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黎面斥倪嗣冲徇私保举。段召集军事会议表决对德宣战。督军团闯进国务会议，又招待国会议员，要求通过参战案
四月六日，美国对德宣战。十二日，美国驻华公使向美国政府建议借款中国，以促成中国对德宣战，美国政府仅允依照援助其他各国对德参战的通例，援助参战后的中国，这说明美国政府对中国参战与否已不重视，对中国参战后将与日本更为靠紧怀有戒心。同时，日本公使谒见黎，声明中国如因参战引起内争，日本政府愿意采取立即援助中国政府的行动。这显然是对黎的一次警告，对段的积极支持。
段早已决心追随日本对德宣战。他并不重视总统的反对和国会中还有部分不同的意见，所顾虑的只是包括北洋军和北洋附属军将领在内的全国军阀，大多数都是反对对德宣战的，如果不把他们的态度改变过来，就将引起北洋派的分裂和全国的混乱，从而动摇他的政权。四月中旬，他用急电召集各省督军进京讨论外交问题，如果不能亲身来京，请派全权代表参加会议。
在此以前，段原拟召集全国军事会议，讨论裁兵节饷。这个会议决定与此次讨论外交的会议合并举行。以上消息传出来，众议院议员黄攻素质问政府，因何召集军事会议解决外交问题，因此段对外不用军事会议之名，事实上当然是军事会议。
为使这一会议开得有声有色，能起更大的作用，段想把南北大军阀特别是冯国璋、张勋、陆荣廷三人都邀来参加。他派靳云鹏到南京迎冯，并一再电请张、陆两人务必抽出时间北来。可是，冯上次到北京，就知道外交关系和府院关系都很复杂，他已受人利用，不愿再为冯妇，因此借口防务重要不能分身，改派代表参加会议。由于段一再来电催促，他就装病向北京政府请假。他从来懂得在紧要关头生起“病”来，是个很好的应付方法。同样，张勋也不愿在段的手下充当一个不愉快的配角，坚决拒绝北来。陆荣廷已经从左右为难的政治斗争中脱身，来到风光明媚的西湖，自然也不肯再到北京来受罪了。
首先应召到北京的，是自命为北洋派急先锋的倪嗣冲。他在蚌埠动身时，还发表了对德宣战一定会引起亡国之后果的“反战论”，到天津后，公开地骂主张对德宣战的梁启超是“亡国文妖”。他还不懂得北京政府的“时价”，以为总统是一国的元首，地位在内阁总理之上，因此到北京后，不先见总理而先见总统。他原来不是段的爪牙和北洋派的嫡派，而黎、段两人对他的印象也都是很恶劣的。他见黎时态度非常恭顺，保举侄儿倪毓棻为陆军中将，又保举儿子倪幼忱为陆军少将。过去他在权威赫赫的袁大总统的面前，几乎是“有求必应”的，满以为这位“宽厚慈祥”的总统，不会拒绝他的要求。不料黎对段内阁召集军事会议，已经很不痛快，对倪本来存有厌恶之心，又想借一个军阀开刀以立总统之威，当时就沉下脸色来大声叱斥说：“什么，你到北京来是为你的侄儿、儿子谋功名富贵的吗？他们配当中将、少将吗？”倪意料不到地吃了这场抢白，只得诺诺连声退出来。
倪又跑去谒见段。段虽然对他同样存有厌恶之心，但懂得用人应以利害为重，不宜以好恶为先，因此态度和蔼可亲，还向他详细说明对德宣战并不需要出兵的内幕。从此，这个反对参战最力的地方军阀，急角度地转变为主张参战最力的健将，从“参战足以召亡论”转变为“参战始能图存论”，并且大声疾呼地说：“应当无条件加入！加入愈快愈好！”
继倪嗣冲之后，先后应召到北京的，有山西督军阎锡山、河南督军赵倜、山东督军张怀芝、江西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福建督军李厚基、吉林督军孟恩远、直隶督军曹锟、察哈尔都统田中玉、绥远都统蒋雁行等。其余北方和西南各省督军都派代表列席。
四月二十五日，军事会议开幕，出席和列席的督军、督军代表二十余人，海军总长程璧光和陆军训练总监张绍曾也都被邀参加。段亲自主持，说明召集这次会议是为了讨论军制和外交问题。督军公推李纯代表发言，关于外交问题，会议前已经接洽好，大家都不反对对德宣战，各督军并拟偕同到协约国各公使馆联络感情。段早已准备好一张签名单，上面写着“赞成总理外交政策”八个字，请各省督军和代表亲笔签名，以一个省区或一个军区（包括护军使）为一权，共计二十五权，全场一致签名。这种表决方法，正像以前袁世凯所召集的国民会议代表一致投票赞成君主制度一样，外面都说这次会议是北洋派的“旧戏重演”。
随后段提出统一军队编制、规定军官标准以及裁兵节饷等方案。当然，叫他们赞成对德宣战而不出兵是容易做得到的，叫他们裁兵节饷就话不投机，而段也没有坚持下去。以后继续举行军事会议时，各督军都不出席而只有代表参加，段也不出席主持而改派陆军部次长傅良佐为主席，始终没有作出决定来。这次军事会议就成为只讨论外交而不解决军事的一种会议了。
各督军公然联袂拜会协约国各公使，各公使也公然设宴招待他们。这是外交界很稀有的一件事情。
