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伐军由赣入闽。徐树铮到延平组织“建国军政制置府”。北伐军占领福州
李厚基原系皖系成员之一，与卢永祥的关系更为密切。臧致平原系驻沪混成旅长，北京政府调来援助龙济光，任为厦门镇守使，龙失败后，调任汀漳镇守使兼福建第二师师长。第二十四混成旅旅长王永泉原系徐树铮所辖西北参战军，也因援龙调来福建。臧、王两人都不是李的直接部属，对李的态度颇为傲慢，李也视为眼中之钉，久想锄而去之。直奉战后，李竭力献媚吴佩孚，以求保全位置。而吴也因“鞭长莫及”，收容了他，作为分化皖系和对付广东的一个爪牙。李第一步逼走了臧致平[1]，第二步又请北京政府调开王永泉，因此皖系骂他是忘恩负义之徒。
徐树铮是李的中表亲和丰沛同乡。一九二一年春天，徐秘密来到福州，劝李必须与卢永祥忠诚合作，又托他代发致陈树藩的一个密电。李收了电报并未照发，对徐的态度也很冷淡。一九二二年八月十八日，徐在上海函劝吴佩孚拥戴孙、段“二老”共谋统一，这当然是话不投机；又派人持函到福州有所商洽，李竟拒不接见，并且骂徐是兴风作浪的政客。
王永泉与福建各地的反李武装力量以及臧致平旧部都有联络，同时，在孙皖同盟的形势下，与许崇智、黄大伟、李福林等部北伐军也有联络。许崇智早年在福建带过兵，与福建人士有着历史渊源。福建民军请北伐军开进福建，帮助他们驱逐李厚基，而北伐军被陈炯明部击败后，正在茫无出路，便决定由江西会昌向福建武平、上杭移动。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北伐军代表胡汉民由会昌到汀州转赴延平，与王永泉接洽移防问题，双方成立协定，北伐军承认驱李后，福建问题交王全权主持。
北伐军是陈炯明的敌人，吴佩孚也想扑灭孙中山的军事力量，他们和李厚基联合起来，商定三路围攻计划，吴派第十二师周荫人部进攻会昌，陈派尹骥为“援闽”总指挥进驻浔邬，李派第二混成旅旅长王献臣（原系李的卫队团长）由上杭、武平进驻桂坑，相约在筠门岭会师。此时许崇智部共有五千余人，有枪的还不到一半，黄大伟部仅有两营人，李福林部仅有九百余人。由于闽、赣、粤三省边境军队云集，不易通过，王永泉出主意叫许崇智先派陈国华一旅打着北军第二十四旅的旗帜，由长汀混进连城、大田，然后大队跟踪前进。九月七日，许部按照这个计划由瑞金出发，改道向北占领宁化、建宁、泰宁、建阳、建瓯等县，沿途并未遇到抵抗。
九月二十六日，李接到王永泉劝他下野的电报。二十七日，急派驻省第十混成旅唐国谟部开往古田设防。二十八日，王来电否认发出这个电报，指为他人捏造，并称已出兵收复建阳，北伐军向泰宁及赣东退却。李不信为真，除令唐旅防守水口保卫福州外，并令王献臣旅联合周荫人、尹骥等部由筠门岭沿瑞金、石城、广昌一线包抄北伐军的后路，并保荐王永泉为建安镇守使以资笼络。
在李厚基的黑暗统治下，福建民军的声势日益浩大，宋渊源占领永春、德化，卢兴邦占领尤溪、古田及闽清附近地区，杨汗烈占领安溪、漳平、宁洋、长泰。李厚基升任臧致平旧部旅长高全忠为汀漳镇守使兼代第二师师长，师部设在漳州。
