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一九三八年元月离开莫斯科，经巴黎、马赛、地中海、红海、印度洋、新加坡、西贡、昆明回国。我随即前往汉口，当时汉口等于中国实际的首都。军事前途暗淡，一般官员都很沮丧，但是一般人民却是勇往直前，生活清苦，工作勤奋。
二月底抵汉口。使我感到意外的是蒋委员长的抗战勇气和决心。他既不乐观也不悲观。军事倥偬，一面忙于指挥军事，一面又处理政务。他被推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副之。他集中全力去改革党务。有一次我在中央党部纪念周上听他训话。他严斥那些不称职的党工人员。他要中央党部人员首先以身作则。此外，他又成立了青年团及参政会。吸引党外人士，以扩大政治基础。目睹这些措施，我认为蒋委员长此举的目的部分是为了革新党政，部分是在鼓舞士气。一旦人们努力工作，他们就没有时间去悲观。是否蒋委员长本身也这样想，我就不知道了。
蒋委员长集大权于一身的程度令我也感到惊异。当时汪精卫在党中地位是仅次于他的副总裁，他也对每个有关人员承认此一事实。但汪的副总裁并不意味着可以代他行使权力，汪的副总裁仅意味着是向蒋委员长个人负责。这种关系从另一方面看也很清楚，汪在行政院没有地位，行政院的院长是孔祥熙。换句话说，汪不能干涉行政院的事务。
在南京时我与汪曾有数面之缘。此次在汉口我发现他对这种贬抑有些怨恨。
行政院长孔祥熙博士邀我重作冯妇，再作行政院政务处处长。他说：他一直悬缺以待。我认为他不过是一种官场客套，用不着认真。尤有进者，我急于返湖南，去看看我的孩子。她在我出使莫斯科期间，一直和我哥哥留在家乡。同时我也想了解一下一般湖南人对战争的看法究竟如何。在战争中湖南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不仅征调了大批壮丁，而且还有相当数量的人志愿入伍。
在湖南，军事和一般经济的发展已经使老百姓充分就业，不再有失业的情形。工资提高了，物价也开始上涨。小康之家抱怨他们不能掌握长工，一反过去的情形，长工已经能不再倚赖地主，因而受人尊重，家乡的人都欣喜他们的米和桐油的价格较过去涨了一些。一九三八年春的湖南，正沐浴在战时繁荣中。
一九三八年湖南的经济情况可以说是整个战时中国的典型。艰苦的是薪水阶级，主要的是政府公务员和教员。在战区，当然所有的人都很艰苦。战区以外的地区，除了薪水阶级以外还不太感到经济的压力。
由于封锁，中国经济又恢复了旧时代的情况。女人又搬出她们的纺车，洗洗干净，开始用手纺线。用煤油灯的人家改用桐油灯。抽纸烟的人改抽水烟。家机布代替了机织布。就一般人说，他们宁愿回到旧时代。
当我在湖南旅行时，当时的经济部次长何廉博士电告我：孔院长要他到湖南设法说服我出任行政院政务处长。为了不使他受风霜之苦，我提前返汉口。孔院长的诚意使我无法峻拒。他说蒋委员长都请我作政务处长，他若不请岂不是不礼貌。他又说：因为我接受了委员长的任命，如果不接受他的邀请就是“不赏脸”。他的说词，令我无法拒绝。一九三八年五月，我又返行政院重作冯妇。
当时的行政院秘书长是魏道明，翁文灏已转任经济部长。在此之前我还没有见过魏道明先生。我的工作要与他密切配合，否则，一旦不协调就会引起极大的不幸。这时，我仍视孔院长的约请不过是一种官场客套，我认为用不到真正去卖力气，所以我决定避免责任，希望有一天能担任其他工作。
七月间，武汉保卫战开始。七月二十日，我搭机赴战时的首都重庆，因为孔院长和魏秘书长留在汉口，我是重庆方面行政院高级官员，于是许多联络工作和行政责任就落到我的肩上，这实在是违反了我的意愿。
在我赴渝前一天，蒋委员长的秘书电告我，要我当晚与委员长共进晚餐。我从汉口渡江至武昌，在轮渡上遇到张群将军，他也应邀出席当日的晚宴。我们共同推测当天晚上的情形。当时日本军队已经与苏俄远东军布鲁辙的部队在朝鲜边境发生武装冲突（即张鼓峰事件——译者）。此种冲突的意义报纸上已有很多报导。有人认为这就是我们大家所盼望已久的日俄战争。张将军认为：当日晚宴的讨论主题可能就是张鼓峰事件，他猜测：由于我新从苏联回来，委员长可能要我发表意见。
蒋委员长的晚餐一向非常节俭，战时较平时尤甚。晚餐后，他说他要在当晚讨论张鼓峰事件。《大公报》主笔张季鸾首先发言。他认为张鼓峰事件一定就是新日俄战争的开始。许多人都发言赞同他的看法。有一位先生为了强调乐观的远景，甚至宣称日本财政将于九月崩溃。在委员长面前表示意见往往有不同的幕后动机。有些是坚信自己的看法的，有些是揣度委员长的意思，附和讨好的。当晚发言的情形，也大致如此。
