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段内阁缩小省区和全国裁兵的计划。段分化西南的阴谋和西南军阀的扩张政策
从前袁世凯授意黎元洪发出主张军民分治和废督裁兵的电报，这个建议虽然受到各省军阀的反对，但也有人响应。因此黎博得了首倡裁兵废督的虚名。现在黎自己做了总统，很想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表上来。他虽是别人的傀儡，但不甘以傀儡自居，还主观地认为，依靠自己的“声望”和“诚意”，可以办到袁世凯所不能办到的事情。
关于裁兵问题，黎段意见一致，因此北京政府在军务院撤销后发出“收束军队”的号召，责成各省军事当局将以前派出作战的军队撤回原防，并着手编遣各地民军以及自战事发生以来新扩充的队伍。全国军队均须受北京政府的直接管理。
但是，黎段两人对裁兵问题在方法上和目的上显然不同。黎的方法是全国普遍裁兵，对南北军阀并不厚此薄彼；段的方法是要大裁南方的军队，对自己所能控制的北洋军则不愿裁减甚至还想加以扩充。黎的目的：总统和内阁总理分权分工，总统以“陆海军大元帅”管理军事，内阁总理专管政治，军权集中于中央就是提高总统的权力，使总统在实际上具有指挥全国军队和任免全国军事长官的大权；段的目的：全国军权应由陆军部掌握，所谓“中央”是指责任内阁制的中央，并不包括总统的权力。
段拟就了一套裁兵计划：全国陆军规定为四十师，每师一万人，另编二十个独立旅，每旅五千人，合共五十万人。各省可以保留一些非正规性质的警备队，但全国警备队不得超过二百营，每营五百人，合共十万人。陆军和警备队的区别是：陆军有一定的番号而无固定的防地，可以调来调去，警备队则以维持地方治安为职责，其调动范围不出省境。事实上，这个计划就是从清政府一直到袁世凯执政时期所采取的“强干弱枝”的老办法，把全国军队划分为中央军与地方军，规定中央军为正规军，地方军为非正规军；中央军不仅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地方军，在质量上（包括军饷军械）也大大优于地方军。
在北京政府整编全国军队的时期，北洋军大多已经有了番号，而西南各省军队则被列入“暂编”性质，如××省暂编陆军第×师之类。“暂编”意味着整编尚未完成，将来可以编为中央军，也可以编为地方军。这就说明北洋军将来随时可以调往各省驻防，而地方军的命运是悬而未决的，无疑地这是一个以北洋军统治全国的计划。
段知道废督的问题是行不通的。当袁世凯威权极盛的时候，曾经变更都督的名称为将军，曾经计划过废省改道以削弱地方军阀的权力，后者由于各省军阀表示反对而成为画饼。此时南北各省军阀的力量又有了新的发展，段不愿徒劳无功地重弹这个老调，他想出一个比废省改道更为取巧的办法，拟将全国行政区划大加改革，缩小现有省区，全国划分为更多的省，这样，就可以避免废省改道之名，而有废省改道之实。北京内务部曾根据段的指示，制定了全国共划分为四十九个省和五个特别行政区的计划，惟东三省因外交关系，暂不变动。
尽管段的办法想得巧妙，但是各省军阀对利害切身的问题不会没有感觉，这个缩小省区的计划，首先又碰到北方军阀的反对，不能实现。
段在南北统一“实现”的初期，还想继续保持北洋军留驻西南境内（例如川、湘两省）的既成局势，只是由于四川的北军陷于孤立，他才被迫放弃四川，撤退川东北军。所谓放弃也是一时的策略，在退却时就布置了新的计划，准备卷土重来。在北洋军能够不撤退的地方，他决不放弃尺寸之地。同时，他对西南各省又采取了分化政策，为北洋军制造自外而入的有利条件。
段内阁裁减南方军队的计划也并未获得成功。西南各省军阀对待北京政府采取了一种貌合神离的态度，仍然截留税款，招兵买马，俨如独立王国。西南大军阀在裁兵善后时期还采取了向外扩张的政策，例如滇系军阀唐继尧在讨袁战争十分吃紧的时候，不肯派兵增援四川，而在战争结束以后，却又调动大批滇军去抢四川的地盘。唐继尧的扩张政策，曾经引起蔡锷的极大反感[1]。桂系军阀利用李烈钧的滇军反抗龙济光，乘机把广东纳入它的势力范围。此外，西南各省实力较小的军阀，当然没有力量向外扩张，他们便授意省议会或地方团体提出“地方自治”，要求将省制列入宪法，规定省长民选，甚至还建议采行联邦制以代替单一的国家制度。这个主张是对中央集权的反击[2]，同时又是小军阀防止邻省大军阀侵入的一种自卫手段。
北京政府号召各省收束军事，不但南北军阀置若罔闻，就是从来以笔杆子为武器的进步党也在做着“枪杆万能”的梦，想在西南地区建立他们的私有武力。梁启超在致其党徒的信件中早就道出他的心事：“吾侪自命稳健派者，曾无尺寸根据之地，惟张空拳以代人呐喊，故无往而不为人所劫持，无时而不为人所利用。”他想假手于蔡锷、戴戡在川、滇、黔三省建立进步党的武力基础，把进步党造成为一个有实力、有根据地的政治集团，以便在中央争取更大的政权。由此可见，他在反袁初期与蔡锷相约“功成身退”的话[3]是靠不住的。
当南方军务院撤销时，进步党的军事力量主要分布于四川、贵州两省，此外通过岑（春煊）、陆（荣廷）两人的关系，在广东也有一些根基。与进步党及地方军阀合作讨袁的国民党也在湖南、广东两省占有一些势力，其主力在广东。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仅在山东和广东两省发展了为数不大的中华革命军。在此时期，由于国民党在政治上早已分化，在军事上又只建立了几个孤立据点，北京政府认为国民党已经成为历史上的名称，它就公开在全国某些城市（主要在上海）编造党人名册，按名给资遣散，而国民党对此也并无表示。
二 各省军民长官更名为督军、省长。冯国璋、张勋互争防区。各省军阀反对军民分治
