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三——一九二九）
北平
我在南开教了六年半书，在此期间，我经常到北平去。北平当时予我的印象很难捉摸。因为印象很混杂。
北平，当我第一眼看到时，就不禁对自己惊呼：“北平真能代表中国伟大的过去。北平证明中国过去是伟大的，看到北平使我感到生为中国人实在值得骄傲。”北平的壮观是不待言的：城门、城墙、宫殿、笔直的大街，样样都说明它的伟大。从街道和外貌看，北平是和谐、平衡、相称和正直。就砖、石、木材所能具体表现的文明而言，北平可以说是具体的表现了所有的中国文明。
在经过前门时，我的同室朋友，也是我第一次赴平时招待我的居停主人李先生，敲敲我的腿说：“每个初到北平的人都应该在前门楼子前叩头。”诚如他所说的，我不仅愿意在前门楼子前叩头，几乎在北平每座有纪念性的建筑物前我都愿意叩头。样样东西都令我感到新奇满足。
但，过了两三天，另外一种感觉突然发生了。北平拉长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间的距离。不错，北平是伟大庄严的，但这是天子特有的伟大庄严。北平是皇帝所在地，言外之意，国家就是皇帝的私产。北平的天坛就说明天子君父的特性。在人类发展的特殊过程中天坛代表奉祀，天坛发挥了多方面作用——技术的、政治的和宗教的。但是今天每个中国人都不禁要问：北平所代表的文明是否能够保存？是否应该保存？
西方文学家描写中国、谈论中国，就好像埃及学家描写、谈论埃及一样。西方陈列馆展览从龙门、云冈各地弄来的佛像和佛像头颅。全世界似乎都认为中国的过去是过去，现在的中国文明是一种陈列馆和图书馆的文明。我们中国人是否应该把北平城当作一个大陈列馆、大展览室以供中外旅行者参观？或是当作学者研究的安静处所？中国在建筑方面的发展路线是否应该按照北平的形式继续发展下去？或是改采新的科学方式？建筑北平协和医学院、燕京大学以及国立北平图书馆的一批人认为他们可以按照原来的发展路线发展下去。只需略加更改即可。所以协和、燕大和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建筑是中国宫殿式的。另一方面，建筑北大、北京大饭店、六国大饭店的一批人无视于北平的历史，他们认为应该采用西方的直线型。因此北大、北京大饭店、六国大饭店的房子就和他们在天津、上海所建筑的一样是直线型的。我首次抵平所引起的问题没有人能够给我回答。历史，只有历史能够解答这个问题。
由于皇帝地位崇高而庄严，人民地位就要低下而谦卑。人到北平，上述两种情形都可以见到。北平的土著，具有任何地方人所没有的谦恭态度。他们处事谦恭、客气。无论是拉黄包车的、卖面的、卖馒头的、卖烧饼的……无不如此。由于宫廷对于艺术和手艺或真或假的了解，谦恭的北平人不仅繁荣了他们的小生意，而且，在各方面，也提供了一般的生活艺术。对那些认为生活就是享受的人说，北平实在是个好地方。但对那些认为生活就是要建设工厂，改善国家，救全世界的人说，北平实在不是个理想城市，至少一九二○年我所见到的北平是如此的。
在北平，前代帝王贵胄的财富，依稀还可从其所留下的纪念建筑中看到，在其他方面则甚少能够看出了。有闲阶级不仅藏起他们的财富，甚至他们的嗜好、特殊技能和知识也不愿为人所知。你要从高耸的院墙偷看进去，才能见到院内可爱的景色，你要和对方聊上几个小时，才会发现他是某一方面的行家。
某次，一位学者和地方人士请我吃晚饭，早到的人坐下来吃茶、磕瓜子，谈论各种题材，包括天气、满洲溜冰方法及元代的北京城。我根据西方观念衡量，真不晓得为什么他们一直不开饭。后来，一个年纪相当大貌似小商人的人走进来，他头不梳，穿一件黑色缎马褂，上面沾满尘土和油垢，黑色棉袄外面罩一件蓝色大衫，下摆拖到地下足有一寸多长。我很不屑他的外貌和举止。他抵达不久，开饭了。我因为饿，尽量吃东西不暇他顾。几道菜过后，我突然发觉那个“小商人”正讲古罗马城的纪念门。他指出希腊的纪念门和罗马的有什么不同。接着，他又突然把话题转到明陵上，然后又谈到西安。后来，谈话内容转到音乐，“小商人”认为最好的歌剧院是米兰的斯卡拉（La Scala）歌剧院。后来，他又告诉我们孔庙的乐器如何演奏，何以中国音乐单调而忧伤。无疑地他是一位古迹、名胜、音乐、戏剧……的名家。事后我问主人他是谁？主人告诉我他就是清代名臣曾国藩的孙子。
