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劝告。社会“名流”组织“全国和平期成会”。北京政府颁布和平令
在徐世昌就总统职以前，日本原敬内阁召回了以前日本政府派到中国来支持段政权的林权助，以芳泽代理驻华公使，不久派小幡继任。由于欧战即将结束，美国在争夺中国问题上逐步转变为有利的形势，美国政府乃于六月间召回芮恩施，对中国问题作了新的指示，八月间又叫他再到中国来担任原职。英国公使仍然是在中国多年的朱尔典。十月十日上午十时半，各国外交使节到公府致贺新总统就任，推朱尔典以领袖公使代表全体致词，希望南北统一早日实现。其实，西方帝国主义决不是赞助中国统一的，这是它们对日本支持皖系军阀、制造中国内战以便独霸中国的一个反击，是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问题上对日本的态度由退却转为反攻的一个开端。
徐世昌的早期政治生活，深深受到李鸿章、袁世凯等一脉相承的“以夷制夷”外交政策的影响，这个政策的实质就是不投入一个帝国主义的怀抱，利用各帝国主义在中国互相角逐、互相牵制，保持它们的均势，以便在国际共管的局面下苟且偷安。这个政策与段祺瑞投降日本的路线不能相容。在徐上台的时期，德皇威廉二世已经退位（十月九日），欧战即将结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集团已经有力量过问远东问题，日本已经不能单独控制中国，这些情况有利于执行徐的外交政策而不利于执行段的外交政策。国内局势也起了重大变化，湖南战场上南北两军成立停战协定，闽粤边境战场上北军一败涂地，北方主战派没有人肯把自己的“本钱”投入战争，对南继续作战成为不可能，段的武力统一政策已经完全破产。
徐世昌就总统职以后，西南方面仍然表示反对，十月九日非常国会决定停止总统的选举，由军政府摄行总统职权。以前军政府并未宣告摄行总统职权，今天忽然有此一举，这是由于西南各省军阀承认冯国璋代理总统是合法的，而徐的总统地位是非法的，既然合法者不复存在，就需要有一个机构来摄行职权，以免陷于无总统的状态。另一方面，非常国会停止总统的选举，反映西南实力派虽然否认徐世昌的总统地位，却愿意把他作为接洽和平的新对象，因此并不另选总统，以免陷于僵局。
全国人民和各方面都需要和平，只有段祺瑞反对和平。但他不能继续从日本取得大力支援，而北洋派又无可用之兵，他没有方法阻止和平运动的蓬勃发展。其唯一手段就是利用徐世昌这个工具，以和平的伪装应付国内外环境，在和谈中尽可能地制造借口，拖延成立协定，使南北双方长期地停留在不战不和的阶段，等到参战军可以投到战场时，就终止无诚意的和谈，继续执行其武力统一政策。他派徐树铮以参战处参谋长兼任西北国防筹备处处长，以洛阳为据点，继续训练参战军三个师。他又在解除内阁总理以前，派曹汝霖、陆宗舆为币制局督办和总裁，以便掌握新政府的实际财权。
徐世昌虽然不甘心做别人的工具，但在初上台的时候，还不能露骨地摆脱段的势力。他只能利用段祺瑞不敢公开反对和平的这一弱点，将计就计地进行他的“和平混一”政策。他派任可澄、赵炳麟到广州有所活动，同时又通电北方各省征求解决时局的意见。这些动作，事前都取得了段的同意。
十月十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向徐打来一个贺电，附带提出劝告：“中国若不早息争端，殊难协同友邦一致达到维持正义之目的。贵大总统就任，更应和衷共济，统一南北，则于国际事务中可占其应有之地位。”这是美国政府对中国局势长期忍耐后所使的第一手“回马枪”。它企图用“漂亮”的言词，并且运用金元外交，从日本怀抱中把中国夺在它的手里。这个电报显然带有干涉内政的口吻，可是徐正要利用国际势力来吓唬段，反而觉得“正中下怀”。他在回电中说：“本大总统当选之日，即以国家统一为怀，现正力求治理，以达此原定之目的。”
