回开封。从这件事情看起来，一个跟随多年的百依百顺的奴才，尚且受到这样冷酷的待遇，大将军的威风可想而知。
吴佩孚屡次宣言“不干政”，他在洛阳只管练兵，作好统一全国的准备。可是他干起政来比任何一个军阀都厉害，一切用人行政不经过他点头就休想办得通。他不是什么直鲁豫巡阅使，而是高出一切的“太上政府”。他完全继承了他的前辈袁世凯、段祺瑞的军事专政地位和武力统一政策，但是所采取的专政形式有所不同：袁所采取的是总统制，段所采取的是内阁制，他所采取的却是以地方而遥控中央的巡阅使制。曹锟做总统前，曾经和他发生过关于权利地位的矛盾，现在却又回复了“你即是我，我即是你”的密切关系。这是当时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因为当时直系“和奉”“和皖”的计划都失败了，看上去“反直同盟”的联合进攻最后是不可避免的，而吴在历年内战中享有“常胜将军”的盛名，直系的最大兵力也仍然掌握在他的手中。曹锟是个贪图个人享受的懒汉，需要有这样一个包打包唱的人替他撑持场面。因此，尽管津、保政客和直系诸将经常前来告状诉苦，也不能动摇他对吴的信任。这就是吴之所以形成“太上政府”的原因。
吴的咄咄逼人的态度，有时也加在曹锟的身上。他曾公开表示：“北京的空气太龌龊了，应当把总统府迁移到保定来，内阁、国会却可以留在北京不动”。一九二四年年初，他保荐高恩洪为胶澳商埠督办，高是曹锟深恶痛绝的一个人，心中大不痛快，他叫着吴的名字悻悻地说道：“吴佩孚，吴子玉，你保举别人都可以，保举这个人却办不到。”吴马上打来电报说：“我之信任高恩洪，犹元首之信任我也。”于是曹锟无话可说，于三月十八日乖乖地发表了任命高恩洪为胶澳商埠督办的命令[8]。
一九二四年年初，吴提出所谓统一军权于中央的建议——各省巡阅使、督军一律不得兼任师长，所兼师长一职须由中央派人接任，各师均改归陆军部直辖。这对各省军阀说来，是从半空云里打下来的一个霹雳：这些军政大员所恃以保持其权力地位的，就是手中掌握的兵权，如果交出师长，就将成为赤手空拳的光杆。吴提出这个建议，正是要解除他们的兵权，以便加强中央的军事集权，而这个中央却又控制在吴的手里，实际上也就是要把各省兵权都交在他个人的手里。这个计划害得各省军阀像哑子吃黄连一样，心中暗暗叫苦，嘴里却说不出反对的理由来。当然，他们对于自己的利害得失是不会不动脑筋的，随后山东督理郑士琦、河南督理张福来都回答北京政府说，他们愿意不做督理而保留师长的地位。他们就是耍这个手法来反“将”北京政府一“军”的。但吴对这个计划志在必行，并且深得曹锟的赞同，因此北京政府先后下令解除萧耀南所兼第二十五师师长，以陈嘉谟继任；解除王承斌所兼第二十三师师长，以王维城继任（以上二月二十八日）；解除陆锦所兼第九师师长，以董政国调升（三月十日）；解除张福来所兼第二十四师师长，以杨清臣调升（三月二十日）；解除马联甲所兼安徽第一混成旅旅长，以张克瑶继任（四月二日）；解除郑士琦所兼第五师师长，以孙宗先继任（五月八日）。以上新任师长，除个别系由别处调升者外，大多是由本师的旅长提升起来的，因此各省军阀无法鼓动部下反对北京政府的命令。但是执行这个计划也不是没有遇到阻力的。吴佩孚自己是山东人，而又身为直鲁豫巡阅使，因此决定先从山东入手。由于郑士琦愿意舍督理而留师长，他就以巡阅使的身份召集第五师团长以上军官，轮流到洛阳“听训”，郑敢怒而不敢言。这批受训军官回到山东后，郑也召集他们训话一次，在训话中强调“安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不致受人宰割”（郑属于皖系，第五师官兵大多为安徽人），言下放声大哭。吴也害怕激成事变，原来决定调升靠拢自己的山东人潘鸿钧为第五师师长，临时改派第五师旅长孙宗先继任，而吴自己在山东设立巡阅使行署的计划，也就无形打消了。