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张绍曾的“和平统一”计划。闽粤两督理命令引起纠纷。齐燮元提出“统一方案”
张绍曾内阁成立时，国内战争不停，各省兵变、“匪”患的警报越来越多，北京各机关和教育界出现了索薪的高潮。外交方面，四国银行团屡次抗议到期外债不还，公开建议国际共管中国财政，并拟委托总税务司安格联监督北京政府的全部收支；领袖公使、葡萄牙公使符礼德代表各国，严厉责成北京政府营救各地被“匪”掳去的外侨。同一时期，直系军阀的两个头目，曹锟醉心于最高问题，吴佩孚忙于布置“援闽”、攻粤的武力统一计划。在这样一团糟的局面下，张绍曾并不感到气馁，相反，他自居为几年来唯一的合法内阁，想在他的手里实现全国和平统一。他建议召集各省实力派代表、各政党领袖、在野名流在北京颐和园举行“国事协议会”，协商和平统一的问题。一月八日，他致电西南各省，主张“对内先谋事实上之协商，对外完成法律上之统一”。他不赞成联省自治运动，认为“与其先争联治之名，毋宁力图省治之实”。
黎元洪本来不愿有一个津派内阁，后来看见张绍曾的所作所为，脱离了津派的政治阴谋轨道，主张先办统一，后办大选，才觉得这个内阁在目前阶段对他是有利的。同时，政学系阁员李根源献计把张绍曾拉过来，实现府院合作，才能抵制最高问题的进行。
为了谋求和平统一，张绍曾十分重视直系以外的各种势力，派出大批代表分往西南各省联络。他打算仿照袁世凯的老办法，授孙中山为全国铁路督办，黎却主张授为兵工督办，这两个意见都受到国民党议员的反对，没有发表。对于奉系军阀，张绍曾找到曾充张作霖顾问的鲍启元，礼为上宾，叫他从中牵线，打算无条件地取消上年（一九二二年）五月十日惩办张作霖的命令，恢复东三省巡阅使名义，并提升张学良、杨宇霆为陆军中将，而不顾及保、洛两方面的反对。可是鲍启元打了几个电报给张学良，就像石头投入大海，没有接到回答。
津派早已看出张绍曾是个并不十分听话的人。张绍曾的先办统一后办大选的意见，与津派先选总统愈快愈好的愿望，完全背道而驰。张绍曾的和平统一方针，与保、洛两方面的武力统一政策，存在严重分歧。另一方面，张内阁的登台，本来是用政治分赃的诺言，取得国会的通过的，后来由于阁员不敷分配，国会各政党不能染指，他们认为受了骗，因而恨恨不已。以上情况，说明张内阁从成立的一天起，就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内阁。
闽、粤两省的新风云，是和平统一的主要障碍。吴佩孚催促孙传芳迅速带兵入闽，进攻讨贼军以解救陈炯明的危机。一九二三年一月七日，孙部开拔到赣东，准备进入福建。一月十五日，陈炯明兵败倒台。李厚基在同一天取道汕头出走，“援闽军”常德盛部也由闽西败退到杉关来。卢永祥暗中接济王永泉、臧致平的军火、军饷。许崇智、王永泉、臧致平、李福林等联名通电，反对直系派兵入闽，孙传芳在不利的形势下，只得顿兵不前。
一月二十二日，北京政府下令撤销讨逆军总司令，李厚基调回北京另候任用，福建督军一缺裁撤，王永泉的通缉令取消，“援闽军”停止前进，所有福建境内主客各军善后事宜，责成萨镇冰、刘冠雄、孙传芳协同办理。这些命令就是张绍曾实现和平统一的初步措施。命令中加入孙传芳，是为了敷衍吴佩孚。但是孙传芳不能单人匹马到福建“办理善后”，因此这个命令既不能适应福建境内各方面的要求，又不能满足曹、吴的愿望，不但不能解决矛盾，反而加深了矛盾。
孙中山并不反对北京政府的和平统一计划。一月二十五日，他通电发表先裁兵、后统一的兵工计划，黎元洪、张绍曾、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纷纷表示赞成。孙中山派徐绍祯到北京接洽和平统一。张绍曾认为裁兵问题必须召集全国性的军事会议才能解决，仍然主张先召开“国事协议会”，解决统一问题。黎、张两人准备派代表到上海，与孙中山商讨实现和平统一的具体办法。
一月二十六日，广州发生了江防事变，张绍曾错误地认为孙的势力受到挫折，已经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因此所派代表终止出发。同时，曹、吴竭力催促发表孙传芳督闽、沈鸿英督粤的命令——以前吴佩孚认为沈鸿英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此时又想利用他拆孙中山的台。这个问题以前张绍曾以去就力争，拒不发表，此时看见沈鸿英在广州大为得势，他又动摇起来，打算先发表沈鸿英督粤的命令，但因受到国民党议员的反对，没有发表。
一月三十日北京政府下令，嘉奖陈炯明下野，希望“广东主客军互谋谅解，勿再从事私争”，并派林俊廷为广西军务督理，丁槐为两广慰问使。这道命令引起了国民党的极大不满：陈炯明是孙中山所切齿的叛徒，已经被逐下台，北京政府不应予以奖励；而任命桂系军阀林俊廷为广西督理，也是对国民党的不友好行为。这道命令同样引起了直系军阀的极大不满，曹锟、吴佩孚、萧耀南、齐燮元、蔡成勋联名电催发表沈鸿英督粤的命令，吴佩孚代表钱秉鉴连日坐守国务院，当面催促，张绍曾感到十分为难，又想先发表孙传芳督闽的命令，以减轻来自洛阳的压力。
就在这时候，齐燮元派孙发绪携带“统一方案”到北京，方案内容分为总统问题、宪法问题、裁兵问题、财政问题、善后问题五项。这个方案实质上是先统一后裁兵，先选举总统后制定宪法的一个计划。在善后问题上，建议设立元帅府安置高级失业军人，以孙中山为元帅府首长；设立元老院安置高级政治流氓，以段祺瑞为元老院首长。这个计划的幕后设计人，有下台军阀靳云鹏等，由投机政客孙发绪起草，齐燮元出面，并叫孙发绪带到北京来先统一北方意见，征求曹锟、吴佩孚、冯玉祥、张绍曾共同签字，然后向南方正式提出。孙发绪到处宣传某人某人愿意签名，其实是“买空卖空”的手法，首先曹、吴两人就是反对设立元帅府的。黎元洪在一次宴会上，痛骂“孙发绪公然造反”，孙发绪看见风色不佳，就溜到保定做曹锟的高等顾问去了。
统一问题虽然困难重重，张绍曾并不因此灰心。他打算先发表四川、湖南、云南、贵州四省督理、省长的任命令，再来一次“纸面上的统一”。吴佩孚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与之相同，他曾劝诱湖南取消省宪，如果不愿取消，则由北京政府任命赵恒惕为湖南督理，赵可以采取既不接受又不反对的态度，借以表示“赞助统一”。但是张绍曾根据各方情报，知道这些命令如果发表，一定会引起西南各省军阀的否认，因此又不敢发表了。