七月六日，北京政府发表命令，各省将军、巡按使改名为督军、省长，并发表任命名单如下：奉天督军张作霖兼署奉天省长；吉林督军孟恩远，省长郭宗熙；山东督军张怀芝，署省长孙发绪；河南督军赵倜，省长田文烈；山西督军阎锡山，省长沈铭昌；江苏督军冯国璋，省长齐耀琳；安徽督军张勋，省长倪嗣冲；江西督军李纯，省长戚扬；福建督军李厚基，署省长胡瑞霖；浙江督军吕公望兼署浙江省长；湖北督军王占元，省长范守佑；湖南督军陈宧兼署湖南省长；陕西督军陈树藩兼署陕西省长；四川督军蔡锷兼署四川省长；广东督军陆荣廷，省长朱庆澜；广西督军陈炳焜，省长罗佩金；云南督军唐继尧，省长任可澄；贵州督军刘显世，省长戴戡；直隶省长朱家宝兼署直隶督军；黑龙江省长毕桂芳兼署黑龙江督军；甘肃省长张广建兼署甘肃督军：新疆省长杨增新兼署新疆督军。
同一天，任命龙济光为两广矿务督办，汤芗铭为广东査办使；李烈钧授以勋二位和陆军上将衔，“着即来京另候任用”；陈宧未到任以前，以陆荣廷暂署湖南督军；陆荣廷未到任以前，以龙济光暂署广东督军。
这些命令就是段内阁用以分配各省军阀权力地位和实现南北“统一”的具体措施。
这些命令像以前袁世凯所发表的废除各省都督、改设将军的命令一样，具有一些“弦外之音”。
第一，都督和将军两种名义都被废止了，但是又在两种名义之中各抽出一个字，合起来创造了“督军”的新名义。这是又一次“换汤不换药”的花样。
第二，无论帝制派与反袁派，在台上者与新被逐者，都取得了一定的地位安排，人人“各得其所”，没有一个军阀是被遗弃了的。
第三，只有少数省是以督军而兼署省长的。“署”是临时性质，这说明北京政府正在逐步地实施“军民分治”。
第四，各省督军大体上原封未动，只有湖南、四川、广东三省由于局势发生了变化，有所改动。
第五，以省长而兼署督军的有四个省。这些省都是弱小军阀或者以文人而权充军事长官的，因此也是临时性质。
第六，显而易见，段不肯放弃湖南，因为湖南为南北用兵必争之地，比四川更为重要，而且湖南与北洋军的补给线距离较短，比四川容易控制。
第七，关于川、湘、粤、桂四省的权力分配，充分说明段在这些地区内播下了仇恨和战争的种子，为北洋军创造“乘虚而入”的有利条件。
段在处理西南各省的问题上虽有不可告人之隐，但是西南各省军阀并未昏睡不醒，他们懂得哪些命令是有利于己的，因而是可以接受的；哪些命令是不利于己的，因而是应当拒绝的。因此这些命令在西南各省只是部分地被接受，甚至在北方各省也是一样。段此时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对付各方面，后来他只能置北京政府的威信于不顾，随着局势的变化而“朝令夕更”。例如：七月十六日改任刘人熙暂代湖南督军（不是署而是暂代）；十九日改派罗佩金护理四川督军兼省长（不是署或暂代而是护理）；改派陈炳焜兼署广西省长；二十四日改派王占元兼署湖北省长；二十五日又派刘人熙兼代湖南省长；二十九日任李根源为陕西省长；八月三日改任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署督军；九日改派戴戡会办四川军务，派刘显世兼署贵州省长；九月五日改派唐继尧兼署云南省长；十三日派罗佩金暂署四川督军，戴戡署四川省长仍兼会办军务；十六日改任曹锟为直隶督军；十月七日调孙发绪为山西省长，改派张怀芝兼署山东省长；八日改派刘承恩署广西省长。
北京政府任命各省督军的命令发表不久，首先就发生了冯国璋与张勋互争防地的纠纷。这两个军阀都是袁政府时代的“上将军”，冯在北洋派的“资望”远在张勋之上。张勋的地盘在安徽，他的大本营却设在徐州，并将陇海路自徐州以东直至连云港的广大地区据为己有，这些地区都属江苏，冯国璋久已不能容忍。在袁政府的末期，袁正要利用冯张两人的利害矛盾，以便从中操纵，所以冯敢怒而不敢言。此时袁氏已死，督军命令又已发表，冯认为不能再容忍下去了，因此电请张勋移驻安庆以符定制。不料张勋不但拒绝让徐州，还强词夺理地回答说，他除安徽督军外，还有一个“长江巡阅使”的兼职[4]，江苏既在长江流域内，他驻防徐州就不能视为是不合理的。这种说法，竟然视江苏督军为其下属，江苏为其势力范围。冯接到这个电报，气得向北京政府表示辞职。
当然，冯的辞职是一种手段，用以督促北京政府命令张勋让出徐州。北京政府哪有勇气敢于触犯这个著名骄横的大军阀，只得委婉地劝他自动让防。张勋没有理睬。八月二十九日，冯又电达北京政府，历数辫子军在徐海一带横行不法，人民痛苦不堪，他不能坐视不理，同时也弁髦了政府的法令，政府应该予以处置。北京政府又一次劝告张勋移驻安庆，不料张勋也用辞职的手段来威胁北京政府，说他宁可辞去安徽督军，决不让出徐州。于是，这场官司只能以不了了之。
在此时期，安徽是个情况特殊的省区：督军的驻地不在本省而在邻省，省长的驻地也不在省会而在蚌埠。安庆只设有督军和省长的驻省办事处。关于民财各政，有关部门每天要用函电向蚌埠请示处理。省长倪嗣冲也是一个骄横透顶的军阀，不肯离开蚌埠，北京政府虽明知其不合理而莫可如何。
北京政府任命各省督军、省长的命令发表后，还产生了一种风靡一时的现象，就是各省督军对北京政府所试行的军民分治计划，进行了有力的反击。山东省长孙发绪是黎元洪一手提拔的“人才”[5]。七月二十五日，孙到济南就职，就与督军张怀芝发生冲突，张授意山东籍国会议员张瑞萱在国会中提出弹劾案，吓得孙跑到北京求助于黎。黎为了要保全中央威信，叫他回到任所。随后张继续施以压力，使之不安于位，北京政府终于不得不把孙调开[6]，而派张兼任山东省长。北京政府这一软弱的表示，鼓励了各省督军纷纷效尤驱逐省长，并使军民分治的计划成为空谈。
继之而起的是陕西省长李根源不能到任的问题。李是岑春煊的“智囊”，黎为了要表示与西南“合作”，才给他这个位置。命令发表后，陕西督军陈树藩嗾使陕西军人通电拒绝李到任，自己却又直接打电报给李，叫他代向北京政府催领陕西军的欠饷，必须携带大宗军饷才能上任，否则“军界愤激，爱莫能助。”这些办法都行之无效，陈又采取了北洋军阀惯于采取的一种手段，就是本人表示辞职，请北京政府发清陕西军欠饷六百余万，以便交卸。最后，他又请冯国璋代向北京政府请求调李到另外一省做省长，改派前陕西巡按使吕调元为陕西省长。
陕西省长问题一直纠缠到次年二月，李根源在黎的支持下，到陕西做了半年的省长，终于被陈赶走。从此又开了一个恶例，就是北京政府任命一个省长，事前必须取得督军的同意，否则就会被督军采取各种不同的手段把他赶走。例如：阎锡山赶走了孙发绪，李厚基赶走了胡瑞霖。而督军所能同意的省长，往往都是他们的亲戚故旧，从此省长更成为督军的“媳妇”了[7]。
