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袁派段芝贵率“巡警营”接防天津。袁奏请设“中央练兵处”
一九〇一年十一月，袁接任直隶总督之初，洋兵在天津尚未撤退，他只得在直隶省会保定府设立总督衙门，并设督练公所主持训练新军事宜。袁自兼公所督办，下设三个处，以段祺瑞为参谋处总办，冯国璋为教练处总办，刘永庆为兵备处总办。由于袁自己当上了北洋大臣，他所练的兵从此称为北洋新军而不再称“武卫右军”了。<
这一年北洋军成立第一协时，袁委王士珍为协统兼直隶全省操练营务处督理。袁曾经规定，新军高级将领必须由考试中选拔，以示“用人唯公”。王士珍就是经过考试当上第一协协统的。同一年北洋军又成立了第二协，冯国璋也因考试及格被派为第二协协统。袁对北洋三杰，一贯保持平衡发展，此时王、冯二人都已升了协统，段祺瑞仍然屈居下曹，不免怏怏不乐。不久北洋军又要成立第三协，袁恐段还是考不上，就在考试前私通关节，以保证他能够通过这一关。后来段向人说他“受恩深重，没齿难忘”。王、冯二人听了这句话，不免暗中好笑，因为他们考协统时，也都不是没有受过这种深重之恩的。
一九〇二年八月，天津洋兵经过交涉后开始撤退。根据《辛丑条约》，中国不得在天津周围二十里内驻兵。天津如不驻兵，就将无法行使政权。亏得袁世凯诡计多端，想出了个改头换面的办法，从新军各营中抽选精兵三千人改编为“巡警营北段”，派他的干儿子段芝贵统率，开往天津维持秩序。随后洋兵分批由北塘、塘沽、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撤退，袁将“巡警营北段”扩编为若干大队、分队，陆续开往各地接防。这种“化军为警”的把戏，当然瞒不过洋大人，但是袁世凯是他们信得过的宠儿，有了这支反革命武装代替洋兵“维持秩序”，他们也就乐得睁眼闭眼而不加以挑剔了。
袁在直隶成立新军三个协，已经接近了一省练兵的饱和点。他的野心很大，还想染指于全国范围的练兵工作。一九〇三年，他以“全国军制、操法、器械未能一律”为由，建议清政府成立“中央练兵处”，并极力推戴庆亲王奕劻主办其事，自己甘做副手。这是他既要扩充私人武力，又要避免皇室疑忌的“一箭双雕”之计。清政府同意后，于十二月四日下令成立“练兵处”，派奕劻为督练新军大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又派满族铁良襄同办理。
袁还移住天津，当然不能到北京去办公，就奏调当时任商部左丞的老朋友徐世昌为练兵处提调。练兵处下设立三个司，军令司正使段祺瑞，副使冯国璋；军学司正使王士珍，副使陆建章；军政司正使刘永庆，副使陆嘉谷。这些人一色都是袁的爪牙。此时荣禄已死，庆亲王奕劻成了掌握清政府实权的宰辅。奕劻与其子载振一起卖官纳贿，贪污渎职，素有“庆记父子公司”之称，袁世凯早已用重金收买了他。用一个昏庸贪污的亲王做掩护，来打下北洋军的基础，这是当年袁的一个如意算盘。
二 北洋六镇先后建成。袁派段祺瑞恢复“北洋武备”，又派赵秉钧主持建警
一九〇四年二月，日俄战争在中国领土上爆发。日俄战争是中日战争引起的后果。
原来，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中国战败后被迫割让辽东半岛与日本，使帝俄鲸吞东北的计划受到顿挫，因此帝俄勾结德、法两国采取联合行动对付日本。德国在欧洲原为俄、法两国的“宿敌”，为了要把帝俄的军事力量引向远东，同时德英两国在侵华问题也有矛盾，德国想支持帝俄来削弱英国。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俄、法、德三国提出照会，强迫日本将辽东半岛交还中国。此时中日战争结束不久，日本国力空虚，被迫同意由中国备银三千万两赎回辽东半岛，这便是近代史上所称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
奇怪的是，对于“三国干涉还辽”，李鸿章认为是他所主张的“以夷制夷”政策的辉煌成就，把别有用心的沙皇当作仗义执言的好友，步步入其迷魂阵中。一八九六年，清政府派李鸿章为特使到俄国，祝贺俄皇尼古拉斯二世的加冕典礼，沙皇向之索取“干涉还辽”的报酬。同年六月三日，中俄双方秘密签定了《中俄御敌互助条约》（即《中俄密约》）。这个条约表面上是中俄两国针对日本的军事同盟，中国承认了帝俄在东北的军事特权和经济特权，同意了由俄华道胜银行出资修筑由西伯利亚接通海参崴的北满铁路，其实，这是个地地道道的“张松献地图”的卖国条约。李鸿章回国后，还洋洋得意地声称：“有了《中俄密约》，中国至少可有二十年的太平”。
