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四——一九一八）
欧柏林学院的四年正好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我记忆所及，战争一开始我对协约国和同盟国双方均无偏见。时间一天天过去，我渐渐同情英、法、比。记得在二年级时我在欧柏林加入后备军官训练团。我还记得，当时曾就商于院中体育指导萨维吉（Savage）先生，看看我能否入美国军事训练营。他仔细检阅我的体格纪录表，并且打量一下我的身体，他说他认为我最好不要去当兵，他认为我的视力不适于当兵。此一建议我极感失望。一九一六和一九一七年，我的同学有些前往欧洲，大部分都在法国担任医护工作，我非常羡慕他们。
萨维吉的建议令我失望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还没有忘情于我的“救中国”梦想，我要做个军人。我请驻美公使施肇基推荐我进西点军校。当他要我提出体格纪录表时，我只好作罢，因为我确知：萨维吉先生一定在纪录表上，对我身体不会给予好评。
然而，救中国的念头一直潜伏在我的意识里，时隐时现。欧柏林对于我实现此一理想已没有什么作用。它在过去和现在一直是一个纯粹自由的学堂，目的是训练美国青年能够生活于美国社会。当然，它也吸收了大批外国人，特别是中国学生。尤有进者，它在中国山西设有一所分校。在校园中还立一个碑，是纪念一九○○年山西拳匪之乱所牺牲的欧柏林人的。其课程宗教气氛太重，对于外国学生的特殊需要不甚考虑。
我在欧柏林读书时所产生的救国思想是温和的，目标是针对个人和全世界的。欧柏林的生活是每天忙着上课、进图书馆、上实验室、运动、交女朋友。是什么把这些串连在一起呢？第一，是因为要应付考试，要毕业；第二，是基于一种模糊的意识，认为健全的思想应该育于健全的体魄；最后，是人类内在的好奇心。学校生活本身也能产生一种动力。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我的救国思想也一天天淡了，也可以说是扩大了。偶尔想一想，我的救国观念未免太简单了。有时我认为：我之所以有这种观念，实在是一种自我陶醉，这是不健全的。在我追寻内在思想之前，不妨先叙述一下校外的环境和重要大事。
一九一四年，湖南发生一个政治风暴。袁世凯总统免掉湖南省长谭延闿的职务，因为谭是国民党革命分子。他任命他的亲信汤芗铭担任省长。因为谭曾予留美湖南学生奖学金，所以认为留美湖南学生都是革命分子，于是他停发奖学金。
我和哥哥失去了奖学金，又回到自力更生的情况。林格尔夫人和另一位住在纽约迈亚克（Myack）哈德逊河畔的慈祥太太柯尔毕夫人供给我学费。我在欧柏林一个中国学生俱乐部工作，赚取食宿。当时在欧柏林求学的中国学生有二十人，学校小而中国学生最多，我们共同组织一个俱乐部。俱乐部有一所房子，大约有十个人住在那里。由工读生担任清洁、烹任等工作，其他有家庭支援的学生，负担俱乐部的其他开支。
到暑假我要另觅其他工作。克利夫兰报上登出一则求才广告，我前往应征，获得录取。一九一五年夏我到水牛城去学习售货术。学习如何推销一本叫作《万宝全书》（The Dictionary of Facts ）的书籍。该书系由福克（Funk）和瓦格纳斯（Wagnalls）二位出版。售货指导员教我如何进入假想买主的屋子，如何引起他们的购买兴趣。他指定我一些俄亥俄的市镇，大部都在欧柏林附近，要我去推销。我想这份工作我可能赚到几百元。
售货的第一个城镇叫什么名字，我已不复记忆。他们告诉我：每到一处应该先拜访当地督学。因为他们认为如果能够推给督学先生一册，则在以后的推销中就可以多一番说词。我遵嘱前往。督学先生很文雅，他耐心地听我推销，并看样本。待我说完，他说：“小伙子！你讲得很好，我晓得这本书，因为我也推销过。但我现在并不需要它，因为我所需要的字典和百科全书一类的书籍，我全都有了。很抱歉，再见。”我认为这位仁兄拒购的理由很充分，也就不想再向他推销。