十年以后，我和几个学生在英国北部度假，遇到葛累（Grey）大夫，义和团举事时期他正在中国，在北平担任英国公使馆医生。我将那天吃饭的情形告诉他，他讲给我另一段有趣的故事。有一天，他正骑驴到哈德门街，一辆黄包车从巷子里冲出来，惊了他的驴子，几乎没有把他摔下来。他很生气，挥拳就打那个拉黄包车的。这时，乘客举手拦阻说：“你不能这样。”对方说一口流利的牛津腔英语，使他大吃一惊。葛累抬眼端详一下对方。另一件使他吃惊的是对方衣衫褴褛，貌似落魄之徒。经过询问，他才知道那位乘客是曾国藩的后人，正是我在朋友家晚餐席上遇到的那位“小商人”。他们很快成了朋友。经过葛累的介绍，曾居然成为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Sir John Jordan）爵士的莫逆，朱尔典靠他才能把北平历史、艺术和光荣的过去解释给赴平的英国人。
对我个人说，北平还有一个吸引我的地方：故宫博物院有数以吨计的历史文献，大部分都是清代资料，也有明代的。北平城中许多老家庭的后人，满人和汉人，常把他们先人的各种手稿廉价出售。每次到故宫博物院都会有新的发现。如果你对近三百年中国史有兴趣，欲想知道一些以前学者所不知道的事，并不困难。在这方面，正如在其他方面一样，很容易使人成名。
西安
当年在中国国内旅行是很困难的，不仅因为交通工具慢、不方便、太贵，而且萑苻不靖，盗匪横行。
当时刘镇华将军任陕西省长，在西安创办西北大学。刘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他本人对高等教育有极大兴趣，一方面是他欲藉办学校博取开明进步之名。一九二五年春，他派代表至平津，聘请著名学者暑期到该校演讲。此举极为聪明，对一所新成立的学校极有用处。我想到西安及其附近各地游历，因为西安是历史名城，汉唐两代建都于此。与我同行的尚有其他十六名学者，在省长卫兵护卫下，从北平搭车至郑州。从郑州转车到陕州（河南陕县），陕州当时是陇海路西部的终点。在陕州我们改搭两条帆船溯黄河而上，黄河伟大的景色朗然入目，令我感到兴奋。我希望亲眼看看这条所谓“中国之患”的大河的自然风貌。我们逆风逆流而上。每条船上有几名船夫。他们都是脚踩河底，因为当时水深不及三尺。尽管他们努力拖拉，头一天我们仅走了五里多路。到一个县府所在地，省长侍卫请当地县长每船再增派八名船夫。河流湍急，事实上，那是一条小的急流，水从大岩石和小石子上流过。有些地方，泥很深，几乎可以说是一片泥浆。沿岸的村落和居民贫穷得几乎无法形容。我实在想不到中国会有那么穷的人，他们竟然赤身露体穿不上裤子。河南岸，属于河南省的地界，是一片不毛之地。北岸属于山西，常常可以看到绿树。我们希望船夫把船停在北岸，如此，我们可以看看山西。但，船夫告诉我们山西省长阎锡山，不准非山西的船只接近他的势力范围。一九二五年，中国显然又回到了战国的割据时代。
从陕州到潼关是六十里，要走四天五夜。潼关是一个战略上的要路咽喉。在古代，据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入。实际上，潼关东部为高山所阻，在黄河沿岸只有一个小口子，往来的人都要从小口子经过，所以非常险要。过了潼关，我们进入古中国的中心地带。从潼关到西安有公路，潼关守备司令为我们准备一辆汽车。公路坎坷难行，车不时停下来。
途中，远远地可以看见一座巨坟，那可能是秦始皇的陵墓。据记载，秦始皇死后曾经建筑了许多陵寝，以免后代人发现他的真坟。但，人们都相信，他所有的坟都被盗墓人掘过了。
