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白狼军的崛起。北洋军在“剿狼”战役中的大丢脸
一九一三年秋天，正当袁进行武力统一并在国内外大肆宣传他是“稳定中国的力量”的时候，河南、湖北毗连的地方忽然发生了农民武装暴动，慌得河南官吏接二连三地请袁派兵“剿匪”。此时北洋军的大部分都已调往南方各省，北方几乎没有可以抽调的军队。袁十分忿怒地指斥这个武装力量的领导人“白狼”是国民党领袖黄兴的死党，并悬赏五千元捉拿他。
根据各方面的传说，“白狼”姓白名朗，河南宝丰县人，清朝末年曾在第六镇统制吴禄贞手下充当参谋，吴被袁暗杀后，他和“中州大侠”王天纵一同在嵩山“落草”，自称“中原扶汉军大都督”。从来封建统治者都惯于用丑恶字眼诅咒武装起义的农民领袖，曾国藩曾称太平军骁将陈玉成为“四眼狗”，因此袁称白朗为“白狼”，而他也就以白狼自称，把真姓名隐藏起来。
豫鄂边区是个农业生产经常歉收的地区。由于官吏的苛捐杂税和地主的残酷剥削，这个地区的农民日益陷于贫困和破产。白狼的武装力量就是在这个社会背景下成长起来的。
袁的表兄弟河南都督张镇芳，是袁的“聚敛之臣”。他不会打仗，只会搜刮，白狼军的崛起，恍如平地风波，使他的处境非常狼狈。
白狼编了一首民歌说：“好白狼，白狼好。劫富济贫，替天行道。人人都说白狼好。”白狼军对政府军也喊出了一个动人的口号：“不打弟兄，专打官长！”
国民党的武装力量被北洋军打垮了，可是白狼军却在内战中壮大了自己，一九一四年一月十一日，他们由西向东，横越京汉铁路，接连攻下光山、光州和固始等地。河南南部是毅军翼长赵倜的防区，袁派赵为“豫南剿匪督办”，责成他收复失地并以全力消灭白狼军。可是白狼军的行动非常敏捷，随即进入安徽，二十六日攻占六安、霍山两县。
这个时候，帝国主义借口中国军队无力平“匪”，有出兵代平“匪”的表示，气得袁发布大总统命令，枪毙弃城逃走的六安县长殷葆森，撤换“剿匪”不力的表弟张镇芳，派北洋军的头等大将段祺瑞权任河南都督，责成他驰赴信阳“督剿”。同时，命外交部向各国公使声明：“政府确有戡定匪患之能力，并能负责保护外国侨民。”关于“捕狼”的赏格，合计北京、河南两地计算，由五千元逐步提高到十二万元。
白狼丝毫不把这个威名赫赫的北洋军头等大将放在眼下。曾有一个时期，他的大本营就设在离信阳不远的遂平县境嵖岈山。白狼军的军火大多是从政府军的手里取来的，除了在战场上夺得的外，还有不少官兵和他们私下打交道，出售弹药和枪枝，而以作战损失谎报上级。因此，有人称呼当时的“剿匪司令”为“运输司令”。
白狼军的兵力大体在一万人以上不到两万人。但是政府军不得不无中生有地夸大白狼军的声势，借以遮盖自己的无能。根据政府军前后所报毙“匪”人数不下一百万，而白狼本人也不知道被政府军击毙过多少次。袁政府根据各方面所捏造的假情报陆续发表，把白狼形容得象是一个千变万化的齐天大圣，说他派遣党徒分布于天津、北京、上海、汉口、广州各大城市，分别扮作古董商人、杂货店老板或流动乞丐，进行各项活动；说他们在以上各埠建立了交通网和运输站，从水路运出所抢到的东西，运回所需要的东西。公报还“确凿有据地”说到广州破获了白狼的秘密机关。公报中最可笑的是说白狼之外还有“黄狮”“绿狼”，袁竟然以大总统名义发布命令“一体协缉”。由于政府自己疑神疑鬼，造成了各省草木皆兵的恐怖气氛。
一九一四年三月间，武昌有四个童子在池塘里游泳，无意中摸到一支废枪，竟被侦探捉去，于是又发生了“白狼派童子队到武昌”的谣言，大总统又据以密电各省“严加防范”。
另外一个谣言说，辫子军大帅张勋在徐州接见了白狼的密使。这个谣言使袁家朝廷大为震动。当然，辫子军不是北洋军的正规军，袁在不久以前撤换了张勋的江苏都督，他怀恨在心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而此时的白狼军也正进入安徽，似乎有与辫子军联合的迹象。袁忽然想出一个“以毒攻毒”的计划，命令张勋派兵去打白狼军，而张勋也就将计就计，欣然接受，却向袁提出了招兵十营的要求。这样一来，倒弄得袁目瞪口呆，急忙派阮忠枢到徐州去疏通，叫他不要招兵，同时也不叫他“剿匪”了。
正当袁张惶失措的时候，白狼军又由安徽折回来，横越河南，于三月八日在湖北北部的老河口出现。白狼在那里缴获了官军的大批枪械，随即召集军事会议讨论他们今后应当采取的战略。白狼军的高级军官多数主张采取流动战，避免同官军打硬仗，中下级军官则主张找一个根据地停下来，暂时采取守势，以免兵力过度疲劳。最后决定了进军陕西的计划。
白狼公然打电报告诉袁，说他就要夺取西安，叫袁作好准备。此时段祺瑞已被调回，接任河南都督的是袁在小站练兵时的幕府田文烈[1]。袁派陆建章为第七师师长兼豫陕剿匪总司令，并加陆军上将衔[2]，叫他赶到潼关截堵白狼军的西进之路。
正在这时，袁听信了一个风水家的话，仿照明朝末年崇祯皇帝掘发李自成祖墓的办法，找到白狼的祖墓在荆紫关，传令开棺戳尸示众。事情发生不久，袁的故乡项城十里外黑龙庙忽然发现有见方二尺的白旗一面，有人传说这是白狼的旗帜，白狼派人准备掘发袁的祖墓报仇。慌得田文烈急调唐天喜一旅开到项城保护“袁陵”。
白狼并没有撒谎，他说要取西安，果然派宋老年[3]为先锋，于三月十三日向西攻下荆紫关，进占龙驹寨。袁政府所宣传的白狼军沿途蹂躏人民的话都是靠不住的，事实上沿途抢劫奸淫、杀人放火的都是北洋军。白狼军不是完全没有烧杀，他们所杀的是人民所痛恨的官吏和地主劣绅，所烧的也正是这些人民敌人的房屋财产。白狼在荆紫关出有安民布告，首先表明他们“奋起陇亩，志在救民”，随即谈到“本应洗城，鸡犬不留，以报掘墓之仇，因不忍于心，故仅焚屋宇，留全民命。”