三 汤芗铭在湖南被逐。湖南军民反对陈宧督湘。谭延闿二次督湘
督军命令发表的前两天，湖南都督汤芗铭继陈宧之后做了北洋派的第二个“逃将军”。
湖南独立时，北洋军第六师在湘西，安武军倪毓芬部在岳州，汤本人直接指挥的北洋军一个混成旅在长沙附近（旅长车震）。桂军已有一部分开到衡阳、宝庆。陆荣廷在与龙济光取得妥协和军务院成立后，以护国军湘粤桂联军总司令的名义于六月间由广东到湖南，进驻衡州。国民党人派到湖南的军人在汤的同意下成立了湘军两师，湘西一部分民军也开到长沙附近成立了一师。北军与湘桂军是没有方法和平共处的，如果北军不撤走，随时就有发生冲突的可能。汤既不能指挥湘西湘北的北军，又不能控制各路民军。湖南人民坚决反对这个杀人如麻的大刽子手仍然留在湖南都督的位子上，部分国民党人也要向汤讨还血债，各路民军围攻省城和党人用手枪炸弹对付汤屠户的风声不断传来，因此，国民党人无法履行其对汤的保证[8]，七月四日深夜，汤在四面楚歌中仓皇逃走。
此时湘军已经成立了陈复初、赵恒惕、陶忠洵三个师。汤走后，国民党人曾继梧以第一军长暂代湖南都督，大绅士龙璋暂代湖南民政长。随后程潜以湖南护国军总司令的名义由云南到了湖南，他的部队也改编为湘军第四师。此时湖南又面临到军队庞杂和主客军互相敌对的严重局势。不料北京政府突于七月六日任命陈宧为湖南督军兼署省长，陈宧未到任以前，派陆荣廷署理这两个职务。这个命令使湖南的局势更加复杂化了。
陈宧于六月二十六日退出成都后，率领伍祥祯、冯玉祥两旅及李炳之旅的丁搏九团（李炳之在重庆被扣，另一团在重庆被曹锟解散），孔繁锦的卫队团取道绵阳北上。到了绵阳，他接到曹锟由重庆发来的急电，劝他改由水道离开四川，以免行军疲劳。伍、冯等将领都怀疑这是曹锟的阴谋诡计，想把他们骗到重庆而以武力压迫解散。陈宧却深信“曹仲珊是老实人”，决定改道由重庆退往鄂西。冯玉祥就在这时脱离了陈宧，率领所部单独由剑阁广元退往陕南[9]。
由于川、湘两省发生变化，段决定采取放弃四川但不放弃湖南的计划。这时，黎元洪建议给陈宧一个督军地位，段当然不肯同意，但黎的态度十分坚决。另一方面，汤芗铭被逐后，段打算迅速派遣一支北军进驻湖南，苦于无兵可调，而陈宧手中还拥有相当的兵力。派陈宧的军队入湘，给他一个戴罪图功的机会，同时把湖南夺回来，对北洋派说来是有利的。因此，黎、段会商后，决定派陈宧继任湖南督军。
这道命令立刻引起了湖南军民的激烈反对。湖南人民刚刚赶走了一个北洋军阀，断然不能容许第二个北洋军阀接踵而来。因此，湖南各界推举年已七旬的刘人熙为湖南都督，这是因为刘人熙以前做过广西藩台，与桂系军阀陆荣廷颇有渊源，想通过刘的关系，取得桂军的协助，共同抗拒北军。陆立刻表示愿意予以支援。事实上，陆并不是站在正义的立场来支援湖南人民，也无意于为老朋友捧场，这一表示是为本身的利害着想：湖南为西南各省的门户，如果北军占领湖南，两广就要受到严重的军事威胁。同时，滇系军阀唐继尧也坚持湖南必须留在西南范围内，不能让北军夺去。
北军再度入湘问题，不仅引起湖南军民和滇桂军阀的一致反对，同时国民党人和进步党也都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部分进步党人士（如湖南籍的熊希龄、范源濂等）希望调蔡锷回到湖南，国民党人则希望以由美返国的黄兴继任湖南督军。但黄、蔡两人都无意于此。黄兴推荐谭延闿自代。谭是个介乎进步党与国民党之间的投机政客，所以进步党也不反对[10]。陈宧看见湖南的风势不对，表示不就新职，而段也知道北军再度入湘，就会引起战争，他的军事准备还没有完成，因此七月十六日他又将计就计地派刘人熙暂代湖南督军，作为和缓湖南军民和各方面的一个临时措施。同时，他下令把北洋军第六师由湘西调回江西，第七师由四川调往洛阳，第三师也由四川调回岳州。段本来预定下一步骤派第三师师长曹锟为湖南督军，后来由于他在北京的政权还不稳定，必须迅速把一个得力大将摆在近边，借以加强内阁的地位，他看中曹是个“老实人”，便又调升为直隶督军，并且把七月间开回岳州的第三师分批地调到北方来。同时，他又不愿放弃湖南，便派他的内亲戚吴光新率领北军三旅接防岳州。
段内定吴光新为湖南督军的消息，很快又泄露出来，湖南军民和西南军阀又一次表示了激烈反对的态度。如果北京政府敢于一意孤行，下一步骤就是战争，而这时段对南方作战的军事准备仍然没有完成，因此采取退一步的策略，于八月三日改任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署湖南督军。
湖南军民以及西南军阀反对北军再入湖南的态度是极其坚决的，但是反对北军留驻岳州的态度就显得十分软弱，似乎北军不越过洞庭湖，就没有超过他们所能容忍的限度。另一方面，北京政府派谭延闿以省长兼署督军，明明暗示随时可以解除他的兼职，另派一个正式督军到湖南来。段内阁在文电上从来不称“谭督军”，而是以“省长”相称，这也暗示谭延闿兼署督军只是一种临时性的措施。恰恰相反，谭虽是文人出身，却不喜属员们称他为省长。因此，在北京来文上，一色都是“谭省长”的称呼，而在湖南省境以内，却又只有“谭督军”这个称呼。
谭自八月二十日到任后，对南北各方采取了八面玲珑的态度。但是，尽管他竭力讨好，段决不会放弃其既定计划。十月间，吴光新带兵进长沙的消息闹得满城风雨，湖南省议会向北京政府提出严厉质问，黎元洪回电否认其事。由于这一波动，段感觉到对湖南不宜力夺而宜智取，决定采取分化湖南内部的另外一种策略。
在西南各省中，只有湖南遵从北京政府的裁兵方案。谭将湘军四个师缩编为两个暂编师，另设守备区司令六人（地方军）。谭获得北京密报，段对湘军准备继续裁并一个旅，因此，在缩编过程中，谭令第一师师长陈复初与第二师师长赵恒惕对调，陈复初调任第二师长，将来被裁并的一定是第二师，这是由于陈对谭不够恭顺的缘故。同时，陈也从北京方面获得同样密报，因此对谭的恶感很深。事实上，谭陈两人所得的密报，都是段所摆下的迷魂阵。