五月一日，国务会议正在举行，忽然闯进来二十几个督军和督军代表要求参加会议，这在国内政治上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各督军公然在会议上纷纷发言，首先是倪嗣冲[1]，主张无条件加入协约国，愈快愈好。张怀芝接着说：“地方上老百姓都是要打德国的，如果不尊重民意，就会闹出风潮来，咱们地方官负不起这个责任。”孟恩远、李厚基也都随声附和。此时外交总长伍廷芳已提出辞职，教育总长范源濂正在请假中，都未出席阁议，财政总长李经羲未就职，内务总长未补人，交通总长许世英因贿案在审查中[2]，因此参加阁议的只有海军总长程璧光、农商总长谷锺秀、司法总长张耀曾三人。这三位阁员都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对德宣战问题就是这样算在国务会议上通过了。
五月二日，段在迎宾馆邀请两院议员举行茶会，要求通过对德宣战案。参议院议长王家襄表示，此案提到国会来，两院议员一定本良心上的主张，来履行代表国民的神圣职责。段请众议院议长汤化龙表示意见，汤用手指搔着头皮，不知怎样回答才好。段就举杯请大家略用茶点而散。
同一天下午，日、英、法三国公使在法国公使馆举行会议后，即电约外交总长伍廷芳在迎宾馆见面[3]。日本公使林权助代表各公使发言，表示协约国愿以诚意与中国政府商议中国参战后应得的权利，以释议会之疑。林权助又于同日以代表各公使的身份谒见黎，表达此意。
同一天，段派王宠惠到上海疏通反对宣战的孙中山、唐绍仪等。
对德宣战案原定于四日提交国会。根据当时的观察，国会中各党派的趋向，政学会反对参战的议员本来占有多数[4]，但由于该会领导人参加了内阁，不便坚持反对；研究系议员是全体赞成参战的；益友社的意见不一致；丙辰俱乐部的反对倾向较为明显。大体上，各党派对于这样一个有关国家的重大问题，并不热心研究，只是以党派和个人的利益为出发点，来决定自己所应采取的态度。段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又请各督军于五月四日假迎宾馆疏通议员，因此将该案推迟提交国会。
五月四日，以王占元、张怀芝、孟恩远、李厚基、曹锟、赵倜、阎锡山、倪嗣冲及各省督军代表的联合名义邀请两院全体议员在迎宾馆举行招待会，到会议员四百余人。督军团公推善于词令的李厚基致词。他说：“我本人当初就是一个反对对德宣战的。譬如一个医生，在没有了解病人的病情以前，做不出正确的诊断来。我们到北京后，经过‘望、闻、问、切’，就知道中国有对德宣战的必要，而且不应当先提条件然后决定参战。譬如我们有朋友和仇人打架，我们先向朋友索取一笔报酬，才肯助以一臂之力，这个道理是讲不通的。”后由汤化龙代表两院议员致答词说：“李督军的话，可供同人参考。军人与国会接头，这还是民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现在军人也居然认识国会，并且重视国会了。当然，国会对军人的意见，也应予以重视。关于外交方针，全国应当一致，不像一条头向东尾向西的蛇一样，蛇尾没有眼睛，是会把蛇身导向火坑的。此案未经讨论，我不能代表同人发表意见，但我可以代表同人感谢各位督军认识国会和重视国会的盛意。”
二 黎痛斥督军团干涉内政外交。范源濂斥黎“优柔误国”。国会对参战问题趋向混乱
就在督军团招待国会议员的前一天，段又指使各督军到公府见黎，想利用督军团的联合声势威胁黎，嗣后不得再阻挠内阁关于外交问题的决定。这次又是倪嗣冲首先开腔，重复着他逢人便说的“只有对德宣战中国才能立足于国际舞台”的老调。黎知道他们是受了段的指使，他的满腔怒火实在没有方法按捺下去，当面痛斥各督军不应擅离职守跑到北京来开会，不应以军人的身份闯入国务会议干预国政，不应擅自成群结队与外交团直接周旋。他气忿忿地说：“宣战媾和是本大总统的特权，不许你们侵犯！你们责在守土！以上一切，都是目无法纪的行为！”
当倪嗣冲提到“各国公使都希望我们参战”的时候，黎的气就更大了，他大声地怒吼：“你是省长，凭什么资格和外交团说话！”倪又诡辩他这次到北京来是奉召参加军事会议的，不能算擅离职守。黎又怒斥说：“你是省长，凭什么资格参加军事会议！”
这是北洋军阀初次受到的厉声呵斥。在袁世凯权威极盛的时代，惯于用好言好语和高官厚爵羁縻他们，他们断不料素称宽厚慈祥的黎，会给他们这样大的钉子碰。究竟总统是一国的元首，他们受了气也还不敢当面挺撞，只得诺诺连声地退出来。
当天晚上，公府举行小圈子的秘密会议，讨论怎样对待专横跋扈的段。黎的军事幕僚们都说，今天总统的脾气发得真好，这一来可使这些老粗们不敢再来欺负总统了！无论怎样，他们总还不敢公然“造反”。黎自己也觉得他的脾气不应当老是闷在肚子里，大发作一次是有好处的。
同一天晚上，另外一个小圈子的秘密会议在府学胡同段宅举行。段也觉得局势很严重，总统和国会两关都不容易打通。他认为黎予督军团以难堪，就是予自己以难堪，言下不胜愤慨。傅良佐站了起来大声地说：“没有大不了的事！总统不盖印，就驱逐总统！国会不通过，就解散国会！”张国淦认为这不是办法，一切问题应当在轨道上进行。段考虑了一下，也就接口说：“对，我们应当按轨道办事！”[5]