白狼在布告中还提到他们的用兵目的：第一是驱袁，第二是建立良好政府，第三是友善邻邦。袁接到这个情报后，提起笔来替他们加了一条，“第四是选举岑春煊为总统”。
白狼军每天能走一百二十里，同样路程北洋军要走两天，因此避实就虚的白狼军和不敢打硬仗的北洋军很少碰头。白狼军仅有一两万人，而北洋军包括赵倜、陆建章、倪嗣冲、王占元、刘镇华、张治功、张敬尧以及河南邻省的部队，总共有十来万人，每天报上都有他们的“报捷电”，但是白狼军的声势越来越大。袁政府对冒功报捷的将领不知颁发过多少次奖章和晋级令，对弃城逃走的不知作过多少次处分，对“肃清狼匪”的限期不知延展过多少次，但是一点用处都没有。
空军也参加了战争。北京航空学校校长秦子壮自己担任大队长，带领飞机四架进攻白狼军，第一次撞坏了两架，第二次大队长受伤回到北京养病。后来继续派飞机由西安、潼关出发轰炸白狼军，仍然没有效果。
二 北京的新党狱。白狼军由陕西、甘肃回奔河南受到歼灭
一九一四年三月，正是袁召集约法会议，准备增修约法以便推行总统独裁制的时期。有一天，袁在报上看见一篇主张推行总统制的文章，标题为“中央制刍议”，作者为段世垣。袁点头称赞说：“这篇文章做得很好。不知道这个姓段的是那一省的人。”旁边有人回答说：“他是河南人，曾任国会议员。”袁就得意地说：“咱们河南人真不错！”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为了迎合袁，建议派段世垣做总统府的秘书，并邀请入府面谈，袁表示同意，秘书的任命状随即发了出去。可是段世垣很久见不到总统的面，因为万忙的总统早已忘记了这一回事了。
又一天，那个因“剿匪”不力被撤职的河南都督张镇芳到公府来，偶然谈到河南人才，袁忽然想起段世垣，称赞他的文章做得很不错。张镇芳大惊小怪地说：“嘿，这是一个老同盟会会员！”
袁听到同盟会这个名称，就像清朝西太后听到革命党或维新派一样，吓得脸上变了颜色，马上派侦探侦察段世垣的行动。当然，那些惯于捕风捉影的袁家爪牙是不会错过任何机会的，他们报告说，这个人与白狼的“军师”、另一个国会议员凌钺经常地秘密通信，又说他是黄兴派来的炸弹队队长，正是林清[4]一流人物。袁大为吃惊，立刻下令逮捕了这个会做文章的河南人。
就在段世垣被捕的一天，总统府的另一秘书马小进忽告失踪。这一事件引起了总统府的大骚动，大家疑心果然有“乱党”混进府来了，有人说在应考县知事的考员中也有“奸细”混迹在内。疑心极重和胆小如鼠的袁立刻命令侍卫处更换出入公府的腰牌，新腰牌要粘贴使用人的小照，以防冒名混进。
这一案件牵涉的范围很广，段世垣的朋友、国会议员河南人林英钟和山东人徐镜心都因嫌疑被捕，不久都被杀害了。同时还有很多人被捕、被杀或失踪，姓名都没有公布出来。独有段世垣不知道走了哪一条脚路，被判死刑，宣布缓刑，发往军前效力。
四月间，白狼军由荆紫关进到陕西，长驱而入渭南，有渡河而北的模样。陕西都督张凤翙急调旅长陈树藩布防西安以东之线。白狼军出其不意地从渭南折回到商县。根据官方情报，白狼军拟由商县向北直趋西安，因此张凤翙又调兵到蓝关以固西安的外围。在此以后的几天内，就找不到白狼军的动静了，但当白狼军绕道山阳、孝义而在西安以南二十里的大峪口出现的时候，西安大为震动。张凤翙只求守得住西安，几乎把四面八方的兵力都调回来，而白狼军忽又绕道秦岭、子午谷向西，横扫鄠县、盩屋、郿县一带，然后渡过黄河，向北经岐山、扶风、武功、咸阳、醴泉而达乾州。
根据各方报告，证明白狼军的纪律比政府军好得多。他们到达武功附近时，城内商人献银一万两犒军，白狼只派代表进城取回银两，约束兵士不许入城，并出布告保护正当商人和外国侨民。由醴泉到达乾州时，仅仅放火焚烧了政府机关，所有民房一概不动，并下令严禁奸淫、抢劫等行为。
白狼军是在五月三日以后进到甘肃境界的。他们在陕西、甘肃的流动战，使政府军陷于顾此失彼的被动地位，同时也使他们自身过度疲劳。由于甘肃发生时疫，白狼军将士颇有死亡，著名的战略家李鸿宾也病死了，这使他们的士气受到很大的影响。更坏的是，他们盲目地进到洮、岷地区，与当地少数民族地主武装发生冲突，使兵力受到不必要的严重损失。在这些不利的情况下，他们又折回到陕西来，通过宝鸡、凤翔、郿县、扶风、盩厔、鄠县，进抵西安郊外。
六月二十日，那个带兵援陕的第七师师长陆建章演了一出“夺帅印”，代替张凤翙坐上了陕西都督的位子。他的大儿子陆承武带兵一团到西安城外布防。在一天晚上，西安人民听到城外炮声震天，大家都提心吊胆地过了一夜。等到天亮了，炮声也停止了，城外的消息传进来，原来昨晚交战的并不是白狼军与政府军，而是陆承武的一营军队与另外一营军队在黑夜中彼此互认为白狼军而混战了一夜。
白狼军星驰电掣地回到老家河南，在陕西的北洋军一直尾追到潼关，打了一个空前“大捷”的电报。此时白狼军已经走上了瓦解和消灭的道路。白狼军回到河南，想在故乡补充兵力，并获得一个喘息时期，但是兵士不服约束，纷纷离队回家，他们已经不能成为一个战斗团体了。
最“勇敢”的政府军是赵倜所统率的毅军。他们由河南追到陕西，由陕西追到甘肃，又由甘肃折回陕西一路尾送白狼军回到河南。由于这趟辛苦，袁首先撤销了赵倜的处分。随着白狼军的瓦解，一批又一批的受过革职留任处分的高级军官都因“剿匪得力”得到开复，连那个被撤职的前河南都督张镇芳也因“事前计划周密”而发还了勋位、勋章。
