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双方议和条件各走极端。四川局部停战成立
帝制取消后，三月二十五日袁用黎、徐、段三人的名义致电陆荣廷、梁启超、唐继尧、蔡锷说：“帝制取消，公等目的已达，务望先戢干戈，共图善后。”这个电报事前并未征求黎、段两人的同意，事后段很生气地说：“老头子到今天还要包打包唱！”此时袁要利用他们作为与西南讲和的傀儡工具，听到这些不满的反映，不得不表示政治问题交徐负责处理，军事问题交段负责处理，他都不再加以干涉。
四月一日，袁又用黎、徐、段三人的名义向护国军提出议和条件六项：（一）滇、黔、桂三省取消独立；（二）三省治安由三省长官负责维持；（三）三省新兵一律解散；（四）三省派往战地的兵士一律撤回；（五）三省自即日起，不准与官军交战；（六）三省各派代表一人来京筹商善后。这些条件不是什么议和条件，而是以战胜者自居威胁对方投降的条件。这些条件是由袁拟定，黎没有过问，段不肯表示意见，仅仅得到徐一人的支持发布出来的。
四月二日，蔡锷有回电给黎、徐、段三人说：“默察全国形势、人民心理，尚未能为项城曲谅。凛已往之玄黄乍变，虑来日之翻云复雨，已失之人心难复，既堕之威信难挽。若项城本悲天悯人之怀，为洁身引退之计，国人轸念前劳，感怀大德，馨香崇奉，岂有涯量。”这个电报是答复他们三月二十五日的来电的，措词非常软弱，还用“项城”这个尊敬字眼来称呼人民公敌，说了一些是非不明、曲直不分的话。
四月中旬，西南护国军回答黎、徐、段三人四月一日的电报，另提议和条件六项：（一）袁退位后贷其一死，但须逐出国外；（二）诛帝制祸首杨度等十三人以谢天下；（三）大典筹备费及用兵费六千万，应查抄袁及帝制祸首十三人的财产赔偿之；（四）袁子孙三世应剥夺公权；（五）依照民元约法，推举黎副总统继任大总统；（六）除国务员外，文武官吏均照旧供职，但关于军队驻地，须接受护国军都督的指令。这六个条件与袁所提的六个条件完全是两个极端，正和辛亥革命时期，冯国璋代表袁与武昌革命军接洽停战的情形一样。
袁、徐两人看见直接与西南护国军议和没有谈得拢的指望，便又仿照辛亥年的前例，把停战分作全国性与地方性两种。全国性的谈判请冯国璋居间斡旋，地方性仍由四川将军陈宧与蔡锷直接接洽。
在此以前，四川的北洋军将领都不肯继续替袁卖命，因而士气异常低落。冯玉祥两次派人和蔡锷接头，表示他决心响应起义，愿意联络在四川的北洋军采取一致行动，他主张倒袁后推举冯国璋继任总统。蔡叫他先劝陈宧宣布独立。张敬尧有信给蔡，表示他“决不为项城一人争总统”。蔡同样劝他宣布独立，他回答说，要集合各军代表在泸州举行一次会议，以求一致。陈宧与蔡早已有密使密信往来，他主张倒袁后采行联邦制，在冯、段、徐三人中推选一人为总统。他又认为现在的问题不是北洋军与西南护国军的问题，而是袁个人与护国军的问题。袁是可以打倒的，而北洋派则仍然是个强大的军事团体，如果护国军坚持去袁的要求，可能促使北洋派因要争面子而与袁团结起来共同对付西南，所以他建议暂时保留袁的总统地位以稳定北洋派，而北洋派与袁的分化总是不能避免的。由于他具有这个见解，同时北京方面又授意他与蔡锷进行地方性的停战议和谈判，他就向蔡提出了维持袁的总统地位。这和辛亥年袁向武昌革命军提出维持清室君主立宪的条款是一样的。蔡表示在这个条款的基础上进行谈判，是不可能的。
蔡又力劝陈宧宣布独立，陈宧仍然说四川军队庞杂，事权不一，宣布独立颇有困难。当然，他自己没有可用之兵，不愿继续打下去，而在泸州、重庆一线的北洋军，普遍存在厌战、畏战的心理，也都不愿继续打下去。因此，陈宧向蔡提出政治问题留待以后商谈，先行停战一星期的建议。另一方面，直到那时为止，蔡所统率的护国军还没有得到后方的增援以及饷械的补充。蔡在反攻得手后，三月二十九日由永宁进驻大洲驿，巡视了前方战线，看到兵力的疲惫，也觉得继续采取攻势十分困难。根据以上情况，四川方面局部性的停战得以成立，停战期由三月三十一日到四月六日。第一次停战满期后，展期一个月，即由四月七日到五月六日。第二次停战满期后，又展期一个月，即由五月七日到六月六日。事实上自袁取消帝制后，四川方面护国军与北洋军的战事就完全停止了。