但是，段所按照的轨道不是别种轨道，而是袁世凯的轨道。这个轨道就是武力威胁与伪造民意双管齐下。他指使各督军策动各省人民团体，发表向政府请愿提早对德宣战的文电，因此，各省“人民团体”纷纷发出来这类的电报，几乎是千篇一律的文章，使人联想到袁世凯在表决国体时，发动各省通电一致赞成君主制的情景。所不同的，只是段的手法更欠高明，有些上海“人民团体”的电报是从北京电报局发出来的，而从上海电报局发到北京来的，却是上海商会和各团体反对中国参战的电报。
同时，黎本拟通电各省省议会、商会及各团体征求对参战问题的意见。当然，黎是知道全国各地的这些团体都是反对参战的，他想利用“民意”来对抗段的“军意”，借以壮大自己的声势。他手下有些策士（非军事幕僚）认为，这样做将使北京政府陷于极端严重的危机，黎便有所顾虑而不敢发出这个电报了。
五月六日，段偕同各阁员到公府，请黎在拟就了的关于对德宣战案的咨交国会文上盖印。黎说：“这个问题关系不小，我们应当多加考虑。”范源濂又首先站起来，当面斥黎“优柔误国”。他抑制不住十分激动的情绪，在说完了这段话之后，竟然暴跳如雷地冲出去，因为用力太猛，关门时竟把门上的玻璃震碎了。接着，段默不发言，悻悻地不告而去。黎也不说一句话，示意把印盖好，将原件交与张国淦带回国务院[6]。
黎立刻找司法总长张耀曾单独到公府谈话。黎问他：“国会不通过参战案，他们能不能解散国会？”张回答说：“即使解散国会，也应召集新国会通过宣战案后，才能公布执行。但约法并无解散国会的规定。违反约法就等于谋叛。”黎不禁神情旺盛地说：“对，谋叛就是造反！”此时黎把一线希望寄托在国会上，因为国会中为数不少的政学会议员和他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同时他又知道段的外交方针在未提交国会之前首先取决于军事会议，并且指使督军团对国会采取表面联络而意在威胁的行动，已经引起了国会方面的很大反感，除研究系外，各党派议员都不甘心充当段的驯服工具，看上去参战案有难于在国会通过的趋势。
五月七日，对德宣战案提交到国会。
五月八日，段在国务院邀请国会各党派主要人员一百零八人举行谈话会，解释对德问题的四个疑点：第一，说明俄国发生革命后，俄国新政府[7]仍然继续对德作战，俄德单独媾和的谣言没有根据；第二，保证参战后对日本没有秘密外交，中国政府并不偏重一国；第三，对德宣战后，中国没有实际战争，全国无施行军法的必要[8]；第四，德国现已转攻为守，没有取得最后胜利的可能。
当天晚上，国会中各党派纷纷开会，讨论对外交问题所应采取的态度。宪法研究会（研究系）决定同意政府对德宣战的政策。益友社反对无条件地对德宣战。政学系反对和赞成的两派旗鼓相当，表决时反对派仅以微弱的多数票获得通过。事实上国会对参战问题意见非常混乱，除研究系旗帜鲜明外，没有一个党派能够有坚定不移的主张，也没有一个党派能够有全体一致的主张。
此时张勋忽然拍来电报说，内阁及军事会议所决定的外交方针是不能变更的，如果国会反对这个决定，就要采取最激烈的方法对付国会。
这又是前言不对后语的家伙。
三 段指使“公民团”包围国会，胁迫通过对德宣战案。段党遮盖丑行、转移目标的手法
五月八、九两日，北京城忽然出现了从来未有的“五族公民”“陆海军人代表”“北京政学商界”“北京学界”“北京市民”这些光怪陆离的队伍，手持白布小旗，在象坊桥国会附近一带蠕蠕而动。十日下午众议院举行全院委员会审查对德宣战案时，这些“公民团”从四面八方聚集有二千余人，看见议员走过，就投以各种各色的“请愿书”和“警告”传单，议员如果拒不接受，就被他们拉下车来施以殴打，当场受到殴打的有邹鲁、吕复、田桐、陈策、吴宗慈、郭同等十余人，田桐受伤最重。“公民团”推举代表张尧卿等到众议院楼上议长室，会见了议长汤化龙，要求在秘密会议上允许他们列席旁听，汤以不合议场规则加以拒绝。他们公然威胁国会，必须当天通过政府提交的对德宣战案，否则“公民团”对国会和议员将采取最激烈的手段，请大家慎重考虑。
众议院门外周围布满了武装警察，议场内的四面便门都有佩带手枪的警官把门警戒，对议员们的“保护”算得无微不至。但是被保护的议员都被禁止出外，而“公民”代表们却可以出入自由，就使人怀疑到军警所保护的不是议员而是“公民”。
议长打电话到处求救兵，电话一直打到总统府和国务院。总统说：“已请段总理即刻处理这件事。”国务院回答说：“总理已派警察总监吴炳湘即刻到国会来处理这件事。”
在这紧张的时刻，担任“保护”国会的警察和宪兵们“雁行鹄立”，和门外“公民团”彼此不相侵犯。在外面指挥“公民团”和走进会场自称“公民代表”的，是陆军部谘议和差遣张尧卿、刘世均、刘文锦、赵春霆、吴光宪、赵鹏图等，还有众议院速记员白亮、中华大学校长孙熙泽也在其内[9]。有人看见国务院参议陈绍唐乘坐汽车往来指挥，还有人看见靳云鹏、段芝贵也曾到场巡视。至于那些摇旗呐喊的“公民”们，有一小部分是北京城里的军人和警察，大部分是乞丐、杠夫和失业游民。
下午二时半国会开会时，无论任何党派的议员都以十分忿怒的心情，主张不解决这个突发事件，不讨论对德宣战案。因此，全院委员会改为大会。大会开会时，议员张伯烈首先提议请内阁总理、内务总长，司法总长三人到会，质问北京秩序是否尚能维持。这个提议立刻获得全场一致的通过，议长就分途打电话请段等出席，一面宣告停会以待。
