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武汉文学社与共进会的秘密活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建立
自一九〇六年萍浏醴起义失败以来，江苏、湖北两省新军涉有重大嫌疑，清政府在第九、第八两镇中搜查“不稳分子”，撤换了一批形迹可疑的军官。同时，江苏、湖北两省的清朝官吏广布鹰犬，大兴党狱，不少革命党人被捕入狱。以上情况，说明清政府在长江中游的控制力已见加强。
一九〇七月三月，孙中山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后，在河内、香港两地建立据点，与黄兴、胡汉民等商讨武装起义策略。他们一致认为，过去在中国腹地举行过多次武装起义或政治暗杀，一旦遭受失败，党人很难逃亡出境，因此牺牲重大，今后自有改变战略方针的必要。他们又看到，西南边区两广云南等省，清政府鞭长莫及，防务比较空虚，如在该地区组织起义，事前便于从国外运进军火，即使起义失败，也便于党人越境转移。根据以上看法，他们便决定了改以西南边区为起义地点的新的战略方针。
但是，自一九〇七年以来，同盟会在两广云南发动过八次起义，每次均以失败为其结局。最后一次一九一一年黄花岗之役，黄兴亲自督阵，所投人力、物力更多，结果仍旧失败，优秀党人殉难者达七十二人之多，许多党人因此悲观失望，认为革命前途渺茫，孙中山也有革命事业“不能及身以见其成”之叹。与此同时，部分留在国内的同盟会会员及两湖方面与同盟会有联系的某些革命党团，通过亲身经历，与同盟会首脑部的意见恰恰相反。他们认为：正由于清政府在全国广大地区疑神疑鬼，加强白色恐怖，引起军心离散、民怨沸腾，为今后策动起义准备了良好客观条件。因此，从战略方针来研究，与其在边区进行旷日持久的军事行动，不如在腹地起义，把尖刀插入敌人的心脏，反可缩短战祸，提早胜利日程。
辛亥革命前夕，武汉地区有“文学社”和“共进会”两大秘密组织。“文学社”是由“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一脉相承演变而来的革命团体。其历程如下：<
一九〇四年七月三日，宋教仁、胡瑛[1]、刘静庵、曹亚伯、张难先等在武昌成立了“科学补习所”，这是长沙华兴会的外围组织，也是湖北成立最早的革命秘密团体。同年十一月，华兴会领袖黄兴在湖南发动五路起义失败，武昌“科学补习所”也被牵连而为清吏查封。
一九〇六年二月，原“科补”分子刘静庵、曹亚伯、张难先、胡瑛、孙武等又在武汉组织了“日知会”。次年一月，部分日知会会员参加了萍浏醴起义，官方侦骑四出，刘静庵、胡瑛等九人均被捕。刘胡二人被判处终身监禁。张难先、季雨霖二人交保获释，朱子龙死于狱中，其余四人被判处十年、五年、三年监禁不等。狱卒知道他们都是为革命受到迫害，大多暗表同情，胡瑛竟能通过狱吏谈国华的掩护，与外间保持联络，谈并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
一九〇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原日知会会员组织“湖北军队同盟会”，打算在新军内发展组织，因受官方注意，便于同年十二月十三日改组为“群治学社”，以汉口《商务报》为外围掩体，派遣会员打进新军，进行宣传、组织工作。他们吸收社员只收士兵，不收官长，社员迅速发展。其中骨干有杨王鹏、唐牺支、章裕昆、李六如、蒋翊武、詹大悲、黄申芗、査光佛、何海鸣等。
一九一〇年四月，长沙发生饥民闹事火烧抚台衙门事件，湘吏请湖北派兵到湘协防，李六如、黄申芗拟乘机在武汉起义，因有人告密，清吏派宪警追捕，幸李六如等应付有方，组织未被破坏。随后《商务报》著论反对清政府的铁路借款被封，社员骨干纷纷避往川、沪一带，“群治学社”遂告瓦解。
同年九月十八日，原“群治学社”社员又变名“振武学社”而成立，推杨王鹏为主席，广泛吸收新军士兵入社，新会员遍布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四十一、四十二各标及炮、工、辎各兵种。同年十一月，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将杨王鹏撤职逼走，社员另推蒋翊武主持社务。此后詹大悲、何海鸣、査光佛等又在汉口创办《大江报》，鼓吹民主革命，声势亦殊不弱。
一九一一年一月三十日，“振武学社”改名“文学社”，推蒋翊武为社长，其中坚人物为詹大悲、章裕昆、刘尧澂、王守愚、蔡大辅、王宪章等。胡瑛在狱中也参加了这一组织，并负责与外界联络。“文学社”在新军各标营建立了代表制，社务突飞猛进，武昌起义前夕，社员已发展至三千余人，遍布各兵种之中，实际上掌握了武汉新军的主要力量。
一九一一年九月四川保路风潮发生时，《大江报》发表了两篇论文，倡言“大乱者救中国之良药也”“亡中国者和平也”，因此报馆被查封，詹大悲、何海鸣二人被捕入狱。这一事件引起了湖北各界人士的极大愤懑，并推动了武汉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
