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四运动前景。北京学生爱国示威大游行，怒打卖国贼章宗祥，火烧曹汝霖住宅。爱国运动取得两大胜利
中国人民停止内战和反对卖国外交的两个愿望，在上海和会上成为一场春梦。关于取消参战军、废止《中日军事协定》等问题，成为上海和会破裂的主要因素。和会进行时期，用日本军火武装起来并由日本武官训练的参战军，不但没有取消，反而大加扩充，加紧训练，准备用以投入更大规模的内战。而在和会预备时期，北京卖国集团又将《中日军事协定》的时效延长，把中国紧紧绑在日本战车的后面。这个协定不但无耻地追随日本出兵干涉苏俄，并且首先把自己的领土主权置于日本的军事控制之下。这些情况，说明皖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与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已经处于势不两立的地位了。
另一方面，巴黎和会上所表现的一切，使帝国主义强权专断、抹杀公理的面貌，在中国人民面前暴露无遗。中国代表在人民群众压力下提出来的关于取消《中日军事协定》和废止帝国主义特权等要求，不但毫无着落，反由控制和会的几个帝国主义“巨头”专横地作出决定，肯定了日本在中国以武力夺得的权利。中国为战胜国之一，而所得的结果与战败国无异。中国人民不能再容忍了。
当中国人民陷于极大失望和极端痛苦的时候，人人要求打破现状，寻找生路，无疑地这是狂风骤雨就要到来的朕兆。
在中国人民长期以来为求生存而斗争的历史长河中，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经常站在斗争的前列，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现在中华民族又面临到生死关头，国内外学生都不能安心求学，于是他们行动起来了。
四月十一日，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请假回国时，留日学生手持“卖国贼”旗帜前往送行。这位公使大人在日本警察的保护下，才得脱身上船。
四月下旬，北京、天津街头出现了欧美归国留学生所组织的“社会服务团”，公开进行“废除军阀”“打破列强势力范围”“实行言论自由”等救国宣传。
这些还只是“大风起于萍末”的迹象。这次学生运动的主力在北京大学。这个最高学府早已成为爱国运动的大本营，又是新旧两种不同文化的争鸣园地。由于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受到苏俄十月革命的巨大鼓舞，马克思主义思想已经在这个园地里初步生根发芽。北大所发行的《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猛烈地抨击旧文化，反对吃人礼教，并且介绍了一些马克思学说和十月革命经验，对学生的思想起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当然，北京政府并未昏睡不醒，他们曾经努力取缔“新潮”和“过激派”思想[1]，禁止《新青年》的发行，但是新的思想不是任何衰朽力量阻挡得住的，中国先进人士既然从十月革命经验中找到了解放中国的道路，就会英勇地朝着这个目标前进。同时，还有一批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在救国旗帜下，和初步接受无产阶级思想的觉悟青年结合起来，迅速地组成了启蒙时期的新文化统一战线，这个战线的形成，是中国革命走向新的阶段的一个标志。
五月七日就要到来。中国人民年年此日都要举行国耻纪念，用以纪念日本以最后通牒强迫袁世凯政府接受“二十一条”这个惨痛难忘的日子。五月三日，北京各大专院校学生代表在北大开会，决定五月七日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2]，唤醒国人勿忘国耻，并表示对外交问题的态度。不料当天传出山东问题在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大家悲愤填膺，当晚七时又在法科礼堂开会，决定提前于五月四日在天安门举行北京大专学生爱国示威运动，表示中国人民捍卫国家领土主权不可动摇的决心。会议期间，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断指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字，会场情绪更见激昂。
五月四日下午二时，北大、高师等十余校学生三千余人，手持各种旗帜，上书“誓死争回青岛”“惩办卖国贼曹章陆”[3]“取消二十一条”“取消中日军事协定”等标语，在天安门集合。北京政府派步军统领李长泰前来劝告学生解散，学生置之不理。二时四十五分，游行队伍行至东交民巷，拟向各国公使提出关于反对巴黎和会处理山东问题的抗议，但被驻卫人员阻止，于是学生推举代表进去接洽。这天恰逢星期例假，各国公使都不在馆内，学生代表只得留下抗议书退出来。游行队伍想通过东交民巷向东游行，又被中外军警阻止。游行群众亲身感受到中国人民在自己的神圣领土上竟然没有行走的自由，无不异常愤慨，但是为了避免事故，决定改道由王府井大街、东单牌楼向赵家楼出发，拟向卖国贼曹汝霖当面提出警告。
当学生队伍到达赵家楼的时候，曹宅大门紧闭，曹汝霖早已招来一批警察自卫，因此激怒了游行群众，不少市民也参加到游行队伍中，大家鼓噪起来，一时呼声震天，不找到曹汝霖誓不罢休。于是有人破窗而入，打开大门，大家一拥而入。这个时候，门外警察慑于群众的巨大声势，只得退缩一旁，而曹汝霖却在人声鼎沸中从后门逃走了。
学生找不到曹汝霖，正在忿无可泄，有人看见客厅里有两个中国人和一个日本人正在慌做一团[4]，就大声喊道：“卖国贼章宗祥在这里”！于是大家不由分说，一拥向前，纷纷饱以老拳，把这个卖国贼打得头破血流，躺在地下装死。那个不知姓名的中国人乘着大家不提防的时候抽腿逃走了。那个日本人却用自己的身体做盾牌，死力地救护章宗祥。这时，内室忽然腾起火焰来，原来学生中有人痛恨曹汝霖卖国自肥，生活奢侈，就放了一把火，想把这个美奂美轮的汉奸住宅付之一炬。学生在烟雾弥漫中纷纷退出，章宗祥也被那个日本人抢救出险。
事后查明，曹汝霖逃往六国饭店，章宗祥在同仁医院治伤。
这次学生暴动，并非漫无目标，他们只打卖国贼，对于日本人却未以一拳一脚相加，对于夺路逃走的曹汝霖的父亲和眷属们也都不加禁阻。曹宅火起后，学生散队归去，就有步军统领李长泰、警察总监吴炳湘率领大队军警赶来，将殿后的学生三十二人捕去。
这次学生暴动，吓得北京政府当权人物心惊肉跳。在此之前，山东问题虽然在巴黎和会上失败，但是北京政府在亲日集团的把持下，已经训令中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现在，他们慑于群众的威力，害怕拳头打到自己的身上，害怕火烧到自己的屋子里来，便不得不电令代表从缓签字。这是学生运动取得的第一个胜利。
第二天，教育部责成各大专学校校长严切约束学生行动，并须查明为首滋事学生，予以开除。各大专学校学生则全体罢课，要求释放被捕同学。各大专学校校长在北大举行联席会议，随即派代表到总统府、国务院、教育部分途请愿释放学生，如果认为爱国有罪，十四校全体教职员情愿罢职以明责任。可是总统、总理、总长都避而不见。
五月四、五两日，全体阁员都在总理钱能训宅举行紧急会议。有人建议解散北大，教育总长傅增湘拒绝副署这个命令。他们退一步要罢免北大校长蔡元培，傅也表示拒绝。钱能训十分发急地问道：“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难道蔡元培死了，北大就要停办不成！”
其实，对这次学潮的处理，北京政府内部意见并不一致：徐世昌一派主张采取和缓手段，段祺瑞一派则主张采取严厉手段。六日发表的总统命令，并未正面触及学生，只是闪烁其词地谴责“借名纠众，扰乱治安，如不服弹压，即应逮捕惩办”。这是徐、段两派折衷调和的结果。
学潮发生后，同情和支援学生的呼声起自全国。北京商会、农会、国民外交协会、山东旅京同乡会，上海和平团体、商业团体以及全国各地支援学生的函电雪片似的飞来。外交委员会委员汪大燮、王宠惠、林长民联名呈请警察厅释放学生。以上说明：这个运动并不是单纯的学生运动，而是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人士向北京政府展开了卖国与反卖国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北京政府被来自各地的巨大的声势吓倒，七日警察厅用汽车将被捕学生送回各校，学生罢课即于是日终止。这是学生运动取得的又一胜利。
