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的一生从不以诚待人。他认为一手可以掩尽天下人的耳目，作伪可以欺骗朋友，欺骗部下，乃至欺骗全国人民，可是受到欺骗的不是别人而正是他自己。他每天所接触到的都是些寡廉鲜耻、阿谀争宠的私党，看不见一个真人，听不到一句真话。举一事为例。他知道日本人在北京发行的《顺天时报》是一张反对帝制的报纸（当然是受日本政府的指使），很想从中了解一些不利于他的各方情况，他的私党就编印一份假《顺天时报》给他看，假报上所登的都是热烈赞成帝制的假报道和假言论。这一事件说明：正是由于他自己惯于作伪，他的私党也就用作伪的手段来回答，把他封锁在消息隔绝、耳目闭塞的愚人世界里。
在帝制公开活动的过程中，他看不见全国人民的力量，看不见在全国范围内日益增长的反帝制、反卖国的民主运动和爱国主义运动，他所考虑到的只是外交问题和军事问题，认为出卖国家权利以交换日本承认中国改行帝制，用高官厚禄驱使北洋军阀替他尽忠效力，即使有人反对他做皇帝，也随时可以一鼓荡平，像一九一三年打垮国民党的军事力量一样。
但是全国人民除非患有政治盲目病的人，都能够看出袁政权的灭亡日期日益迫近。在人民群众与独裁者势不两立的紧张状态下，只要有一处点起星星之火，这个火星就必然会燃烧到各地而成燎原之势。袁政权的滔天罪行已经消除了某些人对他的幻想，倒袁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即使是妥协派如梁启超之流，也想鼓起勇气来发动讨袁事业，以便在未来政局中夺取地位。梁在致进步党人籍亮侪等的信件中曾经道出他的心事。他说：“当此普天同愤之时，我若不自树立，恐将有煽而用之以张义声者。我为牛后，何以自存？”<
筹安会成立的第二天，进步党人徐佛苏、袁思亮没有懂得他们领袖的心理，还跑去见杨度说，这样重大的问题，不能不让任公（梁的别号）参加。杨就请与梁关系密切的汤觉顿、蹇念益二人到天津与梁接洽。他们会见梁时，还没有来得及开口，梁就拿出写好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一文给他们看。梁自己说，他在动笔写文之前，写了题目后，好几天都没有写出一个字来。他不能不顾虑到这篇文章发表后，进步党人会受到袁的迫害，像以前国民党人被袁乱砍乱杀一样。正在狐疑不决的时候，袁忽然派人到天津来，赠给他二十万元，以十万元补祝他父亲的七旬大寿[1]，以十万元作为他出国的旅费。因此，他觉得这篇文章就非写不可了。
他的两个党徒看了这篇文章，都吓得变了颜色，认为这对袁是一颗政治炸弹，同时对进步党也是一道催命符。随后梁把文章的语气修改得和缓点，并且托他们带去一封跟杨度绝交的信。信上说：“吾人政见不同，今后各行其是，不敢以私废公，但亦不必以公害私。”
就在同一天，他的学生蔡锷也从北京到天津来访他，他们在密谈中决定了发动反对帝制的全盘计划。
早在筹安会发起前，杨度几乎每天不间断地到棉花胡同访问蔡，劝他加入筹安会作为发起人之一。蔡都借词推脱。蔡到天津也是事前和杨商量好的，杨请他以师生关系劝梁不要发表反对帝制的议论。蔡回北京后，就用“人各有志，不能相强”的话来回答。为了避免袁党的猜疑，八月二十五日云南会馆将校联欢会发起军界请愿改行帝制时，蔡提笔签了头名。此后他经常和杨度等在八大胡同饮酒看花，挑选云吉班妓女小凤仙作为他的冶游对象，因此袁党渐渐地不把他当作一个有志气的人物。
袁早就存有顾虑，梁启超从不开口附和帝制，可能成为他在舆论界可怕的敌人，而西南云贵等省是北洋军势力所不及的一个大缺口，可能成为军事上的隐患地带。果然这些“可能”后来都成为事实。
自从梁的论文发表后，在国内引起了相当大的影响，袁不得不请出一位旗鼓相当的大文人来抵挡一阵。他派夏午诒送严复一笔巨款，请严写一篇文章反驳梁的论文，但严已经上过一次大当，就不肯再上第二次的当了。除此以外，袁竟然找不到一个有名气的文坛健将替他出力。除了杨度冒用他的老师王闿运的名字打来一个劝进电以外，孙毓筠作了一篇《驳任公国体文》，刘师培作了一篇《国情论》，显然都不是梁的对手。梁一面声明脱离进步党，一面又继续写了《国体问题与五国警告》等反对帝制的论文。他声明脱党是为了不使个人行动影响全党的安全。
与梁启超言论反袁的同时，蔡锷也在布置军事反袁。他电召卸任不久的贵州巡按使戴戡到北京来[2]。十月间，戴与贵州人王伯群同到北京，即成为蔡与云贵将领秘密联系的居间人。蔡派王伯群携带密函先到昆明，他和戴戡、陈敬铭两人各着大礼服共摄一影，留作“不成功即成仁”的纪念。
