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混合内阁”倒台，“超然内阁”难产。袁第一次使用武力威胁临时参议院通过内阁的补充名单
唐绍仪是袁世凯的老朋友和外交方面的得力助手。唐被派为南北和议的北方总代表时，没有完全遵照袁的意见办事，曾经引起袁的不满并被撤回。但是，南北和议成立以后，袁急于要加强与帝国主义首先是与英美帝国主义的联系，又要在形式上加强与同盟会的联系，内阁总理人选没有比唐绍仪更为适宜的人物。因此，唐得以组织民国的第一任内阁。
唐在南下接收南京临时政府时，袁就授意叫他参加同盟会，作为插入同盟会的一根内线，并使唐伪装为立于他与同盟会之间的一个中间型人物。唐内阁有袁系的阁员，也有同盟会系的阁员，所以袁认为这在外表上是一个混合内阁，但在实质上，唐与他过去有着深厚的关系，不会跳出他的手掌心，而袁系的阁员又占有几个重要的部，这个内阁是能够完全供他的利用的。
不料这位美国通是资产阶级型的官僚，与一般封建型的奴才官僚有些区别。他醉心于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又被“责任内阁”这类的字眼所迷惑，就不甘心做百依百顺的走狗，在某些问题上经常地不向袁请示而自行处理。他又以南北间的桥梁自居，不肯完全站在袁的一面。这些情形与袁利用他作为私人工具的意图完全相反。袁的左右有对唐不满的，又从旁挑拨，硬说唐与孙中山因同乡的关系结合得很紧，“他现在完全倾向同盟会而不倾向总统了”。当唐出进总统府的时候，总统府的人员又相互做怪脸，指着唐的背影子低声地说：“看，今天总理又来欺负咱们的总统了。”
这些话都已钻进到唐的耳朵里。唐总以为袁不致被这些没有见识的人所蒙蔽。一天，唐又到总统府报告一些问题，袁忽然很不耐烦地说：“少川，我已经老了，你就来做总统吧！”唐听了大为吃惊，才明白袁的确对他存有芥蒂了。
一天，唐坐着马车在街上走，迎面有一大群武装兵士护卫着一辆很漂亮的马车疾驰而来，前面两个开道的兵士，手里挥动着长鞭，唐的御者几乎挨上他们的鞭子。唐急忙吩咐把马车避让在路旁。偷眼一看，看见漂亮的马车里坐着的不是别人，正是总统府拱卫军统领段芝贵。他回来告诉人说：“嘿，好大的威风！只有前清摄政王才够得上有这样大的威风。”
内务总长赵秉钧很少出席国务会议，遇到重大问题直接向袁请示。内务部竟像是不属于内阁而直接属于总统的一个部。
财政收入少而军费庞大是当前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南京黄留守打电报和内阁商量，准备以最少的费用结束南方的军队。唐向比利时银团（华比银行）借了英金一百万镑作为南京遣散军队的费用。这是一个在内阁权限以内的问题，不料因此激怒了各方面，首先激怒了企图垄断中国借款的四国银行团，它们向袁政府提出了极其严厉的抗议。其次激怒了袁的私党，竟然套唐一个“接济革命党军费”和“用途不明”的大帽子，使袁唐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财政总长熊希龄也在国务会议席上大吵大闹，责怪内阁总理不应当侵犯他的职权。
这个弱体内阁眼看就要解体了，而直隶都督的问题发生，就成为这个内阁的一道直接催命符。
直隶都督的问题，还种因在唐绍仪南下接收南京临时政府的时候。这个时候，顺直议会[1]根据革命时期各省都督由谘议局推选的先例，推举直隶人王芝祥为直隶都督。唐绍仪同意由政府加以任命。唐回到北京时，曾向袁报告，袁也点头表示同意。
哪里知道袁的点头同意是假的，他的内心是完全反对这个任命的。首先，王芝祥是一个靠近同盟会的军人，此时正在南京充当留守府的军事顾问，把一个靠近同盟会的军人放在靠近北京的地方，掌握一省兵权，对袁的实力政治将要起很大的危害作用。其次，袁认为任免军事大员是总统的特权，绝对不允许把这个特权让给当时的所谓民意机关——省议会。
但是唐并没有窥破袁的内心，认为袁既已同意，就打电报叫王芝祥到北京来面洽。等到王到了北京的时候，这个问题不能再推下去，袁就又一次使用他的法宝来破坏他自己的诺言。
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钻出来所谓“直隶五路军人”发出反对王芝祥做直隶都督的电报，袁就以此为借口，撤回他的同意，并且与唐商量，打算改派王为南方军的宣慰使以敷衍他的面子。这个做法使唐感到极大的震惊。因为这不仅是个人的面子问题，而是与内阁职权及政府威信有关的严重问题。袁可以失信于唐，唐却不可以失信于顺直议会和同盟会。这个问题内阁不能处理，内阁就不成其为责任内阁，而将降到总统府的一个附属机关的地位。因此，唐表示绝对不能同意这个出尔反尔的意见。
