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一九三五）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公开一些关于战争起源的秘密外交文件。凡尔赛条约把整个挑起战祸的责任委之于德国。然而，德国伟大的出版物《大政治报》（Die Grosse Politik ）由许多学养深厚的学者撰稿，除了剖白德皇政府对战争所应负的责任外，还对一九一四年以前的世界外交情形有所说明。德国这种公开秘密文件的举措，使英、法和苏联也起而效尤。透过此种举措，世界历史家在战后十五年内能够写出自普法之战以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正确的世界政治史。在公布资料时，各国政府不仅帮了历史科学很大的忙，而且也启发了世界专家们的意见。
我对这些公开资料极感兴趣，特别是有关远东部分的。在这方面，德国、苏联和法国的资料中有极丰富的材料，英国资料是令人失望的，因为其中没有日俄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关远东的资料。
除了苏联政府公布的文件外，俄国学者们还发行一本名叫《红色档案》（Red Archive ）的刊物，其中有许多关于沙皇政府在远东的外交文件。我曾将它们译成英文在《中国社会政治科学评论》上发表。这些文件虽然替我解决了许多问题，同样的，也引起了许多新问题，而且我对这方面资料的需要越来越殷切。有人告诉我说，在莫斯科苏俄政府成立了中央档案室，把档案公开给世界学者。我找苏俄大使馆接洽，要求赴苏，到中央档案室去研究。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Bogomalov）很兴奋地答复我他绝对尽量替我设法，争取使用资料的许可。他要我详细指明我所需要的资料。我提出一张明细表，其中包括：（1）关于一八五○年缪拉维耶夫（Muraviev）在阿穆尔河（黑龙江）一带的活动资料；（2）关于义纳铁耶夫（Ignatiev）一八六○年在北京的资料；（3）一八七○年至一八八五年有关中亚的各项资料；（4）有关一八八五年至一八九四年朝鲜的资料；（5）一九○○年至一九○一年间有关我国东北的资料。关于我准备赴苏旅行的事，除了鲍格莫洛夫大使外，我还拜晤了好几位他的部下，他们也都对我很有礼貌。暑期来临，我不仅拿到护照，而且也获得对方的许可，我可以接触所有我所需要的资料。
除了苏联的文件外，使我特别感到兴趣的是英国档案处（British Public Record Office）的资料。虽然英国政府对外交函件及使领馆的报告的公布一向是相当自由的，我认为还是有很多的遗漏。最重要的一项遗漏是一八八五至一八九四年英国在朝鲜的外交工作情形。从我所搜集的李鸿章的资料中，我获悉英国在那段期间内曾经支持过李在朝鲜的前进政策。除非我从英国方面得到反证，我认为在朝鲜纷争中大英帝国是和中国携手的。英国政策的目标是阻止苏俄渗入朝鲜。当一八九四年九月中日之战爆发时，英国宣告中立，没有参加对日作战。英国这种摇摆不定的政策，我认为似乎充分说明了李鸿章在他逝世前六年所表现的对沙皇政府盲目而坚定的信任。我想我可以利用英国档案处的资料，花费部分假期时间，彻底研究一下中日之战前十年英国在远东的政策。
一般的说，研究中国近百年的外交关系，在一八八四年以前只需仔细研究中国文书资料就够了。但在一八八四年以后，则需中外资料并重。早期的作者写到一八八五以前的时代，都是按照西方的方法和西方的资料而不涉猎中国的资料。这就是一八八五年以前的时代需要重新研究重新撰写的原因。一八八五年以后的情况稍有不同。在更近的期间中，西方和中国有些新文件出现，有助于历史的编写。
一九三四年六月中旬，学校放假，我急于前往欧洲。但是，我想起了蒋委员长年初在南昌时对我说的话，在我离国前应该先去看他。我不知道他在说话时认真的程度如何，我不想制造一种印象，争取好感，或是为了将来的政治前途与他建立一些关系。我先订了横越西伯利亚的火车票，预计七月中旬动身。大约离平的前五天，我接到蒋委员长的电报，要我再到牯岭去见他。我把车票往后延了一个星期。
当我在牯岭见到蒋委员长时，他想知道我的计划，他要我尽可能把时间用在苏联。他希望我能测探中苏两国合作的可能性。此外，他要我研究苏联的情况。他所用的字眼很笼统，实在说起来，似乎有些不明确。我想他不作明确指示是有理由的。他希望我从事初步了解。如果我进行得顺利，他会采取适当的行动。在当时，如果请他作更明确的指示，我认为是不适当的。但是，由于这件事是很机密的，我认为他似乎应该选一位经验比我更丰富，比我更能获得他信任的人去担任。我告诉他如此重要工作由我来担任一定不会得到实际效果，因为这不是学术研究工作。他立即了解我的困难，他告诉我他会和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联络，此举可令苏联政府获悉他对我的信任。