许多人发过言后，委员长转身对我说：“廷黻，你对苏联很了解。你分析一下张鼓峰事件。”我回答说：“我认为那只是一次边界冲突，起于双方的带兵官，并非双方政府事先命令他们开战的。就布鲁辙本人说，我认为他的行动不仅未受到上级命令，而且可能是违反上级规定的。”当我发言时，所有以前发言的人都反对我，认为我不智。但委员长却在讨论结束时说：“廷黻说的对，散会吧。我们要自己努力，就当作张鼓峰事件没有发生。”如果说他对苏联直接军事援助曾经存在任何幻想的话，他一定是放弃这种幻想而面对残酷事实的第一人。
中日战事爆发之前，委员长慎重避免任何刺激日方的行动。他比别人更清楚对日战争的严重性，无论是物资方面的或是人员方面的。战争一旦开始，他从未表示他要接受日方所提的和平条件。当一九三八年秋日本占领武汉时，日本首相近卫文麿（Prince Konoye Fumimaro）曾发动一次和平攻势。他发表一项声明，表面上对中国人民和日本军阀双方面面俱到。我认为当时我国应该由负责的政治家发表一项答覆，使日本某些人相信我们中国人是温和稳健的，我们的抗战纯粹是出于自卫的，我建议孔院长，我认为由他答覆最为妥切。他同意我的建议，但先要得到委员长的批准。我起草一份答覆文稿，将它拍发给正在前方指挥军事的委员长。拟议中文件发表的方式是将它当作一篇行政院总理纪念周中的演词。直至纪念周举行时，委员长的批示仍未到达。孔院长仍然照预定计划，宣读了那篇文件。下午二时左右，委员长的批示才到：不要发表那个文件。
后来，委员长发表一项声明，声明中他嘲笑了近卫文麿。他说日本欲想停战，就退出整个中国。就我个人说，我认为这项声明用不到那样严重。后来有一次与委员长在午餐席上讨论问题，他要出席者对那篇声明发表意见，我将我的意见坦率地说出来。迄今，当我回忆那次讨论时，我认为就细节说我的批评是对的，但就整个政策说，委员长是对的。因为委员长声明的目的是要激起全国的士气。他认为在那个军事节节失利的非常时期来谈和，一旦失败，必致影响士气。即使和谈能够成功，也只能达成一种不利于中国的和平。
中国乃至于全世界直到今日，仍不知道蒋委员长在八年抗战期间一柱擎天的力量。
在重庆主和最力的是汪精卫和他的同党。政府由汉口迁重庆后，委员长到前方指挥军事，因此他最后才到重庆。在预计委员长抵渝那天，汪派人到我的旅馆告诉我汪希望能立刻见到我。当我抵达他的官邸时，汪与他的太太陈璧君同时出迎。他告诉我：他想尽早争取最佳时机请求委员长对日谈判。他并且说，他有某些德国和意大利的路线，透过这些路线可以进行谈判。我回答说：如果对于和战重大问题有意见应该直接向委员长详细坦述，这是绝对正确的。不过我又接着说：我深信，比和战问题更重要的是统一问题。统一作战或统一言和，中国才能有办法。如果分裂，无论是战是和都会失败。如果我所言不虚，则最后的决定一定要取决于委员长，因为他一身独揽国家团结的重任。当我发表意见时，我发现汪虽然深受感动，但他的太太几乎是怒不可遏。当谈到与日本政府接触的路线时，我向汪建议：不要利用他的德、意关系，因为中国人多数认为德、意是日本的同党，任何透过德、意的谈判不论其实质如何，都被认为是对中国不利的。我说我认为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利用其他国家；如果不可能，宁可直接谈判。汪认为我的意见不切实际。当我辞出时，他说，待他见过委员长后再尽速召见我。当天汪与其他人员到机场去迎接委员长。汪随蒋到官邸讨论甚久。我下班后一直在旅馆中等候汪的消息，一直等了三天才召我前往。当我到他官邸时，我发现他正在垂头丧气。他告诉我委员长彻底反对他的意见。“既然如此，”我说，“我们一定要服从。”几天后，汪离重庆前往法属越南。从越南前往南京，成立了他的傀儡政权。这件事完全出乎我的预料。虽然我一直对他未寄以厚望，但我确曾认为像他那样文化背景和有革命历史的人实在不该去从事违反国家民族利益的叛行。我认为：汪的叛国行为也许是有原则的，也许是为了满足一己的私欲，但他太太却完全是为了满足一己的虚荣心。汪之走上叛国之路可能是她将满足虚荣心的要求与汪的政治原则相结合。这种作法，合了他们双方的胃口。
战时重庆最大的困难是政府无法将中国仅有的贫乏资源集中使用到战争上。重庆时代国民党及政府所发表的最重要的指示是：“抗战建国。”现代化战争很容易解释为包括所有的活动。在重庆有许多人为了强调他们所属机关的重要性，于是把“抗战”一词扩大解释。一旦把“建国”增列为首务，于是有如黄河开闸板一样，人力物力就被分散了。