北京学生原定于五月七日联合市民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北京政府不敢正面弹压，于是警察厅在六日晚间冒名发出通知，诡称：“大会停开，请勿空劳往返”。七日，天安门内外和中央公园一带军警林立，公园停止开放，大会无法举行。
但是全国有不少城市召开了“五七”国耻纪念大会或者国民大会。上海国民大会有三十余团体参加，向上海和会提出了拒签对德和约、释放被捕学生、惩办卖国贼段祺瑞及曹、章、陆等要求。把段列为卖国贼的头名，公开予以指斥，这还是第一次。帝国主义租界当局曾出动大批巡捕阻止游行队伍进入租界，而上海市民也因租界形成“国内之国”，中国人民不能在自己的领土上举行爱国运动，无不恨恨不已。
此外，全国有些省区在军阀的高压下，人民竟然没有爱国的自由。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其辖境内封锁外交消息，扣留爱国邮电。湖南督军张敬尧不许长沙各报登载有关山东问题的报道。长沙各报曾联合提出质问，报纸不登山东问题，是否要把报纸变成哑子而使阅者尽成为瞎子？张无词可答，但又置之不理。
二 留日学生举行爱国游行，与日本军警展开了英勇的搏斗
自从日本对我国提出了“二十一条”亡国条约后，每年五月七日，东京留日学生和全国人民一样，都要举行一次国耻纪念会或者其他的爱国集会。日本警察则像幽灵一样，死死地盯住他们，不许日本民间容留中国学生举行任何集会。在日本军警的严密控制下，中国学生找不到开会地点，甚至三五成群站在街头上，也要受到粗暴的干涉。
上年五月六日，东京的中国学生化装为食客，在一家中国饭馆里筹备纪念国耻，就有日本警察追踪而来，于是徒手学生与挟有刀剑的警察展开了一场血的战斗，不少学生被打得遍体鳞伤，最后全体学生三十四人都被拘入警署，受到种种侮辱和虐待。这一事件曾激起留日学生全体罢课回国，分途进行爱国运动，并与北京学生代表在上海成立了“学生救国会”。现在这个惨痛难忘的日子又将到来，他们仍然要开会，要救国，不避任何牺牲。由于找不到开会场所，他们只得推举代表去见本国代理公使庄景珂，要求假使馆一角之地举行开会仪式，并担保严守秩序，决不发生意外行动。庄景珂当面并未拒绝。不料七日学生向使馆集合时，庄景珂早已招来一批日本警察，在使馆周围区域布置防线，断绝交通。学生们看到这个外交官公然认贼作父，而把自己的同胞当作敌人对待，无不怒火中烧，但是为了避免事故，决定不再开会，将到场学生编为两组，分途向各国驻日公使投递意见书，然后在日比谷公园集合散队。
这两组游行队都推定纠察员负责维持秩序，并推定交涉员担任发生故障时的解释工作。十分明显，这是一种和平请愿的性质。但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看见有一群群的中国学生公然游行请愿，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的时候，就疯狂地向他们展开了血腥屠杀。
第一组游行队接连遇到三次袭击，时间在下午二时、四时和四时以后，地点在德国公使馆侧巷、大手町和日比谷公园附近。日本警察配合马队冲杀前来，开始由警察举起刀剑迎头乱砍，跟着马队向人群中冲锋前进，然后扬长而去。在刀光剑影和马蹄蹂躏之下，这一组的学生有半数以上被砍伤、踏伤，所持的旗帜被夺去，并有多人被捕，其余半数仍然冒死前进，分别向英、法两国公使馆投递了请愿书。在最后一次的袭击中，不但有更多的日本军警参加，而且有不少的日本浪人从公园里跑出来助战，刀剑之外，继以拳足。学生吴英为了保卫国旗，被打得半死半活，日本警察还恶狠狠地跑过来反缚他的两手，把他牵走。大家看到这个情形，都十分愤慨，于是奋不顾身地一齐向前呐喊追赶，终于把吴英夺回了。
第二组游行队所碰到的情形也是一样。他们向美国、瑞士、俄国三国公使馆投递请愿书以后，折回到中国公使馆来，就被守卫在门外的杀气腾腾的日本宪兵、警察约六七百人刀剑齐举，马蹄践踏，不少学生身受重伤。执旗前导的杜中抵死不肯放下国旗，被打得体无完肤，仍被捕去。小学生李敬安伤重倒地，日本警察还跑过来用足践踏他的腹部，以此引起公愤，死力地把他救出来。
这两组游行队在遭受疯狂袭击和被马队冲散以后，仍然冒险回到中华青年会集合，不料日本警察又冲进门来，强迫他们解散。事后查明，两组学生共被捕去三十六人，次日才释出了二十三人，其余十三人到十四日才得全部释放。
这次东京血案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忿怒，因此蓬蓬勃勃的爱国运动继续增长，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
三 学生运动继续增长。安福系利用学潮倒阁。北京学生又一次罢课。北京政府加强镇压措施
学生运动在国内外引起了各种不同的反应。西方国家认为这个运动狠狠地打击了日本，对它们有利，但是同时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又觉得事情有些不妙。它们对这个运动保持缄默，但在租界内却又采取了干涉的态度。直系军阀利用全国人民反对卖国外交，重重地打击了皖系军阀，特别是吴佩孚伪装同情爱国运动，当时确实有人受到迷惑，错误地把他当作北洋派中站在人民方面的“英雄”。徐世昌的处境却很尴尬，他既要拉拢直系，而又受制于皖系，既不敢得罪人民群众，而自身又与亲日卖国集团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因此他的态度是摇摆不定的。
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后，段祺瑞并不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他指使大理院院长董康提出，必须查明为首滋事学生，依法制裁；同时授意安福系阁员提出，必须整顿学风，首先撤换北大校长蔡元培。由于傅增湘不肯副署撤换蔡元培的命令，安福系扬言对蔡元培将采取暗杀手段，蔡被迫于九日留呈辞职赴沪。安福系还准备撤换不听话的傅增湘，并大刀阔斧地改组各大专院校，用本系人物担任各大专学校校长，以加强对学生的控制。在这股逆流下，九日，北大学生议决“停课待罪”，表示坚决挽留校长。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继蔡元培之后全体提出辞职。
段又指责钱内阁应付学潮软弱无力，傅增湘包庇“学阀”[5]，授意安福国会进行倒阁运动。九日，钱被迫亲自访段表示愿意下台，请段推荐继任者。当然，段自己还不便上台，想用安福系首领王揖唐出而组阁。这一时期，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都躲在外国饭店提出辞呈，傅增湘也被迫辞职，外交次长陈箓不敢到部办公，九日各国公使到外交部探询中国局势时，竟然无人接见。由于学潮与政潮夹杂在一起，北京政府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
同一时期，学生运动向持久和健康的方向继续发展。学生认识到组织起来比较没有组织的力量大得多，五日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不久，上海、天津、武汉以及全国各主要城市也都成立了学联，并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学联。从此，全国学生的意志和行动更加统一起来，学生运动由北京一地发展成为全国性的运动，而各界人民，首先是劳动人民的支援和鼓励，更使学生运动的威力日益壮大。
北京、天津学生派人到上海和各地联系工人群众和工商界人士发起抵制日货，组织救国储金。上海首先成立了不计其数的“救国十人团”，随后集中起来成立了“中华救国十人团联合会”。这样，学生运动便又进一步发展成为全民性的伟大爱国主义运动，初步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在这个运动中显示了极其巨大的力量。
学生同时认识到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北京学生组织了讲演队，每天分途出发，向广大劳动人民讲述中国正处于空前严重关头，如果人民不自动起来救国，国家就会断送在一小撮卖国贼的手里，我们和后代子孙就要变成奴隶牛马。当然，占有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都是意志坚定的爱国者，他们受到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迫，早已认识到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都是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由于学生采取了宣传讲演的斗争方式，广大劳动人民便和学生运动结合起来，革命火焰在群众基础上熊熊地燃烧起来了。