以前神出鬼没的白狼，此时忽然被政府军击死。袁发表赵倜的报告：“据镇嵩军刘统领镇华称，张治功电称，前派靳副官敬民、王队长景元混入匪杆内。八月五日午后，在鲁山附近大营北二十里石庄将白匪击毙。匪尸已解省辨认。”又发表田文烈的报告：“狼身腐败，已于八日将首级由汽车解到，装以木笼，悬之迎薰门城墙上。”
八月九日，袁发表“褒功令”，特任赵倜为宏威将军，刘镇华晋级中将并授以勋五位，张治功升授少将。
八月十二日，袁忽又撤销了这个“褒功令”，另外发表命令说：“续据河南护军使赵倜电陈，白匪毙命，确系田作霖、张敬尧、牛桂林、刘宝善各支队先后在三山寨等处围剿，白匪迭受重伤，旋即毙命，匪党移尸掩匿石庄附近，张治功适在该处査获等情。张治功迹近冒功，刘镇华未经实査，遽予转报，殊属不合。姑念搜捕甚力，免予议处。应将九日策令取消。”
此后不久，袁任命赵倜为德武将军，督理河南军务（九月二十日），升任张敬尧为第七师师长（十月十五日）[5]，但白狼是否被杀，始终是一件疑案。
三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在中国展开了白热化的外交战。日本对德宣战后，青岛局势紧张。德皇派辛慈到中国。英国劝诱袁加入协约国，受到日本的强烈反对。美国企图通过借款控制中国
在政府军倾其全力攻打白狼军的同时，湖南、江西、广东等省大水成灾，南北各地发生纸币贬值的狂潮。为了解救中央的财政危机，袁以币制改革为名，又向五国银行团进行二千五百万镑的第二次大借款。正在商谈的时候，不料霹雳一声，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借款谈判因而停止进行。
八月六日，袁以中国政府名义宣布中国对欧战严守中立，并电请美国政府转达参战各国勿在中国领土上发生作战行为。美国没有明确的回答。日本驻华代办小幡抗议中国政府不应向美国提出此项请求。同时，德国驻华代办马尔参（Baron Maltzan）照会外交部，请禁止交战国兵士通过中国领土。
此后，欧洲交战国双方在中国展开了白热化的外交战。马尔参在北京组织“中德协会”以联络中国方面的朝野人士。英国公使朱尔典、法国公使康悌（Conty）、俄国公使库鲁朋斯基（M. B. Kroupensky）则因中国政府并不停付德国的庚子赔款，德国得以利用此款在中国境内进行不利于协约国的宣传活动，表示很大不满。三国公使还因青岛德军利用中国人构筑防御工事，向袁政府提出了抗议。
八月十五日，日本政府以“日英同盟”及“确保东亚和平”为借口，向德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在中日两国海面上的军舰完全解除武装，胶州湾租借地限于九月十五日以前无条件地交与日本，以便将来交还中国。以上两项，八月二十三日正午以前如无满意之答复，则日本将采取必要之措置。
同一天，德国代办马尔参公开表示：“德国可以考虑将青岛交还中国，日本也应将台湾交还中国。”八月十六日，日本代办小幡警告中国不得从德国人手中接受青岛，否则日本将认为中国自行破坏中立。
八月二十一日，日本《朝日新闻》载有一项骇人听闻的消息，日本将向中国提出中日新议定书六条：（一）日本帝国政府确保支那共和国之独立及领土安全；（二）因第三国侵害支那共和国之安宁，或于领土保全上有危险之地位，日本帝国政府速取临时必要之处置；（三）支那共和国政府不得妨碍日本帝国政府右列之行动，而予日本以相当之便利；（四）日本帝国为欲达其前项之目的，在军略上必要之地点，得临时收用之；（五）非经两国政府互相承认，不得与第三国缔结违背本协约之条约；（六）与本协约关连之未尽各细目，由两国代表临时协定之。
这个议定书一望而知其为日韩议定书的翻版。这项消息不但引起中国各方面的大震动，而且也引起欧美各国外交使节的密切注视，纷纷向中国外交部探询虚实。袁命外交部向日使馆查问，日使馆极口予以否认。不难理解，这项消息不是《朝日新闻》凭空捏造的，后来日本政府并未提出，是因日本陆军派与非陆军派对这个问题发生激烈争论，没有取得一致。这项消息传出后，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各报纷纷著论抨击，日本政府竟然捏造中美同盟的假消息以资抵制。
八月二十一日，日本政府要求将山东省黄河南岸地区划作非中立区，袁政府予以拒绝。二十九日，日本退一步要求将潍县、诸城以东地区划作战局，并称无论中国同意与否，日本势在必行。
八月二十三日，日本政府因德国无满意答复，正式宣布对德作战。
同一天，德国代办马尔参又向袁政府表示德国愿将胶州湾租借地无条件地交还中国。袁政府不敢直接接受，电请美国政府代接受后转还中国。美国政府置之不理。
俄国公使库鲁朋斯基与袁及其周围人物经常保持联系。他提供情报说：“德国方面以重金组织一个专事联络中国人、朝鲜人的秘密团体，名为巩卫团。该团总部设于奉天，以破坏日俄两国在满蒙一带的粮台、营垒、军火库为其主要目标，已募得七八百人，并指定其中二十三人为干事。该团总团长为德国人牟里哈。”
他又报告说：“德国驻华代办马尔参奉德皇威廉二世之命，秘密接洽德日同盟，以承认日本在中国自由行动为主要交换条件。马尔参本人和德国记者柯理格尔（Dr. M. Krieger）经常鬼鬼祟祟地出入于日本公使馆之门。”
他在报告中附带表示他的意见和看法：“依我估计，德日同盟是不能实现的，而日本在中国自由行动则是不能避免的。日本占领青岛后，把青岛交还中国，那是断断乎不会有的事情。而且，还得提防它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这个报告，显然具有挑拨离间和拉拢中国的用意。
