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天津会议讨论六项问题。北洋军阀联名谴责孙中山“破坏统一”。天津会议因军饷问题引起争吵。北京内阁局部改组。直奉军阀的分赃协定
以前北京政府只有一个“太上政府”，段祺瑞失败后却换来了两个“太上政府”，如果直系军阀曹锟、奉系军阀张作霖不点头，北京政府对任何问题就休想放手进行。由于曹、张之间争权夺利存在严重矛盾，在某些问题上一个点头一个不点头，也使北京政府不知何所适从。下面一些问题，都是北京政府面临到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内阁总理靳云鹏吩咐京汉、京奉两路局开出专车，分赴保定、沈阳两地，迎接曹、张二人到北京举行会议，以便统一步骤，决定施行。
第一是国会问题。皖系失败后，段祺瑞所造成的安福国会（新国会）自动宣布停会。广州虽有一个旧国会，它和北方唱的是对台戏，北京政府当然不肯把它恢复起来。因此，北京政府通令各省，根据旧选举法进行国会的改选。这一措施，意在使新旧两国会同时消灭，南北双方各得其平，同时根据南方所坚持的旧约法进行国会的选举，南方在法律问题上占得上风，护法旗帜不再适用，由此可以达到和平统一。其实，这一措施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徐世昌的总统地位是由安福国会产生的，而安福国会则是由新选举法产生的，现在舍新取旧，就是承认自己为非法总统。但是，这一措施并不能满足南方的要求，南方所争者为恢复旧国会，对北京政府的改选命令置之不理。同时，皖系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首先反对改选国会，其他北方各省也大多不热心进行这种选举。因此，在国会问题上，北京政府既不能统一南方，又不能统一北方，而使北方长期陷于无国会的状态中。北京政府希望曹、张两人帮助解决北方各省改选国会的问题。
第二是内阁问题。靳内阁的财政总长周自齐、交通总长叶恭绰，都是旧交通系分子。该系首领梁士诒自己企图组阁，于是发生了以叶恭绰为核心的倒阁运动。该系向来掌握本国的交通事业和银行事业。这时北京政府假统一的戏法已经被戳穿，不能骗取外国借款，而在旧交通系的把持下，本国银行团又拒绝予以支持，因此一九二一年年初，北京及全国各地涌现了一片“闹穷”的浪潮。军费积欠达八、九个月，各省军阀催款的电报雪片似的飞来。由于军费积欠过多，各省兵变也就一个紧接一个，仅就一、二两月而论，张宗昌所属暂编第一师在赣西兵变，造成了江西人民的巨大损失，后经江西督军陈光远派兵解散；宜昌、沙市的兵变，焚掳更为残酷，扰及外国商店，引起了外交团的严厉干涉，并且发出了宜昌开辟租界和驻扎外国军队的种种叫嚣；保定为直系的大本营，第二十三师为直系的精锐部队，也因欠饷而引起兵变。各省军阀因为催款无着，便在地方上截留国税，大肆搜刮，如冯玉祥在信阳扣留京汉路款，李厚基在福建滥发省库券，王占元在湖北擅办地方公债等。在北京城内，参谋、陆军、海军等部部员组织了“索薪团”，将军府将军自请给资遣散，一时北京各部有“灾官”之称；随后北京教职员也组织了“同盟罢工”，大专八校学生掀起了“读书运动”“闹穷”的浪潮几乎把内阁冲倒。在这期间，由于旧交通系采取了“财政倒阁”的手段，使靳与他们的关系恶化到势不两立的境地。旧交通系与奉系军阀早有勾搭，徐世昌暗中也支持他们，所以靳的“智多星”张志潭（内务总长）向靳建议，邀请曹、张两人进京帮助改组内阁，以便驱逐旧交通系分子下台。
第三是“援库”问题。二月四日，外蒙第二次宣布独立，褚其祥旅、高在田团突围退出库伦。北京政府希望张作霖派兵“援库”，张借口积欠军饷不肯出兵。后来虽然拨发了一批军饷，张仍按兵不动，这个问题也必须当面解决。