战时行政上有一项重大措施，即所谓新县制。一九三九年政府在此一制度上花费了许多时间。报纸上，对这一制度曾有很多佳评。依此制度，每乡要设立卫生所，要增设学校，同时要增加县府的工作人员。我请财政部提出经费增加的正确数字。我发现新县制制度要比过去的制度在经费方面增加一倍。最热心推行新县制的是张群将军，他是当时国防最高会议的秘书长兼行政院副院长。我对他指出：此种制度战时财政将无法负担。尤有进者，很明显的，即使我们能够筹到经费，我们也很难物色到所需的人才来担任新增设的职位。在一次圆桌讨论会上，我代表行政院出席，席间我见到起草新县制的人员，我尽量诚恳请求他们，希望能将钱和人力集中用到抗战上。他们对我的请求无动于衷。我虽然打了败仗，我仍建议将此制度修改，分期推行。我建议分五期进行，每年实行五分之一县份。起草委员会坚持立即全面实行。最后他们胜利了。但是，他们的胜利变成纸上谈兵，因为中央政府没有经费推行。事实上，只是增设了许多没有工作的新机构。当我获悉事实真象时，我了解何以在我反对新县制时财政部未予我有力的支持。原来财政部人员比我聪明，他们一开始就知道新县制不过是纸上谈兵，不会实施。
因为新县制是道地的政府工作，所以我曾深入研究。一项新措施在立法时，人们都很认真。一旦立法完成人们就把它淡忘了。政府中公文往来的确很多，但详细计划却很少，至于谈到努力不懈地去实施改革，那就越发得少了。
为了熟习各省的情况，一九四○年春，我到湖南、江西、浙江、广东和广西去视察一次。陪我同行的有吴景超（Wu Ching Chao），他是一位社会学家，多年来一直任翁文灏的主要助手。另外还有崔礼（Tsui Li）先生，他是一位公共财政专家，曾在英国伦敦经济研究所研究，当时他是财政部高级秘书。另外还有内政部的魏景南（Wei Ching Nieh）。我们乘汽车行经一千五百公里。我很照顾司机，司机也很谨慎。我们走完全程，经过日本轰炸地区和盗匪出没的地区崎岖坎坷的道路，车子一直都没有抛锚。
首先，我们发现每个地方都有健全的自给自足经济，工资和物价都很好。生产者努力去工作，重新捡起他们过去的手工业，耕种他们过去废耕的土地。城市和乡村间的苦难的境遇已经减轻了。有些战时都市如衡阳、赣县、衢县、金华、桂林等都相当繁荣。在福建一个小镇上，当地人对我们说：生活比过去好。在平时，每十天杀一头猪，鸣锣通知，请大家来买新鲜猪肉。战后经济繁荣了，每天都要杀猪，所以也用不到再鸣锣了。很明显的，人们由于他们自己的努力，并非根据政府的晓谕和规定，而解决了他们的供求问题，当然也有些官员认为这种繁荣是他们智慧所产生的结果。
第二，我们发现一般人普遍抱怨征兵。我家乡的人和我以前南开、清华的学生告诉我一些征兵者令人难以置信的罪行。结果，虽然乡村损失了一百名生产者，而且前线最多只能增加二十五名战斗员。年轻人尽量利用机会从营房或行军途中逃亡。在我们返重庆的途中，我们遇到负责兵役的主管，他也是去视察的。他不相信我们的所见所闻，相反的，他来了一套粉饰太平的说法，我回到重庆后，主张把征兵的数目减少一半，将薪饷增加一倍。我认为军队需要战力，国家也需要生产。但军政部长何应钦将军却认为我神经不正常。
第三，我们发现中央政府大部分改革方案均原封未动，变成具文。地方政府经费不足。更重要的是：它们缺乏训练有素的人员。政府的少数农业实验所，连普通的农人都看不起。划为造林的山地光秃秃的，只有一块木头牌子或是一块石碑，孤立在那里，表示那儿曾经植过树。卫生所不是双门紧闭就是没有适当的人员和设备。有一个实行新县制的模范县，县中的模范小学，教室中仅有的一扇窗子被一块黑板遮挡着。我问老师：为什么不把黑板移到别处，让它挡着窗子。他当着省主席回答说：因为它一向都挡在那里。最出人意料的是：所有的省主席、省委和县长都以全副精力推行新县制，而结果却完全失败。
整个视察旅行中我们会见的省主席最有精力的是福建省的陈仪。他坚信国家社会主义，他也设法在福建实现他的理想。他控制商业和分配。他的公家机构取代私人的商业组织。他推行严格的文官制度，并尽力祛除徇私主义和族阀主义。他倡办田赋征实。他的廉洁和苦干实在是没话说。只要是他能替福建做的，不论有多大牺牲他都倾全力以赴。但他在当时的省主席中是最不得人缘的。他的奇特的办法，政府控制和各项规定，手下办事人员的无能，对既得利益者无可避免的损害，这些都是使别人反对他的原因。我们在报告中支持他的理想，同时我本人在中央也极力替他辩护。但，中央于一九四二年却准他辞职了。
最富哲学气息的主席是江西主席熊式辉。为了推行卫生、农业、教育工作起见，他在试验许多共产党曾经试过的乡镇制度。他虽然努力，但江西人仍然表示很冷淡。在我们视察时，熊主席正创办一所大学。该校预计训练一批较有效率的公务员和领导人。根据柏拉图的理想，他希望能提高政府人员的教育水准。他不惮其详地阐述他的理想，并且急于实现他的理想。他要我担任他的新大学校长。他说：大学校长的地位事实上是与省主席平行的。在决定中国命运的战时，我认为他的计划是不合时宜的。我建议他不可操之过急。
