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冯段否认程璧光为海军总长，并下令解除伍廷芳的外交总长。西南不承认段的国务总理地位
复辟问题是以黎、段两人争夺权力为起点发展起来的。讨逆军事结束后，总统问题和内阁问题仍然是时局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在这两个问题的后面，也仍然隐藏着互相排斥、互相倾轧的政治阴谋。
根据当时北京官方的说法，黎总统在复辟政变发生的第二天，即已引咎辞职，曾发表冬电（七月二日），根据约法第四十二条及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的规定，请冯国璋以副总统代行大总统职权。冬电出自黎的自由意志，因此冯取得总统的地位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合法的。
但是有人提出另外一种说法：冬电只是请冯“暂在军署（江苏督军公署）代行大总统职务”，并未请他长期地代下去。这就是说，黎在失去自由的时期，授权冯暂代职权，而一旦恢复自由，当然自己复任总统，代理的资格也应随之消失。
冬电发表不久，上海报纸又登出黎的另外一个电报。这个电报不仅没有提到自己辞职的话，而且没有提到请冯代理总统的话。电报说：“元洪负国民付托之重，本拟一俟内阁成立，秩序稍复，即行辞职，以谢国人。今既枝节横生，张勋胆敢以一人之野心，破坏群力建设之邦基及世界各国承认之国体，是果何事，敢卸仔肩？”这个电报据说是因北京电局在辫子军的严密监视下，不能发出，因此派专人送到上海，交由公府军事幕僚金永炎发布的。
反黎派异口同声地说：“上海发出的这个电报是金永炎捏造出来的。金永炎从来就是黎元洪身边的一个播弄是非、无中生有的阴谋家和说诳者！”
同时，拥黎派也断言冬电是北洋军阀所伪造而用以堵塞总统复职之路的。
关于两个电报的真假问题，成为黎自动辞职或者被迫辞职的争论焦点。问题摆得很清楚，两个电报一定有一个是假的。究竟谁真谁假，只有黎本人能够提供正确的答案。可是黎始终没有提出这个答案来，这是因为，在讨逆军事结束后，黎仍然在北洋派的严密监视中，即使有人捏造他的电报，他也只能隐忍不言。因此，拥黎派和反黎派都根据自己的利害关系，各执一词，互相攻讧，形成了总统问题上的两条对立的路线。
孙中山和国民党人都站在拥黎的方面。西南各省军阀大体上也是站在这方面的，但是国民党与桂系军阀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国民党提出迎黎复职的主张，桂系军阀虽也赞成，但并不反对冯国璋代理总统。国民党拥黎也并非对黎抱有好感，只是一种政治斗争策略，用以反对排斥黎复职的北洋军阀。
国民党不仅在言论上拥黎，而且采取了行动。国民党阁员、海军总长程璧光在北京发生复辟政变、黎逃往日本公使馆的时期，派有军舰两艘到秦皇岛迎黎南下。国民党并要求日本公使设法保护黎由北京到秦皇岛来，以便迎接黎到南方组织临时政府，反对敢于实行复辟政变的张勋和阴谋制造复辟政变的段祺瑞。国民党错误地认为，日本政府在讨袁时期曾给反袁派以同情的支援，此时同样可以给他们以支援。它没有估计到日本政府早已与段勾结，成为段的后台老板。当国民党提出上项要求的时候，日本公使以保护难周、日本不愿干涉中国内政为理由而加以拒绝。
以上是关于总统问题的斗争。关于内阁问题，南方（包括国民党与西南各省）与北洋军阀的斗争更加尖锐，并由此导致了第二次南北战争。