帝俄干涉还辽根本不是出自国际间“仗义执言”的动机，而是以笑脸欺骗中国，乘机夺取了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取得的部分“权益”，这不但引起了日本的刻骨仇恨，同时也引起了英美两国的严重关注。英国立即拉拢日本做它共同抵制帝俄和侵略中国的帮手。美国早有插手东北的野心，也跳进圈子来支持英日，反对帝俄。这样一来，环绕着争夺中国东北的问题，国际舞台上出现了以英、美、日为一方与俄、法、德为另一方的敌对形势。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德国以山东钜野教案为借口，派遣军舰强占了我国东海重镇胶州湾，我国朝野大为震动。李鸿章奉命亲赴俄国公使馆乞援。帝俄乘人之危，以履约援华为名，于是年十二月十五日派舰强占了旅顺、大连，次年又强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从此沙皇便有将中国东北变为“黄俄罗斯”的一种野心。
一九〇四年二月六日，一场旨在争夺中国领土的战争，终于在东北地区爆发了。清政府非但无力保护本国领土主权和东北人民的生命财产，反而恬不知耻地宣称中立，好像日俄战争不是在我国领土上进行似的。
曾经炮制中俄密约的沙俄财政大臣韦特，多次到清政府驻俄使馆，逼迫出使俄国大臣胡惟德电达清政府，要求履行《中俄密约》，对日宣战，胡托病不与会面。
日俄战争开始后，帝俄在军事上受到挫折，国内又爆发了二月革命，形势非常不利。另一方面，日本虽然战胜帝俄，但因实力消耗太大，也有难乎为继之势。美国趁机出任调停。一九〇五年九月，日俄两国代表在美国朴茨茅斯城举行会议，签订了日俄和约。俄国被迫将东北南部旅顺、大连租借地，长春、大连间的南满铁路以及租借地，连同铁路有关的一切权利让与日本，而保留自己在东北北部的权利。从此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形成了势均力敌地划分势力范围的局面。
但是，东北问题并未从此解决。此后美国企图染指东北，又与日本发生了深刻矛盾，日俄两国化敌为友，共同对付西方国家，这种明争暗斗的变局，下文另有说明。
日俄战争爆发时，袁世凯以“边防吃紧，兵力不敷分配”为由，建议在全国成立新军三十六镇，先在北洋成立六镇。清政府同意后，他首先将原有北洋“左”“右”两镇募足员兵，正式成立北洋第一、第二两镇，以王英楷、吴长纯分任统制。随后又将开往天津等处维持秩序的“巡警营北段”扩编为北洋第三镇，以段祺瑞为统制。
一九〇五年从二月到六月，袁又继续将原有“武卫右军”及北洋新军混合搭配成立北洋第四、第五两镇，以王士珍、吴长纯[1]分任统制。
“巡警营北段”是袁建立北洋军的“老本钱”，其中各级带兵官随袁最久，因此袁对第三镇特别重视。一九〇五年第三镇驻防娘子关时，一次举行会操，有一士兵被洋教官“掌颊”，不料此人性如烈火，立即回敬了一个老大的耳光，打得那位洋教习面红耳赤，不禁冲冲大怒。他一定要办该镇最高带兵官以“管教不严”之罪，因此段祺瑞被撤职，袁派段芝贵继任统制。不久事态平息，段芝贵外放黑龙江巡抚，袁又叫段祺瑞复任第三镇统制。
一九〇二年袁世凯开始编练“北洋常备军”时，清政府挑选在京各旗兵丁拼凑为四营，名叫“京旗常备军”，驻扎保定，由皇族直接统率。一九〇三年六月四日，清政府将“京旗常备军”交袁世凯负责训练，另派户部右侍郎铁良（满族）为会办，候补五品京堂那晋（满族）襄理营务。这一事件说明：清政府对汉族练兵仍有顾忌，同时训练一支满族军以分其势。
一九〇四年九月十二日，清政府根据袁世凯的建议，命令全国各省仿照北洋常备军的先例，普遍编练新式陆军，统一营制饷章。一九〇五年二月二十五日，袁又提议统一全国军队番号，规定原有常备各镇一律改称陆军各镇。
此时，“京旗常备军”也在加紧扩充，于一九〇五年五月编制成镇，以凤山（汉军镶白旗人）为统制，曹锟、朱泮藻分任协统，负责警卫京畿禁区。在全国新军统一番号时，这支皇族军当然名列前茅称为北洋第一镇，原北洋第一镇改称第二镇，第二镇改称第四镇。第三、第五两镇番号不变。第四镇改称第六镇。至此，北洋六镇正式建成，全军兵力近七万人。
