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方成立反皖七省同盟。在湘直军电请撤防北归。段对长江三督准备采取攻势。军政府秘密接济吴佩孚军费六十万
北洋派直皖两系的斗争，从一九一七年八月冯国璋到北京接任总统时起，开始显露。段祺瑞虽然外有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内有各省皖系军阀为其政治资本，但是由于他所采取的卖国外交和武力统一政策不得人心，他所建立的军事独裁政权经常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中。他的得力助手徐树铮竭力拉拢奉系军阀张作霖，取得奉军的协助，才与直系保持势均力敌的局势。但是，另一方面，张作霖的势力在与皖系相互利用的过程中日益增长，他的野心也就随之日益增长，当他认为无利可图的时候，就不肯接受调度，甚至倒过来成为段政权的威胁力量。段鉴于皖系军阀日益没落，借助于人又非长策，才决定利用日本借款和军火成立私人武力参战军，作为新的政治资本。从前袁世凯不信任北洋诸将而另建“模范军”，现在段也在北洋派以外成立参战军，他的动机和目的与袁是完全相同的。
一九一八年八月，冯国璋将要任满下台的时候，直系阵营中忽然崛起了一个“后起之秀”，这就是以前对南方作战颇卖气力而此时突然转变为主和健将的吴佩孚。他不但反对继续执行武力统一政策，而且不待北京政府的同意，擅自与南军成立停战协定。从一九一八年八月到一九二〇年年初，吴对北方皖系的态度日趋恶化，他完全离开了北洋派的立场而与南方桂系军阀同一鼻孔出气，对皖系和安福系发动了一次比一次更为猛烈的电战。显而易见，吴与南方湘桂军已经结成了反对皖系的同盟，而直皖两系的斗争，也因这一同盟的成立与公开而更加激化了。
在吴佩孚疯狂反对皖系的时候，段仍然一手控制北京政府，他本来可以通过北京政府发号施令制裁这个意气嚣张的北洋派“叛徒”。但是，吴所统率的直军处于湖南前线，如果把吴逼上梁山，自己没有足够的力量抵抗直军与南军的联合进攻，所以段虽然气大如牛，不能容物，也不能不竭力容忍，以求相安一时。
一九一九年六月，参战军改名边防军后，发展到三师四混成旅，徐树铮公然以“西北王”自居，想与“东北王”张作霖分庭抗礼，因此引起了张作霖的极大反感。张作霖和曹锟本来互争雄长，并不融洽，但在反对徐树铮的共同利害关系上开始结合起来。他们深深地认识到，徐树铮的势力愈加发展，他们的地盘地位就将岌岌难保，这不但因为徐树铮的野心极大，阴谋最多，而且恃有边防军这支武力，可以为所欲为。过去徐树铮曾经拉拢吴佩孚和孙烈臣以拆曹、张的台，曾经杀害过直系的幕后军师陆建章，曹、张二人都认为“此人得志，吾辈将无噍类矣”！
曹、张二人在北洋军阀中兵力最多，地位最高，不少北方军人都看他们的眼色行事。曹锟自冯国璋病死后，已经成为新直系的实际领袖，原来风云一时的长江三督，也都唯他的马首是瞻。长江三督本来与徐树铮结有不解之仇，在徐树铮炙手可热之际，他们敢怒而不敢言，现在自然乐于参加曹、张二人一边的反对徐树铮的同盟。因此，直、苏、鄂、赣四省和张作霖势力下的东北三省共计七省的反皖同盟，在一九一九年秋冬之间就已形成了。
徐世昌久已不甘心做段的政治傀儡。他自袁世凯执政的时期起，就已看出徐树铮是一个危险人物，因此他是七省同盟的同情者和幕后支持者。
七省同盟开始并不直接反对段，他们提出封建时期“清君侧”的口号，希望段能够接受忠言，“亲君子而远小人”，所谓“小人”就是指徐树铮。一九一九年九月，曹、张二人竭力推戴靳云鹏为内阁总理，靳是段的重要爪牙之一，但与徐树铮因争权夺宠而互不相容。在利用靳云鹏抵制徐树铮的策略上，徐世昌与曹、张等是合谋的。
但是段不能因外部压力而摆脱徐树铮，原因是：边防军是徐树铮一手编练和组成的，安福国会也是徐树铮一手包办而加以控制的，如果去掉徐树铮，就是解除自己的武装而置身于无权无勇的地位。段还深信徐树铮忠诚可靠，不愿“自坏长城”。由于段与徐树铮具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于是七省同盟就由“清君侧”的呼声发展到准备“兵谏”的新阶段。
七省联盟计划中充当“兵谏”先锋的就是与皖系电战不休的吴佩孚。吴在一九一九年秋天，一再电请撤防北归，北京政府置之不理。这是因为段所编练的边防军，要摆在北方用以自卫，没有足够的兵力接替前方防务，而直军撤防北归，又将威胁北方，所以他授意北京政府对直军要求撤防采取延宕的手段。在此时期，皖系大将倪嗣冲患病垂危，段决定派段芝贵继任安徽督军，徐世昌则主张用淮军老将姜桂题接替此席，因此无法解决。段又提出调任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吴光新为江西省长，事实上这是驱逐江西督军陈光远的准备步骤。无论调段芝贵到安徽或者调吴光新到江西，都是对长江三督所采取的攻势。因此，北方反皖同盟不能不采取实际行动，而直军撤防北归，举行“兵谏”的时机便不容再缓了。