在途中另一个地方，我们看到高耸的华山山峰和低洼的山谷，有人告诉我们：古时有个巨人想在华山开个口子，他右手抓住山的一面，脚跟抵住山的另一面，一发劲，就将华山分为两半，中间成了山谷。
华山是中国的西岳，代表了中国西北过去的美丽和伟大。华山以外，我们所能看到的就只有秃山、干河、带病的农夫、土房、白骨、野狗。我看见有许多圆石子散布田间。据说，那是农人们为了通风才散布的。又有人说，肥料贵，人口稀，交通困难，农人们多数废耕，有些田地每三年才种一次。一个人在北平会想到恢复中国过去的伟大，在陕西，会相信那是中国历史上伟大时代的所在地。
后来我到北非时，曾感到奇怪：为什么地中海南岸的阿拉伯国家，过去文明那样进步，如今却远落于地中海北岸的国家之后。我对中国的西北也常兴起类似的感觉。
二次大战期间，我在政府机构任职，由于职务上方便，对于志愿献身为陕西省修理境内秦汉时代遗留下来灌溉系统的工程人员尽量施以援手。尽管当时军事第一，一切与抗战无关的预算均被剔除，但我们仍将修补灌溉体系的费用设法编进预算，终整个抗战时期从未中辍。
西安城，如果近看，的确可以显出过去的伟大。城墙和钟鼓楼都可以看出帝王之都的气象。市内大街既宽且直，实在具有都市气派。市外两里半处是大小雁塔，那是玄奘一千年前译经的所在。塔中记载玄奘住在雁塔，雁塔当时属西京管辖。想像中，西安在唐代一定是很伟大的城市。
省教育厅的院中，墙上有五匹雕刻的石马，是从唐太宗的陵上移来的。太宗是唐代的第二个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他有六匹心爱的名驹，号称六骏，在他死前，曾命名家将骏马雕刻下来，遗嘱死后将雕刻的马列于他的陵外。一千多年来，那六匹石马都站在山边。一九二五年前不久，美国博物馆的一个大胆搜集家，偷偷地将雕刻的六骏藏在草中，装上汽车，想运往美国。偷马的车队尘土飞扬，引起当地居民的注意，车队在潼关被截住五辆，仍有一辆漏网，因而有一匹马的雕像被运往费城本雪维尼亚大学博物馆。我是少数看过六匹马形的人之一。我在其他地方见过的中国动物雕刻家，多将骏马的图形雕在窗子上，完全是模仿之作，没有特色。这六匹马是一位懂马爱马的名匠或是艺术大家雕刻的，不仅外形美，其飞奔姿态尤其令人难以描述。它们使我窥见了中国健壮活泼的一面。
每个到西安游历的人，都要参观碑林。所谓碑林乃是历代重要石碑集中之地。中国整个西北的石碑都集中在那儿，的确可以称为碑林。如果按年代排列，可以从汉代一直排到近代。石碑代表各方面人物，其中有皇帝、武士、政治家、诗人、外国教士、和尚、道士。我们在碑林又见到了中国文明。事实上，如果这些碑不集中到一起，大部分都会遗失。
在西安我遇到马里兰州巴提摩的瓦格涅（Wagoner）夫妇，他曾担任青年会工作。瓦格涅夫人对年轻孩子们很好，抽出时间担任很多西安社团的顾问。她具有美国人那股干劲，从美国带一架钢琴经过千山万水到西安。冬天，他们围炉取暖，他们从距西安六十里的煤矿买煤，用人背到西安。假如我记忆不错的话，一九二五年西安的煤每吨为美金三十元。陇海路从陕州延到西安后，煤价每吨跌至美金四元。
在西北大学夏令营演讲是很辛苦的。那儿的学生比平津的年纪大，像人面狮身像似的坐在教室里，他们太没有礼貌，不是喧闹就是打盹。我简直弄不清楚，他们是否还知道有我这个人在。
演讲人中有鲁迅（周树人），他后来成为名小说家，“支持”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我们还闻不出他有什么共产味道。他曾出版过一本《中国小说史略》。书中铺陈的全是旧说，很少有新义。据我所知，他在西安所讲的仍为他那本书中的旧套。他有点儿瘸，走起路来慢吞吞的。他和我们相处不仅很客气，甚至可以说有点胆怯。有一天我看到他和一群孩子们在一起玩一门青铜造的玩具炮。他告诉我，如果把一个小石子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可以弹出二十码远，像弹弓一样。他说那门玩具炮可能是唐代设计的，但他买时价钱很低，所以他不相信那是唐代的东西。我问他为什么不相信？他说：“如果我一定说是唐代的古物，别人就一定说它不是。如果我一开始说它可能不是，就不会引起争论了。”在鉴定古物方面，他倒是个不与人争的人。人们绝不会料到他居然是一个文学与政治纷争中的重要人物。
