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桂系发动对粤军的攻势，粤军反攻取得一连串的胜利。广东地方派军人在珠江南岸宣言“兵谏”。广东各团体的“赎城”谈判。岑春煊等宣布撤销军政府，桂军退出广州。桂系取消两广自主，北京政府宣布“全国统一”。孙中山等回广州重组军政府
直皖战争发动以前，直桂两系曾经相约同时动手，直系在北方推翻控制北京政府的皖系势力，桂系在南方消灭国民党的军事力量。这本是多年来直桂同盟的共同目标，也就是两系企图实现“和平混一”必须采取的军事步骤。另一方面，皖系与国民党及滇系也有一套反击直桂两系的计划：福建督军李厚基在段的指示下，接济粤军军费五十万元和子弹六百万发，帮助粤军反攻广东；唐继尧暗约粤军反攻广东，自己出兵广西，使桂系首尾不能相顾，然后会师广州，改组军政府。这个计划虽已拟定，但由于唐继尧要集中力量应付川滇军的战争，一时腾不出手来，而陈炯明也因孤掌难鸣，不敢单独发动。
粤军是以广东省长所属的警卫军二十营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现已发展到一百零八营，总司令陈炯明兼任第一军军长驻漳州，许崇智任第二军军长驻龙岩。桂系刘志陆、沈鸿英等部则驻潮汕一带，用以监视粤军。驻诏安的靖国军军长方声涛也是倾向桂系的。
七月中旬，正当直皖战争发动的时候，国民党人周之贞、何克夫等在江门起事，组织了五路救粤军，海军江大、江固两舰逃出广州加入救粤军，同时已下台的广东地方派领袖李耀汉也策动肇庆、钦廉一带的旧部起而响应，广东局势顿趋紧张。莫荣新得到情报，救粤军拟与陈炯明所部粤军里应外合地扫除桂系在广东的势力，因此陆荣廷在龙州召集会议讨论对付闽南粤军的问题。此时直系已在北方战胜，林葆怿所属海军又与桂系合作，内外形势都对桂系有利，所以龙州会议决定以进攻福建北军为名，大举向粤军进攻。龙州会议结束后，桂系便制造北军侵犯漳浦的消息作为进兵借口，而陈炯明窥破他们的阴谋，马上通电声明并无其事。
八月十一日，军政府下了进攻福建的动员令。桂军以沈鸿英为总司令，下分三路，以桂军刘志陆为中路司令，浙军吕公望为右路司令，靖国军方声涛为左路司令。林葆怿率领海军前往诏安配合作战。桂军兵精粮足，又有海军为辅，自信万无一失。
粤军得到桂军动员的报告，才下了回师广东的决心。十二日，陈炯明在漳州公园举行誓师大会，以洪兆麟为第一路司令，许崇智为第二路司令，自己兼任第三路司令，即日出发平和指挥作战。粤军只留四营在后方，所遗闽南各地尽由李厚基派北军前来接收。
粤桂军的战争从八月十六日开始。粤军人人思归，士气十分昂扬，而多年来养精蓄锐的桂军，竟然不堪一击，望风而溃，十六、十七两日，蕉岭、大埔、饶平均入粤军之手。在桂军兵败如山倒的影响下，方声涛的靖国军不战而退，已经行抵汕头的林葆怿观望不前，吕公望所指挥的浙军陈肇英部也按兵不动。十八日，桂军又放弃黄冈，粤军以破竹之势由竹篙山进占潮安，另一路由大埔向三河坝挺进，潮汕交通就被粤军割断了。二十日，汕头发生兵变，那位莫荣新的义子，以广东人而为桂军将领的刘志陆，仓皇弃城逃走，林葆怿急忙将海军舰队撤回铜山，自己逃回广州，澄海、汕头又被粤军占领。
桂系军阀在西南五省中拥有最大的兵力。在历年战争中，陆荣廷惯于使用别人的军队冲锋陷阵，而将桂军置于阵后，因此他的本钱愈积愈多。他做梦也不曾想到他的部下健儿几年来在广东搜刮民脂民膏，都已经变成了腰缠累累的富家翁，而前方炮声一响，他们忙于把自己的财富转移到后方安全之区，哪里还有心情作战；特别是桂军士兵一贯骚扰地方，广东人民恨之刺骨，当粤军发动攻势并且提出“粤人自救”的口号后，广东各县民军纷纷揭竿而起，使桂军陷于四面受敌的地位。所以粤桂军的战争与湘军驱张之战如出一辙，兵力强大的一面，在人民的巨大威力之前就像一个纸糊老虎，一戳即破，不能避免灭亡的命运。
粤桂军的战争发动时，岑春煊派文群为代表到北方接洽恢复上海和会，企图廉价交换和平。可是北京政府长着一双势利眼，认为南北和平将取决于广东战争的谁胜谁败，和会无足轻重，而李纯又不肯担任北方议和总代表，因此不加理睬。
粤军占领潮汕后，桂系大为震动。一向仰承桂系意旨的岑春煊便又换上了一副“和事佬”的伪装，用军政府的名义劝告双方停止战争。可是，当胜利在望的时候，粤军哪里会理踩这个被敌人利用的傀儡工具。所以粤军仍然分兵两路前进，一路由梅县、长乐、兴宁进攻龙川、河源，一路由揭阳、普宁、惠来进攻陆丰、海丰。对方桂军刘达庆部守龙川、河源一线，卓廷贵部困守惠州待援。
这时，退往湘南的滇军朱培德、杨益谦两部也在湘粤边境跃跃欲试[1]，莫荣新便又调回沈鸿英以加强北江防务，另派马济为西江总指挥，带兵由石龙进驻惠州。
从十六日到二十一日，粤军以风卷残云的姿态直趋惠州，共计缴获桂军步枪七千余支，机关枪二千余挺，大炮二十余门。二十四日陈炯明到汕头的时候，市民热烈欢迎，海外粤侨纷纷汇款接济粤军。
莫荣新禁止广州各报登载桂军战败消息，不许称粤军、桂军，须称桂军为省军，粤军为敌军。但消息是封锁不住的，广州市民都以桂系军阀在广东的统治地位即将结束而感到很大兴奋。
从八月下旬起，莫荣新把所有能够调动的军队都调到东江进行最后挣扎，因此粤桂军在揭阳、陆丰、海丰、紫金、兴宁一带展开了拉锯战。但到九月上旬，桂军终于抵挡不住，粤军再度占领河源、陆丰、海丰，战局重心又推进到惠州城下。桂系指使军政府罢免陈炯明的粤军总司令、福建省长各职以泄忿。
桂系不但要集中主力到东线阻挡粤军的锐利攻势，同时还要抽出一定兵力来防止广州附近地方派军人的异动。莫荣新派李根源为广州卫戍总司令，把他的海防军调回广州。同时，还调集广西子弟兵——陆荣廷的儿子陆裕光、沈鸿英的儿子沈荣光和自己的儿子莫正聪等部防守督军署所在地的观音山。九月十七日，虎门要塞司令丘渭南宣布独立，广九路也被民军拆毁不能通车，广州领事团向军政府提出不得在广州周围三十里作战的警告，广州陷于大混乱中。
二十五日，有人送木匣到军政府，在标签上写着“岑大总裁笑存”六个字。府内职员打开来一看，不料轰然一声，炸弹爆发，当场炸死了卫士三人。督军、省长两署也有人送来同样“礼物”，但未引起爆炸。这样一来，军政府立刻成为恐怖世界，岑春煊、温宗尧两总裁都从府内迁出，大小职员也都纷纷避居沙面，军政府呈现了“树倒猢狲散”的凄凉局面。