一九二〇年一月十七日，曹锟转来吴佩孚坚决请求撤防的一个电报。电报首先说：“于役湘省，两载于兹，迭请撤防，未承允准。”接下去就把直军全体将士久戍思归和积欠军饷的困苦情况着力地说明，因此他们不得不“北望叩首，涕泣哀恳”。曹锟又在电尾加了一句话：“战死者既作泉下之游魂，生存者又为他乡之饿莩。”北京政府对此仍然不予批准。
吴佩孚既决心采取自由行动，北京政府批准撤防与否都不相干。一月三十日，军政府决定秘密接济直军开拔费六十万元，先付三十万，其余三十万留待开拔时付清。吴与军政府相约，当直军开拔的时候，湘军立刻行动起来接收直军的防地。吴还有与南军共同组织“救国同盟军”，在推倒皖系以后召开国民大会，驱逐徐世昌，另组南北统一政府的一个计划。这个时候，多年来直桂两系的同盟已经进入到采取行动的阶段了。
二 更动河南督军问题引起风波。安福系又一次发动倒阁运动。八省同盟在对段斗争中取得的胜利
由于吴佩孚自由行动的风声日益加紧，段认为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在于阻塞直军北归的路线，而长江问题反属次要。二月中旬，段指使河南部分军人反对河南督军赵倜，又借口赵倜纵容乃弟赵杰卖官鬻爵，引起民忿，压迫靳云鹏撤换赵倜，改派吴光新继任河南督军，并派安福系众议院秘书长王印川继任河南省长。段之所以重视河南地盘，正因为河南是直军撤防北归的必由之路，而赵倜所部宏威军，属于姜桂题的旧淮军系统，兵力不厚，不可能接受他的命令，阻止直军通过。段一面催促靳内阁发表易督命令，一面密令吴光新将长江上游警备军迅速开往信阳，与河南内部的反赵军采取联合行动。赵倜得到以上情报，马上调动赵杰、常得胜等部集中京汉路南段，准备进行抵抗。赵倜在直皖两系的斗争中本来是无所属的，此时也就加入七省同盟而使这个同盟扩大为八省同盟。
二月二十三日，吴佩孚发表反对更动豫督的电报。他愤慨地说：“疆吏非一家之私产，政权非一系之营业。安福跳梁，政纲解纽，穷凶极恶，罄竹难书，稍有血气，咸不欲与共戴天。……吴光新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何又得陇望蜀！似此野心勃勃，不夺不餍，法纪荡然，人人自危。……政府比年来举措设施，无一不违反民意，全国所痛绝者则保障之，全国所景慕者则排挤之。顺我者存，逆我者亡。举满清所不敢为、项城所不肯为者，而政府悍然为之！曾亦思武力权威，较满清、项城为何如！全国之大，能否为一系所盘据，疆吏之多，能否尽为一党所居奇，兆民之众，能否尽为一人所鞭笞！……恳我总统、总理勿为安福所利用，立饬吴光新军队仍回原防，并宣示决不轻易赵督，以弭战祸。”
二月二十六日，国务会议通过了任命吴光新为河南督军，王印川为河南省长的议案。内阁送请总统盖印发表时，徐世昌只同意改派河南省长，而不同意更动河南督军。他自称久居卫辉，也算得是一个河南父老，决不允许因更动督军而使河南人民惨遭战祸。靳只得将徐不肯同意的情形报告段，段当面骂他“没有用的东西，如何配做总理”，气得靳又于二十九日提出辞呈。
三月一日，安福系又一次发动倒阁，并电请王揖唐迅速回京主持这个运动。他们用利诱的手段表示可以同意周树模组阁，徐树铮也向徐世昌表示，“如果朴老[1]组阁，本人愿意担任陆军总长，帮助总统办事”。三日，安福系三总长——财政总长李思浩、交通总长曾毓隽、司法总长朱深相约不出席国务会议，又于四日提出辞职以拆靳内阁的台。安福系公然恬不知耻地以“爱国者”自居，骂靳是一手签订《中日军事协定》的卖国贼，是忘恩负义、背师卖友的叛徒。
另一方面，以曹、张为首的八省督军纷纷电请挽留靳内阁，徐世昌也表示了坚决挽留靳内阁的态度。在各省军阀的巨大压力下，段也不得不同意挽留靳内阁，并且同意将河南易督问题推迟办理。三月四日，靳回院复职，段指使安福系三总长取消辞职，等待有利时机再行反攻。
也就是三月四日，赵倜发出支电响应吴佩孚反对山东问题直接交涉的主张，他说看到吴师长的电报，“传诵欲泣”。这个电报首先列举曹锟、张作霖和长江三督的职衔，说明他完全倒在直系的一边，已经有所恃而无恐了。此时北京政府不得不向曹、张等提供河南不易督的诺言，而曹锟也就替赵倜遣兵调将一事做了一番可笑的解释。他说：“豫督调集军队，乃为裁兵起见。今者明令既颁，自当调回原防。”赵倜也向北京政府保证：“豫省边界军队调集内部，系各团体之主张。俟大局稍定，当将各军撤回原防。”