以上这些，就是学生运动由请愿游行轨道转入到联系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的一个过程。
关于卖国集团所提出的对为首滋事学生依“法”制裁的问题，五月十三日参加五四游行的全体学生联名上呈检察厅：如果爱国有罪，人人愿意自首，不能由少数同学负责；如果法院票传学生，愿意集体受传，少数同学决不出庭。这一表示使北京政府按照“法律”手续处理学潮的计划成为泡影。
十三日是上海和会破裂的一天。徐世昌无心处理学潮，他岌岌惶惶地通电北方各省军阀，历述时局危殆情形，请其各抒所见。徐的目的原望各省军阀响应他的号召，表示维持和局，以抵制安福系中断和会的阴谋。不料段祺瑞竟然提出坚决拒绝南方代表的七个条件，撤回北方代表，终止和平谈判。
十四日，徐邀请段与全体阁员、安福国会两院议长在公府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外交、和会与学潮等问题。由于徐、段在这些问题上不能取得一致，最后只得采取“面面顾到”的折衷办法：关于学潮问题，当天发表命令挽留蔡元培以安学生之心，但又挽留曹汝霖、陆宗舆以安段党之心；同时下令告诫学生不得“纠众滋事”，如果“不服弹压”，即当“查明斥革”“依法逮惩”，但对已往的责任问题避而不谈；关于上海和会，决定拒绝南方所提的七个条件，但不撤回北方代表。
这个折衷办法既不符合全国各方面的愿望，也不能满足段党的要求。当晚段党大施压力，因此北京政府于十五日违反会议决定，批准北方代表辞职，并罢免傅增湘而以教育次长袁希涛代理部务。
十九日，北京学联宣布中等以上学校全体罢课以抗议北京政府的反动措施。学生发出罢课宣言，列举三个失望，提出六项愿望[6]，在三个失望未消除以前，决不上课。这是继五四游行之后北京学生对卖国集团所进行的又一次斗争。当然，罢课只能作为一种消极抵抗，北京学生又决定在罢课时期采取积极行动：（一）组织救鲁义勇队，采取自愿原则报名参加，然后集中施行军事训练，以备执戈卫国；（二）推行各校平民教育讲演团；（三）各校分组十人团维持秩序；（四）各校学生抽出一定时间研究经济问题。
二十六日，上海中等以上学校响应罢课，随后天津、杭州、南京、苏州、太原等地学生也都卷入罢课高潮。五月下旬，全国二十一省有十八个省成立了学联组织。从五月十四日起，中国新兴的工人阶级以巨大的力量参加了这一斗争，上海码头工人首先拒绝装卸日货。上海各报拒登日商广告，先施、永安等大百货公司拒售日货。在爱国主义的召唤下，海外华侨和全国工商界也都一致支援学生的正义行动。因此爱国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人民群众与卖国政府的斗争更加尖锐了。
段祺瑞被人民群众的詈骂声激怒了。在他的压力下，北京政府撤换了镇压学生运动不力的李长泰[7]，以号称“屠夫”的王怀庆继任步军统领。段党本拟改组京畿警备总司令部为京师卫戍总督署，扩大其职权，节制北京军警，施行长期戒严，但因外交团方面颇不谓然，才未实现。事实上北京已经完全在军事控制之下，报纸和邮电都受到严格检查，学生行动受到严密监视。北京学联的电报发不出去，只得派人送往天津拍发。二十四日，北京《益世报》被查封，《晨报》《国民公报》被监视，《国民公报》新闻版面开了两个“天窗”[8]。上海各报记者在北京发出的专电也都被检查员任意删改或者加以扣压，上海各报登出来的电报有的是支离破碎，语气不全，有的则成为“明日黄花”。北大学生所办的《五七日刊》被封禁，编者被逮捕，承印的文益印刷局被勒令停业。二十五日北大举行商学恳亲会时，突然跑进来军警二百余人，强迫他们解散，并捕去学生六人。在这些日子里，武装军警和马队经常出动査街，学生讲演队经常被强迫解散，所携旗帜和传单多被夺去。于是讲演队学生化装为国货贩卖员，三三两两地秘密出发，在军警耳目所不及的地方进行宣传活动。
卖国集团疑神疑鬼，一会儿疑心学生受了“过激派”的指使，一会儿又疑心是下台的冯国璋或研究系躲在幕后放火。林长民在《国民公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日本公使指为蓄意挑拨“中日感情”，公然提出抗议，林长民忿而辞去外交委员会委员。北京政府为了讨好日本，二十五日下令禁止人民集会游行和散发传单。
这一时期，各省当局都因学潮汹涌而惶惶不宁。浙江当局异想天开地叫各校于五月二十八日提前放假，开学日期准由各校校长自行规定。北京政府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打算仿照施行，但学生拒不接受。
在新的爱国运动高潮中，抵制日货运动波及全国，日本公使曾于二十日提出严重抗议，日本政府派遣军舰多艘集中秦皇岛和福州海面示威。北京政府又一次电令各省取缔排货运动，并称：“中日邦交素敦睦谊，各地方对日商不得歧视，倘有甘为扰乱者，自应严惩以笃邦交。”可是炮舰政策和一纸命令不能强制人民购买日货，相反，这种办法只能加强人民抵制日货的决心。为了避免引起日本有所借口，二十五日北京学联发出通告，学生进行讲演，不应仇视日本人，对日本人的生命财产必须加意保护，即使有日本人前来挑衅，只宜退让，尤须防范日本人化装为中国人，杀害日本侨民或者故意纵火，企图嫁祸，引为借口。此外，如冯玉祥在常德的一套作法[9]，也使横蛮无理的日本人大伤脑筋，啼笑皆非。
五月下旬，段祺瑞变得更加疯狂，公然通电主张签字巴黎和约。他对徐世昌一派的压力愈来愈紧。六月一日，北京政府被迫下令为三个卖国贼辩护，称道他们在对外交涉中“各尽维持补救之力”“而国人不明真相，致滋误会”。对于学生运动，则指为“聚众游行，纵火伤人，甚至挟过激之见，为骇俗之资”，因此“在京责成教育部，在外责成省长、教育厅督饬各校教职员约束学生上课；其联合会、义勇队各名目，应即切实查禁，犯者即予革惩”。
四 六三运动爆发。北京的大逮捕。罢市浪潮由上海波及全国。工人阶级的第一次政治性大罢工。北京政府在民众压力下释放被捕学生，并批准曹、章、陆辞职
北京学生并没有被北京政府的严厉措施吓倒，相反，他们的爱国意志更加坚定，准备作更大的牺牲来迎接新的战斗。他们互相策勉说道：“战国时代，田横率领五百人同殉国难，在历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之一页。我们现在有二万五千人，难道不能步武前人的壮烈牺牲精神，把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继承下来！”
在众志成城的气氛下，北京学生决定从六月三日起，所有出发讲演的学生都挺起胸膛，放大声音，站在通衢大道上堂堂皇皇地举行讲演。如果军警前来逮捕，就让他们逮捕。如果第一天出发的学生全体被捕，第二天就用加倍的人数出发讲演。如果第二天发生同样情形，第三天再加上一倍，直到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二万五千人全体被捕而止。
六月三日，学生按照预定计划分作五十余组出发讲演。这一举大出军警当局的意料之外，段芝贵急忙宣布紧急戒严，派马队协同军警分途驱散讲演学生，并捕去学生一百七十八人。由于被捕的人数众多，警厅收容不下，只得解往北大法科看守。被捕者均被断绝粮食，不许亲友探视。军警当局还派出大批武装军警占领北大，设帐宿营，并在周围地区架设大炮，禁止行人通过。
四日，学生用加倍的人数出发，军警进行了更大规模的逮捕，当天被捕者竟达七百余人。北大法科也收容不下，只得又把理科作为临时监狱的扩充部分。
大批学生被捕后，北京学生改变了斗争方式，他们不但不要求释放被捕同学，有些一同出发而未被捕的学生也都自动地投入法科监狱，因此与门卫发生冲突，有学生三人挨打受伤。在大逮捕的一天，北京基督教教友义愤填膺地停止了宗教宣传，改作爱国宣传。从来没有参加过运动的女学生也破例地举行了游行示威，抗议北京政府残酷镇压学生的暴行。由此可见，人民的爱国热情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压制，北京军警的大逮捕只能掀起爱国运动更大的高潮，此外得不到什么。
五日，学生五千余人身背包袱出发，沿途市民泪眼模糊地目逆而送，无不痛骂当权人物毫无心肝，对学生的牺牲精神表示钦敬。其实，这天出发的学生抱定决心准备投入地狱去找魔鬼作战，哪里还能按照常规来进行讲演，他们在一路上热血沸腾地高呼着各种爱国口号，他们宏亮的声音把每一个人的心弦都引得震动起来。