九月下旬，地方派军人魏邦平、李福林等秘密将所部由香山、佛山等地移动到广州对岸河南来。二十七日，桂系所提心吊胆的事变终于突发了，魏、李二人联合致函莫荣新：“敬代表粤人吁请督军解除兵柄，以粤省治权还之粤人，率师回桂，俾息兵祸。督军率军返桂沿途，当竭力保护，断不冒渎尊严。”同日，魏邦平发出通电称，本人率领所部及舰队于本日“陈师珠江，集中鹅潭，占领中流砥柱及车歪炮台各要塞。福军一致进行”[2]。
这是对桂系的一个致命的打击。这次事变是桂系事前想得到的，但是他们没有方法加以阻止。至于地方派军人为什么不采取突击方式而采取“兵谏”方式，这是因为桂军在广州还有相当大的兵力，如果进行突击，可能引起巷战而使广州蒙受重大损失。
当天下午，林葆怿会见莫荣新，劝他带兵离开广州。莫对此并不表示拒绝，但他推托说，这个问题须向陆巡阅使请示，并且桂军必须取到开拔费才能成行。林葆怿向双方提出建议，关于桂军撤退问题，可以用谈判的方式和平解决，在未成立协议以前，双方均不开炮，以免糜烂地方。
二十七、二十八两日，桂军在永汉马路天天茶楼屋顶架设大炮，炮口指向河南福军大营，观音山各炮台也都卸下炮衣准备应敌。虎门炮台则派出飞机在广州上空飞行示威。在极端严重的战争气氛下，商店纷纷闭市，人民纷纷迁地避难。莫荣新向地方派军人提出条件，要筹款五百万为桂军的开拔费，本人以桂军总司令名义率领桂军二师留驻肇庆，如果这些条件不被接受，决不离开广州。
二十九日，广东省议会推举议长林正煊往见莫荣新，担任调停。莫表示“本人决不贪恋权位，也不忍糜烂地方，一定按照贵会的意见办事。但是必须声明，任何人都可以接任督军，只有陈炯明不能前来接任”。说到这里，他的态度突然变得狰狞可怕，切齿地说：“我已经发出三道急电到惠州前线，限他们在三天之内消灭陈炯明的军队！”刚从前方回到广州的马济也在一旁悻悻地说：“省城桂军尚有万人以上。请你转告登同（李）、丽堂（魏），他们的兵力未必胜过我们，打起来吃苦头的是广东人。”
林正煊从督军署退出来，又在珠江一叶电船上找到了魏邦平和李福林。他们都同意采取协商方式解决桂军撤退的问题，并请惠州方面的粤桂军先行停战，等候解决。
三十日，魏、李二人在海珠召开会议，推举海军次长兼海圻舰长汤廷光继任广东督军。莫荣新对此也不反对。这个消息传出来，广州人民皆大欢喜，长堤河南一带家家燃放鞭炮表示庆祝，商店纷纷开市，并且继之以灯火辉煌的夜市，宛如欢度节日的景象。第二天打开门一看，广州仍然在战云的笼罩下，桂军并无去志。于是商店又纷纷停业，人民又纷纷迁地避难，回复了“满城风雨”的战时景象。
十月二日，莫荣新召集广州各团体代表在观音山督署举行会议，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东江桂军二、三万人尚在与粤军激战中，此项桂军应如何撤退，撤退后应在何处集中，如何指定路线撤回广西；省城及各地防军如何撤退以及派何军前来接防；桂军欠饷在一千万以上，此项欠饷及开拔费如何筹措，有何保证。这些问题如不解决，桂军即难退出广州。
原来这时桂军在东江打了一次胜仗，莫的态度又变得强硬起来。他表示观音山是一座攻不破的堡垒，如果以上问题得不到满意的解决，他将死守观音山，战至最后之一人。他把广州全城的军械军粮都搬到观音山来，派兵防守观音山、白云山各炮台，并在城内高地架设大炮。以上情况表明，桂军并无撤出广州的模样，同时还有一种传说，莫荣新接受谈判是一个缓兵之计，陆荣廷已经派谭浩明统率桂军二十八营前来援助，马济主张死守待援，因此广州市民的心情又变得沉重起来。
十月四日，广州各团体代表开会讨论的结果，承认筹凑五十万元为桂军的“送行费”，请莫荣新在三天之内交出督军印信，即行付款。六日，莫向各团体代表进行了讨价还价的谈判，认为五十万太少，桂军开拔费由五百万递减到二百万，少一个不行。他还虚伪地说：“这笔开拔费可以电请中央（指北京政府）筹拨，不必由广东人民负担。”
这时，陈炯明也派代表黄强由香港赶到河南来，同意用金钱“买还广州”，以免化为灰烬。九日，各团体代表继续开会，议决“让城费”增加到一百五十万，全城抽收房捐一个月，东佃各半，另外抽收赌馆捐三个月，共计可得四十万，其余则由各团体向银行借垫，将来设法筹还。各团体代表将此项决定面告莫荣新，他却十分冷淡地回答说：“你们请放心，我不下命令，我的部下断不敢开炮。你们莫性急，性急办不出好事情来。”
汤廷光没有等待莫荣新交印就于八日在河南宣告接任督军，随即成立“海珠和会”，讨论桂军撤退的问题。汤与各方面相约，桂军未撤退以前，不许各路民军开进省城。岑春煊还向“海珠和会”提出军政府不撤销，国会不解散，两广巡阅使继续存在作为粤人治粤，桂军在六个月内分批撤回广西的交换条件。这些意见也是根据莫荣新的授意提出的，当然没有人理睬。
正当让城谈判进行之际，林葆怿突于十一日宣布“海军统一”[3]，这一举引起广州人民的重重疑虑。当时盛传，这是海军军官接受北京政府贿赂二十万元的结果。林葆怿本是动摇分子，此举可能是与莫荣新串通一气，投降北京政府，问题在于新任督军汤廷光就是林的部将，因而牵涉到汤廷光何去何从的问题。随后海军下级军官都反对海军北归，林葆怿放了一个空炮，这件事情才没有引起新的风波来。
各团体鉴于广东内部情况复杂，为了避免兵祸，决定接受莫荣新的要求于十二日筹足二百万元为桂军的“送行费”，存于银行，等候桂军开拔时提用。不料莫荣新因东江战局稳定而有恃无恐，他提出另外四个条件为桂军退出广州的代价：（一）不承认汤廷光为广东督军，须由岑春煊、陆荣廷任命沈鸿英为广东督军；（二）桂军须留二师长期驻扎广东；（三）陈炯明退回漳州，魏邦平退回香山，但李福林仍可留驻河南；（四）广东仍须承认陆荣廷为两广巡阅使。到了这时，广东人民才完全证实莫荣新对撤兵问题毫无诚意，——“赎城”谈判是中了缓兵之计，因此“海珠和会”也就停开了。
二十日，惠州战局又有新的变化，粤军从飞鹅岭炮打惠州城，二十二日占领惠州，二十五日继续占领石龙。粤军恢复了以前势如破竹的战斗精神。岑春煊看见大势已去，便于二十三日通电宣布退职，这个电报称赞李纯自杀为“尸谏”，为“纯洁牺牲”，使他大受感动，希望西南各省取消自主，北京迅速召开国会，大力裁兵，中央与地方开诚布公，共图善后。二十四日，岑春煊、陆荣廷、林葆怿、温宗尧竟以四总裁的名义宣布撤销军政府。二十六日，莫荣新宣布广东取消自主，并称“在中央政府未任专员以前，先率将士让出广州市区，地方治安应由粤民所举之新督军负责”。十一月四日，谭浩明也宣布广西取消自主。