德皇威廉二世也很重视中国和远东方面的动态。他派老朋友辛慈（Schintz）接任驻华公使。辛慈曾任德国驻俄海军武官，精通英、俄、法三国语言，又善于化装之术，是个有名的国际间谍。他原任德国驻墨西哥公使，接到德皇的电召后，先由墨西哥到美国，随即化装为英国人，乘坐英国轮船到伦敦，再由伦敦绕道鹿特丹回到德国。在协约国对德国人采取严密监视的紧张情况下，辛慈能够通过几个国家安然回到德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辛慈在明资会见了德皇。德皇向他说：“你冒险回国来，我希望你能够再冒一次更大的险。我想派你到中国去。”辛慈原有意于回到海军岗位上，但他不能不服从皇帝的命令，因此又由原道到英国，并在英国再乘原坐的英国轮船到美国。他自以为他是船上的熟面孔，可以避免别人注目，但是协约国间谍已经注意到这个来去匆匆、独坐无侣的“英国人”。当他在美国搭乘克利斯欣号轮船往日本时，美国报纸就指出轮船上有德国间谍混迹在内。日本的特务组织是世界有名的，因此，在中国的德国人都很替辛慈耽心。他不久公然出现于中国，这使德国人大为惊喜，日本人大为惊异。事情是这样的：当克利斯欣号轮船在日本靠岸时，日本警察多名登轮进行检查，满船货物都被检查到，甚至用长铁扦插入煤仓中，没有发现什么。他经过上海时，很多新闻记者问他脱险的经过，他笑而不答。在北京下车时，很多日本人围拢来争看这个千变万化的德国人。
辛慈到北京后，于一九一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向袁呈递国书，并且立即展开了多方面的外交活动。他的活动中心是勾引中国军人，制造亲德气氛。
在外交团中，与袁最接近的是英国公使朱尔典。他曾劝袁加入协约国，袁也同意加入，并向他提出了三个条件：（一）由协约国垫款整顿中国兵工厂，并请英法两国专家帮助中国制造军火，提高其质量，以应协约国之所需；（二）协约国未经中国同意，不得签订与中国有关之条约；（三）上海租界不得包庇中国政治犯。
袁的看法正和西太后一样，把英国看作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有了这座靠山，中国就可以阻挡来自任何方面的威胁。他在外交上所采取的正是李鸿章的“以夷制夷”政策。他认为英国在英日同盟中居于主体的地位，日本不能不跟着英国走。他所提的第一、第二两个条件，其目的是在靠紧英国，抵制日本。第三个条件是用以消灭国民党人进行反袁活动的国内据点。他没有看到此时英国正在集中全力对付德国，在东方只有讨好日本，才能保持它在亚洲的既得权利，因此，有关亚洲的问题，不是日本跟着英国走，而是英国必须取得日本的谅解和合作。
英国对袁所提的三个条件是可以同意的，并且取得了俄法两国的同意。最后征求日本的意见时，日本政府不但坚决反对，并且提出了“以后凡与中国有关的问题，必须先与日本磋商”的反要求。这样，英国劝诱袁政府参战的计划受到顿挫。
袁把美国当作他的另一座靠山。当五国银行团借款谈判停顿时，他在总统府召开财政会议，建议向美国进行借款，并指定梁士诒、周自齐为接洽人。他说：“五国银行团虽然约定中国政府不能向这个机构以外进行借款，但是，它现在既无款可借，就没有理由反对我们向美国借款。”
另一方面，美国也正在等候争夺中国的机会。一九一四年三月四日，美国芮恩施公使曾到公府访问梁士诒，告以美国退出银行团及日俄两国联合的秘密文件，并表示美国愿意借款给中国开办银行及进行北京市政建设。美国方面还有代中国建立海军以及煤油借款的风传。美国政府的这些企图，因为日本以武力侵占山东，中国局势动荡不定而停顿下来。
总统府顾问、前任美国驻华公使洛克希尔（Rockhill）[6]，也是美国政府摆在中国内部的一名活动家。他曾劝诱中国实业界人士组织赴美游览团。芮恩施也介绍美国麦登斯父子公司（Metherns & Sons Co.）与中国政府合办“东方太平洋轮船公司”，资金二百万美元，在纽约州注册，由美国人四名、中国人三名组成董事会，开辟一道出入于巴拿马运河的中美航线。这些都是美国乘交战国船只和出口商品大为减少，企图发展对华贸易的措施。
此外，美国游华团（一九一二年曾到中国游历）上书袁政府，请在浦口拨地五千亩试办中美“模范城”。在这个新建城市内设立中美银行、中美学校、中美医院以及附属铁路等，一切费用均由美国负担。办理如有成绩，将来可以推广到中国其他各城市。这个计划也因英日两国的反对，没有实现。
英法两国也利用时机在中国取得了一些利益。袁允许英国在中国搜集废铁，并由中国代为制造军械；允许法国在中国招募华工，送往法国战线服务[7]。
四 日军在山东龙口及莱州地区登陆，先后占领胶济路全线和青岛
过去日本虽然参加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联合侵略战线，但它并不感到满足。欧洲炮声一响，它认为这是排斥西方各国、独占中国的千载一时的机会，它所顾虑的只有一个美国，因为美国尚未卷入大战漩涡。日本首相大隈曾致电美国政府进行试探：“日本信义自守，断无侵占中国领土的野心。”此电发出不久，日本随即利用对德宣战之名，向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武装侵略。一九一四年九月二日，日本陆海军两万多人配合少数英军组织所谓英日联军，突然在山东龙口及莱州附近地区登陆。这个国际强盗不向欧洲出兵，而以中国胶州湾弹丸之地作为用兵德国的目的物，不直接进攻胶州湾，而首先侵占莱州半岛，这就足够说明它是到中国来趁火打劫的。