二 反袁战线上各党派化分与化合的关系
在这次反袁战争中，北洋派和国民党内部都起了极其显著的分化作用，北洋派产生了消极反袁的暗流，国民党由意见的纷歧发展到行动和组织上的纷歧。
自从广西独立和四川停战以来，全国反袁力量有了更大的发展，决不容许袁仍然窃据总统的地位。在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巨大浪潮下，有些地方军阀不得不由帝制派转变为“反袁派”，借以保持自身的地位。这些省区又像辛亥革命时期一样，产生了半独立、假独立的怪现象。
广东方面，除了龙济光的拥袁力量外，还有各种不同性质的反袁力量，包括孙中山系的中华革命军、国民党军人派陈炯明等的护国军和进步党系徐勤的护国军。
此外，在讨袁战争中还有民主派反对帝制派、地方军反对中央军、士官派反对北洋派的各种复杂因素。这个分析，只能说明问题的主要方面，事实上参加反袁战线的各党各派具有更多的复杂性和交叉关系，例如国民党两派就经常互相转化，难于划分固定的界线。
前一时期，中华革命党的讨袁策略着重政治暗杀与组织暴动。一九一五年九月，袁的御用报《亚细亚报》在上海成立分社，他们曾接二连三地丢掷炸弹破坏该报的编印与发行工作。七月十七日，中华革命党人钟明光行刺龙济光案、十月间中华革命党人吴先梅枪击蒋士立案、十一月十日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被中华革命党人投弹击死案、十二月五日肇和兵舰起义失败案、党人围攻长沙将军署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前仆后继，不胜枚举。自从云南起义以来，中华革命党的讨袁策略有所转变，即由暗杀暴动逐步地转变到组织武装力量方面。关于这方面的工作，江苏由陈其美主持，山东由居正主持，广东由朱执信主持。
三 龙济光被迫宣布独立。海珠凶杀案概述。陆荣廷与龙妥协。两广都司令部和军务院先后成立
一九一六年一月二十八日，龙济光派兵打退攻入惠州的陈炯明的起义军，袁加封他一个郡王衔。此后不久，徐勤、魏邦平、林虎、朱执信、邓铿、叶夏声等纷纷在广东境内组织武装力量，三月三十日团长莫擎宇在潮汕宣布独立，镇守使隆世储在钦廉响应独立，广州大为震动。广西独立后，陆荣廷屡次电促龙宣布独立，愿意担保他的地位，否则广西军就要开进广东来采取行动。龙为势所道，就向广东各界人士宣布准备独立，一方面阻止北洋军由海道开进广东，另一方面希望广东各路民军不要进攻省城。但是这些话都是靠不住的，事实上他已经打密电请求袁调派北洋军由海道开到广东帮助他“平乱”，而袁也正在调派驻沪的第十师由海军总长刘冠雄率领，准备乘舰南下，而以驻南苑的第十二师接防上海。这个消息引起了广东人民的无比忿怒。
但是，北洋军还没有来得及开到广东，四月四日停泊省河的宝壁、江大、江固等舰忽然响应民军而自由行动，四月五日徐勤所部攻城司令魏邦平乘舰驰抵虎门，准备进攻广州。龙在事机十分危迫时请示袁，袁回电指示他“独立，拥护中央”。这就是说，宣布独立以和缓民军的进攻，用假独立的手段来达到拥护“中央”的目的。四月六日，龙遵照袁的意旨宣布独立。在独立布告中，龙只提到“广东绅商学界公呈，为保全人民生命财产，公议请龙上将军为广东都督，以原有职权维持秩序”，而布告后段则谓“如有不逞之徒，假托民军，借端扰害治安，即为人民公敌，本都督定当严拿重办，以尽除莠安良之责。”这个布告完全没有一个字表示反帝制的态度，并暗示民军如不停止进攻，他仍然要采取对敌的态度与之继续作战。这个布告引起了广东人民的深切不满。