刘省长在我们要离西安时安排我们去逛华山。华山地区有土匪，他派了三十名卫队。当地的县长为了进一步保障我们的安全，又加派了三十名警察。爬山时，前一段坐轿子，下轿后只有靠步行，有时甚至用到我们的双手。在“猴儿摆”（Monkey Swing）我们要从一座山峰沿着一条铁链爬到另一座山峰。还有一个地方，为了到一个高僧住过的岩洞，我们要从岩石边上爬行，抓住嵌在岩石中的铁链子，通过一条人工凿出的小径。山本身有五座峰，像人的五指。每座峰顶都有一座庙宇。我们在一个庙中进早餐。饭后，又爬另一座山峰，在第二峰的庙中吃中饭。略事休息，我们又爬，当晚住在另一座山峰的庙中。如果说风景和大自然真能帮助我们净化心胸、超尘绝俗、淡薄名利，使我们趋于完美的话，那么，华山应该是最佳的所在了。
上海、杭州、南京
一九二七年春，国民党在长江下游获得胜利，在南京成立一个新政府。暑期到来我和何廉博士决定到中国的中部去游历。
我们发现中国的老百姓对革命的反应非常不同。在杭州西湖有个船夫告诉我说，他对革命很失望。他说：曾经有人告诉过他，革命一旦到来，米价会跌。“现在此地的革命军比两个月以前多，”他说，“可是米价却比过去贵。”在上海和南京，国共的冲突很激烈。但老百姓搞不清楚谁是共产党谁不是共产党。就是搞政治的和军人也弄不清楚。到处充满了怀疑和猜测。在国民党之内也很不和协，人与人，派系与派系之间，纷争不已。很少有人急于执行国父的主张。革命分子大多数想营求地位争取工作岗位。朋友们能够详细告诉我某人属于某派。这对我说实在是太复杂，令我无法了解和记忆。
我们第一次到新国都南京，我还记得，首先入目的是病马拖着破车，农人们就在城中种菜种稻子，水塘、沼泽、半塌的庙宇、光秃的小山、高低不平尘土飞扬的大街、破烂的店铺。南京城好像很萧条。围绕这些破败景象的是高耸的城墙，它好似嘲笑人们的愚蠢和不幸。南京的朋友们所谈的也是共产和反共产的问题。外国人则打趣中国的军队，说他们的将军说话太多，士兵无纪律，营养不良。枪械不统一，有来复枪、有手榴弹、有手枪、有机关枪，还有雨伞。
上海和南京到处是宣传品。报纸上充满了口号和三民主义的长文。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倒蛮有劲头。他们游行、示威、演说，参加革命。在政府或党中获得位置的朋友们带我去看他们的老板。我希望他们和我谈些土地改革、工业发展、银行国有、国父理想，以及中国的其他各方面问题。这些题目只有在报纸上讨论，革命的大人物先生们却不讨论这些，他们都忙于其他的事去了。我当时对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很有兴趣。有人告诉我说：主持接收胶济铁路谈判的王正廷可能出任外交部长。当时我们那一代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人都把他当作新领袖。我见过他好几次。在上海，我希望能从他那里获得新政府对外关系的真正意向。我记得很清楚，我赴法租界他家去拜访他。我和何廉博士于上午十时到他家会客室，屋中座无虚席。我们在候见时，又有许多新客人到来。直到十一点半王博士才露面。他满手都是名片，显然的，他事先已排好了接见的次序。他念一下名字，看看那个人，站着和他谈几句话。不久他已接见过所有的访客。他们几乎都是求差使的。王博士要某人再去找另外的人想办法，要某人再等几天，告诉某人他的工作已经安排好了。到接见我们时，其他人都走光了。我想他一定很疲倦，讨厌接见我们。为使他轻松起见，我开门见山先告诉他：我们不是来找工作的。