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政府起用袁为湖广总督。袁向清政府提出六条件
“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这是袁世凯下台后在养寿堂做的一首诗。他的亲友和僚属们看了这首诗，都不免窃窃私议，认为诗虽不佳，气派可不小，何其大类帝王口吻也！
一九〇九年一月，清政府硬说袁患有足疾，叫他回籍养疴。他明明没有什么足疾，但又不敢否认，只得战战兢兢遵旨下台。他因故乡项城交通不便，就在河南彰德府[1]定居下来。他是个警惕性很高的人，意识到今后如不韬光养晦，可能还有不测之祸降下来，因此，他极力装作闲云野鹤之身，经常偕同亲友饮酒赋诗或泛舟垂钓，以示其不再为出岫之云。
袁下台的时候，正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手下的大特务赵秉钧被勒令辞去民政部右侍郎（一九〇九年三月二十三日），于是京津警察大权又入肃亲王善耆之手；他的老搭档杨士骧不久病死了，清政府派满族人端方继任直隶总督（一九〇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他的老朋友唐绍仪被免去邮传部尚书，由其政敌盛宣怀继任（一九一一年一月六日）。此外北洋军的高级将领，也经常有所调动，换上了一些非北洋派的新人。
另一方面，袁在政治上却还拥有相当大的潜势力：内阁总理大臣奕劻仍然以金钱关系受他雇用；陆军部大臣荫昌跟他也有互相勾搭的老交情；他的老朋友徐世昌是个玲珑剔透的水晶球，因为巴结上摄政王载沣，不但没有因袁党的嫌疑受到排斥，反而外放总督，内调尚书，红极一时，此时竟然爬到内阁协理的地位（相当于副总理）。在各省督抚大员中，袁有着不少的亲戚故旧，仍然跟他保持密切往来。他的大儿子袁克定在农商部当右丞，替他通风报信，还做了许多串联工作，事实上等于他的驻京办事处长。
在军事上，北洋军各级将领仍以小站旧人占多数，他们早已养成了“只知有袁宫保而不知有大清朝”的心理。自袁下台以来，清政府建立了禁卫军并逐步将兵权集中于皇室中央，因此，更加证明了北洋派的利益与袁个人的利益是紧密地联在一起的，这就更加引起了他们对袁的“去后思”。北洋派大将冯、段等人经常轻车简从地到彰德来提供情报或有所请示。各级将领也有前来烧冷灶的，袁都用极其亲切的态度来接待，临别时还要致送一笔丰厚的路费。他用这些手段保持了他和北洋派的千丝万缕的关系。
根据以上情况，他名为隐居养疴，事实上仍然不失为“结交天下英雄，预闻朝廷大计”的大“好老”。
武昌炮声一响，清政府于十月十二日（八月二十一日）派萌昌统率北洋军之一部南下去“平乱”，并令海军提督萨镇冰派遣兵舰协同作战。当时革命军没有海军，而陆军的兵力也远远不及政府军。清政府虽然很惊慌，但还认为扑灭革命军并不怎样困难。
十月十四日（八月二十三日），清政府续下谕旨：“现在派兵赴鄂，亟应编配成军。着将陆军第四镇暨混成第三协、混成第十一协编为第一军，已派荫昌督率赴鄂。其陆军第五镇暨混成第五协、混成第三十九协，着编为第二军，派冯国璋督率，迅速筹备，听候调遣。至京师地方重要，亟应认真弹压，着将禁卫军暨陆军第一镇编为第三军，派贝勒载涛督率，驻守京畿”[2]。
这时，袁世凯敏感地意识到他的“东山再起”的机会业已到来。他从不错过一分钟的机会，立即通过徐世昌的关系，由奕劻奏请清政府起用他南下讨伐“叛军”。按照当时的形势，禁卫军要留在京城保卫皇室，北洋军第一镇要留在直隶看守老家，第五镇要留在山东巩固北方，此外凡可以调动的北洋军，都是往日袁所训练的旧部，为了迅速扑灭武汉革命军，载沣被迫于十月十四日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兼办剿抚事宜，“除湖北军队外，荫昌所率各军及水陆援军，亦得会同调遣”。