段屡次想调谭到北京来担任内务总长，黎都不肯同意。十一月，谭因母丧请假赴沪[11]，段准备批准他“丁艰辞职”，又被黎阻止。十二月，段派梅馨为长宝镇守使，打算利用这个辛亥年阴谋杀害湖南起义都督焦达峰的湖南变节军人，联络湖南军人，造成一个里应外合之局，以便乘机派吴光新为湖南督军。但梅在湘军中毫无影响，而这个阴谋又被湖南省议会识破，因此也失败了。
四 蔡锷继任四川督军的由来。陈宧的部队在宜昌解散。北洋派陷害蔡锷的阴谋
川军第一师师长周骏虽然喊着“四川人不打四川人”的口号，但是护国军川军将领熊克武、刘存厚并未受到诱惑，当蔡锷动员打周的时候，刘自告奋勇愿为前驱，周部团长刘湘等也都弃周而加入护国军。随后滇军罗佩金部由自流井进攻资中，川军刘存厚部进驻新津，周骏形势不利，北京政府乃于六月二十四日发表命令以蔡锷为益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12]。
周骏虽于六月二十六日赶走陈宧，但是三十日刘存厚师进入成都，周也逃走了。在此之前，段本无意于撤退重庆的北军，并且发表命令派曹锟为四川军务会办（二十四日），随后看到四川民军纷纷向重庆移动，北军有陷于重围的危险，才决定迅速调北军退出四川，借以避免损失。在七月六日的命令中，除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外，还任命罗佩金为广西省长，戴戡为贵州省长。表面看起来，罗、戴两人都是反对帝制的有功人物，给他们较高的地位是有理由的，但罗是蔡的参谋长和左翼司令（统率滇军），戴是蔡的右翼司令（统率黔军），把这两个人调出四川，就等于拆蔡的台，这个命令显然又是别有用心的。
蔡于六月二十八日由永宁启程，二十九日抵大洲驿，七月一日抵泸州。原在泸州的北军第七师已经撤往洛阳。蔡在泸州找到德国医生阿密思替他医治喉病，服药后毫不见效，肿痛更甚，饮食难进，体温高达三十九度。他在泸州接到了北京政府任命他为四川督军和省长的公报。他通过梁启超的关系，要求北京政府负责偿还半年以来四川护国军第一军的欠饷欠款二百万元，因为这笔款项云南负担不起。同时他又请求“卸职养疴”[13]，但“军中会议力加阻止”[14]，四川各方面也纷纷打电报来欢迎他早日赴任，他认为这是“恶作剧”[15]，使他“失却自由之身”[16]。他不止一次电请梁启超转达北京政府准其辞职。他有皓电（七月十九日）给唐继尧说：“侪辈中果有三数人身先引退，飘然远翥，实足对于今日号称伟人志士英雄豪杰一流直接下一针砭，为后来留一榜样”。“我辈主张，应始终抱定为国家不为权利之初心，贯彻一致，不为外界所摇惑，不为左右私慝所劫持，实为公私两济。”这个电报除表明自己的态度外，还讽示唐继尧不要听信那些狗头军师们的鬼话，想把四川纳入云南的势力范围。
北京政府接到蔡的辞职电，认为是一种表面文章，因此七月十九日批准给假一月，叫他“就近调养”，并令罗佩金护理四川督军兼省长。七月二十一日，蔡由泸州启程往成都，在到达成都的前一天，他有勘电（七月二十八日）给刘显世，表示他愿意参加北京政权。他认为北洋军是一支很好的武装力量，北方人朴实忠勇而又具有强健的体格，只是由于袁世凯自私自利，把北洋军造成为他的个人军队和政治资本，因此北洋军对国家不但没有贡献反而起着一种破坏作用。现在袁氏已死，应当是化私为公改造北洋军的良好时机。他在勘电中说：“甚欲置身彼中，为此后改良之导线。”以前袁世凯本想借重他改造北洋军，而他也愿意接受这个任务。袁的意图是要把兵骄将悍、暮气沉沉的北洋军改造成为更能盲目服从个人、更好地为个人效忠的私有武力，而不是任何其他的“改造”。此时袁氏虽已死亡，袁的化身依然遵循着袁的轨道，利用北洋军作为个人争权夺利的有力工具。蔡的心愿是不可能实现的。
此时蔡颇受各方的重视。梁启超想留他在四川建立进步党的武装力量，另外一部分湖南籍的进步党人想调他到湖南“为桑梓服务”。蔡既不愿留在四川，又不愿调往湖南，希望有一个较长时期医治疾病。他向北京政府保举罗佩金继任四川督军，戴戡继任四川省长。七月二十九日他到达成都后，继续向北京政府请假辞职，八月九日，北京政府批准给假两月，改派戴戡会办四川军务。这时戴在重庆主持收编各路民军，邀请蔡到重庆疗养，蔡没有同意。就在北京政府准假的一天，蔡偕同蒋百里等由成都出发，经过重庆稍作逗留，即换乘轮船下驶。
蔡到宜昌时接到一个注明“沿途探送”的急电，这个电报是梁启超从上海发来的。电文仅有一句话：“此间破获贩毒巨案，涉及某公之贵介弟”。蔡是个细心人，知道他的老师不会无端地打来这样一个无头无尾的电报。后来查明，“某公之贵介弟”是指唐继尧的兄弟唐继禹。
蔡在宜昌会见了从四川逃出来的陈宧。此时陈已辞去湖南督军新职，又把他所统率的相当于一个师的北洋军在宜昌解散了。原来他到宜昌时，又接到黎元洪的策士们打来一个电报说，总统对他取消独立一举深感满意。此时总统正在提倡裁兵，如果你把携带出川的军队首先自动地解散，以为各省裁兵之倡，无疑地将得到总统更大的信任。一直到这个时候，陈还没有弄清楚北京政府的大权已由总统移于总理之手，也不知道总统和总理因争权而不和，更没有想到服从总统就是反抗总理，而没有得到北洋派领袖的命令，擅自把北洋派的本钱弄掉，更是段所痛恨的事情。以前段虽然恨他，但是他手里还有兵，还可以利用他为北洋派另外做一些事情，现在他成为手无寸铁的光杆，因此段决定等他回到北京时，组织军事法庭加以审理，将借他的头颅为自己立威。
蔡邀请陈宧同轮往汉口。陈自己感觉到与蔡同行，一荣一辱，恰恰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便婉言谢绝了。
蔡换乘大元商轮于八月二十六日到汉口。湖北督军王占元早已派有楚信、楚义等巡防舰驶往武昌上游迎候，随后亲自乘楚材舰来迎接。武汉江面上布满了大小不一的各种船只，分载着各机关、各团体的欢迎者。大元轮船一到，这些难以数计的欢迎船只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把大元轮包围在垓心。这次欢迎蔡锷的盛况，又远远超过以前欢迎陈宧的盛况而为空前之举。王占元热情地请蔡在武汉多停留几天，蔡坚决辞谢，王只得在楚材舰上大张宴会，款待蔡及其随行人员。蔡并未登岸，当晚换乘江裕轮下驶。