内阁不同意又怎样办呢？六月十五日，袁把没有经过内阁副署的派王芝祥为南方军宣慰使的命令公布出来。这是总统与内阁正面开火的具体表现。根据临时约法，总统命令没有经过内阁副署不能发生效力。唐虽然忍无可忍，他终究是袁的老朋友和助手，没有勇气与袁进行法律上的斗争，而只采取了自行引退的办法。十六日，他留下了一道辞呈，没有与袁见面告别，就偷偷地溜到天津去了。
袁正引唐绍仪出走为一件快事。他只派代表到天津作了一度形式上的慰留，就转入到另组内阁的问题。
唐由天津趁轮船往上海，在轮船中遇见一个神气十足的汉子，大声地斥责他不应当弃职逃走，说到气头上，竟然拿出盒子炮来象是要开放的样子。唐对袁的特务组织早有所知，疑心这个汉子是袁派来追踪和暗害他的，便陪着笑脸解释不能不辞职的苦衷。那个汉子也回嗔作喜地和他攀谈，并且说出他自己的来历，唐才知道不是特务，而是自称为“游侠”的荒唐鬼黄祯祥。
这个荒唐鬼有一段荒唐史，几乎送掉了性命。其事如下：
由于黄祯祥有游侠之名，黎元洪聘他为湖北船政局总理兼南湖屯垦督办。黎曾下令把停厝在都督府前面空地的彭楚藩（武昌起义前被清朝官吏捕杀的革命军人）棺柩迁葬原籍。黄桢祥出面来阻止说：“彭烈士的棺柩必须葬在南湖。黎元洪是什么东西，他敢不答应，看我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给他尝尝老子的手段！”黎听了这些话，十分忿怒，就下令逮捕了他，并且组织军事法庭，审出他犯有私设刑具、殴死佃户、逼奸民女等罪款。按照军律治罪，有一款应当杀头，三款应当枪毙，二款应当终身监禁，五款应当处以一等有期徒刑，就是杀了头再充军也还不足以蔽其辜。湖北起义有功人物孙尧卿、黎本唐等纷纷替他请保，黎坚决不肯答应。后来黄兴有电报替他说项，才改为监禁三月后解回四川雅州原籍。这是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下旬的事。
唐总理出走后，属于同盟会的四个阁员（工商总长陈其美从来未就职，次长王正廷改代理为署理）连带辞职，施肇基、熊希龄也跟着辞职，而属于袁系的阁员，则全部坐在位子上不动，这也是内阁制的一种怪现象。此时袁还不利于与同盟会立即决裂，所以他伪装诚恳挽留的样子，对同盟会的四个阁员说：“我代表四万万人请诸位留任。”蔡元培代表其余三个阁员回答说：“我们也代表四万万人请总统准我们辞职。”
内阁问题不是个人问题，而是袁世凯作临时总统后第一次公然破坏临时约法、破坏内阁制度的政治重大事件。但是，临时参议院对此不加重视，各报和各政治派别有对唐冷嘲热讽说他“不忍小忿”的，甚至同盟会也认为这是袁唐间个人之争，因而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所有这一切，把临时约法的作用降低到可有可无的程度，在客观上对袁的实力政治起了助长的作用，可见当时各方面的政治嗅觉是很迟钝的。
袁提出外交界一个庸才陆徵祥来组织“超然内阁”。所谓超然内阁，是指这个“无色彩”的外交家既不属于袁系，又不属于同盟会。实际上，这个庸人是袁的一个最好的工具。不但这样，属于前内阁的外交（陆兼任）、内务、陆军、海军四部总长，居然可以在新阁中蝉联而无需提交议院同意，这又是自有内阁制以来闻所未闻的一件怪事。
七月十八日，陆徵祥在通过总理案后出席临时参议院宣布大政方针，并提出六个阁员的补充名单如下：（一）财政周自齐，（二）司法章宗祥，（三）教育孙毓筠，（四）农林王人文，（五）交通胡惟德，（六）工商沈秉坤。他根本提不出什么政见，却把提出阁员补充名单比作开菜单，当时引起了参议员的纷纷责难，并且不加考虑地把他所提的六个阁员全部否决[2]。这个外交家吓得称病移居医院，从此抵死不肯出来。
袁认为对陆的打击就是对他的打击，因此，怒火按捺不住，又使用他的法宝，指使军人用发通电、写匿名信、打电话、发传单、开会等等卑鄙手段威胁参议院通过第二次所提的六个阁员的补充名单如下：（一）财政周学熙，（二）司法许世英，（三）教育范源濂，（四）农林陈振先，（五）交通朱启钤，（六）工商蒋作宾。
这是袁公开使用军人威胁议会，使议会名存实亡的第一次非法行动，却又是破坏临时约法的第二次具体表现。第一次破坏内阁制没有受到有效的制止，他才敢于做第二次的尝试，而一次比一次的程度更进了一步。七月二十六日临时参议院开会，除蒋作宾未通过改派刘揆一外，其余五个阁员全部获得通过。
这个时候，各方面包括同盟会在内，都认为国家刚刚统一不容破坏，只有忍让精神才能换得和平。他们没有理解到迁就的和平是极不稳固的，越是迁就，和平就越是难于保持。通过两次的尝试，袁就视临时参议院为可有可无的机关，并且视同盟会为无足轻重的政敌了。
二 又一次政治阴谋血案——黎元洪做了袁的政治俘虏
在孙、黄、袁、黎四个“大人物”之中，当时的“舆论”都称赞黎是“忠厚长者”和“稳健派”。