七月三日，冯国璋看见程璧光以海军总长的名义在上海发布海军讨伐叛逆的电报，就去电质问这是怎么一回事。程回答说：“海军直隶于大总统。本总长系奉大总统之命而来。”冯不满意这个答复，认为程已经不是海军总长，没有号召海军讨伐叛逆的资格，特别是上海为江苏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以上海作为海军讨逆的根据地，他不能置之度外。
程的海军总长资格是否应当存在，这个问题北洋军阀与国民党有着不同的看法。北洋军阀认为：六月二十四日李内阁成立时，原任海军总长程璧光已被调为海军总司令，而以萨镇冰继任海军总长。这个时期复辟政变尚未爆发，内阁阁员由总统任免，总统的命令应当是有效的，因此程的海军总长资格不复存在。国民党认为：从六月十四日张勋到北京的一天起，总统即已失却自由，张勋假传“圣旨”，发号施令，李内阁只是张勋夹袋中的一个傀儡工具，六月十四日以后的总统命令都应当视为无效，因此程的海军总长资格仍然存在。
程是国民党阁员之一，宣称“奉大总统之命而来”，又在上海这个北洋派势力下的地区宣言讨逆，当然不是北洋军阀所能容忍的。因此，冯与松沪护军使卢永祥、浙江督军杨善德，对程璧光和海军的行动，采取了密切监视的态度。
继程之后，另一位国民党阁员、外交总长伍廷芳忽然携带印信，从北戴河到了上海，指定以上海交涉员公署为临时办公处，并发表阳电（七月七日），否认北京伪外交部的职权，通告各国，继续行使其外交总长的职权。这一行动引起了北洋军阀的惊异和愤怒。段立刻以国务院名义通电否认伍廷芳的外交总长资格，声明他所办理的外交，一概视为无效，并请冯国璋就近予以制止。但是伍的外交总长资格是无法否认的。伍于张勋到北京的一天（六月十四日），化装离开北京，在此以后，在李经羲组织内阁的时期，北京政府没有来得及任命新外交总长，就爆发了七月一日的复辟政变。因此，伍自称为唯一合法的外交总长，不是北洋军阀的任何理由所能驳倒的。
伍廷芳曾以代理国务总理的身份，副署命令，免去段的国务总理，段恨之刺骨。段所提出的理由，是说伍已经解除了代理国务总理兼职，同时也就解除了外交总长的本职。事实恰恰相反，伍的外交总长本职从来没有在官方文件上解除过。因此，冯接到段的电报后，就照转给伍，劝伍到天津办公，因为天津已经成立了“国务院临时办公处”；如果不愿往天津，就请将外交总长印信退还。这个电报称伍为“秩庸先生”而不称为总长。当然，伍是不会到天津去受段的摆布的，但又拒绝交印。冯、段两人就以压力强迫上海交涉员朱兆莘，拒绝伍借署办公。七月九日，冯以代总统名义补下一道命令，解除伍的外交总长，伍只得把印信交出了。
外交总长问题虽告解决，同时又转到内阁总理问题上，南方（包括国民党和西南各省）认为，段以非法手段自称为内阁总理，因而以段为总理的北京政府不是合法的政府。段则引黎的冬电为根据，他的国务总理是黎在冬电中任命的，因而是合法的。南方的说法又与此不同，首先就指出冬电是出自北洋军阀的伪造，借以作为冯篡夺总统、段窃取总理的非法根据。南方振振有词地说，既然段在黎的冬电中取得了重任总理的根根，为什么在冯、段联名讨逆的豪电（七月四日）中，又有“祺瑞虽在林泉，义难袖手”的一句话？既然有黎的任命在先，何以七月六日冯又重复地下了一道任段为国务总理的命令？由此可见，段虽然捏造了冬电，仍不免作贼心虚，所以又由冯发表一道叠床架屋的命令。但是问题的症结还不在此。南方认为：段玩弄政治阴谋，制造复辟政变，假手张勋解散国会，驱逐总统，从而取得再握政权的机会，这个政府与复辟的伪朝廷，同样是背叛国家的非法政府，因而是必须问罪致讨的。
二 段决定迎冯到京代理总统。黎宅发生政治性凶杀案
七月十四日，段趾高气扬地偕同汤化龙、张国淦由天津到了北京。当天在府学胡同段宅讨论关于总统的问题。张国淦建议迎黎复职。他只说了这句话，段就沉下脸色来咆哮着说：“这是什么意思！我今天还能和他共事！”