一直到下午五时，范源濂才赶到国会，自称抱病而来，并声明对“公民”请愿事前毫无所闻，当令警察予以解散，在“公民”未解散前，他愿留在国会不走。他到议长室用电话催请段到院并责成军警解散包围众议院的“公民团”。段回答说：“已经命令吴炳湘解散公民，俟公民解散后当即到院”。此时院外叫骂声和拍掌声闹成一片，国会工友出外购买食物回来，都被“公民团”围拢来抢夺一空。“保护”国会的警察看见这种情形，就把各扇门都关了起来，据说是怕“公民团”冲进来对议员有所不利。但是大多数议员并不因此感到惊慌。他们轻松地说：“民国二年十月六日选举总统时，我们已领教过一次，现在是第二次，我们有了经验，就不怕什么了。”
六时左右，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慢条斯理地到了，但是“公民团”仍然包围国会不散，而吴总监也并不下令解散他们，仅派警官招请“公民团”代表数人入内，婉劝他们先行撤退，有话从长计议。“公民团”代表要求面见汤议长或范总长，汤避不见面，就由范在议院警卫长室接见他们。他们提出了三项意见：（一）要求国会当天通过对德宣战案；（二）国会如不通过，要求政府解散国会；（三）政府如不肯解散国会，公民将自动捣毁国会。
七时半左右，门外“公民团”的喧哗声忽然静止下来，他们分别排成了两行，让出空道，原来是段总理的汽车到了。段下车时，“公民团”摇旗欢呼，掌声雷动，段满脸挂着笑，举步疾行而入。
国会因总理已到而继续开会。段出席发言说：“人民到国会来进行和平请愿，不应当以武力强迫解散。如果这样做了，就会引起军民冲突和流血事故。因此，我们只能采取和平劝导的方法。”对于“公民”请愿一举，他委称“一切不知”。议长宣布暂时休息，请总理于一小时之内解散门外“公民”，即引导段与范源濂及随同到院的陆军次长傅良佐等到议场后面的国务员休息室休息。
段派吴炳湘到门外进行和平劝导。“公民团”代表高声喊道：“大家今天请退，有事明天再来”！人丛中就有一个人站在凳子上大声向众演说：“如果明天议员不到会，我们就去捉他们！如果明天开不成会，就请政府解散国会！如果政府不接受人民的意见，就放火烧掉国会。”“公民团”群众报以热烈经久的掌声，但仍不肯散走。
国务员休息室里坐着几尊“木偶”，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倒是议员休息室里谈笑风生，大家都说找到段总理为质，就更不怕外面“公民”逞凶了。事实正是如此，“公民”把议员包围在院内，议员又把总理包围在休息室内。议员最难忍受的是饥饿。幸而国会隔壁就有政余俱乐部和政学会这两个党派的聚会场所，从那里抛进来大批面包饼干，因此饥饿的一关也就困不住议员了。
在休息时间，被“公民”打伤了的一位议员忽然攘臂而起，忿忿地说：“公民打得我们议员，我们议员为什么打不得总理！”他要冲进国务员休息室去打段，经大家竭力劝阻而罢。
“公民”包围国会的问题一直僵持到晚间九时，终于没有得到解决。竟有一些公民向议院内投掷砖瓦，意在恫吓议员接受他们当晚通过对德宣战案的要求，不料一块飞石击中了跑到国会来采访新闻的日本联合通讯社记者中野，段恐引起外交事件，才命令吴炳湘用电话招来一队骑兵，把“公民团”驱散。
国会于九时半继续开会。范源濂保证加强国会的警卫工作，命北京城内各区警察加意保护议员住宅的安全，并保证以后不致发生同样事故，希望议员勿因今日意外之举而介介于怀。说完了这些话，段与范源濂等偕同退席。
此时已是夜晚十点半，议员们再也没有余勇继续讨论，当天的会议就此结束。被围达十小时之久因而疲乏不堪的议员们从议场里走出来，在军警的层层“保卫”下鱼贯而出，但都找不到代步工具，因为他们私备的马车或人力车有的被“公民”捣毁了，有的看见风色不对逃跑了。
原来段所谓“按照轨道办事”，就是按照袁世凯的轨道，也就是伪造民意、组织“公民”打手以威胁国会的一种轨道。北洋派演来演去总不离乎这套戏法。但是，这种戏法是容易被戳穿的，在袁当权的时期如此，在段当权的时期仍然如此。为了事后遮盖丑行，他们又要了一套转移目标的手法。第二天，有所谓京津各界公民联合请愿团二万四千余人发表通电，痛斥“政府当场指使警察，滥用职权，威迫‘公民’解散。”“公民”代表吴光宪、白亮到地方检察厅控告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蹂躏人权。这种倒打一耙的手法，也是袁的轨道中所有的。
另一方面，却有北京《醒华报》登出一个“公民”王合新的投函，揭露了丑剧的一些内容。函云：“鄙人来京谋事未遂。前日由同乡合肥人陆军部秘书谭君毅甫介绍加入公民请愿团，当时言定自十二点钟起，随大家包围议院，每点钟给大洋五角，散时立付。并云，将名册造成具报总理以后，可派一差使。鄙人如时而往，站至八点半始去，并被军警击一枪托。当晚往寻谭先生领取公费大洋四元二角五分，乃谭吝而不予。今早又往索取，谭先生避不见面，由一少年出见，大言恐吓。并云：此事闹糟，总理不肯认账，恐怕要办凶手，嘱令闭门不出，不许再提此事。鄙人忿极，为此特请登出，俾知谭之欺人手段。”（按，五角钱一点钟是高等“公民”的报酬。）