十月十八日，美国公使芮恩施到公府为回任后的首次谒见，在谈话中非正式地提出了南北和平的劝告。徐也非正式地表示，中国实现统一后，必须大力裁减军队，希望美国在财政方面予以协助。芮恩施表示美国政府对这个问题必能予以同情考虑。事实上美国政府早在六月间就向英法日三国提议改组五国银行团，加入美国，退出俄德两国，由这个新银团向中国政府进行交涉，延长币制借款期限，“援助”中国政府“整理财政，裁减军队”。八月三十日又曾策动英法两国公使共同抗议中国利用日本资金发行金币券。由此可见，美国正是要打破日本包办对中国的投资，而把将来国际投资的联合机构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徐世昌当然需要一个外国主子替他撑腰。他的党羽梁士诒等本来就是与英美资本有联系的官僚买办阶级。他曾授意梁组织一个政党，梁网罗了一批社会“名流”成立“和平促进会”，其中有非安福系议员一百零八人，研究系也参加了这个组织。安福系知道徐世昌要和段分家，因此他们的机关报在字里行间骂徐“忘恩负义，丧尽天良”。
徐打算以梁士诒组织内阁，以皖系稳健派靳云鹏为陆军总长。消息传出来，皖系机关报一致攻击梁士诒，徐树铮也竭力反对靳云鹏，徐只好放弃这个打算。从此徐段之间的矛盾愈来愈深。
十月二十三日，社会“名流”熊希龄、张謇、蔡元培、王宠惠、庄蕴宽、孙宝琦、周自齐、张一麐、王家襄、谷锺秀、丁世峄、徐佛苏、文群、汪有龄、王克敏、王祖同、梁善济、籍忠寅、李肇甫、王芝祥、汪贻书、王人文、林绍斐、由宗龙等二十四人通电发起组织“和平期成会”。这个团体的发起人包括国民党、政学系、研究系和拥戴黎元洪、冯国璋的政客，甚至安福分子王祖同也被吸收，只缺少一个“大名流”梁启超。梁启超曾宣言停止政治活动，专心从事写作，所以不便公开加入。
十一月三日，“和平期成会”在北京正式成立，推熊希龄、蔡元培为正、副会长。熊希龄一再声明这个组织不带政治意味，不受任何方面利用。其实，和平运动就是一种政治运动，决不是什么超政治的一种活动。不受利用也是做不到的，首先就受了梁士诒的利用。梁士诒组织“和平促进会”受到主战派和安福系的共同攻击，而这时徐世昌还不便公开和段决裂，因此和平期成会成立后，和平促进会即行结束，旧交通系分子转入和平期成会，这是梁士诒脱胎换骨、隐蔽目标的一种做法。当然，和平期成会受梁士诒的利用也就是受徐世昌的利用。此外，它还受了南方桂系和军政府的利用。军政府允许这个组织在广州成立分会，桂系军阀也纷纷回电响应它的和平主张。十分明显，这是通过这个组织与北方取得间接联系的一种作法。
段祺瑞既然要以和平伪装应付国内外环境，所以他手下的虾兵蟹将在一转眼之间都变成了“主和派”，张敬尧、赵倜、倪嗣冲、曹锟都有回答和平期成会的电报，满纸赞成和平。倪嗣冲还发表了一种妙论，认为病人服热药无效，自应改服凉药，医生断然不应有坚执偏见贻害病人的道理。同时，全国各团体百分之百响应和平期成会的和平主张，各省纷纷组织各种不同名称的主和机构，规模最大的是由各省省议会、商会、教育会在北京联合组织的“全国和平联合会”。
段祺瑞对于日益高涨的全国和平运动，采取了冷眼旁观的态度。