十月二十四日，温宗尧首先离开广州，是政府大员逃得最快的一人。二十六日，虎门炮台又派飞机在广州上空盘旋示威，并在观音山投下几颗炸弹，引起广州市的大混乱，那位负有卫戍之责的李根源也逃走了。岑春煊于二十七日离开广州。同一天，飞机又来示威投弹，莫荣新并不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勇敢，半夜里就狼狈出走了。他还留下来马济、林虎两员大将收容由前方溃退下来的桂军，并勒索广州各团体所许下的开拔费二百万元。二十八日，马济等曾与魏、李二人见面，承认领到开拔费即退出广州。到了这时候，广州各团体也就变得悭吝起来，不肯付款，而马济等只领到为数不多的火食费，来不及进一步追索就抽腿跑了。
十月二十三日，在上海的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三人联名致电北京政府，劝止他们与岑、陆等签定一钱不值的南北和约。可笑的是，北京政府竟然不顾事实，仅仅根据岑、陆、莫、谭等的空头电报，于十月三十一日宣布南北和平统一，并表示依照民国元年八月公布的国会组织法与两院议员选举法，改选国会。这就是直桂两系多年来所共同追求的“旧法选新会”的“和平混一”。大家都还记得，一九一二年袁世凯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和平统一”，还有一个虚伪的统一局面和短暂的和平时期。这次北京政府所宣布的“和平统一”完全是“纸面上的和平统一”，是骗不了任何人的一套把戏。
三十一日，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联名通电称：“最近粤军回粤，岑、莫败亡，乃于相率逃窜之余，辄为取消自主之说，初不意北方遽引为口实，遂有伪统一之宣布。似此举动，过于滑稽儿戏。惟察北方用意，思以伪统一借取外债，延长命脉。此等宣言，文等决不承认。”十一月一日，陈炯明通电否认广东取消自主。五日，唐继尧通电否认统一。十一月二日，陈炯明到了广州，不承认汤廷光为广东督军。汤于六日宣布解除督军一职。十一月三日，孙中山宣布裁撤广东督军一职，派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任粤军总司令，节制水陆各军。陈于十一月十日通电就职。
十一月二十二日，上海孙宅举行会议，孙、唐、伍三人决定偕同到广州重组军政府。他们二十五日由上海动身，二十八日到广州，二十九日就举行第一次政务会议，推定孙中山兼任内务部长，唐绍仪兼任财政部长，唐继尧兼任交通部长，陈炯明兼任陆军部长，伍廷芳兼任外交部长，徐谦为司法部长，李烈钧为参谋部长，并提升汤廷光为海军部长以代弃职逃走的林葆怿。
十一月二日，岑春煊逃到上海，北京政府还一再催促他到北京参加所谓统一善后会议。十一月十六日，粤军占领肇庆，十七日占领廉州，二十一日陆荣廷通电桂军全部退出广东。十二月二十九日，北京政府任命陆荣廷为粤边防务督办，谭浩明为广西督军，李静诚为广西省长，三十一日又下令授陆荣廷以九狮军刀一柄。北方直系军阀还想仿照袁世凯、段祺瑞利用龙济光的前例[4]，扶植桂系军阀的残余势力，用以对付国民党所控制的广东，但是桂系一蹶不振，也正像以前龙济光一蹶不振一样。
这一时期，直系军阀虽然在北方取得了胜利，可是它的同盟者桂系军阀在南方一败涂地，“和平混一”终于不能实现。此后北方又有直奉两系的明争暗斗，而国民党也仅在广东打下了立足点，改组后的军政府仍然是广东一省的军政府，因此形成了北不能统一北，南不能统一南的新局势。在这种局势下，大规模的南北战争是打不起来了，可是北与北的战争，南与南的战争，甚至一省之内因争权夺利而引起的局部战争，却打个不停，把国内战争引向更复杂和更频繁的阶段。
二 唐继尧组织“同盟军”对付熊克武。唐继尧宣布废督。熊克武联合刘存厚反攻成都，滇军退出四川。黔军退回贵州后，刘显世被逐下台
在直皖战争的前后，四川又爆发了川、滇、黔军的“三角战争”，使三省局势起了走马灯似的重大变化。
刘存厚失败逃往陕南后，在熊克武管辖下的川军骤然增加到八师：第一师师长但懋辛驻成都，第二师师长刘湘驻合川，第三师师长向传义驻德阳，第四师师长刘成勋驻新津，第五师师长吕超驻绵阳，第六师师长石青阳驻顺庆，第七师师长颜德基驻绥定，第八师师长陈洪范驻嘉定。此外尚有重庆镇守使余际唐部江防军三十营分驻涪陵、南川、綦江一带。以上兵力，以刘湘、吕超两师为最强大。属于川军总司令熊克武系统的，有第一、第三两师及江防军，此外各军则皆摇摆不定，没有明显的倾向。
四川境内滇黔军驻地如下：滇军顾品珍师驻资州、泸州，赵又新师驻泸州、叙府，华封歌旅驻会理，黔军王文华师驻重庆。此外，重庆驻有滇、川、黔靖国联军援鄂军第一路正副司令黄复生、卢思谛，各有兵力一旅。
总的说来，从一九一六年讨袁战争结束以来，川军有两个极其明显的军事宗派集团，一个以依附北洋派的刘存厚为首，一个以站在西南一面的熊克武为首。四川军人有一共同观念，就是要把四川置于自己的控制下，而不愿外来军阀染指。刘存厚并非甘心依附北洋派，只是由于受到滇黔军的压力，才不得已求助于北洋派。而川军驱逐刘存厚，也正是在反对刘存厚勾引北军入川的共同目标下联合起来的。熊克武等也不是真心倾向唐继尧，为了打击北军和刘存厚，也不得不求助于滇黔军。
云南督军唐继尧很早就想把四川纳入云南的势力范围，使自己成为独霸川、滇、黔三省的“西南王”。贵州督军刘显世则因贵州地瘠民贫，也想宰割四川一隅之地以养兵，所以甘心充当唐继尧“侵略”四川的追随者。从一九一八年北军退出四川和刘存厚逃往陕西后，唐、刘自封为滇、川、黔靖国联军总副司令，成为四川的新统治者，熊克武虽任川军总司令，却须事事请命而行。