在官吏骑在人民的头上的时代，即使是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官儿，对老百姓也有一套威风和臭架子，好像没有这些就不成其为体统。但是黎的态度使人感到和蔼而谦虚，不觉其有威可畏。在他预辞正式总统的电文里说：“沈机默运，智勇深沉，洪不如袁项城；明测事机，襟怀恬旷，洪不如孙中山；坚苦卓绝，一意孤行，洪不如黄善化[3]。”很多人都说他谦虚得好。
有一个号称为“民国祢衡”的章太炎，清朝末年因《苏报》案坐过牢，文名满天下，当时的社会上层人士推之为国学大师和革命先进。他见了什么人都要骂，只有黎是他唯一的歌颂的对象。在他笔底下，黎是个朴素而果毅的杰出人物[4]。
黎是站在北洋派与同盟会以外的第三者地位的。他在故纸堆中找到一个会做骈体文章的腐儒饶汉祥做他的机要秘书。此时南北和议虽已告成，但是各省军阀还有争城夺地的局部战争，有些省区还存在着招兵买马、杀气腾腾的紧张状态，使人民感到战争的痛苦和战争的威胁。这个腐儒经常地代黎写出些“吁请息争以苏民困”的骈文长电，这些电文不问谁是谁非，也不提出具体的仲裁意见或者解决纠纷的办法，而只是堆砌一些四六排联的字句，说上一大套“三危”“四亡”“五哭”“十害”的废话，最后则用“垂涕而道”“泥首以请”等沉痛语调作为一篇文章的结尾。这些文章与很多人厌恶战争的苟安心理完全合拍，特别是与满足于推翻清政府统治而对继续流血非常害怕的革命妥协派的心理完全合拍。这些人并不仔细地研究电文的内容，甚至连文章也没有看或者看不懂[5]，却都异口同声地叫好说：“黎副总统说得真对，我们就是不要战争呀！”
袁的眼光颇有独到之处，他发觉此公有着沽名钓誉的癖好，而有着这个癖好的人是容易被吸引过来的。因此，他有电必回，并用“苦口婆心”“仁人之言”“实获我心”“永拜嘉言”这类字眼把黎大大地奉承一番，同时在回电中表现他自己也是爱护和平、反对战争的。
此时活跃于民国政治舞台上的君主立宪派，正需要捧出一个出面的领袖来，以扩大他们的政治影响。他们发现这个“手创民国的元勋”具有做他们领袖的良好条件，就竭力为之捧场，把他说成是一个救国救民的伟大人物。在文化事业上拥有优势的君主立宪派为之捧场，对黎的评价又起了提高的作用。
声誉虽然日隆，黎的内心却隐藏着一种说不出来的痛苦。他自己知道他这个“民国元勋”是逼上梁山弄到手的，而逼迫他参加辛亥革命的人，就是名闻全国的三武——孙武、蒋翊武和张振武。三武很知道他的底细，所以尽管别人把他捧上三十三天，在三武看起来却是个渺不足道的人物。三武对他也很不礼貌，认为他的天下是他们替他打出来的。因此，黎在精神上经常地感到威胁，想把这批恃功而骄的革命分子调出去，推荐到中央去任职。
在三武之中他所最恨的是张振武。他介绍张振武到北京去见袁，并说中央将畀以重要的职务。当张振武带领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等十三人动身往北京的时候，他就打密电给袁，加张振武、方维两个人以“煽惑军队”的罪名，请即“就地正法”。这是“调虎离山”和“借刀杀人”的双重诡计。这个“忠厚长者”也仿照袁的榜样，玩弄政治阴谋以达其铲除异己的目的。
袁接到这个电报，八月十日不露声色地设宴招待张振武等一行。从十一日到十三日，又令北洋军大将冯国璋、段祺瑞轮流设宴，命宿将姜桂题等召集军界袍泽大会表示热烈欢迎。十三日黎又打来一个万急密电请求提前处决。张振武等完全睡在鼓里，十四日还假座六国饭店大宴同盟会和共和党两党重要人员。十五日一大早，张振武、方维和同来的湖北将校突然被军警捕去，当天就由著名的刽子手、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亲自审问，当天判决张、方二人的死刑，当天执行枪毙。
这类政治阴谋血案是袁的拿手好戏，但对黎说来还是第一次，而且这还是自民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由于杀害的对象是同盟会方面的对革命有贡献的人物，就增加了问题的严重性，引起了各方面的骇怪与种种推测。
黎的本心是要袁替他担负责任的。但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袁并不替他保守秘密，在宣布张、方两个人的罪状中把黎打来的密电一字不遗地录了进去。很明白，袁是惯于以别人为工具的阴谋家，绝对不肯代人受过，岂肯把这笔血债写在自己的账上。另外一个原因也是极其重要的原因，他要揭穿这个问题的内幕，使黎与同盟会的关系趋于恶化，而把黎逼到自己的阵营里来。此外，还有第三个原因，是要揭破黎的政治阴谋，使全国人民了然于那个“忠厚长者”的毒辣手段，并不在他这个“一代枭雄”之下。