为了在满洲里车站搭西伯利亚特快车，我要经过日本控制的东北。透过一位朋友的介绍，我告诉日本大使馆我要经过东北去苏联。我没有请求任何优待。沿途日本机关也没有找任何麻烦。
在火车上我遇到威尔·洛泽斯（Will Rogers）及他的太太和两个孩子。我们迅即成为朋友，谈论了各方面问题。洛夫人对苏联人极感兴趣。当她看到穷孩子们在车站时，她就对她先生说：“威尔，把这匣子巧克力打开，给这些孩子们一些。”威尔依言而行。沿途我们看到很多强壮的苏联妇女工作。在较大的车站，火车要彻底洗刷，这些工作完全由妇女担任。洛夫人不明白为什么苏联要他们的女同胞来担任这种吃力的工作。威尔先生突然得到灵感。他随时将他在西伯利亚途中捕捉到的灵感撰成新闻稿发往《纽约时报》。有一天，他的儿子给我看一页他写的稿子，上面写着：“一个中国人了不起。两个中国人平庸。三个中国人没有用。问题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合作。我在车上遇到一个中国人，他很了不起，我要向罗斯福总统推荐他作顾问。”
抵莫斯科的第二天，代理大使吴南如参事告诉我美国大使蒲立德（Willam C. Bullitt）急于要和我谈谈。因为，鲍格莫洛夫已经告诉蒲立德我要在莫斯科停留一段时间。我晓得蒲立德是最先主张美苏建立正常关系的人。早在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时期，他就深获威尔逊总统及劳合·乔治（David Lloya George）的信任，派他到苏联。从那时起他即不断要求美国承认苏联政府。基于他的背景和地位，我想他一定能告诉我很多有关苏联的事物。于是我欣然接受他的约请。
我们首次见面时，蒲立德省却一切客套，立即开门见山说明约我的目的。他对促成中苏进一步友好关系，特别是交通电讯方面的极感兴趣，他主张苏联的中亚细亚、中国的新疆，和四川间应该修一条铁路。我对他的伟大构想感到吃惊。我不知道他何以有此想法，我不晓得从苏联修一条铁路通到中国的大后方，其重要性何在。我的确从无此种想法，我认为在当时（一九三四年秋）其他的人也不会有此想法。我对这一地区的地理环境不太了解，但我告诉他，我认为他的构想的路线山峦太多，筑路非常困难。他令他的随员拿一份地图来，查看一下实际情况。我们发现的确是山地太多。他感到很失望。接着，他又提议开辟另一个交通线，经过蒙古。他提议以库伦为中间站开辟一条空运航线。我告诉他中国与蒙古之间关系非常不融洽，一旦有战争，中国恐怕无法控制。由于蒲立德所提的两项建议我认为似乎均欠实际，因此我认为他是个不着边际的人。
我们会面时，我对蒲立德说我对中苏进一步建立友好关系也非常感兴趣，我急于要先了解情况，为达此一目的，我需要获得苏方的认可。他很高兴，立即要安排在他的大使馆中邀宴苏联外长李维诺夫（Maxim Litvinov）或次长史托莫尼亚可夫（Stomoniakov）。他的话令我很出意料，简直不知所措。我想以他对外交的经验以及对苏联的知识，他一定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方式，另一方面，我晓得苏联愿意和中国直接谈判。中国最令苏联不满的是做美国的保护国或卫星国。我应该坦白向他说明我的看法。因此，我对他的做法很不以为然。
中饭前我与蒲立德先生见面。我越想越担心。吃完饭我即刻去看吴南如，请他去看苏联外交部长。在当时，即使是吴先生，我都不能告诉他我所担任的工作性质。我请他安排我和李维诺夫或是史托莫尼亚可夫直接见面，要他不必过问我和苏联政府所谈的内容。我急需他能抢在蒲立德之前为我安排见面，因为我确认如果直接和苏联当局谈判，不使第三者介入，尤其是美国人介入，可能更顺利。吴先生很好，完全依照我的意思办理。
他安排与我会面的是次长史托莫尼亚可夫。我先问对方，苏联是否希望进一步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史说他的政府早已表示此一愿望，现在的问题是：中国需不需要与苏联进一步建立友好关系的问题。当时我解释说，国民党与苏联之间密切合作了一个短时期后，双方关系破裂。我不想详述这段历史，更不想讨论双方的谁是谁非。我只想知道一件事：苏联是否因为过去的种种而不愿意建立未来的进一步友好关系。史立即回答说：苏联方面认为过去的已经过去。他对过去的一切不愿表示意见，不过他向我保证，苏联的政策是绝对重视现在和未来的。我说，由于我们中国人认为苏联绝不会放弃其既定计划，所以我们也希望苏联政府能同意中国按照其自己的方式发展其政治经济组织。史认为我的话非常坦率。他提醒我说：苏联和法国、土耳其等资本主义国家在外交方面非常友善。“我们苏联，”他说，“从未梦想法国或土耳其会成为共产国家，我们也希望法国和土耳其的朋友不要仅仅为了我们希望和他们建立友好关系就希望我们放弃共产主义。凯末尔有时在土耳其杀共产党人的头。尽管我们对此不以为然，但是你可以看出来，我们和土耳其仍然保持很好的关系。”他继续表示：一旦苏联政府要与中国建立进一步关系的话，那个中国一定是蒋介石统治的中国。会晤结束时他说：“我们是现实主义者，我们希望中国强大、统一，而且必须是蒋介石所统治的中国。”