武汉地区的另一秘密组织“共进会”，一九〇七年八月在日本东京成立。此时孙黄二人均已离开东京，并将起义重点移往华南边区，对东京同盟会总部无暇兼顾。留在东京的同盟会会员和会党头目焦达峰、吴玉章、张百祥、孙武、居正、邓文翚等便另行组织了“共进会”，以在长江流域策动武装起义为目的。事为黄兴所闻，怀疑“共进会”搞分裂主义，一九〇八年夏天他回到东京时，向“共进会”的创立者提出了质问。焦达峰告以“成立此会，旨在华中起义与华南起义同时并举，以缩短革命事业的军事时期”，黄始表示默许。
一九〇九年一月，孙武、焦达峰等先后回国，在武昌设立了“共进会总部”，并另立山堂开辟了“中华山”。
“共进会”负责人主要为同盟会会员和留日学生，其文化水平在“文学社”社员之上，但“文学社”吸收的新军会员远比“共进会”为多，正是各有千秋，不相颉颃。这两大革命组织在武汉白色恐怖的气氛下，为了提高警惕，彼此不通声气，甚至互相猜疑。当时同盟会骨干分子宋教仁等认为，“文学社”与“共进会”的团结合作是策动武汉起义的首要条件。
宋教仁（一八八二——一九一三），字钝初，湖南桃源县人，笔名“桃源渔父”。一九〇四年与黄兴、陈天华等在长沙创立了“华兴会”，随后又到武汉加入了“科学补习所”。长沙起义失败，他流亡到日本留学。同盟会成立时被推为司法部检事长。一九〇七年他去东北联络“马贼”[2]起义时，发觉日本浪人垂涎我国东北领土，回东京后，跑遍图书馆收集有关资料，编著《间岛问题》一书，以铁的事实证明间岛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神圣领土，以此大受袁世凯的赏识，以四品衔及赏银二千两为饵，欲延之入幕，宋却坚持革命，毅然不为所动。
一九一〇年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宋教仁正确地指出：“革命地点宜居中而不宜偏远，革命时期宜缩短而不宜延长，战争地域宜狭小而不宜扩大”。并提出今后的“革命三策”：以中央突破一举而占领北京为上策，但施行起来有困难；以在长江各省同时并举，先成立革命政府然后北伐为中策；以在边地起义为下策，实践已证明此策行不通。宋的意见受到同盟会会员谭人凤、赵声、李肇甫的热烈支持，于是在东京召开了十一省区同盟分会会长的联席会议，议决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于上海，策动在长江流域起义，这便是“革命三策”中的中策。
一九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四川北路湖州中学成立，推宋教仁、谭人凤[3]、陈其美等五人为总务干事，并派居正、焦达峰、范鸿仙、吴玉章等分赴湖北、湖南、安徽、四川设立分会。此时孙中山在美国，黄兴在香港。黄兴起初不赞成在武汉一地起义，认为必须联络数省同时并举方能成事，经宋教仁等说明后才同意了。
自从铁路风潮在长江上游数省爆发以来，湖北距离四川较近，成都血案传来的消息也较早，加以湖北本省与保路运动也有直接关系，所以人心异常浮动，造成了武汉成为革命爆炸地的客观条件。不久，清政府派端方带兵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端方从湖北调走新军第八镇第十六协三十一、三十二两标，其中很多士兵和由士兵提升起来的下级军官，都是与革命组织有过联系的，因此各革命组织都迫切希望提前发难，以免分散革命力量，并望黄兴能够亲自到武汉来领导革命。
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宋教仁、谭人凤等经常化装奔走于沪汉之间，在他们的推动下，九月十六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召开了联合会议，成立了领导起义的统一机关，推“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起义军总指挥，“共进会”军务部长孙武为参谋长。
在革命潮流激烈震荡之中，清政府的官吏并未昏睡不醒。湖广总督[4]瑞澂、第八镇统制张彪所得情报，湖北新军中士兵约有三分之一倾向革命，这两位大员都是胆小鬼，而越是胆小的人，就越会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对付他所怀疑的对象。他们下了严厉的命令，加强侦察和逮捕，妄想把参加革命组织和同情革命的士兵连根拔掉。
九月二十四日，“文学社”“共进会”举行联合会议，决定于十月六日（旧历中秋节）起义，后因筹备不及，改期十月九日（八月十八日），最后又决定延至十月十六日（八月二十五日）举行。
十月九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革命同志刘公[5]家中试制炸药，失手爆炸，刘公急将被单掩盖孙武受伤的面部，伪装病人，乘人力车逃往医院。巡捕闻声赶来，将准备起义的旗帜、文告、武器及党人名册全部抄走。蒋翊武闻讯，当天下午五时在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文学社”机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提前于当晚十二时起义，以中和门外炮声为信号，派邓玉麟传达起义命令。当晚九时，清朝军警追踪至小朝街搜捕革命党人，捕去彭楚藩、刘尧澂、杨宏胜、丁笏堂、陈化龙五人，仅蒋翊武一人机智得免。于是清吏宣布紧急戒严，侦骑四出，武昌城寸步难移，邓玉麟未能完成传达任务，当晚十二时起义遂告流产。