二 张内阁辞职、复职的戏剧性表演。闽粤两督理命令发表。上海和平谈判失败
二月二十一日孙中山回到广州。二十二日北京政府发表了尊重约法的命令，这个命令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阻止孙中山在广东重组政府，另一方面阻止曹锟以武力篡夺总统，或者采取非法手段促进总统的选举，因为国会已在北京复会，另组政府就是破坏约法的行为，而在宪法未完成以前选举总统，也是违反约法的行为。
孙中山并未关闭和平之门。二月二十四日通电，重申先裁兵后统一的主张。电报指出：“江防司令部之变，黎张南下代表因而中止，其为浅薄，至可慨叹。……直系诸将对于裁兵主张，久付暗默。报传洛吴于自治诸省，均欲以武力削平，文犹未忍以不肖之心待之。……文愿先行裁兵以为首倡，决裁粤兵之半以昭示天下。”二十八日，孙中山派胡汉民、孙洪伊、汪精卫、徐谦四人为办理和平统一事宜全权代表。但是曹、吴认为孙中山回到广州称起大元帅来，就是破坏约法，破坏和平，主张下令加以“讨伐”。曹锟派项致中、吴佩孚派李倬章到北京，催促发表闽、粤两省督理的命令。曹锟在一天内连打几次长途电话来催问。项致中看见张绍曾十分疲塌的样子，拍案大骂他“全无心肝”。三月八日，国务会议决定拒绝发布闽、粤两省督理的命令，并用总辞职的手段回答两大军阀的压力。当天以内阁名义发出庚电说：“绍曾等受任之始，即宣言以和平统一为职志，以促成宪法为指归。近日以来，粤中有僭名窃位之行，各方呈枕戈待旦之兆。和平立破，调剂无方。惟有引咎辞职，以谢国民。”这个电报发表，立刻引起了全国各方面的广泛同情（除国民党和直系军阀），认为这个内阁两个多月以来的一切措施，虽然极尽颠倒错乱之能事，但还不失为“硬骨头”，敢于与大军阀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而这种勇气和决心，是北京政府历届内阁所无的。
但是问题的真相马上被揭穿。原来内阁阁员分为府派和保派，政学系阁员李根源、彭允彝属于府派，高凌霨、吴毓麟、刘恩源则属保派。黎元洪要拉拢孙中山，同时由于孙、岑合作的关系，政学系阁员也反对发表足以伤害孙中山的任何命令。三月八日，张绍曾在军阀的威胁下拟就两道命令，一道发表孙传芳为福建督理，一道“诰诫”孙中山勿在广州组织另一政府。政学系阁员反对第二道命令，保派阁员则主张下讨伐令而不满意于下诰诫令，双方意见不合，竟至拍案对骂。吴毓麟首先大喊大叫，“内阁不能统一，我们不如及早下台”。张绍曾也表示除下台外别无他法。因此，大家作出了内阁总辞职的决定。张绍曾为了骗取全国同情，就用拒绝发布闽、粤两省督理的命令，作为内阁总辞职的借口。
内阁的庚电引起了国民党和直系军阀的极大反感。国民党反对的是“僭名窃位”四个字，直系军阀反对的是“枕戈待旦”四个字。国民党议员发表通电，指斥“僭名窃位”的不是别人，正是张绍曾自己，因为黎元洪并非合法总统，黎所提出的内阁当然也是不合法的。
张绍曾提出辞职后，时刻期待着各方面的挽留电报，并吩咐国务院随时将这些电报油印出来分发各报发表。果然卢永祥、何丰林、王永泉都有电报挽留他。这些皖系军阀对他并非具有好感，而是借题发挥地打击曹、吴。这些军闽都不是北京的当权派，他们的声音不足以左右北方政局。于是报上又发现了吴佩孚的“昌密”灰、真两电，这是强有力的声音。有一位记者怀疑吴佩孚不会支持张内阁，打电报问洛阳，那边的回电说：“我们这里根本没有发过这种电报”。
倒是黎元洪真心不愿张内阁下台，他声泪俱下地请求吴景濂、王家襄支持这个内阁。张绍曾也表示愿意帮总统的忙，不使政务停顿，每天在私宅处理公文，副署命令，仍然像是一个在职的总理。
张绍曾是个神经不正常的人，大家背地里都叫他“张疯子”，说他做事有头无尾，并举早年滦州兵谏一事为例。他宣布辞职后，疯病发作得更厉害，经常喃喃自语地自称为九重天宫的古佛下降人间，当代人物多系他手下的星君托胎转世，但也有妖魔鬼怪下凡作祟，他念动经文，请求仙师赐以神斧斩尽群魔。三月十六日，他忽派程克乘专车到天津，迎接财政总长刘恩源、交通总长吴毓麟回京复职，又派汽车守候在东车站，等到专车开回时，就把这些阁员迎接到自己的住宅，讨论复职问题。果然，十七日这两位保派阁员都服帖地回来了。刘恩源在谈话中首先炫耀自己是保定的“留声机器”（传声筒），保定所提的两道命令如肯发表，当然可以复职。吴毓麟认为今天不必多所讨论，命令发表与否一言可决，我们复职与否也就一言可决。于是张绍曾表示“意见已趋一致”，定于十九日全体复职。
闽、粤两省督理问题虽是内阁总辞职的导火线，但是津保政客集团早已决定了“阁员倒阁”的计划，为什么保派阁员又肯跑回北京来复职呢？原来这里面又有一个内幕。在此以前，张绍曾秘密向曹锟表示，对南方针完全一致，闽、粤两省督理命令可以发表，曹锟也就应允维持张内阁，电嘱刘、吴两人回京复职。
内阁复职虽已决定，张绍曾究竟觉得发表这两道命令，对自己的面子太不好看，想仿照蔡成勋为江西督理的前例，用参陆办公处的电令发表，而不用总统的命令。这个意见不为保、洛两方面所接受。
十九日，张内阁复职后举行国务会议时，吴毓麟首先提议讨论闽、粤两省督理一案。张绍曾说：“我已大彻大悟，今天一定要发表这两道命令。前些日子，我们为了这个问题闹辞职是错误的。”他的话刚说完，以前坚决反对发表这两道命令的两位政学系阁员一致附和，李根源愿意负责疏通总统盖印。原来他们为了保全位置，也不得不扯起顺风旗来。
三月二十日，北京政府下令特派沈鸿英督理广东军务善后事宜，杨希闵为军务帮办，林虎为潮梅护军使兼粤军总指挥，陈炯光、钟景棠为广东陆军第一、第二两师师长，温树德为驻粤海军舰队司令；特派孙传芳督理福建军务善后事宜，王永泉为军务帮办，臧致平为漳厦护军使。这些命令超过了保、洛两方面所要求的范围，督理以下的任命令都是张绍曾自己加进去的，这是为了更进一步地讨好保、洛两方面，同时用以粉饰这些命令并非出自军阀的胁迫，而是内阁主动地决定的。
这些命令是向国民党和孙中山的公开挑战，张内阁上台后卖和平统一的野人头，到此原形毕露了。
四月三日，北京政府继续任命刘冠雄为闽粤海疆防御使，显然具有调动海军进攻广东的意图。同日，任命洪兆麟为洪威将军兼广东陆军第三师师长，李易标为广惠护军使，申葆藩为钦廉镇守使。这是把一切反对孙中山的势力集中起来，以便总攻广州的具体表现。