维持靳内阁和终止更动河南督军，是八省同盟的胜利，也是徐世昌和靳云鹏的胜利，段在这一回合中是打输了。从此徐段之间、段靳之间、直皖两系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三月十四日，张作霖派王乃斌带了一封信到北京来，请段信任靳云鹏，段看了颇有悻悻之色。刚巧这个时候靳云鹏来到，段拒而不见。第二天靳又前来，不待通报直达内室，段狠狠地骂他到处求救兵，目无长上，靳极口否认其事。段把张作霖的来信掷向他的面前，忿忿地说：“你看，这是什么东西！”段又大骂张作霖是“马贼”出身，不配算北洋派，今天居然敢来干涉北洋派的事情，言下恨恨不已。
同一天，安福系机关报《公言报》捏造消息说：“三月七日，陆军次长张志潭曾访公府军事顾问日人青木中将，表示靳内阁愿与日本直接交涉山东问题。”张志潭是靳的军师，这条消息显然是对靳的恶意攻击，而安福系议员光云锦、乌泽声等竟然据以在安福国会提出质问，骂靳“阴谋卖国”。其实，山东问题直接交涉是段与安福系的一贯主张，而安福系为了打击政敌，不惜拿自己的帽子套在别人的头上，真是不择手段的奇谈。
三 八省同盟的两次秘密会议。卢永祥首倡废除督军。曾毓隽当面说谎的怪剧
三月上旬，吴佩孚派人将直军七百余家眷属护送北归，禁止兵士随意请假，并电请张敬尧准备派兵接收直军的防地。曹锟连打六次电报要求准许直军撤防。此时段又软化下来，三月十八日曾秘密到保定，请曹锟制止吴佩孚自动撤防。北京政府直接回答曹锟，不同意直军撤防，又用陆军部的名义回答吴佩孚，在中央未有明令以前，不得自由行动。吴佩孚打来最后一个电报说：“远戍湘防，瓜期再届。三载换防，不可谓速。阋墙煮豆，何敢言功。既经罢战议和，南北即属一家；并非寇仇外患，何须重兵防守。”
当二月下旬北京政潮汹涌的时候，安福系本来准备补选段为副总统以抵制徐世昌，但未取得段的同意。三月上旬，段又授意安福系补选曹锟为副总统，以挽救直军撤防的严重政治危机。但是，曹锟不肯再上当了，而八省同盟军阀也都指使本籍议员不得出席副总统的选举会，因此会议两度流会，这个计划无从实现。
三月二十七日张作霖在沈阳假借做寿名义，四月八日曹锟在保定假借追悼直军阵亡将士名义，邀集同盟各省军阀代表举行秘密会议，讨论应付皖系的对策。沈阳会议议决：（一）拥靳不反段；（二）解散安福系；（三）张作霖推荐亲家张勋为安徽督军以代久病不能视事的倪嗣冲。保定会议议决：（一）拥靳不反段；（二）直军撤防北归，但须南军保证不乘机前进；（三）宣布安福系罪状，勒令解散。
此时八省同盟有扩大为十五省区大同盟的一种风传，直皖两系最后诉之武力的危机日益逼近，段只得向徐世昌表示，从此不管一切闲事，并避居团河，闭门谢客。说也奇怪，以前样样事段都要管，徐、靳不胜其苦，现在他表示样样事都不管了，而徐、靳又忽忽如有所失，再三邀请他回到府学胡同居住以便就近承教，段都表示谢绝。四月四日，北洋派元老之一王士珍，应徐世昌的邀请，由正定到北京来调停政潮。王士珍向段说了一句很巧妙的话：“靳翼青是你手下的人，拥护靳内阁就是拥护你。”段听了颇为所动，四月七日曾一度回到北京来，但是由于安福系煽风点火，八日他又跑回团河去了。
段授意北京驻军五个师长曲同丰、陈文运、魏宗瀚、李进才、刘询等通电，借口营房不足，拒绝直军移驻北京。
四月二十三日，浙江督军卢永祥忽然倡议废除督军，并且愿意以身作则，首先在浙江实行废督。督军制度危害国家和人民，全国人民久已痛心切齿于这个变相的藩镇制度，现在督军中有人愿意废督，自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从来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统治阶级或者当权人物愿意自动地退出政治舞台的事情。原来卢永祥提倡废督，是皖系军阀对待北方同盟八督的一个策略，卢的举动是在试探直系：“如果我们皖系督军都愿意下台，你们是否也愿意下台？”四月三十日，曹锟也就将计就计地通电赞成废督，并且进一步建议禁止军人入党。曹锟之流乐得空口说好话，以免皖系军阀“专美于前”，而他所谓“党”就是影射安福系，借以回敬皖系一记耳光。可笑的是，徐世昌却拿这个假题目大做文章，建议废督以后，各省军队统归陆军部直辖，各省省长有监督本省军队之权，真是痴人说梦。
从二月下旬到五月上旬，内阁问题成为各方面与皖系及安福系斗智角力的中心问题，段甚至宁愿政敌上台，不愿自己的“叛徒”坐在内阁总理的位子上。有一天，徐世昌的堂弟、津浦铁路局局长徐世章，因事谒见交通总长曾毓隽，曾邀请他同往团河谒见段，徐世章不好意思推辞不去。到了团河，段接见了他们，曾毓隽就开口说道：“徐局长此来，系传达总统意见，靳内阁实在干不下去了，请督办示意靳自行下台。”徐世章听了这些话，又不好意思当面戳穿顶头上司的假戏法。只见段连连点头说：“很好，很好。”过了一两天，徐世昌接到段的信，信上说：“令弟来，述及钧意，容嘱翼青告退”，不禁为之骇然，便把徐世章叫过来问明原委。徐世章回答说：“到团河是总长邀去的。我没有开口说话，总长代我说了话，我不好意思当面戳穿他的假戏法。”徐世昌急忙写信回答段，否认有改组内阁的意图。