会面后，我认为初步试探的阶段已经过去。我向蒋委员长提出详细报告，并且建议仔细计划开创将来的局面。蒋委员长复电甚表嘉许。同时我把蒲立德的建议会晤也取消了。当他要安排我们见面时，我告诉他事已过去。对我说，我的政治任务已经完成。我认为我已自由，可以去研究历史和观光了。
我对莫斯科的印象很好。当我看到苏联人民生活很困苦时，我就感到充满了希望和进取的气氛。我看歌剧，欣赏苏联的戏院。我住在萨伏依（Savoy）旅社，那里的生活虽不豪华，但还算过得去，苏联人对我似乎很友善。但其他外国人对苏联的情况反应却是各式各样的。有一天，我在旅馆电梯中遇见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他曾在美、英、德等国家研究图书管理。他发现苏联没有一件事是对的。吃的东西、他室内的沙发、床、旅馆的沐浴设施他都不满意。至于图书管理，他认为苏联图书管理制度简直是笑话。他发现莫斯科的中央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比华盛顿国会图书馆的多一倍，但是工作却只有国会图书馆的一半。我是从西部进苏联的，我发现苏联情况和我想像的差不多。关于苏联印象的好坏，我认为要看一个人从哪个方向进入苏联而定。
在莫斯科我住了三个月，我个人没有受到任何限制，我可以参观许多机构，随便和很多苏联人谈话。很明显的，苏联最高当局正以伟大方法从事许多伟大工作。实际上，工作是参差不齐的。有一次，我去参观一个训练机构，训练人民将来到工厂中去做工。负责人告诉我说苏联大多数的村民从未使用过机械，因此，在他们到工厂前需要给予初步训练。此一想法予我极大兴趣，因为中国农民同样地也不善用机械。训练机构很大，工作也很繁杂。首先是训练农民们使用铁锤。他们告诉我说普通苏联农民在用右手持铁锤锤击钉子时，都不敢用左手拿钉子，怕锤到手。他们已经设计出一套办法来克服这种心理恐惧。其中包括在钉子上加个把手。第一支钉子上加上十寸长的把手，第二支钉子上加上九寸把手，第三支钉子上加上八寸把手。一旦农民被训练得能够正确地锤在钉子头上，就可以去掉钉子上的把手。我看见钉子上配着尺寸不同的把手。由于这种方法很妙，使我禁不住大笑。任何一国的人，在习惯用手工作之后，而不敢用手去握一根钉子，实在令人难以想象。我虽然不敢说对苏联农民有特别了解，但我了解我国农民使用铁锤锤钉子的事并不稀奇，而且也不会恐惧。我认为这种训练方法一定是一个幼稚的共产党工人受了马克思教条的宣传的杰作。这是阶级意识的笑话。我想中、苏两国都有很多这样的理论家。
我和苏联历史学家谈过很多次。他们告诉我史达林对各校所用的历史教科书不满意。他抱怨书中没有内容。年轻的一代，用这种书训练，要他们明了每件事都是资本家压迫工人。为什么拿破仑要进攻俄国？是法国资本家为了要利用俄国的工人，才促使拿破仑进攻的。蒙古人为什么要进攻俄国？是因为蒙古资本家要寻找原料、市场和劳工。罗马人为什么要压迫犹太人？是因为罗马资本家的工厂想要利用犹太的工人。历史课程经过如此的教条式的编写，使俄国年轻人对彼得大帝和凯塞琳大帝的成就毫无所知。他们不知道此一横跨欧亚两洲的大国是什么时候、如何建立的。他们告诉我说史达林对空谈已经感到不耐烦，但是历史家仍然不敢写出有内容的历史。最后，他们设法要历史学家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思去写教科书的内容，由共产党委派理论专家去写绪言和结论。当时我们中国也在修订教科书。因为我们书中宣传的程度不像苏联，所以揭穿事实真象也比较容易。苏联历史学家所遭遇的困难使我很感兴趣，我一直注意苏联新历史课本的编写。若干年后我看到一本。我发现这本书是按新方法写的。其中有些章节很平常，和任何国家的历史教科书一样。绪言和结论是共产党的教条和阐明列宁、史达林对苏联人民伟大的贡献。第一章叙述的是历史哲学，最后一章摘要叙述布尔塞维克革命历史。自然，史达林所扮演的角色和列宁一样重要。托洛茨基甚至提都没提一下。如果我是当时的俄国人，我可能会追随史达林而不追随托洛茨基。我认为史达林比较实际。但是要全世界人相信托洛茨基对革命没有贡献，一切革命事业都是列宁和史达林干的，实在是一片谎言。
在莫斯科有些共产党人向我表示他们希望中国苏维埃化。他们说话时的神情好似中国已经充分具备了苏维埃化的条件。我知道中国共产党在江西某些地区已经搞过苏维埃制度。为了使这些苏联人知道中国的真正情况，我坦白告诉他们：只有用显微镜才能找到中国苏维埃化的条件。他们认为我若非无知就是替国民党宣传。
