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广东孙、陈关系进一步恶化。孙中山在桂林组织北伐军大本营。孙中山下令解除陈炯明的广东总司令等职
湘军“援鄂”时，粤军攻下南宁，广西问题基本上已告解决。孙中山深深感觉到广州政府受制于陈炯明，不能有所作为，不如自己带兵北伐，将两广让予陈，即使北伐失败，也决不再回广州做有名无实的总统。他命令李烈钧所属滇、黔、赣联军和许崇智所属粤军一齐集中桂林，准备假道湖南北伐，并电请陈炯明由桂回粤，讨论北伐问题。陈托词不肯回来，却表示了反对北伐的意见，认为北伐可能促使直奉两系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南方，首先引起西南内部的破裂（湘军反对孙中山假道北伐，西南各省宣布保境息民，如果北伐实现，首先遇到的敌人将不是北洋军而是西南友军），不如等待直奉两系战争爆发，再行出动。其实，陈劝阻北伐并非出自善意，他派兵解散了孙中山所设的招兵机关，调第三师魏邦平部开往梧州监视北伐军[1]，并通电响应卢永祥主张召开各省联席会议，这一系列的表现，都是别有用心的。
孙中山决定不接受陈的意见，借口“出巡广西”，派外交总长伍廷芳代行总统职务。十月十五日，乘宝壁舰出发，十七日行抵梧州。孙中山编北伐军为三军，由李烈钧、许崇智、李福林分别统率，并电召陈到梧州讨论北伐问题，拟抽调粤军四十营加入北伐，北伐军的军火、军费须由广东供应。陈对此电置之不理。二十五日，孙自己到南宁会晤陈，表示“北伐而胜，当然不会回广东，不幸而败，也无面目再回广东”，请陈勿再阻止北伐。陈对这个问题并无明确表示。二十九日，孙重回梧州。十一月五日，陈由南宁返粤路过梧州的时候，曾与孙见面，但未谈到关于北伐的具体问题。
十一月十五日，孙由梧州动身，十二月四日行抵桂林，十四日召集许崇智、李烈钧等举行军事会议。此时，川、湘军“援鄂”已先后失败，陈炯明、唐继尧对北伐一举又多方掣肘，因此决定暂缓北伐。
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张作霖派李梦庚到桂林，接洽共同出兵讨伐直系。在此以前，徐树铮又秘密到桂林计划北方奉皖两系与北伐军三路出兵的问题[2]。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一日，段祺瑞在四个日本人的保护下，化装乘汽车由北京逃出，经过通州时得到当地奉军的照料，当天到达天津。此后，孙、段、张共同对付直系的三角联盟逐步成熟。
三月上旬，孙中山派伍朝枢到奉天“报聘”，同时到奉天的有前广东省长朱庆澜、广州国会议长吴景濂（吴是奉天兴城县人）等。他们受到张作霖的热烈欢迎。张作霖很不满意徐世昌，对孙中山则推崇备至，建议“三角联盟”推倒直系后召开南北统一会议，恢复法统（恢复旧国会），选举孙中山、段祺瑞为正副总统。此时直奉战事快要爆发，因此孙又任命朱培德为北伐军滇军总司令，谷正伦为北伐军黔军总司令，彭程万为北伐军赣军总司令，李烈钧为大本营参谋长，胡汉民为文官长，决定与奉系同时出兵讨伐徐世昌、曹锟、吴佩孚。
属于陈炯明系的粤军第一师师长邓铿，早已倾心孙中山，北伐军的军饷就是依靠他和廖仲恺合力筹解的。三月二十一日，伍朝枢和段祺瑞的密使周善培由香港到广州，周是邓的业师，邓在前往车站迎接时被人暗杀身死。桂林大本营接得这个凶耗，三月二十六日举行紧急会议，大家一致认为后方如无接济，前方将无法作战，首先必须促使陈炯明表明态度，安定后方形势，才能出兵。会议决定，北伐军以一部潜师先到梧州，再由西江回到广州；另一部潜师先到韶关，再由北江压迫广州。不料已经行抵全州的北伐军先遣司令谢文炳（许崇智部旅长）接到密令后，派人到永州发出密电报告陈炯明，因此陈秘密调动浔州以上叶举、杨坤如等所属粤军五十余营扫数开回梧州，并令驻广州的粤军一、二两师加强戒备，准备以武力阻止北伐军回来。四月九日，孙中山偕同许崇智、朱培德等离开桂林，行抵濛江，即有“陈家军”[3]在该地布置防务，孙下令不得阻止北伐军行程，否则武力对待，该军因兵力未集中不敢抵抗，孙遂于十六日到达梧州，二十日到达肇庆。