十月十日清晨，彭楚藩、刘尧澂、杨宏胜三人均被斩决。清朝官吏下令封锁新军各营，严禁士兵外出，外人也不许入内。这一措施在各营中立即引起了疑神疑鬼、人人自危的现象，大家认为党人名册已被搜去，即将按图索骥，谁都休想活命。他们不愿束手待毙，都想破釜沉舟作背水之一战，只因领导起义的蒋翊武、孙武、刘公等都已不知去向，一时拿不定主意来。
二 工程第八营首先发难，黎元洪被推为鄂军都督。革命军炮打楚豫舰
十月十日（八月十九日）下午，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前队的士兵们困守在营盘里，情绪都很激动。有人提议大家都把口袋里的钱掏出来，买酒买肉，大伙儿痛饮一场，要革命就革个痛快，要杀头也杀个痛快。大家照此办理，喝酒喝到傍晚，才分别回房休息。
是日为该队一排值班守夜之期。一排正目熊秉坤是该营“共进会”的营代表，他利用值班之机，外出串联，筹集子弹，准备当晚起事。
晚间七时许，该队二排排长陶启胜出来查夜时，看见兵士金兆龙正在把子弹装入枪膛，就厉声问道：“你在干什么，想造反吗？”金大声咆哮回答说：“老子正是要造反！”说罢，他就与陶揪打起来，并提高嗓门大喊：“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同棚兵士程定国闻声赶来，从陶的身后用枪托把他打倒。陶仓卒爬起来逃走，程又开枪击中了他的腰部。紧接着，代理管带阮荣发前来査问，也被兵士吕中秋、徐少斌开枪打死。右队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等纷纷弃职逃走。熊秉坤乘此集合同志约三百人向楚望台军火库跑步出发，守库的兵士为同营左队，大多属于革命同志，队官吴兆麟表示附义，大家就推他为革命军临时总指挥，率队进攻总督衙门。
工程营起义就像旋风一样席卷着步、马、炮、工、辎各营，革命同志背枪的背枪、拖炮的拖炮，城外炮兵营入城占领高地，发出了轰轰隆隆的炮声，义声震动遐迩，山河为之变色。
清朝官吏看见革命烽火已经冒起，来不及采取措施，瑞澂从衙门后墙打洞逃往停泊武昌江面的楚豫兵舰。张彪也由文昌门渡江逃往刘家庙车站。十一日中午，武昌全城已无敌踪，革命军废除宣统年号改称黄帝纪元四千六百〇九年[6]，黄鹤楼上和蛇山之巅都升起了代表十八行省的十八星旗[7]。
当晚革命军光复汉阳，次日又克汉口，至此武汉三镇完全光复。
当时，革命军迫切需要组织革命政权来领导革命，但孙中山远在美国，黄兴也在香港，起义前文学社、共进会公推的革命军总司令蒋翊武、鄂军都督刘公均已不知去向。十一日上午，武汉革命同志在武昌阅马厂谘议局聚集，商讨组织湖北军政府的问题，谘议局议员也厕身其间。有人建议推革命军临时总指挥吴兆麟为鄂军都督，吴谦称“官卑职小，压不住众”，表示不敢担承。有人主张推清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为都督，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认为此人不是革命党，而且公然反对革命，岂能推他领导革命！倒是吴兆麟认为推举一个非革命党人做都督，表示革命军大公无私，可以鼓励一般非革命党人消除顾虑，愿意参加革命，于是大家都同意了。
但是，黎在革命爆发后，匆匆忙忙躲在黄土坡他的参谋刘文吉的家里，一时难于找到。事有凑巧，他派一个火夫回家取行李，被人发现，跟踪追到黄土坡刘家。黎听得门外马嘶人喊，一时无路可逃，只得躲在床帐后打着哆嗦，终于被吴兆麟派来迎接他的兵士马荣、程正瀛二人搜查出来，请其到谘议局参加会议。黎支吾其词地说：“你们休来找我，我不是革命党，干不了这场大事。”马荣威胁他：“你不去也得去，逃也逃不了，不如先跟大家见面一谈。”
马荣牵了一匹马让他坐上，黎只得一声不吭地随着他们来到阅马厂谘议局。他看见会议厅里黑压压地坐满了许多人，其中有很多熟面孔，连那位两榜进士出身的谘议局议长汤化龙也在那里，他的心情才开始安定下来。
黎一到场，通过谘议局选举的形式，把他的鄂军都督的名义肯定了下来。黎告哀乞怜地说：“你们不要抬举我，我不是革命党，不够都督资格。”接着，武汉知名人士纷纷劝黎顺应人心，接受推举，共伸大义，黎却执意不从。蓦然间，只见一个汉子从人丛中闪出来，握着手枪大声吆喝：“谁甘心当满人奴隶，谁吃我一枪！”此人是率领测绘学堂学生参加起义的李翊东。吴兆麟急忙摇手把他制止了。
汤化龙害怕把事情闹僵，走近黎的身边咬了个耳朵，叫他不要再做声了。黎才有气无力地问道：“武昌靠近大江，海军那么厉害，怎么守得住呢？”原来黎是天津海军学堂出身，懂得军舰的威力，当时刘家庙尚有张彪的残部，武汉江面又泊有北方军舰数艘，革命军没有海军，如果军舰开炮掩护清军渡江反攻，武昌无法坚守，所以黎认为革命军不可能有成功之望。
邓玉麟立即回答说：“守得住就守，守不住我们退湖南。”
“湖南，怎么好退呢？”
“那边有我们很多的同志。”
“那么，饷呢？”
又有人回答：“打开藩库，用了再说”[8]。