蔡在武汉江中所受的欢迎，是一种令人怀疑的欢迎。十分明显，蔡在北洋军阀眼光中是一个十分可怕的敌人，他们不会对“与北洋派为敌”的讨袁健将具有如此热情。后来得知，这是北洋派摆下来的“鸿门宴”。原来长江上游经常有一些武装军人私带烟土，这已经是一件公开之秘密了。蔡来自四川，北洋军阀估计在他的随从中一定有人私带烟土，因此，王占元奉命假欢迎之名，用许多船只把大元轮包围起来，如果在船中发现烟土，就可以毁灭蔡锷的盛名，把一个全国称道的大人物变成为永远见不得人的贩毒犯。因此，这种欢迎是一种别有用心的欢迎[17]。
北洋军阀对西南人物采取这种毒辣手腕，并不是个别的。在此以前，上海海关破获了一件贩毒案，他们无中生有地把这件案情牵扯到张耀曾的头上。对蔡锷施展同一手腕，并不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从这里可以了解到梁启超打来的急电，不是无因的。
以前蔡由北京脱险到云南，沿途发生过多次危险，而这次在由四川到上海的旅途中，也仍然不是很平安的。八月二十八日到上海后，他就把自己隐藏起来，仅到梁启超的“礼庐”“相对欷歔，互道劳苦”[18]。他又一次向北京政府辞职请求“东渡养病”。段祺瑞电请梁转劝他到北京西山疗养，不必远渡日本。蔡没有忘记以前袁世凯电召他到北京养病，从此成为袁的政治俘虏的往事。他推托说，北京繁嚣，不宜养病。北京政府只得继续给假三月，派罗佩金署理四川督军，戴戡署理四川省长仍兼会办军务，并以熊克武为重庆镇守使。九月八日，蔡动身到日本，在九洲福冈医院医治疾病。
陈宧迟蔡一天到汉口。王占元开始对他还有些礼貌，随即派密探监视他的行动。随同陈到汉的前四川军署参谋长刘一清因私带手枪一度被捕。陈也从北京方面得到不利于他的消息，吓得躲在汉口租界不敢北上。
五 段祺瑞布置三路援龙。北洋军阀“讨伐”李烈钧的叫嚣。桂系不战占有广东
在南北“统一”实现的初期，广东也是一个多事之区。
军务院撤销前，龙济光一面指使驻韶州的济军[19]用坚壁清野的方法对待李烈钧所统率的假道北伐的滇军，并在城楼上开炮轰击，一面密电请求段迅速调派北军三路入粤援助。这个电报被军务院截获，由代理抚军长岑春煊通电揭破，龙无法抵赖，也就伪造了军务院不肯撤销和岑、李两人密谋攻占广东的往返电报以资抵制。
段接到龙的乞援电，曾电令江西督军李纯将由湖南调回江西的北军第六师全部调往赣南，福建督军李厚基出兵闽南，并派萨镇冰率领海军以保护外侨为名开往广州，准备首先消灭滇军，然后进一步把广东纳入北洋派的势力范围。李纯、李厚基虽然执行了这个命令，但是他们自己已有地盘，其派兵目的只是为了防止滇军侵入，并不热心越境进攻。同时，在滇军愤怒地进行反攻后，那支外强中干的韶州济军于六月七日开城投降，龙调军队北上应援，七月三日又被乘胜长驱而南的滇军在源潭予以痛击，济军大败退回。桂军莫荣新乘机由西路攻入三水，龙被迫放弃一切阵地，集中兵力困守广州。
广东军事的迅速变化，使段来不及布置援龙，而龙困守观音山与滇军血战，有全军被歼的危险。段秘密指示龙于万不得已时退守琼崖，保全实力，待机反攻。这个计划正是辛亥革命初期，广东民军纷纷起义，袁世凯指使龙退往西江待时而起的同一做法。七月六日，段内阁在发表全国各省军民长官的命令中关于广东方面的处置，是将李烈钧调到北京“另有任用”，以陆荣廷为广东督军，朱庆澜为广东省长，调龙济光为两广矿务督办，但又任命陆荣廷暂署湖南督军，陆荣廷未到广东以前，仍由龙济光暂署广东督军。
这个命令所包含的阴谋诡计，从纸面上就能看穿。调开李烈钧是拔除龙的正面敌人。桂军虽然也与龙为敌，但是它的态度十分暧昧，派陆荣廷为广东督军，桂军就没有必要继续对龙采取攻势了。同时又派陆署理湖南督军，其目的在于阻止他到广东接任广东督军。广东督军仍由龙暂署，龙的地位未动，只等段调兵到广东来，就仍然可以恢复龙的实职。这是对滇军的调虎离山计和对桂军的缓兵计。命令中又把与北洋派有关、刚卸任黑龙江将军不久的朱庆澜摆在广东省长的位置上，也具有另一作用。
这个命令引起了广东人士的激烈反对。以唐绍仪、梁启超、王宠惠为首的各党派代表人物纷纷电请北京政府罢免广东人民的公敌龙济光。段又假口“粤事真相不明”，加派刚由湖南逃出来的汤芗铭为广东査办使，并派海军上将萨镇冰为粤闽巡阅使。显而易见，这是“海军援粤”的重要步骤之一。
汤芗铭与黎、段两人都有相当关系。他与黎是湖北同乡，又同为海军学生出身。袁世凯未死前，冯国璋召集南京会议，汤和冯一样主张袁氏退位，所不同于冯的，就是冯有觊觎总统的野心，汤则竭力主张以副总统继任总统。这个主张博得黎的很大好感。段对汤的看法和对陈宧的看法完全不同：虽然这两个人都是袁的“倒戈将军”，但陈早已通款于蔡锷，汤却是在桂军的重大压力下才被迫宣布独立的；汤具有镇压人民的惨酷手腕和丰富经验，与国民党结有不解之仇；而且此时段正要借重进步党领袖汤化龙操纵国会，起用汤芗铭也是拉拢汤化龙的一种做法。
黎打算提拔汤为海军总长，派汤为广东查办使是段的主张。以前国民党“二次革命”的时候，袁世凯派汤为湖南查办使，率领一部分军舰到洞庭湖，随即发表他为湖南都督。这是广东人民的一面镜子。广东人民正在坚决要求去掉一个大刽子手，不能容许北京政府再派另一个大刽子手到广东来。在广东人民驱龙拒汤的响亮呼声下，汤也没有勇气到广东来了。
同一时期，陆荣廷毫不理睬北京政府的命令，于七月十日由衡州班师回桂。在此以前，桂军是向广东和湖南两方面求发展的，陆在广东与龙妥协后，就留一部分桂军在广东，并且利用在广东的滇军与龙为敌，以便从中取利，他自己却带领另一部分桂军开进湘南，把湖南控制在他的手里。此时北军已从湖南撤退，仅有少数留驻岳州，看起来湘军的力量是足以自卫的，而湖南地当冲要，内部情况复杂，财富又远不及广东，因此他决定“舍鱼而取熊掌”，把他的主要力量集中到广东来。