最困难的省份是革命发源地的广东。如果说有人想要找出革命气息和封建传统能够并存的地方，那么，广东就是最佳的所在。族阀主义和贪污腐化达到极点。一九四○年，省主席对这种环境简直束手无策。省中有力分子对军中和政府的位置都要推荐人，不论他们推荐的人员如何无能，如何贪污腐化，省主席都要买他们的帐。
十多年来，湖南一直是一个正常省份。它的自然资源和众多的人口使它能够保持相当程度的独立和自给自足。因此，官方的苛捐杂税较少。人们的健康和教育程度优于其他的省份。当日本进攻湖南时，湖南人踊跃输将，向军队提供了大批物资和劳力。一九三九年间，国军在湖南奏捷。当时的湖南省主席是有名的“长沙虎”薛岳将军，他的广东部下很巧妙地在湖南搜刮了一阵。他是仅有的一位抗议我们视察报告的省主席。我们在报告中除了其他方面不论，曾指出省府用于公共卫生方面的钱还不到预算的百分之一。薛主席在一封谴责我们偏见的电文中引用事实说：他已在七月份增加二十五万元公共卫生经费，证明他对人民福利的重视。我向委员长说明：我对湖南的视察报告是根据五月份的情况，即使现在薛主席增拨款项，其数目对湖南人的保健说，仍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的。委员长笑笑说：“你该知道，你们的报告正在发生效果中。”
广西省素有模范之誉。我们发现广西省府很清洁，人员工作努力，虽然很穷，很落后，过去秩序不好，但现在却治安良好。一九四○年间，广西生活水准仍然比邻省湖南低。我们发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自然资源的贫乏，不是人谋不臧。我们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批评，主要是说省府过去太贪多嚼不烂，因此，它的资源人力，和经费太分散了。我们请中央进一步支持广西。广西巨头之一白崇禧在我们的报告上附加说明后寄往桂林，请广西省主席黄旭初仔细参考。
一九四○年七月我们结束西南各省视察旅行。此时，日本正疯狂轰炸重庆。我们回到重庆时，因为空袭，被困在一所郊外的房子里。当我们要渡江时，轮渡已经毁于轰炸。我自己的房子也被炸光。事后他们告诉我：他们只找到我的一条毯子，被炸成碎片挂在电线杆子上。
我回到办公室时，看到一件教育部的提案，等我处理。该提案是要在战时中国地区实行五年义务教育。行政院秘书长魏道明雅不欲拂教育部陈立夫部长的意思，于是要我想办法去阻止。对于平时都没有实行的义务教育制度，欲想在战时实行，我实在不敢想像。教育，特别是小学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但在艰苦的战时推行此一制度显非适机。起初，我想把教育部的提案压一压，但我想此种方法对个性极强的陈部长恐怕不行。有一次我偶然和军政部长闲谈，我获悉因为财政困难，有些军事单位已经三个月没发饷了。事有凑巧，星期三孔祥熙病了，委员长亲自主持院会。我将陈部长提案和未来五年支出明细表一并置于主席桌上。委员长于宣读这些文件后，指示义务教育留待胜利后再办。陈部长一再陈明理由，均未达到目的。后来他让步，请求院会部分采纳他的提案。委员长回答说：这种工作，政府绝不可以分批去实施。
由于战争拖下去，财经问题越来越严重越复杂。固定税收减少了：盐税减少了百分之七十五，工业税减少了百分之八十，土地税减少了百分之五十强。中国领土只剩下一半，而且是较落后的一半。虽然我自从一九三八年五月就侧身于中央机构，一直干到胜利为止，但直到现在我执笔撰写本稿时为止，我还不知道我们当时是如何渡过上述财经难关的。
一般的说，变化往往出人意料。战前，中国对敌国最普通的办法是抵制他的货物。在重庆最初的两年虽在政府急需物资时，政府和人民仍然奋力抵制日货，不仅是抵制日货，就连所谓傀儡物资也包括在内。这种做法无异自杀。尽管我国缺乏纱和布，但人们认为去购买日本或傀儡政权的棉纱是不爱国的。此种物资缺乏情形因走私者突破日本封锁线走私一些物资而稍稍减轻，使大后方人民可以获得一些生活必需品。