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我会晤了许多苏联的中国通。他们一致谴责那些阻止对日作战的中国人，说他们是汉奸，赞扬主张作战的人，认为他们是爱国分子。我告诉他们我比他们更信仰马克思，因为我同意马克思的说法：爱国主义和战争是资本主义的产物。
当时苏联学者正忙于虚构一套理论，证明只有工人是爱他们祖国的，资本家、地主和商人都是汉奸。苏联学者自诩他们通晓中国历史，他们认为整个中国历史都说明了地主如何破坏反抗外国人入侵的战争。
例如有一天下午，苏联汉学家约我出席他们的圆桌会议，讨论问题。出席者有一位名叫米夫（Mif）的绅士。我认为他有波斯血统。但他却加入了苏联共产党。他以伟大的中国历史学者自况。他曾写过一本有关中国十七世纪革命的书，指出在那时的革命中，有一位中国将军，他是地主成分，曾向满洲人请求军事援助。这就是满洲人入主中原建立一个新王朝的原因。中国农民曾经反抗过满人的入侵。根据这段故事，那位先生建立了他的理论基础：中国农民是爱国的，所有的地主都是汉奸。这真是滑稽到极点。
尽管苏联对战争和帝国主义时时能创造出各种理论，但我们知道直到一九三四年所有的苏联人仍以莫斯科和彼得大帝所建立的帝国为荣。史达林统治下的苏联仍然和大彼得脱离不了关系。在列宁格勒观光几天后，我在游客簿上写了以下的话：“史达林是大彼得的继承人。”导游小姐读了我写的话时感到非常吃惊。她恳求我把内容改一下。她说除非我改一下，否则她一定会有麻烦。我告诉她，上面有我的签名，一切责任由我负。两年后，我发现苏联对大彼得有一种新的礼赞。小说、戏剧和电影一致赞美歌颂大彼得。我必须要说明，在我写那句话时我很少考虑到大彼得的武功，我比较重视的是他使俄国和俄国人进步的决心。
我有好几次到教堂去，要亲自看看苏联人对共产党反宗教运动的反应如何。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较大的教堂已经被关闭或改作其他用途了；但偏僻地方的小教堂仍然有人去做礼拜。做礼拜的人女多于男，老多于少。但我也看到有少数人的年龄是在二三十岁之间的。更令我惊异的是这些上教堂的人的热诚和信仰的程度。
当然，我急于要了解的是共产党革命后使苏联人民在生活方面与过去有什么不同。我所得到的答案很不一致。有些人说革命后人民的生活不论城乡已经大大改善了。另一批人告诉我，人民生活情况比过去还不如。我的问题本来是个难题。外国观察家很容易失掉重点。例如：大部分美国游客会说，因为苏联人生活情况比美国相差很多，所以苏联革命一定是失败的。这种比较可以说完全没有把握住重点。我们不应该用两个国家来作比较。我认为我们应该比较一下革命前与革命后苏联工农阶级生活的好坏。应该比较苏联两个时代的发展，而不应该用苏联与其他国家相比较。我一直都是依照上述原则去找答案的，但是没有结果。
我到外面游览了好多次，一方面是因为我对苏联有兴趣，一方面是要打发时间。虽然离平时我得到苏联大使馆保证，可以接触我所提出的表列历史资料，但我发现当我抵莫斯科时，那里简直没有人知道这回事。我只有再查问，结果苏联外交部在一位股长的抽屉里找到我的资料表。他告诉我：他即刻将我的表送到中央档案处，以后我可以直接找中央档案处接头。中央档案处的人最初回答我说，他们还没有收到明细表；后来，又说我所指定的资料分散在各处，集中需要时间；再后，又说资料找不到。我等了两个月，对方才给我一些外交礼仪方面的资料，如中国高级官员的名片、贺年片、备忘录一类的东西，毫无价值。
一九○○年俄军占领沈阳时，曾从沈阳掠走一批满文资料，我和袁同礼对这批资料非常有兴趣。当加拉罕一九二○年任驻华大使时，他曾致力中俄进一步友好工作，当时他曾答应北平中国学者把该批资料还给中国。但是是项允诺一直没有兑现。我们知道那批资料存在圣巴锡尔（St. Basil）教堂对面红场历史博物馆中。我们很希望收回那批资料，但是得不到圆满答复。
当我搭车赴法国时，一位美国朋友介绍我认识一位美国工业界大亨，他是到苏联观光的，和我同车。车在苏联境内时，他一直说：“多美妙的国家，多美妙的国家。”迨我们到了波兰境内，那位美国人说：“该死的，我真不该来，我们去喝杯咖啡吧。”
我在美国念书时，就获悉许多有关德国的事。两次世界大战中间的时期，德国商人、学者、传教士和外交人员在中国未受治外法权和租界的保护。因此对中德之间的友谊很有助益。住在中国的几位德国朋友他们优良的性格和态度，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我急于亲自到德国看个究竟。
德国城市和乡村既清洁又有秩序，这是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见到过的。整个国家井井有条。车上和旅馆服务人员礼貌周到，服务热心。