大批学生雄赳赳地走向北河沿法科门外，成千成万的市民跟在他们后面，汇合成为一股忿怒的人潮。这时，看守法科的军警哪里还敢使出平日的威风来，只得面面相觑地退缩在一旁。关在法科内的学生听到外面的喧闹声，纷纷临窗眺望，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同学兄弟，不由得发出一阵高呼，门外学生和市民们也都用高呼来回答，内外呼声响彻云霄，军警相顾失色。就在这个当口，北京政府传来紧急命令撤退北大军警，释放被捕学生。命令刚刚传达下来，这批看守法科的军警就如释重负地撤下棚帐，匆匆而去。于是学生在赤手空拳的战斗中打了一次漂亮的胜仗。
北京政府为什么突然转变态度呢？原来，三、四两日的大逮捕引起了全国各方面的强烈抗议，“人民自决”的呼声弥漫全国，北京国立专科七校校长联名呈请迅速撤退北大军警以平民忿；而霹雳一声，上海罢市的消息传来，吓得北京政府心胆俱裂，只得改变方针，企图用和缓的手段来诱导全国人民离开暴动的轨道，以免引起更大的政治危机。
北大军警撤走后，被关在法科的学生不但拒绝出狱，反而自动地组织门卫来代替撤走的军警。他们捉到了七名行动蹒跚的警察，并夺得棚帐两具，作为北京政府摧残教育、蹂躏人权的实证。他们还派人到警察厅索取生活物资，警察厅不得不乖乖地送去一批食物接济他们。从五日起，军警的威风扫地无余，学生公然站在警察厅门外或者军警密集的地方，大声疾呼地进行讲演，而军警呆若木鸡，不敢上前干涉。
五日，北京政府任命傅岳棻为教育次长兼代部务以代辞职引退的袁希涛。这位新任次长向学生假陪着笑脸，表示关于学潮问题，今后将由教育部处理，军警不再过问。六日，北京政府派胡仁源代理北大校长，胡因学生反对不敢到任。
五日以后，罢市浪潮由上海波及江、浙两省，随后又波及天津、安庆、芜湖、厦门、九江、济南、武汉等城市。更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学生运动的桥梁作用，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政治性大罢工爆发了，首先罢工的是上海南市华商电车工人，随后商务印书馆、锦华纱厂、祥生铁厂、沪宁沪杭两路和纺织、金属、运输、市政各部门的工人纷纷起而响应，罢工人数达六七万之多。再后，京奉路唐山、京汉路长辛店的铁路工人以及长江轮船的码头工人纷纷卷入。工人阶级这支最有威力的生力军的崛起，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阶级基础，也是中国工人阶级走上政治舞台的一个开端。因此，从五四运动到六三运动，是中国人民革命运动向前飞跃进入到新的更高的阶段的一个历史时期，从六三运动起，爱国运动的核心迅速地由北京转到上海，运动旗手迅速地由青年知识分子转到工人阶级。
在新形势的下面，上海成立了“商工学报各界联合会”。上海就像一座快要爆发的火山，随时都有发生暴动的可能，因此军事当局宣布戒严，并派警察分途逼迫商人开市，但在警察去后，商人又把店门关起来。租界当局禁止居民悬挂旗帜、散发传单、结队游行，并劝导租界内商店开市营业。上海学联也受到巡捕的干涉，不得不转移阵地，秘密开会[10]。从租界当局的这些措施看起来，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问题上虽然与日本存在深刻矛盾，但在镇压中国人民民族独立的问题上，它们始终是一致的。
由于全国人民一致发出怒吼，北京卖国集团吓得目瞪口呆，不敢出面说话。徐世昌一派认为必须把那些拒绝出狱的学生劝导出来才能和缓全国人民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六月七日，徐世昌派公府参议曾彝进偕同教育部司长二人，前往北大法科慰问拒绝出狱的学生。这位“钦差大臣”首先代表政府表示歉意，随即和颜悦色地说，“你们都是令人钦敬的爱国者。在你们的行动中表现出我国教育事业的光荣。政府委屈你们权在此地集中，目的是在防止流氓乘机滋事，玉石不分。现在一切问题，政府自有妥善处置，请即回校休息，安心求学。你们前程远大，我深信你们一定不会辜负政府的期望。”好生奇怪，今天“钦差大臣”口中的爱国者，正是前几天总统命令中所指的“滋事学生”；前几天北京政府指斥学生“聚众滋事”，今天又把滋事的对象转嫁给流氓，并且把大逮捕说成是“善意保护”；前几天学生所看见的是满脸杀气的军警，今天所看见的却是满面春风的“钦差大臣”。尽管“钦差大臣”善鼓如簧之舌，但是学生因为三个失望未消除，六个愿望未实现，仍然拒绝出狱。
也就在这一天，北京各界人士在中央公园举行国民大会，提出取消密约、惩办国贼、维持教育、提倡国货、促进和局等条款，到场军警并未进行干涉。
此时全国人民的目标都集中在惩办卖国贼的问题上，如果北京政府不采取行动，就不能避免事态的扩大。但是这个问题牵涉到各方面。首先段祺瑞不肯答应，因为曹、章、陆三人都是他的爪牙，而他本身就是卖国罪魁，如果人民进一步算总账，他就受不了。其次徐世昌也不愿答应，因为他本身与三个卖国贼也有不可告人的关系，顺济、高徐两路卖国借款就是徐世昌当选为总统的经济来源，这笔账也会算到他的头上。徐、段二人虽有斗争，但究竟是同路人，而且不通过段的一关，徐也无能为力。
由于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八日北京中等以上学生议决从十日起，仿照申包胥“哭秦庭”的故事，大举向公府请愿，不达目的，誓不收兵。北京学联变更策略，当天派人迎接法科被捕同学全部出狱，以便参加这个“血和泪的战斗”。学生出狱后，沿途市民都像迎接自己的亲人一样，热烈鼓掌欢迎。徐世昌得到学生准备包围公府的消息，不禁大惊失色。
同时，帝国主义因为上海久不开市而啧有烦言，皖系军阀之一淞沪护军使卢永祥也有庚电（九日），谙求北京政府罢免曹、章、陆，以安时局。更使北京政府吃惊的是，北京总商会在工人、学生的深刻影响下，表示如不罢免曹、章、陆，北京也将响应罢市。这对北京政府说来，不啻当头一棒，因为北京是首都所在地，北京罢市可能招致各帝国主义的直接干涉，影响他们的统治地位。这时，北京政府只能在避免政权崩溃与罢免曹、章、陆二者之中选择其一。到十日上午，北京政府终于不得不下令批准曹汝霖辞去交通总长，并将这道命令分途传达到北京学联和总商会，阻止学生请愿，阻止商人罢市。北京政府企图做到这一步为止，但是各方面一致表示不满，北京政府只得又在下午补发两道命令，批准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两人辞职。
这里有一段政治内幕值得一提。原来，曹、陆两人虽然负气上过辞呈，但非真心辞职，而章宗祥则从来没有上过辞呈。徐世昌为了避免用“罢免”的形式发表，特派专人到医院讨取章宗祥的辞呈，因此卖国集团骂徐“卖友求荣”，强迫别人辞职。而另一方面，批准辞职与罢免的性质不同，与全国人民“惩办卖国贼”的要求并不符合。曹汝霖虽然下台，北京政府却派安福系分子、交通次长曾毓隽代理部务，全国人民更为不满。
徐世昌的两面手法，落得两面不讨好，因此徐的助手钱能训于十日宣布辞职，徐也于十一日向安福国会提出辞职咨文。
徐是西方国家的理想工具，如果徐下台而段上台，就是意味着日本势力的增长和西方国家势力的削弱。因此，美、英、法三国公使当天举行会谈，表示了支持徐的态度。由于外交关系，安福国会只得退还徐的咨文。但在回文中很不礼貌地说道：“现行约法，乃是责任内阁制，大总统无引咎辞职之必要。且未经内阁副署，在法律上不生效力！”
十二日，为时七天的上海罢工罢市因曹、章、陆三人下台而胜利结束。在北京政府批准曹、章、陆辞职的一天，英国公使朱尔典曾将这项消息电告上海英国总领事法磊斯，令其劝告租界内中国商人开市。
在这次以惩办卖国贼为主要目标的爱国运动中，不少北洋军阀对爱国青年进行了可耻的残酷镇压。五月三十日，安庆中等以上学校响应罢课，安徽督军倪嗣冲公然将罢课各校一律强迫解散。六月一日，湖北督军王占元派兵包围武昌高师，对游行示威学生下令“格杀勿论”，有学生十六人被军警殴伤，其中陈开泰一人伤重致死。在湖北警务处长崔振魁的指使下，督察长杜杰率领警察四出追打讲演学生，武昌文华大学学生李鸿儒忿而投江自杀。六月七日，南京警察厅厅长王桂林指挥警察压迫商人开市，与学生发生冲突，金陵大学学生陈昌盛被刺刀戳伤，死而复苏。十二日，上海警察厅厅长徐国梁亲自动手鞭打学生。同天晚上，租界巡捕在山东路爱多亚路口枪击参加爱国游行的市民，死伤数人。
五 各省代表和京津学生拒签和约的大请愿。陆徵祥电告中国代表未签和约
卖国贼三人下台是人民爱国斗争的一个巨大胜利，此后斗争目标转移到拒签和约的问题上。原来北京政府倾向于签字和约，害怕不签字和约，中国不能加入国际联盟。五月二十四日国务院曾密电北方各省征求应否签字的意见，目的是授意各省军阀为之撑腰，表示赞成，然后训令中国代表签字。不料各省军阀慑于人民爱国斗争的巨大声势，都不敢作“代人受过”的应声虫。全国人民鉴于北京政府始终把持在卖国集团的手里，于是又一次展开了拒签和约的巨大请愿浪潮。