美国政府对日本破坏中国中立、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野蛮行为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它仅仅给日本一个照会说：“如日本在胶州湾以外地区有所行动，必须先与美国商议。”这一表示使日本政府了解到美国政府除了关心它自己的在华权益外，所谓“保全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不过是一句废话，而且日本军在胶州湾以外的龙口登陆，美国并无所表示，日本政府就更加可以放心大胆地为所欲为了。
中国中立受到破坏后，九月三日袁政府不得已援引一九〇四年日俄两国在辽东作战的前例，声明“在龙口、莱州及胶州湾附近，各交战国必须行用之至少地点，本政府不负完全中立之责任。此外各地，仍悉照业经公布之条规完全施行。在以上所指各地方内，所有领土、行政权及官民之生命财产，各交战国仍须尊重”。这就是将潍县车站以东地区划作日德两国的交战区，以西地区则为中立区。二十一日袁政府又宣布胶济路线归中国保管。
但是日本毫不顾及中国的声明，仍然按照它的计划进行。它扬言可在六小时之内攻下青岛。守青岛的德军一共只有六千人。德皇电令他们“必须战至最后之一人”。德国胶州总督华德克在日军进攻青岛之前，也夸称“日本攻占青岛，必须付出四万人的代价”。青岛德国当局仿照英国香港总督对待德侨的办法，在青岛的英国领事和英侨倘能安分守己而不违反当地的战时法规，准其照常居住、照常营业。但是对待非敌国的中国人民，他们却采取了横蛮无理的态度，除强迫劳动人民替他们挖掘战壕、搬运军用物资外，其余的中国居民都限期出境，过期如未迁出，则在战事结束以前不许离境。中国人在银行中的存款不许提走。青岛原是前清遗老和宗社党的“世外桃源”，此时以载沣为首的清室贵族都被迫迁回到北京来，遗老周馥、吕海寰、劳乃宣等也都离开了青岛，只有宗社党头子“恭亲王”溥伟不肯走。
日军并无意于立即攻占青岛，它的兵力逐步向西发展。在日军登陆的同时，就有四百多日本人改穿中国人的服装，来到济南，分别住在外国旅馆里，进行军事间谍活动，中国警察不敢施以检査。日军长驱无阻地进入到胶济线，九月二十五日占领潍县车站，十一月五日占领青州车站，六日占领济南车站。中国军队奉令不许抵抗。
日军在占领区内的暴行层出不穷。他们的邮电检查员在莱州检查邮袋后，将信件抛置满地而去。由于连朝大雨，日军到民房避雨，将主人驱逐出外，擅自搜寻食物，并在堂屋中生火烘烤湿衣，因为一时找不到木料，就用门窗桌椅来代替。占领区的男丁被勒令挑水拾柴，妇女则纷纷逃避。日军在胶州闭城进行搜査，商店因之罢市。日军司令部公然在平度张贴布告说：“如于该村有一人犯妨碍日军之罪，该村人民尽处斩刑。”很多农民被认为有妨碍日军的嫌疑惨遭杀戮。平度县知事胡大华因为日军逼令签字，限期交出牛羊若干头，米面若干袋，违则军法从事，不得不躲藏在一个绅士的家里，随后被日军搜査出来，派兵加以监视，像对待犯人一样。日军占领胶济路全线后，把沿路矿山攫为己有，逐出华人，一律代以日本人。
对于日军侵占胶济线以及它的种种强盗行为，袁政府除了提出抗议外不能更有所作为。日本公使公然强词夺理地回答一个照会说：“山东铁路为德国财产。胶济路所到之地，即胶州湾租借地延长之处。日本为破坏德国之根据地，占领胶济路及济南，殊属正当，与中国毫无关系。”
十一月七日，日军攻下青岛。德军被俘者二千三百余人。事前德国守军接有德皇的电令，叫他们毋庸死守。十一月十四日，胶州总督华德克被解往东京本愿寺监禁。这一天恰恰是德国强占青岛的第十七周年。
青岛既被日军攻下，袁就请日军撤退到胶州湾租借地，日本政府置之不理。袁又分别照会英日两国政府，宣告撤销前所划定的交战区域，请将占领山东各地的军队撤退，日本政府不但仍然置之不理，而且在山东各地设立民政署，架设军用电线，驱逐青岛海关人员，完全把山东当作日本的领土。
五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威胁袁在交涉过程中严守秘密。中国人民展开了规模空前的抵制日货和救国储金运动。袁政府不公开交涉内容并下令取缔爱国运动
袁虽然面临到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仍不放弃其帝制自为的野心，相反，在青岛战事结朿后，他认为一场风波已经平息，便又继续排演“由总统变皇帝”的戏法。另一方面，日本的目的在于吞噬整个中国，山东一省并不能满足它的欲望，欧战的发生和袁氏进行帝制，正是它一步步地加紧武装侵略与外交讹诈的良好时机。
一九一四年五月，日本驻华公使山座病死在北京，日本外务省派使馆参赞小幡为驻华代办。八月间，新任日本公使日置益来到中国，曾根据日本首相大隈的秘密指示，向袁暗示“中国应该有一个皇帝”。袁不便一口气就把他的内心暴露出来，还装腔作势地杏认他有做皇帝的企图。日置益开门见山地说：“做皇帝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有一个重要的关键，中国政府应当向日本人民表示中国对日本的善意，才能获得日本政府的同情与支持。”这就是说，只要袁决心投降日本，日本就不会反对他由总统变为皇帝。同时，大隈曾向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表示：“改共和为帝制，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袁大总统可以放心进行。”袁的政治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是日本政府摆在袁身边的间谍，也竭力怂恿袁做皇帝，他所持的理由是，两国政体相同，对两国提携合作是更为有利的。