其次，第九师师长陆锦兼任陆军总长、公府军事处处长等职（只有陆锦一人不是督理），是曹锟身边的红人，吴费了很大气力才说服曹锟而把陆锦的师长兼职解除。再次，这个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将各师改归北京政府直辖，可以调来调去，这样才能改变各省军阀拥兵自卫的局势。可是在执行计划的时候，各省军阀坚决要求各该师仍须留驻本省并受本人的节制，这两个条件与部属的利益完全一致（部属可以成为督理的候补者），北京政府和吴佩孚只得让步，予以同意。其实，这个计划并不新奇，就是以前袁世凯采用过的拉下层、挤上层的老办法。后来蒋介石也正是采用这个办法来分化对手，以加强其统治力的。这个办法助长了各省军阀朝秦暮楚、“以下犯上”的风气，对于军事独裁者来说，实际上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在更换师长的过程中，齐燮元所兼第六师师长、冯玉祥所兼第十一师师长，由于他们的态度非常坚决，北京政府只能置而不问。吴佩孚也不得不假惺惺地电请解除自己所兼的第三师师长。曹锟立刻打来回电，认为吴在洛阳练兵，情况有所不同，未便同案办理。其实，除第三师外，吴在洛阳还拥有学兵团、幼年兵团、讲武堂、军官讲习所、铁甲车队、炸弹队、飞行队等等，还有巩县兵工厂、汉阳兵工厂为其扩张武力的有力工具。他和袁世凯组织模范团、段祺瑞组织边防军一模一样，正在加紧训练子弟兵作为个人军事独裁的政治资本。这些做法，使各省直系军阀无不侧目而视，他的地位更孤立了。
北京政府一面夺去各省军阀所兼的师长职务，另一方面却又加派他们兼任省长，如马联甲兼任安徽省长、蔡成勋兼任江西省长、萧耀南兼任湖北省长等等。这比黎元洪时期所提倡的“军民分治”又大大倒退了一步。
这个时期，曹锟的耳根子里充满着控诉吴佩孚的声音。曹替吴解释说：“子玉就是好喝酒，容易动肝火，我要劝他少喝几杯黄汤。”
津、保政客一面采取“联奉制吴”的策略，一面还想捧齐燮元做副总统，让他压在吴的头上，而齐也就野心勃勃地想援引以前江苏督军冯国璋兼任副总统的前例，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副总统规定必须年满四十才能当选，他就在南京大做其四旬整寿，而他的年龄却只有三十九岁。他又发起在南京召开“巡检高级会议”，除吴（直鲁豫巡阅使）、齐（苏皖赣巡阅使）、萧（两湖巡阅使）、冯（陆军检阅使）而外，王承斌以直鲁豫巡阅副使的资格亦得参加。这个建议的目的，在于造成以多数压倒少数的局势，打破“大哥当家”的特权，让众家兄弟以平等资格共同管理“家务”。曹锟也赞成召开这样一个会议来统一直系内部，并要亲身参加，主张这个会议改在北京召开。但是，吴佩孚借口反对召集类似“督军团”的会议，表示不愿参加，因此会议没有开成。
由于吴佩孚恃有曹锟的支持，直系内部的“三角同盟”扳他不倒，于是一九二四年五月间，王承斌、冯玉祥、齐燮元先后提出辞职，想用“同盟罢工”的手段来扳倒吴。吴看见风色不对，也一度表示辞职，以平众怒。急得曹锟搓手踩脚地说：“好，要不干咱们大家都不干！”以上情况，说明直系不待外力进攻，本身已有分崩离析之势了。
三 津保两派因争内阁引起分化。吴景濂被逐出京。孙宝琦组阁案通过国会。孙内阁的“和平统一”计划无人理睬
曹锟手下的津、保两派本来是一家人。可是经常在他身边的，如公府军事处长陆锦、收支处长李彦青、秘书长王毓芝等都是保派。曹锟性情疏懒，不喜接见宾客，对于公私事务，都叫身边人代为处理。因此保派的势力逐步地压倒了津派，津派日见疏远，甚至曹锟的亲兄弟曹锐也被冷在一旁。曹锟对于找他见面的国会议员，由冷淡的心情转变为厌恶的心情，经常派秘书长代见，而王毓芝也搭架子，不大愿意和他们接触，甚至贿选有功的众议院副议长张伯烈，三次入府也不得一见。国会议员对于曹锟过河拆桥的态度日益表示不满。