当我抵柏林时，纳粹官员们盛情欢迎我，对我非常客气。何以对我如此，我不知道。是把我当作一个受欢迎的人物吗？是因为我在中国有影响力吗？抑或是他们知道我和蒋委员长有些私人关系呢？不管是什么原因，他们的确使我停留在德国的三个月感到非常愉快。
一九三四年冬至一九三五年，我似乎在德国感到相当自由。我可以在任何报摊上买到伦敦、巴黎发行的书刊，只有左倾的《工人日报》（Daily Worker ）和《人道报》（Humanite ）二者例外。我接触了很多年轻的纳粹工人，虽然他们对希特勒热诚，但对我以开玩笑口吻的谈话仍然很愿意听。他们也时常为他们自己种种放声大笑。在柏林有一个中德文化协会。其中有一位秘书是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不知是谁把他介绍给我的，当我在德期间由他担任向导。虽然他表示忠于希特勒和纳粹，但他也承认他们犯了很多错误，并且对将来也表示有隐忧。如果他是受命向我宣传纳粹思想的话，他的确是很称职的。
我听过一次有关中国的演讲，演讲人傅朗克（Otto Franke）是一位杰出的德国汉学家，若干年前，曾在汉口任两湖总督张之洞的顾问。傅朗克当时任柏林大学名誉教授。他演讲的第一个重点是介绍秦统一中国以前四百年间中国伟大的思想家。他认为中国当时的文化足可媲美希腊柏里克里斯（Pericles）时代。第二个重点是向听众说明秦国统一及控制中国的措施，如焚书坑儒等等。最后他说中国在秦以后可以说成了文化沙漠。我的翻译人员把这些重点小声讲给我听。我感到他实在是脸皮厚到极点，强不知以为知。柏林大学听众对他的演讲却很欣赏。
我曾应约到出版协会演讲。朋友们警告我，如果我要用英语，一定会使希特勒治下的德国人感到不快。但我不能用德语。如果用国语再译成德语我认为太浪费时间。我决心用英语冒一下险。演讲时，我一开始就说，如果我用德语演讲，你们听了可能认为我是说印度斯坦语；为了避免误解，我还是用英语。室中听众反应得很好，顺利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演讲的内容着重于中国的政经问题。最后我想阐述一下中国未来在政经方面所遵循的途径。简言之，我认为中国经济应该采取混合制度。某些企业应该由政府经营，其他的开放民营。政治方面，我告诉德国人说，中国可以，而且一定会再成为一个伟大国家，在国际上具有崇高的地位，但是并不想建立一个大帝国。在悠久的中国历史过程中，中国曾经作过许多种尝试，包括建立大帝国。但中国诗人对于唐代的开疆辟土、丰功伟业并不歌颂，反而有许多惨痛的描述。我们中国人对建立大帝国的确有丰富的经验，但却坚定认为建立帝国或是占领其他人的土地是人类的谬想。我的讲词译成德文并且印刷出来。据朋友们告诉我，传布很广。
戈林（Herman Goering）当时正推行他的四年经济发展计划，目标是战时能自给自足。年轻的纳粹分子在我观光时一直陪着我，他时常问我对四年计划的看法如何，我对是项计划认识不够，无法判断，但我告诉他们如果德国想要建立一条经济长城，将是一种自杀行为。同行的纳粹分子有些点头称是。
希特勒曾发起一个鼓励生育的运动。有一天我和八名纳粹在一起讨论，讨论中曾谈及控制生育问题。我告诉他们我认为中国绝对应该控制生育，至于德国控制生育与否，自然是德国人的事。但是，如果德国政府尽力鼓励生育，则其为德国人民要求更大的生存空间就更没有理由了。接着，我又问在座的每个人有几个孩子。他们每个人有三个。我自己已有四个。很明显，他们和我一样都没有彻底实行我的意见。
德国取悦于日本已经很久了。当我在柏林时，我在一家电影院看过一部名叫《今日日本》的电影片。那是一部由纳粹协助拍成的日本宣传片。谈到德国与中日关系的问题，德国人的意见非常分歧。主张亲中国的人是从经济方面着眼，主张亲日的人是着重于政治。我对我的德国朋友们说：就德国说中日友谊是不能同时并存的。少数和我接近的人表示悲观，其他的人干脆避开这个问题不谈。
当我在德时，前德国驻非总督及驻日大使苏尔夫（Solf）博士在《柏林人日报》（Berliner Tagebalatt ）上发表一篇文章，为日本占领我国东北作辩护。中国驻德公使向德国外交部提出抗议，旅居柏林的中国侨民也表示抗议。德国的中国朋友极感为难。最后希望我写一篇反驳的文章，编者答应在苏尔夫文章同一版面刊登。惟一的条件是要我不能攻击苏博士本人。此一事件即在各言其是的情形下解决。
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约见我。我们谈了二十分钟。谈话中他向我介绍希特勒治下德国将在德国及全世界推行的文化理想。他的话像机关枪一样扫过来。戈培尔在德国人中可能是一位伟大宣传家，但谈到文化，我认为他很幼稚。