四 督军团运动国会议员维持段内阁并通过参战案。英文《京报》披露中日军械借款的内幕。众议院议决在内阁未改组前停议参战案
“公民团”事件发生后，全国舆论大哗。国民党系阁员伍廷芳、程璧光、张耀曾、谷锺秀四人建议内阁总辞职以明责任，段不肯接受，于是这四人都单独提出辞呈。范源濂见势不佳，也只好跟着辞职。五月十二日国务会议举行例会时，只剩下段一人出席。院秘书长张国淦劝段暂时引退。段还以为：“我不自动辞职，总统其奈我何！”根据段的见解，如果总统下令免他的职，他本人拒绝副署，这道命令就不能发生效力。张国淦援引内务总长孙洪伊被免职的一个前例，那道命令未经孙洪伊副署，而事实上已经发生效力，因此认为总统要免内阁总理的职，可以用同样的手续办理。段被这句话提醒，才叫他赶快备好辞呈。当天晚上，刚回国的徐树铮，忽然跑到张国淦的家里大肆咆哮：“你受了府方的指使，压迫总理辞职，将来北洋派瓦解，惟你是问！”接着，国务院秘书涂凤书携带辞职稿到府学胡同交段审核，被徐树铮抢在手里当面扯碎。从此段也不再提及辞职的话了[10]。
段每天照常到院办公，在“一人内阁”里安闲自若。他还向人表示，参战案在国会通过后，即着手组织国防内阁，增设不管部阁员数人。他似乎满有把握地认为国会一定会通过参战案，而内阁也不会有严重危机，“一切问题都很顺利”。他一连用三道咨文催促众议院从速通过对德宣战案。
此时国会中各党团的态度已由不一致而趋于一致，都主张先解决内阁问题，后讨论外交问题。只有研究系议员于十二日开内部会议时，决定了维持内阁及疏通国民党系议员通过参战案的方针。
黎对段照常到院办公感到惊奇。他向幕僚们得意地说：“且看他的独角戏唱到几时。”他对各阁员的辞呈都批了“交院”两个字，只是对伍廷芳的辞呈留中不发。有人问他，为什么伍总长的辞呈不交院并案办理。他闪烁其词地说：“为了外交的关系。”这也是一句骗人的话，事实上他是决心留伍继续任职，以便于适当时期派他代理内阁总理。
十二日，督军团在倪宅举行紧急会议，倪嗣冲建议阻止总理辞职以免北洋派解体，在内外问题未解决之前，大家留在北京，并对国会议员继续施以压力。十三日，各督军或以同乡关系，或以地方长官的身份，分别设宴招待国会议员，请其维持段内阁并通过对德宣战案。十五日，督军团全体联名在外交大楼招待全体国会议员，仍推善于词令的李厚基致词，首先声明“公民团”事件乃是一种无意识的举动，希望各位议员以国家为重，不要因此牵动感情。李厚基在致词中频频作叩首状，以表达其“为民请命”的热忱。那天赴会的议员只有二百一十五人，场面非常冷落，而且大多数议员都具有督军团“笑里藏刀”的一种感觉，疏通的效果就不问可知了。
实则，各督军并不完全都是拥护段的，有的属望王士珍，有的推重徐世昌。他们为了维持北洋派的团体利益，主张由与北洋派有直接关系的人物组织内阁，这是唯一的共同之点；至于留段或者别有推戴，则意见并不一致。只有新被段拉拢的两个北洋附属军的头目——倪嗣冲和张作霖——对段最卖气力。倪是“公民团”事件的幕后人和督军团的“发电机”。张也在此时拍来电报说：“我总理当代灵光，舍身救世。进退之际，全局攸关。国是杌陧，继起无人。与其瓦全而未必能全，毋宁玉碎而不至于碎。应请钧座奋最后之决心，挽狂澜于既倒。……无论作何地步，作霖不才，愿随海内豪杰，执鞭弭以从公后。”电中所谓决心是指在必要时期解散国会和推翻总统。
“公民团”事件发生后，黎派哈汉章到南京，想联合冯国璋作为倒段的同盟军。冯表示王士珍组阁最为适宜，并发表铣电（十六日），对“公民团”包围议会一举表示不满。这是北洋派直系军人与皖系军人不合作的一种反映。十六日，黎召王士珍入府商讨组阁问题。王没有勇气取段而代，坚决拒绝组阁，因此内阁问题仍然僵持不决。
十八日，北京英文《京报》揭露了中日军械借款的秘密消息。原来日本政府决定以一万万日元借予中国，以聘用日本技师和管理人员主持中国军火工业、聘用日本武官训练中国参战军为交换条件。五月七日，日本政府派参谋次长田中来华，以视察胶济路沿线情况作为幌子，事实上就是为了视察中国兵工厂和与段进一步接洽而来。这个消息传出来，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震动，对摇摇欲坠的段内阁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英文《京报》主笔陈友仁在揭露消息的当天被捕[11]。
从上海发出来的孙中山、唐绍仪、岑春煊等请严惩威胁国会的暴徒的电报，也加强了原属国民党的国会议员的倒段决心。孙中山又以个人名义电请国会先否决对德宣战案，不必侧重倒阁问题。
十九日众议院开会时，议员褚辅成动议：“对德宣战一案原是以总统的名义咨交国会的，何以三次催请表决的咨文都用国务院的名义？国务院发出公文，应由国务会议决定，现在仅有总理一人而并未举行国务会议，本席认为此项来文不合手续。在内阁未改组前，本案应不予讨论。”这个动议以多数人的同意获得通过。从此国会与段也进入到短兵相接和势不两立的新阶段了。
五 研究系帮助督军团破坏国会。督军团呈请总统咨交国会改正宪法草案。黎邀请国会政党领袖商讨改正宪法草案问题