第四是直奉两系权力地位的分配问题。李纯死后，张作霖企图伸张势力于长江流域，竭力保荐儿女亲家张勋为苏、皖、赣巡阅使。长江本属直系的势力范围，当然不肯相让，而苏、皖、赣三省人民也因张勋是臭名昭彰的复辟犯，誓死反对，张作霖便改荐张勋为察、热、绥巡阅使，并保荐奉军第二十八师师长汲金纯继任热河都统，想把西北地区也并入“东北王国”之内。热河都统、淮军老将姜桂题与徐世昌的关系很深，徐替姜说情，并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任命张勋为热河林垦督办以敷衍张作霖，但是张勋不要做这个“古怪官”，跳起脚来骂北京政府跟他“开顽笑”。张作霖的另一步骤是排斥了鲍贵卿，调任孙烈臣为吉林督军，升任吴俊升为黑龙江督军。此外，直奉两系争持最烈的，还有特赦安福系政治犯的问题。张作霖竭力拉拢皖系和安福系的残余势力，首先保释了段芝贵，直系大为不满。为了调和直奉感情与平均分配权力，靳内阁认为也有召开会议的必要。
第五是裁兵问题。靳吹嘘在他的任内裁去了边防军、西北边防军、第十一、十五两师以及张敬尧、吴光新、张宗昌等军队约达二十万人，这是“闭着眼睛瞎吹牛”，这些军队都是战败被解散的。而另一方面，战胜者新扩充的军队，大大超过了战败被裁的军队，因而全国军队的数量，较之战前有增无减，靳就避而不谈了。
靳拟定了一个裁兵计划：各省按现有兵额一律裁减二成，全国兵额规定为三十九个师、十个旅。靳写信给曹、张二人说，截至二月止，到期应还外债达一亿五千万元，而各省军队纷纷索饷，实在无力应付。信上提到“援库”问题，靳认为：“苟有一旅节制之师，便可扫荡，不能据为不宜裁兵之理由”。他又表示，将以能否裁兵决定个人的去留。直奉军阀对裁兵问题表示了有条件的赞成：曹锟表示，如果东三省可以办到，直隶也可以办到；张作霖提出裁兵必须先发欠饷，而这个条件正是北京政府所办不到的。为了限制各省浮报兵额，参陆办公处颁布了一条新军律，凡克扣军饷者，不论数目多少，一律处以死刑；凡采办军火而从中渔利者，也一律处以死刑。在全国大小军阀几乎无人不吃缺吞饷、无人不在军火交易中捞一把的情况下，这条军律也是一纸具文。
第六是和平统一的问题。这一时期，直奉两系都主张援助桂系反攻广东，或者拉拢陈炯明以拆孙中山的台。同时，湖北督军王占元取得了“壮威上将军”和“两湖巡阅使”的头衔，继李纯之后成为长江三督的领袖，俨然也是一个大军阀了。他的地盘接近西南，对赵恒惕、刘湘等极尽拉拢之能事，而这些宣布“自治”的南方军阀，也正需要与北洋军阀和平共处，便与王占元成立了川鄂联防条约、湘鄂赣联防条约，相约互不侵犯。王占元和西南各省的“善邻”关系，成了他的一笔政治资本，经常捏造情报，吹嘘他拉拢某人已经成功，某省不久即可取消自治。北京政府正在企图实现“统一”，以便向四国银行团进行政治大借款，如果西南“自治”各省归附北方，剩下来的只有广东一省，统一问题就好办得多。正是这个原因，靳云鹏便邀请王占元也到北京来参加会议，讨论和平统一问题。
尽管靳迫切要求召开这样一个会议，但是曹、张两人知道到北京逼不出军饷来，并且害怕讨论裁兵问题，因此，他们认为没有召集这个会议的必要。后来由于靳再三邀请，才说动张作霖于四月十五日到天津。又由于张作霖的催促，曹锟也于十六日到天津。他们主张改在天津开会。十八日，靳赶到天津参加会议。王占元因河南发生战事，京汉路中阻，没有及时赶到。张作霖随员中有袁金铠、金梁、商衍瀛、谈国桓一批复辟派角色，此时他正在竭力推荐复辟首犯张勋为巡阅使，同时前清端王载漪也在北京出现，这些事联系起来，于是北京满城风雨，传说“胡帅”将继“辫帅”[1]之后举行复辟政变。张作霖通电予以否认。
张作霖会见曹锟的时候，十分亲切地握着手问道：“三哥，你看亲戚亲呢还是部下亲？”亲戚是指他自己，部下是指曹的头号大将吴佩孚。接着他就竭力挑拨曹、吴之间的关系，认为野心很大的吴佩孚是不会对曹忠诚到底的。他又指天誓日地说道：“我绝对拥护你，如有异言，他日必死于炮火之下。”