孙中山在梧州和肇庆两次电召陈炯明前来商讨一切问题，陈都不肯应召。汪精卫奉命将孙的意见转达陈：（一）省长、总司令须让出一席，（二）北伐军须换新枪，（三）北伐军军费须于六个月之内筹齐。陈乃电请辞去内务总长、陆军总长、广东总司令、广东省长各职。二十一日，孙下令免去陈的内务总长、总司令、省长三职，令其专任陆军总长，广东总司令一职即行裁撤，广东海陆军均改归大元帅直辖，并任伍廷芳为广东省长，魏邦平为广州卫戍总司令。魏部第三师已经先行调回广州，魏的态度也转变到孙的方面来。陈接到命令后召开紧急会议，由于广西“陈家军”未能及时赶回，第二师师长洪兆麟请假在沪未归，魏邦平的态度又有转变，而李福林部福军由韶关向南开进，许崇智部第二军由肇庆向东开进，广州无法可守，他只得宣布“遵令卸职”，当天就回故乡惠州去了。
二十一日，第二军由肇庆乘轮在广三路终点河口登陆，二十二日转乘火车赶到广州。孙中山二十三日也到了广州。即任命陈炯明、许崇智、李烈钧为讨贼军第一至第三军军长，并派古应芬赴惠州劝陈回省。同日，许崇智、魏邦平、梁鸿楷等通电劝陈遵令北伐。此时，“陈家军”一、二两师（一师师长由梁鸿楷代理）还有留在广州未走的，西江上游“陈家军”的势力也很雄厚，孙中山为了避免引起战争，又派伍朝枢前往惠州迎接陈回省“共商北伐大计”，又亲自电劝陈以陆军总长名义带兵北伐。陈的回电说他“放刀成佛，卖剑买牛”，措词却很恭顺。孙中山估计陈断不至于“造反”，在派兵解决勾结直系的驻粤北洋舰队以后，又下令北伐军集中韶关、南雄、仁化，准备改道江西北伐。
二 陈炯明电请赵恒惕解散沈鸿英军。湖南省宪法公布。孙中山改道江西北伐
湘军“援鄂”失败后，内部斗争又趋激化，谭派政客利用省议会这个合法斗争的阵地，利用裁兵这个响亮的口号，通过议会规定全省兵额不得超过二万，每月军饷不得超过三十万，并限于一月之内完成裁兵方案。这是赵恒惕办不到的事情，因此他向省议会提出辞职，而议会退回了辞职咨文，另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长文，把他骂得体无完肤，仍然责成他裁兵。
湘军号称十万，每月所耗军费达一百万元以上。各级军官浮报兵额，吃缺吞饷，扣留税收，把持用人行政，所作所为完全像各省军阀一样，而湖南“小朝廷”所处的地位也和北京政府毫无区别。赵打算各师旅平均裁去一半兵额，首先裁并了赵钺、张辉瓒两旅，于是引起了各师旅长的一片辞职声，长沙市上发现了公民讨赵的传单。由于政潮汹涌，裁兵计划成为一纸空文。
在这一情况下，赵恒惕希望直军自动撤出岳州，以免孙中山引为借口进兵湖南。他指使湖南各团体向吴佩孚提出北军退出岳州的要求，吴置之不理。此外，驻防郴州的第六混成旅旅长陈嘉祐属于谭派，驻防衡阳的第三混成旅旅长谢国光也属于谭派，态度十分可疑。谭延闿电劝赵与北伐军采取一致行动，并派张翼鹏到长沙鼓动湘军加入北伐军。赵坚持湘军“援鄂”失败后不宜再投入南北战争，他决定在必要的时候，率领自己一派的军队退守湘西，让南北两军在长衡一带直接接触，本人坐观成败，以便卷土重来。