国会复会以来，原来属于国民党的议员纷纷组织各自为政的小集团，力量分散，研究系以第二政党在国会中反而占居主要地位。由于段指使督军团并又组织“公民团”威胁国会通过对德参战案，激怒了研究系以外的全体议员，驱使他们在倒阁的共同要求上重行结合起来，从此研究系议员又转居于孤立寡援的地位。研究系在国会内维持段内阁和通过对德参战案的两个主张都已陷于绝望。此外，研究系关于宪法的主张，也在讨论宪法的二读会中失败。因此，研究系对国会产生了一种新的感觉，感觉到这个国会仍然是由国民党多数把持的国会，对他们说来并不是一个有力的工具。研究系从来就是口谈“法治”而事实上并不重视法治的投机政客集团。他们看到段与国会已经势不两立，督军团在段的授意下准备采取压迫总统解散国会的步骤，他们的领导者竟然产生一种幻想，企图在解散国会后，在新国会的选举中，依靠北洋军阀的力量，击败国民党而使该党跃升为国会中的第一大政党。根据这一幻想，他们在国会将要被武力蹂躏的危急关头，并不与各党派联合起来共同挽救国会的命运，反而立于冷眼旁观的地位，并进而倒向督军团方面，替他们出谋划策，破坏国会。
就在众议院决定推迟讨论外交案的同一天，督军团又在倪宅举行紧急会议，研究系的重要人物公然参加了这个会议。督军团决定采取最后一个步骤，对国会再施以压力，迫使通过对德宣战案，否则督军便联名呈请总统解散国会；在此项目的未达到以前，各督军相约不离京，以便集中力量，对国会和总统作战到底。
有人提醒他们，这样做是不妥当的，因为国会并未否决参战案，只是推迟了讨论时间，而推迟讨论是受了“公民团”威胁国会的刺激，是由于内阁残破不全，这些理由都是站得住脚的。此外，军人公开地干涉外交，并以此为借口破坏国会，究竟不是一件体面的事情，不如借口国会宪法二读会中所通过的宪法草案条文，严重地违反宪政精神，呈请总统解散国会。
那些军阀本来一窍不通，认为这个主意很高明，决定采纳施行。倪嗣冲还补充了一项意见，就是总统如果拒绝解散国会，各督军便联名辞职，宣布不负地方治安的责任。大家也齐声叫好。
但是，又有人提醒他们，这样做也是不妥当的，因为宪法尚未完成，假口宪法不良而请解散国会，未免言之太早，不如改作两个步骤，先呈请总统咨交国会改正宪法草案，如果国会拒绝改正，再呈请总统解散国会。此外，各督军相约不离京，可能会产生另外一种后果，如果总统命令北京军警监视你们的行动，你们就会成为政治俘虏而无用武之地。联名辞职也有可能引起一种相反的后果，督军在自己的地盘内，以辞职为要挟手段，是可以吓倒总统的，在北京辞职，如果总统一概批准而以你们的部下来接任，就是自己解除自己的武装，成为手无寸铁的人。因此，不如在总统拒绝解散国会的时候，打伙儿离开北京，回到防地进行反抗。
由于研究系替督军团“运筹帷幄”，督军团就进一步演出了以下的“精采节目”。
就在同一天，督军团用开快车的方法，呈请黎咨交国会改正宪法草案。呈文指出：国会宪法会议二读会所通过的一些宪法条文，如“众议院有不信任国务员之决议时，大总统可免国务员之职或解散众议院，惟解散众议院时，须得参议院之同意”“大总统任免国务总理，不必经国务员之副署”“两院议决案与法律有同等之效力”等条，都有咨交改正的必要。他们认为：参众两院同属一体，要使参议院同意解散众议院是办不到的，因此，根据这个条文，内阁随时处于动摇的地位，与责任内阁制的精神完全不相符合。大总统任免国务总理，不必经国务员之副署，就可以凭个人的喜怒任免总理，总理的地位毫无保障，就不能“尽其谋国之忠，为民宣力”。他们对两院议决案与法律有同等之效力的一条，指责尤为激昂，认为是“议会专制口吻，尤属显彰悖逆，肆无忌惮。”呈文说：“此等宪法，破坏责任内阁精神，势非举内外行政各官吏尽数变为议员仆隶，事事听彼操纵，以畅遂其暴民专制之私欲不止。……如认此宪法为有效，则国家直已沦胥于少数暴民之手。如宪法公布而不认为有效，则祸变相寻，何堪逆计。”呈文对国会议员的代表资格表示了否定的态度。它说：“以常事与国会较，固国会重，以国会与国家较，则国家重。今日之国会，既不为国家计，是已自绝于人民，代表资格当然不能存在。”呈文最恶毒的是，援引袁政府时期，黎领衔通电反对宪法草案的一事[12]，来堵塞黎的口，并用以掩饰其干涉制宪的不法行为。呈文说：“犹忆天坛草案初成，举国惶骇。时我大总统在鄂督任内，挈衔通电，力辟其非，至理名言，今犹颂声盈耳。”因此请求：“权宜轻重，毅然独断。如其不能改正，即将参众两院即日解散，另行组织，俾议宪之局得以早日改图，庶几共和政体永得保障。”
这个呈文，根据当时的传说，也是由研究系的“幕后军师”执笔代拟的。一切迹象证明：研究系不仅想依靠督军团的势力，挽救他们在议场内已经失败了的关于宪法问题的主张，而且还企图在做不到时就解散国会，以便在下届国会中取得多数党的地位。