在北洋军不断扩充的过程中，各镇统制经常调来调去，段祺瑞就先后担任过第三、第四、第六等镇的统制。这一事实说明：袁的疑忌心也是极重的，他既要把北洋军造成为私人武力，就不能允许别人在他的手下造成另一系统。这就是他不叫各镇统制久于其任的原因。
由于北洋军扩充得太快，各级军事干部的需要量日益增加，三个随营学堂远远不能适应这一形势的要求。同一时期，全国弃文习武的风气已经大开，从日本士官学校及各省武备学堂毕业出来的武学生，都是各省督抚用以补充军事干部的来源。但袁不肯从这些方面吸收军事干部。他一心一意地要把北洋军造成为个人的武力，顾虑到来自各方的军校学生有着各种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情况，不可能成为他的忠实可靠的奴才。他决心另立一个自己的军事学校，作为培养北洋军各级将领的基地。因此派段祺瑞负责恢复北洋武备学堂，并将该校分为高、中、初三级，由初级到高级的培养期共需十二年。此外还附设了一所速成学校为短期训练之用。
以前袁除了用金钱收买的方法外，还惯于采取援引世谊和拜老师的方法，把有权有势的人拉过来供他利用。此时他自己也是个有权有势的“大人物”了，因此，对于地位、名望与之相等的王公大臣，用结为儿女亲家或拜把兄弟的方法，以加强其联系与声援；对于由武备学堂毕业的学生，则用收为义子或门生的方法，使他们死心塌地地做他的工具和爪牙。对于一般北洋军的兵士，则指使私党在各营中供设他的长生禄位牌，并且经常地向兵士们进行一种麻醉宣传，把袁宫保说成是大家的衣食父母，“有了这位衣食父母，大家就不愁没有升官发财的机会”，借以养成其“只知有袁宫保而不知有大清朝”的心理。
袁在大刀阔斧建立北洋六镇的同时，还先后在保定与天津两地创办了专门培养警察人才的巡警学堂[2]，派赵秉钧为总办。
一九〇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北京突然发生了桐城人吴樾行刺五大臣的案件[3]，清政府大为震恐。袁乘机建议成立巡警部以加强对人民的镇压，并推荐老朋友徐世昌任该部尚书，赵秉钧任右侍郎，原在北京办警务的皇族肃亲王善耆任左侍郎。
赵秉钧（一八五九——一九一四）字智庵，河南汝州人[4]。二十岁随左宗棠入新疆，以功升任巡检。三十二岁到直隶后，历任典史、保甲局总办等职，深为李鸿章所赏识，委为淮军前敌营务处，兼统巡捕三营。袁继任直隶总督后，一直叫他负责警务工作。
赵秉钧为人阴险、狠毒，搞特务工作十分内行。他任巡警部侍郎后，一手控制北京警政大权，肃亲王善耆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这样，清政府的警权也就落在袁世凯的手里了。
袁又将直隶境内淮军进行整顿，改编为前、后、左、右、中五路共三十九营，命名为北洋巡防淮军，派提督夏辛酉、张勋统率。
袁世凯手握北洋军警大权，加上还有督办铁路、电政、商务等等头衔，堪称“权倾一时”。他的老朋友、老部下徐世昌、唐绍仪、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之流也都跟着“水涨船高”，成为风云人物。同时，原属李鸿章系统的杨士骧、赵秉钧、朱家宝、孙宝琦等人赶来依附，他自己又网罗了张镇芳、梁士诒、周学熙、杨度等，迅速地形成了以他为首的一个封建军事政治集团，因此当时的天津总督衙门有“第二政府”之称。
三 满族亲贵对袁的猜忌。彰德秋操后袁被迫交出北洋四镇
袁世凯深知古往今来“居高思危”的历史。清政府以少数民族统治中华，对汉族时存猜忌之心。尽管所谓“中兴名臣”曾国藩、李鸿章之流，曾经出死力替他们打天下，尚且因位高权重而惴惴不安，不得不深自敛抑以求保全性命，所以袁在浮沉宦海一帆风顺之中，经常保持高度警惕，尽可能地拉拢清朝贵族出面来和他共同主持练兵，利用这些人作掩护，以减少清政府对他的猜忌。如在山东巡抚任内，他奏调旗籍道员荫昌“佐赞军务”；在署理直隶总督时，挑选八旗子弟三千人参加训练，并奏保旗籍道员铁良为京旗练兵翼长，参预训练新建陆军事宜；实授直隶总督后，又建议成立京畿督练新军处，推奕劻为督练大臣而愿自居其次。这些事件，说明他在这方面是用了很大的心机的。
由于北洋军扩充得太快，袁的兵权太重，尽管他善于运用满族亲贵打掩护，终不能不引起一部分满族亲贵的疑忌心。早在小站练兵时，就有满族亲贵说过他的坏话，并且指使御史参劾过他。到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朝廷中满族亲贵排挤汉族官员的风潮进一步发展了，袁就感到个人危机迫在眼前。