日军攻下青岛后，日本外相加藤高明电召日置益回国商讨对华的新策略。十二月日置益再到中国来，借口回任请求与袁面谈。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他把企图变中国为日本保护国的“二十一条”当面递交袁。他说：“日本政府向大总统表示诚意，希望中日悬案能够早日解决。同时也是大总统向日本表示善意的一个良好机会。中日悬案解决，中日两国的亲善关系加强，日本政府希望贵大总统高升一步。在商谈中，请贵大总统严守秘密。”
一国外交代表与另一国政府进行外交谈判，不通过外交部而直接去找总统，这是国际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日本公使之所以有此创举，是抓住了袁偷偷摸摸地进行帝制的这个弱点，想以承认帝制交换袁承认它所提出的“二十一条”。日本政府之所以要求袁在商谈中保守秘密，是怕西方国家不甘心日本独占中国，因而从中作梗，使交涉不能顺利进行。
袁把条文略略翻看了一下，就说：“请贵公使去找外交部商谈。”
袁于一月二十七日任命陆徵祥为外交总长。日置益压迫袁只能允许陆徵祥和外交次长曹汝霖及助理员一人参预此项交涉，其余人员一概不得过问。陆是个昏庸透顶的外交官，曹则早已被日本收买，又由于他擅长日语，在交涉中能起很大的作用。用这两个人办理这件交涉，不用说是完全符合于日本的利益的。
二月二日，中日两国在外交部迎宾馆开始进行非正式谈判，参加者中国方面为陆、曹两人及外交部秘书施履本，日本方面为公使日置益、参赞小幡和书记官高尾。日置益首先问陆、曹二人有无全权，并且不满意“非正式谈判”，即匆匆离席而去。三月五日正式谈判开始，袁政府要求日本方面对所提条件有所减让，以免引起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日本方面表示不能让步。三月十四日，日本增派军队三万人来华，压迫袁政府就范。
袁虽然遵照日方的意旨，在极端秘密中进行谈判，但是日本调兵遣将以及袁政府忙乱应付的迹象，无法掩人耳目，不久就由外国报纸将日本所提的条件内容宣布出来。条件共有五项，第一项关于日本在山东的特殊权利共计四条，第二项关于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共计七条，第三项关于日本在汉冶萍的特殊权利共计二条，第四项关于中国全国领土之件一条，第五项关于中日合办之件七条。这些条件包括开矿、筑路、设厂、中日人民杂居、聘用日本顾问及技师等等。根据这些条件，不仅为日本吞并满蒙提供了充分条件，而且日本在中国取得政治、军事、财政的监督权，取得警权及军火的垄断权，其势力伸展到长江流域和福建省，第一步把中国变为日本的“保护国”，第二步就是实现“中日合并”。毫无疑问，接受了这些条件，中国除亡于日本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前途。
这个消息传出来，立刻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端悲愤，纷纷向袁政府提出严厉的质问，纷纷提出抗战救国的正义要求，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空前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上海人民首先发起救国储金，带头捐献的大多是工人、店员、贫苦学生、女佣、人力车夫，他们节食缩衣积下一点钱来献给国家，以供抗战之用。救国储金浪潮很快就扩展到全国，其中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海外华侨纷纷汇款回国，有些青年华侨自愿回国参军。留日学生组织归国请愿团，分别到北京及各大城市请愿抗日救亡，并建议召开国民大会讨论救亡计划。此外，断指血书，集众演说，在各省风起云涌，就不必一一列举了。
但是袁的心理与前清西太后一样，“宁亡于外寇，不亡于家奴”，对热爱祖国的人民采取了无耻的欺骗手段与残酷的屠杀手段。他一方面用“外交秘密”四个字回答人民的质问，拒绝公开条件内容和会谈经过，并于三月二十五日下令严禁抵制日货。命令中轻描淡写地说：“近有协议案件，外交部与驻京日使掬诚榷商，可望和平解决。”另一方面他随即露出狰狞面目，想加爱国人士一顶“乱党”的帽子，以制止他们的爱国言论与救国行动。命令中写道：“倘有乱党假托名目，扰乱治安，着即严拿惩办，用维大局。”
留日学生的救国行动使他大为震怒。他电令驻日公使陆宗舆解散中国留日学生总会，禁止留日学生开会，否则停止官费，勒令回国，发交亲属看管。
六 日本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英美劝袁接受。袁对日全面屈服
日本政府压迫袁在交涉过程中保持秘密，第一是害怕中国人民的反对，第二是害怕西方帝国主义的反对。它以为在袁承认全部条件以后，把“既成事实”置于中国人民及世界各国之前，就不怕有人推翻了。当条件内容在报纸上公布时，日本公使严厉谴责袁政府不应泄露秘密。当英、美、法三国驻日公使向日本政府提出质问时，日本政府既不便公然抵赖，又不敢全部公开，为了避免引起日本与西方帝国主义之间的严重摩擦，它只公开了第一、第二两项共计十一条，隐瞒了第三至第五项的十条。