但是黎、张两人还像做梦一样，不肯放弃和平统一的进行。除三月二十七日丁槐以总统特使名义到广州慰问孙中山并拟授为“全国兵工督办”外，四月七日王宠惠又以内阁代表名义携带全体阁员的联名函件南下，劝告孙中山取消大元帅府，或者到北京，或者到上海赞助和平统一。黎还授意金永炎致函湖南省议会议长林支宇，表示并不反对联省自治，希望湖南也赞助和平统一。
四月十五日，张绍曾到保定商谈对孙、对奉等问题，并同意齐燮元所提的召开南京会议解决南北统一问题的建议。曹、吴本来把黎、张二人所进行的和平统一当作痴人说梦，但是正要利用他们分化南方，所以曹锟对张绍曾的和平建议采取了“姑妄听之”的态度。
王宠惠到上海后，四月十一日曾与孙中山代表胡汉民、孙洪伊、徐谦等进行统一问题的谈判。胡等提出北京政府撤销闽、粤两省督理为南北统一的先决条件，孙洪伊还提出黎元洪下野的条件。王宠惠的随员杨天骥电告北京，如欲孙中山下台，吴佩孚必须同时解除兵权。报纸把这个电报登出来，徐谦、孙洪伊曾质问王宠惠：“此说从何而来？”
四月十六日，沈鸿英果然在吴佩孚的指示下带兵进攻广州。孙中山电令驻沪代表向王宠惠提出严厉质问：“北方阳为言和，阴实迷信武力，且借以懈我之备，言之殊堪痛恨！”
沈鸿英进攻广州失败，北京政府于四月二十一日任命洪兆麟为汕头防务督办，叶举为惠威将军，尹骥、李云复、赖世璜、苏世安、杨坤如、翁式亮为广东陆军第五至第十师师长，企图拉拢陈炯明旧部与沈鸿英合作夹攻广州。孙中山电令驻沪代表，北方如欲言和，应先罢免吴佩孚，否则和谈可以终止。当然，北京政府不可能接受这个条件，因此这个具体而微的上海南北和会也就无法继续下去了。
王宠惠本来想做孙中山与吴佩孚之间的桥梁。孙、吴关系破裂后，四月二十四日他到广州谒见孙，随即出国到海牙就任国际法庭的审判官去了。
三 北京学生为争人权发起驱彭运动。京汉铁路工人为争人权举行政治性大罢工，直系军阀对罢工工人展开了血腥屠杀
在军阀统治的下面，法律是用以镇压劳动人民，巩固他们专政的工具，根本谈不到人民权利的一章。但是统治阶级内部也经常发生狗咬狗的现象，在这一情况下，法律是为强有力的军阀服务的。即如罗文干一案，仅就受贿部分而论，罪名不能成立，北京检察厅已经决定不予起诉，由于曹锟打来一个电报认为有罪，法院的裁决书便不敢发表，罗文干又被解往看守所收押。这一事件，引起了当时士大夫之流的普遍不满，帝国主义也指为中国司法制度不良，蹂躏人权的一个证据，并且引为不能废止领事裁判权的借口。
张内阁上台后，一月十一日检察厅仍然认为此案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并将罗文干、黄体濂二人释放出来。接着，五省直系军阀一致抨击法院裁决不当，通电要求重行处理。而司法总长程克为了讨好军阀，十五日公然发表部令，又将罗、黄两人逮捕入狱。
国务会议讨论此案时，由于缺少告发人，想不出一个定案有罪的法律根据来。彭允彝建议由国务院代表国家出面为告发人，申请法院复议，大家一致赞成。于是彭自告奋勇起草咨交法院的文件。消息传出来，北大校长蔡元培认为彭允彝身为教育总长，不惜逢迎军阀，破坏司法独立，不愿在这样一个卑鄙政客之下供职，即于十八日辞职出京。
十九日，北大学生到公府请愿撤换彭，彭是府派阁员，黎借口总统不能干涉内阁，不予接受。北京各大专校长支持学生的行动，联名呈请去彭留蔡，彭忿而辞职，黎将辞呈退还。北大学生代表又到众议院请愿否决教育总长的同意案，议长吴景濂公然指挥院警殴伤学生多人。二十四日，学生又到参议院请愿，该院议员竟以学生“聚众要挟”为由，通过彭允彝的同意案以示报复。
一月三十一日，北京专门以上学生分批出发讲演，向人民群众控诉内阁蹂躏人权，破坏司法独立，国会违反民意以及议长指挥警察殴打学生的暴行。同时学生代表十余人又一次到公府请愿。黎回答说，已电请孑民（蔡）回京复职，教长问题须由内阁、国会解决。二月一日，学生代表又到国务院请愿，张绍曾对于彭允彝应否撤换并不回答，只说阁员同意案已由国会通过，未便有所变更。
北大、高师等六校学生鉴于政府、国会都不讲理，请愿无效果，决定停课，并对教育部宣布“独立”，不接受彭允彝署名的部令和公文。六校教职员一致支援学生的行动。因此，北京又一次出现了以驱彭为目标的学生运动高潮。北京政府认为“学风不良”，二月九日下了整顿学风的命令。
与此同时，京汉铁路工人为了争取人民权利，成立全路总工会，直系军阀竟然采取疯狂屠杀的手段来镇压工人运动，这一暴行使吴佩孚与人民为敌，特别是与工人阶级为敌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引起了全国人民和国际工人阶级的极大愤怒。原来京汉铁路工人自一九二〇年五月以来，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领导下，先后用“工人俱乐部”的形式组织了自己的工会。自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诞生并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以来，中国工人阶级在自己政党的正确领导下，政治觉悟迅速提高，全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一九二二年一月，香港海员爆发了以反对外国资本家为目标的大罢工，以封锁香港为斗争策略，在全国工人的热烈支援下，英帝国主义终于被迫屈服，罢工经过近两个月的艰苦奋斗，终于以胜利而告结束。同年五月一日，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号召下，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明确了工人阶级的斗争方向，并通过在全国总工会未成立前，公认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通讯总机关。自此以后，工人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展开，特别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湖南工人运动表现得更加出色，安源煤矿的大罢工就是在这年九月胜利结束的。在党的领导和革命新形势的推动下，京汉铁路工人决定把全路各段先后成立的“工人俱乐部”联合起来，定于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在郑州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