唐继尧虽然标榜“援鄂”“援陕”之名，其目的在于控制四川，并无意于出兵北伐。一九二〇年三月，滇、桂两系军阀因为争夺驻粤滇军的统率权关系恶化，唐继尧逐步与国民党接近，熊克武则与军政府更加靠拢，秘密发动“川人自主”。唐继尧也秘密策动“同盟倒熊”，参加这个同盟的川军有吕超、刘湘、石青阳、颜德基等。“倒熊同盟”调动三路人马进攻：北路卢思谛、石青阳、颜德基各派一旅由射洪、潼川西进，吕超部由绵阳南下与之会师以攻成都的北面；顾品珍、赵又新统率滇军由资州北上以攻成都的南面；刘湘会合王文华、黄复生等部在川东一带进攻余际唐的江防军，熊克武用以当北面的仅有向传义一师，用以当南面的仅有但懋辛、刘成勋两师，势力悬殊，所以不得不于四月十七日宣布辞职以和缓各路进攻的危机。唐继尧即以三省联军总司令名义派吕超、刘湘为川军总副司令。但是，由于刘成勋、陈洪范等提出“四川人不打四川人”的口号，说服吕超到德阳与熊见面，熊许以升为军长，并将成都兵工厂军火悉数迁往绵阳以示合作诚意，于是吕超脱离同盟而与熊合作。刘湘也被刘成勋、陈洪范说服，熊克武许以川东一带尽归主持，于是刘湘也脱离同盟而与熊合作。这两个兵力最大的川军与熊合作，使熊由绝对劣势转为绝对优势，因此熊于五月四日宣布复职，准备以武力驱逐滇黔军。
四川战争从川东开始后，熊军作战不利。五月十一日，余际唐被迫离开重庆，准备调集江防军反攻，但因黔军自后尾追，站脚不住，只得向邻水、广安退走。随后刘湘派兵到江北来，不料滇军田梯团由万县开到，石青阳、卢思谛等部由顺庆开到，两面夹攻，合川又发生兵变，以致江北、合川、铜梁、大足尽入同盟军之手。刘湘与余际唐在邻水会合后，合力击退黔军，夺回合川，进逼重庆，声势为之复振。
川东战事发生时，川南滇军伪装中立，却乘虚进占内江到简阳一线，其前锋达到龙泉，川军一、三两师在新津牛市口与之对峙。五月二十二日，熊克武下令进攻，二十四日滇军顾品珍师放弃简阳，二十八日放弃资阳，三十一日放弃资中，六月一日放弃内江，一直退到隆昌、富顺才停止不退。赵又新师也由自流井退守泸州。五月二十六日，川军刘成勋、向传义、陈洪范、但懋辛、刘湘、吕超联名通电否认唐继尧、刘显世的三省联军总副司令名义。同一时期，重庆战况非常激烈，刘湘、余际唐还分兵北攻顺庆，石青阳部连战皆败，在南部的滇军第八军军长叶荃部因为刘存厚有增兵宁羌反攻入川的消息，不敢南下援救。这个时期，川军所向无敌，滇军不战而退，除六、七两师外，全体川军“保川反唐”的呼声高唱入云。六月一日，唐继尧鉴于作战不利，通电宣布废督，解除云南督军名义，暂以三省靖国联军总司令名义“保卫地方，收束军队”。废督由北洋军阀卢永祥首倡，南方军阀唐继尧首先实行。但是唐继尧废督后并不下台，而以三省联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号施令，这套戏法就被人一眼看穿而不值一钱了。
顾品珍是滇军的有名战将，何以在四川作战一败再败；唐继尧是个著名野心家，即使滇军在四川战败，何以要在云南废督，原来此中另有内幕。顾品珍与政学系有密切关系，五月二十六日曾通电表示反对唐继尧用兵四川和因驻粤滇军问题与广州军政府失和的意见。顾品珍与熊克武成立秘密同盟，外间有熊克武助以军饷三十万的传说，当川军发动攻势的时候，他不作抵抗，打算一步步地从四川退到云南，然后发动政变，取唐继尧的地位而代之。唐继尧识破这个阴谋，密令赵又新监视顾品珍不让他退回云南，又令叶荃放弃川北阵地，带兵南下攻打熊克武的后路。这个时期，吕超因个人权位问题对熊抱怨，唐竭力拉拢吕超与叶荃合作进攻成都。以上计划安排妥当后，才发表废除云南督军的东电。废督有两个用意：第一，拟将云南全省划分为三个卫戍区，每区设司令一人，废督后不设总司令，这样就使他的部下失去了争夺督军的目标；第二，唐打算驱逐熊克武后，四川也不设督军，唐用三省联军总司令的名义节制四川总司令，比较“名正言顺”。唐在废督电中说：“继尧首倡实行，原非徒为洁身计，更当就力量所能及之范围内贯彻此主张；其有拥兵自卫抗此主张者，则是自便私图，不惜国脉，愿与同志共弃之！”唐继尧力所能及的范围当然是指四川、贵州两省。六月二十一日，刘显世也通电废除贵州督军，以三省靖国联军副司令名义“保卫”贵州治安。
当唐继尧发动“同盟倒熊”的时候，久离重庆的黔军司令王文华忽然跑回重庆来加入这个同盟，他的目的在于讨好唐继尧，取得外援，以便取刘显世的地位而代之。刘显世是王文华的舅父，曾发出通电力辟此项谣言，认为舅甥骨肉之亲，断非外人所能离间。其实，在那个争权夺利，你死我活，谁也认不得谁的军阀统治时期，莫说舅甥之亲，就是父子之亲，也不能保证彼此之间能够长期和平共处。刘显世完全明白王文华的政治野心，因此当王文华出发后，马上派兄弟刘显潜统率黔军一万人到四川，名为“后援”，实为防止王文华率师回黔，倒戈相向。
但是，由于黔军后援队的到达，重庆局势却起了另一重大变化，刘湘、余际唐等部退往川北，黔军乘胜出击，川军第六师石青阳部得以解顺庆之围，并与黔军联合起来西向进攻成都。六月下旬，吕超倒向滇军的态度日趋明显，因此熊克武罢免吕超的第五师师长，派旅长王维纲继任，吕超便与石青阳会师进攻成都，叶荃的第八军也由南部向遂宁开拔。这一局势的演变，使得熊克武由全胜之局转变为腹背受敌，顾品珍看见势头不对，也就转变态度杀起回马枪来，熊部接连退出富顺、荣县、威远、内江。七月九日，熊由前线退回成都，还想布防死守，但因所部已无斗志，十日只得以督师为名离开成都，派第三师师长向传义维持省城秩序，自己率领第一、第二两师、江防军及警卫团突围向绵阳出走。向传义鉴于大势所趋，电请吕超到省主持一切，而在吕超未到以前他就逃走了。首先到成都的是石青阳的第六师。十八日，吕超到省就川军总司令一职，电请滇军暂勿开进省城，以便收拾残局。吕超采取绥靖手段吸收川军各师，因此刘成勋回防新津，陈洪范回防嘉定，都表示接受吕超的号令。
这一时期，广东粤桂军的战争尚未发动，国民党曾决定将国会迁往云南，组织另一军政府，以拆广州国会与军政府的台。六、七月间，离粤到沪的国民党议员纷纷由海道绕道越南到昆明，李烈钧也到昆明与唐继尧接洽组府问题。七月七日，到滇议员举行两院联合会，议决取消岑春煊的职务，补选刘显世为总裁。十日，又议决国会移滇开会。但因云南交通极不便利，加以唐继尧虽与国民党合作，却不愿有一个“顶头上司”设在云南，关于国会移滇和在滇组府的问题，并未完全取得他的支持。七月十五日，唐继尧、李烈钧与旧国会众议院副议长褚辅成等举行会议，决定改在重庆召开国会和组织军政府，并推李烈钧先往重庆布置。十九日，滇川黔联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第二军军长赵又新（均由师长升任）、第八军军长叶荃、黔军前敌总指挥袁祖铭等联合发出通电，欢迎孙、唐、伍三总裁及国会议员到四川。八月一日，新任川军总司令吕超也有同一表示。四日，唐继尧又电请三总裁早日启程。孙中山等接到这些电报，正在整装待发，忽然接到四川战事再起的消息，才又推迟了启程日期。