十月二日，徐树铮携有八十万元运动费，由浙江偷越仙霞岭，投到延平王永泉的军中，即日通电成立“建国军政制置府”，自称“总领建国军政府制置事宜”，并宣誓“以至诚至敬尊奉合肥段上将军祺瑞、中山孙先生文为领导国家根本人，何日见此二老共践尊位，发号施令，树铮即当束身司败，俾听质讯”。这个不伦不类的组织，是徐根据所著《建国诠真》一书设立的。三日，徐电劝李厚基辞职离闽，限于五日以前答复。同日，王、许两部决定联合进攻福州，许部担任左路由建瓯进攻古田，王部担任右路由樟湖坂进攻水口。战事发动后，福州大为震动，李勒令商会筹饷五十万元，福州银行发生挤兑风潮，官吏眷属纷纷避难离开福州。六日，许部北伐军占领古田后，会合王旅进攻水口，并派黄、李两部由古田经大湖向福州推进，孙本戎旅由大湖向白沙推进，包抄水口后路并截断水口、福州间的交通线。九日，李派他的表弟警务处长史廷扬率领留省部队开赴水口增援。十二日，许、王两部占领水口，唐国谟旅向福安、闽清方面败走。同时，李（福林）、黄（大伟）两部乘虚由甘源里进至洪山桥，李（厚基）只得自己带领卫队前往迎敌，当他退守南台仓前山时，海军突然发炮勒令缴械，随即把他软禁于马尾海容军舰上，逼迫他交出几年来在福建搜刮的造孽钱赎命[2]。
十三日，史廷扬从白沙败退下来，曾向福州城发动反攻，李、黄两部仓皇退走。不料孙本戎部由白沙跟踪赶到，史部三千余人因后路被截断，只得缴械投降。
二 北京政府下令讨伐徐树铮。徐树铮离闽，“建国军政制置府”取消。直系派孙传芳为“援闽”总司令
李厚基垮台后，福州各团体提出“闽人治闽”的口号，推举萨镇冰为临时省长，并通电拒绝“客军援闽”，阻止南北两军在福建境内作战。萨与海军本是站在北京政府的旗帜之下的，但在这次战事中，助了北伐军一臂之力，却又不脱离北京政府的关系。直系也企图利用海军驱逐北伐军，授意北京政府于十月十五日任命萨为福建省长。这个省长具有双重性，一方为福建各团体所推选，一方又为北京政府所任命。萨在致北京政府的电报中，把扣留李厚基一事说成是加以保护，而吴佩孚也就将计就计地请他派遣军舰护送李到厦门登陆。
福州既下，孙皖奉三角同盟在直系的全盛时期打下了一个缺口，北伐军找到了立足点，因此张作霖派奉天兵工厂督办韩麟春到上海，劝孙中山出兵江西、湖南，并约卢永祥进攻江苏，同时奉军入关大举反攻。国民党人纷纷电请孙中山到福州组织政府。由于徐树铮已经另有组织，孙中山不愿插身其间。孙的主要目的在于讨伐陈炯明，认为后患不除，不能出兵北伐。卢永祥也不以徐树铮组织政府为然，不肯盲目附和。
徐树铮、许崇智、王永泉于十月十七日到福州。徐以“总领”名义任命王永泉为福建“总抚”，管理军民两政，并任命王永泉、许崇智、臧致平、李福林、黄大伟为建国军第一至第五军军长。孙中山曾任命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下设三军，由黄、许、李三人分任军长。他们当然不接受徐树铮的任命，从十月二十八日起改称“讨贼军”。
萨镇冰于十月十五日就任临时省长。耐人寻味的是，所谓福建“总抚”具有督军兼省长的性质，但是王永泉、许崇智等并不否认萨的省长地位，还参加了萨欢迎他们的宴会。这样，福建便形成了孙皖两系和北京政府三种势力和平共处的一种局势。