京汉铁路局长赵继贤，事前同意成立总工会，承认将一月二十八日的例假与二月一日调换，以便工人前往郑州开会，并允加挂客车、发给免票，以供工人代表和参加大会的来宾之用。不料这个笑面虎一面讨好工人，一面向吴佩孚告密请求武装干涉。当本路工人代表和参加大会的全国三十余团体约二百人齐集郑州时，一月二十八日，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宣布奉“大帅”命令，禁止工人开会。次日，驻郑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奉吴佩孚的电令，不许开会。三十日，吴电召工人代表杨德甫等五人到洛阳，当面阻止他们开会。三十一日，杨等回到郑州后，工人代表认为赵继贤口是心非，吴佩孚无理干涉，为了争取工人自己的民主权利，决定如期召开大会。
二月一日，靳云鹗颁布了郑州戒严令，并派大批军警分途警戒，惶惶如临大敌。但是工人代表英勇地冲破了军警的封锁线，到达大会会场，庄严地宣布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这一行动激怒了军阀，当晚派出大队军警占领会场，大打出手，将会内什物任情捣毁，并派人监视工人代表的住宿旅馆，限他们即日离开郑州。在军警的淫威下，总工会迁往汉口江岸办公。
二月四日，在总工会的领导下，京汉铁路全路工人爆发了为争人权、争自由而战的政治性大罢工，并提出撤换局长赵继贤、南段处长冯澐、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以及军警撤出工会和赔偿损失等要求。当天客货车全部停开，瘫痪了全国交通大动脉，严重影响了直系军阀布置内战的军事运输。
二月五日，吴佩孚手下大将、湖北督军萧耀南派汉口镇守使署参谋长张厚生到江岸工会，要求交出工人代表杨德甫等五人，工会严词拒绝。湖北军阀对于工人阶级的高度组织性、纪律性与团结一致的精神认识不足，以为刀枪之下，何求不得，因此捕去司机二人，强迫他们开车，并在大智门车站公开发售车票。不料工人纠察队勇敢地把被捕司机同志抢救出来，使军阀强迫通车的计划落了空。当天工人纠察队被捕去三人，由于武汉工团联合会的支援，军警当局害怕引起重大事故，只得把他们释放了。
二月六日，武汉工团代表在江岸举行大会慰问罢工工人，参加大会者万余人，显示了工人阶级众志成城的巨大威力。随即举行示威游行，游行队伍通过租界时，帝国主义者敢怒而不敢言，当晚他们唆使军阀采取镇压工人运动的严厉措施。
二月七日，萧耀南骗诱工会代表到江岸等候，当派参谋长前来举行谈判。下午五时二十分，赴会代表走到半路上，听得枪声大作，原来萧耀南设下陷阱引诱工人代表集中江岸工会，企图一网打尽。张厚生统率两营兵士前来，竟像对敌作战一样，下令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了工人曾玉良等三十七人，受伤者达二百余人。张厚生意犹未足，指挥兵士分途搜索，这些兽军乘机抢劫奸淫，极尽野蛮惨酷之能事。京汉铁路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共产党员）等六十余人被捕。军警把林绑在车站站台的灯柱上，强迫他下令复工，林坚贞不屈，表现了工人阶级顽强斗争、视死如归的革命气概，被张厚生下令斩首，把首级挂在车站上示众。
同一天，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施洋在自己的住宅被捕。十五日也就是农历除夕，这位致力于保障工人利益、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具有无限忠诚的共产党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被军法会审处以死刑，即日执行。
在湖北军阀对罢工工人展开疯狂屠杀的时期，京汉铁路各站也发生了大逮捕和大屠杀。二月五日，靳云鹗在郑州捕去工会职员王宗培等五人，手镣脚铐，毒刑拷打，强迫他们下令开工，他们都抵死不肯屈服。同日，曹锟派兵三营到长辛店，捕去工会分会职工史文彬等十一人，解往保定审理。七日又来捉人，并盲目开枪扫射，打死了工人五人，受伤者达六十余人。信阳、驻马店、广水等站也有同样事件发生。
这次“二七”大惨案，被屠杀的铁路工人有四十余人，受伤者达数百人之多。主持屠杀者不是别人，正是一贯伪装同情人民运动和保护劳工的大军阀吴佩孚。工人手无寸铁，他们在斗争中表现了无产阶级的组织力量与革命意志的坚决性、彻底性。罢工后的第三天，道清、正太及津浦铁路南段工人一致罢工响应，全国学生和人民团体也都站在正义的一面，对蹂躏人权、摧残工运的军阀极尽口诛笔伐之能事，使军阀的丑恶面貌无所遁形。但是，在工人阶级政党建党不久的幼年时期，中国革命的新生力量不可能是直线上升的，不可能不遇到旧的腐朽势力的疯狂镇压。为了保存力量，京汉铁路总工会不得不劝告工人忍痛复工，从此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而另一方面，通过这次惨案，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和革命战斗意志更加坚强起来，在全国政治生活中日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为此后推翻军阀与帝国主义的联合统治打下了更有力的思想基础。不久上海工人准备举行一次以促进裁兵废督为目标的政治性大罢工，曾使帝国主义与军阀集团提心吊胆，他们动员一切反动力量才把那次罢工事件在萌芽中镇压下去。
四 “援闽军”开抵福州，孙传芳接任福建督理。海军舰队在上海变相独立。沈鸿英进攻广州失败。陈炯明旧部又在东江叛变