四月二十五日，王占元到了天津，会议就在这天开始。这次会议，当时被称为巡阅使会议或者北方四巨头会议。它和以前的督军团会议有所不同，督军团会议是军阀和北京政府唱对台戏，而现在曹、张两人实际上就是北京政府的主人，并不需要打破现状，他们的目的只求取得协议，以便进行政治分赃。王占元虽也被邀参加，只是忝参末议，无足轻重，因为他的实力远在曹、张两人之下。
这次会议只算得一个碰头会。会议地点在曹家花园。发言最多的是张作霖。他提出了帮助桂系“讨伐”孙中山的建议，他说绍轩（张勋）的旧部新安武军有二万人在江苏、安徽两省，可用以“讨伐”南方，因此任命绍轩为苏、皖、赣巡阅使，叫他负起这个责任，是适宜的。曹锟不便正面反对，便提出先解决“援库问题”，派张勋为“援库总司令”的另一建议，张作霖也不同意。其实，这两人对于“讨伐”南方和派兵“援库”都不热心，其真正目的，一个要伸张势力于长江流域，一个要保持自己的势力范围。
正式会谈只有二十七、二十八两天。二十七日，他们决定联名发出谴责孙中山的电报，列名者为曹锟、张作霖、王占元、陆荣廷、谭浩明、陈光远、卢永祥、齐燮元、田中玉、赵倜、张文生、李厚基、阎锡山、孙烈臣、吴俊升、蔡成勋、杨增新、陈树藩、姜桂题、张景惠、马福祥、吴佩孚、何丰林，各省省长也被拉入。这个电报痛斥广东选举总统，破坏统一，但未提及“讨伐”的话。电报发出后，皖系军阀卢永祥、李厚基、何丰林都因事前并未征求同意，代为列名而大为不满。
二十八日讨论财政问题，列席会议的直隶省长曹锐（曹锟的兄弟）埋怨内阁在分配军费上颇欠公平：直军欠饷平均达半年以上，而奉军欠饷不过两月；在最近的一个时期内，奉军借口“援库”，先后领到军费二百万元和开拔费一百万元，而直军仅领到五十万元。这些话刚说完，靳云鹏就不以为然地说：“四哥，你不懂得当家人的苦处，到处扣留国税，却张口向中央要饷。你来当当家何如。”曹锐听了这句话，不禁心头火起，哗喇一声，拿起茶杯来向靳的头上抛去，口中喃喃地骂道：“你不配当家就得滚蛋！”这样一来，靳当然受不了，便也跳起脚来大声叫喊：“谁再当总理谁就是王八蛋！”张作霖看见这个势头，连连踩脚说道：“糟了，糟了！快快替我预备专车，让我回去！”
在这出“探亲相骂”的活剧中，能够做和事老的只有王占元一人。他左面一拱，右面一揖，劝大家平心静气讨论问题，不要伤了和气。可是靳的火气一时不能平复下来，他打长途电话叫内阁替他预备辞呈，把内务总长张志潭、农商总长王乃斌叫到天津来办移交，并将眷属接回天津。
这个消息当天传出来，全国为之哗然。于是曹、张两人又打电报到北京，请求查禁这种挑拨是非的“谣言”，而徐世昌也就照办了。二十九日，张作霖、王占元摆下了和事酒，曹锟、靳云鹏都到了，曹锐仍然负气不肯来。当天曹、张、王三人发出了一个拥护内阁的联名电报，靳的面子赖以挽回，也就不再提辞职的话了。
接下去的几天，这几位“大人物”每天叉麻将、叫堂差，干的都是些饮酒取乐、征歌选色的事情。他们经常向北京政府哭穷闹饷，可是赌起来手笔却很大，输赢动辄数十万元。靳是固定不移的输家，这倒不是他的手气场场不好，而是他逢迎“太上政府”的一种变相贿赂，好在这笔钱不要自己掏腰包，可以在总理交际费项下报销。他还叫财政部拨出三十万元以供大帅随员们吃喝嫖赌之用。
他们偶然抽出时间来讨论军国大事。关于国会问题，曹、张、王三人联名催促北方各省提前办理国会议员的选举，并疏通卢永祥不要再表示反对。关于“援库”问题，奉军担任前方，直军担任策应。关于裁兵问题，暂时搁下不谈。关于和平统一问题，由王占元负主要责任，曹锟从旁协助。在“援库”问题上，曹、张两人都不大做声，王占元却自告奋勇地愿意由湖北出兵两师，他的真意是想把异己势力第七、第八两师从湖北调走。他又吹嘘自己消灭了吴光新、张敬尧的军队和鄂西民军不下六七万人，引为湖北裁兵的成绩。这是一笔账写在两个人的名下，因为消灭这些军队，靳也引为己功。