徐世昌企图在欧战结束以前实现国内和平。和平期成会发起组织的一天（十月二十三日），代理内阁总理钱能训直接电达西南，以“欧战行将结束，国人不堪再战”为理由，希望“先就事实设法解纷，而法律问题俟之公议”。徐世昌想把国会问题、总统问题放下不谈，先就军事问题和实力派的权力支配进行讨论，达成协定。这是自第二次南北战争发生以来北京政府直接向西南通电并且表示和平态度的第一次。
十月二十五日，徐世昌以总统名义下了和平令。
十月二十三日，曹锟等又以“坐镇江淮，功罪相抵”为理由，呈准北京政府取消了复辟首犯张勋的通缉案。这是最后赦免的一个政治犯。这时，所有帝制、复辟各犯全部获得自由，有的又成为当时政治舞台上的“红人”。张勋从荷兰公使馆走出来，也想做南北间的“调人”，和他的老朋友陆荣廷进行联系。二十五日他怀着这个目的到公府见徐，徐因避嫌不予接见。
二 徐世昌召集督军会议。北京政府和军政府先后发表停战令
美国威尔逊总统向徐世昌提出和平劝告后，公府美国顾问韦罗贝向徐建议，由南北国会派选同等数目的议员，在上海组成联席会议，制定宪法，追认徐世昌为总统，并选举南方领袖一人为副总统；宪法告成后，这个临时国会和南北国会同时解散，根据新宪法改选新国会。
这时，日本政府虽因国际局势转变而不敢像以前那样视中国为其“禁脔”，但也决不甘心让美国夺去在中国问题上的主导权。十月二十三日，日本建议由英、美、日、法、意五国共同向中国南北双方提出和平劝告，这是日本力争对中国问题的主动权和抵制美国独断的一种手段，美国对此不便反对。同时美国政府也提出了一个对策，在中国未统一以前，各国不得对中国单独提供借款，借款应以统一后的中国政府为对象，并应监督其用途。日本政府对此也不便反对，但是反对将这一意旨列入对中国的劝告文内，以免影响日本的影响力；日本政府愿意单独发表声明，在中国未统一以前，停止对中国的借款和一切财政援助[1]。
接着各帝国主义者又布置了另一个恶毒的阴谋。十月三十日，协约各国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说帖，指责中国未履行参战国义务，处理敌侨过于宽大，参战军不用以对外而用以对内，关税余款及停付的庚子赔款都用在内战上，全国土匪横行，破坏铁路交通，共计列举了十二条款。这对中国在即将举行的世界和平会议上的席位起了很坏的影响。从这个说帖中，也可以看出西方帝国主义与日本在中国问题上的严重对立。
十一月二日，安福国会通过了追认对德宣战案，以完成中国参战的“法律手续”。
徐世昌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图和适应新的国际形势，决定召集各省北洋军阀到北京来举行一次大规模会议，解决南北和平问题、裁兵问题、军民分治问题以及各省不得擅自截留国税等问题。他叫财政部编制了财政收支月季表，备交各省参考，想促使各省军阀了解军费开支过大，收支无法平衡的实际情况，因而赞成裁兵。他虽是一个赤手空拳的总统，但恃有国际背景，自信可以制服各省军阀。他所提出的问题也就是以前历届北京政府所欲解决而未能解决的问题，而他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也和以前一样，取决于军事会议。
为了避免徐树铮兴风作浪，徐世昌在举行督军会议之前，派他到日本观操（十一月四日），并授以陆军上将衔。
十一月上旬，张作霖、陈光远、孟恩远、赵倜、倪嗣冲、张怀芝、卢永祥先后应召到了北京。这时，不但国外情况对主战派不利，有些主战派军阀本身地位也发生了动摇，第五师师长张树元不能容忍张怀芝再留在山东督军的位子上，皖南镇守使马联甲也想夺取安徽督军，李厚基在福建的地盘日益缩小，因而惶惶不安。张怀芝到北京来，有人暗中指使山东各团体向北京政府提出控诉，要求予以撤换，因此张怀芝力求内调为陆军总长。北京政府在没有做好安排以前，先任命张树元署理山东督军（十一月一日）。倪嗣冲也要求内调农商总长。