蔡通过士官老同学张孝准等人的关系，与东京国民党军人派也有秘密联系。国民党军人派首领黄兴早已看中了云南是北洋军的空白地区，想利用这个地区作为讨袁的根据地，因此派了很多朋友到云南进行反袁活动。这些人到了云南，更加了解到云南人民对蔡有好感，特别是云南将领对蔡的印象很深，如果蔡能够到云南，反袁的武装力量就容易组织起来。为了加强联系，张孝准派了一个姓何的人到北京，将密电码一本交蔡收执。随后又派李小川持密函到北京，商量讨袁计划[3]。
由于棉花胡同蔡宅经常有南方人和陌生面孔往来，就不能不引起侦探们的注意。十月十四日蔡起床不久，听得门外大吵大闹的声音：他的看门人说，这里是蔡将军的住宅，不许你们检查；另外一个粗暴的声音说，不管什么将军，咱们一定要执行检查。随后就有一个天津口音的刘排长带领着七八名如狼似虎的兵士冲进来，在各间屋子里翻箱倒箧地搜了一阵，却一点没有搜到什么。直到他们呼啸而去，蔡才打电话找军政执法处处长雷震春讲话。那时雷还没有起床。等到下午，雷才回了一个电话说：“这是一场误会，真是岂有此理！”
后来根据雷的解释，蔡的住宅以前是天津大盐商何仲璟的产业，由何的亲戚姓福的代为管理。何是总统的儿女亲家。刘排长以前是何家的仆人。宣统三年，何欠下了外国商人一笔巨债，几乎闹得要抄家，他的姨太太派刘携带珠宝细软到北京藏在福家。事隔多年，何死了，他的姨太太也不知去向，这笔账只有从军当了排长的刘某记得很清楚。他带兵想去威胁姓福的交出寄存物件，以便据为己有，却没有想到福家已移居东城，而蔡租住该宅，因此发生了阴错阳差的一幕恶剧。雷向蔡表示深切的歉意，并在案情査明后，把刘排长枪毙了。
但是问题并不如此简单。何仲璟既是袁的亲家，而且他的兄弟何颐臣仍然活着，刘排长不会敢于在老虎口里找肉吃。雷口中所说的是刘排长，但十月十七日因此案绑赴西郊土地庙枪决的犯人，在罪状上写的名字是吴宝鋆。军政执法处是袁的中央特务机关，在蔡与西南进行秘密联络和收到东京国民党人的密电本以后，忽然发生了这幕恶剧，这就说明袁的爪牙是有的放矢，而不是什么阴错阳差。
袁从蔡那里搜不到任何证据，因而放松了对他的侦察。蔡是个头脑冷静和心细如发的人，从十月下旬起，他就经常请病，不久借着一个与小凤仙乘车出游的机会，十分机警地溜到了东车站。梁启超早已派老家人曹福（天津人）买了两张三等票，在车站等候着。直到蔡上了车，曹福才悄悄地把一张车票塞在他的手里。他们两人在车中装做互不相识。火车到了天津站，曹福护送他到意租界会见梁，与梁会谈后，又护送他到日祖界同仁医院预先定好的房间下榻。
二 蔡锷绕道日本行抵昆明。云南军署召开军事会议，议决讨袁。袁分化云南军的诡计不逞
蔡锷派戴戡先由天津启程到香港作为他的开路先锋。他在天津会见了士官老同学张孝准，张是黄兴派来掩护他设计脱险的[4]。为了避免国内旅途随时随地可能发生的危险（他们知道袁的政治特务遍布在国内各城市），蔡、张二人于十一月中旬，先后乘轮赴神户。
蔡是一个相当严肃的军人，此时忽然变得像个戏剧性的人物。他仍然用恭顺的言词写信向袁请假，他的旅行箱内有文凭、勋章和多种特任状，都交张孝准携带，以便遇到危险时设法脱身。他到了神户后，还写信给袁说明东渡就医的情况。他预先写好一张一张的明信片，都是寄给袁或袁的左右的，他请张孝准旅行日本各地，每到一地就发出一张明信片，借以哄骗袁以为他仍在日本各地游览。张的明信片没有投完，蔡已经经过上海、香港、河内到云南去了。
蔡事前不请示而擅自到日本就医，不能不使袁动疑。这个老奸从来就是会做戏的，他一面派龚心湛代理经界局督办，张元奇代理参政院参政，一面在蔡的呈文上批准给假，盼望他早日痊愈，早日回京供职。
蔡到达昆明以前，云南已经像是一座待要爆发的火山。云南军有两师一旅和警备队四十营。中级军官邓泰中、杨蓁、董鸿猷、黄永祉等都劝云南将军唐继尧发动讨袁军事，特别是蔡宅被搜査的消息传到云南，大家的情绪更为激昂。唐假口各方情况不明，极力劝他们不要操之过急。
早在十月间，东京国民党人就派方声涛到云南，住在退职军人黄毓成的家里。十二月十七日，李烈钧、熊克武、龚振鹏等也都到了。带着蔡锷密函的王伯群是早三天（十四日）到达昆明的。
由于士官老同学、国民党友人和部下将领都一致主张讨袁，特别是以前提拔过他而现在仍与云南军民及各方面都有密切关系的蔡锷即将冒险而来，唐不能不受到很大的影响。但他没有看清袁已经是个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以为云南以一隅之地而抗全国，是很危险的。
十二月十九日，蔡偕同戴戡、殷承巘、刘云峰等到了昆明。蔡化装由滇越路经过阿迷州投宿旅店时（滇越路夜间不行车，须下车投宿旅店），知事张一鹍想下手暗杀他，幸而得到铁路警察的救护，没有遭到毒手。早在蔡到达香港时，袁政府就已接得密报，曾由参谋部致电唐继尧，如果蔡到云南来，请即予以扣留。十八、十九两日，袁又直接电唐，如果蔡锷、戴戡等来滇，可以便宜行事，就地正法。唐有号电回答说，蔡在云南的旧部虽很多，但已妥为移置，中下级军官都是服从本人的，不致被人煽惑。以上说明，袁的间谍网布置得非常周密，而且英国公使朱尔典又是袁的后台老板，香港政府对反袁分子经过香港，都采取了种种留难的手段，如果蔡不机警行事，是不会顺利地到达目的地的。