旁边就有一个人拿出手枪来，大声叫喊：“谁做黎元洪的说客，就当军法从事！”张回转脸来一看，认得是讨逆军总司令部军法处处长丁士源。以前张在黎的面前建议起用段为国务总理，黎的私党金永炎摸出手枪来，厉声骂他是段的说客，现在又有人骂他是黎的说客，因此他就不能往下谈了[1]。
段的内心并不主张迎接冯国璋到北京代理总统。他深切地了解到，冯的野心大，手中有兵权，在北洋派中也拥有不少的喽啰。如果冯继任总统，比手无寸铁的黎更难对付。段在天津时，曾与私党秘密讨论，拟于到达北京时，授意北方各省军阀通电拥戴徐世昌为临时总统，组织临时政府，俟召集新国会后再行选举正式总统。他认为徐是一个文人，他能加以控制。但他没有来得及布置这套计划，没有摸到他的底细的北方军阀，就已纷纷通电拥护冯代总统，请他到北京代行总统职权，如果段不让冯继续地代下去，可能引起北洋派的分裂而使西南各省有隙可乘。当然，迎黎复职就可以拒冯代任。可是段恨黎达于极点，不愿再把他摆在自己的头上。他又转过来一想，今天既然是采行责任内阁制，谁来做总统，谁就会处于无权无勇的地位。把冯调到北京来当总统，比他在南方有兵权、有地盘，能够遣将调兵，反而容易对付。因此，他决定迎冯代理总统。
张国淦劝段在礼貌上对黎有所表示，因此段派江朝宗到日本公使馆迎黎回居东厂胡同私宅。段当天也到日本公使馆，对林权助公使保护总统表示谢意。事实上，段是向林权助表示对日本代垫讨逆军费并从各方面予讨逆军以便利的谢意的。
就在这一天，黎发表寒电，表示决不复任总统。这个电报把下令解散国会、电召张勋进京，以及他自己逃往日本公使馆的这些事件，作为引咎辞职的理由，把讨伐叛逆、恢复民国归功冯段两人，对北方叛督曲加原谅，对西南各省则劝其保持统一，勿起政争。这个电报也被疑为是由北洋军阀捏造的，也有人说是受到压力而不得不发布的。
除此之外，黎还发表了另一寒电说：“元洪本日移居东厂胡同。拟赴津门养疴。以后息影家园，不闻政治。”但他立刻发现他又做了另外一个人的俘虏，行动不能自由，像以前被袁世凯软禁一样。
就在黎回到东厂胡同的第三天，即七月十六日，黎宅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凶杀案。黎每天起床很早，六点钟左右在花园散步，这是他的生活习惯之一。这天正在散步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个大汉手里持着一把明晃晃的大刀，东张西望地走过来，黎立刻感觉到这个汉子不怀好意，便蹑足轻声地躲到花厅里去。当那人跟进来的时候，黎的卫士已有所闻，纷纷冲出来捉拿刺客。那人舞动着大刀，一连砍死了王凤鸣、马占成、宾世礼三个卫士，砍伤了李保甲、张洪品两个卫士，就飞步向外逃走。逃到东口小巷，被一个带枪的卫士开枪把他打死了。
随后，军警到黎宅查勘凶杀案，很快就查出凶手是山东曹州人王得禄，现充黎宅卫队的排长，“是个精神病患者”。警察厅很快就发表公报说，黎的卫士曾在被火焚毁的张勋宅内抢东西，因分赃不匀，发生内讧，互相仇杀。公报又说，黎宅卫队共有三百余人，是黎总统用私人名义招募的。此案绝对与政治无关。这个公报显然不能自圆其说，既然是精神病患者，就不会留在卫队里仍然充当排长，而且不应当发生争抢赃物持刀杀人的事情。公报强调与政治无关，正是“此处无银三百两”的一种掩饰。人们还记得，以前袁世凯派去行刺蔡锷的也是一个排长，行刺不成，军警当局也编造了一套事由来证明与政治无关。因此，大家怀疑黎宅的凶杀案是北洋派的旧戏重演。
问题不久日益明朗。此时国民党和西南各省仍然拥戴黎为合法总统，反对北洋派制造政变、篡夺政权的非法行为。国民党派来迎接黎南下的两艘军舰仍然停泊在秦皇岛港中。因此，即使把黎软禁在北京，段怕他会有一天破壁飞去。以前蔡锷设计逃出北京就是前车之鉴。外间传说，行刺黎是由段的死党、陆军次长傅良佐主使的。