经过此番问答，从此黎就装起哑吧来，凭你打破沙锅，他却矢口不言。有人拟好了大都督的安民告示请黎画“行”，黎也不声不响。蔡济民又拿出手枪来恫吓，大家又从旁做好做歹地劝他画行，他才十分勉强地画了个“行”字。
从这天起，阅马厂谘议局成为临时的鄂军都督府，黎元洪成为名义上的鄂军都督。都督府首先成立由蔡济民、吴醒汉、邓玉麟、高尚志、张廷辅、王宪章、徐达明、王文锦、陈宏诰、梁鹏十个人组成的“十人谋略团”。那个魁梧奇伟、穿了一件灰色呢夹袍子的大都督，问他的话他不回答，脸上也没有表情，大家在背地里叫他“泥菩萨”。
革命军占领武汉三镇后，人民狂热欢呼的情形到处可以看见。彼此见面时互道“恭喜”，把革命军的胜利当作自己的大喜事一样。“大人”“老爷”等封建性的称呼首先革除了，跪拜的礼节也革除了。军民关系打成一片，工人和农民自动地协助军队追杀敌人，构筑防御工事，或者奋不顾身地跑到战地呐喊助威。人民纷纷备办食物，冒着炮火送往前线犒军，军人阻挡不住。革命军招募新兵时，很多超龄的老年人和不足龄的少年都以不能入伍而引为憾事。有些人力车夫替革命军搬运武器弹药，当到达目的地时，执意地拒绝接受车资，并且有人这样说：“为了国家，老总们连性命都不要了，难道我能够向你们要钱！”
一切情况说明：人民群众愿意把他们的一切力量贡献给革命事业，认为这不仅是一种光荣的事情，而且是一种愉快的事情。在革命初期，产生了一种蓬蓬勃勃的新气象，一个老百姓只要口称有要紧的事，随时可以去会最高领导人而不受阻拦，有的可以要求参加各项会议，参加者都有发言权和表决权。
为了提高鄂军都督的威信，十月十六日（八月二十五日）黎明，鄂军都督在阅马厂举行祭告黄帝和革命誓师典礼，由同盟会元老谭人凤授剑、授旗。黎站在礼台上念了几句演说词，其中有这样一句话：“请中山先生到湖北来领导革命”。礼成，黎跨着安详的步子走下台，骑了鄂军中最高大的一匹马，绕场检阅军队。大家看了这个仪表不凡的大都督，也认为是革命军中所不可缺少的。
就在同一天，以都督名义邀请武汉各界人士在教育会举行会议，讨论鄂军都督府组织条例。条例草案是由汤化龙、胡瑞霖执笔草拟的，为了避免过多的争论，他们诡称是由中山先生亲自制定，托同志带到湖北来的。因此，条文还没有念完，大家就一致举手通过。
根据这个条例，都督为一省最高文武长官，下设军政、民政两大部。军政部设总司令一员由都督兼任，下设参谋、军令、军务三部。民政部设部长一员，下设外交、财政、交通各司。当经推定杨开甲、吴兆麟为参谋部正副部长，杜锡钧为军令部长，孙武、张振武、蔡绍忠为军务部正副部长。民政部长由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兼任。
随着鄂军都督府的建立，同盟会与君主立宪派以及投机政客之间立刻展开了互相倾轧、互相排挤的权利竞争。胡瑛刚从牢狱里释放出来，就一脚跨进都督府自立为外交部长，不肯改部为司，隶属于民政部之下。汤化龙委派胡瑞霖为财政司长，就职几天就被赶下台来。因此，汤吓得不敢到部，民政部成为一个名存实亡的机关[9]。当然，投机政客和旧官僚混进革命队伍，其目的只是为了争夺个人的权利和地位，但是脱离劳动人民的某些革命志士一旦取得政权也和过去的清政府官吏一样，过着豪侈腐化的生活，甚至表现出高高在上、独断独行的专横态度，这是最使人民灰心失望的事情。
十月十七日，黎元洪见都督职权已见提高，而且革命形势大好，他才剪掉了辫子，做起名实相符的都督来了。
当前一个问题急待解决，就是楚豫、楚材、楚有、楚谦、楚安、楚同六艘兵舰仍然停泊在刘家庙附近江中，逃帅瑞澂仍然躲藏在楚豫舰上，必须予以击走或招降，才能解除革命军的江防威胁。十月十八日，都督府派胡鄂公为指挥，在刘家庙对岸青山、红关之间建筑炮兵阵地。正组准备发炮攻击的时候，忽然有飞马跑过来传达都督的紧急命令，开炮不得瞄准兵舰，只许虚张声势地轰击对岸，以达到威胁敌舰迫使开走的目的。这是黎自就职以来自作主张的第一道命令[10]。
前方炮队没有接受这个命令，仍然瞄准敌舰一连放了三炮。由于技术欠高明，第一炮落在对岸地面上，第二炮落在江中，第三炮才击中楚豫的尾部。楚豫向左岸回了一炮，就拨转船头向下游驶走。其余五条船则都升起白旗来，缓缓地向租界区江面移动。
很明显，升起白旗就是停止战斗行为，向革命军表示了降服的态度。但是革命军没有派人前往接收或进行适当处理，从此置之不问。因此，这批降舰不久仍然回到清政府的怀抱中去了。
三 湖南宣布独立，焦、陈两都督被野心家杀害。“君宪派”谭延闿继任湘军都督
十月二十二日（九月初一日），湖南向清政府宣布独立。湖南的独立，解除了武汉革命军的后顾之忧，壮大了民主革命的声势，加强了全国人民推翻清政府的决心和信心。
湖南是一个到处埋藏革命爆炸物的省区。早在戊戌政变时期，浏阳人谭嗣同、唐才常先后被清政府处以极刑，湖南人民对他们的壮烈牺牲精神很受感动。萍浏醴起义失败，清政府在湘赣边区展开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结下了湖南人民对清政府的血海深仇。黄兴、宋教仁、陈天华、杨笃生、禹之谟所组织的华兴会，就是以湖南人为中心、以湖南为革命根据地的一个秘密革命团体。尽管清政府防范得非常严密，陈天华所作的《猛回头》《警世钟》等传播革命思想的小册子，仍能流传到湖南，成为爱国青年的重要精神食粮。革命文学家陈天华、杨笃生都是湖南人民的优秀子弟，都因痛心国事蹈海而死，对湖南人民的思想影响是很大的。