蔡的到达，使云南的人心更加振奋，但是唐对云南军与北洋军力量的对比仍然存有很大顾虑。蔡向他谈到不但全国人民反对袁做皇帝，就是北洋军大将冯国璋、段祺瑞也都反对袁做皇帝。恰恰这时候，由南京宣武上将军署转来梁启超的一个密电，这个电报是请“唐将军”转给“蔡将军”的，电报内容是讲袁决定派周自齐为赴日赠勋特使，准备以卖国条件交换日本承认帝制。这个电报证明了蔡所说的冯国璋反袁的话是有根据的，如果冯不反袁，就不会代替别人发出反袁的电报。这个电报大大消除了唐的顾虑。其实，这个电报是由冯的秘书长胡嗣瑗[5]代发的，冯从来就懒看公事，根本不知道这回事，这个内幕是唐所不知道的。
这个电报却打乱了蔡的行军计划。他原拟到云南后于二十三日统率云南军偷袭四川，抢在袁调兵遣将之前占领四川，估计二十天之内可以完成这个任务，然后通电讨袁。由于收到这个电报，蔡顾虑到一旦日袁条约告成，外交上将发生阻力，因此他变更计划提前宣布讨袁，并由云南军发布对外宣言，承认以前与外国所签订的一切条约继续有效，但在云南宣布讨袁后所签订者均不承认。这个计划是针对新的外交局势而决定的。蔡写信给梁启超说：“宣布过迟，固有妨大局，宣布早，殊于军事计划大受影响。”果然，后来云南军开到四川不久，北洋军就源源不绝地调到四川前线来，使云南军的进展受到很大的阻力。
唐于二十二日召集军事会议讨论对袁的问题。蔡在会议席上发表沉痛动人的演说，主张即日兴师讨袁。他说：“我们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我们所争者不是个人的权利地位，而是四万万同胞的人格！”参加会议者一致慷慨激昂地表示意见，愿意断头而死，没有一个愿意屈膝而生的。大方针决定后，接着讨论今后所应采取的步骤。唐建议“先礼后兵”首先劝告袁取消帝制，如果拒不接受，然后通电讨袁。这个步骤本来是不必要的，为了尊重唐的意见，大家都不便表示反对。关于组织讨袁军事机构的问题，大家决定仿照辛亥革命和癸丑讨袁的办法，一省设都督一员为最高军事领袖，设总司令负责指挥前方军事。以前每省仅设总司令一员，这次由于讨袁军拟分作两路，决定每路设总司令一员，后方设总司令一员。有人建议云南军改称为共和军，为了避免与共和党的名称相混淆，随后决定改称为护国军[6]。
在推举都督、总司令的时候，唐表示愿让都督于蔡，云南军将领中倾心于蔡的很多，有人建议组织军政府推蔡为大元帅。但蔡竭力主张推唐为都督[7]，因此，决定推唐为都督兼第三军总司令，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向四川出发，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通过广西向广东出发。
军事会议决定讨袁后，云南全省没有杀过一个人，仅仅逮捕了两名袁党间谍：一名是袁派到云南来的宣慰特使何国华，此人在前清末年曾任云南协统，不久前他在宴会上毒死了由蒙自到昆明不肯签名赞成帝制的第二师师长沈汪度；一名就是谋害蔡的阿迷州知事张一鹍。
二十三日，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通电劝告袁取消帝制。电报说：“自国体问题发生后，群情惶骇，重以列强干涉，民气益复骚然，佥谓大总统两次即位宣誓，皆言恪遵约法，拥护共和，亿兆铭心，万邦倾耳。……今食言背誓，何以御民！……变更国体之原动力，实发自京师，其首难之人，皆大总统之股肱心膂：盖杨度等六人所倡之筹安会煽动于前，而段芝贵等所发各省之通电促成于继。大总统知而不罪，民惑实滋。……杨度等之公然集会，朱启钤等之秘密协商，皆为内乱重要罪犯。应请立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人及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七人明正典刑，以谢天下。……尧等夙蒙爱待，忝列司存，既怀同舟共济之诚，复念爱人以德之义，用敢披沥肝胆，敬效忠告。伏望我大总统改过不吝，转危为安。否则此间军民痛愤久积，非得有中央拥护共和之实据，万难镇抚。以上所请，乞以二十四小时答复。”
这个电报像一根利箭一样射进袁的心窝。但他随即自宽自解，认为以云南一隅之力，较之国民党“二次革命”时四省联合的力量小得多，不难用兵讨平。他一面请英国公使朱尔典致电云南英国领事葛夫以私人名义劝告蔡唐二人收回这个抗议，英国愿意从中转圜；一面命政事堂于二十五日回答一电，首先列举唐以前劝进的各电，并指出：“事隔三日，背驰万里。本堂不信贵处有此极端反复之电，想系他人捏造，未便转呈。”