所有现代国家在战时都是实行配给制的。因此，有些人（中国人和外国人）建议中国实行配给制。当时试验过各种不同的配给方法，有的以地区为准，有的以物品为准，但没有一个获得良好效果的。配给在中国是个理想，没有任何实质的基础。一旦所生产的大部分食物和衣服被生产者自己消费掉，不再上市，政府就没有办法了。比较进步国家的经济像水管子中的水一样，中国的经济却像雨水似的，一落地就被吸收了。如果水在管子里流，控制者可以开闭自如，但是水洒到地上却无法控制。西方国家直至他们生产和分配合理化后才实行配给制，这绝非偶然。中国经济情况是害了配给过敏症，因为中国还没有实施配给制度所必需的行政组织。于是配给制度的试行利少弊多，引起许多官僚政治的害处。
出我意料的，我与战时财政工作结了不解缘。一九四一年，经决定：所有的税均由中央政府征收，土地税，改收实物（即所谓田赋征实——译者）。此种变动所造成的结果是各省失去了财政上的自治权，中央政府要拨给预算。当时，中国希望从英、美两国借到大批贷款以资挹注。英国银行总裁尼美尔（Otto Niemeyer）和歌瑞德（Grady）先生，分别代表英、美政府到中国来了解中国财政情况。他们表示：除非中国编造出一九四二年可行的预算，想像中的贷款是不会来的。在过去，许多中央机关都争取编造预算的权利；但在一九四一年，各机关凛于事实上的困难，昔日争权的机关都彼此互推，慷慨出让他们的权利。因此，我受命起草预算。
歌瑞德先生只在重庆停留一个短期间，但尼美尔先生一直等到预算完成并付诸实施才离开。是年冬季，尼美尔和我几乎每天都在协商。我认为他是一位很了不起的财政专家，人聪明，也是一位好朋友。
一开始，尼美尔先生郑重其事地说：我编的预算绝对不能超过一百二十亿元。如果我编的预算能不超过此数，他就建议英、美两方贷款。我立刻告诉他：即使他是中国的财经霸王，也无法编出这种预算。我答应他，我可以在书面上照他的意思编。但我指出：我希望提出一个真实的预算，既能适合战时需要又能为政府所遵行。我估计一九四二年的支出约在一百六十至一百七十亿元之间。虽然尼美尔对我的估计未加反对，但他坚持我应尽力不使它超过一百二十亿。
编列预算的困难并不在尼美尔方面。在编列时，我们要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去审查。待整个预算编好，总数稍稍超过一百六十亿。尼美尔先生很客气地说：他认为我是尽到力量了，他准备建议贷款给中国。
编预算时最大的困难是和各省政府联系。在一九四一年以前，省府有他们自己的收入，自己编预算。很多省主席都是亨字号人物，都能幕后左右中央政府。尤有进者，各省情况不同。没有一个能适合于所有省府情况的原则或公式能供我参考。前此若干年的数字是不适用的。各省的支出一向是不均衡的，不仅各省间如此，就是同一省份在不同业务方面也是如此的。例如：有的省份将其收入百分之五以上用于公共卫生，但有的省份只用百分之二点五。很明显的，我应该使其合理化。但时间无多，我必须、而且也只能在短短的时期内编成。我没有说明我用什么方法使各省开支合理化，因为我从经验中发现，在应合时代要求时理论往往比实际更易引起争议。
出我意料的，一九四二年各省预算在中央并未引起激烈的争论就通过了。同样出我意料的，所有省主席都谴责我所编列的预算。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有十四位省主席到重庆出席一个国民党召开的会议。他们藉机向委员长诉苦。他指示他们到行政院和我举行圆桌会议，讨论此事，由他自己亲自主持。因为座位关系，甘肃省主席谷正伦第一个发言。他抱怨：甘肃全省预算三千九百万元绝对不够。委员长要我说明。我说一九四二年预算对每个单位说都是很困难的，不论是省是部，因此，我不敢肯定三千九百万之数对甘肃说是否够，但是现年度甘肃省府自己编列的预算，全部支出仅仅才一千六百万元。我所编的甘肃省预算大约较本年度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五，是各省中增加最多的。我所以如此做，是因为我晓得甘肃是最穷的省份，急需中央政府支持。我说明后，委员长和谷主席都没有再说话。
第二位发言的是广西省的黄旭初。他说因为广西又大又穷，省主席难干，八千八百万的预算显然不够。我回答说：我知道广西省主席在未来一年中会有极大的困难，但广西在南方各省中生活是最好的。东部邻省广东预算是八千四百万；北部邻省湖南是七千八百万；西部邻省贵州是六千万。经我说明后，委员长和黄主席也没有话说了。