徐仿照以前袁世凯笼络武人的手段，赠给张作霖大礼服和金表。张作霖也不反对和平了，口口声声服从大总统，自己毫无成见。
随后王占元、阎锡山也都应召到了北京。没有到北京的各省军阀都派有代表出席会议。自有督军团会议以来，亲自参加会议的督军以这次为最多。长江三督有两督参加了会议，一督派了代表。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只有距离北京最近的曹锟，因为副总统没有做成，赌气不肯来，徐一定要等他来后才举行会议。十四日曹锟终于情不可却地赶到北京。
会议于十五日在公府集灵囿四照堂举行。段祺瑞也被邀参加。参加会议者除八个督军外，还有绥远都统蔡成勋、松沪护军使卢永祥和黑龙江、湖南、甘肃、陕西、江苏、四川等省代表，府秘书长、全体阁员以及参战处代表二人，共计三十三人。徐首先请段发表意见。段吞吞吐吐地说，他本人已经“下野”，未便参预国家大计。本人一得之见，国内和平应请大总统主持，但不能采取“对等议和”的形式，也不应讨论国会问题。徐接着发言，极力推崇段主持对德宣战的“伟大功绩”，他说如果没有这一举，今天中国的地位真是“不堪设想”。随后略略谈到目前国内外环境有恢复国内和平的必要。接着，钱能训发言，说明武力统一政策执行起来有困难，因此应当采取和平统一政策。倪嗣冲、曹锟先后提出了一些疑问，如南方有无和平诚意，南方内部能否取得一致意见等等。钱能训说，岑春煊、陆荣廷都有和平诚意，少数反对派没有力量，岑、陆可以负责进行。这天的会议没有耀武扬威的主战论，大家一致表示“服从总统”，赞成和平统一。
十六日继续举行第二次会议，议决：（一）如果南方不提出过苛条件，一致赞成和平统一的方针；（二）欧战停止，参战督办处应改为边防督办处；（三）预筹各省善后；（四）收束军队，先从调查军队实数入手；（五）责成各省照章报解中央税收。
同一天，北京政府发表了前方军队罢战退兵的命令。
这次督军团会议，表面是徐世昌胜利了，实际上仍是段祺瑞的极大胜利。首先，“服从总统”是有条件的，要南方不提出过苛条件，而南方所提的任何条件都可以被认为是过苛的，那就没有“服从总统”的义务了。例如段反对与南方“对等议和”，反对在和谈中讨论国会问题，实际上就是反对和平的另一方式。显而易见，不采取“对等议和”的形式就是对南方的迫降，而维持安福国会也绝对不是南方所能接受的。其次，参战处改为边防处使它成为一个常设机关，段就可以继续掌握兵权，控制北京政府。此外各条也都是一些抽象的东西，涉及各省军阀的切身利益，当然也难实现。
各省军阀曾要求派遣代表列席南北和平会议，徐不以为然。
十一月十九日，美国驻广州总领事奉有美国公使命令，访问军政府外交总长伍廷芳，请军政府响应北京政府发表罢战退兵的命令。美国总领事说，如果不这样办，南方就会失去国际同情，因而陷于不利。伍廷芳回答说，军政府可以承认徐世昌为北方事实上的领袖。美国这一表示，分明是用威胁口吻压迫南方接受它所摆布的促成中国“和平”的计划，可是军政府和西南军阀并不感到难受，十一月二十二日，军政府下令前敌各守原防，静待后命。
三 徐、段之间的矛盾逐步激化。南北双方在有关和会问题上发生争执
从徐世昌发表和平令的一天起，徐、段之间就逐步地展开了幕后的斗争。
曹锟到北京后，段和安福系竭力加以拉拢，保证一定选举他为副总统，并且担任说服张作霖放弃副总统的竞选。果然张作霖反过头来疏通东三省籍议员一致投曹锟的票。张作霖还去威胁梁士诒担保选出曹锟为副总统，否则将以激烈手段对付，吓得梁士诒避往天津，表示要辞去参议院议长。曹锟知道以前副总统选举几次流会都是旧交通系捣的鬼，而旧交通系是徐的政治助手，因此曹锟产生了一种感激段而怨恨徐的心理。安福系又集中火力攻击梁士诒，硬说他们并不反对南北和平，只是反对梁士诒包办南北和平。这是段与安福系打击徐的一个步骤。