一九一〇年四月长沙饥民暴动焚烧抚台衙门[11]和一九一一年保路救国大风潮，一次又一次地推动湖南人民的革命情绪升达沸点，推翻清政府成为三千万湖南人民的迫切要求。自从华兴会合并于同盟会以来，由同盟会分泌出来的若干革命组织，以两湖为革命活动的地区，在湖南新军中也建立了细胞组织。
湖南新军仅有第二十五混成协一协，所辖为第四十九、第五十两标，官兵合计只有四千人。旧军巡防营的人数远远超过新军，计分为五十一队，共有一万三千多人。
湖南巡抚余诚格到任不久，就知道湖南是一座快要爆发的火山。他唯一可能采取的办法，就是利用旧军牵制新军。他首先必须物色一个本省有名望的人来统率旧军，以便团结旧军并加以整顿。他去拜会当时号称为文武兼资的大绅士黄忠浩，请他出来担任湖南全省巡防营统领。
黄忠浩曾任四川提督，与在汉口起义牺牲的唐才常为好友，在思想上接近君主立宪派。他明明晓得清朝大势已去，不肯把这顶烂斗笠套在自己的头上。无论余抚台怎样说都说不动他。
这位一省大员忽然出人不意地直挺挺地跪在地下，坚决请求黄忠浩答应出来帮他的忙，如果不答应，他就跪在地下不起来。这种“将军”的手段是了不起的，因为下跪在清朝算是一个极其隆重的礼节，大臣只向皇帝下跪，向地方绅士下跪是从来没有的事情。黄忠浩的决心终于被这个特殊动作动摇了。
这已经面临到清朝鱼烂土崩的前夕，湖南旧军来不及加以训练和调度，而武昌的炮声就响了。
武昌起义后的第十二天，即十月二十二日（九月初一日），长沙革命党人在大西门正街贾太傅祠放了一把火[12]，顷刻之间，驻扎小吴门外的新军就由营地出发，涌进城来，一直冲到抚台衙门口。余抚台听到这个消息，立刻跑出来站在大门口，向革命军作揖打拱地说：“诸位要革命，兄弟是赞成的，是十分赞成的。”
余抚台既然表示了态度，革命军就不把他当作敌人看待了。此时有一个姓李的兵士指着站在余抚台身边的黄忠浩说：“注意，这个人是汉奸！”
余抚台连忙解释说：“黄军门是好人。请大家不要难为他，不要难为他。”
余抚台的话还没有说完，就有几个兵士从他的身边把黄拖出来，一直拖到小吴门城墙上，用马刀把他剁死了。
那位“赞成革命”的余抚台趁着大家没有提防的时候，偷偷地溜到盐道衙门里，和他的父亲以及亲戚汪道台一同化装逃走了。来不及逃走的兵备道王毓江、劝业道王曾绶、长沙县知县沈瀛都因民愤太大被革命军处死。不久查明，那个被杀的王曾绶是个替死鬼，王本人早已逃走，他的亲戚孙晳寿代他看守门户，却被革命军误杀了。
革命军推举共进会会员焦达峰为湖南军政府都督，并推举曾经做过新军排长因革命嫌疑而被革职的陈作新为副都督。在宣布独立以后，数量小的新军吸收了数量大的旧军，旧军没有进行任何抵抗，一面又大举招兵，后来湖南军骤然增加到五万人，编成五个师，师长为余钦翼、赵春霆、曾继梧、王隆中、梅馨。
这些功臣自居、骄傲自满的将军们都不把焦都督放在眼下。特别是君主立宪派借口实行“民主”，成立了一个“湖南参议院”，推议长谭延闿兼任该院议长，并规定都督命令须经参议院盖印方能有效，因此把焦都督的职权架空了。十月二十六日，同盟会代表谭人凤回湘，认为都督大权旁落，主张取消参议院，三十日湖南各界人士讨论此案，谭被迫宣布辞职。三十一日（九月初十日），立宪派唆使想篡夺都督的梅馨煽动部分兵士，向都督府进攻。焦都督腰间佩挂着长柄东洋指挥刀，脚上穿了一双长统靴，亲自跑出来想向变兵们讲话，就被变兵开枪打死。在此之前一瞬，陈副都督骑马到北门外和丰洋火厂弹压变兵，走到城外古吊桥关帝庙附近，也被变兵杀害了。
梅馨并没有因为作乱而称心如愿，其他地位相等的高级军官与之互不相下，终于不得不把推举都督的问题交给谘议局去解决。谘议局就选举了他们的议长、变乱的策动者、著名君主立宪派谭延闿继任湖南军都督[13]。由于湖北和湖南两省都督都是由谘议局产生的，因此各省都督由谘议局或省议会产生，就成为此后各革命省区的一个通例了。
谭虽然是个野心家，但他是个文人，不懂军事，别人代替他发号施令，所以政客和将军们也都不把他放在眼下，背地里叫他“谭婆婆”，如同湖北人叫黎元洪“泥菩萨”一样。他不能满足于这个现状，因此利用一切机会，竭力表现出他是一个“文武兼资”的人。每天一大早，他带领都督府的参谋、副官和卫队营的连长以上军官环绕教育会广场跑马，开始有十多匹马昂扬踔厉地一齐出发，当跑了二三十个圈子之后，就有些人马陆续地退出来了；最后只剩下一匹马，马上坐着一个又黑又胖的汉子，能够一口气跑上五十多个圈子，这个汉子就是曾经中过会元的谭都督。
十一月，当广西宣布独立后，王芝祥带领广西军赵恒惕一旅北上路过长沙的时候，湖南军将领久慕王精于射击之术，邀请他到小吴门外校场坪表演打靶子。他一连放了十枪，有七枪打中红心，大家都大声地喝起采来。就在这个时候，谭慢吞吞地用手接过他的枪，像是也想放一下的样子，大家都耽心他会在贵宾的面前丢丑。那里知道他举起枪来一连放了十枪，没有一枪不打中红心，观者都为之骇然。
事前没有人晓得谭有百步穿杨的绝技，但是这种绝技只能使骄兵悍将倾服一时，过此以往，都督仍然是个徒有虚名的傀儡，湖南仍然是兵多、纸币多、革命“伟人”多的“三多之国”。
四 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某些省区半独立和假独立的怪现象