这道命令并不使袁感到十分满意，因为没有把前方军事的指挥全权交给他，只派他做荫昌手下的一员副将。再则，他不能不顾虑到急于出山也将引起载沣的怀疑。因此，他用“足疾未痊”的理由辞谢这个任命。
可是奕劻的肚子里不能不暗暗纳闷。他明明知道是袁的授意叫他出面来保荐的，现在目的达到了，为什么又要装腔作势地不肯受命呢？因此，他叫徐世昌于十月二十二日（八月二十九日）秘密到彰德去摸袁的底子。
徐到彰德与袁进行了一度密谈，就很快地跑回北京来，装做很生气的样子回报奕劻说：“真是不成话，他还提出了一些就职的条件！这些条件都是万万不能接受的。我看，让他去吧，不见得没有他前方就不能打仗”。
奕劻问他提出哪些条件时，他又支支吾吾地不肯说出来。直到盘问得紧，才吞吞吐吐地说出了如下的六个条件：（一）明年召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开放党禁；（四）宽容武汉起事人员；（五）授以指挥前方军事的全权；（六）保证饷糈的充分供给。
这是袁、徐串通一气地演出来的一幕双簧戏，袁所提的条件是真的，徐所表现的态度则是假的。
这些条件就是要把军事和政治大权都从满族大臣的手里夺过来，使清政府成为一具活尸，完全听受他的摆布。根据这些条件，不但皇族内阁奕劻要下台，连掌握国家大权的载沣也要退处于无权无勇的地位。袁之所以敢于提出这些足以吓倒清政府的条件，是由于他此时在北洋军的严密保卫下，清政府不可能下他的毒手。
这些条件，还要把革命军保全下来，以便作为挟制清政府的武器。
事实上，自从武昌起义以来，清政府从各方面得来的情报，已经知道在全国范围内的革命危机日益加深，已经懂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并且懂得用缓和和欺骗的手段来代替血腥镇压的手段是比较高明的。因此，十月十九日（八月二十八日）下了一道“上谕”：对“从乱者”不究既往，对官方所破获的革命党人的名册，立即予以销毁。这是与袁所提的第四个条件大体上相符合的。但袁所提的其他五个条件，与改朝换代只有程度上的差别，清政府不受到一次致命的打击，是不甘心接受的。
荫昌南下后，北洋军停留在信阳与孝感之间，兵车拥塞不通，并不认真执行荫昌所发布的向汉口进攻的命令。从十月二十二日到二十四日（九月初一日到九月初三日），一省接连一省宣布脱离清政府，不仅壮大了武汉革命军的声势，而且北方也受到革命力量的严重威胁。十月二十五日（九月初四日）革命军在汉口发动攻势进展到三道桥，惊慌失措的载沣不得不向袁表示第二次的让步，于十月二十七日（九月初六日）发表上谕召回荫昌，派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接替其职务。上谕说：“陆军部大臣荫昌部务繁重，势难在外久留，着即将第一军交冯国璋统率，俟袁世凯到后，荫昌再行回京供职。”同时下令变更战斗任务，派冯国璋为第一军军统，担任前方作战，段祺瑞为第二军军统，担负后方接应。以上两军连同赴鄂的所有海陆军队，均归袁世凯节制。
二 北洋军攻占大智门车站。袁的和平试探。黄兴化装到汉口
清政府授袁为钦差大臣的同一天，冯国璋奉令下了进攻汉口的命令，北洋军第三协协统王占元率部沿铁路线向刘家庙进发。由于革命军前敌指挥官张景良通敌，火烧军火库为内应[3]，加以降舰建威、江元等号忽又反水驶回丹水池江面，炮轰革命军后路[4]，二十八日革命军接连放弃刘家庙、大智门等阵地，退守汉口市区。大智门车站被北洋军占领。
这是袁的一石两鸟之计：他在未出马之前，先给清政府一点甜头以抬高其身价，另一面也给革命军一点颜色以打击其骄气。他深深领会到历代权臣“养寇自重”的道理，对革命军不愿采取猛烈进攻的步骤。他既要利用革命军以威胁清政府，又要暂时保存清政府以对付革命军。他就是用这种两面手法来投机取巧的。