第二个推销对象是一个女教员。我顺利进入她的寓所。她正收拾房子，屋内还有另外一个中年妇人，我认识她，她也在本地学校教书。她俩对我这位中国推销员大感兴趣，于是坐下来听我的说词。出我意料之外，她们听起来很用心。临了，其中一位说：她和她的朋友赚钱很少，为了收支平衡，她们自己还要操持劳务。在此情形下实在无力购买这本书，真是对不起。她们外表极诚恳，回答也很坚决，我想我实在没有办法再要她们购买。
经过上述两次失败后，我认为在水牛城传授我销货术的那位先生一定是错了。我应该放弃学校中的推销对象，到阔气的住宅中去找主顾。他们有钱，会购我的书。于是，我找到高级住宅区，决心要在区内找到合适的买主。
我敲一家相当阔气的大门，里面出来一位中年妇人，她也很客气，立即请我进去。我向她推销，她很感兴趣，她说她正有个孩子在念书，一定会用得到我推销的书。于是我又详细介绍书中的内容，特别是说明部分。正当此刻，我闻到有一股烧焦的味道，她赶到厨房，又盛怒地冲出来说：“小子！为了你，我把饼都烤焦了，滚！”又是一次失败。
几次失败后，我不想再做售货员了。我回到欧柏林，要求学校人事部门给我一份工作。事有凑巧，一位赴远处渡假的教授，正好需要一个人照看他的房子和花园。工作很容易，但是待遇却不高。
有时我在欧柏林附近演讲。讲的最多的地方是俄亥俄州艾克伦（Akrons）的一个俱乐部。我相信在那里我赚到二十元。
对学生们说，最普通的自力更生办法是去端盘子。欧柏林学堂有一个小旅馆，很多到欧柏林和欧柏林学堂的人都去光顾过。我在小旅馆餐厅中找到一份工作，令我十分高兴。中餐晚餐时我去工作，可以赚到两餐饭。此外并可得到一些小费。工作很简单。
我在“欧柏林旅馆”工作最初的几天，有一次我招待六位同来的顾客。我记下他们点的汤、鱼、肉、沙拉、咖啡和点心，回到厨房，我一口气背出来。厨房领班是一个身材魁梧的黑人，名字叫萨姆，他对我一言不发，两眼瞪着我，好像要把我吞下去似的。很快的，他把我所要的东西一股脑儿做好，放在台子上，要我端出去。我开始先端汤，待上鱼时，已经有点冷了，当上肉时，肉已太冷，顾客抱怨。我把客人的反应告诉萨姆。他对我大肆咆哮，好像我犯了什么滔天大罪似的。他说我应该按顺序报出菜单。我说这是他的责任，因为他应该知道每道菜所需的时间。我们争论得很凶，其他侍者出面劝解，但他们都站在领班的一方，要我以后报菜单时把时间算好。
不打不成交，我和萨姆经此争吵，反而变成朋友。事实上，我对端盘子艺术很有一手。我不仅能仔细调配时间，更能牢记每位客人所点的菜。我成了端盘子明星。
有些教授到餐厅来，我侍候他们。他们同情我，多给小费。我感到很不安，因为在中国，学生对老师习惯上总是免费招待的。我对心理学系主任史塔生说：“我是你的学生，不能收小费，因为中国习惯是‘有事弟子服其劳’的。”他听后大笑不止。他说在美国给小费是很普遍的。
有一天，是在毕业典礼那一周，我的女友凯塞琳和她母亲到餐厅来。另一个端盘子的，也是个学生，有意捉弄我，故意避开。我被迫只好硬着头皮去招待这两位女客。我女朋友的母亲给我五元小费。我感到很尴尬，因为我想：将来我约会凯塞琳，她一定会以为我用的是她妈妈的钱。另一位侍者要我把钱收起来，不必耿耿于怀。
两年以后，我从清华得到部分奖学金。清华是用罗斯福退回的庚子赔款创办的。我哥哥因为不满亚拉巴马专科，也转到欧柏林来。我俩都半工半读。
欧柏林学堂的水准在一般的同级学校之上。学堂本身有一千名学生。此外，音乐学院有四百名学生，神学院有四百名学生。学生人数占全镇人口一半。如果再加上老师和他们的家属，可能占镇上人口的三分之二。校区和校舍都很精美。教室、图书馆、实验室都很合乎我们的理想。