紧接湖南之后宣布独立的省区是江西。江西的独立，更加巩固了武汉革命军的地位，并且推动了全国革命力量进一步的发展。
江西分作两步独立。九江于十月二十三日（九月初二日）宣布脱离清政府，推举新军标统马毓宝为九江军都督。十一月二日（九月十二日），南昌宣布独立，推举新军协统吴介璋为江西军都督。不久吴介璋被周恩灏推翻，改由彭程万继任江西军都督。马毓宝乘着南昌发生内讧的时候，派朱汉涛为九江留守司令，自己带兵到南昌去夺帅印。不料同盟会会员鼓动军队捕杀了朱汉涛，改推陈廷训继任九江军司令，并派欧阳武带兵进省赶走了马毓宝，最后由同盟会会员李烈钧继任江西军都督。
湖北、湖南、江西三个独立省区都位置在长江流域的中段，正是实现了以前同盟会中部总会以长江中游为革命根据地的主张。
十月二十四日（九月初三日），陕西新军推举士官生出身的管带张凤翙为都督，宣布响应革命军，藩司钱能训举枪自杀未死。十月二十九日（九月初八日），山西宣布独立，推举新军标统阎锡山为都督。陕晋两省的独立，使革命势力伸展到北方地区内，对整个革命形势起了重大的作用。清政府感到火烧到眉毛尖，匆忙地派升允署理陕西巡抚（十一月十七），并先后派吴禄贞（十一月四日）、张锡銮署理山西巡抚（十一月十五日），想集中力量先除北方的肘腋之患。
十月三十一日（九月初十日），云南宣布独立，蔡锷被推为云南都督。蔡锷（一八八二——一九一六）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县人。十三岁入县学，十五岁补廪，十六岁（一八九八年）从邵阳步行到长沙考入时务学堂。蔡家境贫寒，学习勤奋，生活刻苦，深为总教习梁启超（此时仅二十四岁）所赏识。是年九月，戊戌变法失败，梁亡命到日本。蔡于次年赴日访师，遂入东京大同高等学校留学。一九〇〇年八月，唐才常组织自立军，准备在汉口起事，蔡回国参加，不久唐被捕遇害，蔡又再度赴日。蔡决心改行学习军事，对乃师梁启超侃侃说道：“我们要救国，枪杆子比笔杆子更重要”！遂改名为锷，入成城学校求学。后来梁启超通过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关系，保送蔡以官费生进入士官校。
一九〇四年，蔡在士官第三期毕业时，被誉为“士官三杰”之一。回国后，各省督抚争相延聘，先后在江西、湖南任新军教练工作。一九〇五年调广西，历任新军总参谋官、陆军小学总办、兵备处总办、新军标统等职。蔡以湘人而掌广西新军大权，颇招地方人士反感，他主持“干部学堂”甄别工作时，湘籍学生多半合格留下，桂籍学生则大多被剔除。有人发动驱蔡风潮，广西谘议局对蔡进行弹劾，蔡乃于一九一一年应云贵总督李经羲之聘赴滇[14]，任新军协统。
云南为国防重镇，驻有新军第十九镇一镇，统制钟麟同，下辖三十七协蔡锷、三十八协曲同丰两部。任标统的罗佩金、韩建铎，任管带的唐继尧、李鸿祥、谢汝翼、刘存厚、庾恩旸，任讲武堂、陆军小学堂长及教官的李根源、殷承瓛、沈汪度、张开儒、顾品珍、刘祖武、张子贞等，均为日本士官生出身。其中李根源等人是由黄兴直接联系，单独保管其党证的同盟会员。蔡锷与黄兴也早有秘密联系。蔡到滇时，其在广西的副手、同盟会员雷飙也随同到滇任管带。
一九一一年四川保路风潮发生时，云南新军即谋起事响应，李经羲因陆军小学总办（同盟会会员）李烈钧，平日持论激烈，特派往永平观操，借以逐之出滇。武昌起义后，新军又谋起事，李经羲得讯，即与钟麟同及其总参议靳云鹏等密商，拟调罗佩金、李根源等出外，并夺去李鸿祥、谢汝翼的兵权。但革命军抢先一步，蔡锷与李根源决定于十月三十一日上午三时分两路起义。不料三十日下午八时李部分发子弹时，为反动军官发觉，遂提前一日起义。钟麟同、靳云鹏等率队镇压。双方死亡惨重，直至次日下午，革命军占领昆明全城，钟麟同被击毙，靳云鹏化装轿夫潜逃出城，蔡锷派人护送李经羲出境，局势才安定下来。不久曲同丰率三十八协在大理起义，同盟会员张文光也在腾越举事。与北洋派有密切关系的蒙自道龚心湛，在罗佩金的声讨下，战败逃走，云南全境遂告光复。
十一月二日，清军攻陷汉口。次日，东南门户上海全部光复。上海光复是同盟会和光复会齐心协力互相配合的结果。
先是，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即以《民立报》为策动上海起义的秘密机关，同盟会会员陈其美，光复会会员李燮和经常在此碰头协商。李燮和在汉口时，由鄂军都督黎元洪任为长江下游招讨使，命其到上海策动起义。李到上海后，利用湖南同乡的关系，联络了吴淞、闸北的军警上层人物，陈其美则利用同盟会与会党的关系，争取了上海绅商的头面人物及其所控制的上海商团武装。
十一月二日，陈其美侦知清方派军舰到沪，恃搬运江南制造局军火以接济汉口北洋军，即到《民立报》馆与李燮和会商，决定次日分两路起事。三日黄昏前，李燮和主持的闸北、吴淞方面先后光复。陈其美负责的上海县城，也未遇任何抵抗被商团占领，道台刘襄荪先期逃匿租界，其他官吏也都逃之夭夭。可是陈亲自率领敢死队攻打制造局时，遭到局内守军的顽强抵抗，陈本人被俘，羁押在制造局客厅内。李燮和闻讯，即率水陆诸师和警察，会同商团与由工人、市民组成的敢死队，再度猛攻制造局，经过几小时激战，制造局总办张士珩乘小火轮逃往租界，守军或降或逃，革命军遂占领了制造局，上海全境光复。接着，在组织都督府的问题上，同盟会与光复会再度龃龉，陈其美运用手段排挤了李燮和，当选为沪军都督。李不甘居陈之下，就率部回到吴淞，自称吴淞分府都督和光复军总司令。