熊克武退出成都后，率领川军第二师刘湘及混成旅杨森等部退守阆中、南部、西充一带。黔军袁祖铭部及川军第六师石青阳部在南充、蓬溪一线与熊部对峙。熊与刘存厚以前本是正面敌人，此时却因利害关系结合起来，他们在苍溪举行会议，议决组织靖川军，分为东西两路，熊部担任东路进攻重庆，刘部担任西路进攻成都；在战争未解决前，两人相约不做督军，公推刘湘护理四川督军职务。
刘存厚部有田颂尧、唐廷牧、张邦本、赖心辉四旅。他回到汉中后，派田旅由广元、剑阁南下，张旅由江油、彰明南下，在绵阳会师。由于滇黔军和吕超都不重视川北防务，因此八月上旬靖川军先后占领广元、昭化、剑门、剑阁、梓潼，八月十九日占领绵阳。熊克武提升但懋辛为第一军军长，刘湘为第二军军长，杨森为第九师师长，派刘湘部由阆中向潼川进攻，杨森与江防军司令余际唐两部向顺庆进攻。川军第四师师长刘成勋、第八师师长陈洪范本来都是接近熊的，现在看见熊卷土重来，他们的态度便又动摇起来。熊部迅速占领顺庆、合川、遂宁、安岳、乐至，成都处于靖川军的钳形攻势中。
此时广东桂军在东江战败，北方直奉两系都不再重视桂系了，认为南北和平能否实现，要看滇系的态度，因此对唐继尧极尽拉拢联络之能事。张作霖表示愿意“与蓂赓（唐）交朋友”，以促进南北的和平统一。八月二十六日，唐继尧、刘显世发出联名电报，指出“法律外交为解决时局之关键”，以曹锟、张作霖为首的十七省北洋军阀便于九月十日通电予以赞扬，并称：“新旧国会怠弃职务，不能满足人民之愿望，复以党派关系，不足法定人数，开会无期，舍依法改选，更无他道可循。……嗣后中央外交政策，应以民意为从违，在南北分裂之际，对于各国所订契约，皆应举而诉诸舆论。”
但是四川的局势又起变化。九月五日，吕超从成都出走。六日，杨森、喻培棣、张冲、何光烈等部进入成都。刘成勋、陈洪范等都加入了靖川军，熊升任刘成勋为第三军军长兼成都卫戍总司令，并派刘湘兼任靖川军前敌总司令，率领杨森等部向驻守龙泉驿的滇军进攻。原来靖川军占领德阳、潼川后，变更作战计划，刘、熊两部集中力量以攻下成都为第一目标，对川东方面暂不积极进攻。靖川军占领成都后，尚有滇军六个旅扼守龙泉驿，必须击走这支滇军，才能解除成都的严重威胁。从九月六日到十八日，熊部川军与滇军在成都东城外与龙泉驿之间展开了拉锯战，龙泉驿几度易手，有时滇军冲到城外来迫使川军闭城固守。一直到十八日刘存厚部第一路司令田颂尧、第六路司令邓锡侯赶到增援，滇军才迅速撤走。
滇军从九月二十一日放弃龙泉驿后，不再进行抵抗，到十月十五日为止，先后放弃简阳、资中、内江、泸州、叙州，一路退往镇雄、毕节，一路退往盐津、永善。滇军第二军军长赵又新在泸州城下被川军击死[5]。
十月二日，顾品珍在泸州发出了表明态度的电报，请唐继尧“毅然止戈”，撤回滇军，从此“川滇和平相处”。如果唐不肯接受，他就自请“先释兵柄，不辞而行”。唐接到电报后大起恐慌，只得提升顾为滇军第一、第二两军总司令，想用笼络手段阻止他倒戈相向。同时，北京政府得到滇军内部分化的消息，十月八日靳云鹏十分高兴地回答一电，称赞顾品珍是“仗义丈夫，血诚男子”，希望将来有机会到北方来，介绍他和北方朋友见面。
熊部川军在西战场上得手后，刘湘率领一、二两军及江防军转移到东战场来，十月十五日攻下重庆。川军未入城以前，王文华派卢焘代理黔军总司令，率领黔军退往綦江，自己搭乘大元轮船到上海去了。留在重庆的滇军，刚往镇雄退却，李烈钧随同滇军出走[6]。已到重庆准备召开国会和组织军政府的国民党议员一百七十五人，则都搭乘外国轮船逃走。随后川军又将万县、夔州的鄂西靖国军赶走[7]。一直到这个时候，四川全省才没有外省军队的踪迹。
同一时期，桂军已经退出广东。西南两大军阀陆荣廷、唐继尧多年来所经营的“大广西主义”“大云南主义”都完蛋了。
这次四川战争，以刘湘出力为最多。刘存厚、熊克武虽然达到了驱逐客军的目的，但是他们的部下并不是为领袖作战，而是为自己的权力地位作战。当刘湘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后，就不愿再有一个领袖摆在自己的头上。熊克武看到这个趋势，便以养病为名，在重庆附近温塘住下来，并于十一月二十九日通电辞去四川督军。同时，刘湘、但懋辛等在重庆举行会议，认为南北两个政府都没有力量过问四川，而四川也不宜于卷入南北旋涡，因此主张宣布四川“自治”，不接受任何一方的命令和管辖。参加会议的一、二两军将领推举刘湘为临时总司令，但懋辛为临时省长，对刘存厚、熊克武两人则予以崇高的“敬礼”，让他们“愉快地”退职下台。但是，北京政府对四川局势的发展作了错误的估计，十二月三十日发表命令，任命刘存厚为四川督军，熊克武为四川省长，刘湘为重庆护军使，企图把四川纳入北方的势力范围，达到“局部统一”。这些命令当然都不是刘湘等所能接受的。
卢焘率领黔军退出重庆后，由綦江、松坎绕道怀仁直趋贵阳，刘显世急忙调回驻遵义的刘显潜、驻洪江的王华裔两支游击军进省自卫。十一月十日，已经赶到省城的王华裔军被卢焘部解散，卢焘以“兵谏”“清君侧”为名，捕杀刘的幕后军师中国银行行长熊范舆、贵阳耆老会会长郭重志等。十三日，刘显世被迫解除靖国联军副司令一职，并咨请省议会改选省长。十五日，贵州各界人士公推任可澄继任省长，随后卢焘被推为贵州总司令。
唐继尧在滇军退出四川后宣布“云南闭关自治”，但不久也被顾品珍赶走了。
三 湘军内部的“三角斗争”。谭延闿通电主张“联省自治”。湘西发生军事叛变。平江发生兵士闹饷枪杀长官案。谭延闿被迫辞职，赵恒惕继任湘军总司令。长沙发生“兵士闹饷案”
湖南自驱逐北军出境后，湘军获得北军的大量武器，骤然发展成为南方的一支相当强大的武力。但是由于个人权力地位之争，湖南内部也和云南、贵州一样，发生了新陈代谢的变化。
一九一八年年初，谭延闿在桂系的支持下回到永州，再任湖南督军。他赤手空拳而来，自觉难于驾驭诸将，因此表示他本人不长于军事，不能有多大贡献，此行是为与士卒共甘苦而来，是为向三千万湖南人民赎罪而来，一俟驱逐张敬尧以后，当以督军一席让予师长赵恒惕，省长一席让予湘南民政处处长林支宇。后来湘军发动驱张，实际指挥作战的是赵恒惕，谭以督军兼任湘军总司令，是个有名无实的空衔。