他大笑，坐下来和我们谈。我说：我们听说他将出任外交部长，我们愿意听听他的外交政策。“外交政策，”他说，“很简单，我们要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换句话说，他答复我们的就是当时的流行口号。我告诉他：可能他不愿意把外交政策告诉一些和他不熟的人，如果他的真意如此，我们是可以谅解的，不会勉强他。但，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希望他能说得具体一点。当然，所有不平等条约均应废除。我想：废除不平等条约并不是中国外交部长最困难的工作。当时中国最大的外交问题，我认为是“东北问题”。他所面对的问题是：一面废除不平等条约；一面要维持某些国际友善关系，以解决东北问题。王博士细心听我发表意见，但对我的意见未加可否。
革命工作，在打倒北洋军阀及废除清朝皇帝方面，到一九二七年夏季已经大部完成。至于统一，建立新政府，实现国父理想则尚未开始。
东北
所有上过国际关系课的学生都知道我国东三省是远东的风暴中心。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有许多学生是来自东北各省的。何廉博士和朱契（Chu Hsiao）都对山东河北农民移居东北以及东北地区的国际贸易问题感到极大兴趣。地质学家曾经估计过东北地区的煤铁资源，指出：中国如果要成为工业化国家，一定要依靠东北的矿藏。因此，南开校长张伯苓于一九二八年夏发起一次东北研究旅行。皇姑屯事件（大元帅张作霖被日本地雷炸死）后不久，我们到沈阳。因此，政治情况很紧张。事实上，东北正陷于极深的危机中，其严重情形远超过我们当时的想像。张作霖控制东北约二十年，他没有读过书，但所有见过他的人都称赞他精力充沛，聪明过人。不管怎么说，事实上，他左右的人都很能干，均有行政天才。当时中国任何地方的经济情况，都不如张作霖统治下的东北。
在沈阳，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一般人都称他为“少帅”，在接待我们时表示非常悲痛，他当时打吗啡，身体瘦弱，面色苍白，精神紧张。从沈阳我们乘火车到吉林，吉林位于松花江畔。吉林人的笑貌、温柔和美丽令我们想起了江浙。在日本压迫下，从吉林至朝鲜东北角正修筑一条铁路。我们和一群测量工程人员到东部六十里以外的一个地方。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中国广袤的土地，茂密的森林。有人小声告诉我日本的阴谋计划。那里有恐吓，也有仇恨。
我们从吉林再到长春，住在山本（Yamato）旅社。日本已经控制了那里。翌晨我们赴哈尔滨。哈尔滨是中国东部铁路干线上的大都市。那里有宽阔的广场、圆环、笔直的大马路，一看就知道这是受了俄国的影响。哈尔滨的工商业均甚发达，另一方面也有政治阴谋和卖淫。那儿有中俄合璧的奢侈；有俄国歌剧，美国爵士乐和中国的胡琴。
布尔塞维克在俄国革命后，中国收回一半中东铁路。其他如沿途的地方政府机构，沿途的电信机构，路边的狭长地区等沙皇从满清手中窃夺的权益也已经收回。为了控制并管理最近收回的权益，中国政府成立了所谓哈尔滨特区。一九二八年的行政长官是张焕相将军。他是东北地区中国最重要领袖之一。张有一个野心，要将哈尔滨变成一个纯中国都市。他利用中东铁路的利润创办了好多所中小学，校舍都是中国宫殿式的，他计划将分散的哈尔滨工科、商科、法科等学院合并成一所最具规模的大学。他建立一座孔庙，其外观之壮丽要超过俄国的教堂。在张氏治理下，哈尔滨特区已经向所有的外国居民收税，甚至包括了日本人。当初日本人根据治外法权拒绝缴纳。张氏定期公布税单，说明何人缴税何人不缴。此举，引起各国人对日本人的不满。最后，日本人也只好让步，缴纳税款了。