徐世昌一再邀请曹、张、王三人到北京见面一谈。五月五日，这四个“巨头”分乘专车到北京，徐在居仁堂备有盛宴欢迎，宴后到春耦斋共赏牡丹。
关于内阁问题，根据天津会议于十四日改组，新阁员为：外交颜惠庆、内务齐耀珊、财政李士伟、陆军蔡成勋、海军李鼎新、司法董康、教育范源濂、农商王乃斌、交通张志潭。齐耀珊、王乃斌都是接近奉系的官僚。蔡成勋是曹锟的把兄弟。旧交通系分子周自齐、叶恭绰都被排斥出阁。内阁改组是靳云鹏战胜了梁士诒，张志潭战胜了叶恭绰，靳召集天津会议的主要收获就在于此。
李士伟是个不知名的角色，他之所以被提为财政总长，是有国际背景的。原来以前日本寺内内阁所经手的对华借款，抵押品都不可靠，现在日本已经不能单独控制中国，因此日本政府派兴业银行副总裁小野英次郎到北京来整理中国债务。小野明知北京政府无力偿付到期外债，便提出“用新债还旧债”的办法，建议将本年度到期应还的日本借款连本带利展期一年偿还，利息增为按月一分，用新约换旧约，并指定以盐税、烟酒税、关税为抵押品。小野表示，这个问题如果取得协议，日本对北京政府还可以继续提供借款，日本停止付出的参战借款，早已提存于中华汇业银行，日方准备将此款付出，并凑足二三千万元作为对华的新借款。这个办法，由无保障的借款变为有担保的借款，对日本是有利的，中国方面奔走其事者，仍然是那些老牌卖国贼、新交通系分子曹汝霖、陆宗舆等。他们不便出面，便找到与奉系军阀有关的另一新交通系分子张弧为替身，捧他担任财政总长，以便执行这个办法。不料消息传出来，全国各方面和西方帝国主义集团一致反对，在旧交通系控制下的本国银行团也一致反对，因此张弧也不敢出面了。李士伟是张弧找出来的第二手替身。他是中日实业公司的理事长，这家公司是日本财阀涩泽、三井、大仓合伙开设的。这样一个色彩鲜明的亲日买办官僚，当然也难逃各方面的攻击，因此他也不敢到任，而由财政部次长潘复长期代理部务。这些情况说明，皖系亲日政权被推翻后的北京政府，仍然采取了“奶子长就是娘”的态度，并不是不可能再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的，而日本“用新债还旧债”，想把中国拖入债务国的无底深渊的这个办法，不久就成为西方国家的蓝本，纷纷仿照施行。但是，由于北京政府已经成为一个千疮百孔的“破落户”，各帝国主义又因利害不一致而彼此互相牵制，这些计划都未能实现。
关于直奉两系政治分赃的问题，直系提出了以第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为河南督军，第二十师师长阎相文为陕西督军，奉系提出了把西北地盘并入东北，以奉军司令许兰洲为陕西督军。王占元与陈树藩具有陕鄂联防关系，反对更换陕西督军，但在两大军阀的压力下，他又不敢坚持下去。后来，曹、张二人成立妥协，调任陈树藩为祥威将军，以阎相文继任陕西督军（五月二十五日发表），张作霖兼任蒙疆经略使，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区均归节制（五月三十日）。王占元在这次分赃中仅得到勋一位的虚荣[2]。但是，驻扎湖北的第七师和第二十师都被阎相文带走了，对他也有好处。
五月下旬，曹、张、王三人先后离开北京。王占元虽系直系的一员，却因利害关系日益与奉系接近。同时河南督军赵倜也因利害关系而日益倾向奉系。直奉两系虽在分赃问题上获得暂时的妥协，但是张作霖仍然到处找同盟军，竭力分化直系内部，这说明两系争权夺利的矛盾是终于不可克服的。
二 直系对河南问题的一发一收
直皖战前，河南督军赵倜是反皖八省同盟的成员之一。皖系战败后，北方成为直奉两系的天下，赵倜却一无所得，而河南又被划入直系的势力范围，吴佩孚驻兵洛阳，冯玉祥驻兵信阳，萧耀南驻兵郑州。吴佩孚挂着直鲁豫巡阅副使的头衔，俨然是赵倜的顶头上司。赵倜的兄弟“三麻子”和河南省长张凤歧的兄弟“五阎王”，都是河南著名的豪门恶霸，河南公民纷纷到洛阳控诉，赵、张两人都为之惴惴不安。为了拉交情，吴、赵两人结拜为把兄弟，吴夫人拜赵母为义母，吴、赵两夫人又结拜为姊妹行。但是，尽管攀亲结好，却不能消弭双方的权力冲突。