欧柏林学堂的理想是自由教育。说明白一点，就是要使其学生成为一个品行好、学问棒的基督徒。因为学校注重宗教，所以我们每天都有宗教活动。校区内不准吸烟和跳舞。金（Henry Churchill King）校长，波士委（Bosworth）教务长，哈琴斯（Hutchins）教授，都是阐明基督教义的名家，他们口才便给，雄辩滔滔。哈琴斯的儿子后来做了芝加哥大学校长，声名藉藉。我对这些人都极仰慕。当时的美国大学，希望每个学生都是基督徒，至于学问还在其次。但欧柏林却是二者并重的。
在欧柏林学堂，我首次开始学自然科学。霍莫兹（Holmes）教我化学，布丁顿（Budaington）教我生物学，葛威尔（Grover）教我树木学和进化学。他们三位都是杰出的教授。
欧柏林的老师不再要我死记课文，不再要我使用演绎法和孔夫子的格言，他要我多用眼睛多用手。要我在显微镜下研究试管中的微点。要我观察我所能看到的东西，不要忽略所观察到的事实。训练我观察要仔细，提出报告要客观。经过这一番训练，物质对我又有了新意义。科学方法也成了一个新发现。
我对这种新方法的反应如何呢？虽然科学研究在开始时困难，但我很快上了道。我衷心羡慕这种教育方法。这些课程我都学得不错，甚至霍莫兹教授劝我主修化学，布丁顿教授劝我主修生物学，葛威尔教授劝我主修植物。
在欧柏林的其他中国学生，大部分均较我年长，中文也较我好，但对自然科学不感兴趣。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认为实验室工作困难。然而，在当时的美国大学中，却有许多中国学生，学自然科学或是学机械工程。他们有些是因为兴趣所在，有些则是依靠意志去克服困难。他们认为：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西方科学和技术。有些人甚至以为：中国只需要科学和技术。因此，中国知识分子间，对于文化改革也形成了一连串辩论。
我曾力主科学和技术。我必须说明，我的主张并不是人人赞同的。当时在康奈尔和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的胡适博士就是其中一个。他主张：中国人应该研究科学和技术，但西方文学和社会科学对新中国的进步也很重要。他对西方文明和唯物主义不作等量齐视。他终身在中国提倡科学与技术，经常演讲，阐扬西方在精神方面的成就。
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由于自然科学和技术受人重视，致令许多中国人对社会科学和文学都裹足不前。
葛威尔教授的“树木学”使我认识了欧柏林四周的树木。我尽量研究，辨别它们冬季和夏季的特点。我成了葛威尔实验室中的助理。我很高兴，能指给其他美国学生认识枫、杨……但当他们随着树木长大时，那些美国学生对枫、杨的枝叶也就不再关心了。
最麻烦的课程是葛威尔教授的“进化论”。我们研究达尔文和达尔文以后的理论，实验孟德尔遗传定律。由于葛威尔认为他的孟德尔定律损害了基督教教义，以致令我稍感困惑。霍莫兹教授和布丁顿教授认为科学和宗教是并行不背的。我真不了解，究竟是科学增加了他们对宗教的信心；还是宗教增强了他们对大自然刺探的决心。但有一件事却是真的，宗教和科学统一了他们的心灵和意志。
在欧柏林，又有一门新课引起我的兴趣，那就是“心理学”。我认为我对心理学的兴趣是威尔斯（Wells）教授在暑期教我的课程中启发的。他在讲课时讲解人性中的狂妄。他不用任何教条式的理论，就能使我们深入研究和分析。那年夏季我读了詹姆斯（Williams James）的《心理学大纲》，该书令我深感兴趣。詹姆斯的书有令人感到不忍释手的魔力。威尔斯教授使我在大学中专攻心理学。不幸，他在我四年级时离开欧柏林。接替他的是达雪尔（Dashiell）教授。他只能在“动物心理学”试验方面令我稍感兴趣。
我在欧柏林对文学也感兴趣。莫雪尔（Mosher）教授除教我德文外，并引起我对歌德和希腊的兴趣。我认为德文很容易学，而且我进步得也很快。最后几年，我又学法文。我认为：将来读法国学者所写的伟大历史著作时，法文会有用处。