吴景濂是王承斌的老师和表兄。这两个奉天人，一文一武，在贿选总统时期都曾大卖气力。吴景濂的目的是想取得“宪法”公布后的第一任内阁总理。以曹锐为首的津派是支持吴景濂的。保派则支持高凌霨由代理总理转为正式总理，而外交派颜惠庆也来插上一手，因此内阁问题形成了三角斗争的局面，并且引起了国会内部的分化和斗争。
国会中有拥吴和反吴的两派，经常在议场中互相争吵，有时飞起墨盒互相投击，大闹一场而散。保派组织了一个宪政党，推王毓芝为理事长，高凌霨、吴毓麟、程克等都是理事，这个党是反吴派的后台老板。
众议院议员延长任期案公布后，反吴派认为议长任期已满，应当改选，拥吴派则认为议长任期应当和议员一样延长下去。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五日，吴景濂随带警卫员昂然入场，反吴派议员七手八脚地把他推下台来，当场和警卫员发生冲突，会场秩序大乱，吴景濂匆匆摇铃宣告散会。十一月二十八日，议场中又有一场吵闹，议员一哄而散。
保派一面采取停止发给国会经费的手段以困窘吴景濂，一面组织“公民护宪团”请愿驱吴。由于拥吴、反吴两派相持不下，高凌霨组阁不能提出国会，而新总统上台后又不能长期地没有正式内阁，在保派的同意下，曹锟找到年过六旬、前清做过督抚的孙宝琦组织内阁，据说这位“老成练达而又无政治色彩”的人物，是比较容易通过国会的。此时国会因议长问题吵闹不休，孙内阁的同意案也被搁置下来。
十二月十八日，国会的全武行打得更起劲，吴景濂的头部受了伤。这天讨论金法郎案，拥吴派利用这个题目进行倒阁运动，对于代理内阁总理高凌霨，攻讦备至，而现任财政总长王克敏，就是承认金法郎案的内幕主角，现任教育总长黄郛，就是一度签字承认金法郎案的前任外交总长，都是拥吴派的攻击对象。在此之前一日，国会要求全体阁员出席答复质问，除外交总长顾维钧出席否认承认金法郎案外，其余都拒不出席。这一天通过了对王克敏、黄郛两人的查办案。随后讨论孙内阁的同意案，拥吴派议员准备予以通过以促高凌霨下台，反吴派议员就飞起几十个墨盒来向议长席投去，其中四川籍议员黄翼的墨盒打中了吴景濂，打得头破血流，于是两派议员纷纷离开议席，大家扭做一团互相斗殴。吴景濂指挥警卫员逮捕黄翼，并解往地方检察厅，请其起诉处理，该厅因黄翼为政府党议员，许其交保释出。二十日，高凌霨根据反吴派议员的要求，竟以内务总长的身份下令警察厅，假口众议院警卫员经常闯入议场殴打议员，应予以调换，警卫长汤步瀛应予以撤职处分。当天警察厅派出一批新警卫员前往接替，新旧人员发生冲突，旧员被迫缴械，汤步瀛当场被捕。但是根据院法，议院警卫队应受议长的指挥，队长应由议长委派，高凌霨的这一措施显然是不合法的。吴景濂通电谴责高滥用行政职权，干涉立法机关。这个电报在北京被扣，改送天津发出。
二十一日，吴景濂听到了不利于他的风声，即于当晚携带院印逃往天津，并在天津发出通电声明本院职务在京不能行使，本人行动亦失自由，此后众议院一切活动皆属非法，本人不能承认。吴景濂准备仿照黎元洪的前例，在津行使议长职权，并力求与“反直同盟”打通声气，将贿选案内幕全盘揭露，以泄个人私忿。但是“反直同盟”对于这个翻云覆雨的小丑，并不加以重视。
关于国会与内阁的斗争，曹锟是站在内阁一边的。王承斌埋怨曹锟对吴景濂不应采取“兔死狗烹”的手段：昔日爱则加诸膝，今天恶则坠诸渊，今后还有何人愿意替你奔走卖力！冯玉祥在这场政争中自比为四五等角色，没有资格发表意见。吴佩孚则与保派政客嫌隙很深，认为“宵小弄权，非国之福”；“国会虽然劣迹多端，究竟关系法统问题，不应出以破坏手段”；“内务部用命令撤换院警是不合法的”。他还主张解散宪政党，并明白宣布否认金法郎案，以免反直各派引为口实。他颇属意于颜惠庆组织内阁，但也不反对孙宝琦组阁。