同盟会对这样一个严重政治问题不能熟视无睹。首先由黄兴放了第一炮，通电谴责政府用不正当的手段擅杀有功人员。接着参议院议员张伯烈等提出质问，要求政府提出张、方二人的谋乱证据来。
还有两个武——孙武和蒋翊武——都早已到北京来了。十七日他们跑去会见袁，口口声声要求给他们“免死券”。
袁回答临时参议院关于质问案的咨文，仍然把责任推到黎。他说：“贵院要求证据，当令黎都督查明答复。”
由于袁以政治阴谋回答政治阴谋，使黎的声誉受到相当大的影响。他不得不借重饶汉祥的一支妙笔，通电列举“张、方之大罪十四，元洪之不获已者三，自罪者三”。这样做还是不够的，他又不得不假惺惺地“从优处理张振武的身后事”[6]，不得不伪装引咎辞职，电请裁去副总统一职，并推荐黄兴继任湖北都督和参谋总长。他又怕弄假成真，因此指使湖北军将领通电挽留，另外通电向临时参议院提出最后通牒式的反质问：“湖北非副总统无以有今日。设一旦动摇，议会诸君能否担兹重责，请于二十四小时内电复。”
这个伪善者公然进一步地模仿袁玩弄实力政治的榜样，而且学得很像，他的假面具就完全被戳穿了。
袁揭破了他的痛疮疤，他未尝不感到袁的可畏。但是，由于他看到北洋派的力量比同盟会大，由于受着他的左右的包围，并且由于不倒向袁的一面则他本身将陷于孤立无援之境，因此一步步地被拖进袁的迷魂阵中。
这是自民国成立以来第一次违法杀人的大血案。但是，君主立宪派以及其他各政党都把这个问题看作是同盟会与袁、黎之间的一个争端，竟然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而同盟会本身没有决心和勇气对袁黎进行坚决斗争，也表现了虎头蛇尾的态度。
而在袁的方面，却想利用这个问题达到另外一个目的。他伪造了张振武被杀前写给黄兴的一封未发的信，信上有这样一句话：“承嘱杀元洪事，已布置周密。”他企图利用这个伪证，在他准备和同盟会正式翻脸的时候，加黄兴一个主谋杀人罪而加以逮捕。
此时他忽然又有一套新的计划，就是他已电邀孙、黄、黎三人来京举行会议，想利用“四巨头会议”的形式粉饰中国之统一，以加强其统治地位。他曾经估计到孙、黄二人是不肯北来的，如果他们不肯北来，就可以把破坏统一的责任加在他们的身上。不久孙中山从上海动身到北京来，而黄兴随后也来了，他就停止了前一阴谋计划的进行，仍然保持其与同盟会表面合作的关系。
孙中山路过天津的时候，有一个和他认识的总统府秘书会见了他，向他泄露了袁准备陷害黄兴的密谋。孙中山打电报把这个密谋内容关照了黄兴。黄兴是个直性子的人，就直接打电报向袁追究根源。袁回电矢口否认有其事，并且否认总统府有这样一个秘书。
三 同盟会合并四小党改组为国民党。君主立宪派前后组织共和党、进步党
张振武血案发生后，同盟会认为袁的手段太毒辣，反对孙、黄二人轻入虎穴和那个杀人魔王见面。但是孙并不关心个人的安全，想用自己的诚意说服袁同意迁都到南京，摆脱北方的旧势力，而与同盟会真诚合作。他于八月二十四日到北京，距离血案发生不到十天。
孙敢于“单刀赴会”，不能不引起袁的暗中敬佩。他装出竭诚欢迎的热情，派自己所乘的金漆朱轮双马车，饰以黄缎，到前门外去迎接，并命北京军警以总统之礼相迎。北京市民也都悬旗欢迎。
孙到北京之前，北京各政党即已开始了分化和合化的重大演变。原来在南北和议成立的前后，有些只知有民族主义（事实上是排满主义）的同盟会会员认为革命的目标已经消失，便从同盟会中分化出来，组织一些争取政治地位的小政党。另外有些小政党则是时代的新产物，挂上一块招牌，发表一篇宣言，拉出几个大名鼎鼎的政治要人来作为他们的领袖，以便于进行政治投机活动。有些政党是以地区关系或历史关系结合起来的。这些政党没有旗帜鲜明的党纲，没有一定的政治主张，跨党脱党，视为故常。他们所推戴的领袖，甚至也被其他的党推为领袖，而被推者对任何党都不关心。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临时参议院内部相互对立的政党，主要是同盟会与以江浙人士章炳麟、张謇为中心的“统一党”。临时政府北迁后，“统一党”与以湖北人士孙武、蓝天蔚、刘成禺为中心的“民社”、君主立宪分子籍忠寅、周大烈等所组成的“国民协进会”，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共和党”，推戴黎元洪为名义上的领袖，成为同盟会的主要竞争者。除了这两个政党外，参议院还有谷锺秀、张耀曾、吴景濂等的“统一共和党”，立于第三者的地位而有举足轻重之势。在此时期，同盟会政治活动家宋教仁通过私人关系与“统一共和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宋教仁是湖南所派的参议员，在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时，他极力主张采取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反对美国式的总统制。