陆荣廷由湘回桂以及准备赴粤的消息，引起段的密切注意。他仍然不肯放弃调遗北洋军侵入广东的计划。他以国务院的名义秘密发出艳电（七月二十九日），征求各省北洋军阀对处理广东问题的意见。这又是袁世凯传授给他的利用北洋军阀为政争武器、鼓励他们对南方各省作战的一套作风。同时，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擅自把未经内阁会议讨论和通过的催促赣闽两省出兵“讨伐”李烈钧的电报发出。十分明显，这个时期的“混合内阁”有些属于国民党的阁员在内，要他们同意“讨伐”国民党的健将李烈钧是做不到的，段只能授意徐树铮偷偷摸摸地发出这个电报。
此时正在张勋召集徐州会议之后。七月三十一日张勋首先通电痛斥李烈钧，主张赣闽两省出兵“援粤”。接着倪嗣冲请北京政府下令“讨伐”李烈钧。北方各省随即掀起了一片叫嚣，张怀芝、赵倜、孟恩远、杨善德、阎锡山、冯国璋、王占元、毕桂芳、陈树藩等纷纷通电，对李烈钧极口诛笔伐之能事（依发电先后为次序）。问题摆得很明白，北洋军阀反对西南人物几乎是完全一致的，但他们内部却又存在着矛盾，张勋自居为北洋派盟主而不甘心作段的尾巴，冯国璋更不愿居段之下。他们都是叫嚣战争但又害怕战争的纸面英雄。段的艳电在北方虽然得到了广泛的响应，但又得不到一个自告奋勇的战将。自然李烈钧的滇军不是几个电报所能吓倒的。
广东的“龙虎斗”继续不停，北洋派出兵广东的计划又难于实现，使段大为气忿。八月十一日北京政府发表处理广东问题的命令说：“龙济光未交卸以前，责在守土，自应约束将士，保卫治安。李烈钧统率士卒，责有攸归。着即均勒所部即日停兵。此后如有抗令开衅情事，自当严行声讨，以肃国纪。”这个命令显然是指李烈钧“首先开衅”和“违反国纪”，而龙济光为了“守土”和“保卫治安”，进行抵抗是“正当”的。它抹煞了这样一些事实：李烈钧是反对帝制的人物，而龙济光曾因效忠洪宪“皇帝”得封“王爵”；在广东北江首先开炮的不是滇军而是济军。段想凭借中央威信来压制李烈钧，他以为这个政府是西南各省所承认的，如果李烈钧再不遵令退兵，就是反抗政府，背叛国家。但是，在此以后，陆荣廷迅速带兵到达肇庆，解决广东问题的枢纽就不在北京而在肇庆了。龙济光在滇桂军的双重压力下，才被迫提出卸职条件：（一）济军二万人以上（虚报），应编为两师；（二）请拨付军饷和移防经费三百万；（三）督办两广矿务，应选择两广扼要地点屯驻济军，在此区域以内，其他各军均须撤出；（四）督办两广矿务公署应按照督军公署的规模，直隶中央，本省长官无权调度。
李烈钧于八月十七日通电解除职务，在粤滇军由张开儒、方声涛两师长直接统辖。八月二十二日李烈钧与滇军告别，于二十七日到肇庆会晤陆荣廷后，取道香港赴上海。
陆荣廷到肇庆后就装起病来。他对龙仍想采取不战而胜的策略。八月二十五日，北京政府所派的粤闽巡阅使萨镇冰到了广州，与先期到广州的广东省长朱庆澜共同担任调停粤局。由于陆亲自带兵到了西江，段不得不采取退一步的策略，终止其派北洋军进入广东的计划。一直拖延到十月，陆在肇庆就广东督军职，龙索到饷款后才移驻琼州。
广东战事虽然停止，但是广东人民的痛苦并未解除。广东滇军的处境也并未有所改善，北京政府对它的军饷防地推开不管，广东和云南当局也都互相委卸责任。龙济光仍然据有海天一角之地，段仍然对广东进行分裂破坏活动。督军和省长又因争权而龃龉。因此，广东仍然是一个充满着火药气息和政治阴谋的地方。
六 山东民军的消亡
袁世凯死亡前，派张怀芝代替靳云鹏为山东将军，命他集中北军第五师反攻民军。袁氏死亡后，张怀芝仍然进兵袭夺了民军所占领的长山、临朐、安丘等县，割断了两路民军的联络线。民军向北京政府提出质问，张怀芝才虚伪地与民军成立“各守防地、停止战争”的协定，听候北京政府解决。
随后，段派曲同丰为办理山东善后专使，前往昌乐、高密、潍县等地点验民军并加以改编。八月四日，山东东北军接到孙中山关于“收束军事”的指示，因此他们接受曲同丰的改编条件，居正与曲一度晤谈后，即通电取消东北军的名义。护国军方面则因条件久未商妥，军饷和给养无着，被迫在地方上筹饷派捐，张怀芝即指为“土匪”而拟派兵“剿办”。一九一七年一月二十八日吴大洲到北京接洽改编问题，段指使步军统领加以扣押，责成他解散所部民军。
到一九一七年二月，山东民军改编问题才告一段落，潍县、周村民军各编成一个混成旅，高密民军编成一个混成团，诸城民军编成一个团。张怀芝随即诱骗部分受编民军移防小站，等到他们上车的时候，即派兵包围解散，首领被杀或者被囚。不久，受骗民军除尹锡武、薄子明两旅外，都被张怀芝逐步解散了。
七 浙江发生内讧，段祺瑞派杨善德继任浙江督军
段祺瑞在浙江进行阴谋活动的结果，获得意外成功，从此浙江也纳入了北洋派的势力范围。
浙江自前都督屈映光被迫卸职后，新任都督吕公望也仍不能控制全局。一九一六年十二月，段派曲同丰到浙江“帮助”吕收束军事。吕曾在北洋陆军速成学堂肄业，曲是他的老师。会谈中吕提到浙江军官有的不听调度，有的不服从编遣，特别是省会警察厅厅长夏超飞扬跋扈有“警察王”之称，言下不胜愤慨。曲表示段内阁愿意做他的后盾，罢免或者调动那些目无督军的军警长官。曲回到北京后，段果然下令调升夏超为浙江全省警务处长，改派吕的心腹傅其永为省会警察厅长。警务处长虽然位在厅长之上，但实权反而不及，夏超对这个明升暗降的调动表示不满。
夏超和浙江军界关系很深。由于他的鼓动，军署参谋长周凤歧、浙军第二师师长张载扬、第一旅旅长来伟良、第二旅旅长李炜章、混成旅旅长俞炜都向北京政府辞职。北京政府明知这是联名“罢工”，回电一律不准。
十二月二十六日，新任省会警察厅厅长傅其永到厅接事，在该厅举行欢宴时，突然有形似军人的彪形大汉多人涌进来，把傅扭到大门外，打得遍体鳞伤，半死半活。同一天下午，杭州全城警察一齐罢岗，电信机关都由武装人员把守监视。浙江官方发表吕公望的辞职电，将督军、省长两职移交张载扬、周凤歧。张、周两人都表示不愿接任。浙江各界人士公举前浙江都督蒋尊簋继任督军，也迟迟不肯出来。
三十一日，逃往嘉兴的吕公望发出通电说：“……夏超胆敢主使驻厅巡逻队长林文忠率众凶殴傅其永，傅身受重伤，生死莫测。全城警察同时罢岗，并煽动省城一部分军队，乘警察扰攘之时，监守银行电局，捏造公望辞职电报，私举师长张载扬为督军，军署参谋长周凤歧为省长。……数日以来，督率省中正当军队竭力弹压，浙局不难底定。”