二十五日，唐继尧、任可澄、蔡锷、戴戡联名宣告独立的电报发表。这个电报不再称袁为“我大总统”了，首先指出“天祸中国，元首谋逆”，后面作出结论说：“既为背叛民国之罪人，当然丧失元首之资格。”这说明袁装聋作哑的态度，已经无济于事，因此二十六日政事堂就从正面劝唐不要出尔反尔。电报说：“政见不同，尽可讨论。为虎作伥，智士不为。现既全国赞成君宪，云南亦表赞同，奈何出尔反尔，有类儿戏！”二十七日袁下令把一切责任归到蔡锷一人，骂他“潜行至滇，胁诱唐任”。直到二十九日才下令褫夺唐继尧等的官职，并派云南军第一师师长张子贞代理将军，第二师师长刘祖武代理巡按使，叫他们押解蔡、唐等人到北京治罪。这是一个并不高明的老戏法。以前袁在国民党“二次革命”时期，对江西、广东就曾采取过这种手段，想以权位引诱别人的部下背叛自己的长官，但都没有取得效果。
袁对蔡恨入骨髓。政事堂通知各部署，凡是与蔡有关的人一律予以撤职。各省机关的云南籍职员和与蔡有关的人也都受到迫害。袁又命湖南巡按使沈金鉴查抄蔡锷在籍的财产，但蔡没有不动产，他的母亲和妻子都已闻风躲藏起来，只有一个办木厂的兄弟，却又早已分了家。而另一方面，袁又想利用骗术使云南问题化大事为小事，他找到蔡的老上司李经羲，赐以貂皮外套一件[8]，又找到蔡的老朋友熊希龄到北京，留他共进午餐，想通过他们说服蔡“悔罪自投”，当可“不究既往”。此外还想派云南人朱家宝、丁槐等为云南宣慰使，骗诱云南军官“解甲来归”，一律“免予治罪”。这又说明袁内心的虚怯，与武昌起义时的清政府如出一辙。
三 入川护国军与四川军力量的对比。袁派曹锟督师入川。护国军占领叙州。贵州和川军师长刘存厚响应独立
以前辛亥革命时，孙中山认为“成功之速，出人意料之外”。这次蔡锷在间关万里到达昆明之后，也写信报告梁启超说：“人心如此，非始愿所及。”事实上，推翻清政府和打倒袁皇帝并不是碰运气的问题，而是说明了人心的向背。在这两次战争中，反人民的力量到处受到人民的强烈反抗和袭击，起义军的力量到处受到人民的热烈拥护与支持。因此，后者就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而前者则由优势转为劣势，终于不能避免灭亡的命运。
如果单从军事力晕的对比来看，当时蔡带往四川作战的护国军只有三千多人，而四川将军陈宧就统率北洋军伍祥祯、冯玉祥、李炳之三个混成旅和四川军周骏、刘存厚两个师，此外还有源源而来的北洋军。这样，就不仅是以云南一省抵抗全国的问题，首先是以云南一部分的力量抵抗四川全省的问题。蔡军出发时，所携军饷不足两个月，兵士仅发伙食费和少许津贴，所领弹药作战不到一个月就已告罄。在这些问题上，很多人都怀疑唐继尧别有用心。
护国军第一军下面分设三个梯团，梯团司令由刘云峰、赵复祥、赵锺岳分别担任。蔡的作战计划是：他自己率领第一梯团由昭通直趋叙州，这是进攻四川的主力；第二梯团集中后向贵州毕节出发，到毕节后，再依形势的发展决定战斗任务，或者北向进攻泸州，或者东下贵阳而将矛头指向湘西；第三梯团作为入川的后续部队，预计一个半月以后才能集中开到四川。
袁接到云南独立的警报，一九一六年一月五日命令虎威将军曹锟督师入川。他下了一道申令痛骂蔡锷，并旦括不知耻地说：“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以藐藐之躬，举数万万人之生命财产，赖一人以保护之，举数万万人之知识能力，赖一人以发育之，责任何等重大。古称神农憔悴，大禹胼胝，矧在今日，为君之难，百倍于古。……予昔养疴洹上，无心问世。……支持四载，辛苦备尝，真不知尊位之有何荣。无如国民仰望甚切，责备甚严，同为国民，敢自暇逸。……乃有蔡锷之流权利熏心，造谣煽惑。……予以薄德，既受国民之推戴，何敢再事游移，贻祸全国。……”
讨袁战争开始时，与蔡正面作战的正是与他有结盟关系的陈宧。他们在清朝末年都是以武学生得到总督的提拔，他们的门生故吏都分布在四川、云南两省，而两湖京官在北京又有“大同乡”之谊，因此他们在北京时经常相互往来。陈宧由北京往四川时，蔡介绍三个湖南人做他的属员，陈宧接任四川将军时就发表王某为军务科长，马贶生为军需科长，派雷飙到川军第二师担任旅长。云南独立后，袁政府接二连三地命令各省文武机关撤换与蔡有关的人员，陈不肯执行这个命令。特别是陈的高级将领伍祥祯（云南人）、雷飙（湖南宝庆人）都是蔡的旧将，而蔡的前敌司令韩凤楼又是陈的得意门生。他们的相互关系是极其错综复杂的。