在国会演出全武行的前三天，还穿插着一出军人大闹财政部的短打武剧。十二月十五日，航空署督办赵玉珂率领卫队多人到财政部催讨欠饷，王克敏拒而不见。赵不待延引直接上楼，看见王正在安详地处理公事，不由得气忿起来，就用手杖在公事台上重重地扣了几下。王是个深度近视眼，看不清来人是谁，没有站起身来，赵更为忿怒，就恶狠狠地走拢来，一把揪着王的衣领，像老鹰捉小鸡一样把他拖下楼来，并且咆哮地说：“咱们见总统去”！这时，财政部总务厅长王祖训走出来调解，赵飞起一脚把他踢倒在数步以外，随后又把王克敏押上汽车，驶入公府，在怀仁堂下车，就有陆锦、吴毓麟、王毓芝、李彦青等出面来排解，王克敏才得脱身逃走。赵是直鲁豫巡阅使署的前任参谋长，王是现任阁员，他们两个都是曹锟身边的红人。事情发生后，王提出辞呈，曹锟却大为震怒，一定要下令严办这个恃强逞凶、目无法纪的军人。十七日，北京军警长官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等纷纷到公府替赵说情，认为“罪有应得，情有可原”，结果惩办赵的命令未发表，王的辞呈也被退回。
一九二四年一月九日，众议院因讨论经费问题召开谈话会，由于到足法定人数，临时改开大会[9]投孙内阁的票，以二百五十票顺利通过。原来，高凌霨久未发给国会的岁费，又在元旦日发布了改选众议院议员的命令。在投孙内阁同意票的时候，新派来的警卫队不服从主席指挥，不照章封闭议场，却把票匦签筒封锁起来，并割断电线，以阻止投票的顺利进行。以上这些情形，激起了包括宪政党在内的全体议员的公忿，因此顺利地通过了孙内阁，以结束高代阁的命运。
孙宝琦事前并未想到自己会当内阁总理。他做税务督办，每月坐领纹银一千二百两，感到心满意足。当他乘车南行经过天津的时候，忽然有人把他追回来叫他组织内阁。他兴高采烈地回到北京来，才知道这件好事是他的妹夫颜惠庆从中作成的。他满拟延揽几位知心朋友入阁，不料曹锟拿出一张名单来，上开：外交顾维钧、内务程克、财政王克敏、陆军陆锦、海军李鼎新、司法王宠惠、教育范源濂、农商颜惠庆、交通吴毓麟。孙宝琦看了这张名单，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原来“责任内阁”的全体阁员都是由“总统”指派的。他吞吞吐吐地提出了一个意见，认为王克敏在国会中有查办案，不宜提出，请改提龚心湛为财政总长，曹锟就满脸不高兴地表示不能接受。孙觉得身为内阁总理，竟要照单全收，心中也不舒服，赌气到海甸承泽园去“避嚣”。但是，当他看见颜惠庆前来劝驾的时候，又觉得总理得来不易，便又不声不响地跟随颜回进城来。
孙宝琦上台前，国会方面有人准备向曹锟施放大炮，提出十件事情加以弹劾：（一）巡阅使、督军这些官职，在宪法上并无规定；（二）王克敏扣留国会岁费不发，总统知而不问；（三）高凌霨非法撤换国会的警卫队，总统明知故纵；（四）总统包办阁员名单，违反责任内阁制；（五）疆吏公然以鸦片为礼物，赠送元首；（六）李彦青貌如冠玉，独承赏识，分桃断袖，报纸喧传；（七）去年入京，高坐黄龙专车，到京时黄土铺地，俨如皇帝；（八）溥仪颁发“上谕”，仍用“宣统”年号，议会提出质问，总统置之不理；（九）辛亥革命时，北京兵变即属曹部第三师所为，以此人而为一国元首，何以表率全国军队；（十）强迫张弧签字金法郎案，张弧不肯听从，即逐张弧下台。这是曹锟对国会过河拆桥的反响。其实，这些事情都不是曹锟的主要罪行，甚至众目昭彰的贿选总统一事，也没有写上（他们当然不会写上）。后来这颗炮弹并未打出来，其中显有不可告人之隐。
“宪法”规定任命阁员无需征求国会的同意，所以一月十二日曹锟将上述阁员名单发表了。