一九〇六年九月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随即在海淀召开了改革官制的会议，作为推行宪政的一出开锣戏。袁世凯以政务大臣参加了这次会议。
说也奇怪，一八九八年袁以出卖“君宪派”起家，一路扶摇直上，从一个三品道员，在短短三年之间，升至北洋大臣，可是这次参加海淀会议，他忽摇身一变，成了个拥护立宪最力的促进派，这种急角度的大转变，使得局外人莫测高深。其实，说穿了并不稀奇。此时西太后已届风烛残年，这座冰山早晚必倒，如果光绪恢复皇帝大权，袁就有身首异处之危。相反，如果中国提早立宪，皇权受到限制，他不但可保身家性命，甚至还可进一步竞选责任内阁，把政权抓得更牢靠些。另一方面，他的对手满族少壮派铁良、良弼之流，早就对他怀有戒心，想借改革官制之机，排斥这个权倾朝野的汉族大臣，以实现其以满族亲贵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于是他们向袁开火了。
九月三十日，袁世凯与铁良在会议上发生了针锋相对的争论。袁主张成立内阁以替代军机处，铁良则提出了设立陆军部以控制全国军权，大臣不得兼职过多等建议。
有名的彰德秋操在这一年十月二十二日举行。清政府指定安阳、汤阴、淇县之间的一个地点举行南北新军的大演习，参加会操的北军为第五混成镇和第一混成协，由第三镇统制段祺瑞指挥，南军为第八镇和第二十九混成协，由第八镇统制张彪指挥。会操时间定为四天。清政府指派袁世凯、铁良为校阅大臣，并以署军令司正使王士珍为总参议，署军令司副使哈汉章为中央审判长，军学司正使冯国璋为南军审判长，军学司副使良弼为北军审判长。各省观操大员一律被派为审判员。应当说明：彰德秋操的校阅大臣有一个汉族，再加上一个满族，南北两军的审判长也是满汉各一，这就是满族不放心汉族掌兵而随时派人密切监视的具体表现。满族出马的铁良和良弼，正是排斥汉族最力、疑忌袁世凯最深的核心人物。袁惯于用私恩收买别人做他的工具，他曾多次保荐铁良，但铁良升官后，并不买他的账；良弼刚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时，袁请他任第六镇的标统，按当时规定，士官生毕业回国后，通过考核，最优者只能做到守备，一般只有千总衔，当个管带就算很不错了，一下子做到标统则是极少见的。可是良弼始终没有到差，表示他不肯接受袁的私恩。
袁与铁良关于官制改革的争论，因彰德秋操而暂告停火。秋操结束不久，十一月六日，清政府正式发表厘定官制，否定了袁的成立内阁的主张，仍旧保留军机处，采纳了铁良集中兵权的意见，将兵部改为陆军部，统率全国军队，将中央练兵处并入陆军部。次日又发表铁良为陆军部尚书。
袁是个善观风色的人，敏感地觉得政治气候对他不利。此时他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对抗清政府，但又不愿将经营多年的血本全盘拿出来，于是使用了“能屈能伸”的手腕，上奏清政府，自请开去除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以外的所有兼职，又主动交出第一、第三、第五、第六四镇的兵权，建议改归陆军部直辖，但又借口直隶防务重要，要求将驻扎直隶境内的第二、第四两镇仍旧归他统辖，以便继续施以训练。
袁的奏折上去才几天，清政府连表面上的挽留也没有，就马上批准了他的请求，并且进一步指出，二、四两镇只是暂时归袁统率，不久还得交还给陆军部。次年七月，清政府成立“近畿督练公所”，以凤山为训练大臣，接管了四镇兵权。由此可见，清朝贵族夺取袁的兵权是蓄谋已久的，如果袁不见机自动交出大部分兵权，他的个人危机将是很严重的。
袁手中仍然握有两镇兵权，满族贵族对他仍不放心，不断指使言官上疏弹劾。一九〇七年九月，清政府开去袁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内调他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