就在十月二十七日这一天，有两个秘密使节由汉口过江到武昌，要求面见黎大都督。这两人就是袁所派来的蔡廷干和刘承恩。他们持有袁的亲笔信和驻汉英国领事葛福的介绍信，过江来与黎接洽停战条件。这使黎面临到一个难于决定的问题，就是应不应该接见他们。黎的内心很想知道袁究竟提出了那些条件，但又害怕在他身边的同盟会会员骂他没有决心进行革命斗争，因此踌躇不决。他没有想到那些革命党人对这个问题也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孙武、胡瑛两人认为既有英国领事的介绍信，就不妨和他们见面一谈，吴兆麟、张振武两人则反对接见他们。黎采取了第一个意见。他们拿出袁的信来给黎看。黎看见信上前一段有“朝廷已实行立宪，从此不必大动干戈，望革命党人悔罪投诚，保证不究既往”等语，就把原信退还，并且沉下脸色来说：“什么，袁慰亭到今天还想替一人一姓说话！”
这个时候，就有都督府的三个职员朱树烈、范义侠、萧鹤鸣跑进来，抽出指挥刀子恶狠狠地说：“谁主和谁就是汉奸，请吃我们一刀！”蔡廷干和刘承恩都吓得脸上变了颜色，黎派人把他们护送过江。
黎向在座诸人说：“昨天美国领事跑来看我。他说孙逸仙博士就要由美国动身回国。他回来就有办法了”[5]。
这是袁对革命军所作的第一次和平试探。此时他还在彰德“抱膝长吟”，但是他已经看出清政府必然跳不出他的手掌心，所以放心大胆地按照他的计划办事。在他还未就职之前，就有秘密使者派到汉口来，并且通过英国领事对革命军进行了和平的试探，这不但说明了袁的无限野心，同时也说明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无限野心。
十月二十八日（九月初七日）黄兴偕同宋教仁、陈果夫、李书城、耿觐文、曾可楼等赶到汉口。黄兴在香港接到同盟会中部总会的电报，武昌已经起义，请他速来武汉领导革命，他立即动身赶到上海。当他到上海的时候，听得汉口战情危急，又立即化装偕同宋教仁等混在上海红十字会战地救护队里面，乘外国商轮赶到汉口。
此时汉口已危在旦夕，武昌的人心也很浮动。黎元洪立刻派人把黄兴迎接过江来，并且立刻在鄂军中挑选了一个很高大的人，骑了一匹很高大的马——这匹马就是革命军都督举行誓师典礼时骑过了的，手里举着一面很大的旗子，旗子上写着“黄兴到”三个斗大的字，在武昌城内外跑了一个大圈子，想借重黄兴的威名来稳定动摇的人心。黄仅仅和黎讲了几句话，就立刻过江到汉口亲自指挥战事。
三 第二十镇在滦州举行兵谏，清政府被迫宣布宪法信条。袁世凯南下督师
正当南北两军在汉口、汉阳进行血战的时候，北方接连发生了两件大事。
武昌起义前，清政府曾经抽调驻防奉天的新军第二十镇进关来举行秋操，这支军队开到滦州后，就得到武昌起义的消息，清政府令其暂驻滦州待命。十月二十九日（九月初八日），该镇统制张绍曾突然联合第三镇协统卢永祥、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第三十九协协统伍祥祯、四十协协统潘榘楹等打电报向清政府提出类似最后通牒的十二条，要求在本年内召集国会，由国会起草宪法，选举责任内阁，并规定皇族不得充当国务大臣。就在同一天，山西宣布独立，并组织革命军集中娘子关准备出发。这好像一把铁钳子把北京紧紧钳住，清政府看到死神已在向它招手。
但它仍然竭其所能作最后的挣扎。它手忙脚乱地把京奉路的列车扫数开到北京来，以防“兵谏”部队长驱而入。十月三十日（九月初九日），它迫不及待地命令资政院起草宪法；下了一道用以欺骗人民的“罪己诏”；下令释放自戊戌政变以来的一切政治犯；下令嘉奖张绍曾，授以侍郎衔，派为长江宣抚大臣；一面又通过徐世昌勾结第四十协协统潘榘楹，逼迫张绍曾南下就职。它准备在万不得已的时候迁都热河。
十月三十日，资政院就用开特别快车的步伐着手起草宪法，十一月三日（九月十三日）就把宪法信条十九条奏报上去，十一月八日就公布出来，并且择期宣誓太庙以资信守。以前君主立宪派曾经流过多少次的血，多少人亡命到海外，多少改良主义团体作过多少次的和平请愿或痛哭陈词，才争得来一个缓兵之计——九年或五年的预备立宪期，而此时仅在短短几天之内，就看见宪法的影子飘浮在眼前了。