闽、粤两省督理命令发表前，福建孙皖两系的合作关系已经日益动摇，讨贼军许崇智等部取道闽南回粤，北方“援闽军”由赣东向闽边推进，王永泉、臧致平等也都竭力讨好北京政府以求自保。王永泉利用驻闽海军排斥国民党，二月八日嗾使福州“公民团”驱逐国民党省长林森下台，推举海军领袖萨镇冰复任省长。另一方面，他还采取了分化“援闽军”的策略，愿意让出光泽、邵武、建宁、泰宁四县为“援闽军”先锋第十二师周荫人部的防地，以交换周荫人脱离孙传芳的关系，与之合作。三月十五日，萨镇冰、刘冠雄通电接受北京政府所委“办理福建善后事宜”的职务，请孙传芳来闽共同办理“善后”，并请北京政府饬“援闽军”遵照一月二十二日的命令，停止开入闽境。但是，北京政府在曹、吴的胁迫下，又于三月二十日发表孙传芳为福建督理的命令。四月六日，第十二师兼程开到福州，孙传芳也于十二日行抵福州。十七日，孙传芳接任福建督理，王永泉取消福建总司令名义，退居军务帮办一职。
福建局势发生变动前，四月八日由青岛开抵上海的海军第一舰队，以海筹舰长许建廷为首，联合永绩、建康两舰长及列字艇长，通电宣布“福建自治”，公推林建章为海军领袖，称黎元洪为“先生”，拒绝孙传芳入闽，并且表示了赞成联省自治的态度。他们派兵登陆设防，派员检查邮电，实际上是向北京政府宣布独立。海军官兵以闽籍为最多，他们关怀故乡是可以理解的，但此中另有孙皖同盟的政治内幕：由于直系的势力达到福建，浙江和广东都受到严重威胁，所以安福系分子福建人曾毓隽，通过乃弟曾以鼎与海军的关系，策动海军发难，企图以上海为根据地，联合奉皖两系与孙中山的势力，大举向直系进攻。许建廷等的庚电发表后，卢永祥发表真电（十一日）、张作霖发表元电（十三日）、臧致平发表盐电（十四日）予以响应。卢永祥派浙军第一师潘国纲部进驻浦城，十八日，臧致平在厦门宣布独立，浙闽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但是，由于沈鸿英已在广东发动，孙中山没有余力出兵北伐，王永泉在北方“援闽军”的控制下，也不能有所作为。孙传芳向卢永祥表示，自己并非吴佩孚的嫡系，决不侵犯浙江。同时北京政府对上海海军四舰不敢加以谴责，却用利诱手段笼络他们，因此浙、闽两省的紧张局势又暂时缓和下来。
四月二十三日，北京政府派王永泉兼任建安护军使，周荫人兼任泉永镇守使。为了防止王永泉与卢永祥因防地相接而打成一片，五月二十一日，又调任王永泉为护军使，周荫人改任闽北护军使。
闽、粤两省督理命令发表前，广东已是一个军队派系复杂、军事危机严重的“火药库”。滇军有杨希闵、朱培德两部，桂军有沈鸿英、刘震寰两部，粤军又有陈炯明旧部与魏邦平旧部之分，而滇军与桂军之间，滇桂军与粤军之间，又彼此互为壁垒，形同敌国。孙中山的基本武力东路讨贼军远在福建，在讨贼军未回粤以前，他只能拉拢杨希闵、刘震寰等以牵制野心大的沈鸿英。孙中山没有力量消灭陈炯明旧部，只能采取妥协手段，使他们不再为陈所用，例如派兵围攻总统府的洪兆麟，被任命为潮汕绥靖处长，向陈炯明告密破坏北伐军回师计划的谢文炳，也被任命为北路讨贼军总指挥，等等。这时，陈炯明旧部分为三起：尹骥、李云复、翁式亮、赖世璜四师驻防汕头、潮州、饶平、大埔一带；林虎、陈炯光、钟景棠等驻防龙川、河源、和平、五华一带；杨坤如、熊略、陈修爵等驻防博罗、惠州、海丰、陆丰一带。孙中山派李烈钧驻潮州统率尹骥等四师，派姚雨平驻惠州统率杨坤如等部。以上各军驻地，都是东路讨贼军由闽回粤的必由之路，因此，收编陈炯明旧部与讨贼军回粤两个问题，产生了尖锐矛盾。
东路讨贼军从二月一日起，由福清、泉州逐步向南移动。三月上旬进入和平、大埔、梅县，即被林虎、尹骥等部阻止不能前进。三月九日，孙中山命令尹骥等四师移驻闽南，所遗防地由讨贼军接收，并派周震麟前往潮州，与李烈钧接洽移防问题。尹骥等表示不愿入闽，李烈钧也希望出兵江西北伐。周震麟又到大埔会见许崇智，许愤慨地反对对这批“叛军”采取姑息政策，必须限令即日开拔，并将营长以上军官一律撤换，如果表示抗拒，即应予以讨伐。这些话传到潮汕方面来，尹骥等部也部摩拳擦掌地要与讨贼军一决雌雄。后来经过多方调停，四月七日，李烈钧才率领这些军队取道饶平开入闽边。十四日许崇智进抵潮州，二十三日讨贼军到达汕头。
孙中山早已任命杨希闵为广州卫戍司令，三月十二日杨才宣布就职。沈鸿英虽与孙中山同处一城，却始终并未见面。当然，杨希闵也是不可靠的，所以当朱培德部滇军由广西开抵三水、河口的时候，孙中山即将该部改编为“拱卫军”，令其开驻广州。由于朱培德与杨希闵向不和睦，为了避免误会，孙指定以河南为朱部滇军的防区，自己也将大元帅府移往河南士敏土厂，这样，他的安全才有了保障（四月三日）。
三月二十日北京政府发表沈鸿英督粤的命令后，二十四日沈向孙中山表示，愿意遵照二月二十四日命令，移防西江。二十五日，沈与杨希闵联名通电，拒绝接受北京政府的任命。二十七日，沈由广州移驻新街，在那里设立桂军总部行营，沈军第一军李易标部也由观音山移驻白云山，并将观音山防地移交杨部滇军接收。从以上情况看来，沈鸿英尚无夺取广东政权的野心，孙中山仍然试图进行“裁粤兵之半”的计划，拟将国防军编为六个师，由大元帅直辖，省防军编为一百营定名为“保卫军”，由省长直辖。孙中山还准备执行以前所决定的滇军回滇（指杨希闵部）、桂军回桂（指沈鸿英部）、湘军回湘（指尹骥、李云复、谢文炳等部）的计划，同时拟将李烈钧旧部滇军朱培德、赣军赖世璜两部交李统率，进攻江西。
四月十四日，孙中山与唐继尧、刘成勋、熊克武、赵恒惕、谭延闿、刘显世联名通电，反对北方发表闽、粤两省督理命令，谴责直系军阀策动川、黔两省战争的黩武行为，并称：“自今以后，我西南各省推诚相见，共议图存，弃前事之小嫌，开新元之结合。外间内谗，一切勿受。”这个通电又与以前对北方直系暂时维持和平，先出兵讨伐首鼠两端的西南军阀的决策不相符合。这个电报是章太炎出的主意，认为必须团结西南，才能对付北方。而孙中山也因闽、粤两省督理命令发表，他与直系的关系已经破裂，所以采纳这一建议，变更了“远交近攻”的方针。这个电报仅由章太炎与西南“联治派”驻沪代表交换意见，并未征求列名者同意，电报发出后，各省军阀纷纷否认列名，而孙中山团结西南“联治派”的计划又一次失败了。