段接到浙江内部发生变化的消息，立刻电请江苏督军冯国璋就近查办。
关于浙江问题，段冯的利害关系开始是一致的：段放了一把野火，想乘机派遣松沪护军使、第四师师长杨善德带兵占领浙江，而冯也正想把由中央直辖的松沪军区收回到江苏范围内，乐得送个顺水人情，因此，他并未进行査办，就竭力保举杨善德继任浙江督军。值得玩味的是，北京政府明明知道吕公望的辞职电报是假的，却将假作真，于一九一七年元旦发表令，准吕辞职，派杨善德为浙江督军，齐耀珊为浙江省长。
这道命令如果通过国务会议，就不能发布出来，因为对浙江问题进行处理，必须在进行查办以后。段假口新年阁议停开，而浙江问题又未便拖延不决，就独断独行地发表了这个命令。
命令发表后，夏超发觉自己已经落入了北洋派所设的圈套中。一月一日，杭州电局忽又发出吕公望的通电说：“前因脑病骤发，电请辞职，未蒙中央允准，并承各界坚留，势难推委。自元旦起，力疾供职。”这个电报也不是吕自己发出来的。最堪寻味的是，这个电报明知故昧地好像并未接到北京政府更换浙江军政长官的命令，而想含糊了事。
在此严重关头，浙江各方面都想挽救这场祸事。浙江省议会通电反对更换督军、省长。章太炎发表谈话说：“杨善德更劣于吕。”浙军师旅长等又联名电请维持吕的地位，以陈肇英团长为首的浙军全体中级军官也通电表示拥吕。浙江人士举行公民大会，坚持“浙人治浙”，公推各界领袖章太炎、沈定一、王锡荣、经亨颐入京请愿收回更换督军、省长的命令。
段鉴于浙江人士一致反对北军，因此发表谈话，表示杨善德决不带一兵一卒进入浙江。北京政府一再电催吕公望北上“另有借重”。浙江公民大会继续举行会议，有人建议除派“请愿团”外，另组“哭求团”到北京请愿，如果北京政府置之不理，各机关各团体的浙江人全体辞职以示抗议。
冯国璋电请北京政府废除松沪护军使制度，改设上海镇守使归江苏军区管辖，并保荐前淮扬镇守使刘询为上海镇守使。他认为设置松沪护军使，割裂江苏军区，是袁世凯用以牵制江苏的不正当措施。但是这次段事前并不征求他的同意，即于一月六日发表以松沪护军副使、第十师师长卢永祥升任松沪护军使。冯退一步保荐刘询为松沪护军副使，段也不肯同意。直到这个时候，冯才知道他在这个阴谋圈套中做了一次为人作嫁的“傻大姐”。
杨善德也曾表示不带兵入浙。但是浙江公民代表请愿团还未启程北上，上海方面北军第四师整装待发的消息就已传到浙江来。吕公望知道拒杨入浙已经不可能，乃于一月七日亲到龙华与杨会晤，表示自己愿意交卸，请杨实践其不带兵入浙的诺言。结果，在杨的压力下，吕公望反而与杨发出联名电报，保证杨“酌带军队”入浙，希望浙江人民勿启猜疑。随后杨“酌带”一旅军队开到杭州附近的临平，然后走马上任。杨在就职时出有布告，约束北军对待浙江人民要“以谦和为先，以礼让相接”，同时劝告浙江人民与“纪律良好”的北军合作，不得自相惊扰。
此后，北军自毁诺言源源开到浙江来。公民大会退一步请求北京政府允许吕公望留任浙江省长，段也置之不理。
八 奉天的“两虎斗”。赵尔巽等在奉天举行“调人大会”
在段祺瑞对西南各省进行阴谋活动和准备武装进攻的同时，奉天两个军阀也在进行着争权夺利的斗争。
张作霖和冯德麟同是东北“红胡子”出身，在清朝末年同时受“抚”，同时由巡防营管带、巡防营统领一直上升为第二十七、八两师师长。张先后赶走了奉天军事长官张锡銮、段芝贵，袁世凯被迫升任他为奉天将军，以冯为军务帮办。冯因地位低人一等不肯就职，张就职时他也不去道贺。张虽然敢于干犯袁“皇帝”的“赫赫天威”，但对这位“同寅弟兄”却不能不另眼相看，曾请吴俊升、马龙潭两镇守使去见冯，劝他“屈就”军务帮办，冯拒而不见。张不得已亲自登门拜会，并且心平气和地说了许多有福同享、不分彼此的好话，冯才提出两个就职条件：军务帮办要另外成立一个公署，公署内也要设立参谋长及四课，其组织、编制和开支都与将军公署相同。张自然不肯接受这些苛刻条件，便请袁世凯设法替他解决这个问题。袁回电说，军务帮办另设公署，于体制不符，每月可另拨十五万元为帮办的办公费。张带了袁的电报和一个月的帮办办公费十五万元去见冯，冯拒而不受，十分气忿地带兵回到广宁防地，并向袁政府提出辞职。
袁并不宠爱张作霖，因为张以威胁手段逼走了段芝贵，夺取了奉天将军的地位，使他的威信受到了一次很大的损失。袁在各省军阀当中经常采取互相牵制的手腕，张冯的斗争对他说来是有利的。但是为了要敷衍张作霖，只得请出张、冯两人的老上司张锡銮前往奉天进行调解。可是张锡銮本身也是被张作霖赶走了的，当然“敬谢不敏”，而袁也就把这个问题推开了。
张想把奉天省内的南方人一律驱逐出境，首先勒令在各机关内担任顾问、参议、雇员以至公役的南方人一律停职出境。一九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有人向他行刺，炸弹炸伤马队四名，他逮捕了南方人多名，指为投掷炸弹的嫌疑犯。后来查明，此案是日本方面为了支持宗社党人而发动的一件阴谋暗杀，主持人为土井大佐，张不敢声张，便以释放被捕者了之。
张对冯一味地采取软工，又派第二十五旅旅长孙占鳌携带大宗礼物及现款三十万元到广宁劳军，并恭迎冯帮办回省就职。五月二十日，冯率领步、马、炮兵共五营，浩浩荡荡地开进省城来。张立刻到第二十八师驻省办事处拜会他，当天晚上，又在将军署设宴为之洗尘。冯既不回拜，又不赴宴。张只得把酒席抬到第二十八师驻省办事处，并召歌妓多名，清歌侑酒，以娱贵宾。
这些软工都打不动冯。他公然下令给财政厅，要迅速拨款五十万元为二十八师增设飞行队的经费。他又致电袁，要求招兵七营，并请核准在北镇成立奉天军务帮办公署，所有公署开办费、经常费以及增加军队所需的军饷军械，均请电令盛京将军如数照拨。他在省城只住了一天，又到北镇“视察防务”去了。
张索性忍气忍到底，除派员修建二十八师办事处外，又派军署参谋长杨宇霆专程到北镇迎接冯帮办回省。六月六日，冯又带了大队人马回到省城来，向张提出三个条件：（一）帮办权力须与将军完全平等；（二）用人行政相互谘询；（三）拨款二十万元为第二十八师购买飞机之用。这三个条件，除了第三条由五十万元减为二十万元算是一个让步外，其余都是一些老条件。当天下午，张又跑来拜会他，他公然不予接见。到了这个时候，张虽然觉得忍无可忍，但又没有勇气与之决裂，便赌气打电报向袁辞职，请袁派张锡銮到奉天来维持地方治安。刚刚这时袁氏咽了气，因此没有下文。