滦州“兵谏”是脱离袁的政治阴谋轨道的一件大事。此时他还在彰德装腔作势，因为清政府对他所提的六个条件还没有给以全面而满意的回答。他用又惊又喜的态度迎接滦州“兵谏”的消息。当然，他正好利用这个意外事变作为一个武器，压迫清政府接受他的全部条件，但又害怕清政府垮台太快，将使他失去一个可供利用的工具。因此，他于十一月一日（九月十一日）离开彰德到孝感视师，到孝感后立即致电清政府，劝阻“北狩热河”。
滦州“兵谏”后来竟成为虎头蛇尾之局。第二十镇原是从北洋六镇中各抽出一部分混合编成的，它的将领中有的具有反对清政府的革命意识，可是大部分军官仍然是北洋派的老底子，具有封建思想，因此在该镇内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倾向，很难统一起来。张绍曾不举起推翻清政府的鲜明旗帜，而采取“兵谏”的手段来威胁清政府，就是受到部下的牵制的缘故。由于清政府对他们施以分化手段，就使保守派的力量大为加强，张绍曾因站不住脚而走开了。
滦州“兵谏”事件表明：清政府以前坚持不肯放弃君主的特权，哪怕是很少一部分的特权，而当它受到致命的打击的时候，就露出一副俯首听命的可怜相来，企图以此保全其摇摇欲坠的政权。但是它的可怜相的后面隐藏着力图反噬的狰狞面目，它一面接受张绍曾等所提的条件，一面用阴谋诡计瓦解第二十镇并迫使张绍曾出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四 可耻的政治阴谋血案——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被刺身死
紧接滦州“兵谏”之后，十一月六日（九月十六日），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在石家庄被人刺死，这是北方发生的又一件惊人大事。这件大事恰恰与滦州“兵谏”相反，完全是按照袁的政治阴谋轨道进行的。
吴禄贞一方面与清朝亲贵良弼保持着友好关系，另一方面他又是同盟会的一个秘密会员。当荫昌带兵南下“讨伐”武汉革命军时，他自告奋勇地请清政府调他的部队开往前方作战。清政府已经疑心他是个“危险人物”，疑心此举“别有用心”。清政府不敢把他逼上梁山，乃用假言假语嘉奖他，暗中却指示荫昌随时提防着他。他果然随即露出马脚来，在石家庄截留南运的军火，后来又通电指斥北洋军将领冯国璋火烧汉口的罪行。
滦州“兵谏”事件发生，清政府因为吴和张绍曾是士官同学，第六镇和第二十镇又有着同根并蒂的历史关系，因此派他到滦州进行宣抚工作。但这是清政府的表面文章，其真实用意是要把他调离他的部队，使他兴不起风，作不起浪来。
他到滦州时，张绍曾等正好要借重他的威望以加强第二十镇内部的团结。他向第二十镇官兵发表了一次动人的演说，又与张绍曾商定两路会师北京的军事进攻计划。清政府在接到这些情报后更为吃惊，匆忙地发表命令提升他为山西巡抚，派他带兵去打山西的革命军，这又是一个用地位诱惑人、用“敌人打敌人”的诡计。
吴接到这道命令后，即由滦州回到石家庄，并且单骑到娘子关和山西军都督阎锡山见面（阎也是士官生出身）。他和阎商定了第六镇、第二十镇、山西革命军三路进攻北京，分别截断京汉、京奉、津浦三路交通的计划，同时派人到湖北与武汉革命军进行联系。山西军推举他为燕晋联军大都督。他回到石家庄的时候，就向清政府谎称“山西革命军愿意受抚”。他做梦也想不到他的内部已经有了袁世凯的奸细。
吴与各方面的关系，无论同盟会方面或良弼方面都是袁的敌人。吴的活动不但对清政府极端不利，对袁也是极端不利的。
第六镇也是内部有两种不同倾向的一支队伍，袁早已收买了被吴革职的前任第十二协协统周符麟做他的奸细。他又估计到吴不会带兵进攻山西，曾经秘密指使代理第十二协协统吴鸿昌率部进攻山西以拆吴的台。但是吴很快地就由娘子关回到石家庄来，袁的分化政策来不及实现，就进一步地指使周把吴暗杀掉，袁许以事成之后升任为第六镇统制以酬其功。于是周又收买了吴的卫队营营长马惠田，叫他把吴干掉，许以事成之后给以二万元的奖金。