这个呈文公推年龄最长的孟恩远领衔。由本人亲自签名者为孟恩远、王占元、张怀芝、曹锟、李厚基、赵倜、倪嗣冲、李纯、阎锡山、田中玉、蒋雁行。由代表代替签名者为杨善德、张作霖、陈树藩、张广建、毕桂芳、姜桂题、杨增新。各省代表以本人名义签名者为冯国璋的代表师景云、刘显世的代表王文华、唐继尧的代表叶荃、谭延闿的代表张翼鹏。全部列名的督军和军事代表共计二十二人。只有安徽督军张勋、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谭浩明、四川督军戴戡并无代表在北京，所以榜上无名。
这个呈文看起来是二十二省区军事首长发出来的共同声音，是一种极其雄壮的声音。但是，实际上由倪嗣冲一手包办，一部分督军根本就没有预闻其事，一部分在“团结北洋派”的大题目下随声附和，还有一部分是被冒签或被硬拉签名的。呈文缮就后，倪派人依次送往各督军的住处，接洽签名。李纯在天津没有回京，倪就从长途电话中通知他，已经代他签了名。湖南代表张翼鹏不敢代谭延闿签名，要请示后才能决定。倪说：“你不能代表他，我却能代表他。”张翼鹏慌忙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此例一开，江苏代表师景云也不敢代冯国璋签名，而用自己的名字签名。云南代表叶荃、贵州代表王文华既未看见这个呈文，也并无人前往接洽签名，但是他们榜上都有名。因此，叶荃向黎声明被人冒签。冯国璋和西南各省督军也纷纷把自己的代表撤回。
倪嗣冲将此项呈文送到国务院，请其转呈总统。徐树铮就在呈文上加盖了将军府的一颗大印，另外拟就了解散国会的一道命令，一并送往公府。
当天，总统府传出消息说，总统已经看见了这个呈文。总统认为：各省督军以个人的资格，以国民一分子的资格，在宪法草案上提出某些意见，原无不可，但是联名提出来，并且要求解散国会，这就不是在轨道以内而是在轨道以外的一种行动了。总统为国家的最高行政首长，没有干涉国会制宪和解散国会的权力。他愿意以个人资格邀请国会议员谈话，代达各督军关于宪法草案的意见，以供议员参考，对这个呈文不拟批答。这些消息说明：黎在督军团的面前表示的态度，是动摇和软弱的。
二十日，黎果然邀请国会中各政团领袖——政学会领袖谷锺秀、研究会领袖汤化龙、益友社领袖吴景濂、政余俱乐部领袖王正廷等到公府举行谈话会。黎提出各督军所指责的关于宪法草案的三个“缺点”，希望国会自动地加以改正。各政团领袖回答说，他们对此并无成见，可以转达本团体的议员重加考虑。显然，各政团领袖在军阀集体示威运动中，同样表示了动摇和软弱的态度。
当谈话会结束的时候，有人问黎，如果督军团一定要解散国会，总统用什么方法对付他们。黎说：“我抱定了九个字的决心：不违法，不盖印，不怕死！”
二十一日，黎召唤在督军团呈文上为首签名的孟恩远入府谈话。黎剀切地说明，解散国会在约法上是没有根据的。当前的问题在内阁而不在国会。芝泉（段）已经无法单独干下去。解决时局的枢纽，惟有总理辞职，另外组织一个健全的内阁。现拟在徐世昌、王士珍、李经羲、赵尔巽四人中选择一人继任国务总理。孟恩远表示愿将总统的意见转达各督军，即由公府退出来，到曹锟的住所召开督军团又一次的紧急会议。会议散后，孟又单独到公府见黎，报告各督军讨论的结果，仍然主张维持段内阁。
当天晚上，督军团又在府学胡同段宅举行会议。会议散后，约在十一时左右，就有一批督军和各省军事代表实践其“打伙儿离开北京”的计划，乘坐特备车到天津去了。
六 黎段争相拉拢张勋。黎下令免去段的国务总理，段通电否认此令有效
当督军团在北京向国会和总统猖狂进攻的时候，那个自命为北洋派领袖、十三省大盟主的张勋，老守在遥远的徐州，保持相当冷静的态度。黎、段两人都是十分看不起张勋的，到了这时候，他们却又十分重视张勋，都想把他拉过来作为自己的一支生力军。黎眼中的张勋，是个在外交问题上反对对德宣战，在内阁问题上并不热心拥段的人；而在段的眼中，也只看见张勋仇视国会和轻视总统的一面，因此，他们都引为同调而争相派人前往拉拢。段派徐树铮，黎派张勋的同乡人、江西籍国会议员郭同，于同一时期秘密到了徐州。
张勋极其豪迈地向郭同表示了拥护总统的态度：“咱们总统是个老实人。如果总统用得着我，我一定替他老人家出力。”
张勋的这一表示，是促成黎决心免段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十日以后，段就知道府方已经箭在弦上，改派内阁总理的命令即将发布，因此召集有关方面举行秘密会议，讨论对策。到了这时候，连最靠拢他的研究系人物也劝他作必要的退却，以便积蓄力量，待机反攻。于是段派范源濂到天津，请徐世昌出面来组织新内阁，本人愿意在新阁中留任陆军总长。徐知道段不是真心要下台，表示决不接受组阁的新命。
二十一日，段又亲访王士珍，请其权代内阁总理。王也向他作揖打拱地“敬谢不敏”。
同一天，段出人意料地到公府来见黎，表示迫切希望摆脱一切。他说：“我已经找过了徐菊老，找过了王聘卿，他们都不肯担任内阁总理。请总统从速为我找到替身，以便交卸。”黎回答说，他一时还没有找到适当的人选。段从公府退出来，即命陆军部向路局接洽专车，宣称于当晚九时离开北京。