说到缴税事，我曾和美国驻哈尔滨领事汉生先生（我想应该是叫汉生）谈过。我问他要美国居民向中国政府纳税有无困难。他说，因为哈尔滨的美国居民要有更好的街道，更好的电讯设施，更好的卫生环境以及更多的安全防护，因此，没有理由不缴税。事实上，总领事汉生已使美国侨民在哈尔滨起了示范作用。
沈鸿烈将军当时成立一个船队，在松花江上行驶。他有一个造船厂，能够造船和修船，由一位留美工程师主其事。
在哈尔滨，我们透过一位南开校友的介绍，见到当地的商业领袖。他们都是暴发户。商会会长是一个身体魁梧的山东人，他当年由山东到东北做苦力，现在他已有八千万元的财产。我们去参观修筑铁路工程，铁路起于松花江北岸，正对着哈尔滨，向北方修筑。负责修筑的人是谁，如今已不复记忆，但他那股热诚干劲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我们问他铁路的经费来源时，他说，这条路是靠他自己建筑的。他解释说，当初他只得到很少的一笔款子，利用这笔钱他先修了二十里，开始营运后，载运大豆，业绩非常好。农人们大批移居北方，开垦了更多的土地，也生产了更多的大豆。事实上，这些人都相当的明了，铁路什么时候要延长了，要延长到什么地方，于是他们就将大豆储存在那儿，待铁路延长到那里，就交给铁路局托运。铁路延长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从哈尔滨我们到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黑省教育厅长是南开毕业生。经过他的介绍，我们会见了许多政府官员。和在哈尔滨一样，一般所谈的都是经济发展，特别是修筑铁路的伟大计划。
归途，我们换了一条新铁路，该路横贯黑龙江省西部。我们看到一望无垠的大地，几乎是没有人烟。到了一个地方，我仔细请教一位省府秘书：“谁保护我们？土地是谁的？”他说：“这些地都是万福麟将军的。”他用手指一下火车两旁的土地。过了半小时我又问他同一个问题，他的答案也是相同的。那天晚上，我们住在铁路旁的一个小镇上。我看到镇上有电灯，这当然令我吃惊不止。店主告诉我电灯厂是万将军建立的。“好啊！”我说，“如果像你们这样的小镇万将军都设法供电，他一定是个大大的好人。”“是的，是的，但是他不论我们需要不需要，每家都收电费，而且收费的标准也是他自己订的。”店主回答说。这实在是一种发展经济的新方法。
东北研究旅行中，我发现很多地方都用上述的方法筹办地方事业。大豆出口是由政府银行统筹办理的，事实上，政府银行起先就是张作霖的私人企业，后来成为张少帅的私人企业。酒厂、典当业以及面粉厂等都是如此的。表面上是公开的，私底下张大帅和他的部下是将东北的财富进了他们的私囊。不过，东北人民的生活却较中国其他各地的老百姓好得多，这不仅是地方政府比别处好，也是因为东北是一个新开发的富庶地区。
我们听说老帅的得力助手是杨宇霆。据说他负责东北的开发和东北的外交事务。因此，我希望有机会和杨谈谈。出乎意料的，居然没有人愿意居中介绍。有一天，有人示意我，如果我真想见杨，只要直接打电话到杨的家中即可。我很怀疑，因为我想像他那样地位的人物不会那样容易就见到。但当我离开沈阳的前一日，因为还有余暇，我想打一次电话也无害处。早餐过后，我立即打电话。杨的秘书告诉我杨即刻就可以接见我。时间是七点多钟。这么早就接见客人，他确是个不凡的人。
我出示名片后，杨立刻接见我。我们谈了一个小时，他问我都参观过什么地方。我把参观的大致情形告诉他，他说明当时正在发展中的许多企业其背后的真正目的。他对东北有一个伟大的计划，主要是在交通方面。他想建立两条铁路干线，都是以葫芦岛为终点。其一，建于东北的东北部，在沈阳穿过南满铁路，经过吉林省会永吉，延伸至吉林省的东北角。另一条是从葫芦岛一直向北，沿蒙古边境及整个黑龙江省。此一计划，据杨解释，不仅可以开发北满，而且可以鼓励日本，步中国之后尘，进入俄国的势力范围。困难是在南满。因为新路线中有一条是与南满路平行的，而另一条路要在沈阳穿过南满路。杨进一步指出：“在筑路初期，这些铁路表面上看是南满的支线。过些时，我们就日以继夜地建立某些连接路线，把许多支线连接到一起，成为一条独立的干线。”