由于他少年气盛，别人都说他想做内阁总理，而此时人人都是眼高于顶，一个太露锋铓的人自然容易招人之忌，因此，临时参议院所通过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不设内阁总理，各部总长直接向总统负责，这就是对宋的个人打击和对同盟会的打击。甚至孙中山提出宋为内务总长时，也未获通过而改提程德全递补。但当孙中山让出临时总统时，大家又觉得总统的权力太大，怕袁滥用职权推行独裁制，便又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修改为“临时约法”，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这件事说明了临时参议院本身对国家大法不是采取了认真严肃的态度，而是感情用事。
实实在在，宋是想做内阁总理的。在南京临时政府结束的阶段，他所持的政见与孙中山不同：孙主张将政权尽让与袁，同盟会退为在野党，专办实业、教育，宋则主张“毁党造党”，这就是放弃同盟会的名称，吸收其他小政党组成一个大政党，并在国会中取得第一大政党的地位，从而担负起组织政党内阁的责任。这个主张也就是放弃在总统问题上、军事实力上对袁的斗争，而在国会方面、内阁方面取得优越的地位，使袁成为一个没有实际行政权力的总统。这个主张很快地获得大多数同盟会会员的热烈支持，因为他们渴望政权已久，在革命成功之后退为在野党，是与他们的利益不相符合的。
宋不仅是个很好的演说家，而且是个驰名全国的政论家，经常用“桃源渔父”的笔名在报上发表政见。他不仅与“统一共和党”取得联系，而且与“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三个小政党取得联系[7]。这三个小政党是由同盟会与君主立宪派分泌出来的一些混合组织。在孙中山到北京之前，同盟会合并以上四个政党组成为一个大政党的基础就已打好了，只等孙一到就正式宣布。
孙到北京的第二天，同盟会宣布与四党合并成立国民党，孙出席发表了组织新党的演说。同盟会原来以孙为总理，黄兴为协理，宋教仁等为干事。自改组为国民党后，改推孙为理事长，黄、宋等九人为理事，并设参议三十人以容纳各方人才。国民党的成立，使宋立刻成为党的核心和政治上最活跃的人物。
在国民党扩大组织的情况下，“共和党”当然不甘示弱，也就急起直追地扩大它的组织。事实上“共和党”是以君主立宪派为中心，吸收其他各党而与同盟会相对抗的一个政党。君主立宪派有其一脉相承的历史。前清末年，资政院与各省谘议局所组成的“宪友会”就是君主立宪派形成政党的初期。武昌炮声一响，各省的该派人士多与同盟会合流参加了革命，特别显著的如湖北的汤化龙、湖南的谭延闿、浙江的汤寿潜、四川的蒲殿俊、直隶的孙洪伊等。当然，在民主革命的旗帜下，“宪友会”这块招牌已经不合时宜，但他们相互之间仍然保持一定的联系，隐然成为同盟会以外的一个较大的团体。他们参加了革命军各省代表会议。在代表会议转变为临时参议院的过程中，他们吸收了由同盟会分化出来的一些小政党成立“共和党”，形成了与同盟会对抗的一个力量。但不久由章炳麟领导的“统一党”又分化出去了。同时，与“共和党”出自同一根源的、由君主立宪派汤化龙所组织的“共和建设讨论会”和孙洪伊所组织的“共和统一党”，吸收了“共和俱进会”“共和促进会”“国民新政社”等小党，合并起来成立“民主党”，推戴回国不久的梁启超为领袖，这是“共和党”的兄弟党。
临时约法规定，临时参议院在正式国会召集前是国家的立法机关。临时参议院成立后，在十个月内，临时总统应根据临时参议院所制定的国会选举法，进行国会的选举。国会成立后，应进行正式总统的选举，并制定宪法以代替临时约法。早在一九一二年一月五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了国会采取两院制。到八月十日，以总统名义公布了国会组织法及参议院、众议院议员选举法。
从一九一二年年底到一九一三年年初，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国会的选举。选举揭晓，国民党两院议员共占三百九十二席，“共和”“民主”“统一”三党联合起来仅占二百二十三席。国民党的压倒优势使君主立宪派为之失色，同时也使袁感到失望。但是，必须说明，国民党所占的优势仅仅是数量上的优势，其中有很多党员是新被吸收的投机分子。