为了防范意外事件，张在军署后修筑炮台一座，炮口指向第二十八师驻省办事处。冯得到这个消息，立刻暴跳如雷地向张提出严厉质问，限于当天答复。张提不出理由来回答，只得请吴俊升再做和事老向冯解释误会。当吴俊升会见冯的时候，刚刚提到“将军”两个字，冯便破口大骂：“什么将军！妈的！”吴只得作揖打拱代张赔了许多的不是，讲了许多好听的话，冯才提出四个和解条件：（一）即日撤除炮台，严惩鼓动人物；（二）一切用人行政，必须征求同意；（三）奉天军政各费不许超出预箅，必要时应会商解决；（四）张作霖应率领第二十七师营长以上军官到第二十八师驻省办事处正式道歉。
张知道打起来自己没有取胜的把握，而如果拒绝这些条件，下次提出来的条件就会更加苛刻。因此，六月十一日，他吞声忍气地亲自到第二十八师办事处表示歉意。这样，冯也觉得过意不去，便约同吴、马两镇守使打了几圈麻将，彼此欢笑一阵而散。
隔了几天，张看见上海报纸把他到二十八师道歉的事登载出来，气得咆哮如雷地下令检査邮电，捉拿访员。
六月十六日，张在房里午睡，他的四姨太太发现两个女人在房门外东张西望，便大喊一声“有贼”，卫士们马上蜂拥前来，但在她们身上没有搜出危险物来。张怒骂值班卫士“混蛋”，每人责打军棍一百，并将两个“嫌疑犯”发交军法课审理。这件疑案闹得全署疑神疑鬼，既疑心是南方派来的奸细，又疑心是冯德麟派来的刺客。
冯德麟这个人，看起来脾气非常暴燥，其实他以前不是军人而是秀才出身，因为受到官吏的压迫，才去做“红胡子”，曾被帝俄政府拘禁，出狱后又在中俄边境啸聚党徒，与日本军国主义者勾结，仍与帝俄为敌。由于他同样有日方背景，张作霖不能不让他三分。他和张的意见并未消除，随后又回到防地，把张所委的各县警察队长全行逮捕，拷问他们花了多少钱买缺，以便检举张卖官鬻爵。他又以第二十八师全体将士的名义向段内阁宣布“总辞职”。
张又一次请求冯提出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案。冯的答复是要以帮办军务兼任奉天省长。这个时期，各省省长实际上已经成为督军的“下属”，但冯如果兼任省长，既有与督军相等的兵力，又把一省的用人行政之权夺过去，督军一职便等于名存实亡。张不能同意，并电请段内阁替他解决这个问题。
此时奉天面临到军事冲突的严重危机，沈阳各团体吁请张冯两人和衷共济，勿走极端。张虽然答应不以省城为战场，但在戒严状态之下，人心惶惶不宁。曾经做过和事老的吴、马两镇守使也因几次调解失败，谢绝继续调解。
段也和袁世凯一样，对张没有任何好感，但是为了要维持内阁的威信，对关外两虎相斗之局不能长期地置之不理。他也仿照袁所惯于采取的“调虎离山”的办法，电邀冯入京“面议要政”。冯拒不应召。段只得请出一位“最高”的和事佬来，就是以前在奉天亲自“招抚”过张、冯两人的赵尔巽，于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到沈阳，举行一次有力的调停。从三月一日起，沈阳迭次举行以赵为首并有吉林督军孟恩远、黑龙江督军毕桂芳所派的参谋长参加的调人大会，但都没有结果。
同时，段派国务院谘议潘弼臣到奉天调查张冯双方未经陆军部核准擅购军火一案。潘弼臣被张逮捕，指为通匪有据，经国务院一再来电解释，才得释放。当然，调查军火一案也就无法进行了。
三月六日，冯又回到广宁，调解的事也就终止了。
此后奉天局势又有新的发展。由于奉天警务处处长王永江与奉天军界发生摩擦，引起了张与直接部下第五十三旅旅长汤玉麟的感情破裂。汤要求张让出第二十七师师长兼职，张大为忿怒，下令免去汤的旅长，派邹芬代理旅长，并派兵包围新民屯第五十三旅旅部。这一局势的发展，就使奉天军人的争端日益扩大，战争的危机日益严重。段指使直隶督军曹锟和北京驻军长官联名电请冯疏解奉天军界的纠纷。这个电报事实上是向冯示威，警告他不要与汤合作，否则他们将要采取联合干涉的手段。正当其时，汤的军队纷纷解体，冯只得暂时停止斗争，奉天的局势也就暂时和缓下来。
* * *
[1] 护国军占领成都和北军退出重庆后，蔡锷就阻止云南军继续向四川出发，唐继尧置之不理。蔡有皓电（7月18日）质问唐：“迩者滇省于袁氏倒毙之后，于刚出发之军，不惟不予撤回，反饬仍行前进，未出发者，亦令克期出发，锷诚愚陋，实未解命意所在”（见《松坡遗墨》）。
[2] 段曾指使各省北洋军阀通电反对省制列入宪法及省长民选。
[3] 梁启超在反对洪宪帝制初期，与蔡锷相约：“事之不济，吾济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侪引退，决不在朝。”
[4] 以前袁世凯命张勋让出江苏都督时，曾给以“长江巡阅使”的空衔。随后又任命张勋督理安徽军务，其原有“长江巡阅使”一职，并未明令撤销。
[5] 孙发绪是黎元洪提拔的“人才”。黎就总统职时，孙在直隶的“模范县”定县做县长，特到北京来道贺，黎即任为山东省长。
[6] 孙发绪调任山西省长后，不久又为山西督军阎锡山所逐。
[7] 谭延闿向人说过：“督军是婆婆，省长是小媳妇”。
[8] 前面讲过，黄兴曾通过谭延闿，保证汤芗铭独立后保留其都督地位。
[9] 胡鄂公反映。
[10] 蔡锷不肯回湖南，要到日本医治疾病，因此湘籍进步党人熊希龄、范源濂等也都同意以谭延闿为湖南督军。
[11] 谭母在上海病死。
[12] 段祺瑞伪造了蔡锷一个“拥护中央、收束军队”的电报。
[13] 引蔡锷电报原文。
[14] 引蔡锷电报原文。
[15] 引蔡锷电报原文。
[16] 引蔡锷电报原文。
[17] 段祺瑞欲杀陈宧及北洋派阴谋暗害蔡锷的资料，均由胡鄂公提供。
[18] 见梁启超《护国战争躬历谈》。梁父病逝不久，“礼庐”是指梁在家守制。
[19] 济军是龙济光军队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