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用外交压力撤换了江苏都督张勋
前面说过，袁对江苏和湖北两省看得特别重要，原拟派心腹大将冯国璋为江苏都督、段芝贵为湖北都督。在对南用兵的时候，派这两个人做两路统兵大员，就是实现这个计划的一个前提。后来张勋所统率的部队首先攻下南京，他不得不根据“先入关者王之”的传统观念，任命张勋为江苏都督。但这只是他的一时权宜之计。
当辫子兵在南京乱烧、乱杀、乱抢的时候，由于一时杀红了眼睛，有三个日本人受了伤。日本军国主义分子顿然鼓噪起来，纷纷向日本政府请愿出兵中国。日本驻华公使山座向袁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要求中国政府向日本谢罪和罢免张勋。袁派张勋的江西同乡李盛铎到南京来调查，李劝张勋对日本人让步点，以免引起两国间的关系进一步地恶化。
对本国人民凶狠如虎的“大人物”，往往正是对帝国主义驯顺如羊的小角色。张勋与日本驻宁领事船津直接谈判的结果，日本方面撤回了张勋应当撤职的要求，张勋于九月二十八日亲自到日本领事馆履行了道歉的条件。
日本方面的责难虽然告一段落，英美帝国主义者却又提出了相同的要求。它们的公使不止一次地向袁政府表示：把这样一个怪物摆在江苏都督的位子上是极不相宜的，在南京的西方国家侨民的生命财产也是得不到保障的。他们还把这个意见说成是对中国政府表示好感。袁正想利用外交压力撤换张勋。十月上旬，他派张勋的老朋友阮忠枢到南京，把外交团的意见告知张勋，讽示他自动辞职以免引起更大的外交压力，否则对他的面子就更难于保全了。
张勋正在兴头十足地做“两江总督”，听了这些扫兴的话，就跳起脚来发火说：“我的这个印把子是拿自己的性命拚得来的，袁宫保要怎样办就怎样办，用不着劳动你老哥的大驾来和我商量。”阮忠枢把他发火的情况报告袁，吓得袁慌了手脚，接连派李盛铎、刘恩源、钱能训、段芝贵走马灯似的到南京来进行疏通。其中“干殿下”[1]最长于词令，他说：“总统确有苦衷，不能不尊重外国人的意见。”随后提到袁想改任张勋为长江巡阅使，他又天花乱坠地说：“巡阅使比都督大，都督只管一省的军事，巡阅使管好几省的军事。”
张勋被他说动，而且事实上也不能造袁的反，就提出了三个调职条件：（一）督府开支六十五万元准予报销，（二）再拨开拔费五十万元，（三）规定长江巡阅使节制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五省的水上警察。这些条件都经袁允诺。十二月十六日，袁发表了任命冯国璋为江苏都督及调任张勋为长江巡阅使的命令。
巡阅使这个官职，袁的本意也像屯垦使、检查使之类的官职一样，是个徒拥虚名的大头衔。由于张勋手中有兵，又提出了有职有权的条件，此后巡阅使竟成为驾乎都督之上的大官，并且成为割据数省的大军阀的一个特殊地位。在袁战胜国民党威望最高的时候，对于一个北洋附属军的将领尚且这样迁就，以免激成事变，这又说明袁的武力基础是不够强大的。
二 用军事压力罢免了福建、安徽、湖南等省都督
在国民党讨袁战争的过程中，南方几省的都督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类型：（一）主动地参加讨袁军，（二）被迫独立，随后又被迫取消独立，（三）对双方保持中立，（四）完全服从袁政府。
江苏都督程德全、自称为安徽都督的胡万泰、福建都督孙道仁、湖南都督谭延闿，都属于第二类型或者近似第二类型。袁对于这一类型的人物，开始是表示宽大为怀，只要他们能够摆脱国民党的控制，是可以不加任何处分的。但当北洋军或其附属军的力量达到这些省区的时候，他就违反了诺言，把这些风吹两边倒的角色逐出了政治舞台。
程德全始终不敢回南京。胡万泰被调任一个不重要的位子，不久就被打入冷宫。十一月间，海军总长刘冠雄奉袁政府的命令，率领第四师第七旅长李厚基的部队由海道开到福州，以编遣为名解散了湘军，随即在旧藩台衙门放了一把火，把孙道仁吓跑了。