第三个发言的是浙江省主席黄绍竑。浙江是委员长的老家。黄主席指出：我将甘肃省预算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五，而浙江仅仅增加百分之二十三，是增加最少的一省。我承认此一事实。但我请委员长注意：尽管浙江预算增加的百分比最小，但浙江的预算数字仍然高居第二位，仅次于四川。就人口、地区和经济情况说，浙江都不应该居于第二位。如果中央政府要省预算国家化的话，浙江省的预算，事实上还应该再核减。不过，我还是把浙江的预算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因为我知道减少浙江的支出需要一段时间。如果操之过急，必定使省主席遭遇无法克服的困难。问题是浙江在过去超支太多。我忠告黄主席：浙江在未来若干年内预算百分比都将是增加最少的。听过我的说明后，委员长认为我编列得很公平。
轮到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发言时，他说：他和我的看法距离不太大，他可以和我私下协调解决。以后所有其他省主席均仿效熊主席的做法不再发言。委员长在结束会议时说：“我认为的确没有什么可争议的，预算照原案通过。”
会后，熊主席到我办公室说：他缩短了讨论时间，有功于我，实在应该给江西增加一点预算。
当预算在国防最高会议中讨论时，浙江省黄主席的朋友们都替我讲话。但考试院长戴季陶发表意见说：对浙江的预算编得不公平。粮食部长徐堪支持戴的意见，他提议：由于整个预算不便增加，可以用变通方法拨给浙江省府一笔钱转用于省内各县。这时，委员长说：他已经详细看过浙江的预算，他认为用不到再改了。他又进一步说：他认为把指定用于县的款项拨给省府尤其是不合适的。如果此一建议付诸实行，无异是薄于县而厚于省了。
说到中央各部，对我最不满的是交通部。当时中国对外仅有一条交通线须要经过缅甸。经过长期的争论和商讨，决定在云南修一条铁路，连接缅甸。我以为如果决定付诸实施，就要全力以赴。所以我提议先搁置其他铁路建设工作，集中全力修筑滇缅路。但交通部长张嘉璈要同时把湘桂路延长到贵州，并且要从西安将陇海路延长。在我草拟的预算中，为了修筑到缅甸的铁路我曾编列了八千万元，但对延长铁路却没有编列一文钱。张部长提议把我编的预算一半用于修筑通往缅甸的铁路，分一半用于延长其他路线。由于委员长和孔祥熙支持我，预算案未被修改，但张部长立即展开有力的游说。利用中国人爱妥协的天性，最后他终于将修缅甸铁路的预算弄走一部分去延长其他的两条铁路。这两条路对抗战说都毫无贡献。
新加坡陷落后，我认为英国的力量已不足以保住仰光，因此我建议委员长修筑缅甸铁路的工作应该立即停止，因此，可以节省下七千万元。开始时委员长是同意我的建议的。但是缅甸铁路建设局局长曾养甫利用委员长巡视昆明之便，说服委员长继续拨款修筑。委员长电令我：停修缅甸铁路的命令暂勿发布。于是又白花费了三个多月的工夫。
珍珠港事件后，经济部长翁文灏请求特别拨款七千万元在重庆建设一座新炼钢厂。当我看到他的呈文时，我很赞成，因为我认为战时增加钢的产量显然是必要的。为了确定我的立场，我去看兵工署长俞大维将军。出我意料的，俞先生反对此一计划。他说：因为原料、燃料、技术工人，在重庆都受到严格的限制，增加新钢厂只不过是转移现有工厂的人力和原料而已。他又进一步说：军队需要的是特种钢，新厂不能炼。经与俞氏晤谈后，我改变了我对翁氏提案的看法。当院会辩论此一提案时，孔祥熙欲想平息大家的争论，他一开始先对翁的忠于职守大加赞赏，接着说明财政部的困难。然后，转身向我，也夸赞了几句。他就好像调处两个人间的争端一样。最后他说：“因为你们一方要拨七千万，另一方认为一分钱都不能拨，我不偏袒你们任何一方。我决定拨四千万。”
对大多数类似的事，孔先生的决定是聪明的。但对我说，我却希望他：要干就拨给翁七千万，要不干就采纳我的意见一文不拨。因为七千万还可以生产一些钢材，四千万就等于白白浪费。抗战时期中国的妥协精神往往就导致上述的结果。实际上，这都是因为中国人缺乏在一个时期内集中力量从事一件事的习性所造成的结果。虽然人们口头上叫“军事第一”，但他们心里却想从事许多与战争毫无关系的事。
我们常听人说委员长喜欢那些唯唯诺诺的人。我知道：委员长左右的人，的确有些本身根本就没有定见，有些即使有，又深恐委员长对某事事先已经有了腹案，一旦自己的意见说出来不合于委员长的腹案，岂不尴尬？因此干脆就不发表意见。不过，我听人说过，也曾有人向委员长进过逆耳忠言的。谈到我自己的情形，只有一次是例外，那就是答复近卫文麿声明的那一次，他没有接受我的意见。至于他对我所发表的不合他意的意见，是否表示过不快，我就不知道了。
当蒋委员长于一九四二年二月间携夫人访印度时，他们对甘地和尼赫鲁所领导的反英运动表示了同情。印度的动乱仍在继续发展中，英国政府认为应该加强控制。中国舆论自然支持印度独立。宣传部长王世杰请各报基于政治立场不要发表反英言论。有一段时间舆论界不再谈论印度问题。党政两方人员对王的政策都不以为然，群起反对。有一天，委员长招待我们吃午饭。我一进官邸就发现气氛很紧张。过去委员长都是在饭后才讨论问题。但是那天他却要我们在饭前先聚拢到餐桌四周。我们坐好后他立即宣布：“今天我们来讨论印度问题。”