凶杀案发生后，黎立刻躲到法国医院避难，在那里碰见了很多也是避祸而来的复辟派。黎向北京政府要求到青岛“避暑”，段自然不肯答应，反而请黎移居团城以便进行周密的“保卫”。黎也不肯接受他们的“保卫”，就在法国医院长住下来。段借口“分子复杂”，派江朝宗解散了黎的卫队，另派军警“保卫”黎宅。
黎找到与他有私人友谊而又与段接近的湖北同乡汤化龙和张国淦，研究他自身的安全问题。他们一致认为：既然官方指凶手为精神病患者，就不如将错就错，不要揭穿问题的真相，以免引起更大的不利。关于离开北京的问题，他们又认为，向段提出这个请求是无益的，但可以向即将来京的冯提出，冯不欢喜北京城里有两个总统，可能会接受这个要求。通过这次商谈，黎就一心一意地等冯来帮助他离开北京。
三 上海发生夺印案。倪嗣冲接收徐海一带的辫子军。北京政府惩办复辟祸首的官样文章。北京政府对清室的关怀
与北京黎宅发生凶杀案的同时，上海也发生了情节离奇的夺印案。这一案件的主角是总统府军事顾问丁槐。
丁槐带了五颗大印——中华民国之玺、荣典之玺、册封之玺、大总统印、陆海军大元帅印——到了上海，住在三洋泾桥泰安栈。七月十三日，丁槐发表谈话，否认黎有冬电发表。他说总统并未委托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只任命了冯为讨逆军总司令。
丁槐携带总统印到上海的消息，立刻传到冯的耳里。冯一面发表寒电（七月十四日）“奉迎总统复职”，一面派副官长何绍贤到上海向丁索取总统印。丁写信回答说，他携印到沪，是“呈明元首，冒险妥护来申。未有元首证状，不敢私相授受”。他否认黎有寒电命他交出印信。他在信中说：“昨由军署[2]抄来元首寒电，命槐即日将印信赍京汇交总理，转呈钧座。奉电之下，不胜惶惑。寒日访无京电，元首是否自由？送京既恐受欺，赍宁复为抗命。思维再四，不得不仍候元首亲笔，以定行止。”
丁槐在泰安栈屡次接到匿名恐吓信，并发觉有人暗中监视他的行动，乃由那个湖北同乡人所开的小客找搬到外国人所开的江西路客利西饭店来，终日不敢出门，以免在马路上被人绑架。七月二十日夜半，英国会审公廨忽然派人把丁捕去，并在房中搜到了五颗印信。次日即将丁引渡。原来松沪护军使卢永祥接到冯的密电，叫他向上海领事团交涉，因此演出了这幕失印、夺印的怪剧。丁槐因盗印的罪名被解到北京候审，不久获得释放。
冯于八月一日到北京，当天就到东厂胡同拜访黎，黎预先由法国医院回到私宅迎候。见面之下，冯假殷勤地要迎黎回任总统，黎当然不敢答应，冯坐了半个钟头就走了。黎仍然回到法国医院。过了二十多天，等到新官上任的一切问题都已就绪，黎就通过汤化龙等的关系，得到冯的帮助，于八月二十八日离开北京。后来国民党在广州组织军政府，派人到天津迎黎南下，因此段于九月十三日派王士珍到天津迎黎回京。黎自然不会自己送上门去做俘虏了[3]。
关于处置残余辫子军的问题，冯、段决定采取安抚的方针，派倪嗣冲兼任安徽督军，所有徐、海一带的辫子军均归节制。张勋的部将徐州镇守使张文生、海州镇守使白宝山等均照旧供职，概不株连。张勋的辫子军共有六十营，每营五百人。除带往北京的十营已被缴械外，在徐、海一带的有五十营左右。由于军官一向吃缺吞饷，实际人数不过二万人。正如孙洪伊所说的，这支军队是“五光十色，千奇百怪，儿戏乌合之十九世纪旧式营伍”。冯段为求“息事宁人”，就把张勋的这笔丰富“遗产”转赠给督军团的罪魁祸首、复辟政变附逆有据的倪嗣冲。
倪嗣冲接收不久，徐州和海州都发生兵变，甚至倪自己的安武军也在安庆发生兵变，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了很大的损失。兵变在北京政府看来是一件小事，所以江苏北部和安徽的兵变事件接连发生，北京政府并不过问。