从这一假戏法看起来，安福系的欺骗手段是不择人而施的，甚至段也是他们所要欺骗的对象。而段把这些政治骗子当作自己的忠实信徒，也真是利令智昏。
四 四国银行团组成，京沪各界及学生团体反对国际投资。苏维埃政府宣布放弃帝俄在华特权。靳云鹏提出辞呈
喧传已久的国际新银行团，因日本未参加而迟迟未告成立。根据当时的情况，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西方国家断然不能容许日本“独占”中国，日本不可能以一国而与西方三国为敌，如果日本不参加，国际对华投资也决不会终止进行。日本政府为了避免被排斥于中国问题之外，迟早必须参加，但它不甘心把它久已视为属地的中国东北地区划入国际“共管”范围内，一九一八年六月十四日，日本银行团提出“满蒙除外”作为参加国际新银行团的条件。这个条件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三国所提的各国放弃在华势力范围的国际共管原则大相径庭。六月二十三日，美国银行团代表拉门德答复日本银行团，反对“满蒙除外”，但谓当与三国政府协商。七月三十日，美国国务卿蓝辛致日本驻美大使一函，劝日本放弃“满蒙除外”的要求。八月二十七日，日本政府正式向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坚持南满、东蒙必须除外。西方三国曾对日本这一要求交换意见，认为不能接受。但是由于帝国主义体系的共同利益以及敌视社会主义苏俄的种种关系，美国也不愿因为争夺中国问题而与日本决裂，所以美国银行团代表经常前往日本，竭力劝诱日本银行团放弃“满蒙除外”条件，加入国际银团。
一九二〇年三月上旬，美国摩根财团代表拉门德等一行又到东京活动，日本银行团已不坚持“满蒙除外”，但日本政府尚不愿无条件放弃此款。三月下旬，拉门德等由东京到上海来，据称日本加入新银行团已不成问题。四月三日，日本政府声明接受三国政府“不允许新银行团的活动范围妨及日本国防及经济利益”的担保，撤回了对加入新银行团的保留案。
由于国际银团即将成立，准备大规模投资中国的消息普遍流传，中国人民感觉到国际投资将要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利益，因此上海各界及学生团体纷纷致函拉门德等，反对这种投资。随后拉门德等到了北京，分别谒见徐世昌及各界人士，对“统一铁路”问题大肆宣传。北京政府因为各国停止借款，久已穷困不堪，现在拉门德等的到来，就像天上掉下来的救星一样，希望在大借款之前先取得一笔临时借款，以解救他们朝不保夕的严重财政危机。可是中国人民是不欢迎拉门德这些人的，北京各界及学生团体也一致反对他们借款给北京政府。
五月一日，拉门德等取道朝鲜再到日本，与四月二十四日应日本银行团邀请已经行抵东京的美国银行团代表二十四人会合，协商日本加入国际银团的问题。五月十一日，日本银行团取得日本政府同意，与拉门德等成立协议如下：（一）南满铁路及已筑成之支路与铁路附属之矿产，均在除外之列；（二）吉会、郑洮、长洮、开吉、吉长、新奉、四郑各路，均在除外之列；（三）未成之洮热路及该路与海港相接之支路，不在除外之列。这个协议是在现状上承认“满蒙除外”，但在满蒙发展的前途上对日本有所限制，日本方面认为是对西方三国的一个让步，美国方面也认为是对日本所作的重大让步。但是另一方面，这个国际投资集团包括欧美七十一家大银行，美国占了三十六家，这已足够说明这个集团是在美国资本的控制之下的。美国在经济上，由于欧洲市场萎缩，企图开拓中国市场来解决它的生产过剩的危机；在政治上，它领导西方国家击败了独占中国的日本，所以这次帝国主义相互之间的妥协，仍然是美国外交上的一大胜利。
这个问题解决了，于是美、英、法、日四国银行团代表于五月十二日在巴黎举行会议，决定组织对华联合投资的四国银行团，并签定合同，呈报四国政府批准。此后，英、美在华宣传机关大吹大擂地描绘四国银行团将对中国带来很大好处，借以进行欺骗。美国宣传机关鼓吹中美公使升格为大使，以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可是，日本在华宣传机关与安福系机关报的论调恰恰与之相反，认为四国银行团对中国有害无利。