湖南是国民党力量较大的地方，问题比较复杂。九月十七日，袁派海军次长汤芗铭率领楚有等舰开到岳州，袁的虎将曹锟的第三师也奉令开到岳州。此时湖南就成为瓮中之鳖了。他又用“借刀杀人”和“调虎离山”的那些老计策，请黎元洪兼领湖南都督。黎还是“敬谢不敏”，袁又送他一个顺水人情，请他“荐贤自代”。
黎已经打听得很清楚，汤芗铭是袁手边的一个红人。这个加入同盟会最早而后来又出卖过同盟会的“中将汤”[2]，就是湖北“名流”汤化龙的亲兄弟，湖口之役曾经率领飞鹰舰立过战功。袁之所以看中了他，固然为了要拉拢进步党，为了酬劳他的战功，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个人具有特别毒辣的心肠和手腕，又与国民党结下了不可解的深仇，是用得着而且也放心得下的。黎既要迎合袁的意旨，而他本人又与汤化龙有一段历史因缘，就推荐汤芗铭继任湖南都督。
十月十八日，袁发表了汤芗铭为湖南都督、王瑚为湖南民政长的命令，并令前都督谭延闿“入京待罪”，又将湘军师长赵恒惕押解到北京问罪。谭的出身是“名门之裔”和君主立宪派，其宣布独立的确是受了国民党的压力。黎与君主立宪派及谭本人既然都有相当的历史因缘，而又揣想到袁对谭没有很深的恶感，仅仅要在外表上处置一下以立威，因此他打电报替谭解释，他说独立并非出于谭的本心，“曾仰药以求解脱。元洪敢力保其无他”。
可笑的事情就发生了：谭发表了一个电报，根本不承认有“仰药”那回事，指出这是“黎副总统心存爱护，力为解免”的一种说法；他又否认被迫，“身为一省都督，应负完全责任”。他比起那位“止戈和尚”来[3]，还算是有点骨气的。
谭到北京后，陆军部判处他四等有期徒刑，袁根据黎的说项，十二月十二日下令予以特赦。赵恒惕也被判三等有期徒刑，由于云南都督蔡锷等具保，不久也得到特赦。
三 对云南都督蔡锷、浙江都督朱瑞，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手段
属于第三类型的有云南都督蔡锷和浙江都督朱瑞[4]。九月二十五日，袁下了一道命令：“蔡锷准给病假三月，着来京调养。调唐继尧署理云南都督。派刘显世[5]为贵州护军使。”同时又打一个电报叫朱瑞到北京接洽要公。
朱瑞因旅程较近先到北京。他换了一身军服，按照疆吏入觐大总统的仪式，在总统府承启处等候召唤。袁派一个承启官走出来说：“总统吩咐，朱都督是自己人，不要拘形迹，请换便衣来见。”
朱瑞打算回去换便衣，又被那位承启官加以阻止，引导他走进一间屋子，拿出一套现制的狐皮袍子和马褂给他穿上。朱对着穿衣镜照了一下，真是“增之则长，减之则短”，完全像量着他的身材裁剪的一样。
承启官再把他引导到居仁堂，一个矮矮胖胖的老头子正在满面春风地等候着他。这个老头子也穿了一套狐皮袍子和马褂，颜色、花样、质料和朱所穿的完全一样。朱知道站在面前的就是威震全国的袁大总统，紧张得话也说不出来。倒是那个老头子对他像老熟人一样，请他坐下，东谈一句，西谈一句，谈得海阔天空，才把朱的情绪安定了下来。
渐渐地谈到讨袁战争的问题。袁出其不意地问道：“介人，你若是反对我，就应该宣布独立，若是反对乱党，就应该明白表示。你宣告中立是什么用意呢？”
朱战战兢兢地回答不出一句话来。袁看出他很受窘的样子，马上用别的话岔开，而且脸上老是那样和善而亲切，好像对这个问题并不介意。谈到末了，站起身来说：“你应当早点回去，地方治安要紧。”