龙是各省军阀中拥袁最力和杀人最多的首恶分子，是广东人民的公敌，广东著名人士唐绍仪、伍廷芳等发出联名通电，认为去龙是广东的首要问题，连梁启超也说“舍龙退职外，对粤无调停余地”。但是，梁在南宁与陆荣廷见面后，态度忽然大变，他打电报给他的老同学徐勤说：“龙张（鸣歧）为幹公（陆）至诚所感，丝毫无可猜疑之处。今日之事，必须两粤完全安堵，乃可蓄精锐以歼狂寇。”
陆荣廷包庇龙济光并不是由于亲亲相顾的原因，而是想留龙牵制广东民军和中华革命党。以妥协著名的梁启超被他的意见软化了，就反过来电嘱徐勤约束民军停止对龙的进攻，一切问题，俟岑、陆到粤后解决。徐勤接受了这个意见。但龙对民军没有丝毫诚意，他每天仍然向袁密通情报，并且训令各县防军拒绝民军入城。四月八日，他用广东各界代表的名义召集海珠会议，议决各党停止争端，民军停止进攻，龙都督暂维现状，一切待岑、陆到省后解决。四月十二日，徐勤由香港到了海珠，当天就与先一日到广州的陆荣廷代表汤睿以及海军总司令谭学夔、警察厅长王广龄、警卫军统领颜启汉、民军李福林代表何某和商团代表等在海珠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民军与龙的合作问题。龙的代表贺文彪、潘斯凯提出取消护国军名义，将护国军部队并入警卫军的建议。那些参加会议的警卫军统领都是龙党，身藏兵器，携带大批卫士，压迫徐勤接受他们的要求。正在争论的时候，颜启汉忽然行起凶来，一时枪声四起，当场击死了汤睿和龙的顾问谭学衡（就是谭学夔的兄弟），王广龄和商会会长吕清中弹后也都不救身死。
海珠凶杀案对梁说来是一件十分痛心的事情，因为汤睿（就是中国银行总裁汤觉顿）是在上海随同他到广西进行反袁活动的密友。对陆的刺激也很大，因为汤睿是以他的代表资格出席海珠会议而被杀害的。
海珠凶杀案发生前，梁启超曾将在广州组织护国军中央机构的问题就商于陆，取得陆的同意，这个中央机构就是代行国务院职权的军务院。他们拟议中的抚军长就是与西南各方面都有相当关系的岑春煊。在军务院未成立以前，先推岑为两广都司令以统一两广军权，利用岑以统驭龙济光，同时又可以利用国民党军人派以孤立中华革命党。陆对岑本有好感，又想利用他作为一个政治工具，以便间接统治两广，因此他打电报催岑由上海动身到香港（此时岑已到沪），只等龙宣布独立，即迎岑到广州来。四月六日龙宣布独立，九日陆、梁两人由南宁启程赴广州。四月十三日他们到梧州时，得知海珠的一幕惨剧，才变更计划决定以武力对付龙。
此时龙也知道闯了大祸，特请巡按使张鸣歧赶到梧州，向陆极力解释海珠事变完全与他无关，请陆、梁即日往广州，代他向各方面解释误会。张鸣歧是清政府最后一任两广总督，因与陆、龙的历史关系，民国成立后仍然来到两广，由广西巡按使转任广东巡按使。他愿以身为质等候问题的解决。他代龙表白，海珠事变的凶手是颜启汉，主使犯是四省禁烟督办蔡乃煌[1]。蔡是袁的聚敛之臣和政治侦探。
陆本来没有讨龙的决心，而梁则因讨好地方实力派，不敢再提替友报仇的话，同意陆所采取的妥协政策。他们向龙提出了六个条件：（一）交出蔡、颜两凶犯；（二）调警卫军出省；（三）整顿军纪，解散侦探；（四）陆到广州后，不到观音山拜会龙，须由龙来拜会；（五）济军（龙军）一半留在广东，一半随同护国军出发进攻江西；（六）指定东园为广西军驻所。龙对以上条件全盘接受，因此广东局势遂又由紧张而转为缓和。
但龙采取的是缓兵之计，条件没有履行，并且放走了正凶颜启汉。同时，广东人民一致反对陆以个人意见处理广东问题，广东民军也不肯接受陆龙协定的约束，陆被迫于到达肇庆后电劝龙率部北伐，让广东都督于岑春煊。龙又请张鸣歧到肇庆来求情，由于没有结果，龙就于四月十九日亲自到荣庆与陆成立了五个妥协条件：