湘军驱张成功后，谭仍然死死抓紧督军、省长、总司令三颗印把子不肯放手。以前“与畏公同进退”的谭氏僚属和旧友们，果然盼望到了“畏公三次督湘”的好日子，他们一个个“弹冠相庆”，于是湖南官场中出现了“元勋派”与“非元勋派”的高低等级。“元勋派”是指随同湘军退到湘南，当过几年“叫化官”的一些人物。“元勋派”中又以“马嘶团”最为得势，“马嘶”是因衡阳的马嘶巷取名，当年吴佩孚招待湖南代表住在这个巷子里，而充当代表的都是一些谭的心腹爪牙。“马嘶团”又有“马头”“马身”“马肾”“马尾”“马蹄”等称号，包括督军署秘书长吕筹、政务厅厅长刘岳峙、矿务局局长萧仲祁、榷运局局长唐支厦等。被称为“马头”的就是谭的幕僚长吕筹。
由于“元勋派”与“马嘶团”占居高位，把持政权，排斥异己，引起了谭系政客与湘军各将领之间的权力冲突。这些将领自恃在湘南吃过两年的苦头，现在才抬起头来，他们哪一个没有亲戚朋友，哪一个不想替自己的亲戚朋友谋求优差美缺，可是优差美缺都被“元勋派”和“马嘶团”占为己有，因此忿忿不平，认为湖南的“天下”是他们在枪林弹雨中打下来的，而督军并无尺寸之功，不应享受胜利的果实。同时，他们本身还存在一种“取帽子”[8]的心理，希望谭实践诺言自动下台，让赵恒惕上升一级，大家都可以达到“水涨船高”的目的。
谭之所以一身而兼三任，也是具有深意的。此时各省军阀有的已经废除督军名义而改称总司令，但是多数仍然保持督军名义。所以谭既不肯放弃督军名义，又不肯放弃总司令名义，以便“面面不落空”。总司令和总指挥在职权上本来混淆不清，湘军攻下岳州后，赵即自请解除总指挥兼职，谭又认为此公“功高望重”，不宜加以贬抑，因而不敢批准。此时谭对赵的态度比前更加谦和，而赵对谭的态度也就比前更加恭顺。事实上他们两人的假客气正是貌和心不和的一种表现。
湘军正规军共有一师三旅，师长为赵恒惕，旅长为宋鹤庚、廖家栋、鲁涤平。另有地方军十二个区，第一区司令吴剑学驻防宝庆，第二区司令张辉赞驻防湘潭、湘乡，第三区司令谢国光驻防衡阳，第四区司令罗先闿驻防零陵，第五区司令刘叙彝驻防洪江，第六区司令李仲麟驻防醴陵、浏阳，第七区司令陈嘉祐驻防郴州，第八区司令蔡巨猷驻防沅陵，第九区司令田镇藩驻防芷江，第十区司令李韫珩驻防澧县，第十一区司令林支宇驻防常德（副司令唐荣阳代），第十二区司令萧昌炽驻防永兴。这些军官分为三个宗派：宋鹤庚、吴剑学、张辉赞、谢国光、陈嘉祐都属于谭派，周则范旧部蔡巨猷、刘叙彝、田镇藩三人也接近谭派；廖家栋、李仲麟属于程（潜）派；此外多属中立派；团长以下军官则多属赵派。这些军官在他们的防区内把持税收，任用私人，俨如独立王国。谭的政令只能及于省城以内，甚至在省城以内也还要受到多方面的掣肘。
直皖战争结束后，广东又爆发了粤桂军的战争，善于投机的谭延闿看见南北两个政府都是徒拥虚名，便发表祃电（八月二十二日），主张中国采取联邦制，实行民选省长。他认为“督军制固宜废止，但废其名而存其实，或更扩大其权力如巡阅使、军区长，则流弊必更滋多”。又指出湖南人民在南北战争中受过重大的损失，“汤芗铭、张敬尧对待湘人，无异异邦异种，而今日直皖之争，川滇、粤桂之争，皆由地方观念而起。湘人此次驱张，本湘人救湘、湘人治湘之精神，拟即采行民选省长制，以维湘局。”这个祃电被称为各省自治运动的嚆矢，也就是后来湖南制定省宪法的“经典文件”。祃电不但主张废除督军制，而且主张废除一切避其名而居其实的巡阅使、军区长、总司令等名称，以民选省长掌握一省军民两政大权，这在表面上像是最彻底的一种“废督论”，但是，如果进一步加以观察，就不难看出这是谭延闿耍的一套手法，因为他自己是一个文人，当督军常被别人指责，如果实现这种主张，他在当选省长以后，就可以在实质上做到省长兼督军，避免另有一个掌握军权的人和他分庭抗礼，更便于借口地方分权，维持他的地方割据。
谭延闿和熊希龄都是清朝末年的君主立宪派，关系极为密切。民国成立以来，君主立宪派转化为研究系，熊是研究系的“名流”之一。早在洪宪帝制垮台时期，研究系首领梁启超曾提出改中央集权制为地方分权制的意见，后来他自己加入了北方军阀内阁，才把这个意见搁置一旁。此时，研究系退出中央舞台已久，想分散到各省进行个别政治活动。因此，熊希龄又拾起地方分权的学说加以发挥，提出省自治法和联省自治方案，希望通过他的老朋友谭延闿，首先在他的故乡湖南推行。他接到祃电后，就立刻回答一电，劝谭不必等待国会制定省自治法，先由本省自行制定，提交全省人民总投票表决施行。这是一个“由下而上”的速成方案，当然符合于谭延闿的迫切要求。同时，熊还请梁启超执笔代拟自治法条例、自治法大纲及说明书多种，寄供谭延闿参考。
谭延闿在粤桂军战争中保持中立。他本来是倾向桂系军阀的，但因此时粤军势如破竹，他就采取了两面敷衍的态度。九月六日，他向粤桂双方进行调解，主张“幹老（陆荣廷）出而主持，以粤事还之粤人，确立粤省自治政府；竞公（陈炯明）爱国爱乡，亦当早息干戈，言归于好”。从这个电报看得出，他在调解粤桂战争中，还在贩卖联省自治这个政治“私货”。
这时，南北两政府都想把湖南拉到自己的怀抱来。九月一日，徐世昌授意研究系湘籍阁员范源濂劝告谭延闿赞助和平统一，谭却用反对局部谋和，赞成公开议和的说法作为应付北方的手段。九月九日，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由上海来电，竭力劝告湘军出兵广西，捣桂系军阀的后路，以收夹击之效。这个电报对湘军与桂系的关系有所分析，指出桂系历年来怀抱“兼并湘粤”的野心，每次湖南战事发生，“冲锋陷阵均属湘人，克地获城则归桂贼”。国民党认为把湖南拉回到西南方面来，是团结西南、重组军政府的重要关键。因此，属于国民党的湘籍旧国会议员李执中、周震麟、李汉丞、陈嘉会等，均由上海回到湖南活动。但是谭延闿对他们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
在外界各方争取湖南的同时，赵恒惕一连三次请求解除湘军总指挥职务，谭始终不敢批准。由于内外形势难于应付，谭感觉到省自治这块盾牌有提早拿出来的必要。九月中旬，他函请省议会制定全省人民宪法会议组织法，并且表示本人无意于长期掌握政权，只求省宪法成立，湖南人民可以避免南北战祸，他自己在中国自治史上留下光荣之一页，即当提出辞职。这是他所采取的一个缓兵之计。