隔了几天，朱瑞仍然穿了那套狐皮袍子和马褂到总统府向袁辞行。这天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总统府内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戒备得非常严密，像在举行什么大典的一样。走进了居仁堂，那里站满了全身披挂的武装兵士，又像走到了气象森严的阎罗殿。抬起头来一看，那个活阎罗穿了一套金边耀眼的大元帅制服高高坐在上面。没有等到朱开口，活阎罗就正颜厉色地说了一连串的话，什么“军人不可无纪律”哪，什么“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哪，口气非常锋厉，吓得朱话也说不出，头也抬不起来，浑身淌着大汗，所穿的狐皮袍子和马褂又不能随意地脱下来。
这就是既要怀之以德又要临之以威的一套戏法。这套戏法并不是袁发明的，他只是把从古以来奸雄驾驭“人才”的权诈之术搬过来表演了一番。袁每次召见一个陌生人的时候，事前必然要吩咐秘书把人事登记簿找出来，把这个被召见者的资历翻阅一下，然后在召见时装做一副漫不经意的样子，把这个人的出身、特长、生活细节或者著作中的一言两语提及一下，对方往往为他的“英明”感到震惊。这套骗人的手腕，同样也是从历代奸雄的蓝图里找出来的。
十月十日，云南都督蔡锷将印信交由军长谢汝翼代管，没有和任何人告别，悄悄地离开了一年常春的昆明。民政长罗佩金也随同他出境。过去袁对云南是鞭长莫及，此时他已经统一了全国，就不怕云南一隅之地抗命造反。袁给蔡三个月假期也正像前清摄政王勒令他开缺养疴一样，估计他是不会有任何抵抗的。
蔡锷到了北京，袁仍然用对付朱瑞的那套戏法来对付他。但是那套戏法用在头脑冷静和意志坚强的人的身上就不发生作用，你变你的戏法，我像不曾看见的一样。袁发觉这个瘦小个子“宝古老”[6]是个不容易对付的人，因此不放他回任，并且立刻派密探监视着他的行动。
在此之前，袁早已布置好一道假情报，诬蔑蔡锷在云南有脱离中国版图，另建一国，自号为“大汉王”的一种叛国企图。袁在这个假情报上亲批“应查”两个字，命内史归入档案。这个举动是寓有深意的：原来他早已看中了蔡锷是个长于治军而又严肃不苟的人，很想收作奴才以供使用。如果蔡抗命不到京，或者到京而不甘心作奴才，随时可以抽出这个档案来加他一个“叛国”的罪名而置之死地。这也是古来奸雄对付人才“不为所用必为所杀”的秘密典籍中所有的[7]。
四 用“霸王请客”的硬工调动了湖北都督黎元洪
湖北都督黎元洪是属于第四类型的人物。
在与国民党作战前，袁亲笔写“民国柱石”四个大字，制成横匾一方送到武昌，以示对黎的宠异。国民党失败后，他又亲笔写“中华民国副总统府”八个大字，制成长匾，挂在湖北都督府的大门外。
黎对袁的某些疑云渐渐吹散了，觉得这个人虽具有使权用诈的手腕，但是基本上还是以感情为重的，因而也是够朋友的。他不但在军事上、在政治影响上给袁的武力统一政策以很大的支持，而且参加了战后大举屠杀人民的实际行动。举一事为例。国民党中湖南人很多，因此湖南人所犯的“乱党”嫌疑也很重。讨袁战争失败后，袁政府颁布了“惩治乱党”条例，旅居外省的湖南人被滥捕滥杀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湖北靠近湖南，住在湖北的湖南人比其他各省更多。湖南“革命元老”谭人凤有一封质问黎的信，说黎“专以仇杀湖南人为能事，而其被杀之人，不审罪状，不问姓名，概以乱党二字加之，立予枪毙。……武昌旅馆禁湖南人居住，旅鄂在公人役多数命令撤差。……居住自由权、行动自由权皆被剥夺。”这就是这个“悲天悯人”的“忠厚长者”为了讨好袁做出来的血腥罪行。
国民党讨袁战争失败，黎对袁由怀疑的心理转变为心悦诚服，由中间派的身份下降到走狗的身份。八月五日，报上登载以他为首的各省都督和大军官请先选举总统、后制定宪法的联名通电，这还可以说他是被动列名的，是处于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的。十月间，他有个人私电请袁“奖叙袁克定翊赞共和之功”。袁克定就是袁的大儿子，献媚献到下一代，这就只能说他是厚颜无耻。他说出这种难以启齿的话来，即使是“家天下”的独裁者，也不得不报之以委婉谢绝的电报[8]。