关于惩办复辟祸首的问题，首先是张勋受到了免职拿办的处分（七月七日）。但是托庇于荷兰公使馆的张勋，丝毫不以为意，还把“复辟记录”作为向北洋军阀进行敲诈的有力武器[4]。果然北洋军阀害怕他把这些丑事暴露出来，王占元、张怀芝、张作霖等纷纷电请北京政府对张勋宽大处理，北京政府除在形式上曾向荷兰公使要求引渡外，也没有认真追究，不久就给张勋以不公开的自由[5]。
北京军警长官王士珍、江朝宗、陈光远、吴炳湘等，不但附逆无罪，而且“维持北京秩序”有功。王士珍自觉无颜见人，准备回到正定原籍隐居，他的老朋友冯、段两人马上跑过来竭力加以抚慰，劝他以北洋团体为重，继续担任参谋总长。江朝宗是段所不喜的人，则被调为迪威将军，以讨逆有功的第八师师长李长泰继任步军统领（八月十一日）。事实上李长泰也是段所不喜的人，调任步军统领后，就把他的第八师师长本职解除了。
在天津被捕的第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本是张作霖的死对头。事情出人意料之外，冯德麟被捕后，张作霖竟然“以德报怨”地用奉天全体军官的名义请求保释[6]，因此有人对关外“红胡子”的“侠义”行为表示敬佩。事实是第二十八师全体军官对冯德麟都有深厚的宗派感情，张作霖以此见好他们，从而取得了兼任第二十八师师长的职务（七月二十六日）。从此张作霖拥有第二十七师、第二十八师、第二十九师三个师的兵力，逐步发展成为“关外王”，并在北洋派直系、皖系之外形成了另外一个系统的奉系。
段不仅并无惩办复辟祸首的兴趣，甚至还想借题大赦洪宪帝制祸首。原因是洪宪帝制祸首、交通系首领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等都是他的老朋友，在复辟政变前后，又都参加过他的政治阴谋集团，报效过讨逆军一笔很大军费。为了顾虑全国舆论，他的这个意图迟至一九一八年二月四日才得实现[7]。段重握政权后，久悬未决的“公民团”捣毁国会一案，也从轻发落了[8]。
复辟犯冯德麟首先因张作霖的保释获得自由。张镇芳、雷震春两人在狱中备受优待，准其吸食鸦片，自备菜肴。北京政府明令通缉的复辟犯只有康有为、刘廷琛、万绳栻、梁敦彦、胡嗣瑗五人，并且还是“通”而不“缉”的官样文章。到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五日，所有洪宪、复辟帝制犯都被北京政府特赦了。
关于处置清室的问题，讨逆军重要人物早在讨逆檄文中表达了他们对清室的深厚感情。除国民党和西南各省坚决主张废止清室优待条件外，那些“再造共和”的保皇党人（汤梁）、封建旧臣（冯段），都是坚决主张维持清室优待条件的。七月十六日，那个两朝元老徐世昌匆匆地由天津赶到北京来，表示“此行专为清室优待条件，不含政治意味”。当天，那个“功高望重、不可一世”的段总理亲自到徐宅“移樽就教”，对维持清室优待条件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清室原已准备好第二次“退位诏”，准备派世续、溥伦与国务院接洽后公布，封建旧臣们都认为这个办法反着痕迹，很不妥当，最后决定改由清室内务府函达内务部，否认清室曾参加复辟行动。七月十八日，北京政府据以发表命令说：“据内务部呈称，据清室内务府函称，六载以来，本无私政之心，岂有食言之理。七月一日，张勋率领军队，入宫蟠踞，矫发谕旨，擅更国体，违背先朝懿旨。冲人深居宫禁，莫可如何。着内务府咨请民国政府，宣布中外，一体闻知等情。此次张勋叛国，矫挟肇乱，天下本共有见闻。兹据呈明咨达各情，合亟明白布告，咸使闻知。”