十一月六日（九月十六日），马把他的兵士秘密地布置在正太路车站的周围，他自己走进车站（吴的司令部设在车站内）向吴报告军情。当吴送他走出门时，马发出暗号指挥伏兵进攻车站，这个年仅三十二岁的青年统制与参谋张世膺、副官周维桢等同时被乱枪打死。
石家庄血案是一个极其恶劣的开端，对政治立场不同的人进行阴谋暗杀，收买别人的部下背叛长官，这个恶例在后来袁当权的时代继续运用，并且成为继起的独裁者消灭政敌的一道蓝本。另一方面，像吴禄贞这样一个门户洞开丝毫没有革命警惕性的人，不但本人丧身于阴谋家之手，并使革命事业受到严重的损失，这对革命工作者又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吴被杀后，周符麟回任第十二协协统，第六镇统制则由第十一协协统李纯升充，这对叛徒也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袁阴谋杀吴具有两个动机：第一，他要挽救清政府立刻被推翻的危机，要留着这个工具以对付革命军；第二，他以北方唯一的实力派自居，如果革命力量在北方生长和发展起来，他就有被逐出政治舞台的危险。因此，他把消灭北方敌人的工作看得比对付南方革命军的工作更为重要。他在那个时期几乎是用全副精神来处理这个问题的。
滦州“兵谏”和吴禄贞的活动都以失败为其结局。这不仅由于第六镇与第二十镇内部存在两种不同的倾向，而且由于张绍曾本身就是个摇摆不定的投机分子，吴禄贞是个丧失革命警惕性的冒险主义者。没有这些缺点，清政府的分化政策和袁的暗杀阴谋是无所施其伎俩的。
五 袁到北京组织责任内阁。袁用手腕夺取皇族的兵权。载沣解除摄政。汪兆铭受袁收买
袁在北方的两个危险力量已经消除了，清政府也已被迫完全接受了他的六个条件，十一月九日（九月十九日），通过资政院的选举形式任命袁为内阁总理大臣。十一月十三日（九月二十三日），袁带领大批卫队威威武武地到了北京，十六日（二十六日），组成所谓责任内阁，其名单如下：外务大臣梁敦彦，副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副大臣乌珍；度支大臣严修，副大臣陈锦涛；陆军大臣王士珍，副大臣田文烈；海军大臣萨镇冰，副大臣谭学衡；学务大臣唐景崇，副大臣杨度；司法大臣沈家本，副大臣梁启超；邮传大臣杨士琦，副大臣梁士诒；农工商大臣张謇，副大臣熙彦；理藩大臣达寿，副大臣荣勋。
这个名单除了袁的私党外，还网罗了一些君主立宪派人物，甚至保皇党首领梁启超也榜上有名。名单中一部分人物没有到北京来就职，袁的真意是想吸收他们作为君主立宪和责任内阁的点缀品，并且借此把他和他们之间互相敌对的旧账一笔勾消，对他们是否来京就职是不关心的。
袁到北京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要把北方和北京的军事大权完全揽在自己的手里。他已经取得了近畿北洋各镇及毅军姜桂题等部的节制调遣全权，但是北京城内还有名义上由摄政王载沣统率而事实上由载沣的兄弟军谘府大臣载涛统率的禁卫军，对他还是一个心腹之患。他向清政府建议，皇族大臣应当出征南方以为各军的表率。这样，就使胆小如鼠的载涛自请解除军职，袁立刻推荐他的老朋友徐世昌继任军谘府大臣，并从汉口调回冯国璋来接替禁卫军军统。湖北方面，他派段祺瑞署理湖广总督，全权主持军事。他又把自己带来的卫队编为拱卫军，派段芝贵为拱卫军统领，而把禁卫军调驻北京郊外。
责任内阁成立后，载沣就解除了“摄政王”，以醇亲王的名义退归藩邸。