钱能训是徐的主要助手。徐已经把钱内阁的同意案提交到安福国会，安福系主张以通过钱内阁交换副总统的选出。还有人建议提案弹劾钱能训以打消同意案，这是段与安福系打击徐的另一步骤。关于内阁问题，徐的内心是感到痛苦的，但是外表上却又满不在乎地说：“不通过钱内阁也不能难倒我。我的老朋友很多，不像华甫（冯）找不到一个内阁总理。我提出十个人，难道他们能够否决十次！”
十一月二十二日，段授意督军团组织“戊午同袍社”[2]，以团结北洋派为目的，公推曹锟为社长。曹锟做了社长，就俨然执北洋派之牛耳了，副总统的地位也似乎胜券可操了，因此又甘心为段呐喊助威。这样一来，段的声势又由弱转强，而使徐的“和平统一”计划受到很大阻力。
主战派军阀并不直接反对和平，只是重复着段的论调，反对对等和平，反对取消安福国会。倪嗣冲说：“咱们大总统就是由新国会选出来的，取消新国会就是取消大总统！”
南方滇桂两系军阀和国民党元老虽然迫切希望和平，但是坚持对等议和，这是举行南北和议的一个先决条件。南方议和总代表原来内定岑春煊，现在岑已做了主席总裁，所以改推唐绍仪担任。唐是徐的老朋友，刚由日本回国。他在第一次南北和议中充当北方总代表，这次却内定为南方总代表，前后易位，真是他自己想不到的事情。十一月二十日，徐致唐一电，把不久以前冯、段相持不下，最后相约下野，请他出来主持时局的经过情形和盘托出，希望唐绍仪竭力促进南北和平。唐的回电强调南北对等议和，代表人数相等，谈判必须公开。徐对这个问题难作肯定的回答，以后就叫钱能训代为回电，而唐大为不满，骂他搭伪总统的臭架子，不讲朋友交情。
钱能训经常与岑、陆两人互通电报，彼此互称为“先生”。军政府也承认钱内阁是北方事实上的内阁。但西南也有反对和平妥协的一派，国民党元老谭人凤在漳州发出来一个激烈反对的电报，同时有人在广州组织“护法联合会”，反对桂系包办和议。
徐世昌、钱能训在段的压力下，不得不力图避去对等议和的形式，主张议和地点不在上海而在南京，会议名称不叫南北和会而叫善后会议。李纯建议称为南京和平善后会议。十一月二十三日，岑春煊致电熊希龄，反对避去对等议和的形式。三十日，以岑为首的军政府七总裁联名致徐一电，主张在上海租界内举行南北对等的和平会议，认为上海是中立地带，在此举行会议，可以避免来自各方的政治压力。钱能训在回电中力言南京、上海同属国家领土，在国家领土上谈不到有中立地带，仍然主张在南京开会，但承认南北双方可以各派代表十人。他反对采取对等议和的形式，理由是辛亥年南北有两个不同的国体，现在不能相提并论。十二月五日，徐回答七总裁说，他对会议的有关问题一无成见，已由国务院研究答复。
十二月二十四日，唐继尧建议仿照辛亥成例，在上海举行南北和议，双方各派同等代表人数，南方由军政府主持派选，北方由徐菊老主持派选。
以上说明，在和议未进行以前，南北双方就在和会名称、地点和形式上发生了喋喋不休的争执。徐、钱之所以提出在南京开会，不用南北会议的名称，是力求避免北方主战派有所借口而不利于和议的进行。他们内定以李纯为北方议和总代表。但是这种迁就也不能满足皖系的愿望，皖系反对在南京开会，反对以李纯为总代表。他们本来打算以北京为开会地点，以安福系首领王揖唐为总代表。这就是说，他们要把南方议和代表叫到北京来进行“公审”，而以安福国会议长充当议和总代表，也就是拒绝讨论国会问题的一种作法。
此外，还有一种折衷派，建议以汉口为开会地点。