陈宧曾向他的机要人员说：“我所辖的三个混成旅和一个卫队团。除了玉亭（伍）一旅外，那两旅都是不可靠的。”因此，当云南宣布独立后，他由川北调伍旅到叙州布防。守泸州的是川军第二师熊祥生旅，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和第二师的另一旅旅长雷飙则驻泸州前方的纳溪县。冯玉祥旅驻内江作为叙、泸之间的策应队。川军第二师两个旅长，熊祥生是由将军署副官长调任的，他专为个人的权利地位打算，雷飙则与蔡的关系很深。冯玉祥既不愿效忠袁，又不肯为陈宧卖力，他的目的是想等待机会把队伍拖到陕西去，因为陕西将军是他的舅父陆建章。
陈宧是袁的重要爪牙之一。但他与袁存在着很大矛盾。当他出京时，袁曾面许将川、滇、黔三省军事交他全权办理，他到四川不久，袁就派张联棻（河间人）代替刘一清（湖北人）做他的参谋长，陈完全知道这个新参谋长是派来监视他的。云南问题发生不久，陈向他的机要人员表示，蔡松坡不是一个轻举妄动的人，老头子（指袁）也有“彼直我曲”的表示，看起来这个问题不是很容易解决的。这一表示说明陈并不倾心于袁。此后袁派曹锟督师入川，事前并未征求陈的意见，陈完全知道，即使打退了护国军，四川将军一席也必然落于他人之手。这些不满和不安的情绪，使陈对战事采取了消极应付的态度。蔡曾电劝他响应独立，他用“事权不一，环境困难”的理由拒不接受，但他在文电中从来不骂蔡，对蔡始终保持着一种似敌非敌似友非友的模棱态度[9]。
当护国军进入叙州城外时，伍旅仅仅作了些不重要的抵抗就撤走了，因此蔡部第一梯团第二支队杨蓁于一月二十一日占领叙州。这是护国军发动后首次取得的胜利。此后第一梯团即向南溪、自流井一带进攻。
与蔡军出发的同时，一月二日戴戡奉蔡派遣经由毕节到贵阳策动贵州响应独立，王伯群则往黔南兴义一带联系当地黔军。这两人都是有声望的贵州人，又是跟随蔡奔走反袁的活动家。云贵在地形上具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如果贵州不响应独立而落入北洋军之手，云南就要受到严重威胁。云南宣布独立时，蔡唐曾电请贵州护军使刘显世采取一致行动。刘是个保守“持重”的地方军阀，他既不满意袁的不平待遇[10]，又慑于北洋军力量的强大，很想保持局外中立。
但是贵州人民反袁的情绪很高，迫切要求响应云南宣布独立。贵州军团长王文华、熊其勋等也都劝刘下决心讨袁。王文华就是王伯群的兄弟。由于贵州的兵额很少，团长一级的倾向具有很大的影响。
贵州巡按使龙建章是袁派来监视刘显世的一个高等政治侦探。为了和缓贵州军民的反袁情绪，一月七日他电请袁另行召集国民会议表决国体问题。袁一面授意参政院回电予以驳斥，一面于一月十四日下令叫他离职北上，并为讨好刘显世起见，就派他的兄弟刘显潜署理贵州巡按使。龙建章于一月十六日化装逃走。
一月十八日，贵州人民代表大会表决力促刘显世宣布独立，改称护国军贵州都督，刘仍然依违不决，还电请袁迅速接济军饷以固军心。直到一月二十四日戴戡率领云南军一营进抵贵阳，二十六日袁汇到军饷三十万元，他迫于二十七日宣布独立。贵州的独立，稳定了云南的外围，并使北洋军在湖南和四川两省都感受威胁，这是云南护国军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一大胜利。
二月八日，袁政府下令査办刘显世，派贵州军团长唐尔锟继任贵州护军使。这个分化政策并未取得效果。
贵州独立后，戴戡率领贵州军六个团由遵义向松坎、綦江出发。这六个团的兵力实际上还不到八个营。这是护国军与北洋军在四川作战的第二道战线。贵州军进入四川后，蔡将护国军第一军分为左右两翼，自己兼任左翼总司令，不久改派他的参谋长罗佩金继任，派戴戡为右翼总司令。戴戡又派王文华为右翼军东路司令，率领临时编成的十三营向湘西出发。这是护国军开辟的湖南方面的战线。护国军在这条战线上的兵力原是极其薄弱的，由于湘西人民的反袁武装力量不断壮大，配合护国军作战，贵州军得于二月三日占领晃县，十六日占领麻阳，对牵制北洋军起了很大的作用。
另一方面，由于贵州响应独立，护国军第一军第二梯团的任务已经完成，便由毕节通过永宁进攻泸州，开辟了四川方面的第三道战线。在此以前，守内江的冯玉祥旅曾经分出一支兵力到南溪，企图夺回叙州。第二梯团在进攻泸州以前，曾约驻纳溪的旅长雷飙起义响应，并且使用反间计，授意四川反袁派人士李宪文向刘存厚投递了一封匿名信。信上说：“我是四川人，我是成都将军署的一个职员。我从北京方面得来一个秘密消息，袁世凯疑心你暗通蔡锷，将指使你的部下对你进行暗杀。”刘存厚的两个旅长，一个愿意为袁效力（熊祥生），一个与蔡有着深厚的历史关系（雷飙），正在左右为难之际，忽然接到这封匿名信，即在第三天（二月一日）通电宣布独立，改称护国军四川总司令，率领自己的一旅去打自己的另外一旅。二月六日，熊祥生率部撤走，护国军占领泸州。二月十四日，贵州军熊其勋部攻占綦江，重庆大受威胁。