但是，湖南先进人士认为湖南省议会长期未经改选，不能代表民意，反对议会包办制宪，要求召开人民制宪会议起草宪法。十月十日，长沙各界万余人在大雨滂沱下举行了市民自治运动游行大会，提出了由人民直接选举代表，由人民宪法会议产生人民宪法，然后根据人民宪法产生正式议会和政府的请求。谭在群众的面前满口承诺可以接受，当然只是骗人的话。
十月上旬，湘西忽然发生了以国民党为背景的军事叛变：林修梅自称为湘西靖国军总司令，要求假道“援粤”[9]。在此以前，七月十九日，常澧镇守使王正雅在澧县、慈利之间貌儿峪地方，被副镇守使卿衡派兵加以杀害[10]，他的儿子王育寅在慈利县属东岳观起兵为父报仇，自称常澧护国军总司令，攻占大庸、慈利。王育寅请求省方予以收编，并为父亲昭雪。谭延闿认为卿衡是省方所派官吏，拒绝收编王育寅军，并通电痛斥王育寅起兵作乱，应即缴械投降。王育寅自知声望不高，无力抵抗省军，于是将总司令一职让予林修梅，自己退居副司令，改称湘西靖国军。林修梅是一九一七年九月在湘南首先“起义”的人物，由于受到谭延闿的排斥，离开军队到广东，对谭怀恨很深[11]。现在林修梅参加到王育寅军中来，湘西问题就具有政治斗争的性质，这不但由于这一军事行动足以破坏湘军对粤桂战争的中立地位，而且有可能掀起湖南内部的政潮。这时驻粤滇军杨益谦部三千余人已经开到湘黔边境[12]，湖北靖国军黎天才、蓝天蔚等部也从四川退到湘鄂边境来，这些军队都是倾向国民党的，如果打成一片，对湖南的影响是很大的。
问题发生后，谭延闿电请孙中山召回林修梅，孙中山则劝谭与林采取一致行动，共同讨伐“桂贼”。十月十五日，林军进攻常澧，常德守军刘叙彝部和澧县李蕴珩部迎战失利，谭延闿急调第一师第一旅旅长宋鹤庚带兵前往应援，到十一月二日，省军先后攻下慈利、桑植、大庸，湘西问题才得到解决。
此时桂军已经退出了广州，国民党仍然希望湖南出兵广西攻捣桂系军阀的后路。回到湖南的国民党议员采取更番作战的策略，每天派一人纠缠谭延闿，催促他发出一个表明态度的通电，议员陈嘉会公然代谭拟就两个电稿，一定要他签名照发。谭不便明显地拒绝他们的要求，只得将电稿加以修改，于十一月一日通电否认岑春煊、陆荣廷取消自主的宣言，他在电报后面拖了一个尾巴，主张用联省自治的方法来谋求南北的统一。二日，全体湘军将领通电表明湖南仍与西南各省采取一致行动，南北统一问题须由和会解决，但又声明：“湘省实行自治，以树联省自治之基，不受何方干涉，亦不侵略何方；如有横加侵略者，必谋正当对付。”这两个电稿经过修改，显然与原意不符，而且自相矛盾，因为联省自治这个主张不是国民党所能接受的，而湖南实行“自治”，就是超然于南北范围以外，不可能与西南各省采取一致行动。同时，谭延闿还指使省议会发出主张联省自治的电报，教育会、商会等团体发出拒绝客军假道的电报，这些文电，都是拒绝与国民党合作的间接表示。
十一月十三日，湘北平江又发生了兵士闹饷戕杀长官的事变，被杀者为第十二区司令萧昌炽[13]。谭延闿派驻湘阴的第三旅旅长鲁涤平、驻浏阳的第六区司令李仲麟带兵讨伐变兵，鲁涤平按兵不动，李仲麟态度不明。十八日，谭电召驻湘潭的第二区司令张辉赞进省密谋应付，但因兵力单薄，不能有所作为。原驻省城的第二旅旅长廖家栋与驻浏阳的李仲麟都是程潜的旧部，都是谭所要排斥而未及动手的对象。谭以第二师师长一席为饵，诱致第一旅旅长宋鹤庚受其利用。谭所恃以维持政权的就是宋、张两部。湘西问题发生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愿意去打林修梅，谭只得把驻省城的第一旅调去进行讨伐。有人认为林修梅到湘西是个调虎离山计，把谭的主力军吸引到湘西去，接着就有平江兵变发生，谭的另一心腹萧昌炽被杀，而此时又没有一个人愿意去打平江变兵。平江兵变是具有倒谭的目的的，李仲麟就是兵变的主谋者和策动者。事变发生后，李仲麟与变兵所推举的第十二区司令于应祥联合起来，以“除宵小，清君侧”为借口，进兵长沙，与第二旅里应外合地压迫谭下台。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谭只得授意省议会于十八日议决废除督军一职，谭本人也发出巧电遵照省议会的决议解除湖南督军，自任省长，并推赵恒惕继任湘军总司令，实行军民分治，“俾得一心民政，促成自治”。这个电报显然又是个缓兵之计，因为省宪法在两个月之内可以完成，根据省宪法“民选”省长，总司令一职也要废除，谭仍可当选省长而将军民两政揽在自己的手里。以前谭把省长比作督军的“小媳妇”，表示本人决不做别人的“媳妇”，现在又自甘为“媳妇”而将军权交出，当然不是由衷之言。事实上谭一面用缓兵之计和缓政潮，一面密电第一旅由湘西兼程回省，并电召驻衡阳的谢国光带兵到长沙，以解救他的危机。
十一月二十二日，第六区司令李仲麟、第三旅第五团团长张振武、第三旅第七团团长郭步高、代理第十二区司令于应祥发出“兵谏”通电，迫谭下野。第五、第七两团都是第三旅旅长鲁涤平的部队，鲁在事变中虽然表示中立，但是他的部队已经倒向联合倒谭的一面，因此形势更为严重。这个电报发表，长沙城立刻沉浸在极大的混乱中，所有“马嘶团”“元勋派”的人物纷纷提出辞职，再一次表示“与畏公同进退”。
二十三日，谭召集军政界和各团体代表在湘军总部举行联席会议讨论这个问题[14]。谭希望赵恒惕或鲁涤平挽留他一下，他就可以不走，但赵、鲁二人都默无一言，所有参加会议的人也都不敢有所表示。谭见形势对他不利，只得表示本人愿意下台，请赵继任湘军总司令，林支宇或曾继梧继任省长。他说他下台后决不离开长沙，如果在本人任内发现账目不清，即当自杀以谢湖南人民。说着，他就情不自禁地哭起来。赵表示不就总司令，愿以师长名义维持省城秩序，但并不挽留谭。他谈到于应祥以部下而杀害长官，如果我们不能加以制裁，也应当自杀，说着，他也哭出声来。鲁涤平最后发言说：“畏公（谭）是全国伟人而不仅是湖南一省的伟人。畏公表示高蹈，我们不应当以私害公。今天这个会议，我们一方面欢送旧总司令，一方面欢迎新总司令，具有双重的意义。张振武是我手下的团长，我已经命令他不许乱动，如果有所动作，我也应当自杀以谢长官。”