即使黎对袁恭顺有加，袁到底还是不放心把这个“革命伟人”放在湖北都督的重要位子上。不难理解，一代枭雄的袁，心肠和手段都狠毒到极点，不是奴颜婢膝所能取得他的信任的，何况黎既非他的嫡系，而又成为“众望所归的社会偶像”！因此，他从未间断地想借一个题目把黎调到北京来，免去其湖北都督，像以前清政府调他自己为军机大臣而免去其直隶总督一样。
早在袁接收南京临时政府的时候，就发表过以黎为参谋总长的命令，其用意就是想用这个有名无实的位置来交换他的湖北都督。在对南用兵的过程中，一会儿要他“兼领江西都督”，一会儿又要他“兼领湖南都督”，也不外乎是采取逐步的和走弯路的方法，想把他调出湖北来。
前面早已说过，袁预定以段芝贵为湖北都督。由于黎完全倒在袁的方面与国民党为敌，袁不便使用“假道伐虢”的伎俩。国民党失败后，袁不止一次地用久仰、渴慕等甜言蜜语引诱黎北上和他见面，事实上是“请君入瓮”。这个“老实人”对切身利害的问题却看得非常清楚，他推三阻四地没有吞下这个香饵。如果袁用军事压力来解决这个问题，不但师出无名，会使“天下人为之寒心”，而且有可能激成事变。到十一月间，袁实在忍耐不住了，就想出一个“霸王请客”的方法，特派段祺瑞到汉口去劝驾。段是袁的第一号心腹大将，派第一号大将来邀请贵宾，这绝对不是一件平凡的事。黎事前一点也不知道有这个消息。
十二月八日段到汉口时，黎就知道不北上已经成为不可能，曾邀集左右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决定派都督府参谋长金永炎代理都督，他表示尽可能争取早日回到湖北。不料段与黎只匆匆地见了一面，就替黎预备好到北京去的专车，九日就面催黎启程北上。黎走到半路上，十日北京就发布了总统命令，派段祺瑞权代湖北都督，派周自齐代理陆军总长。
问题终于弄明白了，派第一号大将亲自出马，显然负有“押解”黎即日北上和阻止黎重回湖北的双重任务。黎是以副总统的地位兼任湖北都督的。要调动这样一个目标大的人物，就不能不派另一个目标大的人物接替他的位子。国民党已经完全失败，袁已经不怕把黎“逼上梁山”，所以才敢于采取这个“霸王请客”的办法。
黎的专车到了北京，袁派自己所乘的金漆朱轮马车到车站迎接，这部马车正是上年八月用以迎接到北京参加所谓四巨头会议的孙中山的。黎所受的热烈而隆重的欢迎，也不下于孙中山。袁立刻规定副总统月俸一万元，每月办公费二万元，比起上年袁授孙中山为全国铁路督办，规定每月月俸三万元，一个不多，一个也不少。袁指定以瀛台为黎的馆舍，这正是以前西太后软禁光绪帝的地方。
这个时期，黎在政治上还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装饰品，因此袁又找黎的同乡汤化龙做现成的媒人，进行袁黎两家的联婚手续。把下代的婚姻作为自己权利地位的担保品，这也是宗法社会的一种典型作风，袁正是利用这些手段来巩固和发展他的个人势力的[9]。最可笑的是，双方还没有完成定婚手续，袁就赶着黎叫“亲家”，叫得十分亲热。一个寒冷的大雪天，袁请“亲家”过来一同吃饭，袁身上披着浙江都督朱瑞花了七千五百元的代价买来“进贡”的皮大氅，黎偶然说了“这件东西真名贵”的一句话，袁立刻解下来执意地要送给“亲家”。这又是奸雄收买人心的一套惯技。
黎已经知道他由政治俘虏进而做了名副其实的俘虏，乃于十二月十九日呈请辞去湖北都督兼职。这个辞呈又是“词章名家”饶汉祥代拟的，文中充满着酸腐的气息，如说“元洪屡觐钧颜，仰承优遇，恩逾于骨肉，礼渥于上宾，推心则山雪皆融，握手则池冰为泮。驰惶靡措，诚服无涯。”袁在批准辞呈的指令中也用酸腐来回答酸腐，有云：“昕夕握谈，快倾心膈。褒鄂英姿，获瞻便座，逖琨同志，永矢毕生。每念在莒之艰，辄有微管之叹。”