护国军在四川作战虽然节节胜利，但是胜利的范围只限于川南几个县，给袁的打击不大。护国军所接触的也只是原驻四川的少数北洋军及其附属军，而由于军事进度太慢，使袁有喘息时间调动大部北洋军源源开到四川，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又起了一个重大的变化。这些情况，根据蔡锷的说法，是由于云南宣布独立过早，动员出兵较迟所造成的。
四 北洋军分为川湘两路进攻云南。袁被迫下令缓办帝制
袁在接到云南独立的消息后，就布置了三路进兵云南的军事计划。他派虎威将军曹锟为第一第二两路总司令，第二路为四川战线，第一路为湖南战线。以张敬尧为第二路司令，这一路的兵力包括由岳州调动的曹锟所属的第三师，由南苑调动的张敬尧所属的第七师，由保定调动的李长泰所属的王汝贤旅（第八师第十五旅），这是北洋军正面进攻的主力军。以马继增为第一路司令，这一路的兵力包括由南昌调动的马继增所属的第六师，由河南调动的唐天喜的第七混成旅，由奉天调动的范国璋所属的第二十师之一部，由安徽调动的倪毓棻所属的安武军，打算由湘西进入贵州，这是北洋军进攻的侧面。袁的计划中还有第三路，打算由海道运输北洋军到越南，假道滇越路进攻云南，因法国公使康悌不同意而罢。他又变更计划指使广东将军龙济光派兵假道广西进攻云南。他认为：一九一三年国民党占有东南半壁五六省的地盘，只经过了一个多月，就被北洋军全部打垮，这次他用狮子搏兔的气力对付云南一隅之地，是不难迅速得到解决的。他限曹锟于六个月内平定云南。
最使袁感到困扰是，他身边没有一个大将替他主持征滇军事。他实在太忙了，既要管外交，又要管内政，既要做中华民国大总统，又要做中华帝国大皇帝。因此，他不得不把打入冷宫的段祺瑞请出来替他分劳。他把他所最讨厌的徐树铮提拔为将军府事务厅厅长，借以讨好段，但段假口“宿疾未愈”不肯出来。这与一九一一年清政府起用袁南下督师，而他以“足疾未痊”拒不受命的故事，几乎完全是一样的。
其次，他又想到冯国璋，想把冯调到北京来，以参谋总长兼任征滇军总司令。冯也装起病来，拒绝北上。袁派蒋雁行以探病为由于二月十三日到南京。冯实在没有病，他抓了蒋雁行的手痛哭流涕地说：“我跟随总统一辈子，总统要如何便如何，怎么总统不把我当作自己人了！”袁接到蒋的密报，知道冯所患的是一种政治病，便又走马灯似的派阮忠枢、荫昌、田中玉到南京来疏通，暗中却指使蒋雁行勾引江宁镇守使王廷祯就近篡冯的位，又想电召冯到北京，解除他的督理江苏军务一职。但因山东将军靳云鹏、江西将军李纯打来密电请勿调动冯，便又不敢下手。一九一一年，袁在表面上拥护清政府，暗中却与革命军秘密接洽和议。此时冯一面竭力表明他是“总统的自己人”，暗中也与北洋派军人及南方反袁派进行勾搭，这些两面派手法都是从袁学来的。
最后，袁又想借重黎元洪再一次充当他的工具，以副元帅名义统率征滇军进攻云南。但是今天的黎已经不是一九一三年的黎了，既不肯做有名无实的副总统，又不肯受封为亲王，袁就没有方法摆布他了。
因此，袁不得不在新华宫丰泽园组织“征滇临时军务处”，自己出面来主持对滇军事。
关于调兵攻打云南的问题，除了调动第一批曹锟等所统率的部队外，袁还竭其全力地抽调第二批，他的打算是兵越调得多越好，平定云南的日期越早越好。这是由于他一方面迫不及待地想登皇帝的宝座，另一方面还要防止外交界又起风波。在此时期，北洋军阀纷纷向他请缨南下作战，这些将军们并不是真心要去攻打护国军，而是借题要饷要械，有的要求增募军队。不要说袁在财政上已经弄得罗掘俱穷，即使有力量满足他们的要求，而他们骗得饷械到手，也必然不肯出马，这些情况袁看得极其清楚。他估计可能调动的第二批征滇军有张勋的定武军、倪嗣冲的安武军、第五师张树元部、第二十七师张作霖部。他派阮忠枢到徐州游说张勋抽调十营加入征滇军，张勋假口徐州防务非常吃紧，碍难分出兵力。袁碰了这个钉子，对张勋不能无所怀疑，就派马龙标以帮办军务的名义到徐州，用以监视张勋，张勋公然拒不接受。
北洋派相传有这样一件故事。一天，张勋和冯国璋在南京碰了头。张勋多喝了几杯老酒，忽然情不自禁地向冯说：“老头子打了一个密电来，叫我监视你的行动。”冯听了并不感到惊异，也从身边拿出一个电报给张看，并且说：“我也接到老头子的电报，叫我监视你的行动。”这件故事说明袁疑人之深，在派员监视之外又采取了一种互相监视的办法。真是花样翻新，无奇不有。
袁经常感觉到他的周围没有一个不可疑的人。自从帝制公开活动以来，特别在云南独立以后，他既要防党人，又要防外国人，既要防敌人，又要防部下，同时还要防非友非敌的另一类型的人物。他调遣第一批北洋军开往前方作战，已经竭了九牛二虎之力，第二批征滇军竟然组织不起来。北洋军有这样多的兵力，他竟无可调之兵。不能抽调还在其次，还要用尽种种心机防范他们“造反”，还要派员疏通他们。这样的“皇帝”做起来真是活受罪。