湖南曾收编沈鸿英的桂军为“援鄂”第三军。吴、赵在军舰上签订湘直停战条约的时候，吴曾劝赵不要收容沈鸿英，认为此人背叛陆荣廷，反复无常，极像三国时代的吕布，不宜接近。沈军在“援鄂”失败后移驻新化蓝田，此时忽又自动地移驻茶陵、攸县，打算投奔陈光远，吴又打电报劝陈光远不要收容沈军，同时陈光远又接到陈炯明的电报劝他不要收容沈军。十月三十一日，沈军已经开进江西境内，因陈光远拒绝收容，又退回到茶陵、攸县来。
陈炯明一再电请赵恒惕派兵消灭沈军，赵无法拒绝，但他对沈并无仇怨，因此采取了“以邻为壑”的政策，派兵进攻沈军，其目的仅在驱逐沈军出境，并无包围歼灭之意。沈曾向吴佩孚请求收编，吴不给以明确的回答。从十一月上旬到下旬，沈军就像流寇一样在湘赣边境东奔西窜，找不到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后来沈毕竟与吴挂上了钩，吴指定以平江为沈军的防地，这样一来，平江也被直军划入势力范围了。
湖南省宪法由制宪筹备处聘请省内外“名流”十三人在岳麓山起草，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日开始，四月二十四日完成了省宪法草案及附属法草案五种。五月十三日由全省各县县议会及法闭选出审查员一百五十五人组成省宪审查会，先开预备会议，八月二十日改开正式会议，二十九日审查完毕。十一月一日起交付全省人民“总投票”，月底完毕，共得可字票一千八百十五万八千八百七十五票，否字票五十七万五千二百三十票。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湖南省政府予以公布。
在总投票的过程中，一切都由军人包办，只有第六混成旅旅长陈嘉祐拒绝在郴州防区内办理投票，企图以此破坏省宪法的完成手续。后来经过谭派诸将的疏通，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
接着，赵恒惕以邀请各军官来省庆祝省宪为名，于一月四日至九日在长沙举行军事会议，表示省宪已经完成，本人愿意辞职，并推第一师师长宋鹤庚接任湖南总司令。谭派将领鉴于长沙处于直系的军事威胁下，如果湖南内部发生问题，直军就会“取长沙”，而赵的辞职也并非诚意，因此会议决定一致拥护宪法，劝赵打消辞意。
湖南公布省宪后，省议会通电宣布了湖南的“门罗主义”，省政府分别派员向直系交涉交还岳州，向孙中山交涉请勿假道湖南北伐。孙中山曾派吕超到湖南，说明对湘军并无丝毫恶意，出兵北伐乃是全国性的问题，希望湖南参加北伐或者不反对北伐。赵恒惕也向孙解释湖南并不反对北伐，只因直军近在岳州，长沙非可守之地，如果北伐军假道湖南，恐怕北伐军未到衡阳而直军已先占领长沙，因此劝孙改道江西北伐，湖南对北伐军决不采取敌对行为。
先是，北军进驻岳州后，广州传来消息，孙中山认为西南各省如不出兵北伐，北军必将南侵，与其被动挨打，不如主动出击。老同盟会会员、湘籍非常国会议员周震麟认为：北伐必须首先团结西南，而团结西南又必须首先团结湖南。他主张把态度暧昧的谭延闿、赵恒惕二人尽可能地都争取过来，以消除湘军反对假道北伐的阻力。
谭以前骂过“孙大炮”，似乎跟孙中山势不两立。但他是个不可一日无官的人，此时在政治上无所依附，通过周震麟的关系，他就靠拢了孙中山，想从这方面找一条出路。
随后周震麟以“湖南劳军使”的名义，打马归故乡，想再把赵恒惕拉过来。但是，一年多以前，他到湖南来“劳军”，引起了接二连三的湖南大政变，赵恒惕记忆犹新，对他不表欢迎，周走到郴州就只得停步不前。