三月十七日，日本公使日置益在安定门坠马伤足，由小幡代理参加谈判。从二月二日到四月十七日，谈判共举行过二十五次，袁政府所提的对案及修正案，日本方面都表示不能接受。四月二十六日，日本自行提出修正案，从第一项到第三项，仍须维持原案，第四项不订入条约内，改由袁政府“自动”发表声明，第五项则与此次交涉分开，日后另行协商。显而易见，这个修正案在内容上丝毫没有让步，只是在形式上和步骤上做得和缓些，用以减轻对西方三国的更大刺激，同时对袁政府也可以作为一种让步姿态。
在交涉的过程中，日本除以武力恫吓外，还采取了各种卑鄙无耻的手段，例如：收买各国记者散布“中德亲善”和“中国行将加入同盟国”的假消息，借以离间中国与协约国之间的关系；收买汉奸窃取中国情报等等。财政部库藏司职员王长庚因偷窃财政预算案内容献与日本，被判处徒刑八年。其实，这只是出卖国家情报中的一个“苍蝇”。主持此项交涉的外交次长曹汝霖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代理人。一次他在公府会议上得意忘形地暴露出，他事前早已得知日本将提出“二十一条”。此言一出，气得袁站起身来大声斥责说：“你为什么不早来报告我！”
日本人窃取中国情报，不但可以利用中国内奸，而且也可以亲自出马。日本的外交官、武官都可以肆无忌惮地在中国境内进行各项间谍活动，日本政府派到中国来的间谍可以化装为旅行家或者利用其他名义，在这个门户洞开的国度里以“贵宾”的身份出现。
这个时期，不但全国人民誓死反对袁政府秘而不宣的卖国投降政策，就是袁所卵翼的北洋军阀，以冯国璋为首的十九省军事长官也曾发表联名通电，“请缨为国御侮”。袁命令他们只许对内，不许对外。命令说：“该将军等既属军职，自应专致力于军事，越俎代谋，实非所宜。……如有造谣生事者，仰该将军等协同地方官禁止，至要，勿误。”他又指使外交部通电欺骗全国说：“全案确已修正，当可和平解决。外间谣言，统属无稽。”
在交涉的过程中，袁认为日本的真实目的在于山东一省，它漫天开价，“二十一条”是可以讨价还价的。他斥叱曹汝霖没有早把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消息报告他，这是因为他认为如果早些知道这个消息，就可以运用破了产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手腕，趁日本尚未提出时，通过英国公使朱尔典阻止日本提出，以便化大事为“小事”。他始终对英美存有幻想，认为日本没有打破列强均势、侵略整个中国的勇气，所以到五月一日，他还命令外交部提出中国方面的修正案，并请日本无条件交还胶州湾租借地，负责赔偿山东军民因日本进兵所受的各项损失。
五月七日，日本政府突然向袁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于五月九日午后六时以前对日本所提的修正案作满意之答复，否则帝国政府将执行必要之手段。
八日上下午，袁手忙脚乱地在春藕斋、纯一斋召集各部总长、参政院参政举行特别会议两次。
八日正午，朱尔典匆忙地到外交部找陆徵祥谈话。他气急败坏地说：“中国已面临到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我到中国来已有四十年，和袁大总统也有三十年的交情，今天不能不赶过来说几句真挚的话。最后通牒只能回答是或否，没有讨价还价之余地。此时欧洲各国无暇东顾，中国政府除接受日本全部条件外，别无自全之道。请贵总长代达我的意见于袁大总统。”同一天，美国公使芮恩施也劝告袁政府“应该避免与日本发生正面摩擦”。
袁正在做着总统变皇帝的梦，根本就没有作过抵抗日本的准备。这两个靠山既然都劝他接受日本的条件，他就没有主意了，因此，他在下午的会议席上发表了一段“泪随声下”的演说，决定全盘接受日本的修正案。他厚颜无耻地把日本“撤回”（事实上不是撤回而是另案讨论）第五项要求吹嘘为“誓死力争”的结果，把朱尔典出卖中国绥靖日本的劝告说成是“善意可感”，这是他又一次施用其欺骗全国人民的遮羞法。
根据外交惯例，一国政府在致送回文之前，仅将致送时间通知对方。日本代理人曹汝霖却把回文的内容也提早地透露给日本公使日置益，因此日置益于八日下午坚决要求先看回文的底稿。外交部秘书施履本亲往日使馆交阅底稿时，日置益看到回文中只提及“第五项与此次交涉脱离”，并未注明“日后另行协商”，他就大发脾气说：“此项回文，本使未便接受！”施回到外交部向曹请示，曹在回文上擅自加了“容日协商”字样，派施再往日使馆送交复阅。日置益按照自己的意图，又在回文上作了某些修正，直到深夜一时才修改完毕。第二天，袁得知这个消息，又大骂曹不应当不请示而行，并将准备颁给他勋三位的一道命令临时撤销。说来令人齿冷，这位“威震全国”的大总统，明明知道曹是日本奸细，但又不敢撤换他，甚至不久还要给他一个“仪同特任”的待遇[8]。
关于条件的第四项，“中国所有沿海港口、湾岸、岛屿，无论何国，不得承认租借或让与”，在回文中曾经同意由中国政府自行发表声明。如果袁政府无端地发表这样一个声明，是会引起各方面的猜疑的。幸而袁是个舞文弄墨的专家，善于在难题目之下做出文章来，把丑事说成是好事的；他授意参政院提出“巩固国防建议案”，即根据该案于五月十四日发表申令，把第四项条文的内容加了进去，仅将“不得”两字改成“概不”，作为另一形式的声明。