袁的第二件大事，就是要争取与同盟会及革命军议和的机会，以便达到政治投机目的。他除了倚靠帝国主义从中牵线外，还搜罗了一个得力的助手，就是当年以行刺摄政王而盗名欺世的汪兆铭。原来从滦州“兵谏”事件发生时起，清政府被迫对革命党人采取怀柔政策以代替过去的屠杀和拘禁政策，汪兆铭、黄树中与罗世勋都从牢狱里释放出来，汪被发交两广总督张鸣岐试用。袁的特务头子赵秉钧看出汪是个可供利用的人物，就极力劝袁奏请留京试用，而汪也庆幸他自己得到一个有权有势的新主人，从此就心甘情愿地为袁卖力[6]。
袁指使杨度与汪合作，组织“国事共济会”为调和南北的机关，这正是袁的政治阴谋机关之一。
六 革命军退出汉口、汉阳。袁的第二次和平试探
十月二十八日（九月初七日），黄兴在汉口十分危急的时候赶到汉口指挥军事。
十月二十九日，冯国璋第二次下了猛攻汉口的命令。为了扫清射界，他竟惨无人道地指挥炮兵用重炮猛轰人烟稠密的市区，因此引起了一场大火，大片房屋化为灰烬，不少居民葬身火海。黄兴只得在满春茶园一线布置一道最后的防线。
汉口本为易攻难守的地区，由于张景良通敌、降舰反水、汉口大火以及军火不足、军饷匮乏等等原因，革命军的士气大受挫折。黄兴亲自督战企图挽救危机，并且亲手杀了几个临阵退缩的官佐，勉力支持到十一月一日（九月十一日），终因牺牲太大，军队像潮水般败退下来。十一月二日，革命军放弃汉口，退守汉阳。
当时有人认为黄兴仅仅依靠过去的威名来指挥作战，没有正式的职权，各军不愿接受调度，以致不能挽救汉口的危局。黎元洪决定把都督所兼的总司令一职让给黄兴。十一月三日（九月十三日），他把黄兴迎接过江来，在军事危急中举行了一次庄严隆重的登台拜将典礼。阅马厂正中高搭一座将台，将台上陈设着一张盖有白布的四方桌子，台口站着营长以上的高级军官，从都督府到将台走道的两边分站着文武官员，将台的周围站满了全副武装的军队。钟点一到，两个身躯高大的人并肩地由都督府走出来，文官一齐行脱帽礼，武官行撇刀礼，兵士举枪致敬。黎站在台上宣布任命黄兴为湖北革命军总司令，亲自授令，授旗，致词。在致词中极力推崇黄兴过去致力革命的功绩，命令参加作战的部队都耍服从他。黄致答词后，礼成，军乐大奏，黎先行退出。黄骑了鄂军中那匹最高大的马绕场巡行一周，随即过江到汉阳昭忠祠组织湖北革命军总司令部。
都督和总司令的职权分开，都督为一省军民两政的最高长官，总司令指挥一省参加作战的部队，这个制度就是从黄兴拜将时期建立起来并且推行到革命各省区的。
汉阳总部成立后，吴禄贞的代表王孝缜到了武汉[7]。这件事使都督府的乐观空气俄然浓厚起来。他们知道北方即将发生有利于革命的重大变化，胜利之神已在向着他们招手。但是，不久又传来吴禄贞被刺身死的消息，他们因而又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
革命军放弃汉口后，东南重镇上海、苏州、浙江均告光复。同盟会中部总会电催黄兴速回上海组织革命军中央政府，黄兴打算等待各省援军到达后，一举收复汉口，把武汉形势稳定下来，然后抽身东下。
各省援军以湘军王隆中、甘兴典两协到达为最早。两协士气甚高，官兵纷纷要求上阵杀敌，黄兴也急欲东下主持全局，且对北洋军估计不足，因此同意了提前反攻的意见。
十一月十六日，黄兴下了三路反攻汉口的命令。第一路由鄂军协统成炳荣担任，由武昌渡江向谌家矶、刘家庙进攻，第二路由鄂军标统杨选青担任，由汉阳强渡汉水向玉带门、桥口等地进攻。第一路为佯攻，第二路也是配合作战。第三路则是反攻军的主力，由湘军王、甘两协及鄂军熊秉坤协合并组成，并由黄兴亲自统率前进。
第三路渡过汉水后，由于天雨路滑，不能迅速挺进，而且一二两路均未按照命令前进，北洋军得以全力对付这一路。南北两军展开战斗时，王隆中协作战非常勇敢，从拂晓战至午后，死伤过半，仍坚持不退。由于北洋军炮火强烈，后面援军源源开到，湘军势已不支，甘兴典策马先逃，黄兴立即率领督战队前来拦阻，散兵竟向督战队开枪夺路而走，黄兴只得下令将第三路撤回汉阳。
反攻失败后，甘兴典擅率所部退回湖南，王隆中也借口兵力残破自由率部退回武昌。黄兴电请湘鄂两省当局对违抗命令和作战不力的军官按军法制裁，成炳荣受到撤职处分，杨选青、甘兴典均被处死刑。