在日本与西方三国在中国问题上由斗争而转为联合，加强对中国的共同侵略的同时，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政府[2]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苏维埃政府，早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宣布放弃帝俄时代对东方各国的一切特权，复于一九一九年七月发表对中国问题的单独声明，放弃帝俄在中国的特权及中俄两国间的不平等条约。一九二〇年四月，苏维埃政府重申对中国的诺言，宣告废止一八九六年中俄密约、一九〇一年北京条约、一九〇七年及一九一六年有关中国问题的日俄密约；同时还宣布凡帝俄政府以掠夺手段向中国取得的各项权利，一律无偿交还中国；同时放弃一九〇〇年庚子赔款，但希望中国政府勿将此款交付帝俄留在中国的外交人员，供其使用。苏维埃政府这一光明磊落的表示，与帝国主义采取种种手段侵略中国，恰恰成为一个鲜明的对比。北京学生要求北京政府改变对俄方针，与俄建立正式邦交。上海全国各界联合会通电向苏维埃政府表示深切谢意。全国学生联合会、全国报界联合会、上海各界联合会等团体纷纷电谢苏维埃政府，称颂十月革命为世界革命史的新纪元，希望中俄两国人民携手合作，为人类的新社会共同奋斗。
但是北京政府的态度却不相同，它首先要看西方国家和日本的脸色。当它知道这些国家对苏维埃政府此举深感不快时，就禁止全国人民与苏维埃政府接触。五一劳动节的一天，上海特别戒严，防止工人、学生有所行动。控制上海的皖系军阀卢永祥公然把人民爱国运动说成是“俄国过激主义的传染”。他有密电向北京政府报功说：“此间对于过激主义之潮流，防范最早。去年（一九一九年）三、四月间，即与英捕房商定检查俄人及关于过激主义之印刷品各办法，相互协助办理。”他认为上海各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都是“捣乱之根源”，曾示意上海交涉员杨晟一再向驻沪法领交涉，压迫解散，而法领也就接受了这个请求，派出巡捕前往驱逐、查封。但是，使他不满足的是：“当探捕查禁之时，该会等不过停议数日，或迁移地址，仍复设立。”由于他多次进行交涉，五月六日，这两个团体才又一次被法领查封。同日被查封者还有全国各界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
这一时期，中国人民正与日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政府进行艰苦的斗争。关于日本公使提出说帖要求直接交涉山东问题，北京政府在卖国集团一再要挟直接交涉和全国人民誓死反对直接交涉的形势下感到左右为难，只得延期不复。四月二十七日，日本公使提出照会，竟然声称中国政府如再采取延宕手段，即当作为默认，帝国政府将采取断然之措置，特以好意先作声明。北京政府仍然不敢正面回答，只得请求日本政府顾念中国政府处境困难，未便即行答复。后来，北洋派鲁籍将领联名反对直接交涉，五月上旬靳内阁才决定以拒绝直接交涉回答日本公使。在发出回文前，靳自己携带回文原稿到团河向段请示，随后安福系就采取种种手段来加以阻挠，开始指使陈箓反对提出回文，随后又主张用模棱两可的词句回答日本，以便留有直接交涉之余地，因而这个回文经过多次修改，并未发出。
由于外交问题、学潮问题无法解决，而财政上又陷于绝境，特别是直皖两系的战争就要爆发，五月九日靳才决心辞职，并电请曹锟、张作霖勿再加以挽留。
这时，安福系向徐世昌表示可以让周树模上台，但又提出三个条件：（一）请周加入安福系为名誉理事；（二）阁员由安福系分配；（三）承认山东问题与日本直接交涉。这位“沉观老人”看见了这些条件，吓得闭门谢客，敬谢不敏。五月十四日，北京政府只得派海军总长萨镇冰暂代国务总理。
五月十二日，山东省议会通过将该会迁往北京，以便监督北京政府，不许他们与日本进行直接交涉。二十二日陈箓亲自携带回文会见日本公使，回文声明中国政府并未签定对德和约，又因民情激昂，“本国政府不容率尔答复”，这仍然是模棱两可的一种态度。一直到六月十四日，日本公使还发出第二次照会，催促开议山东问题。
五 直军撤防北归。湘军发动驱张战争，北军在衡阳、长沙、岳州不战而溃。湖南省议会通电表示态度。北京政府改任吴光新为湖南督军。被俘北军旅长刘振玉等被处决
湘南直军撤防是从五月二十日开始的。吴佩孚事前电请张敬尧派员到衡州协商接防问题。张敬尧派湖南暂编第一师师长（北军）吴新田为“主持湘南防务司令官”，于二十一日到衡州，与吴佩孚及湘军代表签定条约，南北两军维持原有停战界线，湘直两军停战协定继续有效。一直到直军自动撤防的前夕，北京政府才有电报批准直军撤防。
二十七日直军由水路经过长沙时，张敬尧和吴佩孚双方都作了紧急戒备，段祺瑞曾一日数电命令张敬尧派兵堵击直军，同时又有直军将在长沙登岸驱逐张敬尧的谣言。但是，吴佩孚既无意于“战长沙”，张敬尧也没有勇气挡住直军的去路。直军经过长沙并未停靠，二十九日经过岳州也未停靠，三十一日全军集中汉口，由于车辆缺少，一直到六月五日才开始向北移动。