一九二二年春天，北伐声高唱入云，赵恒惕不免忧心忡忡。一天，他的老前辈李汉丞来访，见他愁眉不展，就向他自告奋勇，愿掉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孙中山改道江西北伐。李、赵二人为衡山县小同乡。李是老同盟会会员和国会议员，因年老不愿远离乡井，赵就请他留在湖南担任高等审判厅厅长[4]。他在长沙办有《民本报》[5]，这家报纸一面主张拥护孙中山，另一面却又附和湖南自治，在政治上具有另一风格。李是个非常风趣的老人，满口笑话奇谈，能令满室生春。他老气横秋地问道：“湖南界乎南北之间，而又不南不北，究竟‘坐南朝北’好呢，还是‘坐北朝南’好？”[6]
赵说：“吟老[7]又在讲笑话了。”
李严肃地说：“这不是讲笑话，我讲的是个实际问题。湖南不南不北是办不到的。吴佩孚狼子野心，貌似刚正而心怀奸巧，你已经吃过他的苦头了。你是老民党[8]出身，为什么不肯服从中山先生而要怀疑他？”
赵说：“我不是怀疑中山先生。中山先生要假道湖南北伐，只恐北伐之师未入湖南，而北洋军已经打到长沙来了。”
李把话锋一转，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我要讲的正是这个问题。湖南多年来沦为南北战场，老百姓的日子实在过得够苦了。我们可以请求中山先生改道江西北伐。将来北伐军打到长江流域，湖南起而响应，岂非两全其美？”
赵频频点头说：“这个意见很好，就请吟老辛苦一趟何如？”
是年三月间，李汉丞风尘仆仆地来到桂林，不少非常国会议员讥诮他躲在家乡纳福，不到广东来参加革命，并且半开玩笑地问道：“你是为赵恒惕作说客而来的吗？”
李笑着回答说：“你们不妨先听一下，如果‘说客’讲得有道理，对革命又有什么坏处？你们承不承认湖南是属于西南之一省？如果承认了，而你们又要取道湖南北伐，北伐之师尚未出动，而先失去湖南，岂非棋输一着？湖南失而两广亦危，岂非庸谋误国？依我之见，北伐军与其取道湖南北伐，不如改道打江西。江西是北洋军阀最薄弱之一环，不难一击即破。北伐军改道江西，留湖南为南北双方的缓冲地带，使直军不能通过湖南去援助江西，对北伐军又有什么坏处？江西打下来了，湖南会跑到哪里去呢？”
说到这里，他自己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随后李汉丞会见了孙中山，提出了以上意见，果然孙中山被他说动，当面答应改道江西北伐。李汉丞急忙把这个消息电告了赵恒惕。
四月间，李汉丞兴致勃勃地回到长沙。湖南军政要人纷纷翘着大拇指恭维他说道：“吟老辩才无碍，不愧仪秦复生，胜过雄师百万！”
这是李汉丞生平的一件得意之作。他特地邀请我们几位挂名主笔到《民本报》聚餐，讲述了到桂林见孙中山的一幕。我不禁暗笑，天下哪有这样简单的事情？当时孙中山改道北伐，另有其他原因如下：
第一，陈炯明仍在阻挠孙中山假道湖南北伐。改道江西北伐正是解决孙、陈之间矛盾的一个好办法。孙中山决定改道北伐后，就对陈炯明说道：“我此番出门，无论成败却不再回广东来了，希望你在后方支援我，不要拉我的后腿就行。”他又向广州各报记者解释说：“北伐军假道湖南，一出门就要打朋友，到岳州才能碰上敌人，而改道江西北伐，一出门就与敌人相见。”这是孙中山决定改道江西北伐的最主要的原因。
第二，李烈钧是驻粤滇军的主帅，这支滇军又是北伐军的主力之一。李烈钧竭力主张改道打江西。他是江西人，希望回到故乡活动。
第三，一九二二年之初，唐继尧诱惑驻粤滇军李友勋、胡若愚等部取道广西，回师云南去打顾品珍，北伐军的兵力也因此大为削弱。湘军援鄂虽失败，但仍不失为久经战阵之师，而江西北洋军第十二师则非劲旅。为了避实就虚，也有改道江西之必要。
第四，如果北伐军一定要假道湖南北伐，赵恒惕将用对付吴佩孚的手段来对付孙中山，那就是：退往湘西，负隅自保。这样一来，北伐军将陷于湘北直军、湘西湘军、赣西北军的半月形大包围之中，这样的仗很不好打。
我不便冒犯李吟老的尊严，这些看法，只好藏在肚里不说。
三 唐继尧勾引旧部反戈回滇，孙中山通电予以谴责。顾品珍战死，唐继尧重握云南政权