四 督军团公开要挟恢复段内阁。五国公使提出联合劝告
十一月二十二日，以曹锟为首的督军团在安福俱乐部举行“庆祝国际荣誉合肥（段）首勋大会”，段祺瑞身着陆军上将制服，神气十足地参加了这个大会。二十五日，北京政府为了庆祝协约国的胜利，授给协约各国公使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正当西方各国谴责中国未能履行参战义务，假对外之名以发动内战的时候，皖系和主战派却把段祺瑞捧为“盖世英雄”，怂恿北京政府把法律上规定只有对退职总统才能颁授的大勋位授给段，以示破格酬庸。这使一向依附北洋军阀的“外交家”陆徵祥也不能不出面来说几句话，认为这将引起协约国的极大反感，才把这个问题搁下不提。
徐召集督军团会议，原想说明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说服他们不要再空言叫喊，反对和平。不料督军团到京后反受段的利用，采取另一形式阻挠和平，并和安福系一道反对徐所倚重的钱内阁。曹锟、张作霖、倪嗣冲还到公府谒见徐，代表全体督军的公意，要求恢复段内阁。这一表示使徐大吃一惊，只得用“外交”作为挡箭牌，表示“现非其时”。
督军团在北京城公开地吃喝嫖赌，同时张作霖还对财政主管人员进行“绑票勒索”[3]，引起了外交团啧有繁言。徐劝他们早些回去，免得在北京引起风波，他们置之不理。
段内阁复活的消息使西方帝国主义外交团大为忿怒。十一月二十九日，朱尔典以领袖公使资格，代表五国向外交部提出质问。接见他的外交次长陈箓只得撒谎说，这是少数政客的意见，不足为凭。
十二月二日，美、英、法、意、日五国公使到公府，联合提出劝告和平的正式文件。文件指出：“中国长期进行内战，不但中国人民所受损失甚大，协约国在华利益也受到相当的损失。五国政府为了和中国的友谊，希望中国政府早日自谋解决。欧战现已结束，全世界迫切希望和平，五国政府希望中国从速停止内争，得以参与世界和平事业。这个劝告是一种愿望，不是一种干涉。”
同一天，五国公使训令驻广州领事，向军政府提出同一劝告。
这个劝告公然干涉中国内政，还说不是一种干涉。但是对徐说来却是一个很大帮助，否则督军团可能又有一些活剧出现。这个劝告也是日、美两国在中国问题上展开新的斗争，日本被迫退却的反映。这个时期，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由长期退缩展开了积极攻势，与西方三国结成新的联合战线对抗日本，日本被迫只得加入五国劝告，以免被排斥于中国问题之外。日本国内还发出一种“将中国返还于白纸”的呼声，主张取消各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保全中国的独立自主以保证东亚的和平。这就是说，西方各国和日本的势力应当同时退出中国，谁也不要染指，以免酿成争端。其实，这是拒绝西方干涉，保持“亚洲门罗主义”的另一方式，而保持“亚洲门罗主义”，也就是保持日本独占的另一方式。
当日本内阁更动的时候，孙中山派戴季陶，岑春煊派章士钊，还有国民党元老唐绍仪都到日本进行活动，希望日本新内阁勿再援助段祺瑞。但是，原敬内阁停止对段的援助，并不是由于他们活动的结果，而是受了国际局势的影响。同时，除孙中山及其周围人物而外，国民党元老伍廷芳、唐绍仪都是亲美派，都希望与北方进行和平妥协。伍廷芳对五国干涉公然表示谢意，更不用成桂系军阀是欢迎这种干涉的了。