四月十六日，沈鸿英果然宣布接受北京政府所任命的广东督理一职，并且发动了对广州的攻势：李易标部由白云山进攻观音山及农林试验场滇军总部，沈荣光部由韶关南下进攻英德、四会。沈鸿英宣称，以前“欢迎岑孙二老回粤主政，乃中山回粤后，开府称尊，抗拒中央，准备北伐，无一不与沪上宣言相反。为中山计，宜即撤销帅府，回沪筹备兵工政策。盼望各团体及友军欢送中山行旌”。原来沈鸿英退出广州乃是“以退为进”之计，他埋怨孙中山把他当作“收养子”，现在“亲生子”（指许崇智）就要回来，“收养子”就要被赶出门了。他勾结一部滇军作为内应，自信有把握消灭杨部滇军，而这支滇军被消灭以后，他在广州就没有劲敌了。不料沈军发动后，约为内应的滇军迅速被杨希闵压制平复。孙中山亲自到农林试验场与杨希闵共同督战，并调回刘震寰部救援广州。十八日，杨、刘两部占领白云山，沈部向新街退却，十九日又退出兵工厂，至此广州市内已无沈军踪迹。二十日，杨部滇军又攻占新街、芦苞。
四月二十四日，沈军由银盏坳出动，在火车头上架设机关枪冲锋前进，来势颇为凶猛，杨、刘两部败退到江村，炸毁铁桥以阻遏沈军的攻势。下午下令反攻，沈军又退往源潭。此后吴佩孚调赣南镇守使方本仁、南雄镇守使邓如琢、豫军樊锺秀等部援助沈鸿英，沈军与杨、刘两部在粤汉路线上进行了半个月的拉锯战，到五月八日沈军退出韶关，同时沈军张希拭旅也退出肇庆，广州所受的军事威胁才得全部解除。
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陈炯明旧部杨坤如、翁式亮等又在东江叛变，推举叶举为总指挥，于五月九日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攻。从五月中旬起，陈部粤军与刘震寰、许崇智等部在东江进行了十多天的拉锯战，已经开抵闽南武平、上杭、永定、平和一带的尹骥等四师也倒戈回粤，于五月十五日攻占潮州、汕头。东江正在苦战的时候，逃入江西的沈军又和北军联合反攻北江，当中还穿插着驻粤海军司令温树德酝酿投北的一幕。孙中山在解除温树德职务以后，才抽身到石龙、石滩一带督战。
在孙中山两面受敌、形势十分险恶的时期，国民党妥协分子又一次提议孙、陈合作恢复感情，但是条件仍然谈不拢来，六月二十三日，陈炯明由香港到汕头，就公然出面来与孙中山为敌了。
五 四川内战爆发，杨森借助北军乘机回川。熊克武联合唐继尧反攻成都。刘显世借助滇军赶走袁祖铭
吴佩孚在策动闽、粤两省战争的时候，他的魔爪同时伸入到四川。
二月十四日，刘存厚、陈遐龄、邓锡侯、杨森、田颂尧、刘斌、陈国栋、陈洪范、唐廷牧、刘文辉联名通电讨伐熊克武、但懋辛。这个电报是由宜昌发出的，人们一望而知是吴佩孚指使杨森呼风唤雨，组织力量，充当他的武装侵入四川的开路先锋。
杨森兵败逃入川鄂边境后，吴佩孚给以中央军第十六师师长名义，叫他收集残部，养精蓄锐，待时反攻。
四川军阀都是一些争权夺利、反复无常的个人野心家。一、三两军联合刘存厚打败杨森后，不久又有第三师师长邓锡侯、第十师师长刘斌、第二十一师师长田颂尧、第二十二师师长唐廷牧、第一混成旅旅长刘文辉、川边镇守使陈遐龄、第七师师长陈国栋、屯殖司令胡远耀组织八人同盟对抗第三军军长刘成勋。第七师属于第三军，陈国栋企图将第三军直属第四混成旅何金鳌部并入该师，因此与何旅在大足发生冲突，何旅败退乐至，刘成勋即将陈国栋免职而自兼第七师师长。二月七日，邓锡侯伪装调解第三军争端，带兵离开重庆，其目的不仅在于援助陈国栋，还想联合同盟者扫除一、三两军的势力，首先扫除川西刘成勋和川南赖心辉的势力，从而取得四川总司令的地位。在邓的策动下，第二十一师进驻安岳，第二十二师进驻犍为，第一混成旅向泸州前进，川北边防军总司令赖心辉被迫退往自流井、合江。邓锡侯还联络川北刘存厚和在川鄂边境的杨森作为外援。第三师离开重庆后，第一军第六师余际唐部于二月八日开到重庆。此时第一军主力在川北潼川一带，军长但懋辛已改称东防督办，也于二月十三日移驻重庆。
川军内讧为吴佩孚夺取四川创造有利条件，他除帮助杨森回川外，还布置了两路攻川的计划：一路派北军第七师师长吴新田由陕南进兵川北，一路派北军第八师师长王汝勤、第十八师师长卢金山为“援川军”总副司令，由鄂西进兵川东。二月十五日，杨森部由利川偷渡戴溪袭取万县，与集中忠州的第一军发生接触，十九日，刘存厚部占领锦州，二十一日，卢金山部占领巫山。吴佩孚自从把持北京政权受到各省直系军阀“鸣鼓而攻”以来，就把全副精力用在对南军事上，他的武力统一野心逐步发展到超过他的前辈袁世凯和段祺瑞，征闽、攻粤、入川同时并举，而在这一点上，他和曹锟的意见又是一致的。
邓锡侯部西进后，与陈国栋部在永川会师进攻隆昌，与第三军第七混成旅旅长蓝世钰部激战，刘成勋即下令罢免邓的第三师师长，并责成赖心辉等回师加以讨伐。邓、陈两部曾以破竹之势占领江津、永川、荣昌、隆昌、铜梁、大足、合川、璧山、内江、资州、简阳，成都大为震动，刘成勋被迫派员向邓讲和。二月二十二日，赖心辉部回师攻克简阳，二十四日进兵解成都之围，邓、陈两部退往新都、广汉，于是形势又为之一变。二十七日，省军继续向北进攻，邓、陈两部退往田颂尧、刘斌的防区德阳、绵阳一带。这两个同盟者开始也是伪装调解，阻止省军前进，随后也加入了战斗，公推邓锡侯为联军总指挥，与省军在川北展开了旅进旅退的拉锯战。刘存厚、唐廷牧各部也都加入了联军方面。三月下旬，联军反攻占领绵阳、罗江、德阳，刘成勋愿意让出成都。四月四日，另一同盟者刘文辉伪装中立，以成都卫戍总司令名义先行带兵进省，五日联军占领成都。
川东方面，三月八日杨森部占领万县后，与第一军相持于梁山、忠州一带。由于第一军发生内讧，引起重庆大火，声势大为削弱。三月下旬，杨森部占领梁山、长寿，四月六日占领重庆，第一军向川西退却。
这次四川内战，开始是以邓锡侯为首的八人同盟利用第三军发生内部纠纷的机会，以调解为名进攻成都。战事发动后，川北方面刘存厚乘虚而入，川东方面杨森联合北军大举反攻，因此战争的规模愈大，而形势也愈为复杂。刘成勋下台后，刘存厚由广元到绵阳自称四川督军。杨森部一路尾追第一军，先后占领合川、铜梁、永川、泸州，杨森的目的也是要做四川督军。这样一来，邓锡侯大失所望，又与退往遂宁、潼南、安岳、简阳的第一军相约两不侵犯，自己处于坐观成败的地位。这时，第一军公推熊克武为靖国自治军总司令，向杨森提出条件，只要北军退出四川，四川内部问题可以和平解决。这个条件当然不是杨森办得到的。同时唐继尧在用兵贵州取得胜利以后，恢复了大云南主义的野心，又与熊克武化敌为友，协助第一军抵抗杨森并大举反攻成都。五月十四日，第一军攻占成都，二十日继续占领绵阳，刘存厚与邓田各部向广元退却。从此一、三两军结合起来共同抵抗杨森，四川内战的范围更加扩大，长期不能解决，吴佩孚征服四川的计划不能实现。