另一个阻碍北伐的是云南下台军阀唐继尧。
唐继尧曾将驻粤滇军交与李烈钧统率。唐离开云南后，将自己的可靠部队调到广西来。因此，在孙中山旗帜下的滇军共有两部分：一部分的前身为驻粤滇军，一部分是唐继尧调出来的滇军。前者驻防桂林，其将领为朱培德、杨益谦、张怀信等；后者驻防柳州、庆远，其将领为李友勋、胡若愚等。这两部分都归李烈钧以“滇黔赣联军总司令”的名义直接统率。
孙中山在桂林组织大本营之前，屡次电召唐继尧到广西就大本营参谋长一职。唐表示不就，打算率领两部分滇军反戈回滇驱逐顾品珍，并称逐顾后将联络川、黔两省担任北伐军的左翼。孙大不以为然，因为滇军是北伐军的主要力量，如果被唐带走，北伐计划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唐又征求李烈钧的意见，李也大不以为然。李以前做过江西都督，此时仍想恢复往日的地位，如果北伐军取道江西，这个目的可以达到。他的本钱就是唐的本钱，当然不愿被唐带走。
十月下旬孙在梧州时，唐忽改变态度愿意到广西就大本营的参谋长，孙甚表欢迎。不料这是唐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诡计，他秘密电委杨益谦、李友勋、胡若愚为靖国联军第一至第三路司令，随后李友勋等通电拥唐复任靖国联军总司令。这样一来，唐的假面具戳穿了，原来他不是前来就大本营参谋长，而是企图夺取两部分滇军的统帅权。杨益谦也受了勾引，十月二十四日由桂林向柳州移动，与李友勋、胡若愚两部会合。李烈钧得到这个消息，立刻解除杨的滇军第二十混成旅旅长兼“援桂”第二路总指挥两职，派朱培德前往招回杨的部队。唐因事机败露，不敢再见孙中山，等到孙由梧州动身到桂林的时候，才由香港启程往梧州。
十二月五日，唐到梧州时，孙还叫胡汉民邀请他先到桂林一谈，唐置之不理。九日，他就动身到柳州去了。
唐的回滇计划得到陈炯明的积极支持。唐继尧回滇，可以减弱孙的军事力量，而滇军留在两广也是陈所不愿的。
唐的资本还不止这些。云南巨匪吴学显在黎县、通海、马尾寨、云龙山一带啸聚了万余人，唐委吴为宣抚使，叫他作为内应。云南总司令顾品珍得到以上情报，曾于十一月二日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派兵拒唐。十一月五日，又授意云南省议会和各团体致电孙中山，指唐“图滇心切”，要求孙“消遏祸萌，力维大局”。在此以前，顾是反对孙中山做总统的，从这时起，他打电报称“孙大总统”，并于十一月十八日派杨希闵、杨蓁、金汉鼎三人为云南北伐军第一至第三路司令，范石生为北伐先遣军司令，自己愿意统率这些军队参加北伐。其实，顾并非真心参加北伐，而是带兵前来打唐继尧的。
十二月二十四日，唐继尧行抵柳州。柳州驻有滇军李友勋、胡若愚两部，黔军谷正伦、胡瑛两部。黔军不愿与唐合作，都移驻长安及桂林一带，以免被唐火并。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六日，顾品珍派金汉鼎代理云南总司令，刘祖武代理省长，自己改称北伐军滇军总司令，准备出发拒唐。顾、金举行交接仪式时，顾忽宣布第一路司令杨蓁的罪状，说他以前与巨匪吴学显勾搭，致使吴匪逃出省军的重围，现在又要挟军饷三十万，态度非常恶劣，因此改派第二路司令杨希闵接收第一路，并当场将杨蓁扣留。当时有一种传说，杨蓁打算乘顾、金举行交接仪式时暗杀金汉鼎，以便取而代之。这是滇军军官争权夺利的一场内讧：云南共有七个混成旅，金汉鼎为第二混成旅旅长，杨蓁为第三混成旅旅长。以前滇军在四川作战时，杨蓁在顾的手下为支队长，金是赵又新手下的支队长。顾不派杨代理总司令，杨心中颇不服气。当唐继尧动员回滇的时候，云南内部军官有一种秘密结合，打算一方面拒绝唐回来，一方面把顾推出去，为他们自己制造升官上台的机会。可是杨蓁、金汉鼎却因争夺总司令演出了这幕恶剧。顾、金两人本想置杨于死地，但因杨部占领六城城楼及圆通山，将从山上开炮轰击总司令部，只得和解了事，予以释放，派为代表到广西接洽，并赠以旅费二万元，由英国领事监护出境。