孙宝琦于一月十五日宣布就职。他标榜他的内阁是“宪法”告成后的第一届正式内阁，并且提出了“奉行宪法”“和平统一”的施政方针。他决定“出巡”各省，交换“和平统一”的意见，打算首先到江浙一带，消弭齐、卢之争，然后到西南各省，规劝孙中山和各省“联治派”赞成“和平统一”。这个计划，当时被称为“游方总理的旅行统一计划”。当他向曹锟索取三十万元旅费时，被曹一口拒绝。当时，各方面对他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似乎这位高龄总理和他的前任张绍曾一样，都是神志不清的人物。
孙宝琦一计不成，二计又生，建议召集一个“行宪会议”，邀请张作霖、卢永祥参加，以求实现统一。这个计划当时被称为“宪政统一计划”。这个建议并不是无所本的，事前他曾与卢永祥通电讨论行宪问题，卢表示可以召开会议加以讨论，他就鸡毛当令箭似的拟就了一道“行宪统一”的命令，要求曹锟盖印发表。三月十一日，他又电请吴佩孚、齐燮元通电赞成这个计划，齐对此未置可否，吴佩孚对于宪法根本没有好感，特别反对宪法中关于省长民选的规定，公开指斥为“荒谬绝伦”，哪里会肯赞成召开行宪会议！此时吴还没有放弃其“和皖”“联卢”的意见[10]，但在十四日回答孙宝琦的电报中，却又建议由浙江人民发起取消浙江省宪法，宣布服从国宪。此外，还说没有召开行宪会议的必要。
曹锟叫孙宝琦做国务总理，本来是看中了这位“老成练达”的旧官僚，能够百依百顺，不会像过去一样经常有府院政潮发生。自从孙上台以来，仍然以责任内阁自居，并且唠唠叨叨地提出这样一个计划，那样一套方针，曹锟不觉起了厌恶之心。孙主张遵守宪法，对于金法郎案一定要尊重国会的意见，更使曹锟耿耿于怀。此后又接连发生了几件事情。第一件，曹锟经常患病，又不喜接见宾客，因此外面有曹锟业已身死、秘不发丧的谣传。三月间，葡萄牙公使符礼德从伦敦打来电报问候曹锟的起居，说明这种谣言已经流传到国外，而国会议员也纷纷打电话向王毓芝探听虚实。曹锟叫王毓芝追究谣言的来源。王毓芝回报说，这个谣言是从总理家中传出来的：总理听信了算命人的话，认为总统不出一月就会死亡，他就可以摄行总统职权。曹锟听了这些刺耳的话，气得跳起脚来大骂“老混蛋”。孙知道曹锟对他发生了误会，曾经三次到公府，想当面解释一下，曹锟不予接见，却叫手下人回答说，“我已经死了。”第二件，孙委派陈汉第为印铸局局长，王毓芝告诉他，“总统要委派张廷谔”，孙正因自己无权支配阁员而心怀不满，现在委派国务院一个职员也要受到干涉，他不能再容忍下去了，便也粗声暴气地说：“总统这样不讲理，请他下命令免我的职，我回到税务督办的原职好了。”王毓芝把这些话转告曹锟，曹锟咬牙切齿地说：“我偏不许他回任，就是税务会办也不给。”第三件，孙和王克敏大闹意见，王赌气请假不到部。王是曹锟最信任的人，因此曹锟对孙的感情更恶化了。
此时孙想再待下去已经是很困难的了，可是他却产生了另外一种幻想，希望曹锟给他十万元旅费，让他出国旅行，用内阁总理的名义，疏通各国同意中国召开关税会议。五月二十八日，他又一次到公府请求谒见，曹锟仍然推病不见。一直到这时候，他才提出辞职。曹锟因为改组内阁一时还有困难，下了一道照例慰留的指令，于是孙又得意起来，打算赶走王克敏，以便加强内阁总理的地位。六月中旬，孙、王两人的斗争更加白热化，曹锟派人告诉孙：“如果王叔鲁被你排挤掉，我也愿意下台。”孙连忙表示自己愿意下台，即于七月二日提出辞呈。他在呈文中借口因病不能继续供职，他所患的病症是“头晕目炫，肝胃不和”。有人向曹锟挑拨说，上一句指“元首不明”，下一句指直系内部分化。曹锟一连骂了几声“老混蛋”，即于次日予以批准，派顾维钧代理内阁总理。
七月五日，曹锟向国会提出了颜惠庆组织内阁的同意案，由于国会意见纷歧，内阁同意案很久没有得到解决。
四 吴佩孚的武力统一政策到处碰壁