黎当然不愿意以“安乐公”自居，很想借一个题目离开北京，以便恢复自由生活。曾经一再表示，愿以“答谢各国承认民国专使”的名义周游列国一趟。袁怕他一去不返，就用拖延的手段来搪塞，不作肯定的回答。另一方面，段祺瑞在“权代”湖北都督的短时期内，大刀阔斧地把湖北军遣散，把黎的力量铲除，把北洋军开到湖北，从此湖北完全成为北洋军的统治地区。
段是袁身边的得力助手，不能长期地放在外面。袁本来是预定以另一段（段芝贵）为湖北都督的。一九一四年二月一日，段祺瑞于完成任务后回到北京再任陆军总长，袁就发表了以段芝贵为湖北都督的命令。
段在北京与黎相见时，不像袁那样虚伪，脸上显露着一种倨傲之色。原来他在辛亥年做过清政府的护理湖广总督，认为黎仅仅是当年的一个协统，而此时也仅仅是袁的一个政治俘虏，是不值得加以重视的。
五 用绑架的手段囚禁了国学大师章太炎
国民党“二次革命”前，章太炎虽然甘心受袁世凯的利用，一心与同盟会为敌，但是孙黄等人因其早年为民主革命作出过不少贡献，仍想把他争取过来。一九一三年五月下旬，章在北京受勋后于六月四日回到上海，十五日在哈同的爱丽园与汤国黎女士结婚，孙中山、黄兴、蔡元培、陈其美等都出席了婚礼。三天后，章有电辞去那个有名无实的“筹边使”。
七月十二、十五两日，李烈钧、黄兴先后在九江、南京举兵讨袁，章在十六、二十六两日发表两次宣言，指责袁“政以贿成”，“厉行暗杀，杀害勋良”，“借外力以制同胞”，并提出“诛七凶以谢天下”。七凶指梁士诒、陈宧、段芝贵、王赓、熊希龄、陈汉第（即陈仲恕）、赵秉钧。
但章对孙中山仍然不谅解，希望黎元洪出面来领导讨袁事业。
章太炎由拥袁一变而为反袁，使袁深表厌恶。在袁的授意下，北京共和党以“到京议事”为由，诱章由沪来京。八月十一日章到北京后，下榻化石桥共和党总部，袁令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派兵予以监视。三个月后，章函请陆建章解除监视。信上说：“入都三月，劳君护视。余本光复前驱，中华民国由我创造，不忍其覆亡，故来相视耳。迩来观察所及，天之所坏，不可支也。余亦倦于从事，又迫岁寒，闲居读书，宜就温暖。数日内当往青岛，与都人士断绝往来。望传语卫兵，劳苦相谢。”信发出后，很久没有得到回答，他又写信给袁说：“幽居京都，宪兵相守者三月矣。欲出居青岛，以返初服而养疴疾。抵书警备副司令陆君，以此喻总，七日以来，终无报命。如可隐忍，以导出疆，虽在异国，至死不敢谋燕。”这封信仍然没有得到回答。他气极了，就冒冒失失地跑到东车站想买车票南下，被跟在后面的侦探像老鹰抓雀般把他抓了回来。他手执扇子，用勋位勋章作扇坠，跑进总统府，要和袁见面讲理，坐在会客室里等候很久，又没有人出来接待。他气得几乎发狂，把桌子上的茶具、花瓶都砸得粉碎。此时跑出来几名卫士，把他连拖带扭地拉到外面，塞进一辆破旧的马车中，送到龙泉寺监禁起来。
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袁下令撤销洪宪帝制时，为了对反袁派表示安抚，特在钱粮胡同为章赁屋一所，按月给以生活费五百元，许其由龙泉寺移往该处居住，并解除其监视。章以为这该是逃出北京的机会了，乃于五月十八日，先把装细软的大皮包运出，然后坐马车到东单牌楼日本人所开设的扶桑馆，那辆马车就停在馆门外。一会儿，踱出了两个花枝招展的东洋美人，上了车，向中央公园挥鞭疾驶而去。阅者们不要以为这两个美人之中有一个是章的化装。此公决无化媸为妍、反老还童的魔术。又隔了多时，才有五个日本男子走出来，前后左右四个日本人簇拥着一个和服剃须的，而且把帽子压在额角下的日本人，分乘五部人力车，向东车站疾驶而去。
到了车站，下了车，给了车钱，忽然有人向那个戴大帽子的日本人讨起债来。那个日本人一看，是个平日素无银钱往来的陌生人。而那个陌生人愈讨愈凶，竟然揪着没有领子的和服，要到官厅去评理。一会儿，警察来了，把他们都捉到厅里去。