十一月四日（九月十四日），浙江新军起义，推举汤寿潜为浙江都督。十一月五日（九月十五日），苏州新军响应上海起义，拥立江苏巡抚程德全为江苏都督。苏、浙、沪三地号称东南财富之区，不但在外交上、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三个地区的独立，大大加速了清政府土崩瓦解的趋势。
十一月四日（九月十四日），贵州宣布独立，推举杨荩诚为都督。不久滇军唐继尧侵入贵州，把杨赶走而自立为贵州都督。
十一月七日（九月十七日），广西宣布独立，巡抚沈秉坤被推为广西都督；藩司王芝祥、广西提督陆荣廷被推为副都督。由于广西兵权抓在陆荣廷的手里，沈王二人不安于位，于是沈以湘桂联军总司令名义、王以广西援鄂军司令名义，先后带领一部分军队离开广西，假道湖南开往湖北。沈、王出走后，陆遂自立为广西都督。
安徽从十月三十一日（九月初十日）开始，新军就已酝酿独立，由于被推定的革命军总指挥胡万泰胆小逃走，巡抚朱家宝从浦口调来江防军[15]解散了安徽新军，独立计划遂成泡影。但安徽的局势仍然是不稳定的，内有谘议局主张顺应潮流响应起义，外有九江军黄焕章部开到安庆来，朱家宝终于被迫宣布独立。九江军本为支持安徽独立而来，开到不久，藩库存银、军械局军火均被劫去，又对商店、民户大肆劫洗，朱化装缒城逃走。后由革命军江浙联军派兵护送孙毓筠到安庆，继任安徽都督[16]。
贵州、广西、安徽三省的独立，当然更加说明了清政府大势已去，革命军赢得胜利的时期就在目前。但是那些风云人物演出来一幕幕的抢地盘、争权位的丑剧，就不能不使人怀疑他们究竟是抱着什么目的来参加革命的。
其他各省也有类似的情形。广东于十一月九日（九月十九日）宣布独立，原来推定两广总督张鸣岐为都督，广东提督龙济光为副都督。张鸣岐化装逃走了，龙济光向清政府请示应该怎样应付这个局面，清政府叫他退守惠州“以待时机”。广州人士就把同盟会会员胡汉民由香港迎接到广州来，推举为广东都督。同盟会会员、惠州民军司令陈炯明被推为副都督兼广东北伐总司令。胡自己没有兵权，不免大权旁落。不久孙中山回国途经香港，胡遂随同往上海、南京，由陈代理广东都督的职务。
十一月九日（九月十九日），福建宣布独立，推第十镇统制孙道仁为都督，同盟会会员、第二十一协协统许崇智为北伐总司令。
十一月二十二日，重庆宣布独立。先是，十一月五日，同盟会会员夏之时在简阳率领新军起义，并向重庆进军，城内同盟会员杨庶堪、张培爵起而响应。于是他们共同组织蜀军军政府，推张培爵、夏之时为正副都督。
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清朝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的操纵下，成都组织了大汉军政府，推铬议局议长、立宪派人蒲殿俊为正都督，第十七镇统制朱庆澜为副都督。十二月八日，成都发生兵变，蒲、朱二都督被迫下台。城外民军入城后，改推同盟会会员、陆军学堂总办、士官生出身的尹昌衡为正都督，谘议局副议长罗纶为副都督。赵尔丰被四川人民镇压。次年二月，成渝两个军政府经过协商合并为四川军政府。
山东独立，兔起鹘落，变化多端，原是一出骗人的假戏。武昌起义后，山东盛传清政府将以该省土地为抵押品，向德国商借巨款，用以讨伐武汉革命军。十一月五日，山东省议员、君主立宪派丁世峄偕同议员五人面见巡抚孙宝琦，质问有无其事，并提出八项要求，措词非常激烈。两天后，济南城又有所谓“山东全省各界联合会”出现，推夏溥斋为会长，丁世峄为秘书长，自称为监督行政的立法机关。该会仍为“君宪派”所把持。
同时，同盟会会员在济南成立了一个秘密机关，策划新军起义，北洋第五镇也有部分军官参加，风声日益紧急。在这种局势下，山东绅士和改良主义者压迫山东巡抚孙宝琦宣布独立，以免省城糜烂。因此孙宝琦电奏清政府：“拟即组织临时政府，不预战事，一俟大局定后，中央政府完整无缺，即行撤消。仰恳天恩俯念事出非常，准其便宜行事，不胜惶悚待命之至”。另外还有一个电报，解释他的目的是要使“革命党不致闹事，以免糜烂地方”。十一月十一日（九月二十一日），这位山东巡抚就奉清政府的命令宣布独立，改称山东都督。但他仍用宣统年号，仍与清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此时袁世凯已再起为清朝内阁总理大臣，授意叫他与山东反动派张广建、聂宪藩、吴炳湘等妥善布置，共同镇压革命党人。于是孙宝琦又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十月初四日）宣布取消独立。
东三省的情形大体上与山东相仿。武昌起义后，在东北的同盟会会员秘密策动武装起义，预推新军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为“关外革命军讨虏大都督”，张榕为奉天都督兼总司令，谘议局议长吴景濂为奉天民政长。但因东北旧军的势力较大，又为日本侵略者虎视眈眈的地区，深恐武装起义不成，便又决定采取迂回渐进的办法，以维持东北治安为名，先成立一个“东三省保安会”，迫使总督赵尔巽离开沈阳，然后宣布独立。蓝部标统聂汝清、刘恩鸿二人将此项计划向赵告密，赵急召旧军张作霖率部进省用以自卫。