我告诉他，据我了解日本人对铁路管理很有效率，我担心中国铁路不能和他们竞争。他一点都不担心。他说他可能降低运费，并可用增加地税的方法来弥补亏损。东北铁路所运的货物主要的是大豆，如果对农民的运费降低，再征收较高的地税是相当公平的。再说，他可以以出口大豆的收入来弥补，因为大豆出口是政府统筹办理的。
杨的结论极为精明，令我解除对日本的顾虑。早晚他们之间是要摊牌的。东北不能独自对抗日本，中央政府对他们的帮助既不能确定也不会充足。我向杨表示我的关切。他认为我的所见很对，他又继续说，东北的既定政策是避免和日本公开冲突。他的策略是不阻止日本扩大他的经济利益。他说，事实上，他让日本从他所创办的企业中去获得好处。他的目的是要比日本进步快，日本迈一步，他一定要迈两步。中国内地移民到东北的人数每年约一百万，时间对中国是有利的。东北应否是民国的一部分他认为不足重视。事实上，中央政府对东北的统治权也只是有名无实。杨不愿表示忠于南京政府，因恐此举触怒日本。在我们长谈结束时，杨说：“我知道你们关内人都以为你们自己是爱国的，而我们关外人是不爱国的。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我们和你们一样的爱国。东北是我们的；中国人一天天地多起来。日本最低限度不能反对我们在东北办教育，创立中国学校。日本最低限度不能反对我们发展农业。日本将高兴我们增加农业生产。在许多方面中日双方的利益是并行不悖的。不错，在某些方面，我们彼此间是有冲突的，你们关内的同胞只会摇旗呐喊，放言高论。我要提醒你们，这种举动是危险的。如要你们使东北与日本公开对抗，恐怕不待关内一兵一卒来解救我们，日本已经予我们致命的一击了。你们没有力量予我们军事援助，也不必促使我们和日本公开冲突。”杨的一篇大道理虽然令人感到不快，但却很令人感动。
当我们在东北时，沈阳谣传杨与少帅之间不睦。因为此事牵涉到两位最高领导人间的内在关系，我不愿讨论此事。杨了解我对此事的关切，他自己却先谈及此事。“我知道，”他说，“大家都怀疑我在大帅去世后，要做东北首屈一指的领导人。我是亲自看汉卿长大的。我是忠于张家的。我要效法周公辅佐成王的先例。我要和周公一样将来交出权力。”汉卿是少帅的号。尽管杨表示了他的忠心，但在我们晤谈后三周他被少帅给枪毙了。
杨引用周公和成王的故事来说明他与少帅间的关系，似乎是很不妥的。三千年前，有一个国王驾崩，他年少的儿子继承了王位。新王的叔叔周公摄政。据中国历史传说，周公尽忠职守。待新王成年后，周公还政于新王。这是中国熟知的一段故事。但是我想杨用此一故事来作比喻是不适当的，因为少帅张汉卿虽然被称为少帅，彼时已年满三十。他不能用周公对他侄子的方式来对待少帅那样年纪的人。此种比喻，我想，不免暴露了杨的傲慢态度。至于他对东北的中日关系的分析，我倒感到是对的、是高明的。
一九二八年夏，东北形势渐渐转变得对中国有利。这是毫无疑问的。山东河北的农民有很多移居到东北各省。俄国已经停止前进，尽量设法固守沙皇时代给它留下的特惠和权利。当地政府尽速建筑铁路。有些地方由日本在经费和技术方面给予支持，有些地方日本秘密或公开予以反对。葫芦岛筑港工程已经开始。东北大豆正大量出口。在国际贸易方面，东北是中国仅有的出超地区。东北当时是一片好景，人人乐观。
张作霖原系东北一名土匪。他在与北方军阀周旋过程中表现了他的绝顶聪明。他能对人用而不疑，因之，他的部下也能善尽厥责尽忠于他。但是，他的出身和他的封建政治意识使他与知识分子间产生距离。我就不大喜欢他，但我在旅途中听到一段传闻，这段传闻使我又减低了对他的反感。传闻是这样的：有一次张作霖到旅顺大连向日本作官式访问。日本人乘机向张氏夸示日本在旅大两港的成就。“看过我们日本人在旅大的成就后，”日本人说，“你们一定不想收回旅大了。”“正好相反，”张大帅回答说，“我今天看过后，就更想收回来。”从这件事看，老帅也是爱国的。