十二月三日，也就是五国提出劝告的第二天，徐召集段祺瑞、曹锟、张作霖、张怀芝、王占元、倪嗣冲、孟恩远及全体阁员在公府举行特别会议。这一天，那些威风凛凛的将军们都变得十分柔顺，一致表示服从总统命令，因此决定同意军政府七总裁的意见，在上海召开南北和平会议。以前争持不决的对等议和以及和会地点等问题，一一迎刃而解。徐又要求他们疏通安福国会通过钱内阁，他们也无异言。
十二月六日，五国银行团以盐税余款四百五十万元交予北京政府维持军政开支。它们表示必须南北统一实现，才能提供更大数目的善后借款。这是美国运用金元外交控制中国的一套手法。
十二月十四日和十八日，钱内阁同意案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先后通过。二十日徐发表国务总理的任命令。阁员中内务钱能训（兼）、外交陆徵祥、海军刘冠雄、交通曹汝霖、教育傅增湘均系联任，只有陆军总长靳云鹏、财政总长龚心湛是新任。张怀芝失去了山东地盘，被调任为参谋总长。
徐树铮已于十二月十六日回国，但在五国干涉后不敢兴风作浪，不敢反对南北和议，甚至也不敢反对靳云鹏为陆军总长。
五 皖系又提出“剿匪”问题阻挠和议。五国公使拟提第二次劝告。南北和会在上海召开
五国劝告提出后，主战派又纷纷发出和平悦耳的电报以代替以前杀气腾腾的主战论。皖系急先锋张敬尧也发出俭电说：“阋墙之争，实多隐痛。敬尧尊重和平，实为国人所共谅。敬尧一介武夫，深明时事，岂忍以同室操戈之嫌，甘蹈覆亡之祸。上年于徐州出发之先，曾电达中央力主和平。嗣至汉上，复以和平之旨婉转陈说，双方均未采纳。事与愿违，而希望和平有如望岁，若函若电，累牍连篇，斑斑可考。”但是，大家都记得，这个纸上谈兵的“北洋骁将”，在徐州出发之先，曾经痛斥“秀帅夫子”是北洋派的内奸，痛斥王占元、陈光远因主和而贻误戎机，并且捏造冯国璋密电主和的消息，引起了直皖两系关系的严重恶化，而到汉口以后，又发出了“杀敌致果，甘之如饴”的狂吠，并且谎报占领蒲圻的战功。这些事情，倒真是“斑斑可考”的。
这时，各省和平运动继续高涨，蔡元培、王宠惠又组织了“制宪倡导会”，此外还有类似的团体出现。熊希龄主张召开“国民大会”，由各省省议会、商会、教育会等团体推派代表组成，解决制宪问题，在南北和议发生争执时担任仲裁。
尽管在国内外新的形势下，和平成为不可抗拒的一股热潮，但是如果说段与主战派甘心等待失败，不作最后的挣扎，那就错了。现在他们不敢正面反对和平，便提出所谓“剿匪问题”，对于南北战事发生后南方所产生的新的军事力量，一概不予承认。他们坚持陕西和福建的南军占领区都不应当划入西南的势力范围内，陕西民军和闽南粤军都应当视为土匪而继续加以讨伐。他们仍然把原来已经调动的北军继续开往陕西、福建两省去“剿匪”，以阻挠和议的进行。
徐世昌虽借外力以自重，自身究竟没有实力，在某些问题上不能不迁就段的意见，以免另生枝节。钱内阁曾召集秘密会议，决定接受主战派的意见，对于陕西民军与闽南粤军，仍得按照“剿匪条例”办理。当西南方面提出停战期内北方增兵陕闽两省的质问时，钱内阁一口咬定陕西民军首领卢占魁、樊老二、郭坚都是“土匪”，因此派许（兰洲）张（锡元）各军前往“协剿”。王永泉旅开到福建，也是为了“协助清乡”。他强词夺理地说：“如因渴望和平，纵匪不剿，是坐视两省糜烂而不惜！如因剿匪而和平忽生障碍，谓为表面言和，阴行作战，群公设身处地，何以处之？”
由于北方提出所谓剿匪问题，引起了双方关于“匪”与“非匪”的争论。西南方面指出，北方军队如张敬尧、陈树藩统率的部队和龙济光招募的新军，事实上都是土匪。伍廷芳还就这一问题电达各国公使，请其主张“公道”。
北京政府也明明知道“匪”与“非匪”的问题，这笔账很难算得清，而北方增兵陕闽二省是没有理由的。因此，只得将陈炯明的粤军在停战期内攻占长泰一事向军政府提出反质问。其实，陈炯明已于十二月六日与李厚基成立停战协定，这是北京政府情急无赖的一种反噬。