十月二十四日，北京政府下令讨伐徐树铮，任命李厚基、萨镇冰为讨逆军总副司令，高全忠为闽军总指挥。这个命令是吴佩孚一再电催才发表的，本来北伐军也在讨伐之列，由于王宠惠内阁不愿与国民党为敌，所以把讨伐的对象压缩在徐树铮一人。可笑的是，讨逆军副司令正在与讨伐对象和平共处，而总司令却是一个失却自由的俘虏。更荒唐的是，北京参陆办公处已于十月十八日电派常德盛为“援闽军”总司令，这个电令并未撤销，因此北方对闽军事派出了两个总司令，彼此互不相属。李厚基虽然兵败被俘，但是他的直属部队王献臣旅在上杭，张清汝旅在泉州，高全忠师在厦门，所以吴佩孚仍然重视他。此外，吴还调动各路人马对付福建，包括驻武穴的鲁军张克瑶旅，驻崇阳、通城的鄂军第二混成旅寇英杰、北洋第二混成旅胡念先两部和杜锡珪所属海军舰队，以及在江西的周荫人、常德盛两师。常师已于十月十八日由南城开抵杉关。粤军尹骥旅开抵平和后，拟向龙岩推进，尹于十月十六日曾到上杭与王献臣会商作战计划。此时陈炯明希望取得指挥闽、粤、赣各军的军事全权，以便统一布置，吴佩孚不愿交出北军的指挥权，因此陈的态度转趋消极，不肯单独进攻。
徐树铮组织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政府，引起了各方面的严重反感。所谓“总抚”，类似清朝的总督、巡抚，下设军政、民政、财政三署，这个制度也是根据《建国诠真》的《官制篇》规定的。十月三十一日，建国军、讨贼军举行联合会议，选举闽籍国民党人林森（广州国会议长）为福建省长，同日，王永泉取消“总抚”名义，改称福建总司令，并取消建国军名义，改称福建第一军军长。徐树铮解释“建国军政制置府”的职权类似国务院，将随军事之进展移驻他处，不会长期设在福建。这一表示仍然不能获得谅解，徐又打算取消制置府而改称建国军总司令。十一月一日，徐通电主张迎接段祺瑞到上海与孙中山相见，并在上海召开联省会议，解决组织政府和各省共同出兵讨伐直系的问题。这个电报没有人加以响应。就在这时，段祺瑞派王郅隆[3]到福州，劝徐取消制置府，离开福州，徐乃于二日乘轮到上海，制置府也就昙花一现地消灭了。
十一月三日，福州各界举行大会宣布“闽事闽人自决”，阻止各方军队入闽。林森宣布就职，萨镇冰取消了临时省长的名义。
徐树铮去后，王永泉公然致电北京政府，表示了“服从中央”的态度（十一月二日）。
李厚基的母亲在上海送来一笔“赎款”，因此李被海军释放，于十月三十日乘靖安军舰到南京，与齐燮元、杜锡珪相见，共同讨论反攻福州的计划。十一月五日，李乘舰到厦门，当他看见臧致平与高全忠同站在码头上前来迎接时，不禁大吃一惊。原来臧已由上海先到厦门，高就推他为闽军总司令。臧向李表示，此行是为安抚部属、保全地方而来，并不反对北京政府。此时曹、吴都有电报召臧北上，李劝他应召前往，臧也表示同意。不料十一月七日，臧鼓动第二师官兵向李索饷，吓得李、高两人逃往鼓浪屿会审公廨。八日臧电告陈炯明：“李督军五日莅厦，致平晋谒，愿卸仔肩，俟有替人，即当北上。七日突有少数溃兵邀同驻厦军队向李督索饷，李督即偕同高师长他往。是时致平适在鼓浪屿候船，挽救无及。厦门绅商请致平维持地方治安。致平仍本在漳州宣布之宗旨，与贵军一致进行（意指维持闽粤两不侵犯条约）。”十一日又致电北京政府，报告李、高离开厦门的情形，并表示了“服从中央”的态度。
北京政府因为萨、李两人不和，十一月九日加派前海军总长刘冠雄为福建镇抚使，叫他安抚驻闽海军。十一日，李厚基到汕头向陈炯明乞援。此时国民党汪精卫一派倡议调停孙、陈恶感，孙中山要陈炯明写悔过书，才可不究既往。陈拒绝写悔过书，调停没有成功。