一月二十一日，唐继尧升任李友勋、田锺谷、胡若愚、杨益谦为靖国军第一至第四军军长。二十八日，唐军开始出发回滇。由于黔军谷旅扼守长安阻止唐军向北假道贵州入滇，唐军只得改而向西，分作两路，一路由百色进攻剥溢，一路假道贵州兴义进攻师宗。唐军出发后，在庆远、怀远、河池、东兰、凤山一带遇到了漫山遍野的桂军残部，展开了夺路夺枪的大混战，第一军军长李友勋战死了，唐就提升该军前敌司令龙云代理军长。二月二十日，唐军进抵泗城。二十三日，孙中山通电痛斥唐“擅设总司令部，私委各军军长，调遣军队，反戈回滇，显系违抗命令，不顾大局”，并令云南、贵州、广西各省当局“迅即严行制止，勿任其以一己权利之私，为西南大局之梗”。同时，金汉鼎却有密电向唐表示好意，他的目的是想促进唐、顾合作，推戴他们为北伐军滇军总副司令，让他们在外发展，不要回到云南来引起滇军的内战。
唐军进抵泗城后，按照原定计划派田锺谷率领一部向北由兴义进攻曲靖，自己率领一部向南由剥隘直趋广南。二月二十八日，唐军占领广南。此时顾品珍在宜良设立大本营，派第一路司令杨希闵防守师宗、罗平抵抗由曲靖进攻的唐军，派副司令张开儒率领第四混成旅旅长杨如轩、第六混成旅旅长赵燧生两部由蒙自、开化东行抵抗由广南进攻的唐军。不料第一路在师宗发生内变，杨蓁旧部赶走了杨希闵，推举参谋长周永祚为司令，并宣布在唐、顾战争中保持中立。同时，吴学显在临安、蒙自、开化一带响应唐军，赵燧生出击吴学显阵亡。三月七日唐军占领开化，张开儒退守蒙自，又因唐军与吴学显部两路进攻，退守阿迷，十三日唐军占领蒙自。顾亲自率兵反攻蒙自，因军无斗志退到天生关来。三月二十五日，吴学显部以奇袭包围顾的司令部，顾与将佐二十余人都被乱枪打死。
以前，唐有心腹军队王洁修、何世雄、习自强三团留在昆明未带走。王洁修是金汉鼎的把兄弟。顾接任总司令时，金力保这三团不会发生意外，因此得以保全。当顾军两路失败的消息传到昆明时，这三团忽然开往迤西一带宣布独立，同时唐军东、南两路逼近省城，金与迤南巡阅使罗佩金离开昆明向安宁、禄丰逃走。三月二十四日，唐率胡若愚部占领昆明。二十五日，金、罗两人在镇南被另一受唐收编的迤西匪首普小洪部冲散，罗未及逃脱，普用烂泥涂在他的身上，叫他站在烈日之下，用这样的酷刑逼他交出财物来，因此被凌磨而死。金则渡过金沙江，取道会理逃往重庆。
顾死后，该军残部杨希闵、蒋光亮、范石生等公推张开儒继任北伐军滇军总司令，由贵州盘县开往广西庆远与李烈钧部滇军会合。
唐继尧恢复政权后，任命胡若愚、田锺谷、龙云、张汝骥、李选廷为第一至第五军军长，胡若愚兼迤东镇守使驻昭通，龙云兼滇中镇守使驻省城，张汝骥兼迤西镇守使驻大理，李选廷兼迤南镇守使驻蒙自。张汝骥是从胡若愚的第三军中提升起来的。
四 袁祖铭组织“定黔军”攻入贵阳
云南发生变化的时候，贵州也发生了变化。
贵州总司令卢焘是个两面性人物，一面赞成联省自治，一面拥护孙中山为南方总统。一九二一年十月上旬，正当川军“援鄂”失败后，他忽然发出一个“援鄂”讨吴的电报，声称：“遵照大总统命令，由焘亲自督师，举兵援鄂，以谷正伦、胡瑛、窦居仁为第一至第三路司令，克日出发”。其实，卢焘既未亲自督师，也未举兵“援鄂”，而是派出谷、胡两旅开往广西接受李烈钧的指挥，用以防堵旧军系统王华裔的回黔活动。[9]此时旧军系统首领刘显世及其党徒袁祖铭都在湖北，在吴佩孚的卵翼下，积极进行回黔活动，卢焘拥孙反吴的原因就在于此。