五月十三日，美国政府照会中日两国称：“如中日两国所订条约有妨害美国在华利益时，或为有害于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及门户开放政策者，则美国政府概不承认。”十五日又有照会称：“现在交涉中之条约，其中任何条款经中国政府承认，而对在华外人之地位有所变更者，在最惠国待遇之原则下，美国政府亦将享有其利益。”根据外电所传，早在五月六日，日本驻美大使珍田曾会晤美国国务卿白里安，探询美国对中日问题的意见。白里安答以“美国在华权利不容有所变更”。日本政府因为美国并无进一步的表示，才放心大胆地向袁政府提出最后通牒。以上说明：美国政府所关心的只是美国在华的权益，所谓保全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只是用以保证美国权益的一个交换条件。
五月二十五日，袁政府与日本正式签订了这个亡国条约。他厚颜无耻地通电各省文武长官说：“日本既有让步，无损主权，故决定由外交部即日答复。此案已结，中外敦睦，希饬属晓谕通知。”同时，他却亲笔写了两道密谕告诫各省文武长官，不要忘记五月九日这个日子的惨痛教训。
他又授意丁佛言撰写《中日交涉失败史》一书，印有五万册，秘密寄存山东模范监狱中。他装腔作势地说：“这次我们吃了一个大亏。将来有一天，我们翻了身，这部书就可以公开发行了。”他的公开通电和秘密文件互相矛盾，这是他用以欺骗全国人民的双重手腕，因为在当时，为了和缓全国人民的反对，他不能不用“无损主权”的谎言来隐瞒交涉失败的真相。他又考虑到这个失败是终于隐瞒不了的，因此又准备好秘密文件来进行下一步的欺骗，借以推卸责任，并使人们相信他不是卖国者而是爱国者。
交涉结束后，贵州巡按使龙建章公然电贺“元首交涉胜利”，请择期举行庆祝。
七 中国人民规定国耻纪念日。袁继续下令取缔抵制日货
中日协定成立后，日本举国狂欢，大隈首相入宫庆贺日皇。日本侨民公然在中国领土上对中国人民举行侮辱性的庆祝。北京东城日侨饮酒舞蹈，高呼“大日本帝国万岁”，内务部命令警察厅派警加以保护，并派便衣侦探监视附近地区的中国居民。五月十三日，汉口日侨准备举行提灯庆祝大会，有若干爱国青年巡行市区加以阻止，全市商店闭门熄灯，停止夜市，日本方面竟出动水兵来弹压，后由中国军警自行出面制止爱国游行，日兵才撤回到军舰上。事后日置益竟以汉口暴动为由提出警告，袁政府还郑重其事地向他道歉了事。
当日本提出最后通牒时，京津火车和津沪轮船拥挤不堪，都是些达官贵人富商巨贾的眷属。天津租界区的房租突然高涨。另一方面，全国人民在对日屈服后涌现了救国储金和抵制日货的最高潮，人民团体规定五月九日为国耻纪念日。上海市民拟在九亩地举行国民大会，被军警制止，并拘去代表数人，发出去的电报也被扣留。北京新华茶馆店主马麟痛心国事，跑到中央公园持刀自杀，刀子被人夺去，右手食指受伤。长沙有一个店员投湘江自杀，一个青年由天心阁跳城自杀。此外，因参加爱国运动受到官吏迫害的以及因痛心国难而自杀的，全国各地时有发生。
曹汝霖是众口指摘的卖国贼。全国各地纷纷电请“诛卖国贼曹汝霖以谢天下”，吓得陆徵祥、曹汝霖都通电辞职。陆的通电中有“曹次长误签四字，益费踌躇”的一句话，曹电则谓“此案和平了结，一出于大总统之独断，一出于各部总长之公意。……日使要求第五项尤力，经用电话请陆总长向主座请示后，方敢加注‘容日协商’。”关于加注这四个字的问题，袁是说曹并未请示而擅自决定的，曹的说法却不同，他是说请示后才敢加注的。这是卖国政府当局相互推卸责任的丑态。其实，这不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使曹向袁请示，袁能够拒绝不签吗？不过曹倚仗日本人的势力，敢于越权行事，目无上级，袁对他确实不满，但也无可如何。例如：肃政厅对曹拟提出弹劾案，袁还授意他们不要提出来。辫子军大帅张勋也电请“宣布曹贼越职侵权、误国害民之罪，明正典刑以谢天下”，也没有下文。但是福建巡按使许世英因代转福州人民团体请拒绝签字的一个电报，却受到袁的严词申斥。
日本公使又压迫袁取缔各省的排斥日货运动。六月十六日，袁下了重申取缔排斥日货的命令。湖南巡按使刘心源因取缔排斥日货不力，引起日使的不满而被撤换。
* * *
[1] 田文烈字焕亭，湖北汉阳县人，北洋武备毕业。曾随袁世凯到朝鲜担任军中文案，回国后入毅军姜桂题幕。袁练兵小站时，又回到新建陆军充当文案。辛亥年曾任清政府的陆军副大臣。
[2] 陆建章外调后，雷震春继任北京军政执法处长。
[3] 宋老年绰号宋一眼，与白狼的兄弟白瞎子同为白狼军的勇将。
[4] 林清是1812年（嘉庆十七年）清宫“谋逆案”的主角。他与宫廷太监阎进喜、刘得才、杨进忠结合，密谋杀死嘉庆，推翻清朝，事泄被杀。
[5] 陆建章的第七师改编为两个混成旅，笫七师番号让与张敬尧。张的第七师是由第六师的一旅扩编而成的。
[6] 洛克希尔一般译作“柔克义”，即1905年对中国收回粤汉路横施阻力者。1915年死于由华返美的途中。
[7] 1919年凡尔塞和会开幕时，日本代表指责中国对德“宣而不战”，没有出过一个兵，不配列席和会，更谈不到有发言权。中国代表声称：中国有华工20万参加前线工作，并在后方从事军火生产，对战争颇有贡献。
[8] 当时的官制，规定总长为特任官，次长为简任官。“仪同特任”就是适用特任官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