东北其他政界领袖也是爱国的。我对他们的爱国热忱绝不怀疑。中国其他各地的领袖亦复如此。中国在一九二八年有足够的爱国分子。问题是：单凭爱国热忱是无法阻遏一流强权侵略的。二十世纪是民族爱国主义盛行的时代。人人都是爱国的。所不同的是各国间工业、教育、卫生和福利事业发展的程度不同而已。
如以上述各项衡量，东北的政治措施，乃至全中国的政治措施都是不够的。军政两界的爱国分子都认为兵工厂、铁路、出超的贸易是强国的条件。但是，他们忽略了健康、受过教育、能做事的人民才是强国的基本条件。一九二八年的东北，即使是本身财政困难，又受到日本的干扰，地方政府在教育和保健方面还是做了很多事。扩大政府垄断的范围，增加了对工商界的一般法令规定。因此，东北人民尽管较其他地区的人生活优裕，但也感到不满。所以，东北虽云富庶，居然也出现了盗匪，甚至打进很多县城。我们走到任何地方，都要小心土匪。当我们参观吉林东部铁路修建工程时，他们告诉我们在任何地方都不要停留十分钟以上，否则就可能被土匪绑票。在哈尔滨他们不要我们出城。在四平街我们住在一个粮商家，房顶上、大门前都有荷枪实弹的哨兵。东北，正如一九二八年中国其他地方一样，具有繁荣社会的农业工业资源。但地方当局未能充分加以利用。
参观中国各地，我们不仅用我们的耳朵和眼睛，而且要用我们追根究底的好奇心。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问：“这地方五百年前是怎样的？一千年前，两千年前，甚至更早的时期是怎么样的？这一省、这一县是如何设立的？过去曾经重要而美丽，今日是否应该如此荒凉，甚至成为废墟？这一省在一千年前为什么是伟大的？在中国各省发展方面，何以某些省份进步快，某些省份落后？何以有的省份在某一时期很进步后来又远落他省之后？”如果中国太平，交通便利，我要旅行全国，率领一群历史家、地理学家，以便在旅途中讨论中国各省历代发展情形。
无疑的，中国正致力于保存其固有的历史文化。在民族文化方面，目前的中国是古代中国的延续。在这方面，中国与希腊、罗马、埃及、巴比伦以及大部分阿拉伯国家截然不同。
原始的中国，也就是说大约三千年以前的中国，局促于黄河中部地区。中国向四方扩展的经过是一部伟大的历史故事。各地区是如何纳入中国版图的，有些已经渺不可知。就以我们湖南为例：它是什么时候成为中国一部分的？它是否因为战争才纳入中国版图的？不是的。是根据条约吗？也不是的。它是渐渐地，经过几千年的时间才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其确定的时间已不可考。事实上，它是由中国其他地区的农民移往湖南溪谷地区，渐渐使溪谷地区人口稠密起来，把土著挤到山上去，才渐次形成的。湖南以外，中国还有很多其他土著地区，早已具有规模。长江两岸是旧时的楚国的地方，很早就建立了国家，国号是楚，与中国北方各国争雄。长江口一带，即今之江苏省，也早就建立国家，国号是吴。江苏以南，即今之浙江和福建，为过去之越地，也早已建立国家，与群雄争霸。
我们不妨检查一下中国的方言，就可知道。上海以北和以西的地区说的是普通话，也就是所谓的国语，广东以北和以西的地区，也说普通话。何以中国的方言只流行于东南沿海各省？据我推测：当中原人口进入沿海地区时，当地的土著人一定就已经相当开化了，无论在人数上和文明方面均占优势，于是中原古代的语言和当地土著的语言混合的结果就成为当地的方言。
在中国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因素对中国是有利的。此一因素即居民中的种族差异不甚显著。可以说在众多的世界人口中，中国的种族意识是最薄弱的。因为在发展过程中，若干世纪以来，我们都是自己的种族和自己的种族混合。因此，中国人的种族意识淡，文化意识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