我在欧柏林时，最杰出的文学教授是瓦格尔（Wager），他教我们“英国文学”。我选他的课是维多利亚时代散文和名著翻译。前者，我读卡拉尔、雷斯堪、安诺德、纽曼和派特等的作品。我喜欢安诺德的诗。我对他那科学前期对宗教信仰问题所作的诗章中的音韵极感兴趣，如果我想像的不错，我认为瓦格尔教授最喜欢的是纽曼。因为他们信仰相同。他们追求的是精神快乐和平安。我对纽曼作品虽不尽理解，但我想纽曼神异的动机，的确是找到了最后的精神安慰。我可能不太重视最后的安慰，因为我不喜欢隔绝的、一元化的世界。
在英国文学系教授们鼓励下，欧柏林学堂学生掀起一片文学热潮。他们出版了《欧柏林文学杂志》。贡献最大的是魏尔德（Wilder）。我和魏尔德合作，将一些中国诗翻译成英文。
我对欧柏林的历史课很失望。上课时很枯燥。但我自己私下却读了许多德国史和意大利史。我对俾斯麦很崇敬，对意大利加富尔、马志尼、伽里波等三位伟大的政治家也同样敬仰。
当我留学时，我发现祖国正面临统一问题。一九一一年，从表面看，革命似已成功，但却正如后来事实所显示的，革命结果造成军阀割据。内战所引起的各项问题深深地刺激了我。不幸，那时欧柏林历史系的课程不能有助于我将来在中国从事政治工作。
在欧柏林有一位伟大的经济学教授，名叫鲁兹（H. H. Lutz）。他教我时采用的本子是陶星（Taussing）的《经济学大纲》。鲁兹教授为我详细讲解复杂的供求问题、边际效用和价值等问题。他非常认真，而且能以身作则，无论对学生或对自己都不马虎。
在我上鲁兹教授课时，有一次青年会国际会议总干事穆特（John R. Matt）来校布道，学校当局停两堂课，以便学生听传道。但是鲁兹教授宣布他的课要照常上。两者相较我还是上了他的经济学课。
我发现欧柏林的宗教气氛太浓，除了校长金氏、教务长波士委及哈琴斯教授对教会活动大力支持外，另一个有形的象征就是：校区中为纪念在中国山西传教而被拳匪惨杀的教士，建立一个纪念碑。此外，我的同学中也有好几个人他们的父母在中国传教。在镇上，威廉斯夫人和戴维斯夫人也都是退休的牧师，对中国学生特别有兴趣。
美国教会，为了筹集所需费用，往往谈到中国的穷人，损及中国人的尊严，此举使在欧柏林读书的中国学生大起反感。这是他们伤了我们的自尊心。然而这种自尊可能是不对的，因为他们所说的多半是事实。但我们却不希望他们在美国公开这些丑事。其实在中国学生中，谈到自己国家的种种，有时所用措词，比教会牧师所用的更粗鲁、更尖苛。但是同样一件事，经牧师们一说，我们就大感不快，感到有失尊严。
离国数年后，我们又把祖国理想化了。凡是在国外的人都较为爱国，这可能是一条不易的真理。这条真理于欧柏林的学生身上更得到了明证。我对整个教会活动都感到怀疑。第一，我认为中国不会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第二，我认为中国道德精神价值高于西方。欧柏林过分的教会活动遭到反对，至少大多数中国学生是反对的。
回顾一下中国学生和我自己对国内教会活动的态度，我愿对我年青时代的憎恨作一个相当合理的解释。总之，人民的信仰，是传统中最内层的部分。的确，宗教信仰是传统的。没有传统，特别是反传统，就得不到精神安慰。大多数美国人都是基督徒，其所以如此，并非基于逻辑上的理由，纯粹是因为他们的家庭和国家的传统使然。为求精神健康，每个人都应该有某种程度的宗教信仰。任何破坏这种共同认识的企图，都是一种精神上的损害。传教可以视为十足的精神侵略。近年来我曾注意观察，发现美国有些教派，对传教已不似昔日那样热衷。目前，似乎越是守旧的教派（如原教旨主义教派）越喜欢向教外人士传教。
欧柏林过去和现在都是一所好学校。我不敢说我在那里四年有什么成就，获得什么坚定的信仰。但我敢说：对于过去一些不明白的事务，我已能去观察，我的智识水准的确是提高了。虽然离开欧柏林后我仍旧没有成熟，但我却迈向成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