我也见过鲁森柏（Herr Alfred Rosenbery），他被誉为纳粹伟大的思想家。他谈到他的著作《二十世纪的传奇》（The Myth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这本书在柏林所有的书店中永久陈列着。我曾看过，但是含意太深，文法太难，它给我的印象如此而已。
在我和德国一般纳粹分子接触时，我发现很多善良而通情达理的人。当我见到地位较高的纳粹分子时，我又发现他们不近人情，非德国化。一九三四年冬至一九三五年，我所遇见的德国人都恐惧战争，渴望和平。希特勒最后如何将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转变成一个战争狂的国家，我一直未能找出他所用的方法。我记得有一夜我在柏林大学一位教授家中，有一段时间他离开客厅去接电话，我只好和他的太太谈天。我偶然问她，是不是德国人认为又要打世界大战了。她说她无法回答，同时反问我其他国家人如何想法。我告诉她：各国人民都渴望和平，但国与国间却有严重的冲突。我认为未来的一切是很难说的。我说这些话本是不经心的，目的不过是使谈话不要中断而已，但她却泪洒胸襟了。迨教授回来见他太太正在哭泣，令我很感尴尬。那位好心肠主妇说我对她说可能又要打世界大战了。教授并未表示反对，仅仅安慰他的太太说不会打仗而已。
纳粹党本身当时正忙于办冬令救济。他们正从事一项劝募寒衣运动。我到一处分发旧衣服中心去参观。劝募到的旧衣服经过清洗、修补、熨烫，再按尺寸分类挂起来。主事者先替请领人量好尺寸，然后拿一套给他试。申请人也可以用粉笔记下他所需要的衣服种类，然后领一张单子，等以后有了再去凭单领取。
我在纳粹为贫民办的廉价餐厅中吃过一次饭。他们给我一道胡椒洋山芋烧肉（不是猪肉、牛肉，也不是羊肉），量非常多。餐厅负责人是一个女的，她走到我的桌前，告诉我说，她从报纸上获悉有个猎队回柏林，带回很多猎到的野生动物，她请他们捐些野味给餐厅，他们答应了，于是她就烧给顾客吃。我认为她实在是一位忠于职守的人。厅内整理得非常清洁而有秩序。
在菠茨坦（Potsdam）附近我看过一所供工人食宿的劳工营，其中工人都是从其他地方来的青年，在柏林挖掘水沟。其中一位青年对我说，他以前是银行的书记，已经失业一段时间。自从到营中当工人，生活正常，吃的好，终日与其他青年为伍，努力工作，使他的生活又有了新希望。我看到青年们工作。他们工具很优良，并有人担任技术指导。他们告诉我，柏林市政府早就计划开那条水沟，但因没有经费，所以一延再延。我和劳工营的负责人坐下来谈，问他水沟计划的财务方面问题。很明显，纳粹为了使劳工营保持舒适及效率实在所费不赀。
若干年后当我从政时，蒋委员长交给我一份呈文，上呈文的人也到过菠茨坦那座劳工营。呈文中说，中国也应该仿照德国成立类似的劳工组织，容纳那些穿长衫、失业的善良青年。我请上呈文的人到我办公室一谈，我发现他虽深受菠茨坦劳工营工作的影响，但他并未想到经费问题。后来，有人计划实行一项志愿体力劳动计划，对象是部分穿长衫的人。但，仍然没有提出具体办法。该计划中没有提到技术指导，没有适当经费，没有合用的工具。结果是挫了工作人员、政府和社会的锐气。
一九三四年间，德国大力推行“寓健康于快乐”运动（Strength through joy）。这是由纳粹领导分子策划藉以保持士气的一种运动。他们对此运动进行得极为彻底有效，一如作战和作工。政府和党分发了廉价的戏票要人们去看戏，组织许多远足队请人们去远足，举行运动会要大家来参加。此外，纳粹党又对工作特别优异的工人酬以假日旅行，要他们到避暑胜地或公海旅行。一天，几个纳粹工人带我到一座啤酒厂，然后又去一座香烟厂。纳粹官员在这批工人中要选出两名去游亚述尔群岛。他告诉我当选所需的条件很多，如服务期间的长短、家庭人口的多少、工作成绩的优劣等等。最重要的是外表长的要像北欧人，因为，每个到国外去的工人一定要能代表德国的种族。在香烟厂，纳粹党负责人选了一名女孩子，然后要我去选另一个。他们说他们要看看我能否看出北欧人的特点。他们对我选的人似乎还满意。当然，“寓健康于快乐”运动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一项聪明办法。德国人，由于他们大多数心理天真，所以也不掩饰他们的真正动机。但，实际上这是很好的。在中国，父母、老师以及官方均认为所有的游乐都是无益的，因此都戴上一层严肃的假面具。而事实上人们不是背地为非作歹，就是为贫穷紧张所苦。
当我在德国时，曾物色愿意来中国任教的杰出学者。布尔塞维克革命后，部分俄国科学家流落到外国。许多国家，尤其是美国因此获益不少。在德国，希特勒也使许多知识分子，尤其是犹太籍知识分子的生活感到不舒服。倭铿（Hermann Ouckeu）是国际著名的历史学家，在我游德国时已被迫从柏林大学退休。虽然外国学者认为他的著作太国家主义化，但希特勒政府却认为太自由。在此情形下，我想我能为清华延揽到一批德国优秀学者。结果我失望了，因为我所要请的人，已经为英、美、加、法等国捷足先登抢先聘定了。