一九一三年五月十一日，在梁启超的建议和主持下，“共和”“统一”“民主”三党合并成立“进步党”，因此国会中四党并存的局面变成了两党对峙的局面。此时梁的“保皇党”影子还没有完全淡下去，还不便公然出面来担任国会中第二政党的领袖，为了加强进步党的号召力，他们就抬出原系共和党名义上的领袖，那位具有“朴素”“谦虚”“和平”之“美德”的黎元洪为该党理事长，以对抗以孙中山为理事长的国民党。当然，黎仍然只是该党名义上的领袖，其实际负责人为汤化龙与梁启超。汤梁并称即起于此时。
这是一个戏剧性的历史变局。清朝末年，同盟会与君主立宪派是两个互相敌对的政治团体，而辛亥革命爆发时，这个拥戴清帝的改良主义派忽然参加了推翻清帝的革命运动，这是第一次的大变局。此时又由合而分，回到原来互相敌对的地位，又是一个大变局。此时已经没有关于国体问题究应为君主立宪抑为民主共和的争论了。因此，以前的君主立宪派逐步地蜕变为进步党，自居为国民党与北洋派以外的“中间派”，一个“独立自主”的政党。这个“独立自主”的政党既然与国民党具有对抗性，它对袁就不能不起帮助作用。这一作用发展到后来，它就不能不倒向袁而成为他的政治工具。
封建军阀对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治是不会感到兴趣的。袁是一个醉心实力政治的人，根本没有把立法机关放在眼下，因而也没有进行组党工作。直到国民党在国会中成为第一大政党后，才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认为有集合力量抵制国民党的必要。除了用金钱和地位收买国民党的变节分子外，同时也注意到物色一个国民党以外的政党来充当他的政治工具。他对共和党、民主党或进步党当然会有好感，因为该派的主要人物正是他以前出卖过的政敌。但是，他懂得“此一时，彼一时”的道理。他的“老师”李鸿章在外交上惯于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他认为这个策略在国内同样也适用。因此，他与进步党保持密切联系，利用他们对抗国民党，利用旧政敌打击新政敌，而这些工作也正是他的拿手好戏。
兹将袁梁二人勾结的情况概述于下：
戊戌政变时，梁启超得了日本人山田、小村俊三郎、野口内多三个人的掩护，由天津逃到日本，做保皇立宪运动。中华民国成立后，云南都督蔡锷电请黎元洪转电中央政府起用他的老师，而袁也正想把这个君主立宪派头子延揽回国供他利用。袁向孙中山说：“辛亥年我组织责任内阁时，曾请梁卓如回国来担任司法部副大臣。他虽没有回国，但此后经常和我通信，我知道他已经放弃了君主立宪的主张。现在允许他回国来参加政治，对我们没有害处，而且多少可以得到一些帮助。”孙中山同意了这个意见。十月二十一日，梁由日本回国，在北京德昌饭店招待报界表示他的态度说：“乙未年（一八九五年）秋天我们成立强学会时，曾用木刻发行一种报纸，就是有论说而无新闻的《中外公报》。该报于是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被清政府禁止发行。次年二月，我们创办《时务报》，又因提倡民权开罪于资本家张之洞。丁酉年（一八九七年）冬天，我在湖南时务学堂主讲，每天批改学生的札记不下万余言，这也算是另一种形式的报纸。此后，我们曾经先后发行《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报》等等。《新小说报》载有一篇小说，名为《新中国未来记》，其理想国名为大中华民主国，纪元为壬子年（即民国元年），并且第二代大总统的假设人名为黄克强。今天看起来，这些理想竟像预言一样。自癸卯（一九〇三年）、甲辰（一九〇四年）以后，《新民丛报》就提出了政治革命的主张，并且在此以后所发行的《政闻报》、《国风报》，几乎每天都在与清政府作战，我们曾断言世界历史上不会有宣统五年（就是清政府预定立宪的一年）。当然，今天会有人说我是主张君主立宪的，因而不配有发言权。但从另一角度来看，辛亥革命就是依靠两党合作才能达到成功的，换言之，社会进步必须由激烈、温和两种不同的派别互相推动，才能达到‘殊途同归’的目的。我们从来是只争论政体而不争论国体的。拥护共和国体，实行立宪政体，这并不存在有政治节操的问题。”这些话都是替他自己进行的狡辩。他是一个崇拜实力政治的人，在回国之前与袁已有勾结，回国之后更成为袁用以对抗国民党的一个工具了。
四 袁发表“四巨头”联合宣言。荒谬绝伦的“政党内阁”出现
黄兴在南京担任留守的时候，好几次有刺客要下他的毒手，都被他躲过了。当时就有人怀疑刺客是袁派来的特务分子。由于黄在南京大刀阔斧地解散南方革命军，很多野心家被他置于无权无勇之地，因此又有人怀疑是这些野心家干出来的勾当。这两种揣测之词都没有得到事实的证明。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同盟会的领袖中，袁所仇视的主要对象是“实行家”黄兴而不是“理论家”孙中山。袁本身就是个实力的崇拜者，他以为敌党的理论家对他的危害性不大，而实行家是善于兴风作浪而难于应付的。