八月一日冯国璋抵京时，清室派有代表到站欢迎。这位代理总统原是清朝末年的禁卫军军统，今天荣幸地做了公府的新主人，想起了前朝的深仁厚泽，乃于八月四日派内务总长汤化龙为代表，乘坐汽车，由西华门进去，在武英殿下车，换乘黄缰四人藤轿，在乾清宫下轿，以一国大使的礼节觐见“大清皇帝”，答谢他派员欢迎的盛意。清室派世续、绍英迎接汤在大客厅坐下。世续单独走进去“奏报”溥仪，溥仪传“旨”召见。这个前清末年曾为湖北省谘议局议长的民国总长，偷眼看见皇帝宝座上坐着一个身穿黄龙纱袍，外罩青团龙马褂，缀以东珠朝珠的小娃娃，俨然还是一个皇帝的模样，他就恭行三鞠躬礼，并大声地唱着：“大中华民国大总统，谨派内务总长汤化龙，致谢大清皇帝，并敬问大清皇帝安好！”溥仪没有开口说话。世续跑到“御座”前跪下来，向溥仪低声低气地说了几句话，就站起身回过脸来，代表溥仪大声地唱着：“大清皇帝谨谢大中华民国大总统答礼的盛意，并回问大总统安好！”
这是袁世凯派公府秘书长梁士诒到清宫祝贺“隆裕皇太后”寿辰的旧戏重演。北洋军阀从来就是这样富于模仿性，万变不离其宗。也许他们自以为能与“皇帝”分庭抗礼是一件无上的“光荣”。因此，溥仪在做不成全国“大皇帝”之后，仍然可以逍遥自在，关起门来做“小皇帝”。
关于北洋军阀的政治分赃问题，除冯、段划分势力范围另有叙述外，倪嗣冲取得了安徽督军和长江巡阅使，段芝贵取得了辅威上将军和京畿警备总司令[9]，陈光远取得了绥远都统，张敬尧取得了苏、鲁、皖、豫四省剿匪督办。军民分治的旧话当然不再提了，直隶省长由曹锟兼任，山西省长由阎锡山兼任，陕西省长由陈树藩兼任，福建省长由李厚基兼任。
* * *
[1] 本章各节所记录的关于张国淦的言论和行动，均由张本人提供。
[2] 军署指松沪护军使署。
[3] 段因冯国璋的关系，不便阻黎出京，但仍责成汤化龙担保黎出京后不作政治活动、不南下，才肯放他出京。黎到天津后，段密令曹锟派人监视其行动。后来段借口天津大水，迎黎到北京避水，黎托词救济灾民，无暇分身，并以四不主义回答段：一不活动，二不见客，三不回京，四不离津。
[4] 张勋逃入荷兰公使馆后，珍藏《复辟实录》一册，内容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徐州会议记录》，是由幕僚根据回忆补写的；第二类为北洋军阀赞成复辟的函电共计八十二件。他经常以此威胁北洋军阀，勒索大宗财物。被敲诈者千方百计地想把这个秘件偷盗出来，张勋便交与躲在法国医院里的万绳栻保管，万又交与法国公使馆代为保管，并由法国公使立有收据交万收执，张勋死后，万绳栻到法国公使馆索取原件，使馆中人初则支吾其词，说是已经送往巴黎拍照，不日交还，后来一直没有交还。
[5] 由于北洋军阀与张勋具有血肉相连的关系，又有不可告人之隐，所以北京政府给张勋以不公开的自由。张勋在北京永康胡同买下了前清太监小德张的住宅，在此住了一个时期，不久移居天津。
[6] 张作霖保释冯德麟是接受第二十八师军官的要求。段在张作霖的电报上批示：“准予释放，姑留京察看可也”。冯德鱗呈请发还勋章勋位，段不予照准，不久张作霖也有电报来替他说情，段就照准了。冯获释后，张作霖聘为奉天军署顾问。
[7] 1918年2月4日，北京政府根据督军曹锟等的呈请，以“时事多艰，人才难得”为借口，下令特赦洪宪、复辟各犯。
[8] 7月19日，法院判决公民团捣毁国会一案，为首“公民”白亮拘役40天，史俊人等罚洋30元。
[9] 段芝贵在前清末年和袁世凯当权时期都做过北京拱卫军总司令，此时又做京畿警备总司令，是袁、段两人的重要爪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