当然，按照官制，军机大臣比总督的地位更高，汉人做到军机大臣，就算登峰造极。但是，清朝官场中有一种“明升暗降”的作法，这个作法是：削去你的实权，把你摆在一个大而无当的空位子上。袁从总督的职权中取得兵权，此时开去总督，他就不能统辖军队而成为一个赤手空拳的大人物了。幸而对他存不利之心的只是部分亲贵，西太后仍然没有怀疑他的“忠诚”，另一部分被他收买和互通声气的满族重臣如奕劻之流，对他仍然保持联系。同时，他的朋友、亲信、部下依旧掌握着一些部门及北洋军的实权，因此，袁在朝廷中还能站得住脚。
四 北洋派的附属军——东三省和两广的军事派别
为了集中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全国军事派别的有关资料，现将北洋派的附属军——东三省和两广的军事派别附带写在这里。
前面讲过，清政府原来规定，在建立新军的同时，逐步地将全国旧军——绿营、练军、巡防军等——裁汰改编，最后达到以新代旧。他们没有想到建军工作会带来旧军与新军、中央军与地方军之间的尖锐复杂的矛盾。
当时，以数量论，全国旧军远远超过新军。旧军军官大多由行伍出身，毫无军事学识，甚至目不识丁。他们视军队为其个人升官发财的阶梯，有了军队就可以呼朋引类，为非作歹，克扣军饷，贪污腐化，为所欲为。如今听说朝廷要建立新军，以新代旧，这就无异于要夺去他们的命根子，当然拚死反抗。另一方面，旧军的弟兄们（兵士）看见新军的饷银比他们优厚得多，装备也比较齐全，不免眼中冒火，忿忿不平。有些地区新旧军发展到互相敌对，奉天新旧军的情况就是一例。再则，在清政府风雨飘摇的最后年代里，除北洋军而外，南方各省所招练的新军，大多倾向民主革命，而旧军官兵的头脑比较简单，只要给以升官发财的机会，他们就可以唯命是从。清政府有鉴于此，所以到了辛亥革命的前夕，对于以新代旧的计划，并未认真执行，甚至不少省区采取了“以旧防新”的方针，推迟了建立新军的步伐。
各省旧军后来发展较快较大，在军事力量对比上占了上风，甚至“变旧为新”的，有奉天的张作霖和张勋、两广的陆荣廷和龙济光等。
东三省处于对日俄两国的国防第一线，清政府又视为发祥之地，特别加以重视。自一九〇五年起，东北历任长官赵尔巽、锡良、徐世昌等都奉到清政府的命令，把建立新军、整顿旧军、巩固国防作为他们的重点工作。
一九〇五年，东三省还没有进行官制改革，驻在奉天的盛京将军赵尔巽就等于后来东三省总督的地位。他成立了两个军事领导机构，一个是主持训练新军的督练公所，名义上由他自己兼任总办，实际负责人是他所物色到的刚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的总参议蒋方震；一个是主持整顿旧军的巡防营务处，以行伍出身、年近七旬的老将张锡銮为总办。
张锡銮字金坡，浙江杭县人。他的父亲是驻防四川的一个旧军官。他幼年跟随父亲练武功，骑术枪法都很精。二十岁在武昌投军，后来一步步爬到高级将领的地位。他绰号“快马张”，横行关外的“红胡子”[5]都很害怕他。在他手里招抚过两个著名的“红胡子”头目——张作霖和冯德麟。张作霖急于往上爬，曾拜“快马张”为义父，并且自告奋勇去“剿办”不肯受抚的同道中人。清朝规定，凡愿受抚的“盗匪”，都必须觅具殷实保人，保证他们日后不反水。替张作霖作保的是南澳镇总兵段有恒——段芝贵的父亲。
此时关外还另有一支旧军，就是一九〇〇年“护驾有功”，取得西太后的信任，由北洋巡防军统领升任淮军翼长的张勋。
张勋（一八五四——一九二三）字绍轩，江西奉新县人。他出身贫寒，早年父母双亡，投身同县大官僚许振祎[6]家中做童仆，因偷窃财物被逐出。一八八四年在长沙参军，随军到广西参加了中法战争，以功升为守备，后又改投广西提督苏元春任参将，与同僚陆荣廷结拜为兄弟。苏元春派他携款到上海购买军火，他将此款狂嫖阔赌挥霍殆尽，有人劝他“开小差”（逃走）了事，他不以为然，仍回广西自首待罪。苏元春表面上对其处以极刑（死刑），暗中却放他逃走。一八九四年他投奔毅军宋庆部，参加了甲午之战，战后回天津结识了袁世凯，他又改投袁的“新建陆军”任工兵营统带。他随军到山东任淮军副将。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之役，袁世凯叫他带兵北上去“勤王”，却又叫他避免同洋兵作战。他晓行夜宿，一路上饱受风霜之苦，好不容易走到直隶磁州才碰上了两宫銮驾，西太后升他为淮军翼长[7]。后来调到奉天北部昌图府剿匪，又以功升任“奉军辽北总统”。