北京政局闹得一团糟的时候，正是吴佩孚的武力统一政策发展到顶点的时期。他调樊锺秀打广东，调张国信打四川，这两个都是他所收编的河南土匪。有人讽刺地说：“这不是武力统一而是匪力统一”。事实上，吴没有力量消灭河南的土匪，就把他们收编下来而又推出门去，认为“一举两得”。不料樊锺秀开到广东就投降了孙中山，张国信拒绝调动发生叛变，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吴又把各地杂牌军一批一批地调往西南各省作战，他自己的嫡系部队却要留以对付奉系。这些杂牌军有的拒绝受调（如陕军胡景翼），有的也投降了南方而与直系为敌（如豫军常德盛部）。同一时期，吴又采取了分化西南内部的策略，如在广东利用林虎、洪兆麟，在广西利用陆荣廷、马济，在四川利用刘湘、杨森等等。这些作法，徒使自己增加了军火、军饷的负担，并未讨得便宜。
吴佩孚的第一个计划，是依靠孙传芳为主要打手，征服广东。由于福建情况复杂，孙传芳必须首先统一福建才能向外发展。一九二四年一月，孙军突然集中闽浙边界，当时就有孙传芳不愿攻粤而将攻浙的谣传。二月二十七日，孙以检阅军队为名到延平，派王永泉代理福建督理的职务。孙与王永泉是结拜弟兄，他说已经保荐王永泉继任福建督理。同时，驻省第二师第三旅卢香亭、第十二师第二十三旅李生春两部也都开拔出省。卢永祥得到情报，马上增兵常山、江山准备抵抗。当时又发生一种传说，这是孙传芳的声东击西之计，目的不在攻浙而在攻赣，蔡成勋也大起恐慌，三月三日，江西军官联名电请北京政府制止孙军攻赣。
不久盖子终于揭开了。三月六日，与孙合作的第十二师师长周荫人致函王永泉，限于三小时之内离开省城，同时，已经开出省城的卢、李两旅都将后队转为前队，由洪山桥回师向省城进发。王永泉的兵力来不及调回，无法抵抗，只得逃出福州。原来孙传芳的确是用声东击西之计，故布疑阵，使王永泉猝不及防，然后把他驱逐下台。
王永泉逃往泉州后，仍然不能立足，十二日将所部交与旅长杨化昭，即日离泉赴沪。困守厦门的臧致平乘机收编了杨部，并与该部联合出兵，于三月二十二日攻占漳州。于是周荫人与驻闽海军司令杨树庄及广东“陈家军”联合进攻臧军，在泉州、厦门一带进行了拉锯战，四月十五日臧军退出厦门。此后臧军在粤赣边境到处寻找出路，终于杀出重围开抵浙江常山、江山一带，卢永祥收编为衢州边防军，派臧致平以参议名义督率边防部队，并任杨化昭为边防司令兼第二十四混成旅旅长。
王、臧等部解决后，五月十三日北京政府任命周荫人继任福建军务督理，调任孙传芳为闽粤边防督办，这是吴佩孚叫孙传芳拨转马头进攻广东的一个步骤。可是孙传芳已经接受了齐燮元的四省攻浙计划，想向浙江发展。他不能明显地拒绝吴佩孚的命令，便于六月十六日致电曹、吴，愿负平粤责任，并且煞有介事地大谈其进攻广东的战略：准备以主力由北江直趋广州，另以偏师协助“陈家军”由东江反攻，预计需要军饷三百万元，枪弹五百万发，三个月内可以大功告成。他明知北京政府拿不出这些军饷、军火来，便出了这个难题目，果然吴佩孚被他难倒而把攻粤计划放下来了。
吴佩孚的第二个计划，是压迫湖南取消省宪，投降北方。湖南自谭、赵战争结束后，仍然保持省宪的外壳，自居超然地位，拒绝客军假道，这对吴的武力统一政策是个严重的阻力。此时岳州、常德都在北军的控制之下，吴佩孚派岳州人葛应龙以军务处长名义，主持岳州行营事务，叫他进行破坏湖南自治的活动。葛嗾使岳州各团体通电反对省宪法，三月中旬，又在岳州代发长沙商会及湖南劣绅叶德辉赞成“和平统一”的电报。同一时期，长沙各团体却在赵恒惕的授意下，发起“湖南民众的护宪运动”，长沙“公民联合会”通电表示坚持湖南自治，长沙商会否认岳州假名冒发的筱电。叶德辉是个一贯勾结北洋派的湖南文妖，辛亥年反对清朝皇帝退位，一九一六年又赞成袁世凯做皇帝。此时他的老朋友章太炎写信给湖南省议会，痛斥直系军阀自己不愿实施宪政，他们没有资格干涉湖南省宪法，这个文妖马上写了一篇《论省宪书》，和章太炎打起笔墨官司来，对湖南省宪极尽丑诋之能事。这篇文章激怒了省议会，认为叶德辉的违宪言论已经构成了谋叛罪，咨请省长予以拿办。叶德辉公然致函指摘议会本身违宪，因为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他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不能加以干涉。