十一月十二日，吴景濂以议长名义召集奉天各界人士举行“东北保安会”成立大会时，在旧派军人的劫持下，竟推赵尔巽为“东三省保安总会会长”，吉林、黑龙江两省巡抚为“保安会分会会长”，并决定所有清朝的旧机关、旧官僚一律不动。同时，那位一心一意想升官发财的马贼头儿张作霖，已率部兼程由新民到省，蓝天蔚、蒋方震、吴景濂等先后被迫出走。张榕留下来另组“联合急进会”，策动外府州县起义，不幸被捕牺牲。于是赵尔巽、张作霖之流公开拥护清室，东北起义遂告流产。
此外，有些独立省区的情形更为特殊。如甘肃都督赵惟熙，不但他本人拖着一条长辫子，还禁止一切官吏与人民剪辫子。新疆都督袁大化，仍然保存着红顶花翎，自称为新疆都督兼新疆巡抚部院。
以上各省区的独立，具有下面几个特征：
武昌革命刚开始，捧出一个反革命的地方军阀做革命军都督，一个君主立宪派做民政部长，这就暴露了民主革命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各省谘议局原是君主立宪派活动的大本营，此时反成为选举革命军都督、具有立法权的民意机关。许多君主立宪派成为革命阵营内的重要领袖。从前同盟会和保皇党互相敌对的影子看不见了，好像革命洪流把他们汇合在一起。这两派人物在革命政权中争权夺利，貌合神离，所争的都是有关个人的权利地位的问题，而这种权位之争，在同盟会内部也是存在着的。
许多前清督抚摘下了红顶花翎，戴上了革命军都督的桂冠，其中有些既不摘下红顶花翎而又戴上革命军都督的桂冠的。这些督抚大人具有三个不同的类型：程德全、沈秉坤还不失为“识时务之俊杰”，张鸣岐、朱家宝、余诚格是来不及逃走，暂以革命伪装作为缓兵之计的。孙宝琦奏请清朝宣布独立，赵尔巽组织保安会用以自保，这些不伦不类的现象，说明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
这些现象是不足为奇的。当时推翻清朝已成为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谁要是拒不接受这个要求，谁就站不住脚。当时在若干省区内有民主革命派与反革命派两种力量的并存。因此，代表绅士、地主利益的谘议局以及其他类似的团体，为了保全阶级利益，就竭力劝说当局宣布独立以顺人心。那些当局既害怕人民，害怕革命，又害怕半死半活的皇帝，乃接受绅商各界之请，玩弄“半独立”或假革命的两面手腕。
同盟会能够容忍这些情形，能够容忍不革命分子、反革命分子纷纷参加到革命阵营来，甚至认为这是值得欢迎的事情。这种贪图廉价革命、害怕牺牲流血的心理，导致了后来更大的流血和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
辛亥革命初期，不但在北方发生了这些不伦不类的现象，同时在南方也发生了争权夺利的现象。如江西“百日三都督”，四川两个军政府的“双包案”，江苏一省有十三个称王道霸的都督，湖南的兵变阴谋以及安徽、贵州两省的内战，也都暴露了革命军方面的弱点，使人民群众对民主革命事业感到很大的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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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教仁、胡瑛二人均华兴会会员。胡瑛系奉黄兴之命来鄂参加。
[2] 马贼即关外红胡子的别称。
[3] 谭人凤，字石屏，湖南新化县人。老同盟会会员。他须发皆白，当时被称为“白谭”。
[4] 湖广原为一省，清朝划分为两省，大体上洞庭湖以北为湖北省，洞庭湖以南为湖南省。但两省最髙长官仍沿旧习称湖广总督，不称两湖总督。
[5] 刘公是当时推定的鄂军都督。
[6] 中国汉族以黄帝为远代祖先，辛亥革命时国号未定，起义各省均用黄帝纪元。
[7] 当时中国已建立十八行省，其余边地均称特区。
[8] 清朝的藩台掌管一省的民财各政，其地位仅在督抚之下，藩库是储存钱粮税款的地方。
[9] 10月25日，都督府调整人事，推汤改任“编制部长”，但汤并未就职。
[10] 以上资料由胡鄂公提供。
[11] 1910年，湖南大水成灾，劣绅、奸商囤积粮食，造成粮荒严重。长沙发生饥民抢米和捣毁米店风潮，并涌向抚衙请愿办理平粜。巡抚岑春蓂下令开枪镇压，请愿人民死伤甚多。他们不但没有被吓退，反而愈集愈多，放火焚烧抚台衙门，岑抚化装逃出。
[12] 放火是起义的信号。
[13] 谭延闿字组庵，湖南茶陵县人。他的父亲谭钟麟曾任陕甘总督和两广总督。谭钟麟聘请安化县老儒黄凤歧（字芳舟别号芳久）做他的教师。这个老师不但长于文事，而且精于武技，谭延闿从他学会了很多硬本领，又从戈什哈学会了骑马和打靶子。
[14] 李经羲原任广西巡抚，调升云贵总督。
[15] 江防军为江南提督张勋所统，驻南京对岸浦口，张勋兼任江防大臣，故所部称江防营。
[16] 南京光复后孙毓筠由狱中释出，被任为江浙联军总部副秘书长。孙中山就任临时政府总统后，改任为安徽都督，但他手无兵权，到任不久，即让位于镇军统制柏文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