一位党国元老开始发言，他说：国民党是个革命的政党，多年来一直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他又进一步说：不论结果如何，中国必须支持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继起发言者年龄较长，但地位较次，他谴责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国帝国主义。他略谓：压迫亚洲人民已经成为英国传统的一部分。他主张要对英国采取强硬行动，但是却没有提出行动方法。
第三位发言者谴责宣传部的新闻政策。他说镇压亲印的报纸言论对中国和国民党都是不值得的。这时张群想替王讲几句话，但委员长阻住他。其他人员发言后，我问：是否我可以说几句话？委员长允许我发言。首先我请全体出席人注意一个事实：尽管大家说了很多，但没有一个人提出可行的办法。我认为我们实际能够做到的，才是真正能够帮助印度的。在当时，我们仅仅能充当一个中间人。要充当中间人，中国就不能得罪英印任何一方。任何谴责都或多或少的对于居间调停有损害。我建议宣传部应该让报界自由讨论，但要请他们注意：尽量避免趋于极端。当我发言时，有些出席人认为我是重庆政界最大的傻瓜。我坐下后，会场中一片沉寂。后来委员长结论说：“我们照廷黻的意见做。”
次日，重庆所有的报纸都报导了印度情况。有些报导的尺度不仅超过了宣传部所允许的，而且也超过我所预料的。报界对印度突然的报导，而且内容相同，此一事实使驻重庆的外交记者误认为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反英政策。他们的结论虽然不对，但他们却有报纸为证。当记者们要向他们总社发稿时，我国新闻检查机构只好查扣。当时，我是政府每周记者招待会的发言人。当我到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处长董显光的办公室时，我发现他外表很紧张。他告诉我：外国记者宣布他们要从重庆撤退，因为我们查扣了他们的电稿。当我见到那些记者时，我将在委员长午餐席上的建议的事作个简单说明。中外记者对我的说明都感到很满意。新闻稿的迟发并不影响他们的报纸，但对中国说却有很大好处。当天晚上十点钟，一位中国报纸的编辑电告我：新闻检查人员禁止中国报纸发布外国记者已经被允许拍发的电稿。
人们对政府组织和人事的批评很多。这种批评，在我国也和其他国家一样，只有部分是公正的。我个人认为：尽管政府官员的道德水准应该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准同样的也需要提高。侧身政府的人中存心克尽厥职的，固然远较一般人想像的为多，但政府官员中具有现代眼光的却远较大家想像的为少。
我经常在行政院及各委员会倾听讨论时，忙里偷闲去猜测发言人的思想背景。我很容易猜出他们的教育背景是德国、日本、法国、英国或是美国的。这些老知识分子的通病是想将文字当作事实和政策。如果你告诉他们说这种想法是落伍的，他们就会感到不快。从某个角度看，他们的不快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文字本身就很有名堂。当然，喜欢推敲文字，举世皆然，这是政治推销术中极重要的一部分。不过在中国却滥用了这种习惯。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问题是观念问题，而不是从政者存心如此的。
在这方面，我想引用两段插曲：其中一段是琐碎小事，另一个却相当重要。第一件：在重庆电力非常缺乏。灯光昏暗，但即使昏暗的电灯也是有限制的。在院会中我提议采取日光节约时间，每年四月一日将钟拨快一小时。孔祥熙博士第一个表示反对。他说他从未听过这种办法。他不明白人如何可以任意将时间提前或错后。他说他同意提早办公时间，但他不同意随便将钟拨快。徐堪部长极力支持孔的意见，他谴责我干扰时间，破坏自然。后来，美国人提出了相同的建议，出人意料地又被采纳了。
第二段插曲是有关公文程序的。在前述章节中我曾将中国政府譬喻为宝塔。依法，所有的文件都要由最下一层逐级呈到最上一层，然后再由最上一层退回最下一层。此种处理程序当然是很浪费时间的，同时还产生另外一种弊端：那就是冲淡了每个人的责任感。大家都处理了文件，至于一件工作是否已经做了、做得是否好倒没有人关怀了。他们真正注意的是公文的遣词用字是否得当，缮写字体是否秀丽，印章盖得是否端正。