唐继尧侵犯贵州的战争，是在四川内战的同一时期发动的。在此以前，刘显世因为袁祖铭背叛了自己，不让他回去再握政权，就到昆明求助于唐继尧。此时唐在云南的地位日趋稳定，他的大云南主义野心死灰复燃，便以援刘复职为名，自称滇黔联军总司令，仍请刘担任副司令，派唐继虞以“东南巡宣使”名义率领张汝骥、吴学显等部攻占盘县、普安、镇宁、安顺一带。袁一面派兵防堵，一面质问刘为什么要勾引滇军侵犯贵州。刘回答说，滇军假道贵州前往广西“宣抚”在外滇军，并无侵犯贵州之意。随后黔军王天培、彭汉章等部与滇军发生战事，袁又通电质问滇军为什么要无故侵犯贵州。唐继虞也回答说，他们本来是假道入桂的，“适值副帅刘公由滇返里，一部黔军突出拒抗，副帅令本军就便协助，不得不敬听指挥”。袁也虚伪地向刘提出条件，叫他交涉滇军出境，愿意推位相让。
三月十二日，滇军攻入贵阳，刘显世接任贵州省长。袁部由湘西凤凰退入鄂西施南，吴佩孚叫他到四川与杨森合作。刘显世虽然恢复了政权，但是唐继虞以滇黔联军前敌总指挥名义驻兵贵阳，成为贵州的实际统治者。这是借助外力者的必然结果。
六 临城发生土匪劫车案。官匪举行和平谈判，被掳西人全部得释
吴佩孚迷信武力万能，坚持武力统一政策，而在他的肘腋之下，河南土匪纵横扰乱，他却束手无策。一九二二年八月，洛阳中学被匪掳去校长及学生四十一人，后来虽被军队追回，但是洛阳城内公然发现土匪的榜贴，指名下次一定要绑“吴大将军”的票。河南土匪分为两大股，一股匪首为绰号“老洋人”的张庆，其根据地在宝丰，一股匪首为学生出身的李明盛，其根据地在鲁山，两股合起来人数超过两万。他们大多是赵倜、赵杰留下来的残兵败将，十月、十一月之间，接连攻陷河南十多县，政府军仅能保守交通线不使中断。“老洋人”不但胆敢向吴挑战，叫他献出军饷一百万元，否则亲自出马与之一决雌雄，而且还掳去英、美、法、意、瑞（瑞典）五国教士及男女商人二十余名，引起了五国公使的严重交涉（十一月十六日）。吴对各地匪警本来是置之度外的，由于“老洋人”掳去了真洋人，他不得不派靳云鹗为河南剿匪总司令，叫他只许“剿”，不许抚，以免助长土匪掳人勒赎的风气。可是靳的部下不争气，接连打了几次败仗，只得改“剿”为抚，先后收编了张庆、李明盛两部。
同年十一月，青岛商会长随石卿被匪掳去，后由家属备价赎回。曹锟、吴佩孚身为直鲁豫巡阅使、副巡阅使，这三省又系直系军阀控制力最强的地区，而事实证明，在他们的统治下，不但穷乡僻壤，就是通都大邑也是不安定的。他们兵力所能控制的只有“点”和“线”，甚至“线”也不能完全控制。随后又发生了震动全国的临城劫车案。
一九二三年五月五日深夜二时半，津浦路北上车经过离临城三里的沙沟山，司机人在半钩斜月下，发现前面黑影幢幢，汽笛的尖啸声赶不走他们，便想煞车观察究竟。由于驶行速度过高，车子一时停不下来，走到长约数十丈的拆去了接轨钉子的铁轨上，前面机车、邮车、三等客车一齐出轨倾覆。接着传来一阵枪声，就有脑后垂辫的土匪千余人蜂涌前来，跳到卧车上打劫财物，绑架乘客。这班车载有参加山东黄河宫家坝堤口落成典礼的中外记者和外国旅行者多名，共有乘客二百余人。匪徒先用枪托敲门，睡在头等卧车中的英国人罗斯门不肯开门，被匪开枪打死。除车上服务员外，匪徒两人挟一人将全部乘客绑走，只有少数乘客跳进麦田得以逃脱。被掳西人男女共有二十六人，大部分仅穿睡衣，也有来不及穿鞋袜的。他们脚底下坎坷不平，又碰到一场急雨，被匪徒们押往抱犊谷山麓巢云观予以圈禁。
五月七、八两日，英、美、法、意、比五国公使先后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最严厉的抗议。上海美侨电请哈定总统迅速营救被掳西侨，北京美国驻军要求采取直接行动，美国国防部长台维士公然向国务卿休士建议出兵中国。日本虽然并无侨民被掳，日本报纸也幸灾乐祸地鼓吹组织国际联军，共管中国铁路。五月九日，五国公使限北京政府于三日内将全体被俘外侨救出，否则每隔二十四小时须加赔款若干。洋大人的嘴脸使北京政府慌做一团，他们把一切政务都停下来，集中全力讨论营救外侨的问题。
匪巢抱犊谷是山东峄县的辖境。以前张敬尧做苏、鲁、豫、皖四省边境剿匪督办时，不“剿”而“抚”，于是匪变为兵；张在湖南失败后，兵又变为匪；加以张勋、张文生失败后留下来的残兵败将，大多散布在鲁南山区，所以邹、滕、峄三县多年来一直是土匪横行无忌的地区。抱犊谷匪首孙美松就是张敬尧的旧部。后来，山东督军田中玉派第六、第二十两个混成旅包围抱犊谷达十八个月之久，山上缺乏饮水和食粮，孙美松求救于他的堂房兄弟孙美瑶。孙美瑶是滕县人，年仅二十五岁，他和大哥孙美珠一同落草，孙美珠也是张敬尧的旧部。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五日，孙美珠被政府军在西集擒获斩首，孙美瑶接统这股匪众，临城劫车案就是他干出来的勾当。
土匪劫车绑票后，先将外籍女票释放，叫她们带口信给政府军，须将围山部队撤出十英里外，否则被俘外侨均将被杀。土匪的目的在于解抱犊谷之围，收编他们为国军，并不需要赎款。从山上递下来的第一封信是上海《密勒士报》记者鲍威尔所写的，劝告政府军切勿进攻，须求和平解决。全体外俘都在信上签了名。
由于外交团坚决主张派人与匪讲和，以免危及外俘生命，所以从五月十二日起，山东督军田中玉、省长熊炳琦、交通总长吴毓麟、曹锟代表杨以德、徐海镇守使陈调元、江苏交涉员温世珍等先后到枣庄进行官匪和平谈判，美国公使休士和有关各国领事以及前公府美籍顾问安特生等，也都到枣庄来督促进行。
围山军队有一年半没有领到军饷，经常将军火售与土匪，因此田中玉放心不下，特从济南调来可靠军队一千五百人，用以自卫。
官匪开始进行和谈时，官方找到峄县绅士李麟阁，陪同安特生上山接洽。杨以德找到张敬尧旧部郭泰胜充当官匪之间的“调人”。山上土匪非常爱戴张敬尧，因此北京有人建议起用张勋、张敬尧办理招抚事宜。