（一）承认在肇庆成立两广都司令部，推岑为都司令；（二）龙仍暂任广东都督；（三）枪毙蔡乃煌；（四）即日调兵北伐；（五）民军由岑处理，岑未到前，暂从三水划清防区界线，由马口及其西南以上归魏邦平、李耀汉、陆兰清驻守，由马口及其西南以下归济军驻守。第二天龙回到广州，就着手组织广东护国军三个军，作出整装待发的姿态，并于二十四日将蔡乃煌交与谭学夔解往长堤亲自枪决，以报乃弟之仇。
四月十九日，岑春煊由香港启程往肇庆。五月一日，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成立，推岑为都司令，梁为都参谋，李根源为副都参谋。五月六日，梁应龙的电邀偕同张鸣歧、李根源到广州，想去调和龙与民军的意见。据说龙的部下又有不利于他的风传，因此仅仅住了三天，他没有和任何人告别就溜到上海去了。
根据梁的说法，龙把观音山建成一座坚固无比的堡垒，如果要攻下这座堡垒，必须使用很大的兵力，还需要很长的日期，而有了这些兵力和时间，就可以打下湖南、江西和福建三省。因此，他主张与龙妥协以稳定广东的局势，使广西护国军能够集中力量北伐讨袁，以解救四川方面护国军孤军作战的危机。这些话是他用以遮盖自己没有决心和勇气的遁词。真的情况是，为了迁就陆的意见，不但他自己放弃了讨龙的意见，反而劝告广东民军停止一切对龙的进攻。他只看见一个地方军阀的实力，而看不见广东全省人民的力量。与龙妥协不但不能稳定广东的局势，反而加深了广东局势的紧张和纷乱，阻碍了护国军的北伐计划。
五月八日，军务院在肇庆成立，推举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代理抚军长，并推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梁启超、蔡锷、李烈钧、陈炳焜等为抚军。抚军资格规定为独立各省都督及军长以上的实力派，梁是以军务院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资格列名为抚军的。抚军长原来拟推岑，因为唐继尧是首义省区的都督，所以改推唐而以岑代行其职权。蔡锷原来是反对组织军务院的，由于梁去电解释，他才撤回了反对意见。
军务院发表宣言，否认袁的总统资格，主张依照约法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宣言说：“黎公今方陷贼围，未克躬亲职务。查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大总统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以副总统代理之。副总统同时缺席，由国务院摄行职权。今大总统身犹蒙难，副总统职尚虚悬，国务院又非俟大总统任命，经国会同意后，不能组织。而军事正亟，应当求统一之方，且国运方新，尤宜作通筹之计。今由同志等往复电商，特暂设一军务院直隶大总统，指挥全国军政，筹办善后。军务院置抚军若干人，用合议制裁决庶政，其对外交涉，对内命令，皆以本院名义行之。俟国务院成立时，本院即当裁撤。”
军务院是进步党、国民党军人派与西南地方军阀的联合组织，而把中华革命党排除在外。军务院仅仅在名义上是南方护国军的统一机构，从来没有发挥过它的作用。
四 浙江的假独立，袁下令嘉奖屈映光“才堪应变”。刘冠雄率领北洋军由海道南下。海容舰撞沉新裕轮的惨剧
四月十二日，浙江继广东之后宣布独立。浙江是第五个宣布独立的省区，它和以前独立的四个省区在地势上并不毗连。
浙江独立前，袁准备把驻防上海的北洋军第十师开到浙江，镇压浙江人民的反袁运动（第十师原拟开往广东）。浙江人民立刻展开了反对北洋军入浙的怒潮。浙江军方面，在杭州的第二旅旅长童保暄、警察厅厅长夏超、宁波独立旅旅长周凤歧、嘉湖镇守使吕公望、台州镇守使张载扬等都有独立反袁和阻止北洋军入浙的明显倾向。浙江将军朱瑞是个畏袁如虎的懦夫，一方面，他知道一旦北洋军开到浙江来，他的将军位子就会坐不成，而另一方面，他更顾虑到宣布独立就是“大逆不道”，他的头颅就会保不住，因此他又采取了他在国民党“二次革命”时期的老一套办法，不宣布独立而以中立姿态出现。浙江人民和浙江军都不满意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