此外，中国派遣代表出席巴黎和会的问题也是双方的争端之一。北京政府指定以陆徵祥为代表团团长，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为代表，其中只有王正廷是属于西南方面的，因此军政府要求加派伍朝枢、王宠惠二人为代表。
西南方面原拟提出撤销参战督办、停止参战借款、废止《中日军事协定》、解散参战军这一系列的问题作为南北进行和谈的先决条件。这个时候，欧战已经结束，参战问题已不存在，但是参战督办改名为边防督办，参战军改名为边防军，继续支取参战借款，成立了以曲同丰、陈文运、马良为师长的三个师。这个机构如果不撤销，北京政府就要受到它的控制，南北和平也将无从实现。提出这些问题作为和谈的先决条件本来是有必要的。但由于西南方面迫切希望和平，而又明知北京政府没有力量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不作先决问题提出，而拟提交和会讨论。
关于北方议和总代表的人选，也引起了北方内部与南北之间的一些争论。段与主战派反对以李纯为总代表，于是徐改提梁士诒，段又竭力反对。段的意见还是要王揖唐担任此席。王揖唐是安福系首领，叫他担任北方议和总代表，就是有意识地引起西南的激烈反对，使南北和议不能召开。因此，徐以王揖唐是众议院议长，不便担任议和总代表为理由，改提朱启钤为总代表。王揖唐和朱启钤都是徐的拜门学生，王揖唐已经成为段的私党，朱启钤则为旧交通系分子，与徐的关系很好。段对此也不同意，认为王揖唐是众议院议长不能担任议和总代表，朱启钤是参议院副议长也不能担任议和总代表。
非常国会的孙中山系议员也反对朱启钤为北方议和总代表，因为他不仅是安福国会的副议长，而且是洪宪王朝的帝制犯。这派议员百余人还发出联名通电，指责北方增兵陕、闽，并无和平诚意，反对进行和谈。
由于南北双方都存在反对和谈的力量，特别是北方增兵陕、闽两省的问题不能解决，五国公使准备向南北双方提出措词严厉的第二次劝告。这个消息传出来，段与主战派大起恐慌，南北和议才得急转直下，迅速展开。
关于陕、闽两省问题，是根据李纯的建议解决的。建议内容是在两省划定南北界限，双方各在自己的界限内进行剿匪。
十二月二十九日，北方议和代表团朱启钤、吴鼎昌、王克敏、施愚、方枢、汪有龄、刘恩格、李国珍、江绍杰、徐佛苏十人离开北京南下。军政府也派唐绍仪、章士钊、胡汉民、缪嘉寿、曾彦、郭椿森、刘光烈、王伯群、彭允彝、饶鸣銮、李述膺十一人组成南方议和代表团，于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五日到达上海。二月二十日，南北和议在上海旧德国总会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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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项声明于12月3日发表。
[2] 1918年（民国七年）为戊午年，故称戊午同袍社，后来改名为参战同志社。
[3] 张作霖曾设宴招待财政总长曹汝霖、次长吴鼎昌。曹汝霖托病未到。张作霖在宴会中开了一张军费账单，要挟吴鼎昌如数照付，吴推托签发支票由库藏司司长李光启经手，因此张又打电话把李叫来。李也不敢签，张就突然变脸，封锁重门，不许他们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