自张振武血案发生，黄兴对国民党与袁合作的政策表示更大的怀疑。他早已结束了南方军事，于六月十四日解除了南京留守的职务，此时逗留在上海，不愿北上参加袁所召集的“四巨头会议”。
孙中山到北京后，错误地认为袁的品质并不如传言中之恶劣。他极力劝黄北来，在致黄的电中说：“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而绝无可疑之余地。振武案实迫于黎之急电，非将顺其意，无以副黎之望。弟到此以来，大消北方意见。兄当速来，则南方风潮亦可止息，统一当有圆满之结果。”
孙中山到北京的主要目的，是想说服袁加入国民党，自己愿意以党的领袖地位让给袁，使之能为党所用；说服袁遵守责任内阁制，以限制其个人野心和违法行为；说服袁仍然迁都到南京，以避免北方腐朽势力的包围。为了表示与袁真诚合作，他和黄兴相约共同放弃正式总统的竞选，担保袁一定当选，并且发表了十年不换总统的主张。
九月六日，他曾经抽身到张家口眺望长城景色，并参观詹天佑所设计的京张铁路。此外在北京一共住了一个月，与袁进行过十多次的会谈，但都没有谈到此行的三个目的。他曾经谈到“耕者有其田”，又谈到收回硬币代以纸币的政策，而使他感到诧异的是：他每次提出来一个问题，袁就叫一次好，完全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袁也谈到梁启超将要回国，希望孙中山不念旧恶予以效力民国的机会。孙也接受了这个意见。
一天，孙表示愿在十年之内修筑铁路二十万里，请袁在同一时期训练精兵一百万。袁高兴得站起来大呼“孙中山先生万岁”。孙也回报了一声“大总统万岁”。九月九日袁以总统命令发表“特授孙文以筹划全国铁路之全权”。
黄兴是九月十一日到北京来的，袁同样予以盛大的欢迎，并且授为川粤汉铁路督办。
孙中山曾与前清摄政王载沣互相拜会。孙向他解释说：“这次革命并非以排斥满族为目的，而是以平等地位联合五大民族成立一个大中华民国，使中国由贫弱转为富强。”前清隆裕皇太后曾命“太保”世续开放颐和园欢迎他，又命贝子溥伦在金鱼胡同那桐宅欢宴孙黄二人。
黄兴本来是不打算到北京来的，而既来之后，受袁的迷惑比孙更厉害。他当面劝袁加入国民党，并且许以推为党的领袖。袁不作肯定的回答，却把这件事暗中告诉杨度说：“晳子，你看我像个革命党的模样吗？”他情不自禁地狂笑了一阵，接下去说：“假如他们不坚持责任内阁制，我也可以做革命党，你也可以做革命党。”
黄兴不但当面邀请袁入党，同时还到处拉人入党。这位民国伟人竟然天真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以为不论生张熟魏，也不论以前与同盟会为敌为友，只要今天肯加入国民党，就应当引为同志而不必怀疑其诚意。他曾经邀请过袁手下的特务机关主持人赵秉钧入党。赵在私下里请示于袁，袁就叫他入党以便充当他的内线。黄又邀请杨度入党。杨说：“你们那一天放弃责任内阁制，我就那一天入你们的党。”黄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什么话，入党有附带条件！”
这个时候，正是陆徵祥一再表示辞职，内阁总理问题悬而未决的时候。袁曾经表示拟提沈秉坤为国务总理。这是袁用以拉拢黄的一种手段。沈在国民党的资格很浅，而内阁原班人马不动，国民党摆进一个光杆总理也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国民党决定在正式国会尚未召集时，以维持过渡性的内阁为宜。
黄兴根据党内的意见，向袁提议改赵秉钧的代理内阁总理为正式内阁总理，并推荐沈秉坤为内务总长。内务部是一个具有民政权和警察权的重要部门，袁要简派私党朱启钤继任，乃改派沈为有官无职的浦口商场督办[8]。
九月二十二日，袁向临时参议院提出任命赵秉钧为内阁总理，由于黄兴尽力疏通得以顺利通过。袁就放出空气来说：“赵秉钧是国民党的党员，国民党所主张的政党内阁已经实现了。”
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张冠李戴的政党内阁，荒谬绝伦的政党内阁。
内阁问题解决，下一步骤就是举行所谓四巨头会议了。黎元洪因张振武案不敢北来。袁打电报把他和孙黄二人会谈的经过告诉他，并且请他列名于四巨头的共同宣言。九月二十五日，袁通电宣布：“与孙黄二先生讨论后，并征得黎副总统同意，决定八大政纲条文于下：一、立国取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各国承认之根本。”