驻省旅长童保暄曾劝朱宣布独立。外间纷纷传说，朱拟诱杀之以除心腹之患。童遂于四月十一日先动手进攻将军署，这个在浙江搜括多年、宦囊已饱的骑墙将军就从后门溜走了。第二天，童召集省城各界代表推举浙江都督，由于浙江军界找不出一个力能控制全省的核心人物，大家就推浙江巡按使屈映光担任此职。这位巡按使正是袁派到浙江来的高等政治侦探，自然不敢造袁的反，但他若不接受这个职位，眼前就有危险，因此他无可奈何地说：“我只能以巡按使名义暂兼总司令，维持地方治安。”这一天，浙江宣布独立，就发现了这个以巡按使名义而兼总司令的安民布告。浙江既称独立，又不讨袁，而且所用的名义与独立各省完全不同，这是独立省区中一个非驴非马的怪现象。
屈在宣布独立的同时，又和松沪护军使、北洋军第四师师长杨善德成立了浙沪两不侵犯的条约。这样，就完全与前任将军朱瑞的意见相同，浙江不是独立而是中立。这样，就使外间发生了“粤浙二光两面光”——龙济光和屈映光——的一句讽刺话，因为“二光”都是以袁的爪牙被迫宣布独立的，而屈映光的假独立，正是符合于袁所主张的“独立，拥护中央”的要求的。
屈的两面派手段还不止此。他打密电给袁说：“四月十一夜，突有军民拥至军署，将军失踪。次早，强迫映光为都督，誓死不从。……往复再四，即请以巡按使名义兼浙江总司令，固辞不获，始行承诺。”这个电报本来是给袁一个人看的，袁于四月十四日发表申令把电报全文公布了出来，对他大加称赞，使他露出了马脚。申令说：“该使识略冠时，才堪应变，功在国家，极堪嘉尚。著加将军衔，兼署督理浙江军务。”一个抗“命”独立的人而称为“功在国家”，一个独立省区的长官而受到袁政府的明令嘉奖，真是千古未有的奇谈。
袁此举使屈映光的无耻面貌完全暴露出来。浙江各界纷纷通电痛数他称臣劝进和首鼠两端的罪行，独立旅旅长周凤歧请他表明态度。周凤歧另有通电说：“屈氏在浙四载，惟知竭民脂膏，以固一己荣宠，旋复俯首称臣，首先劝进，祸害民国，厥罪甚深。”屈看见风色不佳，才于四月十七日改称浙江都督。浙江人民不肯因此原谅他，要求浙江军驱逐这个寡廉鲜耻的败类。不久周凤歧、吕公望到杭州，屈被迫辞职，五月六日改推吕公望继任浙江都督。
在浙江独立的前后，袁仍然采取他在国民党“二次革命”时期由海道运输北洋军南下的老办法，命令海军总长刘冠雄运兵到广东，因为广东情况发生了变化，又想运兵到浙江，而浙江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四月十五、十六等日，由塘沽装运了北洋军第十二师之一部，以新裕、新康、新铭、爱仁为运兵船只，海容、海圻为掩护舰。四月二十日行至温州洋面，遇到一场大雾，海容舰撞沉了新裕轮，淹死官兵七百多人，军械损失很大。二十三日，刘率领这批北洋军在福建登陆。
五 山东的半独立状态。陕西另一类型的独立
1915年，孙中山在东京召开会议，决定组织中华革命军四个军，以陈其美为东南军司令，设筹备处于上海，居正为东北军司令，设筹备处于青岛，胡汉民为西南军司令，设筹备处于广州，于右任为西北军司令，设筹备处于三原。直到讨袁战争结束，除东北军外，其余三个军均未成立。
在浙江独立的前后，陈其美在江苏进行反袁活动。四月十六日江阴独立、十八日吴江独立，但都昙花一现地失败了。五月十八日，袁派遣特务在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暗杀了陈其美[2]。