后来，我还是约到一位杰出的年轻犹太人，他曾在伦敦和巴黎任职于《柏林人日报》，他的双亲在文化界极负盛名。这位年轻人后来到清华教德文。他的太太是亚利安族，因为嫁给他被认为搞混血统背叛种族。她欲想来中国非常困难。我有幸能帮她的忙。我和中国驻柏林公使商量，他答应帮忙。后来，她终于如愿以偿拿到护照来到中国。
另外我又与德国大学签订一项交换学生协定。根据是项协定清华与德国大学每年可以交换两名学生。我回国的第二年，两名漂亮而年轻的德国学生出现在清华校园，他们在清华学工。我很惊讶，德国人居然到中国来学工。他们到清华不久，就去看我约来的那位犹太人，用非正式的口吻威胁他，要他辞职。我那位犹太朋友把经过告诉我。我立刻请工学院长告诉那两名德国学生，纳粹对种族歧视的教条在中国是不适用的。如果说有人要离开清华，绝不是犹太人，而是那些具有种族歧视的人。此一警告很有力量，以后一直未再发生问题。这两个年轻人到清华的真正目的并非是想学工，而是想要知道当时中国所需要的机器。他们是替德国机械制造商搜集情报的。
关于这方面我愿叙述一下清华的日本学生。他们在清华读书也有一个特殊目的。其中有一个选我中国外交史课的。正巧该课前段所授的完全是中国与西方国家间的外交关系，他们天天听广东通商、鸦片战争、早期的各种条约、英法联军等等，没有听到一点有关日本的东西，非常失望。两个月后，这两个年轻日本人就不再来上课了。他俩与那两个德国学生一样，是到清华来搜集情报的。他们想要知道有关中日外交关系的授课内容。
我于一九三五年三月初赴英。最初的目标是研究及摘录未公布的有关中国资料，特别是一八八五年至一八九五年间。资料主管当局所能予我的方便都给我了。不幸，英国外交部的资料仅仅公开到一八八五年。我希望把公开的期限展延到一八九五年。好几位英国历史学家都帮我忙，但一切努力均归失败。因为一八八五年以前有些未公开的资料也相当重要，所以我每天都在国家档案室（Public Record Office）花掉好几小时抄录及拍照资料。我替清华图书馆共复制了大约三百份文书资料。后来，因为怕战争爆发，我把这些英国资料连同我为清华购买的其他历史文献一并送往汉口去保存。迨战争真的爆发时，学校当局又把这些资料运到距重庆约十五里的北碚。很不幸，正好被一颗日本炸弹炸中，化为乌有了。
我会晤过的英国学者有韦伯斯特（C. K. Webster）教授、泰奈（R. H. Tawney）教授和鲍威尔（Eileen E. Power）教授，他们早年都到清华访问过。泰奈教授是来从事一项社会经济调查。当他在中国调查工作将完成时，我们请他到中国社会政治科学学会来演讲。我曾读过他许多关于欧洲经济史的著作，他的思想很接近费边主义。在他演讲前，我私底下对自己说，大概他要替多病的中国开一张费边主义的药方了。但在他演讲时，却根本未提到费边主义，也未赞扬英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泰奈教授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不但新颖而且毫无偏见。我一直认为他的著作《中国土地与劳工》（Land and Labour in China ）对那时中国社会经济问题而言是一本了不起的著述。书中除了许多其他的宝贵意见外，他建议中国政府首先应该建立一个行政有效的中心区。我从他的书中撷取这种观念，尽量在《独立评论》及与中国政界人士谈话时予以阐扬。我同时想将全书译成中文。迨我到英国时，我当然想再见到他了。
在韦伯斯特教授来到中国参加太平洋学会之前，他过去在哈佛、伦敦大学的学生以及和他在会议中相识的中国人就对我热烈推崇他的人格和学识。我发现这些事先义务宣传者的宣传，对他来说，可以说一点都不过火。在清华我为他安排的宴会上，我们彼此之间就好像多年老友似的。他离开后，所有中国客人都说：“他不是英国人，他是道地的美国人。”英国朋友们一旦听到这句话可能会感到不快。事实上他一点都不拘泥。他坦白扼要地表达他的意见，绝没有英国人那种吞吞吐吐的矜持习惯。和许多到中国访问的英国人在一起本是很麻烦的，他们往往令我们感到他们不是普通人。当我在伦敦时，韦伯斯特教授约我到伦敦大学和占丹公司（Cloatham House）去演讲。在占丹公司演讲时，我对中国统一以及蒋委员长的地位略抒己见。我讲得不太好，但是当时担任主席的韦伯斯特教授却将我四十分钟的演讲做了一个扼要的总结，费时仅五分钟，使听众完全明白我的意思。我对他非常感激。
鲍威尔小姐在北平住过好几个月。她的学识及为人都深获我心。从任何方面看她都是一位典型的新知识分子。我班上的女生都发誓要作个中国的鲍威尔。在伦敦时，我发现她的英国朋友也和中国人一样，都喜欢她。