直军整装待发之际，即湘军枕戈待命之时。当时的形势对湘军是十分不利的：张敬尧是北洋派驰名的骁将，他手下的北军已经扩充到七万人，除自兼第七师师长外，他的直属部队有湖南暂编一、二两师和第一混成旅，归他节制指挥的有协助长沙防务的第十一师（师长李奎元），驻防湘潭的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驻防常德的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驻防湘东的暂编第一师（师长张宗昌）及安武军之一部。衡州和宝庆是前方两个重要据点，张敬尧派他手下的两员大将，湖南暂编第二师师长田树勋守宝庆（兼任长宝镇守使），第一师师长吴新田守衡州。湘军方面，只有饷械两绌的正规军一师和一些杂牌军，可用的枪支合起来只有三千左右，子弹更为缺乏，湘南一带的老百姓都叫他们是“叫化军”。当然，多年来和他们在湖南战场上共同作战的桂军，无论在装备和训练方面都比他们好得多。但是桂系首领陆荣廷从来就是一个投机取巧的人物，打起仗来把别人的部队摆在前面，自己的部队摆在后面，胜则居功，败则先退。一九一八年春天，桂军在湖南战场上不战而退，湘军记忆犹新。现在广东的“三角斗争”日趋激烈，桂系军阀为了维持在广东的统治地位，更没有余力帮助湘军。因此，他们不肯投入这场“赌博性”的战争，而让湘军单独担任。
湘南战争从五月二十六日开始。二十七、八两日，湘军占领祁阳、耒阳两县，前锋进展到距离衡阳城二十余里的东阳铺。这次战争，几乎像是南北两军的一场足力赛跑，湘军兼程推进，北军退得更快。这却不是局外人所能预料得到的。
湘南的枪声一响，段祺瑞马上振振有词地怒斥南军背信弃义，甘为戎首，破坏和平，建议北京政府明令加以讨伐。徐世昌则认为湖南问题是局部问题，与南北问题无关，拒绝发表讨伐命令。所谓局部问题是说湖南人民久处张敬尧的暴力统治下，几年来呼号奔走，请愿驱张，都没有取得效果，因此湖南人民提出“湘事湘人自决”的口号，一定要把张敬尧打倒。徐世昌分析湘军发动这场战争只是对人的问题，并不属于南北战争的范围。段又指使陕西、甘肃、山东、安徽、浙江五省督军发出联名电报，不但催促明令讨伐湘军，而且提出“吴军甫撤，南军即进，恐有勾敌情事”，请求北京政府派员查办吴佩孚。
张敬尧从前方开战的一天起，就用“十万火急”“百万火急”的电报，一日数电向北京政府请求援兵，请求接济饷械，并催促下令讨伐湘军。他在催促下讨伐令的电报中冒签了张宗昌、范国璋、冯玉祥等人的名字[3]。他在战情报告中不承认北军不战而溃，却说是“为保全和平起见，我军节节让防”。二十九日，衡阳又入湘军之手，张敬尧看见自己多年来培养提拔的心腹大将，一个个不战而逃，而自己也不敢身临前线，只得派他的兄弟张敬汤为援衡总司令，并面许一战如胜，即让出第七师师长一职为酬。六月三日，张敬汤威威武武地坐着八抬绿呢大轿出发，当天到了湘潭。五日，他得到一些风声，还没有看见敌人的影子，就豕突狼奔地逃回到长沙来，浑身沾泥带土像个活鬼一样。
在张敬汤出发前方的三天中，张敬尧手忙脚乱地把眷属和大宗财物运走。长沙县知事（县长）奉命招募运输队，因无人应募，北军就在大街小巷到处“抓夫”，箩轿两行人员被掳一空。张敬尧勒令榷运局、总商会代筹军饷，总商会会长张先赞被扣作人质，限于日内筹足八十万，总商会只得派人在城内外鸣锣宣示每户抽收一个月的房租，逐日解送督署。张敬尧宣称将死守长沙，引起了长沙城的大混乱，人民纷纷弃家逃走，张敬尧限制出境者每人携带川资不得超过五十元。
到六月六日为止，湘军继续占领湘乡、衡山、宝庆，北军退到株洲、湘潭，长沙形势日益严重。于是张敬尧于七日用另外一种口气电达北京政府，说他的军队“并非用以对内，将士均不愿与南军作战，以此节节退守”。“当此外侮日亟，国家养兵不易，留此军队为堂堂正正之用，何忍牺牲于内战之中。”但又自相矛盾地把战败责任推卸到别人的身上，忿忿不平地说：“南军专与第七师为难，客军均作壁上观，不发一弹，遇敌即退。”六月十二日，北京政府有电切责张敬尧：“该督统率七八万之众，以当乌合之敌，有何待援之必要！若谓未奉讨伐令，该督封守之内，纵无命令，岂能听人侵越！”
可是这个电报来迟了一步，张敬尧并未收到。六月十一日下午，湘军又向湘潭、宁乡两路推进，长沙各国领事相约往见张敬尧，请将长沙划出战区三十里之外。当晚十时，第十一师师长李奎元跑到督署来打听军情，张敬尧还神气十足地说：“我决定死守长沙，与长沙城共存亡！”李奎元退出后，这位宣誓与城共存亡的北洋派骁将，就下了一道紧急命令，将他听信术士之言新建起来用以“镇压邪气”的镇湘楼和军火库放火焚烧。这道命令一下，长沙城便腾起一片火光，并且轰轰隆隆地响起了炮弹的爆炸声，张敬尧在火光和炮声中逃走了。