此外，财政困难也是使他感到狼狈的一件事情。帝制经费规定为六千万元，其中筹备大典用去二千万，登极犒军用去一千万，收买国民代表、投机政客，运动报馆共用去三千万。他的财政来源不外乎增税、举办内国公债、借外债几种，甚至全国人民节食缩衣、铢积寸累的救国储金也都被他挪用一空。他借重梁“财神”向美国资本家借款，在借款未成立前，梁士诒滥发中国、交通两行钞票以应军事急需，造成了两行信用破产与通货膨胀的严重危机。节流方面，袁政府只能向无权无勇的文职人员开刀，由于裁员减薪，造成了一批又一批的断炊灾官和失业政客。另一方面，袁又滥用金钱和名位鼓励前方军人替他打天下，有功的人男爵加封子爵，少将晋级中将，旅长提升师长，或者“赏食双俸”，任凭他们在各种奖励办法中选择其一。这又使袁政府在财政方面无法克服的矛盾，更加无法克服了。
自从云南独立以来，他命军政执法处派出大批侦探密布车站附近，制止各级官吏离职出京。官吏请假者须有三人以上的连环保结。对简任职以上的人员，派有军警随身保护，而事实上却是仿照清朝末年监视王公大臣的办法，防止他们逃亡出京。
在一片劝进的声浪中，都肃政史庄蕴宽忽然提出了三个建议：（一）帝国尚未成立，应即取消洪宪年号；（二）请将大典筹备处撤销；（三）参政院没有存在之必要，应即闭会。这位先生竟敢不向皇帝上奏而用公函请国务卿转呈，袁对此大为震怒，即迫使他辞职，而以张元奇继任都肃政史（二月十日）。
二月中旬，前方战事不利的消息不断传来，五国公使又提出口头警告，使袁处境更为困难，不得不于二月二十三日下令缓办帝制，所有各省“吁恳早正大位”的文电一概不许呈递，并且撤销了大典筹备处。二十八日下令，定于五月一日召集立法晓，指定以国民会议复选当选人为立法院议员复选当选人。二十九日，参政院代行立法院闭会。此时取消帝制和南北议和的传说盛行一时，因此全体肃政厅肃政史又联名提出庄蕴宽的三个建议来，请袁再加考虑。袁不便再发脾气，就说这些问题应征求各省同意再作决定，显然又是一种拖延与欺骗的手段。
袁拟起用段祺瑞为国务卿以便收拾时局。段提出两个主要条件，要取消帝制并宽容云贵起事的人物。这和清政府起用袁时，袁提出几个出山条件的情况大体相同。袁不肯接受这些条件。
五 袁威信继续下降——鄂奉两省将军易人
袁威信的下降，不仅表现在北洋派大将方面，也表现在北洋派小军阀方面。他曾因第二师师长王占元不满意湖北将军段芝贵、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不满意奉天将军张锡銮而将湖北、奉天两省将军对调。由于部下不满意长官而将长官调开，养成了长官必须讨好部下，部下随时可以驱走长官的风气，这已经使袁在北洋军中的威信受到很大的影响了。但是袁的威信交换不到什么东西。这两个师长并不是反对某一个长官，而是反对任何长官。他们反对长官的目的是要取长官的地位而代之。去了一个长官，又来一个长官，完全是文不对题、隔靴搔痒的做法，不能使他们满意。
“二十年前一少尉，而今开府鄂王城”，这是张锡銮接到对调令后得意地写出来的半首感怀诗。他很庆贺他自己跳出了奉天这个火坑，却没有想到湖北那边也仍然是个火坑。他虽然活到七十多岁，但是人生经验还是不足，这边张作霖是他一手提拔的人，对他尚且存有取而代之的野心，那边王占元和他毫无历史关系，肯把一个不相干的长官顶在自己的头上吗？对调命令发表后，王占元就放出空气说：“等到新任将军到任，我就辞职归田。”袁深深懂得北洋军阀惯于用辞职为武器的作风，并且也懂得，你若是准他辞职，就会把他逼上梁山。这是推行实力政策的袁所不敢尝试的。
袁所关心的不是张锡銮能不能“开府鄂王城”，而是怎样能保全自己威信的问题。他曾任命王占元为壮威将军，先给他一个崇高的名号，遇缺即补，以安其心，但王并不感到满足；他又想调冯国璋到北京，调倪嗣冲为江苏将军，以王继任安徽将军，又因调冯的问题发生困难不能实现。最后只得叫张锡銮暂缓南下以免引起波折。正当其时，直隶巡按使兼将军衔朱家宝愿意将督理直隶军务的兼职让与张锡銮，袁因为这个办法不能解决问题，未予接受。他急于要做皇帝，对各省有实力的军阀当然不敢开罪，终于不得不开去张锡銮的督理湖北军务一职，改任为镇威上将军，又任为参政院参政。他并不准备任命王为湖北将军，因为湖北是前清总督的驻地，应当由上将军督理该省军务，他认为王占元不够上将军的资格。
湖北将军的问题一直拖延到云南独立的时候还没有解决。湖北为用兵西南的孔道，如果湖北发生变动，就会影响全局，因此赫赫大皇帝终于向一个马弁出身的师长低头，于一九一六年一月八日任命王占元为襄武将军，督理湖北军务。这是袁在他自己所手创的北洋派中威信下降最显著的一次。但是，军阀的野心从来就是无止境的，尽管袁如此迁就，仍然不能满足王的愿望。当湖北文武官吏向他道贺时，他赌气地不肯受贺，并且气忿地说：“别人是上将军督理湖北军务，我来督理军务就变成了将军，原来上将军这个名号是对人的而非对事的。”他不许手下人称他将军，因此大家都称他为督帅。