随后葛应龙偕同岳州行营军法处长谭道南以庆贺春节为名到长沙，在天乐居旅舍组织破坏省宪机关，公开联络各界，发布反宪传单。吴佩孚根据情报，赵恒惕不肯取消省宪是受了政学系的迷惑，因此三月下旬邀请政学系政客钟才宏到洛阳，并又轮流邀请湖南军政界要人前往洛阳，当面施以压力。葛应龙等到长沙后，叶德辉公然在光复里家中大宴宾客，门前有北兵站岗守卫。
这个时期，湘军因谭、赵之战而实力大为削弱，无力抵抗北军。在吴佩孚的威胁下，四月九日，赵恒惕向省议会提出辞职，省议会却反而责成他坚决保卫省宪，不许规避责任（这一回合具有唱双簧的作用）。于是赵又借口召开军事会议来解决省宪存废的问题。
军事会议召开前，吴又派湘籍政客刘揆一到湖南作说客，认为湖南宣布自治本来就是唱假戏，省宪是用以阻南拒北的一个工具，现在南北都不喜欢这个东西，应该是抛弃它的时候了。吴还指使葛应龙等竭力拉拢湖南军官，使赵在军事会议上陷于孤立。但是，四月十五日军事会议召开的结果，湘军将领一致表示不让赵下台，省宪可以修改而不能取消，而究应修改与否，仍须取决于“民意”。这是对吴佩孚一面陪笑脸，一面捏拳头的作法。当然，仅仅修改省宪不能满足吴的要求，但吴也怕把湘军“逼上梁山”，这个问题仍然不能得到解决。
五月二十二日，省议会又一次咨请省长制止在长沙公开进行的破坏省宪的活动。当天半夜里，长沙各报接到直鲁豫巡阅使署顾问葛向阳的电话，坚嘱勿将此项消息刊出。次日黎明，葛向阳率领北军卫士到各报检查报样，看见各报仍将此项消息发排，就从稿盘中抽出，以致各报出版时各留空白一方。二十四日，各报函请省长制止此项流氓行为，否则长沙各报全体停刊以示抗议。
在吴佩孚大力压迫湖南的时候，唐继尧派代表焦子静到湖南，力劝坚持省宪，勿为威力所屈，本人愿为后盾。
此后由于江浙局势日趋紧张，直奉战争又将爆发，吴佩孚对湖南的压力才逐步减轻下来。但是，赵恒惕为了适合自己的需要（修改关于省长职权的一章以加强自己的权力），仍然对省宪作了修改。经过这番风雨，吴佩孚取消湖南自治的目的终于没有达到，可是湖南自治的假面具却也完全被戳穿了。
吴佩孚的第三个计划，是利用川军刘湘、黔军袁祖铭两部进攻云南、贵州。在吴的指使下，刘湘曾招致云南失意军人黄毓成、金汉鼎等共同商讨，企图策动云南内部发生变化，然后从外部配合进攻。由于唐继尧还有控制内部的力量，刘湘也就无意于单独发动对云南的攻势。袁祖铭虽然热衷于夺回贵州政权，但是此时从四川退下来的川军第一军熊克武部、从湖南退下来的湘军蔡巨猷部，都集中在贵州北部和湘黔边境[11]，与唐继虞的滇军会合，兵力相当雄厚，同时袁还希望留在四川取得军火和军饷的协助，所以按兵不动。一直到第二次直奉战事发生的时候，吴佩孚进攻滇黔计划也都没有实现。
吴佩孚的第四个计划，是扶植桂系军阀陆荣廷的残余势力，第一步平定广西，第二步利用他们进攻广东。陆荣廷重回广西后，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日，北京政府又任为广西军务督理，并将林俊廷调为钦廉边防督办。吴佩孚派陆的义子马济为两湖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帮助他成立“武卫军”，作为平定广西的基本武力。三月中旬，陆由南宁到桂林，派陆裕光带领徒手兵四营到衡州，接运马济从汉阳兵工广取得的一批军火。陆企图占领桂北一带，打通到湖南的交通线，因此与沈鸿英发生了军事冲突。