首先发起请愿的是山东人民。六月十八日山东各团体又推出代表一百零九人，于次日登车出发，济南人民万人空巷地前往送行，车站上出现了“易水悲歌”的紧张场面。代表们向送行者沉痛地表示，不达目的，誓不生还。
二十日，先期抵京的山东七团体代表八十五人到公府请愿，提出三项要求：（一）拒签和约，（二）废除高徐、济顺草约，（三）惩办卖国贼。徐世昌拒而不见。代表们在倾盆大雨下，一齐跪在新华门外，号啕大哭，徐只得派秘书长吴笈孙出来传话，定于次日派代理内阁总理龚心湛代接见。这天下午，日本公使小幡设宴招待山东代表，代表们拒而不往，却到北大法科参加了学生的欢迎会。
二十一日，龚心湛公开向山东代表表示拒签和约难于办到。于是代表们一致要求面见总统，徐只得于二十三日接见了他们。当代表们申诉日本公然视山东为其领土，视山东人民为其奴隶牛马，在山东横行霸道，无恶不作的时候，不禁悲从中来，有人哽咽着问道：“请问大总统，山东是不是我国领土，大总统要不要山东人民！”说着，大家都情不自禁地哭出声来。徐只得吞吞吐吐地表示政府已经电令陆专使从缓签字。其实，这是一句鬼话，当天北京政府确曾电令中国代表对签字与否“相机办理”，而不是“从缓签字”。它的用意是叫中国代表仰承意旨，代负签字的责任，但是中国代表在留法中国工人和学生的严密监视之下，不敢负起这个责任。
山东代表除向北京政府请愿外，还通电山东籍北洋派军人卢永祥、王占元、吴佩孚等，请其联合阻止北京政府签字和约。同一时期，上海各界人士鉴于安福系暗中捣鬼坚决主张签字，发出了声讨安福系和解散安福国会的呼声。
请愿浪潮日益扩大。二十七日京、津学生和留日、留欧归国学生推出代表和山东代表联合起来，共计一百五十人，到公府请愿拒签和约。徐又不肯接见，叫他们去找龚心湛、傅岳棻陈述意见。代表们坚持必须由徐亲自接见，并当面作出不签字的保证，否则决不退出。代表们在新华门外露宿一宵，坚持到次日上午九时，徐才接见了他们。徐所讲的仍然是一些吞吞吐吐不着边际的话，陕西学生屈武当场放声大哭，以头触壁，徐就怒形于色地走进去了。请愿代表一直到二十八日下午八时四十分才散队归去。
二十八日，山东第二批请愿代表一百零八人到了北京。三十日，续到天津代表七十余人，各省代表也都源源而来。于是各省代表请愿浪潮和学生运动汇合在一起，形成一道洪流，使北京政府手足无措。北京政府一面通电各省禁阻代表出发，一面宣布北京各校提前放假，九月一日补行暑期考试。
二十九日，上海各界举行拒签和约的人民外交大会，军事当局事前关闭公共体育场的大门，门外遍布军警，大会无法进行。各团体纷纷向护军使抗议，这个大会终于在七月一日召开了。
这次席卷全国的拒签和约运动，表现了全国人民的坚强意志和巨大威力。在这个运动中，北京政府成为众矢之的，全国人民觉悟到军阀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是互为因果的两面，因此产生了推翻军阀和改造政府的革命要求，有的建议推举人民代表到欧洲去进行人民外交，有的主张召开全国国民大会解决外交问题和国内一切问题。山东代表发起人民筹款赎回顺济、高徐两路借款成约，又有人建议没收卖国贼的财产作为赎款。学生一方面参加了全国人民的拒签和约运动，另一方面又在长期抵制日货、振兴本国工业、推行义务教育等问题上多方努力，因此学生运动的内容更加充实，并与人民群众的爱国运动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三十日，北京政府发表陆徵祥未签字和约的俭电（二十八日），拒签和约运动才告结束。原来，中国代表曾向和会要求保留山东问题，最高会议拒不接受，中国代表退一步要求签字后另作保留声明，也被拒绝。六月二十二日举行和约签字仪式时，中国代表最后要求发表声明，中国不因签字和约影响日后提请复议山东问题，和会又置之不理，中国代表只得拒绝签字和约。其实，中国代表是在全国人民的巨大压力和留法工人、学生的直接监视下才不敢签字的。
中国不签字和约是人民群众与卖国集团的斗争取得的另一次重大胜利，因此引起了卖国集团的疯狂叫嚣。七月二日，徐树铮公然在公府特别会议上主张撤回陆徵祥，改派胡维德前往补签和约。十日，北京政府发表命令说明中国并未签字和约，言下大有惋惜之意，似乎还留有补行签字的余地。后来中国代表在对奥和约上签了字，北京政府宣布了对德战争状态终止。
六 日本军警在山东擅捕中国人民。山东戒严司令马良对爱国人民的血腥屠杀。因济南血案而引起的新华门大请愿
紧接北京“哭庭”的一幕，山东又有惨剧发生，因此再度掀起了新华门外的请愿新潮。
七月一日，日本宪兵在济南纬五路捕去了齐鲁大学学生王志谦。当天下午，济南学生千余人拥向省长公署，要求向日本领事严重交涉，迅速释放王志谦，并担保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省长沈铭昌立即派交涉员唐柯三前往交涉，请愿学生站在公署门外等候结果，等到夜晚，唐柯三才回来报告说，日本领事提出了反要求，必须赔偿日商在抵制日货运动中所受损失，并担保以后不再抵制日货，才肯释放学生。这一“掳人勒赎”的无赖行为，引起了学生的更大愤慨，一定要日本领事无条件释放王志谦，否则他们决不解散。此时有不少市民自动地参加进来，请愿者骤增为五千余人。沈铭昌再派唐柯三前往交涉，并当众表示，本人宁可拼却省长不干，决不屈从日本，学生和市民们报以热烈经久的掌声。唐柯三一直到天明五时才回来宣布说，日本领事已将王志谦移送警察厅。沈铭昌即请学生代表前往领回。
七月七日，济南日侨假口巴黎和约告成，举行提灯庆祝会，企图向中国人民示威挑衅。中国商店为了避免引起纠纷，提前关门。不料灯火初上的时候，有不少日本浪人出现在街头，挨家挨户敲门，强迫他们开市，并且气势汹汹地捣毁了泰康商店。同时又有一群如醉如狂的日本人追赶一个英国人，英国人逃入英美烟公司，日本暴徒们竟然冲进去大打出手，捣毁了这家公司的门窗。这时，日本领事乘坐汽车赶到，喝退了日本人，并向公司当局道歉。公司提出赔偿损失的要求，日本领事满口应允。但当唐柯三到日本领署要求赔偿泰康商店的损失时，日本领事就沉下脸色来说道：“此案尚待调査！”
日本人在济南省会之区尚且如此横行不法，在省会以外就更不用说了。七月十七日，青州车站日本警察进城捕去第十中学学生马忠怀，二十八日才释放出来。胶济路沿线村庄经常有日本军警前来进行搜查，不少农民被捕去，官厅不敢过问。农民准备组织“联庄会”进行自卫。这些情况说明，山东请愿代表所称“日本视山东为其领土，视山东人民为其奴隶牛马”，完全是确凿不移的事实。
但是，畏日如虎的北京政府，为了加强镇压本国人民，竟于七月二十五日宣布济南戒严，所派戒严司令就是参战军第二师师长、济南镇守使马良。同时还撤换了不善于镇压人民的沈铭昌，以卑鄙政客屈映光继任山东省长。
马良早就被证明是个忠实执行媚日外交政策和残酷屠杀人民的凶手。他手下有一批如狼似虎的“技术大队”，他经常带领队兵到处干涉人民开会，解散救国团体。七月二十二日，他在估衣市街走过，看见回教金家铺贴有爱国公约，就派技术队兵前往回教救国后援会，捣毁会场，捕去会长马云亭、会员朱秀林、朱春祥兄弟共三人。他们的罪名是“结党扰乱治安”。当天下午，他又带领这批打手到师范学校来，召集学生训话。他自己吹嘘是国技专家，具有惊人的绝技，但并无权利思想，否则督军一职早就弄到手了。此次由于“暴民倡乱”，他不得不出面来“维持社会秩序”。讲到这里，他大声咆哮说：“今天早上，我拿获马云亭等三名首犯，当处以极刑示儆。我执法是铁面无私的，首先拿自己的教友开刀。你们如果再敢扰乱治安，图谋不轨，请看马云亭的榜样！”
马良对爱国人民具有刻骨的仇恨，对日本帝国主义却抱有无限感激的心情。一天，他向兵士训话，公然寡廉鲜耻地说道：“饮水必须思源。咱们参战军用的是日本的军火，穿的是日本的军服！”自他兼任戒严司令以来，为了效忠日本，他不惜变本加厉地镇压人民爱国运动，还派兵采办大宗粮食接济购粮困难的胶济路日本员司。
马良丧心病狂的行为，引起了山东人民的深恶痛绝。八月三日上午，济南各校学生代表三百余人到督军署请愿取消戒严，释放爱国人士，禁止军人替日本人采办粮食。马良闻讯，派兵前来驱散学生，扯碎了学生的请愿书，并将学生刘文彦等十六人带走。全体学生跟在被捕同学的后面，愿意一同坐牢。一直跟到第一师范，兵士把十六名“罪犯”押解进去，就把大门关上。请愿学生站在烈日下坚持不退。下午二时，马良威风凛凛地带领一批打手前来，叫开了大门，将全体学生驱入第一教室，他站在桌子上大声向学生训话。他叱责学生受了过激派的指使，扰乱社会治安，并且男女混杂，殊属不成体统。医学生吴夏蒲起而抗辩说：“我们是受了自己良心的驱使。”马良不禁勃然大怒，喝令重打三十大手板，就有兵士恶狠狠地跑过来，用大刀压在吴的头上，如数施以毒打。吴夏蒲痛极而哭，全体学生都一齐哭出声来。马良非但毫不动心，反而更加忿怒地说：“不许你们哭，再哭就得一齐挨打！”说着，他命令兵士把吴夏蒲和刘文彦等十六人关在另一室等候枪毙，就大踏步地走了。