四巨头会议仅仅是袁、孙、黄三个人在宴会后进行漫谈，既未经过讨论和争论，也就不可能提出主要问题得出一个共同意见来。这个内政大纲是袁所草拟的。条文抽象而不具体，有些竟是空洞无物的东西。袁发表这个宣言不是没有目的的，除了利用孙、黄、黎三个大人物列名以粉饰中国之“统一”与他们的“合作”关系外，还从这个宣言中取得把一切大权抓在他的手里的保证，让他主持军事，举借外债，执行卖国的外交政策。条文第四项暴露了他在外交上所走的是英美路线：“门户开放，输入外资”都是美国企图插足于中国的口号和方针，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独占欲”是不能相容的。
八项条文没有一项提到遵守临时约法、尊重国会和贯彻责任内阁制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所谓中央好像就是袁个人的中央。国民党所主张的首都迁回南京的问题只字不提。这样一个有关国家大计的宣言，事前并不广泛吸收各方面的意见，甚至在形式上也没有征求当时号称为人民代表机关的临时参议院的同意，而仅仅用几个具有实力背景的大人物的名义发布出来，这就不啻是否定了民主精神，撕毁了临时约法，同意了袁的实力政治。
前面说过，孙黄二人已经宣布放弃正式总统的竞选，推荐袁为唯一的候选人，并且发表了十年不换总统的主张。因此，在正式国会召集以前，全国人民已经能够推想到正式总统的选举结果。国民党的政治主张是实行责任内阁制，国民党在国会总选举中取得了压倒的优势，而国民党的核心人物宋教仁在上海、南京、安徽、湖北、湖南一带作政治旅行，到处发表演说鼓吹责任内阁制，在各方面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因此，在正式政府成立以前，全国人民已经能够推想到组织正式政党内阁的人选。
在民国第一个双十节的一天，袁发表命令，授孙中山以大勋位，授黄兴、黎元洪、唐绍仪、伍廷芳、段祺瑞、冯国璋以勋一位。孙黄二人都表示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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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时各省谘议局已改称省议会，顺直议会就是包括“顺天府”在内的直隶省议会。
[2] 唐绍仪辞职后，6月22日同盟会、共和党、统一共和党举行联席会议，同盟会提出政党内阁制，反对混合内阁。袁提陆内阁时，同盟会议员决定不参加这个内阁，反对孙毓筠、沈秉坤入阁。
[3] 项城、中山、善化都是地名。善化今合并于长沙。当时以出生地代替姓名是一种敬称。
[4] 1912年7月24日，章太炎到武汉观光，第二天与黎见面。他在北京《新纪元报》发表一文，对黎推崇备至。他写道：“黎公年四十九，体干肥硕。言词简明。秘书、参议衣服不华，每日至黎公座次关白文件，一席之间八九人，皆执连柄蒲葵扇，黎公亦时握焉。其所着西装制服，以粗夏布为之。自大都督以至州县科员，皆月支薪二十元。”
[5] 饶汉祥的文章喜用僻典和怪字，除非旧学有根底的人，很少人能够看得懂。
[6] 黎通电说：“赡其母使终年，养其子使成立。特派专员迎柩归籍，并饬沿途妥为照料。俟灵柩到鄂，元洪当亲自祭奠，开会追悼，以慰幽魂。”后来张振武的棺柩运回武昌，黎在抱冰堂举行了一次隆重的追悼大会，并致挽词如下：“为国家缔造艰难，功首罪魁，后世自有公论。幸天地鉴临上下，私情公谊，此心毋负故人。”
[7] 从宋教仁开始政治活动的时期起，到宋案发生止，有关材料，大部分是由国民党国会议员欧阳振声供给的。他与宋教仁是武昌“文普通”的老同学。
[8] 沈秉坤是清政府的广西巡抚。辛亥革命时被推为广西都督，因受副都督陆荣廷的排挤，以带兵援鄂的名义离开桂林，在南京找到同乡人黄兴，得任留守府高等顾问及国民捐督办，不久又被推为国民党的参议。他经常称呼年仅38岁的黄兴为“克老”。陆徵祥辞职时，袁假意地向黄兴提出以沈秉坤组阁的意见，但他是国民党新吸收进来的一个党员，又因内阁人马原封不动，国民党不愿叫一个历史关系很浅的人来组织挂名国民党的政党内阁。因此，黄向袁建议派代理国务总理的赵秉钧组阁，并推荐沈为内务总长。袁又不愿以非嫡系的人为内务总长，就改提朱启钤，而任沈为有名无实的浦口商场督办。同年11月28日，沈以脑溢血死于北京杨梅竹斜街鸿升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