唐继尧和刘显世是多年来狼狈为奸的老搭挡，如果唐的回滇活动能够达到目的，将来一定会支援刘的回黔活动，因此卢焘和顾品珍在共同的利害关系上订立了阻唐回滇的密约。后来，唐变更路线绕道兴义回滇，黔军谷、胡两旅并未予以追击。
卢焘是广西人，并不符合“黔人治黔”的原则，他的威信也不高，很想回到广西活动。此时，桂系残兵败将退据庆远、百色、泗城一带的山地中，推举林俊廷为广西自治军总司令，希望与粤军成立协定停止战争。但是孙中山和粤军都不信任林。因此，林通电推举卢焘为广西总司令，企图在卢的掩护下保全实力。孙中山并不需要卢焘回到广西来，而在粤桂战争中立过功的刘震寰久有总司令的呼声，也不愿意卢焘回来。一九二二年三月三日，卢通电表明本人既无意于回桂，亦无意于在黔。
孙中山到桂林后，派王文华之兄王伯群为贵州省长，改任谷正伦为中央直辖黔军总司令。这两个人都有回到贵州做总司令的野心。卢焘并未取得孙的同意，任命林俊廷为黔桂讨贼联军第一师师长。这些情况，说明卢焘并非真心拥护孙，而孙也并不信任卢。
一九二二年春天，袁祖铭在湘西晃县成立了“定黔军”，王华裔旧部也从广西集中到晃县来。卢焘派第一旅旅长窦居仁率部开往铜仁拒敌。窦迎接王伯群到铜仁，准备拥戴他上台。顾品珍在云南失败的时候，“定黔军”向贵州进攻。三月十八日，窦旅军官受袁运动发生内变，王伯群、窦居仁都逃走了，“定黔军”没有经过战斗便占领了玉屏、铜仁、镇远。四月四日，卢焘通电将总司令一职让予谷正伦，在谷未回到贵阳之前，派总部参谋长兼第四旅旅长张春浦代理总司令。他并非真心下台，又在遵义设立军民两政行署，并且调动胡瑛、孙勤梁、何应钦各旅准备反攻“定黔军”。张春浦守不住贵阳，也退到遵义来与卢会合。四月九日，“定黔军”占领贵阳，贵州各团体推举刘显世再任贵州总司令，袁祖铭却以“定黔军”总指挥名义发号施令，并不欢迎刘回来复职。卢焘曾派代理第一旅旅长周西成攻占铜仁，打死了王华裔，王的残部向湘西洪江退走；张春浦旅也一度攻入贵阳。五月九日，“定黔军”反攻后，张旅又退出贵阳，逃回遵义。在此以后，卢焘率领残部退往广西，张春浦逃往四川，何应钦逃往云南。
* * *
[1] 桂系在广东失败后，陈炯明拉拢魏邦平，任其为粤军第三师师长，而将李福林降职为第六路警备司令，因此原有的广东地方派军人分了家，魏受陈的利用，李则表示拥孙。魏是投机军阀，在孙、陈之间摇摆不定，后来又背陈拥孙。
[2]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徐树铮抵广州，孙中山派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等接待，会商讨直问题。一九二二年一月十八日，徐又到桂林谒孙。
[3] “陈家军”是孙中山提出来的一个名称。由于粤军的名义容易混淆，所以本书采用了这个名称。
[4] 高审厅长为一省司法系统的行政首长，根据湖南省宪法“三权鼎立”的原则，不受省长节制。
[5] 李汉丞聘请长沙几位报人挂名兼任《民本报》主笔，作者亦其中之一。
[6] 这是当时西南各省最流行的政治术语。“坐南朝北”指身在南方，心向北方。
[7] 李汉丞，字吟秋。
[8] 指同盟会。
[9] 前文提过，湘西晃县一带是湖南省政府“鞭长莫及”的地区，所以黔军能够来去自如。以前卢焘等由四川回贵阳发动政变时，驻防洪江的王华裔部开到贵阳援救刘显世，失败后仍然逃回洪江。不久，李烈钧率领滇军假道湘西，王华裔站脚不住，所部由王天培率领逃往黔桂边境，由陆荣廷收容。陆失败后又由唐系滇军胡若愚收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