这时，福建形成了群雄逐鹿的混乱局面。豫军常师在曹、吴的鞭策下，十一月中旬先后占领光泽、邵武、建宁、将乐等县，粤军尹旅占领上杭、龙岩、永定等县。十一月二十九日，李厚基到上杭与尹骥等举行军事会议，即派张清汝、王献臣为福建第一、第二两师师长，拟联合粤军大举反攻漳州。臧致平意欲独霸一方，本来拒绝讨贼军开入闽南，由于两面受到压力，便又与讨贼军及民军合作，十二月十六日两路会师泉州，张清汝逃往南安，所部五营缴械投降。王永泉部开往闽北抵御常师，十二月中旬，接连收复将乐、延宁、邵武，常师退往江西境内杉关、黎川一带。直到这时，福建的局势才又稳定下来。但是吴佩孚又调动孙传芳的部队开往福建，曹锟用个人名义电派孙传芳、周荫人为“援闽军”总副司令。十二月二十六日，孙军开抵南昌，即向抚州出发，福建的局势又紧张起来。
三 广西滇桂军发动驱陈战争，陈炯明兵败下台。江防会议的一幕恶剧。孙中山回到广州改称大元帅
陈炯明对孙中山无日不在戒备之中。他的注意力集中在福建的讨贼军，对于广西方面，则利用桂军名将林虎全权应付，并不十分重视。
林虎曾到湖南向赵恒惕借兵。他说湖南根据省宪法必须裁兵，但是兵不易裁，不如将一部湘军改换桂军旗帜，让他带回广西，将来广西效法湖南制定省宪，对湖南不失为一举两得之计。这个建议说动了赵恒惕，但是说不动湘军各将领，因为这些军人谁都不肯让出自己的一部实力。林又到广东活动，陈炯明除拨一部粤军交他统率外，并令驻梧州的粤军第四师（关国雄旧部）和桂军第一师（师长刘震寰）均归林虎节制指挥。
刘震寰久想取得广西总司令的地位，陈炯明把广西问题交给林虎全权处理，对刘说来就像冷水浇背一样，因此他借口接洽军火问题到广州，随即秘密到香港与孙中山的驻港代表邹鲁见面密谈。邹奉到密令，委刘为讨贼军桂军总司令。
广西境内有两支系统不同的滇军，一支由朱培德统率，一支由张开儒统率。此时张开儒已经失势，实权落在杨希闵的手里，他们在广西无法发展，只有入粤和回滇的两条出路。孙中山秘密委杨希闵为讨贼军滇军总司令，这支滇军的军火来源也在广州。他们扬言即日离开藤县、蒙江，由浔州折入柳河，取道柳州回滇。陈炯明正是希望他们回滇而不入粤，因此非常满意地助以一批饷械，打发他们早日启程。
此时，在上海的孙中山和岑春煊有了新的结合。通过岑与莫荣新的关系，沈鸿英也被拉进来作为反攻广州的一支力量。沈是脚踏两边船的投机军阀，一面与孙联系，一面与吴佩孚仍然保持关系。通过沈的关系，广西自治军头目之一刘达庆也被吸收进来。
刘震寰回梧州后，以视察蒙江防务为名，参加了十二月六日杨希闵所召集的白马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还有沈鸿英、刘达庆所派的代表。会议决定：滇桂军分别由大江南北岸进攻梧州，定于十日发动，同时各军均易帜改称讨贼军。
梧州粤军中级军官陈济棠、邓演达、莫雄等早与广西境内讨贼军秘密联系，约定战争发动后诈败退却，退至相当地点，即倒戈起而策应。由于里应外合，讨贼军发动后并未遇到抵抗就占领梧州。第四师团长吕春荣首先响应讨贼军，刘震寰派为粤军第四师师长。此时桂军刘达庆部受杨希闵的指挥，粤军吕春荣部受刘震寰的指挥，因此杨被推为讨贼军滇桂联军总司令，刘被推为讨贼军粤桂联军总司令。