十一月二十一日，北洋军强渡襄水占领蔡甸，黄兴亲临阵地，指挥新开到的湘军刘玉山协奋勇抵御，刘玉山在争夺仙女山的战斗中力战阵亡，北洋军乘势直扑龟山。二十六日夜晚，革命军放弃汉阳，退回武昌。
二十七日，鄂军都督府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武昌应否坚守或同时放弃的问题。一部分人认为武昌在炮火威胁下没有坚守的可能，并且海军随时可以掩护北洋军过江，主张都督府迁往鄂城，并电请各省续派援军兼程来鄂以解救湖北革命的危机。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北洋军还没有渡过大江，放弃武昌将要严重地影响革命前途；即使北洋军从武昌的上下游渡江，武昌也应坚守至最后之一人。此时失踪已久的蒋翊武已由蔡甸间道回抵武昌，主张重行布置兵力，以主力坚守武昌附近沿江一带高地，一部防守京口。是日，黄兴仍在上海红十字会救护队的掩护下，乘外国轮船返沪。蒋翊武继黄兴之后被推为总司令。蒋在洪山宝通寺建立总部，同时派炮队占领凤皇山、黄鹤楼及沿江据点，并动员军民协力构筑防御工事。
十一月二十八日，清政府以二等男爵奖励冯国璋攻克汉口、汉阳之功。
北洋军占领汉阳后，即从龟山隔江炮打武昌城，十二月一日，鄂军都督府也中了一弹。黎元洪未征求大家同意，匆匆避往卓刀泉，旋以卓刀泉仍为汉阳大炮射程所及，遂又迁往距武昌城六十里的王家店。
此时袁已经取得了北方的军事大权和政治全权，已经与帝国主义有了进一步的勾结，可以为所欲为。他对当前的局势看得非常清楚：各省纷纷响应革命，民主革命的潮流不是任何力量所能阻挡得住的；即使竭海陆军之力打下武昌，对革命的前途也不会起很大的影响；而战事拖延下去，南方革命省区的援鄂军源源而来，北方几省的局势随时有发生变化的可能。他同样知道得非常清楚：任何努力都不能解救清政府的灭亡，而他本人自始至终也无意于解救清室的灭亡。他此时急于要做的事，就是先取得与革命军讲和的对他个人有利的条件，然后去掉他手中的那个傀儡，从而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果实。
当天（十二月一日）下午，英国驻汉领事葛福派其手下馆员盘恩过江来，向革命军提出建议，自本日起，南北两军在武汉地区局部停战三日，以便觅取双方解决问题的方案。这是袁世凯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对革命军所作的第二次和平试探。他认为：革命军所占有的武汉三镇已经失去了两镇，而武昌也岌岌难保，这应当是可以接受和谈的时候了。
英领事的来文，由都督府留守人员派人送往王家店，黎元洪同意后，即于十二月二日迁回武昌城。
实际上，自十二月一日双方局部停战后，停战之期一再延长，从此武汉无战事，南北和战之局的重心就移往下游南京、上海两地去了。
七 苏浙沪联军攻下南京
革命军于十一月二日失去了汉口，三日就得到了比汉口更为重要的上海，并于四、五两日光复了浙江和苏州。十一月二十七日，革命军又失去了汉阳，仅仅隔了四天，十二月二日东南半壁的第一个重镇南京又被革命军苏浙联军攻下。以上四地的光复，迅速扭转了革命军在武汉方面的不利形势。
攻占南京有一段曲折而复杂的过程。
上海和苏杭一带相继独立后，两江总督张人骏、江宁将军铁良都吓得心惊肉跳，坐卧不宁。他们所恃以撑持南京危局和阻挡革命潮流的，只有江南提督兼会办江防大臣张勋的一支武力。这个家伙在城内一枝园建立了大本营，用极端残暴的手段镇压南京人民。一枝园、浮桥一带军警林立，杀气腾腾，行人为之绝迹。南京城内有不少穿西装和剪掉辫子的人被捕、被杀，累累的人头高挂在大行宫、花牌楼一带的电杆子上，吓得和尚、尼姑都躲在庙里不敢出来。整个南京城笼罩在恐怖气氛下，成为人间的活地狱。
但是，南京城外雨花台、马神庙、秣陵关一带还驻有另外一支军队，这就是第九镇统制徐绍祯所统率的新军。这支军队是因举行秋操从江北调过江来的。