会议结束后，谭向省议会提出了辞职咨文，省议会则称省长并非由该会选举而产生，此时也不应由该会批准辞职，因此拒不接受。二十四日，谭由总部迁回私宅，通电表示已经交卸总司令，并向议会咨请辞去省长，这个电报措词极为含混，并未表示坚决下台之意。接下去湘军将领纷纷发出拥戴赵为总司令的电报，只有蔡巨猷、宋鹤庚的联名敬电（十一月二十四日），除表示拥赵以外，建议在省宪尚未制定以前，仍请谭留任省长，到民选省长产生时为止。
二十五日，赵在“三推三让”之后接受湘军总司令的职务。同日，省议会选出林支宇为临时省长，于二十九日就职。在谭下台的时候，省外倒谭各军怕中谭的缓兵计，一定要谭离开长沙，谭还借口料理夫人丧事，请求稍缓几天动身[15]，也没有得到允许，谭被迫于二十七日离开长沙到上海去了。
二十九日，国民党军政府召开第一次政务会议，第一个议案就是任命赵恒惕为湘军总司令，林支宇为湖南省长，并且盼望湖南出兵进攻桂林。
十二月五日晚间，长沙又发生了兵士闹饷风潮，变兵为第二旅第四、五两团兵士，曾冲进总司令部劫走现洋二万余元，并将什物捣毁，又到第一师司令部及赵恒惕私宅大事劫掳，赵逃至北门外美国领事馆躲避。但是第一旅第二团团长叶开鑫属于赵派，因此被变兵推举为临时总司令的第二旅旅长廖家栋，坚决不肯接受新职，并与到省不久的第六区司令李仲麟出面来劝告变兵归队，同时商会担任筹饷十万元发清十一月欠饷，以后按月发饷，七日闹饷风潮全部平息。廖家栋到美国领事馆迎接赵恒惕复职。长沙闹饷案与平江、常德两次闹饷的性质完全相同[16]，系幕后鼓动者利用兵士们的经济要求，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但是由于赵恒惕并非手无寸铁，所以他没有步谭延闿之后尘被迫下台。
关于处置平江变兵的问题，赵坚持被变兵推为第十二区司令的于应祥必须去职，以肃军纪。但在程派的庇护下，于应祥将第十二区并入第六区而改任第六区副司令。
长沙闹饷案结束后，李仲麟经常往来于长沙、醴陵之间。他在湘军将领中是一个最露锋芒的人物。此时谭派各军已经陆续调回长沙，因而发生了九个司令订立同盟对抗程派的风声。由于谭派“军师”张辉赞的建议，赵召集司令旅长以上军官来省举行军事会议，讨论湘军出兵援桂和滇军假道等问题[17]。十二月二十四日，李仲麟应召由醴陵到长沙，当天深夜就与第四团团长瞿维臧等八人在私宅受到突击，被割下首级来，悬挂在理问街一带的电杆上。廖家栋也在被擒之列，由于他在闹饷案发生时竭力劝导变兵归队，所以赵派网开一面把他放走了。
二十五日，赵发表通电宣布李仲麟、瞿维臧的罪状，指斥他们“拥兵自恣，屡违节度，蓄意倡乱，约期起事”。从此程派将领全部被消灭，而赵与国民党军政府的关系也就显著恶化了。
李仲麟被杀后，于应祥化装逃走，不知去向。赵升任叶开鑫为第二旅旅长兼长沙戒严司令。此后，湘军谭、赵两派的斗争仍然十分尖锐，湖南政局始终没有安定下来。
湖南程派军人失败，对国民党的打击很大。如果程派得手，湘军就可以发动起来进攻广西，同时李烈钧可以进攻江西[18]，南北形势必然产生有利于国民党的重大变化。不料此着失败，国民党的活动就只能局限于广东一省了。
* * *
[1] 朱培德、杨益谦等滇军已经退驻湘南郴州一带，陈炯明电请他们同时发动，开进广东攻击桂军。
[2] 中流砥柱是炮台的名称。福军是指李福林的军队。
[3] 海军统一是指海军取消自主，归附北京政府。
[4] 北京政府于1921年元旦解除龙济光的两广巡阅使，改授为隆威上将军。
[5] 杨森原为滇军赵又新部团长兼参谋长，因为四川人的关系，叛离滇军，归附刘湘，升任川军旅长。10月15日，杨森攻入泸州时，赵又新未及逃走，杨森曾派兵予以保护。不料赵从司令部侧门逃出，在跳城图逃时被川军开枪击死。杨森伏尸痛哭，送柩回滇，并致电唐继尧备述赵的死难惨状，劝唐下野，将兵权交与顾品珍。
[6] 李烈钧9月5日到重庆，代孙中山筹备召开国会，组织军政府等问题，代唐继尧主持川东军事。川军攻下重庆前，驻粤滇军杨益谦部已由湘南开抵湘黔边境，因此李烈钧随同滇军出走，前往贵州、湖南收集这支军队
[7] 鄂西靖国军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黎天才、第一军军长蓝天蔚在鄂西不能立足，逃入四川，依附唐继尧，分驻万、夔、巫山一带。川军攻下重庆后，黎军退往建始、利川，蓝军退往恩施、鹤峰。
[8] “取帽子”是当时湖南流行的一种暗语，意思是指“要长官下台”。
[9] “援粤”是指援助粤军进攻广西。
[10] 王正雅是个旧军官，在历年南北战争中，驻兵澧县、慈利一带，地位始终未动。湘军驱张后，谭延闿企图统一湘西，派卿衡为常澧镇守副使，王正雅被迫逃回故乡慈利，途中被卿衡派兵追杀。
[11] 林修梅曾因病到广州就医。谭延闿派为驻粤湘军代表，削其兵权。林屡次请求回到部队，都被谭拒绝。
[12] 驻粤滇军尚有鲁子材部，鲁在川边作战阵亡。此时李烈钧已到遵义，曾电商谭延闿、赵恒惕等，打算统率杨益谦部滇军假道入桂，谭等因对粤桂战争表示中立，感到难于应付。
[13] 谭延闿撤换程派将领江道区司令刘梦龙，改编该部为第十二区守备队，由永兴移防平江，并调任督署副官长萧昌炽为第十二区司令。11月13日，该部兵士以闹饷为名冲进司令部，将萧杀害，推营长于应祥代理司令。
[14] 谭延闿提倡湖南自治后，为了表示尊重民意，从此时起，邀请各界人士参加省政府重要会议，长沙各报每家得派负责人二人参加。这是作者参加军政联席会议的第一次。谭走后，此例维持不变。
[15] 谭延闿夫人因难产死于上海，谭派人迎柩回湘安葬，此时正在途中。28日，谭所乘轮船在城陵矶附近与运柩轮船相遇，无法停靠。谭到上海后写信给他的朋友，认为“相逢不相见，存没两难安”，言下不胜凄然。
[16] 12月3日，常德第一旅兵士也发生了闹饷风潮，宋鹤庚急避得免。
[17] 赵恒惕指定滇军通过路线后，开到晃县一带的滇军与第九区司令田镇藩部发生了武装冲突。
[18] 李烈钧已由贵州到湘西，与滇军杨益谦等会合，并与王育寅残部及由四川退抵鄂西的蓝天蔚军打成一片。湘局发生变化后，王育寅逃往汉口，蓝天蔚则到夔门与川军旅长张冲接商防务，即被川军扣留。1921年3月28日，蓝被川军解往重庆，31日在川军第一军司令部以手枪自杀，外传死因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