陈炯明接到梧州警报后，派叶举为西江前敌总指挥，率领一、三两师前往封川、江口增援设防。不料一九二三年一月二日，第一师发生内变，第三师不战而退，讨贼军连续占领封川、德庆、悦城等县。陈炯明看见士气不振，散布了“客军入境，广东亡省”的流言，企图鼓动粤军加强团结，抵抗侵入广东的滇桂军。孙中山在一月四日的讨陈通电中揭破此项流言“乃其平日诪张为幻之惯技，不足置辩”。
陈炯明请求同盟者赵恒惕出兵北江，唐继尧出兵桂西，以解救他的危机。但云南“远水难救近火”，湖南内部又有斗争，都不能及时有效地拔刀相助。陈又撤回“援闽军”用以自救，但为时已晚。一九二三年一月九日，讨贼军长驱而入肇庆，广州大为震动。陈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如果河口守不住，即放弃广州退往惠州。他一面电请魏邦平回广州共支危局，一面派李炳荣为省会保安司令，叫他留守广州。从十三日到十五日，三水陆兰清响应讨贼军通电讨陈，第一师师长梁鸿楷、第三师师长陈章甫通电拥戴魏邦平主持粤局，河口又告不守。十五日，陈只得率部退往惠州。十六日，魏邦平由香港赶回广州。
孙中山没有料到讨陈战争“成功如是之速”。参加讨陈的滇桂军都不是他的嫡系部队，他所信任的东路讨贼军许崇智部尚未开回广东，他不愿在局势未定的时候回到广州。此时北方张绍曾内阁正在重弹“和平统一”的老调，一月三日，孙中山有信给他，愿意赞助和平统一，并表示直系如果接受兵工政策，亦可与之妥协。孙向人暗示，并无回到广州重组政府之意。
从一月中旬到一月下旬，滇桂军将领纷纷到达广州。孙中山任命胡汉民、李烈钧、许崇智、魏邦平、邹鲁为全权委员代行总统职权，并任命胡汉民为广东省长，魏邦平为广州卫戍司令，胡、李二人均由香港回到广州。驻防潮梅粤军将领洪兆麟、翁式亮等表示愿意服从孙中山，孙回电叫他们带罪图功，派李烈钧前往汕头接收改编，并任命洪兆麟为潮梅绥靖处处长，尹骥、李云复、翁式亮、赖世璜为中央直辖粤军第一至第四师师长。
此时广州成为滇桂军的天下，用人行政都被他们把持，各机关和公共场所多被军队占作营房。沈鸿英原来只有五六千人，由于沿途招收降兵溃卒，骤然扩充为五个军，分布广州、肇庆及北江一带。此外，广西平乐、桂林一带也有他的留守部队。沈鸿英忌讳别人称他为桂军，自称原籍为广东人，他手下第一军军长李易标（广东人）称为广东第一军军长。
广东人民以前受过桂系军阀的蹂躏，对桂军很有恶感，对滇军也并无好感。广东军人一向具有排外感。滇桂军开到广州后，竟以广东的新征服者自居，广州人无不侧目而视。加以陈炯明所散布的“亡省”流言起了作用，因此粤军一、三两师于一月十八日由江门调回省城，召集海珠会议，公推魏邦平为广东讨贼联军总司令，魏于次日宣布就职，这是粤军团结起来对付客军的一个步骤。粤军驻扎河南，滇桂军驻扎河北，形成了划河为界的敌对状态。在上海的孙中山了解到这些情况，打算第一步将滇桂军调出广州，第二步帮助滇军回滇，桂军回桂，湘军回湘，以减轻广东人民的负担。湘军是指西江洪兆麟、尹骥等所统率的陈炯明旧部，他们虽然打着粤军旗帜，但是有一个师长和九个司令都是湖南人，所部兵士也以湖南人为最多。
粤军的团结排外引起了滇桂军的严重反感。一月二十二日，李易标公然派兵进攻观音山，收缴了由邹鲁指挥的讨贼粤军第一路司令谭启秀的枪械。这一行动反过来又激起了全体粤军的公忿，主客军互相敌视的形势更加严重。