这是段演来非常逼真的一套假戏。直到这时，他既未呈请辞职，又与督军团保持密切联系，企图达到留任目的。其所以演出这套戏法，是用以和缓黎采取突发手段下令免他的职，以便争取时间来布置另外一套戏法。在此以前，他的党徒曾建议用清一色的“自己人”补充已辞职和已去职的阁员，以便与国会和总统作战到底。他没有接受这个意见。此时，他拟就了一张补充阁员的新名单：以夏寿康为内务总长，饶汉祥为司法总长，汤芗铭为海军总长，孙宝琦为财政总长，庄蕴宽为农商总长，汪大燮为交通总长。耐人寻味的是：这张名单几乎没有一个人是段的私党，打头三名就是黎所喜爱的湖北人，其余也都是与黎具有相当好感的人。很明显，这是段对黎的一种“苦肉计”，想以此交换黎维持其内阁总理的地位。
二十二日，段命院秘书长张国淦携带这张名单征求黎的同意。黎因段的厚颜恋栈竟然演进到如此程度，感到十分惊奇。他没有看上一眼就说：“名单上都是一色安徽人吧！”可是，当他接到手里一看，看见名单上有不少湖北人时，脸色就不像刚才那样冷峭了。
张国淦退出来后，黎立刻召集幕僚讨论这张名单。幕僚们都很乐观地说，这是老段外强中干的一个实证。我们切不可中他的缓兵之计。此时，伍秩老[13]已经答应代理内阁总理，王士珍答应在老段下台后尽力帮总统的忙，交民巷[14]方面已经接洽好，督军团已经离开北京，这一切都是罢免老段的最好条件。此时如不下手，更待何时！
这次黎当真下了决心。
二十三日，张国淦再到公府来讨回信，黎就把免段的最后决心向他直截说明。张劝他再加考虑，话刚出口，站在黎身边的金永炎突然拔出手枪来，对着张的胸膛晃了一晃，狰狞地说：“不许开口！一开口我就一枪打死你！”
黎挥手叫金永炎退下去。同时向张表示歉意，并派卫士护送他离开公府。[15]
黎把印铸局局长吴笈孙叫来，将免段的命令交给他即日发布。吴不肯接受，他说总统命令从来都是由国务院交到局里来的，没有由总统直接交下来的前例。他一鞠躬退了下来。
同一天，那位年老多病久不视事的伍老博士出人意料地到了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将三道总统命令发交印铸局发表。第一道命令是免去国务总理段祺瑞的职，特派外交总长伍廷芳暂代国务总理。第二道命令是派陆军部次长张士钰暂代陆军总长。第三道命令是派王士珍为京津一带警备总司令，并派江朝宗、陈光远为副司令。原来还拟好了惩戒倪嗣冲和诰诫督军团的两道命令，都被黎临时撤回，没有发表。
同一天，黎通电各省报告处理内阁问题的经过。电报说：“段总理任事以来，劳苦功高，深资倚畀。……乃日来阁员相继引退，政治莫由进行，该总理独力支持，贤劳可念。当国步阽危之日，未便令久任其难。本大总统特依约法第三十四条，免去该总理本职，由外交总长伍廷芳暂行代理，俾息仔肩，徐图大用。一面敦劝东海（徐世昌）出山，共膺重寄。其陆军总长一职，拟令王聘卿继任。执事等公忠体国，伟略匡时，仍冀内外一心，共图国是。”
同一天，段乘车往天津，黎派公府顾问丁槐赠以程仪一万元，并派侍从武官长荫昌代表送行。段临行前发表漾电说：“……查共和各国内阁制，非经在任内阁总理副署，不能发生命令效力。以上各件（指以上三令），未经祺瑞副署，将来地方及国家因此生何影响，祺瑞一概不能负责。”这个电报显然是向各省北洋军阀控诉总统以非法手段免去他的国务总理，不承认这个命令有效，教唆他们起兵反抗总统。这个电报末尾署名为“国务总理段祺瑞”，显然仍以在职的国务总理自居。
伍廷芳也发表通电否认命令违法。他根据约法的第三十四条，解释总统有任免文武官吏之全权，并且举出“民元唐（绍仪）熊（希龄）免职，陆（徵祥）赵（秉钧）受代，先例具在，与约法皆无抵触”。他是以北洋派之矛，攻北洋派之盾，因为更换内阁总理的命令，不经原任内阁总理副署，已由北洋派的创立者袁世凯开其端，而当时并未被认为违法，则这次发表的命令，也不能认为违法。
* * *
[1] 倪嗣冲原为安徽督军，此时已退为安徽省长，但仍手握兵权，所以也列入督军团之内。
[2] 许世英5月3日被免职，4日被逮捕。
[3] 伍廷芳辞呈未批准前，仍为外交总长。
[4] 政学系原为拥黎的政团，因而反对对德宣战。
[5] 张国淦反映。
[6] 张国淦反映。
[7] 俄国革命是指1917年3月12日俄国发生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二月革命（俄历为2月27日）。新政府指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
[8] 没有实际战争，指不出兵欧洲。不施行军法，指宣战后不施行紧急法令。
[9] 孙熙泽是北洋军阀所组成的宪法促进会的会员。
[10] 张国淦提供。
[11] 陈友仁被捕后，以“妨害公务”罪被判刑四个月。6月4日，黎元洪下令予以特赦。
[12] 袁世凯曾授意各省军阀通电攻击天坛宪法草案，此电由黎元洪领衔。
[13] 伍廷芳字秩庸，人呼为伍秩老。
[14] 交民巷指英、美等西方国家。关于免段一事，黎先令伍廷芳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使节秘密接洽，已取得他们的同意。
[15] 张国淦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