蒋方震刚到奉天时，年方二十六岁。一个喝过洋墨水镀过金的留学生，从南方跑到东北来，一步登天主持训练新军的工作，因此旧军视为眼中之钉。他到职不满三个月，张作霖就屡次要找他拚命。赵尔巽既要保全新军干部，又不敢制裁旧军头目，于是派蒋到德国实习陆军，而以田中玉继任督练公所总参议。
田中玉，字蕴山，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小站旧人。曾任北洋第二镇第四协协统、北洋教练处总办。一九〇六年岑春煊署理两广总督时，奏调他到广东编练新军，任为混成协协统。不久岑春煊去职，接任总督的周馥与田不和，田遂受聘到奉天任赵尔巽的总参议。
赵尔巽、张锡銮将奉天旧军整编为四十营，统称“奉军”，按防地分为八路，张作霖被任为前路统领。
袁世凯的老朋友徐世昌直线地往上爬，一九〇七年东三省改革官制时，他外放为第一任东三省总督。袁的另一个老朋友唐绍仪也做到奉天巡抚。此外，吉林巡抚朱家宝也是袁的私党。此时袁已交出了一切兵权，徐世昌借口国防重要，把北洋军最精锐的第三镇奏调出关，驻防长春南岭黑嘴子一带[8]。此时第三镇统制由布贩子出身的曹锟升任。徐世昌曾经参加过小站练兵，把老朋友的旧部抓在他的手里，就等于抓在老朋友的手里。
徐世昌又将奉天旧军作了一番调整，改编为五路巡防队，以张作霖为前路统领，冯德麟为后路帮统。同时任各路统领、帮统者有王怀庆、吴俊陞、许兰洲、叶玉标等。
张作霖的前路驻新民屯一带。他到沈阳谢委时，徐世昌派总督府左参赞周树模[9]代接见。周问他过去受抚的动机，他干脆地回答说：“回禀大人，我想升官发财”！
一九〇九年二月，徐世昌又内调为邮传部尚书，接任东三省总督的是原任云贵总督的蒙古人锡良。他把他的军事幕僚陈宧也调到奉天来。此时关外新军调来调去，第三镇调回关内，第六镇调来关外。锡良仿照袁世凯的方法，从北洋五、六两镇中各抽出一部分，加上协巡队和部分奉军，合编为第二十镇，该镇第一任统制就是那个苦学生出身后为陆军部一等谘议官的陈宧。陈宧与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都是湖北人，当时被称为关外的“湖北三杰”。
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日，锡良因病免职。赵尔巽又从四川总督调过来复任东三省总督。陈宧早已被锡良派往德国考察军事，第二十镇统制由日本士官毕业生张绍曾继任。赵尔巽又把在德国实习军事回国不久的蒋方震调回来，仍然叫他担任督练公所总参议。蒋方震与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都是士官老同学。此时关外新军的阵容又见加强，新旧军的矛盾日益加剧，但是省城掌握在新军的手里，蒋方震就不怕张作霖再来找他拚命了。
武昌起义前，第二十镇调往滦州，准备参加永平秋操。第二十镇在滦州举行“兵谏”失败[10]，蓝天蔚又在奉天以关东大都督的名义起义响应南方的革命军。赵尔巽十分匆忙地调兵撑持危局，正是那个想升官发财的张作霖，于一昼夜之间由新民屯兼程赶到省城，逐走了蓝天蔚，吓走了蒋方震，从此关外成为旧军称雄道霸的独占舞台。
两广也是旧军占有优势的一个地区。广西的陆荣廷[11]也是绿林豪客出身，受抚于广西提督苏元春，后来他自己也做到广西提督。他和张勋同一时期在苏元春手下当管带，彼此结拜为异姓弟兄。后来张勋在北方另有发展，陆荣廷却始终留在广西成为一个地方军阀。一九〇七年镇南关之役，陆荣廷和龙济光甘于作清政府的鹰犬，与同盟会的革命军血战达七昼夜之久，受到当时两广总督岑春暄的重视。
龙济光是由外省来到两广地区的。他的哥哥龙觐光是云南蒙自县的一个世袭土司。由于云贵总督岑毓英的提拔，龙觐光离开故乡去作更大的官，龙济光继承了土司的地位。后来龙济光也出外做知县，一步步地爬到广西右江道。这个时期，他与陆荣廷不但成为朋友，而且成为亲戚[12]。龙济光又和当时的广西藩司张鸣岐很有交情。后来张鸣岐一步步升到两广总督，曾将龙济光调为广东提督，以抵制专横跋扈的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所以龙济光取得在广东发展势力的机会。
张勋、张作霖后来都被列为北洋派，甚至龙济光也被称为北洋派的南方健将，这种说法是不恰当的。所谓北洋派应当指袁在北洋大臣任内编练的新军，既不包括北方的全部新军，更不包括南方的任何一支军队。后来凡是依附袁的北方军队都被列入北洋派，甚至南方与袁相勾结的杂牌军也被列入，因此北洋派与非北洋派的界线就混淆不清了。