马良到督军署请示山东督军张树元，要枪毙几名学生以立威。张树元虽也是反动军阀，但枪毙学生究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未予同意。马良回到第一师范，瞒了督军不同意的一段经过，却把自己说成是“不忍不教而诛”，又对学生训斥了一番。当晚七时，才由省议会议长出面将被捕学生十七人全体保释。
八月五日，爱国人士马云亭等三人在受过严刑拷打之后，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这位须发皆白、年已六十八岁的老人，在济南是个无人不识的善良医生。他在走赴刑场的时候，一路上面不改色地向济南市民告别，并鼓励大家不要气馁，只要人人勇于救国，国家就一定可以得救。他的宏亮的声音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市民无不为之感泣。当他到达刑场的时候，就是以杀人为职业、铁石心肠的刽子手们，也都不忍下手：第一个刽子手举起枪来正待开放，双手就不自主地震颤起来，换上第二个刽子手也是一样。最后只得推定一人闭着眼睛放枪，才结束了这场惨剧。
济南的枪声震动了全国人民的心弦。马良用自己同胞的血，自己同教教友的血，来献媚日本人，全国人民无不为之切齿。济南血案再一次激起了各省市人民代表的请愿高潮。八月二十三日，直隶、山东和北京代表联合大请愿，要求北京政府撤换马良并治以应得之罪，徐世昌闭门不见，而谙愿者也坚持不退。相持到夜晚，北京政府出动大批警察，拘去代表三十八人。当天国务院通电各省，解释并非拘捕代表，而是“送厅安置，俟查明来历，分别遣返”。同时替马良辩护“并无蹂躏学生、虐待学生情事”，又称“人民向总统请愿，乃是非法行为”。
二十六日，北京、天津代表三十二人进行第二次请愿，当晚露宿新华门外。二十七日，北京学生也加入了请愿队，请愿者增至一千余人，均在新华门外露宿。二十八日接连下了几阵雨，请愿者遍体淋漓，但是没有一个人肯走开，其中女学生也拒绝劝告不肯走开。请愿学生抽出四百人向国务院请愿，国务院派人向他们解释马良“有功无过”，所杀的都是“土匪”，济南戒严是“防止日本浪人暴动、防止日本借口保护侨民派兵占领济南，并非针对本国人民”。
各省市代表络绎而来，公府陷于请愿队的大包围中，新华、西苑、福华各门和集灵囿总统住宅都紧紧关闭起来。关于处置请愿浪潮的问题，北京政府徐、段两派又展开了“和平解散”与“武力解散”的两种争论，最后国务院通过“和平解散”。二十八日下午一时，派出大批警察到新华门外，用两人挟一人的办法将请愿代表领袖三十余人挟往天安门集中，随后吴炳湘亲自前来劝告他们解散请愿队，他们拒不接受。晚间八时，又有一批军警到天安门搜寻天津学联副会长马骏[11]，与死力掩护马骏的女学生队伍展开了一场争夺战，马骏终于被夺走。十一时，警察厅派来汽车多辆，将女学生强迫纳入车中，分别予以遣散，其余请愿代表则被带出天安门遣散，马骏于三十日始得释出。
九月三日，京畿警备总司令部扩大为北京卫戍总司令部，以段芝贵为总司令。同日，教育部严令学生不得集会结社，即使在校内开会，也应遵守治安警察法，事前呈报警厅，听候派员监视，如有违反，依法惩治。
北京政府曾一再密令各省市当局阻止代表进京请愿，于是各省代表采取秘密分批出发的方法，仍能避开封锁线，先后到达北京。九月三十日，到京的江苏、湖南、湖北、江西、山东、直隶六省代表三十一人秘密决定，于次日上午先到中央公园集合，再到公府请愿。十月一日他们到达中央公园时，军警早已严阵以待，并且断绝了天安门一带的交通。代表们不得已变更计划，采取分途分批的办法，直接到新华门集中请愿。
六省代表集中请愿时，徐世昌派曾彝进出面来解释：“现在采取责任内阁制，约法并无人民得向总统请愿的规定，你们要请愿，应当到国务院去。”代表们反驳说：“总统有权过问国家大事，而约法也并无人民不得向总统请愿的规定。”由于双方话不投机，请愿代表坚持不退，北京政府只得又出动警察把代表三十一人全部挟往警察厅，勒令他们于二十四小时之内离开北京，否则押解回籍。这批代表到十一月六日才被释放。
七 学生利用“双十节”进行爱国活动。天津学警大冲突。天津市民请愿撤换警察厅厅长杨以德
全国学生决定利用“双十国庆日”分别在各地举行大规模的爱国讲演，作为爱国斗争的另一方式。北京学生为了加强与劳动人民的联系，九日下午定制馒头七万枚，上面写着“劳工神圣”“打破军阀”等标语，准备于次日分发给前来听讲的劳动人民，此事被警察机关发觉，全部馒头被扣留。傍晚，学生代表到警察厅交涉，纪念国庆并不违法，向劳动人民赠送食物也不违法。由于学生理直气壮，警察厅才将所扣馒头发还。
十日，北京中等以上二十八校学生约五千人，从上午十时起分途出发讲演，军警并未加以干涉。十二时，各路讲演队在中华门集合，军警阻止通过，吴炳湘亲自出来劝告他们散队，他们便又分散到各处继续进行讲演。下午有部分学生在中央公园一带散发“打破军阀”的传单。从这天的情形看来，北京政府在全国人民汹涌澎湃的爱国运动下，暂时不敢采取横蛮手段，因此未发生事故。
同日，上海各界举行了八年来所未有的盛大“国庆纪念”，商店停业一天，晚间还举行了提灯游行大会。上海的“国庆”活动也未发生事故。
但是天津的情况有所不同。天津市民四五万人在南开大操场集合准备出发游行时，警察厅厅长杨以德派出武装警察阻止他们通过。学生代表出面解释，担保决无意外行动，警察置之不理。双方相持约一小时，游行前队看见警察不可理喻，就一涌向前强行通过，不少路人站在一旁呐喊助威，因此激怒了警察，他们就像吃人野兽一样，举起枪柄来迎头乱打，打伤了一些学生，游行队伍却在一片混乱中冲破了封锁线，一齐到警察厅质问阻止国庆游行和警察持械伤人的理由。杨以德早已布置了保安队、马队和武装警察千余人在厅外重重把守，他自己不接见学生代表，派人传出话来，“你们要讲理可以到法院去起诉”，简直是说他这个地方是不讲理的。于是游行队伍折回来向省长公署请愿，因为这天是假期，无人接洽，不得要领而散。
十一日，天津学生宣布罢课抗议杨以德的暴行。杨却反咬一口，向北京政府报告说，在游行队伍中发现抗税标语和推倒政府的传单，以此受到北京当权人物的奖励。
二十二日，天津市民、学生万余人向省长公署请愿撤换杨以德。省长曹锐亲自接见，向学生们表示歉意，并且亲切地慰问请愿群众：“这样冷的天气，大家为国事而请愿，真是太辛苦了。”对于撤换杨以德的问题，表示“自有办法”。学生认为满意，当天就终止了罢课。
等了一个星期，省长的办法尚无下文。十月三十日，学生举行了第二次请愿。这位省长仍然满脸堆着笑容，又一次说了一些“天气很冷，大家辛苦”的客套话，劝学生稍安勿躁。学生们体谅到省长不能直接罢免警察厅厅长，须向北京政府请示，这当然不是短期内所能解决的，因此仍然认为满意。一直到第三次请愿时，曹锐的表面态度总是好的，其言外之意，似乎问题有困难，但他仍在想办法。
在天津市民、学生与杨以德的斗争中，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十一月八日，天津日本领事船津公然致函北京农商部，抗议天津商会选出身为救国十人团团长的卞荫昌为会长，要求予以改选，否则断难默认。农商部次长江天铎在复函中竟向船津保证：卞荫昌“如有逾越范围举动，自当随时制止”。天津市民对此极为忿怒，天津总商会要求北京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撤换该领事的交涉。
八 福州发生奸商殴打学生和日本浪人挑衅行凶事件。全国各地因闽案引起游行请愿的新浪潮。北京抵制日货运动积极开展
福建和山东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眼光中的势力范围，因此福建地区也是中日两国随时可以发生冲突的喷火口。
福州商会会长黄秉荣是恒盛布店的老板。福州学生查出他在抵制日货时囤进大量日货，向他提出质问。六月十四日，这位商人笑容满面地邀请学生代表到他的家里检查存货样品。不料学生刚跨进门，他突然露出一副狰狞相，将大门关闭，指挥家丁痛打学生，并以“匪徒行劫”诳报督军。十六日，福州学生千余人到省议会请愿惩办行凶的不法奸商，督军李厚基派兵将全体请愿学生带往第一中学予以监禁。十六日，李厚基诳报北京政府：“本日突来匪徒千余人，手持白旗，遍布街市，倡言杀人”；为了防止日本派兵登陆，他不得不将这些“匪徒”悉数逮捕。李厚基血口喷人、包庇奸商的可耻行为，激起了福州人民的极大愤怒，采取罢市、罢课等行动表示抗议，李厚基才被迫于二十日释放学生，并将奸商黄秉荣兄弟送往检察厅拘留。隔了几天，他又派兵将两个奸商提入陆军医院，却偷偷地把他们放走了。
六月二十日，日舰三艘驶抵福州示威，日本领事提出取缔抵制日货，解散爱国团体，禁止各报发表抗日言论，否则日本将断然采取必要行动。
十一月十五日，福州学联表演爱国新剧时，突有日本浪人跑来，跳到台上痛打演员。福州当局闻讯，派来大批军警，勒令学生停演。