公文程序困扰我很多年。我晓得这是中国官场传统中主要部分，因此，即使是些许的改革我都小心从事。其实建立一个共同意识从事实际改革并不困难。但是，欲想令人接受却是困难的。草拟改革办法我倒不怕，但是推行起来却是困难的。我像淘金者一样，终于找出一句可以形容公文改革的恰当词句。突然间来了灵感，终于想出来了：“分层负责。”这句话很典雅，而且也其来有自，甚至可以说来自孔子。我将这句话就教于许多朋友，他们都认为不错。后来蒋委员长在一次谈到权责的讲话中也使用了这句话。他可能是自己想出来的，也可能是从我的朋友那儿听来的。他对“分层负责”一词的使用，对我实在是一大鼓励。于是我自己对自己说：现在终于可以将中国的政府机构变成工作单位了。我要为此工作而努力。改革方案最后终于提出院会。院会由孔祥熙主持，议案引起非常激烈的争辩。实际上，等于引起一次政院危机。孔不愿接受这个议案。徐堪支持他。前福建省主席，当时的行政院秘书长陈仪将军公然谴责他们。他的发言虽欠聪明但却热诚，因为他认为孔、徐的反对是不忠于委员长的。他说：他在行政院已经看到过很多类似的事情，对国家领袖的命令和意愿只有口头上的应付。孔、徐二人都痛恨陈的指责。当时改革方案的讨论一变而成为人身的攻击。事情演变的结果，不离中国一般的老套。第三者出面打圆场，最后使所有有关的人都保住了面子。
从表面看，我的计划是被采纳了，但实际上成了具文。这并不全是因为道德上的原因，而是因为人们对此缺乏了解。欲使改革计划顺利推行，还要配以其他方面的改革。首先分层负责需要机关首长先决定他所主持的单位要做些什么工作。然后，必须再将工作固定地分配给各科室。预先筹划政府机关重要工作是很吃力的，这要比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遇事临时应付一下，然后推到其他单位的作法困难得多。第二，如果真正要授权给科室主管的话，即使是相当有限度的授权，他们的人选也要深获上级的信任。于是在人选的物色方面也会较一般情况要小心得多。在过去，即使某一人不称职也没有多大关系，因为他不过是一个“公事必须经过的桌子”。
这种积弊的来源是很久远的。几世纪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耍笔杆，他们肩不能担手不能提。在学校他们学的是绍兴师爷那一套。他们认为：一旦把公文写好，工作就完了。这种积弊大部分还保留到现在。
像中国这样古老的国家应该把聪明用在研究人类心理和实际管理人方面。就私人关系方面说，我认为中国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文化水准。但在公共生活方面，我却不敢说已经达到理想地步。中国的政治领袖当然也知道人类都有追求权力和财富的天性。在过去，有许多皇帝，他们曾利用这种天性得到某种程度的成功。不过，文化的传统似乎使具有野心的人对财富的追求较权力的追求更为热衷。同时，在中国对人的管理一向是依靠道德理想主义的。历代的领袖人物都高唱牺牲精神和无条件忠于长官。此种做法，如果不断予以强调，就人性好的一面说，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成功。但是也有危险和限度。理想主义可能成为空口说白话，也可能被现实的想法所代替。理想主义也可能被当作复古运动的藉口。欲想使理想主义的说法有效，就必须搬出历史上的英雄和圣人来作榜样，但是他们当时行为的动机在我国的历史中又没有正确的记载。过去国民党的作风就是反对揭露中国英雄圣人的短处，他们忘记了，除非我们能揭过去的短，我们就不能更进步，就不能生活得更理想。
中国政治领袖们在建国时很少利用人类好工作的本性。我们都想有机会去做一己的工作，追寻工作圆满完成的满足。当然，政府应该予其工作人员以实质的酬劳。虽然人生不完全是为了面包，但是没有面包他们是不能生存的。为了使人们努力工作，倒也用不着给以过分的诺言。因为国民党要建立一个半社会主义化的国家（我完全赞成），所以就要较过去更努力，去引发人类的工作天性，使他们参加工作。建立一个社会使其中男女在公私生活方面都能够有足够的机会去发展，满足他们工作的天性，是中国政治家们的首务，我敢大胆地说这也是每个国家政治家的主要工作。目前，人类已不再完全追求权力和金钱，因此，文明的进步应该依靠人在工作中的自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