戴大帽子的日本人是章所扮演的，讨债的陌生人是袁的便衣侦探所伪饰的。原来监视哨虽然撤去，却代之以便衣侦探，这是章所梦想不到的。他自以为做工妙到化境，一会儿老书生变少女，一会儿中国人变外国人，而不知先运出那口其大无比的大皮包，已经引起了便衣侦探的注意。接下去，果然又有一套剃须戴帽的变形，那个侦探不免暗笑在肚里，于是出现了车站讨债的一个镜头。
当然，袁世凯面向死亡，章的牢狱之灾不会拖得太长。袁死后，黎元洪记起这位名重一时的国学大师，六月十二日曾微服往访一次。不久浙督吕公望电请开释章，黎于二十二日复电称：“太炎已于前日撤除监视，昨午来府觌晤，据称急思南旋，请给护照，已交内政部照发矣。”
六月二十五日，章太炎才堂而皇之地乘车赴津，即转车南下。七月五日到杭州，杭州人开了一次欢迎大会。此后或坐笋舆，或乘瓜艇，与汤夫人邀游于六桥三竺之间。对于过去的事，像是做了一场怪梦。
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中国“伪民主”“假统一”的局面已经告终，代之者为封建军阀独裁的局面。袁对异己分子肆无忌惮地进行了大清除和大屠杀，并且举行了检査邮电、逮捕议员、枪毙“乱党”等等事件，把全国造成了一个暗无天日的恐怖世界。唯一能够保存的异派就是进步党，因为进步党对他来说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工具。
一九一三年五月十七日，袁捏造“血光团”事件，命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逮捕了参议院议员谢持（国民党员），这是用非法手段逮捕国会议员的一个开端。七月二十七日，命令北京军警保护国会，所谓“保护”就是监视的变相名词。从八月六日到十六日，下令解散了江西、广东、湖南等省的省议会。八月十日，下令通缉参议院议员居正、胡秉柯，众议院议员杨时杰、田桐、白逾桓、刘英等。八月二十二日，众议院议员伍汉持被枪毙。同月二十七日，又有两院议员丁象谦等八人被捕。九月三日，众议院议员徐秀钧在天津被枪决。随后又发生了解散国民党与解散国会等事件，如前文所述。
* * *
[1] 段芝贵曾拜袁为义父，因此有“干殿下”之称。
[2] 中将汤是日本的一种药名。汤为海军中将，因此袁经常戏呼为“中将汤”。汤与国民党的恶感，种因于1905年孙中山在欧洲进行革命活动的时期。那个时期，汤是海军学生，伪装加入兴中会，曾偷开孙中山的皮包，窃取兴中会会员名单，向清政府告密。
[3] 北洋军进入南昌的时候，江西都督欧阳武逃到原籍吉安县青原山出家，将武字拆开自号为“止戈和尚”。九月间，江西水巡局局长倪占魁把他捕获解到省城。他函请南昌商会代他求情，信上说：“祖父九旬，老父七十，为武不肖，朝夕聚哭，求死不得，言之心酸。”9月27日李纯把他解到北京，陆军部判处有期徒刑八年。10月13日，袁下令予以特赦。
[4] 朱瑞字介人，浙江海盐县人，南洋陆师学堂毕业，曾任新军标统及江浙联军浙联军司令。
[5] 刘显世字如周，贵州兴义县人，以廪生随父办团练，得任管带。1911年任贵州中西两路统领兼新军第四标标统。贵州独立后，任贵州军务司长兼民军总司令。
[6] 湖南人称宝庆人为“宝古老”。
[7] 本章第三节的资料，是根据蒋百里的转述。蒋百里浙江人，是蔡锷的士官老同学。
[8] 袁答谢黎的电文说：“酬庸之典，以待有功，儿辈何人，乃蒙齿及！鄙人勉服国务，乃为救民，岂有荣施，及于家属！若授奚午举子之例，并无谢元破晋之功。损智益愚，大人所戒。庸材薄殖，何德何能。俟其阅历稍深，或堪造就，为公奔走，俟诸将来。幸勿复言，以重吾过。”
[9] 黎的女儿黎绍芬，定婚时年仅八岁。1930年与袁第九子克久结婚，备受袁家虐待，气成精神病，终身不愈。这是封建社会包办婚姻的一个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