但是，王占元取得督理军务的地位，对新朝皇帝也不能不表示一番忠诚，借以弥补过去的裂痕。他奏报袁说：“宜昌神龛山洞有欧人深入探索，见洞内有石质龙形起伏蟠迴，长约五十余丈。当此一德龙兴之日，肇造万年磐石之基，神龙石化之遗形，适蜿蜒效灵于江澨，天眷民悦，感应昭然。请予以表彰，并付史馆记录，垂示来兹，以答天庥而副民望。”袁于一月十五日发表申令，“所请着无庸议”，但又接着说：“岩峦深邃，蕴此瑰奇，应由该将军等妥为保护。”事实上所谓“神龙石化”是宜昌关监督刘道仁所发现的，王占元和湖北巡按使段书云据以上报，并且附会为开国祯祥，这和袁的书童说“床上躺着一条五爪大金龙”同样是不值一笑的。王占元等看得十分清楚，袁虽然口里说“着无庸议”，但把他们的奏章用命令发表出来，就是自我表扬的另一形式。因此，他们又接连奏报“黄陂柳发青桃开花”，“湖北得雪四十余县，乃圣主当阳之征，爰请政事堂代奏，以慰宸衷”。
湖北的问题解决不久，奉天的问题又接着发生。当两省将军对调的命令发表时，段芝贵同样也庆贺他自己能够避开目无长官的王占元。他不懂得天下乌鸦一样黑，他到奉天后就碰到另外一个“王占元”，这个“王占元”就是赶走张锡銮而想取而代之的张作霖。当奉天举行所谓国民代表大会表决国体问题时，张作霖亲自带领大队人马，监视投票，造成了清一色赞成君主制的票数，他自以为对袁的贡献很大。袁封他为二等子爵。根据袁的规定，师长镇守使仅能得到一等轻车都尉，封子爵就算是一个“异数”了，但是张作霖抱有封侯的大愿，子爵距离他的目标很远，因此他在封爵后上呈请病假，而请假就是辞职的准备，辞职就是抗命的先声，这是袁和段芝贵所能深切了解的。段曾亲自上门看他的病，他公然不予接见。到了这个时候，袁就知道二等子爵不能满足他的要求，拟调他为绥远都统，但是他的目的是要奉天将军，调虎离山之计对他也是行不通的。
一九一六年二月十二日，张作霖应袁的电召到北京，商量出兵湖南的问题。袁许他封侯封公后望无穷，张作霖满口应允出兵，只是提出了补充饷械的要求。等到饷械骗到了手，他就指使奉天商会等团体打电报挽留该军维持东省秩序，请勿外调。随后不久，他的态度忽然大变，要查段芝贵的账，他说段挪用奉天公款数百万元，这笔公款都是奉天人民的血汗脂膏。同时，袁接到密报，张作霖叫袁金铠起草奉天保安会章程。袁记得很清楚，辛亥年奉天曾经组织过保安会，组织保安会就是变相的独立。此时袁已陷于四面楚歌的苦境，如果奉天再出岔子，就立刻会有土崩瓦解的危险。因此，他被迫任命张作霖为盛京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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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一年4月11日（农历三月十六日），是梁启超的父亲达涧的七旬晋一大寿。
[2] 戴戡原名桂龄，宇锡九，后更名戡，字循若。曾在日本习手工业，回国后在河南法政学校担任庶务。该校校长陈国祥、教务长熊范舆都是戴的贵州同乡。熊到云南参加云贵总督李经羲的幕府，戴随同前往，任矿务局职员，以此得结交于唐继尧。辛亥年唐任贵州都督，派戴为实业司长，不久升任贵州巡按使。卸任后到北京任参政院参政。通过旅京贵州同乡蹇念益、陈国祥等的关系，他成为进步党的活动分子之一。
[3] 关于蔡锷设计出京一事，由蒋百里、张孝准、李小川三人分别提供。后来张孝准任湖南榷运局长，李小川解放后任湖南文史馆馆员。
[4] 此时黄兴仍在美国，与东京国民党人保持密切联系，领导反袁运动。
[5] 贵州人胡嗣瑗是前清翰林，有宗社党之称，反对袁做皇帝，主张清帝复辟，他和反袁派相勾结，其目的是想利用反袁派的力量推翻袁，造成混乱局势，为清帝复辟创造条件。
[6] 云南军在护国寺召开动员大会，有人动议就地取名，无人反对，遂定名为护国军。
[7] 蔡在云南甚得军心，唐甚忌之。黄兴派人再三向唐疏通，保证蔡不做都督，并带兵出发讨袁，决不留在云南，唐才同意蔡锷回滇。
[8] 李经羲受到貂皮外套后，向袁谢恩说：“上（指袁）赐貂皮外套，光采非常，裁量恰合，举家惊宠，望阙感惶。”
[9] 以上情况，均由胡鄂公反映。当时胡在四川军署任首席秘书。
[10] 各省都设有将军，但贵州和福建两省只设护军使。直到1915年10月14日，袁政府才加刘显世一个“督理军务”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