一月二十六日，杨希闵、刘震寰邀请广州各军将领在江防司令部——滇军旅长杨如轩的司令部——举行军事会议，讨论分配防务的问题。杨希闵因病派参谋长夏声代表出席，魏邦平、刘震寰、李易标和总统特派员邹鲁、省长胡汉民、海防司令陈策都出席了这个会议。魏邦平建议各军停止开放赌禁，并将所占机关房屋和商店民房让出来。李易标愤慨地说：“我们抽收赌捐维持火食，有什么不可以”！他心头火起，痛骂魏邦平在历年政变中是个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的小人，没有发言资格，说着，他拿出手枪来施放，魏倒在地下避弹，一时会场秩序大乱，参加会议者纷纷夺门而出。胡汉民的卫士想进来保卫胡，被门卫阻止并开枪击毙二人。刘震寰竭力掩护邹鲁。胡汉民逃往沙面日本领事署，同时在该署避难的有李烈钧、陈策等。此时江防司令部及其附近地段布满了滇桂军的步哨，沈部第四军军长黄鸿猷和中央直辖桂军军长刘达庆同乘汽车驶过，哨兵不认识他们，致被开枪打死。魏邦平被解往农林试验场滇军总部软禁起来。
以上情况说明，江防会议是滇桂军摆下来的鸿门宴，杨希闵、沈鸿英都躲在幕后指挥，但是刘震寰不赞成李易标行凶动武的行为，临时退出了他们的联合阵线。事变发生后，李易标派兵收缴督察的枪械，沈鸿英派他的第二军军长古日光兼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胡汉民、邹鲁都逃到香港去了。
二十七日，杨希闵、沈鸿英联名宣布魏邦平的罪状，指为反复无常，勾结陈炯明图谋不轨。他们提出第三师缴械解散为释放魏邦平的条件。魏函劝第三师师长郑泽琦、公安局长吴飞不得进行抵抗。第三师将枪械缴与滇军，但魏仍未得释。第三师在江门的留守部队并未缴械。
一月二十五日，孙中山在上海莫利爱路私宅招待上海各报记者，发表和平统一意见。次日，发表和平统一宣言，建议北方奉直皖三系及西南各省在统一未完成前划境自守，互不侵犯；根据“化兵为工”原则，裁去全国现有兵额之一半，由各系各省领袖全体签名；“敦请友邦为佐理，筹划裁兵方法及经费。裁兵借款，除法定监督机关外，另由债权人及全国工农商学各团体各举一人监督之”。他号召各报开辟专栏鼓吹裁兵。从这时起，孙中山与直系军阀展开了先裁兵后统一和先统一后裁兵的争论，实际上直系所需要的是形式上的统一，并不愿意裁兵。孙本已定于二十七日赴广州，二十六日接到江防会议的消息，临时终止启程。
江防会议后，杨希闵发表宣言，希望“孙、岑两公切实携手”。这支滇军原系顾品珍旧部，顾生前与政学系颇为接近，因此全国各方面都认为政学系在广州占了上风，国民党的势力已被压倒。这种看法与事实并不符合。杨希闵与沈鸿英联合，主要是受了粤军排斥客军的影响。他不像沈那样反对孙中山，更不同意沈军的暴乱行为。他一再电请孙中山回粤主持一切。孙也看出他的行动与沈有所不同，想把他争取过来，使沈孤立而不敢轻举妄动。
江防会议后，刘震寰率领所部移驻石龙，粤军集中江门，程潜也在江门主持广州外围军事，朱培德部滇军开抵梧州，许崇智部东路讨贼军由福建回师广东。广州虽然仍是滇桂军的天下，但是杨希闵的态度逐步与沈鸿英分离。在这样的形势下，从二月四日起沈的态度也有所转变，除发表宣言，“援粤任务告终，应请孙岑二老迅速回粤主持”外，又派邓士瞻到上海迎接孙中山回粤，并请胡汉民回省主持政务。同时咨请滇军接收市内防区，他的部队纷纷开往北江，他所委派的行政人员也都纷纷退职。由于这一切，广州的紧张局势才又和缓下来。二月六日，英、美、日三国领事偕往农林试验场迎接魏邦平出来，魏于八日前往香港休息。胡汉民于九日回到广州。