上面讲到的东北和两广的旧军，直到袁世凯做总统的时期依然存在，并且得到更快的发展。原来，袁在历年内战中要把他的主要兵力用在南方，没有足够的兵力巩固后方，对于张作霖等旧军就不能不采取拉拢的手段，满足其升官发财的欲望。同时，他对两广地区“鞭长莫及”，又不能不竭力拉拢龙济光等旧军，以达其加速消灭敌人的目的。以上情况，使袁对于某些强有力但又并非敌对势力的旧军，非但不予裁撤，反而给以正式陆军的番号，提高其待遇，准其招兵买马。这样新旧军之间的界线也就因之不能严格区分了。
五 另一军事派别——日本士官系
日本士官系是不属于北洋派的另一军事系统。
清政府的建军工作，是以甲午战败为其动机的。当时清政府迷信“德国陆军最强”，派遣出洋学习军事的，主要是去德奥等国。自一八九八年起，才有浙江、湖北两省少数学生进日本东京的成城学校学习陆军[13]。成城学校是初级军事学校，学生毕业后，可再入中级军事学校——士官学校。根据日本军部的规定，初级军事学校毕业生必须送入联队（相当于团），进行下等兵至下士的实习，入伍期由半年至一年不等，日本人称之为“士官候补生”。实习期满，以下士资格派入士官学校肄业，肄业期一年至一年半不等。士官毕业后，仍须派回联队为士以上的实习，实习期由三个月至六个月不等，期满后以少尉资格录用。
一九〇一年以后，中国学生留日学习军事者日益增多，特别在日俄战争后，每年仅官费生就达一百人。日本政府为了迎合中国的建军工作，特将成城学校武科扩大，改称“振武学校”，专门吸收中国学生，想以此培养一批亲日派军官来控制中国的新军。
当时的日本东京实际上是中国民主革命派的海外据点，清政府既要派送学生出洋学习军事，又怕学生学好本事回国来“革命排满”，因此一九〇四年下令规定，凡投考日本军事学校的学生，必须由各省督抚保送，否则不得出国。为了防止海外华侨逃避保送，规定还指明一切非公费生均不得投考日本士官学校，至于已在学校的自费生，则派出使日本大臣（驻日公使）和学监加以监督，凡认为忠于清室者，则许其改为官费生，凡认为倾向革命者，则设法剔除出去。如后来成为光复会领袖的陶成章，那时在成城学校学习，就被学监汪大燮诱骗回国，并将他的学籍开除。
日本政府为了配合清政府的这些规定，又自行作出补充规定，中国新生非由中国驻日使臣签发证件，一概不得进入士官学校。留日爱国青年对此十分反感。一九〇二年八月，曾发生中国留日自费生因不能入成城学校而大闹公使馆的事件[14]。
但是，规定自规定，思想是没有方法加以控制的，不少进入日本士官学校的中国学生，都具有反满革命思想，而且其中大多数后来都积极地参加了辛亥革命。如果认为通过督抚保送就能够保证学生效忠清朝，那也是一个笑话，如当时被称为“大逆不道”的梁启超，就曾通过私人关系，使他的学生蔡锷能够进入士官学校。清政府官吏都是昏庸腐朽的人物，要求他们认真执行规定，是不可能的。
一九〇三年四月，帝俄拒绝按中俄《东三省交收条约》撤退其在辛丑联军之役侵入东北的军队，反而增兵前来，并提出七项无理要求，妄图霸占东三省，全国舆论为之大哗。中国留日学生于四月二十九日愤起集会抗议，并于次日组织了“拒俄义勇队”，推士官生蓝天蔚为队长，蔡锷、方声涛等为教练，从事军事训练。五月二日“义勇队”改名“学生军”，十一日又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派汤栖（尔和）、钮永建为代表，回国向袁世凯请愿出师抗俄。这是中国留学生派遣代表回国来从事爱国运动的一个开端。
一九〇五年，士官步兵科中国籍学生蒋方震[15]以第一名毕业，日本军部规定，士官第一名毕业生应由天皇亲自接见、赐刀，日本人引为很大的光荣。这次由中国学生高居榜首，他们又引为很大的耻辱。士官学校从下一期即第四期起，作出新的规定，对某些课程不许中国学生上课。
士官第一、第二两期中国学生为数极少，个别中国学生是由各营士兵中挑选派送的。从第三期起，中国学生人数大增，这是弃文习武的社会新风气所造成的。留日士官生中的知名人士有第一期的吴禄贞、第二期的良弼、第三期的蔡锷、蒋方震以及后几期的李烈钧等。