河南第一师师长成慎被赵倜撤职，所部缩编为河南第一旅。成的私党第一团团长孙会友也有被撤职的消息，他首先发动，四月十四日迎接成慎到彰德，推为豫北军总司令，通电宣布赵倜兄弟的罪状。赵倜本来不得人心，豫北问题发生后，旅京河南同乡纷纷请求北京政府罢免赵倜。同时，冯玉祥旅与赵倜所属宏威军，在驻马店发生冲突，赵倜指斥冯勾结成慎，扣留税款，向驻马店进攻，劫夺宏威军的枪支；冯也指斥赵首先派兵进攻确山防地，不得不予以还击。其实，直系正在计划夺取河南地盘，这是南北两路夹攻赵倜的军事行动。但因赵倜联络奉系成功，张作霖、王占元都反对更动他，而张作霖已经承认把陕西地盘让给直系，直系也未便坚持要占领河南。在这一情况下，吴佩孚又亲自率领第二十五师一部，于四月十八日进攻彰德，赶走了成慎，豫北军在直军第二十四、第二十五两师及宏威军的包围下，全部被缴械，孙会友逃往安阳、汤阴、武安、林县一带，后来被宏威军团长樊锺秀部擒获斩首。为了掩盖裂痕，赵倜亲往洛阳向吴致谢，并派人到信阳向冯道歉。
三 卢永祥建议召开各省联席会议的反应
直奉两系进行政治分赃，首先更动了属于皖系的陕西督军陈树藩，使另一皖系的浙江督军卢永祥大受刺激。六月四日，他突然发表豪电，主张各省制定省宪，实现地方自治，并由各省区军民长官选派代表、择定适当地点举行联席会议，俟取得一致意见后，提交国民公决。浙江是在北洋派的统治区内，卢永祥与国民党已有联合，这个电报又与南方的“联治派”共鸣，对北洋军阀的统治权起着很大的危害作用。
卢永祥又于五日致电徐世昌，说明他的主张是南北统一的有效方法，如果认为不当，请即予以罢斥。
卢永祥建议召开各省会议，通过各省自治，组织联省自治政府，这正是西南“联治派”在南北两政府以外另组第三政府的一贯主张。这个主张与孙中山的意见并不符合。由此可见，皖系军阀与国民党的结合，并非具有共同的政治目标，而在国民党以外，皖系也愿意与一切反对北京政府的力量结合起来。因此，卢的豪电大受“联治派”的欣赏，得到赵恒惕（九日）、卢焘（十二日）、陈炯明（十四日）、刘湘（二十日）、顾品珍（二十九日）的响应。此外，被北京政府罢免的陈树藩，除有号电（二十日）响应外，并授意陕西省议会组织“省宪会议”，成立“筹制省宪自治处”，打算打出“自治”的旗帜对抗北京政府。接着，广西省议会在粤军入境后通电响应自治，湖北省议会议长屈佩兰发出祃电（二十二日），山东省议会发出感电（二十七日），都是主张各省先行制订省宪的。江西省议会也召开了省宪会议，河南省议会并通过了制定省宪案。
自治运动兴起后，不但西南各省军阀结成了以联省自治为目标的第三政府路线，而且北方也有不少省区的人民团体热烈地响应“自治”，现在又经卢永祥出面促进，所以自治运动由南而北，自西至东，侵入到北京政府的统治区，形成了难于阻挡的一种政治趋势。卢永祥除发表豪电外，还电请首先制定省宪的湖南主持召开各省联席会议。这个会议一旦酝酿成熟，北京政府就有被推翻的可能。当然，北京政府没有力量派兵进攻浙江，只能派人前往疏通，劝他不要坚持这个主张。
卢永祥的豪电发表后，北方便有徐树铮秘密到杭州以及安福国会迁往杭州开会的谣言，又有浙军准备进攻江苏的谣言，因此江苏督军齐燮元派兵增防苏州、昆山，卢永祥也派兵增防枫泾、松江，江、浙两省的战争危机又趋严重。此外还有“山东五子”[3]在直奉两系以外组织鲁系的一种风传。
但是，卢永祥并不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物。他发表豪电是因为北京政府撤换了陈树藩，对皖系军阀采取了“蚕食”的政策，因此通电示威，如果北京政府敢于撤换他，他就“逼上梁山”倒向西南一边。由于豪电引起了严重反感，六月十六日他在陆军同袍社发表演说，否认浙江独立，但又召集各界人士举行会议，决定延聘“名流”组织省宪起草委员会，制定浙江省宪法。这是向北京政府“半独立”的一种姿态。