是年十一月十五日，居正到青岛组织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部，以许崇智为参谋长，聘日人萱野长知为顾问。一九一六年二月八日宣布起义讨袁，七天之内连下昌乐、安丘、高密等城，潍县亦被攻克。从五月十五日到六月四日，三攻济南不克，不久居正与吴大洲分了家，吴改称山东护国军。
山东民军的力量与山东北洋军势均力敌，山东一直处于或战或和的对峙状态。四月二十九日，靳云鹏受了民军的强大压力，电袁劝他辞职让贤，如果没有满意的答复，他就宣布独立。靳与北洋派冯、段两大将都有密切关系，对袁本来无好感，但因北洋团体的关系，不便倒向南方，因此采取了这种准备独立的姿态。袁既不给他满意的答复，又不一口回绝退位的要求，而靳也并未实践其袁不退位即宣布独立的宣言。五月二十九日，袁召靳入京讨论退位问题，靳走到半路上，就被袁下令免去其督理山东军务一职，派第五师师长张怀芝继任。
山东的独立没有实现，陕西的独立却实现了，这是北方唯一的独立省区。五月九日，陕南镇守使陈树藩在三原宣布独立，自称为陕西护国军总司令。他是白狼入陕时期陕西将军陆建章用以保卫西安的一员战将。在他独立前，陕西民军纷纷起义反袁，他所统率的地方军与各路民军暗中早有联络，曾引起陆建章的猜疑，把他由陕北调到陕南来，他就举起独立反袁的旗帜。陆建章的长子陕西第一旅旅长陆承武自告奋勇，统率所部出省进击，在富平一役被陈部营长胡景翼生擒，陈把他当作人质，要挟陆建章宣布独立，否则请他自动离开陕西。陆建章曾经做过北京军政执法处处长，是一个屠杀人民血债累累的大刽子手。他既要保全儿子的性命，又怕人民清算他的血债，因此愿意离开陕西。
五月十五日，陈树藩率领部队和平开进西安城。十八日，陆建章以咸武将军的名义，陈树藩以陕西护国军都督的名义，会衔发表通电说：“树藩因欲缩短中原战祸，减少陕西破坏区域，于九日以陕西护国军名义宣告独立，一面请求建章改称都督，与中央脱离关系。建章念项城二十载相知之雅，则断不敢赞成，念陕西八百万生灵所关，又不忍反对。拟即各行其是，由树藩以都督兼民政长名义，担任全省治安，建章即当遄返都门，束身待罪。”
陈树藩就任陕西都督后，就把自己所称的陕西护国军总司令一职让给陆承武继任。二十日，陆建章离开西安的时候，把他三年来在陕西搜刮的民脂民膏，装在几十口大箱内带走，走出城外，就被陈树藩带来的部队拦路劫去。后来陈替他追回了一部分，并且派兵护送出境。
陕西的独立，是反袁战争中的一幕丑剧。独立成为地方军阀争权夺利的一个手段，独立与反袁变成了两件事情。与此相类似的怪现象在其他省区也有发生，例如张作霖以准备独立的姿态取得了奉天将军（四月二十二日），许兰洲以独立为要挟取得了黑龙江军务帮办（五月三日），甚至张勋不满意长江巡阅使这个空头衔，袁不得不派他督理安徽军务，而将原任安徽将军倪嗣冲调为长江巡阅副使兼署安徽巡按使（四月十日、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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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蔡乃煌向袁建议鸦片公卖用以提充帝制经费，袁就派他为广东、福建、江西、江苏四省禁烟督办，禁烟其名，抽税其实。广西独立后，龙济光要求招兵二十营，袁核准在烟税内提拨军饷，并派蔡为广东防务帮办用以监视龙。蔡与岑春煊有私人嫌怨。岑在前清任两广总督时（1907年），庆亲王奕劻指使蔡（其时蔡任上海道）将岑与梁启超的照片合拍在一起，即向西太后告密，指为勾结维新党的证据。西太后盛怒之下，不问情由将岑罢免。蔡与龙济光为把兄弟。
[2] 袁命张宗昌派特务程国瑞刺杀陈其美于萨坡赛路（今淡水路）2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