十六日下午，又有日本浪人百余名身怀凶器，入城挑衅。有七个青年会学生乘坐人力车经过大桥头，被一群日本浪人揪下车来施以毒打，其中三人被打得遍体鳞伤，另外四人拔足狂奔，日本人紧紧追赶，一直追到青年会，日本人开枪打倒了其中一个学生。青年会美籍教员段纺华闻声出来，日本人击以铁尺，痛极倒地。这个时候，就有附近警察数人跑过来，正待进行调解，不料日本人不由分说，竟然开枪射击。警察是奉令不许对外国人放枪的，因此被夺去马枪二支。随后警笛乱鸣，大批警察赶到，日本人才慌张地夺路逃走。警察当场捉到放枪的福田原藏、身怀凶器化装为中国人的兴津良郎和三木小四郎三人。有四个日本人逃到顺记西菜店，被市民和警察包围，他们就跑到楼上开枪拒捕；子弹用尽了，他们把桌椅用具当作武器抛下楼来，有的爬上屋顶投掷瓦片。一直到警察奋勇登楼，他们才停止了暴行，把他们的身份表示出来。原来他们都是日本领事署的职员，其中一人就是领署警察长江口善海。警察不敢逮捕他们，只得电请交涉员转告日领派人将七个日本人全部领去。
这场战斗，由于中国警察奉令不许开枪，所以日本人并未受伤。中国人方面，根据官方极力压缩的报告，警察史孝亮胸腹中有四弹，马江海军学校学生刘祥开腿部中弹骨折，市民朱伊才子弹透过肋骨，均不省人事；学生郑学谦、刘锺植均受刀棍重伤；黄玉苍受伤晕绝，所携台币一千元被劫去。验伤者共计十人，均由日领派人到场认明。顺记西菜店所受损失约三千元。
十七日，城台各学校一致罢课、各商店一致罢市抗议日本人的暴行。福州各界人士在省议会召开国民大会，要求兼省长李厚基向日本领事提出惩凶、恤伤等严重交涉。十七、十八两日，福州街头上仍然发现日本浪人追打学生情事，美国领事要求派警保护各教会学校。这次福州事件，本是日本人有意识有计划的一种行动，制造事端作为借口，以便开来炮舰直接镇压中国人民，所以凶案发生的当天，福州日领就电请日本政府迅速派遣兵舰前来。十九日，日本政府命令佐世保第二十一驱逐舰迅速出发，二十日就有日舰两艘驶抵马江。
福州凶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震动和愤怒，因此爱国运动的锋芒又转到这个问题上，爆发了新的游行请愿浪潮。二十一日，北京学生代表分途向外交、教育两部请愿。二十二日，北京政府电令驻日代办庄景珂向日本政府抗议，并提出赔偿损失、抚恤伤亡、撤退兵舰等款，日本政府对于赔偿、抚恤等问题承认派员查明办理，但又借口中国政府取缔排货不力，拒绝撤舰。日本公使还向北京政府提出制止各地抗日排货运动的反抗议。二十三日，日舰橘丸、樱丸又开抵福州大桥下，并鸣炮十八响，派水兵登陆游行示威。北京政府在人民请愿游行和日本炮舰示威的双重压力下束手无策，只得授权福州当局直接与日领交涉，而李厚基则坚决主张由中央交涉。从中央、地方互推责任的情形看来，北洋军阀政权对于维护国家主权、保全人民生命财产，是根本不放在心上的。
二十三日，上海各界召开声援闽案大会，提出惩凶、撤领、抚恤伤亡、惩办日本领署参加暴动人员、日本政府须向中国谢罪、撤退日舰、保证今后日侨不得携带武器、取消日本在福州的领事裁判权八条。二十六日，北京闽籍学生在北大开会，高师学生刘庆平当场断指，北大和闽籍学生代表要求北京政府认真进行交涉。二十七日，国务院通电各省，劝告人民对闽案应静候解决，“切勿别生枝节，致贻彼方口实”。
北京学生决定举行一次游行讲演示威运动来抗议福州日人的暴行。这次运动不采取罢课的形式，全体学生请假参加游行。二十九日上午十一时，北京中等以上二十七校学生三万余人在天安门集合，十二时出发游行讲演，下午三时回到天安门集中散队，军警未加干涉。
上海学生从十二月二日起停课四天，举行爱国讲演，并组织抵制日货委员会以抗议福州日人的暴行。
十二月七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各界联合会、福建同乡会等十七团体在天安门举行国民大会，到会者约十万人，公推总商会会长安迪生担任大会主席。北京商会对抵制日货缺乏热情，这次大会推安迪生为主席，要他在大会上表明态度。下午一时，开会时间已到，这位会长却迟迟不来，大会只得改推断指学生刘庆平担任临时主席。到会群众对安迪生迟迟不到表示不满，人群中发出了“推翻总商会”的忿怒呼声。正当其时，安迪生率领商界代表千余人赶到，他站在台上代表商界全体表示了与各界一致坚决抵制日货的态度。群众要求签字为信，安迪生承认商界全体在三天内将现存日货封存不卖，群众认为不满，纷纷报以嘘嘘之声。于是大会主持人向到会群众说明，今天大会的目的是一致对外，劝大家冷静下来，不要引起内部纠纷。大会议决声援闽案各条，与各省市所提者大致相同，另外发表对世界各国的宣言，否认一切中日密约的效力。
通过这次大会，北京抵制日货运动才有了进一步的开展。北大成立了抵制日货委员会，从十日起，派人到税关检查进口货。各业商人在商会集体宣誓永远不进日货，并电达日本退货。日本工商界看出中国人抵制日货并不是“五分钟热度”，而这个运动也决非任何压力所能制止，因此日本民间开始发出要求改善中日关系的呼声。
九 长沙教职员提出总辞职，学生宣布散学。北京、济南教职员同盟罢课。天津学生因军警的新暴行宣布散学
湖南在北洋军阀张敬尧的统治下，不但爱国运动受到禁止，教育事业也受到很大的摧残。从一九一八年张敬尧到湖南以来，将教育经费减去一半，后来还要搭发贬了值的裕湘银行[12]纸币，因此所发经费实际不到两成，但各校必须出具十足收据才能领款。张敬尧挪移教育经费提充军饷，兼饱私囊，使得各校校长借债度日，教员枵腹从公，整个教育事业无日不在风雨飘摇中。
长沙各校普遍驻兵。兵士喧宾夺主，教职员和学生一出一入都要受到盘查，学校退缩在一隅之地上课，课堂兼为食宿之所。学校校具和仪器图书受到严重破坏，门窗地板也被拆下来当作柴薪燃烧。甲种工业学校原有机械实习场一所供学生实习之用，张敬尧下令将机器并入陆军工厂，用锅炉煎熬鸦片，学校当局敢怒而不敢言。
四月间上海和会讨论撤换湖南督军问题时，张敬尧命令长沙县知事稽炳元邀请各校校长到督署举行联席会议，要挟他们签名通电挽留督军，以此为发放教育经费的交换条件。各校校长不愿出卖人格，拒绝签名，有的逃往省外以避其锋，张敬尧恨之刺骨。明德校长胡元倓被指为谭（延闿）党，周南女校校长朱剑凡被指为社会党，孤儿院院长徐特立说了一句“清乡队就是扰民”的话，被指为通匪，行动都受监视。楚怡校长陈润霖兼任教育会会长，不肯受军阀利用，张敬尧就派“烂五团”团长张继忠带兵包围该校，将陈迫走。以上事件，使得长沙教育界人人自危，教育事业面临破产和解体的双重危机。
十一月十日，长沙教职员因无法维持生活提出总辞职。在此时期，全国各省市的罢课运动都是因外交问题引起，都是由学生发动的，而长沙罢课则因积欠教育经费引起，由教职员发动，是罢课运动中的一个特点。但是张敬尧完全不以为意。
湖南学联两度被解散，暗中仍有活动。停课时期，学生从事推行抵制日货运动。十二月二日，为了声援闽案，长沙学生在教育会焚毁多日以来所查获的日货，张敬尧派乃弟“四帅”张敬汤带兵前来干涉，指挥兵士痛殴学生，学生身受重伤者达数十人。徐庆誉等五人被兵士用麻绳绑缚起来，并拍摄照片，扬言即将枪毙。张敬汤大骂学生受了熊希龄等人[13]的指使，竟敢干涉商人营业，破坏中日邦交，今后如敢再犯，当以土匪论罪。
就从这天起，张敬尧对学生采取了更加残酷的镇压，指使兵士当街殴打学生，因此学生不敢上街。在不能求学、不许爱国和无地容身的绝境下，长沙初等以上学校学生不得已于十二月六日宣布全体散学。散学学校包括教会所办的雅礼大学，只有另外两个教会所办的女学校——艺芳、福湘两校未加入。
各省北洋军阀虽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张敬尧那样肆无忌惮地摧残教育事业，迫害爱国青年，但是他们仇视学生和镇压爱国运动，基本上是一致的。十二月一日，福州学联被福建督军李厚基封闭，因而福建旅京同乡会发起了驱李运动。十二月十日，南昌学生宣布罢课以抗议江西督军陈光远派兵解散学联，到二十三日才恢复上课。二十四日，济南学联也被查封，山东督军张树元派兵监视各校，禁止学生外出，兵士打伤了夺门而出的学生多人，以此激起了二十四日全市各校的罢课风潮。学生提出恢复学联、撤退军警、惩凶恤伤等条件，由于张树元就要下台，学生胜利了。
十二月十五日，北京小学以上学校教职员也步长沙的后尘，因生活困难而宣布全体停职。他们除经济要求之外，还有政治要求，就是要撤换安福系走狗傅岳棻。三十一日，小学以上各校校长也加入了停职的行列。一九二〇年一月五日，全体教职员整队到教育部向傅岳棻“献旗”，旗上大书“寡廉鲜耻，恋栈不去”八个字。九日，国务总理靳云鹏在接见教职员代表时，承诺薪金不搭纸币，并在最短时期内撤换傅岳棻，十二日停职风潮才告平息。
一九二〇年元旦，济南学生取得官厅同意，假座大舞台表演话剧，不料又有武装警察前来干涉，以致引起冲突，学生被打伤者七八十人，全体演员都被捕去。济南学联为此召开会议，讨论对策，而马良又威风凛凛地带领着一批打手赶到。他像以前一样，站在台上向学生训话。他说道：“你们不要把做官的人都当作不爱国者。我从前也是学生，我就是一个爱国者。你们不要上政客们的当，政客专叫你们做坏事。你们看，福建学生不是让日本人白白地打死了吗？山东处境和福建一样，日本人都带有手枪，打死你们几个人不算得一回事。”按照他的说法，山东既然在日本的势力范围内，山东人民就只能逆来顺受，听天由命，而那些挥拳舞足痛打学生的军警，似乎是来保护学生的。