徐绍祯，字固卿，广东番禺县人。举人出身。曾任江西常备军中军统领、福建武备学堂总办、广东常备军中军统领等职。一九〇五年，署两江总督周馥保荐他任督练公所参谋处总办兼步兵第一标标统，第九镇成立时，又保荐他任该镇统制。他镇压过萍浏醴起义和熊成基起义。由于第九镇是中国首先实行征兵制的新军，吸收了不少同盟会会员，其中知名人士有赵声、林述庆、柏文蔚等。武昌起义后，张人骏怀疑新军不稳，收缴了第九镇兵士的弹药，又从江北调来张勋的江防营，用以监视该镇。徐受了本镇进步人士的影响，加以受到总督和旧军的歧视，思想上有所转变，遂于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八日率部在秣陵关起义。旋因子弹缺乏，进攻城南雨花台不克，退往镇江、高资、龙潭一带。徐单独到上海接洽增援反攻。
上海方面，同盟会决定组织江浙联军反攻南京，即推徐绍祯为江浙联军总司令，指挥浙军统领朱瑞、镇军司令林述庆、镇军二支队柏文蔚、上海光复军统领黎天才、沪军敢死队司令洪承点等部。联军总部设在镇江洋务局。
十一月二十二日联军进攻南京时，士气非常旺盛，至二十七日已攻占南京外围的乌龙山、幕府山，并击毙了江防军统领王有宏。十二月一日又夺下了制高点紫金山天堡城，随即开炮轰击城内将军署、北极阁等处。此时攻克南京已成定局，张人骏派人到联军处求和遭到拒绝。当晚，张人骏、铁良偷出下关乘日本兵船逃往上海，张勋也率残部渡江北窜，次日，南京宣告光复。张勋的家属小毛子没有来得及逃走，在下关被宪兵队捕获。这件事立刻吸引了各方面的注意，上海都督陈其美建议把她押解到上海，陈列张园，任人参观，每人收门票四角，估计不难收集十万元提充军饷。徐不同意这个建议，派津浦路局长陶逊护送小毛子到徐州交还张勋。张勋大喜过望，派辫子兵排队到车站迎接陶逊，并将所扣机车十四辆和客车八十辆归还路局以作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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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彰德府今改安阳市。
[2] 当时第一军由第四镇统制吴凤岭（下辖第七协陈光远、第八协王遇甲两协），第三混成协协统王占元、第十一混成协协统李纯等部混合组成。混成协是战时组织，配备马、炮、工、辎各兵种，事实上第三混成协即第二镇第三协，第十一混成协即第六镇第十—协，第三十九混成协即第二十镇第三十九协。
[3] 张景良原任第八镇第十五协第二十九标标统，起义时调升督府临时参谋长，因伙同黎元洪图逃未遂，被判处死刑。其旧属蔡济民力为缓颊，遂又调为前敌指挥，令其戴罪图功。他怀恨在心，又一次叛变，事泄仍被处死。
[4] 革命军占领汉口时，建威、江元两舰均挂白旗投降。革命军疏于防范，两舰驶往下游停泊刘家庙江面，此次又驶回丹水池江面，配合北洋军反攻。
[5] 这段资料由胡鄂公提供。当时胡任都督府髙级侦探、普通侦探、步探、马探四科联合办公处主任。刘蔡两人就是由巡逻江岸的步探带到都督府来的。
[6] 袁命长子袁克定与汪结拜为盟兄弟，又叫他手边策士朱芾煌参加，共同开辟渠道与武昌革命军对话，想通过和谈来达到其窃国阴谋。朱芾煌四川人，老同盟会员，早已被袁收买。
[7] 王孝缜字勇公，福建闽县人，士官毕业生。他化装混坐在兵车中到孝感，下车后渡过汉水经断琴口、黑山偷入革命军的阵地，前线士兵当作是北方派来的奸细，把他逮捕，解往都督府处理。黎元洪知道他是吴禄贞派来的代表，不禁眉飞色舞地说，“吴绶卿的代表来了，事情就好办了。快请进来，快请进来”！吴禄贞被刺后，王留在汉阳担任总司令部的副官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