关于召集各省联席会议的问题，湖南军阀赵恒惕也不敢首当其冲，他向川、滇、黔三省提出建议，先召开四省联席会议，发表联合宣言，然后逐步扩大，吸收其他各省加入。三省军阀都同意了这个建议，陈炯明也在幕后积极支持。但是，不久湖南发动了“援鄂自治”的战争，关于召开联省会议和组织第三政府的问题，都将取决于这一战争的胜败，各方面对此就都搁置不提了。
四 直系赶走陕西督军陈树藩。新任陕督阎相文自杀。冯玉祥继任陕西督军
陈树藩被撤职后，曾指使陕西团长以上军官联名请求北京政府收回成命，又派大批代表到西南各省接洽，准备加入“联治派”，宣布陕西“自治”。但是陕西局势对陈非常不利，北有以于右任为首的靖国军，南有郭坚等的陕西民军，西安陷于两面夹攻之中。同时，直系调遣第十一师冯玉祥部取道潼关，第七师吴新田部取道紫金关，配合第二十师阎相文部迅速开进陕西。直系与靖国军成立了合作驱陈的协定。在此形势下，陈一面要求北京政府发清欠饷，并将所部改编为四师、三混成旅作为下台的条件，一面准备进行抵抗，如果抵抗失败，拟逃往汉中与刘存厚的川军联合，保守陕南一隅之地。
七月初，第七师由紫金关进占武关、龙驹寨，第十一师由潼关直趋渭南，陕北镇守使井岳秀、西路游击司令郭金榜都背叛了陈树藩，所以七月七日第二十师推进到离西安二十里的灞上后，陈便率部退出西安，经过咸阳、兴平、郿县、新口子退往汉中。陈出走的时候，携带箱篓三千余件，连督军署的玻璃地板也被撬开带走。陈自称做了几年督军，依然是个穷光蛋，但他搜刮得来的私产，据说也有五百万元之多。
阎相文接任督军后，民军首领郭坚由凤翔到西安接洽受编。八月十三日，冯玉祥、吴新田在西关讲武堂设宴欢迎，一声号令，伏兵齐出，把郭的血淋淋的人头悬挂在钟楼上示众。接下去，八月二十四日，这位新任督军忽然吞服鸦片自杀，据说在他的衣袋内找出遗书一通，上面写着：“我本愿救国救民，恐不能统一陕省，无颜对三秦父老。”这是继李纯之后督军自杀的第二件疑案。二十五日，北京政府任命冯玉祥继任陕西督军。冯在二十天之内由旅长升任督军（冯的师长一职到八月五日才正式发表），军人升迁得这样快，是前所少见的。
九月二十一日，冯玉祥与于右任达成改编陕西靖国军的协定。当天，陕西靖国军总指挥胡景翼在三原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取消靖国军。十月二十七日，北京政府任命胡为暂编陕西第一师师长。从此陕军成为直系军阀的附庸军。
陈逃往汉中与刘存厚取得联系后，曾先后改称“陕西护法军总司令”（孙中山所委）和“西北自治后援军总司令”。十一月十六日又被迫退出汉中，由茅坝口逃往陕、鄂、川三省边境平利、城口、镇坪一带，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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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勋蓄有大辫子，张作霖出身“红胡子”，所以他们有“辫帅”“胡帅”之称。
[2] 5月10日，徐世昌在怀仁堂举行授勋仪式，授给张作霖、王占元勋一位，张学良（张作霖的儿子）勋五位。
[3] 卢永祥字子嘉，王占元字子春，吴佩孚字子玉，张怀芝字子志，周自齐字子廙。他们都是山东军人（周以军人而兼政客），因此有“山东五子”之称。其实，这五个人属于不同的军事政治集团，所谓组织鲁系并无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