在短暂的留英时期中，有一项重大的收获，那就是会见汤恩比（Arnold J. Toynbee）教授。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他每年印发一份记录、分析世界大事的资料（《国际事务调查》——译者）。他的语文造诣和观察力都很出众，对我来说，他简直就是阿克吞（Lord Acton）第二。他的学识的确渊博。但，一个人从事这样广泛的调查工作，自然在极细微的地方，也难免有疏漏的地方。详读汤恩比的著述，特别注意其中关于中国及远东部分，我发现不仅事实正确，而且了解的也极深刻。我是在鲍威尔小姐的宴会中遇见他的。大家都谈论他的不朽之作《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 ）。该书证明他对各期历史均甚熟稔，正如《国际事务调查》能证明他对当代各国有充分的了解一样。他的智慧实在是英国和二十世纪的一项光荣。
我首次访英是在一九三五年春。起初我讨厌伦敦。伦敦多雾多烟，令人感到不快。我也不喜欢伦敦人。他们单调而古板。我想用针戳戳他们，看看他们是不是有血。我对住过的几家旅馆也讨厌。房子古老，取暖设备不足，窗子噼拍乱响。我认为伦敦最好是遭一场大火，烧它个片瓦无存，重新来过。迨停留数周后，我渐渐对某些事物发生好感，我认为我已经变成伦敦的一部分，伦敦也成了我的一部分。所有行动困难和旅馆内的不方便感觉，都一扫而空。
我对英国的经验和对福建铁观音茶的经验完全一样。有一次，朋友送给我一小盒铁观音，并且讲了许多铁观音的好处，说那盒铁观音是珍品。他又教给我怎样泡、如何喝。我急于要尝一下。当我把它泡给朋友们喝的时候，我想一定会博得赞赏，但是初尝起来，不仅感到稀松平常而且还略带苦味。于是只好不去理它，转换话题和朋友们去谈别的。但当我谈话时，我的朋友们有的说：“嗯，这种茶并不坏。”有的说：“嘿，这种茶味道很醇。”不久，大家都要求再泡一杯。我发现中国人到英国后的印象也与喝铁观音一样，开始时，很失望，渐渐的，有点喜欢，最后就热爱它了。
我到过伦敦郊外许多地方。其中之一是牛津，那儿的古代遗风和我家乡的一样，但也无碍于现代的生活。我们中国人无法避免新旧两个极端。有时候人们认为我们先人思想已经完全成熟，因此，我们现在这一代用不到多批评。有时人们认为现在什么都不对劲，这完全是过去人们思想行动错误所造成的。过去是一条束缚的铁链，我们必须把它挣脱。但英国人与我们不同，他们知道如何嘲笑伟大的过去，同时也知道如何珍视过去。
我也游览过梅洛斯大教堂（Melrose Abbey）。这所要倾倒的大教堂外貌较直立完好的教堂还美。有一件事最令我感到困惑，我不明白何以英美人不注意教堂内外气氛的不调和。很明显的，他们完全漠视了这种不调和。他们礼拜日去到教堂作礼拜，平时做事。两者在他们精神中没有任何抵触。人类的精神本来是超时间的。就精神方面说原子时代的人和石器时代的人实质上是一样的。因此，即使是古老的西伯利亚黄教也能给现代的保皇党、董事长或是好莱坞明星做某些宗教仪式。
我在苏格兰附近一家旅社住了一夜，我发现那里的客人大部分均为上了年纪的女人。晚餐后，我和同伴王博士到休息室去看报。有好几位妇女在那儿吃咖啡，悄悄谈话。天正下雨，否则我们一定出去了。过了一会儿，我开始与她们攀谈，其中有一位提出一个问题：“中国老祖母整天做什么？”我说我的祖母已经超过八十高龄，她仍继续管教她的儿子、媳妇、孙子、孙女，我又进一步描述我的古老家庭中的和谐。“好啊，”其中一位老妇人说，“这样的确好极了，我们的孩子都不要和我们住在一起，即使我们免费供应他们膳宿他们都不干。我们对于孙辈最多不过有时抱一抱而已。你瞧，这座旅馆就是我们老年人的家。”
九月间，我回到清华，替《独立评论》写了一些稿子。我指出现时世界中意识形态的冲突的可怕情形。共党及纳粹的极权主义思想对我似乎太积极，相反的，自由主义又太松懈。有一段时间，似乎全世界都倾向自由主义。十九世纪中，法国竭力反对君主政治的复活及教会统治。哈普斯堡皇室（Hapsburgs）及德国霍亨索伦王室（Hohenzollerns）治下的国家，尽管不愿意，也都采行了某种宪法，这种宪法在一八八○年一定会受到咒诅。但到了二十世纪，顽固的独裁政权，如沙皇的俄国、土耳其帝国、日本帝国和满清帝国都在新领导者领导之下尽量设法步大西洋沿岸人们的后尘。迨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人们突然认为自由主义是一个卑鄙的陷阱。苏联竖立一个新的典型。不过，我向《独立评论》读者保证，尽管自由主义推行困难，有些地方不合时宜，但是最后胜利还是属于它的。
我在文章中也唤起人们要注意苏联与纳粹德国间的相似性。我认为它们相似之处较它们不同的地方更值得我们注意。尤有进者，我相信：虽然史达林羡慕德国科技的进步，但希特勒也一定羡慕史达林控制方法的成功。主要的，我是告诉《独立评论》读者要他们知道希特勒是想要用共产党的策略去反对共产主义。希特勒可能遭遇的困难是他自己不能够有节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