士官生毕业回国后，大多受到各省总督、巡抚的欢迎，如云贵总督李经羲吸收了蔡锷等，四川总督锡良吸收了徐孝刚等，浙江巡抚张曾敭吸收了蒋尊簋等，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吸收了蒋方震、张孝准、宁调元等。士官生曾经进入清政府的皇族军——禁卫军的系统内。禁卫军的领导人良弼就是士官的第二期学生，他吸引了一些同学担任禁卫军的高级军官。士官生回国后，所担任的职位很高，而且进级也很快，一般都在很短时期内做到标统或协统，个别有做到统制的。在清政府建军的过程中，新型军事人材非常缺乏，凡是喝过海水镀过金的人，回国来受到重视是不难理解的。但也有个例外。袁世凯的北洋军，一般只吸收北洋保荐出去的士官生，非北洋保荐的士官生回国后，就很难插足于北洋军。本节所说的日本士官系，是指非北洋保荐出去的士官生。他们的活动区域大多在长江以南。他们大多倾向革命，其中不少人还是同盟会会员，在后来的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中，基本上是站在人民这一边的。
士官生加入同盟会的有李根源、李烈钧、李书城、程潜、赵恒惕、黄郛、尹昌衡、叶荃、曾继梧、刘洪基、程子楷、耿觐文、陈之骥、姜登选、仇亮、周荫人等。
以上说明，清政府的建军工作，不是为了保卫国家的独立和自由，而是为了保全其一人一姓的统治权。当帝国主义给以一定的打击的时候，它还想利用人民的力量打退帝国主义的进攻，而当帝国主义转而利用它作为间接统治中国的工具的时候，它又反过来投降和依靠帝国主义，以加强其对人民的血腥镇压。在这一目的下进行建军工作，只能为帝国主义服务，而不能用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因为一个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不能独立，在军事上也就不能独立。一个国家在帝国主义控制下进行建军工作，只能为帝国主义提供推销军火、推荐军事教官的机会，而在帝国主义的军火基础与精神影响下训练出来的军队，只能用以对内而不能对外。
在清政府建军工作的过程中，各帝国主义争先恐后地向清政府出主意、抢生意和推荐军事人材。日本政府甚至广开方便之门，“热情地”吸收中国青年参加他们的军事学校，为中国大量地培养军事人材。这些事情看起来很奇怪，但并不是奇怪的事情。
另一方面，也说明北洋军阀一开始就具有封建社会宗派活动的特征。袁的建军目的是为了建立私人武力，而不是为了保卫国家。这种性质的军队，只能是勇于对内而不能对外作战的军事封建集团，只能成为制造中国内战、阻碍中国进步、伤害中国国力的反动武装力量。由于这个力量与帝国主义的利益相符合，因而它们互相勾结也是有其必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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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吴长纯调第五镇统制后，继任第二镇统制者为吴凤岭。
[2] 后来两校合并称为北洋巡警学堂，校址在天津。
[3] 吴樾是保定高等学堂的学生。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等出洋考察政治。9月24日（八月二十六日），五大臣到前门外车站上车时，吴樾投了一颗炸弹，炸伤了载泽、绍英二人，五大臣因而中止出发。同年10月（九月）再出发时，清政府改派尚其亨、李盛铎代替了徐世昌、绍英。
[4] 汝州今改临汝县。
[5] “红胡子”又称“马贼”，是横行东北的绿林豪客。
[6] 许振祎曾挂名为曾国藩弟子，官至漕运总督。
[7] 1900年袁派张勋北上“勤王”时，原系应付西太后的一种姿态，叫他止于直鲁边界，不要与洋兵打仗。张勋没有按袁的意旨办事，率部追踪至直豫交界的磁州（今改磁县），才与由陕入晋的两宫銮驾相遇，事见美人包德华所著《民国名人传记辞典》。
[8] 1911年，第三镇仍然调回关内，驻防石家庄。袁组织责任内阁时，又将该镇调驻北京。
[9] 周树模字少朴，湖北天门县人，曾以进士简放御史。他和钱能训被称为徐世昌的左右手。
[10] 滦州兵谏事件下文另有叙述。
[11] 陆荣廷字干卿，广西武鸣县人。
[12] 龙觐光的儿子龙运乾是陆荣廷的女婿。
[13] 见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
[14] 见《鲁迅年谱》。
[15] 蒋方震，字百里，浙江海宁县人。回国后曾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