湖南人民在张敬尧的暴力统治下度过两年又三个月。以前请愿驱张达一年之久，而张敬尧的地位屹然不动。这次湘军发动后不到半个月，就把张敬尧赶走，这究竟是不是一个奇迹呢，一点也不是。张敬尧以“七八万之众，当乌合之敌”，乃至望风而溃，不堪一击，这并不是偶然的。第一，军官发了财，无心恋战，兵士普遍厌战；第二，张敬尧自己不到前方布置军事，却在后方忙于搬走眷属和私人财富，大大影响了前方士气；第三，段祺瑞忙于应付直皖两系的主力战，没有军队调到湖南来，而在湖南战场上属于直系的范国璋、李奎元、冯玉祥等军，都不肯为张敬尧卖力。更加重要的是湖南各地农民在驱张战争中纷纷自动地组织起来，用扁担、锄头作为武器，到处截断交通，夺取北军的武器辎重，使北军腹背受敌，因而不得不迅速退走。所以这次驱张战争并不是湘军三千多支“吹火筒”[4]战胜了在数量和装备上占有绝大优势的北军，而是三千多万湖南人民战胜了一个民贼张敬尧。
以前蔡锷以三千之众击败了十万北军，打倒了洪宪王朝，这次湘军以三千支步枪战胜了七八万北军，赶走了北洋派骁将张敬尧，都不是决定于军事力量，而是决定于人民群众的力量。
张敬尧逃走后，李奎元率领第十一师经过平江向通城退走，张宗昌率领暂编第一师由攸县、醴陵向萍乡退走。张敬尧直属第七师和湖南暂编一、二两师除向岳州退走外，大部分都被湘军和沿途埋伏的游击队消灭掉。在长沙到岳州的大道上，北军沿途大烧大杀，十室十空，正像两年前张敬尧率领第七师由通城到平江时的情形一样。但有一点不同，这次农民群众配合武装力量，展开了漫山遍野的游击战，使北军受到很大损失。
十二日下午四时，湘军先头部队湘南警备队司令李韫珩率领所部由湘潭赶到长沙。湘军总指挥赵恒惕于十四日到省，湘军总司令兼湖南督军谭延闿于十七日到省。由于督署尚在余烬未熄中，谭延闿改以又一村讲武堂为临时总部。谭、赵等到省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勒令长沙总商会迅速代筹军饷四十万元，不得短少分文，以免贻误戎机。
十三日，北京政府下令，张敬尧着即褫职留任，并派王占元为两湖巡阅使，吴光新为湖南检阅使。王占元和吴光新都有电报拒绝接受这道命令。北京政府升任王占元为巡阅使，目的在于鼓励他协助湖南境内北军固守岳州，并且准备进兵收复长沙。王占元是属于直系的长江三督之一，当然不肯接受这一任务。吴光新的“检阅使”就是湖南督军的变相名称，只要北军夺回长沙，他就可以取得“帅印”。吴光新在回答北京政府的电报中说：“言和则无须检阅，言战则有督军，和战两无裨益，请收回成命”。他还假惺惺地推荐吴佩孚继任湖南督军。其实，这位“候补督军”在命令发表的前一天，就由北京绕道津浦路前往岳州[5]，他的话当然都是骗人的。
十三日，湖南省议会发出电报，指出湘军驱张是由于张敬尧作恶多端，“湘民悲号呼诉，卒无一效，欲死不能，求生不得，遂至起而自决。此举出于自卫，纯系对人问题，并无南北之见”。这个电报把湖南问题与南北问题分开，把湘军驱张说成是湖南人民“自决”“自卫”，与湘军所揭橥的“湘事湘人自决”以及徐世昌所分析的“湖南问题是局部问题、对人问题”的说法，是同一口气。谭延闿也分别电请岳州范国璋师长、常德冯玉祥旅长自动撤出湘境，并且通电南北，切实声明“湘人仅以驱张为目的，与南北之战无关，湘军仅以收复湘境为止，决无侵犯邻省之意”。有人认为以上这些表示，都是湖南当局旨在缩小打击面，借以稳定战争成果的一种策略，并非由衷之言。因为湖南既在西南五省的范围内，湘军与北军的战争就不能不是一种南北战争的性质；两年以前北军侵入湖南既然可以称为第二次南北战争，那么这次湘军驱逐北军也应当称为第三次南北战争。但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湖南问题的确已经转变为局部问题，而与整个南北问题分开。此时南北双方都不能形成一个整体，北方有直皖两系的斗争，南方有桂系与国民党的斗争，湘军没有依附日益解体的南方的必要，但也不能改变方向投入北方。所以这次湘军发动驱张战争的时候，湖南军阀就有一种脱身于南北问题之外的倾向。湘军驱张并未求助于人，也正符合于湖南问题由南北问题转化为局部问题的性质。
北京政府徐世昌一派和加入反皖联合战线的各省军阀，对湖南问题都是同意“局部问题”这个看法的，只有皖系军阀不同意，所以段祺瑞一定要下令讨伐湘军。十七日徐树铮由库伦回到北京来，也竭力主张作最后的努力，把湖南的“失地”夺回来。以前从湖南逃走的傅良佐，居然自告奋勇愿意带兵攻打湖南。十九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应徐世昌的邀请到了北京。他对湖南的看法和徐世昌相同，认为宜于和平解决，不宜继续用兵。实则此时直皖两系的战争已经箭在弦上，皖系也没有力量舍近图远了。
张敬尧逃到岳州后，他手下的残兵败将仍然霸占民房、奸淫抢劫、杀人放火，张敬尧无法制止。他们杀红了眼睛，竟然抢到教会学校，杀死了美籍教士雷默德。美国公使曾因此案向北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那个时期，中国军阀杀死成千成万的中国人算不了回事，可是杀死一个外国人就是了不起的一场大祸，所以张敬尧慌忙地从自己的私囊中拿出四万五千元抚雷默德的家属，此案得以和平了结。