沈鸿英在广东失败后，自己率领一部退入湘南砰石、宜章一带，另有一部留驻桂林、平乐一带。沈因吴佩孚对他已不重视，并且转而扶植他的对头陆荣廷，心中十分怀恨，便又与谭延闿暗中勾搭，通过谭的关系，取得了孙中山所任命的“广西总司令”的新头衔。此时沈鸿英成为一个“两头蛇”，表面仍然服从“吴大帅”，暗中却又接受孙大元帅的号令。他决定分兵两路进攻陆荣廷，一路由永明、灌阳进攻全州，一路由平乐进攻桂林。三月二十八日，他在班师回桂的一天，还打电报给吴佩孚说，桂林、平乐是他的饷源所在地，不能让“陆老帅”占为己有。吴佩孚急忙派苏世荣前往阻止他进兵，并且答应替他筹饷，但是此时沈鸿英已经不肯再接受“大帅”的摆布了。
四月六日，沈军兵临城下，陆荣廷将桂林城外房屋付之一炬，并在城内高地架设大炮，闭城死守。陆、沈两人虽然都是败军之将，可是在这次互拚死活的战斗中，却也打得非常激烈。四月二十三日以后，沈军在城外象鼻山架炮轰城，造成了桂林城的空前浩劫。
马济的“武卫军”仅编成一团，杯水不足以救舆薪，便向赵恒惕借用叶琪（第二师第三旅）、李品仙（第四师第八旅）两旅，打算改换桂军的旗帜，带往广西去解桂林之围。赵不肯借兵，答应派兵前往进行武装调停[12]。六月十七日，湘军一团（叶琪部）进驻全州，赵向陆、沈双方建议先行停战，沈军退回平乐，并将灌阳、阳朔划为中立地带，然后派员接洽和平。沈在湘军的压力下，不得不接受停战的建议，六月二十七日将围城军队退驻桂林六十里外。同一时期，广西的后起军阀李宗仁、黄绍竑组织讨陆联军，占领了宾阳、南宁，沈军也占领了柳州，陆荣廷大势已去，赵又将湘军调回。八月二十四日，沈军占领桂林，陆退入湖南，宣布下野，到此吴佩孚的平桂计划完全落空。
* * *
[1] 徐国梁在爱多亚路温泉浴室就浴时被人行刺，投入医院不治身死。临终立有遗嘱，须剖凶手之心以祭亡魂。刺徐者为老同盟会会员李达生，当场被捕牺牲。
[2] 陆荣篯因江苏督军电令交代，惧而辞职，何丰林责其胆小，因此又拒不交代。北京政府令申振纲暂不到任，由陆代理淞沪警察厅长，作为悬案，暂不解决。
[3] 继江浙和平公约之后，卢永祥又与马联甲、蔡成勋成立了浙皖、浙赣和平公约。
[4] 清朝末年，曹锟为第三镇统制（师长），卢永祥在他手下担任第五协协统（旅长），吴佩孚担任管带（营长），所以他们的历史关系很深。
[5] 曹锟打算招冯玉祥为女婿，后因冯的生活过于刻苦而作罢。冯和张绍曾的关系很好。2月19日冯与李德全女士结婚时，张由天津跑来致贺，曹锟对张备加优礼，吴佩孚也竭力邀请张到洛阳一叙。他们对张的态度前后判若两人。
[6] 彭寿莘兼任直隶军务帮办和榆关护军使，竟以平行公文与督理通往来，其军情电报也都直接上报曹、吴，而不通过王承斌。
[7] 赵三麻子是前任河南督军赵倜的兄弟赵杰。张福来继任后，仍喜任用私人，河南政界一时有“四凶”“八怪”之称。吴佩孚曾直接下令通缉禁烟委员张仙台（前任省长张凤台的兄弟）、督军署军需课长李锡庆（张福来的妾父）和铜元局长张子青（张福来的兄弟）三人，使张威信扫地；由于大家为之乞情，才改为革职了事。
[8] 胶澳督办原由山东省长熊炳琦兼任。熊是曹锟的红人，吴佩孚劾其卖官鬻爵，同时保荐高恩洪继任。商到任后，首先向胶济路局提款十万元为渤海舰队的经费。日本借口胶济路局收入，在华盛顿条约中规定为中国还债赎路之用，指使日本会计师拒绝付款，同时派海军上将铃木率领舰队来华示威，仅青岛一处就泊有日本军舰二十六艘之多。
[9] 众议院自议长出走后，组织了行政委员会，推定行政委员二十五人轮流担任主席。这天担任主席的是万钧。
[10] 2月间，议员林树椿等一百八十二人提出补选副总统案，吴佩孚示意他们选举卢永祥为副总统。
[11] 谭军退出湘南后，赵恒惕派叶开鑫进攻湘西，骑墙派军人唐荣阳、陈渠珍等纷纷投归赵方，蔡巨猷率领残部退往黔阳、晃县一带。
[12] 以前林虎曾向赵恒惕借用叶琪、李品仙两部平定广西，也未得到允许。叶、李两人都是广西人而在湖南充当军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