马良去后，学联提出撤换警察厅厅长金荣桂、教育厅厅长袁立意和恤伤等要求，否则全体散学。一月三日，济南全体教职员宣布“同盟罢工”为学生的后援。新任督军田中玉下车伊始，不愿事态扩大，承认撤换警察厅厅长，十九日学生才恢复上课。
山东学潮刚告平息，天津又有新的事件发生。原来天津学生请愿撤换杨以德不但没有结果，北京卖国集团反而赏识杨以德的才能，百端予以包庇。同时，天津日本领事船津要求取缔学生检查货物，一月二十四日杨以德就奉命唯谨地逮捕了学生代表八人、各界代表七人，查封了学联和各界联合会。二十九日，天津学生五千余人又一次向省长曹锐请愿撤换杨以德，释放被捕代表，恢复学联与各界联合会。可是这次曹锐的真面目暴露出来了，他把省长公署的大门关上，拒绝接见学生代表。有学生数人从门槛下蛇行而入，打算从里面打开大门，门内军警看见势头不对，就像一群凶猛的野兽一样，打开大门，冲锋而出，逢人便打，打伤了学生五十余人，并将男女学生代表周恩来、于兰渚、张若茗、郭隆真四人非法拘捕。天津学生在军警淫威之下宣布散学。
天津学潮发生后，三十一日北京三十九校学生万余人冒雪游行表示抗议，上海各界也召开国民大会，发表了声讨段祺瑞、徐树铮等卖国首脑人物的宣言。
十 北京军警当局的秘密会议。前门外的大战斗和大逮捕。北京学联、教联均被解散
以前北京政府对待学潮与人民爱国运动，由军事干涉转变为和平解散，是北京政府“文治派”所采取的阴柔手段。事实上北京政府大权仍然掌握在卖国集团的手里，他们是不甘心向人民低头的。一月中旬以来，日本公使对北京政府又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态度，一再催促直接交涉山东问题[14]，抗议取缔学潮、制止排货运动不力，扬言今后如不能有所改善，日本将自筹对付之策。在日本公使大施压力之下，卖国集团当然又要行动起来了。
济南、天津学潮发生后，段祺瑞对马良、杨以德之流大加称赞，当面申斥靳云鹏“办事糊涂”，以致学生“气焰嚣张，闹得无法无天”。卖国集团打算撇开徐世昌，对学生采取直接行动。二月一日，北京军警当局举行秘密会议，段芝贵提出了直接行动的计划。会议决定由军警当局联名质问教育部有无办法制止学潮，如无办法，他们将直接采取行动。二日，日本公使到外交部面提抗议，督促从严取缔学潮。三日，傅岳棻召集校长会议，出示军警当局来函，劝告他们自行约束学生，否则引起风波，教育部无能为力。
北京学生自三十一日大游行以来，已不上课，而各校校长接到靳云鹏的秘密关照，知道军警当局就要采取直接行动，因此劝告学生暂避风头，让他们出面来交涉释放天津被捕学生。三日下午，校长代表到国务院交涉，靳表示在目前情况下，政府殊不便释放天津学生，并暗示山东问题直接交涉趋势已成，政府也不便另有主张。校长们指责靳云鹏身居国务总理，不应听人摆布，靳听了不禁动起火来，曾引起一场口角，彼此不欢而散。
四日，陈箓在国务会议上提出日本公使交来的抗议，在安福系阁员的把持下，通过了从严处理学潮。
以上消息并没有吓倒学生，他们决定更加勇敢地迎接这场战斗。四日出发讲演的学生增至七八千人，仅前门一区就集中有三千人左右。他们站在通衢大道上大声疾呼地指骂北京政府是卖国政府，人民必须勇敢地站立起来，不许他们卖国。学生们正义的呼声吸引了千千万万劳动人民，因此街头上人群异常拥挤，群情异常激动，忿怒的火苗在每一个人的脸上闪耀着。
这时，有一军官乘坐汽车前来，向人丛中盲目开进，有些人因闪让不及而被汽车撞倒，以此激起了公忿，大家七手八脚地捣毁了这部汽车。附近军警看见这个情势，就一齐出动，用刺刀和枪柄在人丛中横冲直撞，打伤了学生十余人，并逮捕了学生一千六百余人，送往天安门加以拘禁。这批学生到晚间才被释出。
五日，学生又用同样的人数出发讲演。北京政府事前调来第九师兵士二千五百人张幕于中华门内，当学生集中的时候，一声号令，全体出击，打伤了学生数十人，并逮捕了学生代表四十三人。
当天晚上，北京军警当局徐树铮、段芝贵、王怀庆、吴炳湘和安福系骨干分子曾毓隽等在北池子日本人大仓的住宅开会，日本人参加会议的有公府顾问青木中将、参战军督练官坂西中将和资本家大仓等。会议开到深夜二时，决定今后不再理睬北京政府“和平解散”的命令，采取直接行动，严厉取缔学潮。当晚就将所捕学生四十三人提交卫戍司令部收押，不许亲友探望。
六日，北京政府在卖国集团的劫持下，颁布了严厉取缔学潮和镇压爱国运动的命令。命令斥责学生“扰乱秩序，显干法纪”，嗣后如有发现，“轻者查明斥革，重者依法惩办”；学校当局“倘有徇私纵容，并予撤惩”。命令公布执行治安警察法，“不论何人，如扰乱治安，即依法逮捕”。同日，国务院通电各省称：“近以山东问题，群言庞杂，在京则有纠众阻断交通、击毁车辆、殴伤行人之举，在沪则有要求停纳赋税之通电。……此项问题（山东问题），政府正在详慎考虑之中，且将容纳各方意见，冀得正当之处置。……倘有不逞之徒，利用时机，希图煽乱，应即遵照迭次明令，分别制止逮惩，勿稍纵弛贻误。”
这一天，北京处于军警的直接控制下，各校均由军警把守，不许学生外出；电话线也被割断；北大、高师两校受到更严密的封锁。前门一带军警林立，全城各主要路线也都布满了警戒哨，如果发现讲演学生，即行逮捕。因此，学生无法进行活动，预定举行的国民大会无法召开，校长代表想到国务院交涉释放五日被捕的学生，也被军警阻止不能出来。
七日为星期日，形势较为和缓，各校驻军撤退，由警察及便衣警前来接替，电话也恢复接线，但是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仍然被禁止外出。各校学生秘密决定自下星期一起改为上午上课，下午出外讲演，并且相约寒假不回家，利用一切时间来进行爱国活动。
十日，军警虽然解除了对各校的监视，但是下午出外讲演的学生处处受到干涉，几乎寸步难移。十一日改为分散出发，每组只有二、三人，也不能逃避军警的耳目。从十七日起，学生决定停止讲演，恢复全天上课。十五日，北京学联、教联均被查封。
在军警直接行动的时期，全国爱国运动的浪潮日益高涨，北京政府日益陷于风雨飘摇的地位。九日起靳云鹏不到院办公，十三日陆徴祥、陈箓坚请辞职，外交部竟因无人负责而停止办公。十七日陈箓才被劝回。
五日被捕的学生代表四十三人，到三月二十三日才由卫戍司令部移送法院。四月七日，由校长保释了方豪、王名烈、夏秀峰三人。为了支援未释放的四十名同学，北京学生又展开了集体自首的斗争，第一批自首者一百八十九人，第二批二百四十六人，第三批增至五百八十八人。北京检察厅一概不予受理。
这已是直皖战争爆发的前夕，北京政府对山东问题终于不敢进行直接交涉，所有国内外问题，都要留待直皖两系在军事上一决雌雄后才能解决。一直到七月十七日直皖战争结束，京、津被捕代表才得全部释出。
* * *
[1] “新潮”“过激派”是指进步思想和马克思主义。
[2] 国民大会是爱国运动中“人民自决”的具体表现。最早召开国民大会的是济南各界人士，时间为4月20日。
[3] 陆宗舆曾任驻日公使，系经手卖国借款人之一。
[4] 另一人为参战督办处军法处长丁士源。日本人为新闻记者中江丑吉。章宗祥是应董康之约，游园赏牡丹后去访问曹汝霖的。
[5] 北洋军阀指蔡元培为“学阀”。
[6] 三个失望是：（1）上海和会破裂，北京政府准备签字巴黎和约；（2）罢免傅增湘，慰留曹、章、陆；（3）军事镇压学生运动，而对留日学生被殴被捕一事则置之不问。六项愿望是：（1）拒签和约；（2）惩办卖国贼；（3）恢复上海和会；（4）挽留傅增湘、蔡元培；（5）撤除对学生的警戒；（6）对日本政府提出抗议，要求释放中国留学生，惩办行凶日警。
[7] 5月21日，李长泰左迁为有职无权的泰威将军。
[8] 开天窗是指新闻被检査员删去，报纸上留有空白地位。
[9] 冯玉祥驻军常德，派兵保护日本商店，因而日商门可罗雀。常德学生举行爱国讲演时，有一家日本商店的玻璃橱窗因为听众拥挤以致受到损坏，日商要求赔偿一万元，冯就将査获日人贩毒一案罚款一万元相抵。
[10] 上海学联设于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五十一号，因巡捕前往干涉，迁往别处秘密活动。全国学联于6月16日成立。
[11] 6月10日天津商界宣布终止罢市。11日学生代表马骏等七人前往商会提出质问，因此12日又继续罢市。北京政府认为马骏是危险人物，故有搜捕之举。
[12] 裕湘银行是张敬尧和官僚资本设立的一家私人银行，滥发纸币，吸收现金，后来停止兑现，以致币值日益贬落。
[13] 熊希龄在北京联合湘绅范源濂等控告张敬尧，又因张敬尧擅自征收米盐杂捐，去电质问，张恨之刺骨。
[14] 1920年1月19日，日本公使提出山东问题直接交涉的照会。福州日舰已于上年12月19日撤退，日本希望以对闽案让步换取鲁案直接交涉，是以小换大的一种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