二月十五日，孙中山偕同谭延闿等由上海启程，十七日到香港，二十一日到广州。孙中山在滇军让出来的农林试验场成立大元帅府，改称大元帅，不再回任总统。孙中山抛弃了护法的旗帜，将他所能控制的军事力量改称为讨贼军，这是他从事民主革命以来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此时直系军阀为了消灭南方“护法”的借口，把“恢复法统”作为他们骗人的花招，旧国会恢复了，而这个国会的组成分子大多是争权夺利、投机取巧的政客，这个国会已成为军阀手中的工具，因此以“护法”为目的的民主革命，并不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人民迫切需要解除自身的痛苦，首先是推翻军阀的黑暗统治。孙中山回粤后，不恢复总统名义而改称大元帅，并且宣布此后转入到“讨贼时期”，实际上所谓“贼”是指称兵背叛的陈炯明，后来直系军阀和一切反对民主力量的各省军阀，也都被指为“贼”，都是孙中山讨伐的对象。因此，讨贼时期就是反对军阀时期，这个名称不但含义更为广泛，而且更为接触实际。他所设立的大元帅府仍然具有政府的性质，他任命廖仲恺为财政部长，邓泽如为建设部长，谭延闿为内政部长，伍朝枢为外交部长。又改任徐绍祯为广东省长。
二十三日，孙召集各军将领在大元帅府举行会谈，发表演说，对北方主张维持和平，先讨伐西南内部首鼠两端的地方军阀。这个“远交近攻”的政策，与以前团结西南一致对付北方的政策截然相反。
孙中山下令嘉奖滇桂军讨伐陈炯明的功勋。二十四日又下令，指定肇庆及西江北岸上自梧州为桂军总司令沈鸿英[4]的防地，所遗北江防务由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派队接收；刘震寰改任西路讨贼军总司令，以石龙、东莞、虎门等地为其防地；并指定罗定一带为东路讨贼军第四师（师长吕春荣）的防地。嗣后各军非有大元帅命令，不得擅自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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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22年6月5日，李厚基突然到漳州解除臧致平的第二师师长兼职，改由自己兼任，叫臧专任汀漳镇守使，臧忿而离漳赴沪。
[2] 李厚基曾反对萨镇冰为福建省长，此时海军乘机报复。
[3] 1922年10月2日，日本公使照会北京外交部，日本兵营中所收容的安福系祸首王郅隆、曾毓隽、梁鸿志又告失踪。这是日本公使第二次放走的安福系分子。日使小幡还提出建议，日本兵营中留下来的朱深、丁士源、姚震、姚国祯四人，形状可怜，可予以特赦或私自放走。北京政府除提出严重抗议外，并要求引渡其余四犯，日本公使置之不理。
[4] 沈鸿英原称“援粤军总司令”，孙中山于2月24日改任为桂军总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