五月十五日，田中玉、熊炳琦与匪方代表周天松在中兴枣庄煤矿公司举行第一次谈判。匪方提出：（一）政府军解围撤回原防；（二）收编匪军为一旅，以孙美瑶为旅长；（三）补充军火。除第三条外，其余两条官方表示可以接受。官方提出分作三批释放外俘。双方准备签字时，匪方要求外国人和邹、滕、峄三县绅士一同签字，担保官方履行条约，这是因为官方曾经干过背盟杀降的事情。民国八年，旅长唐天喜以释放肉票、不究既往为条件，收编了一支匪军，后来匪首十七人全部被杀，因此他们深怀戒心。这个条件也被官方接受了。这时，交通总长吴毓麟自告奋勇，愿意入山为质，交换洋票提前释放出来。接着，山东省长熊炳琦也愿附“骥尾”偕同上山。这个消息传到北京，黎元洪马上打电报嘉奖吴毓麟“忠勇”可嘉，劝他提早回到北京，吴景濂、张绍曾、王承斌也有电报劝他不要“从井救人”。其实，吴毓麟到枣庄是来看热闹的，他每天坐在花车里玩雀牌，一切事情都不过问。他接到这些电报后，就“满载盛誉”回到北京去了。
十六日，田中玉下令政府军解围撤退，并委孙美瑶为招抚司令，派人持令上山接洽。孙美瑶当面扯碎了委任令，并致函田中玉，自称山东建国自治军总司令，否认官匪所定的和平条件，据称须在政府军继续撤退，并接济山中粮食后，他召集山中首领举行会议，才能提出正式条件。原来孙美瑶看见北方许多大官儿和“洋大人”们都亲自到枣庄来，认为这笔买卖可以大捞一把，因此推翻了昨天签订的官匪和约。这一消息使北京公使团大为吃惊，接连照会外交部，阻止政府军改抚为剿，还叫北京政府责成曹锟转令山东当局和平了结，以免伤及外俘。
在官匪继续谈判的过程中，匪方提出了一次比一次更苛的条件，如要求任命张敬尧为山东督军，改编匪军为两师，划滕、邹、峄三县为他们的势力范围，政府军撤出百里外，苏、鲁、豫、皖四省“同道”中人须一律予以收编以及六国提供保证等等。由于无法谈得拢来，二十一日田中玉到北京，坚决主张改抚为剿，内阁总理张绍曾也认为非剿不可，拟派冯玉祥为剿匪督办。这个意见受到外交团的强烈反对，曹锟也大不以为然。田中玉为此到保定向曹锟附耳密语，曹锟才为之释然。原来这是一个明“剿”暗“抚”之计，以此恫吓匪方放弃过苛的条件。
官匪谈判破裂后，果然匪方外强中干，在十九名外俘中找到了一位在欧战时得过勇士勋章的法国人裴雨松，叫他宣誓保证回山，派他携带新条件下山接洽，限政府军于二十二日下午六时之前撤回原防。不料裴雨松一去不返，山上外俘打电报叫他回来，他都置之不理。匪方十分惊讶外国人也不讲信用，而这个外国人还是一位驰名国际的“勇士”呢。
为了防止政府军劫走外俘，二十日匪方将外俘三名移置山顶洞穴内。原来抱犊谷在地形上像个倒挂葫芦，山顶上有大约两英亩的盆地，山腰十分狭小，由一道陡峭的山壁攀援而上，两旁凿有攀石或者嵌以木桩，一撒手就有跌入万丈深崖的危险。根据当地的传说，由于大牛不能上山，而山上又有可耕盆地，只能把小牛抱上去饲养长大，因此有“抱犊”这个名称。山顶周围掘有濠沟，中间筑地穴用以收容俘虏。还有三个蓄水池和不计其数的大水缸用以蓄积雨水。地穴内收容中国俘虏多名，被俘时间有长达三年以上的，他们枯坐等死，像入定的老僧一样。其中有坐在草垫上的儿童数十名，年龄自五岁至八岁不等，一个个饿得都像皮包骨头的活骷髅，匪方视同废票。这个消息从报纸上揭露出来，才激动了人道主义者和各方面的忿慨，一致谴责北京政府对本国肉票的痛苦遭遇视若无睹，却只一心一意地援救外国肉票，可谓毫无心肝。
这三名外俘都是用绳索吊上山的。其中有六十三岁的英国人斯密司，在外俘中年龄最大，他是患了失眠症到中国来进行“旅行疗养”的。他被悬在半空中提到山上，失眠症发作得更厉害，幸而“通邮”问题已由安特生上山交涉获得解决，他可以取得从山下寄来的安眠药品。不但这样，“通邮”问题解决后，从上海寄到大批罐头食物、香烟、水果、报纸、杂志，匪方都不折不扣地交给了他们。外俘还有言论通信的自由，上海《密勒士报》首先发表了鲍威尔的“匪窟通信”，描写俘囚生活和山中风景，但有一件事鲍威尔避而不谈，就是当土匪把他和另一外俘押解到巢云观的时候，叫他们向神佛磕头，旁边有人撞钟击鼓，他们也照样做了。
由于政府军态度日益“强硬”，裴雨松下山一去不返，匪方于二十五日又叫鲍威尔宣誓下山，限于二十四小时之内回来，并派匪兵两人为随。鲍威尔携带匪方所提的三个条件：（一）发给六个月的军饷，（二）收编一万人，（三）以张敬尧为山东督军。官方拒绝了这些条件，鲍威尔遵守誓约回山。二十六日，田中玉由北京回到枣庄来，命令政府军加强合围，并派飞机绕山飞行投下传单，匪情更为惶恐，除要求外俘修书求和外，又派鲍威尔携带两个比较让步的条件下山：（一）政府军解围撤退，（二）收编以二旅为限。官方提出了两个反条件：（一）先释放外俘三分之二，（二）收编以有枪者为限（估计约一团人）。三十一日，匪方将山顶外俘三人仍然移回山下，并且首先释放了年老多病的斯密司。斯密司发表了一篇通信，认为这次被掳是他一生当中最可宝贵的经验，但是以后虽以一百万元为赌，他也不愿再有这种经验了。他的行程本来还要到东三省，当他听得张作霖也是“红胡子”出身的时候，就匆匆收拾行囊，结束了“旅行治疗”，回到英国去了。
官方继续派飞机绕山飞行示威，一面派徐海镇守使陈调元上山主持收编事宜。匪方对这位会打“哈哈”的大个子大表欢迎。官方先送来军服二千套，并运到粮食接济匪军。田中玉看见问题接近解决，先行回省，派军务帮办、第五师师长郑士琦在枣庄办理善后问题。在此以前，外交团议决由驻华使馆各国武官组织委员会，分往中国各铁路线调查护路情况，北京政府允其自由来往，并由有关人员予以协助。六月一日武官团来到枣庄时，郑士琦没有到站迎接，他们大发雷霆，拒绝去赴招待他们的宴会，郑陪了许多不是，才大模大样地参加了这个宴会。他们叫中国军官带路，乘马侦察阵地，其实侦察不出一个名堂来，因为这个时候，土匪已经表示就抚，外俘已经陆续被释放，可是这批洋武官们竟像主人对待奴仆一样，对中国军官极尽颐指气使之能事。
六月二日，孙美瑶随同陈调元下山，与郑士琦成立和平条约，当天陈又陪同他上山进行点验事宜。点验结果，全部匪军实数只有三千人，有枪者不足一千二百人。匪巢中无论男女老幼一律给以免死证，其有不愿入伍者，准其缴械遣散，个人财物准其携带回家。六月十二日，最后一批外俘八名全部得释，十三日全部回到上海。他们在山上一共做了三十七天的噩梦。
这批匪军于六月二十七日正式改编为山东新编旅，以孙美瑶为旅长，周天松、郭其才为团长，指定郭里集为其防地。以前孙美瑶曾经提出，要杀何锋钰（山东第六混成旅长兼兖州镇守使）替兄报仇，而外交团也要惩办山东负责长官，因此何锋钰受到革职查办处分（六月二十五日）。孙美瑶干了一场名闻世界的事，只做了六个月的旅长，后来新任兖州镇守使张培荣在中兴煤矿公司摆下了鸿门宴，当场把他打死了（十二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