张敬尧知道自己无力反攻长沙，而岳州也非安乐土，于是仿照吴佩孚的榜样，请求撤防北归。他的目的是想回到徐州仍任苏、鲁、皖、豫四省边境剿匪督办的旧职。他告哀乞怜地说：“如不获请，兵士不服约束，惟有孑身隐遁。”北京政府对待败军之将是从来不肯假以词色的，十九日派张文生为四省剿匪督办，以示决不允许他再回徐州，并且来电诰诫：“该革督不得擅离岳州，否则执法以绳。”
北京政府责成张敬尧查明战败责任，张敬尧叙检举他的兄弟张敬汤临阵退缩，他的义子张继忠作战不力，请予以褫夺官勋的处分。二十四日北京政府下令，张敬汤、张继忠均即革职，着该督派员押解来京惩办。并称“该督业经褫职，此次检举，尚能不徇亲私，应从宽免议”。
六月二十三日，湘军开始向岳州前进，二十五日占领新墙，二十六日占领岳州。张敬尧不待湘军到来就从岳州逃走，临走发出电报，说他放弃岳州是由于“彼众我寡，非战之罪”。他又把战败责任推卸到范国璋、张宗昌等坐视不救，不战先逃。电报说：“前清中东之役，西人咸谓非中国与日本战，乃直隶一省与日本战耳！质言之，即文忠（李鸿章）一人与日本战。以今视昔，何以异乎！”
二十九日，北京政府发表命令：（一）张敬尧毋庸留任，着即来京听候查办；（二）特任吴光新为湖南督军兼湖南省长；（三）范国璋、张宗昌均予以褫职留任处分；（四）冯玉祥未退出常德，特晋授二等宝光嘉禾章以奖其功。
张敬尧携带湖南督军、省长两颗大印逃到汉口来，向新任“督军”吴光新要挟二百万元为交印条件，吴光新置之不理。七月一日，张敬尧到武昌拜会王占元，自称所部尚有一师一旅约二万人，要求接济军饷，说着，放声大哭起来。同时，北京政府命令吴新田代理第七师师长，收容了张敬尧残部约七八千人。
七月六日，冯玉祥旅由常德退往鄂西，从此湖南境内就完全没有北军的踪迹了。
这次驱张战争，除岳州受有严重兵祸外，以长沙到岳州、新化到宁乡的两条退兵路线受祸为最烈。大兵之后，继以大水，灾民风餐露宿，水中浮尸漂流。六月中旬，北军第七师补充第三旅旅长刘振玉由新化退出经过蓝田时，竟在该镇四面高地架设大炮，派兵扼守交通路线，禁止人民逃走。这支兽军在这个有一千八百多家商店、二千多家民房的市镇上抢劫财物，轮奸妇女，逢人便杀，妇女被奸后还被断头剖腹。当他们离开的时候，就四面放起火来，在一昼夜的大火下，这个市镇化为一片焦土。他们由蓝田继续退往安化、宁乡，沿途烧杀淫掳，其灭绝人性，比起两年以前北军在醴陵、株洲杀人放火的情形，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支兽军终于逃不出人民的巨掌，在人民群众的协助下，湘军将该旅包围缴械，全体军官被俘。谭延闿根据优待俘虏的条例，开始还想从宽处理，但是八月二十二日有不少死里逃生的蓝田难民涌到长沙来请愿，他们麻衣草履，身背冤单，伏地哀号，一定要向这些杀人魔王讨还血债，否则他们就在湘军总司令部门前集体自杀，誓不一人生还。谭延闿派兵士驱散他们，不料一批未散，一批又来，新化、安化、宁乡三县难民代表源源涌到，一致控诉刘振玉等纵兵殃民，罪不容死，并称所控如有一款不实，全体代表愿受反坐处分。二十四日，湖南学联召集各团体代表开会，对三县难民一致表示支援。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谭延闿不得不组织军事法庭进行审理。三十日，军事法庭审判长田应诏、审判官李仲麟、廖家栋等开庭审理，判处旅长刘振玉、团长王记三、连长李文玉、排长陈金璞、蓝润盛等以死刑，即日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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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树模，字少朴，别号沉观老人，当时一般人都称他为“朴老”。以前徐世昌提出周树模组阁，因安福系反对而作罢。
[2] 当时中国称苏维埃政府为“俄国劳农政府”。
[3] 张敬尧补发江电（6月3日）向张宗昌、范国璋、冯玉祥等解释说：“请下讨伐令，已列尊衔。知斯举诸君必表同意，故事前未将电稿送核。”
[4] “吹火筒”指枪支陈旧，不堪使用。“叫化军”和“吹火筒”都是湘军的自豪语，意谓以兵力单薄、装备窳劣的军队，战胜了“北洋骁将”张敬尧。
[5] 此时直军在京汉线集中，吴佩孚在郑州设立司令部，吴光新不敢通过，故改道津浦路到汉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