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二——一九一四）
我所乘的船，即使是在一九一二年代也是很小很旧的。三等舱内空气龌龊，令人深感不耐。离开上海不久，我们就遇上一场暴风雨，至少对我说那是一场暴风雨。我晕过去，昏了多久我也不知道。邻铺的人把我弄醒，并且给我一个橘子。橘子味很美，正好能解我的头晕病。我发现同船的人都是广东人。有些人和我一样躺在床位上，有些闲逛，还有些在赌博。因为我不懂广东话，因此无法交谈，但他们都知道我是赴美留学的，所以对我都还客气。有一天，送给我橘子的那个人拿一张纸要我念。我告诉他那是张汇票，数目是多少。他很高兴，认为银行没有骗他。
船过日本后，天气转好，太平洋风平浪静，碧波万顷。我常到三等舱舱面上去看海浪和水鸟。头、二等舱的客人从上面看下来，对三等舱的客人表示一种可怜和不屑的神情。我对他们的态度至感厌恶。
我在檀香山过了快乐的一天，首次尝到凤梨和蔻蔻牛奶的味道。当地人民活泼、友善、进取。所着衣服彩色很鲜艳。街道和建设都很伟大。对我来说，夏威夷实在是一片乐土。
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一日船抵旧金山。他们要我在三等舱里等。不久我被招呼到甲板上面房间中去。移民局官员问我一连串的问题，话说得很快，一时听不懂。我很着急吃惊，因为我知道通过移民局官员的盘问与否，是我留学成败的关键所在。我记得，我谨慎地考虑把名词和动词都置于我认为最适当的位置，然后我对移民局官员说：“如果阁下说得慢一点，我就能够懂。”他大笑说：“你回去吧。”
我回到大舱，等“苦力”拿行李。等了很久不见到来。最后一个广东籍服务生对我说：“美国没有苦力，每人都必须自己扛行李。”他的意思是说大舱中不会有挑夫来。他建议我提箱子他替我拿铺盖。他把我从船上领到岸上，把行李放在码头上，说声“再见”，他走了。
我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该去什么地方。我坐在行李上，自言自语地说：用不着着急，反正已经到美国啦！此一想法予我极大的安慰和鼓励。尤有进者，当天正是一个晴朗的星期天。往来码头的人似乎都很友善。欣赏一阵风景后，一位广东绅士走过来。他是否认识我，我不敢确定。他提起我的箱子，叫我提起行李跟他走。我们走向一辆电车。我对电车并不害怕，因为我已在上海见过。不久，我们到了一座教堂，一位广东牧师和我谈话。经过一番不太清楚的谈话，他把我带到青年会。
在青年会，我把一切告诉一位极富同情心的干事。我告诉他我是到美国来念书的，我没有多少钱，我必须要找一所半工半读的学校，以资挹注。我又说：“据林格尔夫人告诉我密苏里派克维尔（Parkvill）就有这种学校。”干事说他晓得这所学校，他要给学校当局拍一通电报，替我请求入校许可。同时，他又命我暂时住在青年会。于是他叫一个人把我领到楼上一间屋子里。
我被领到一个外面看起来好像铁笼子的东西。我并未害怕，因为我看见还有其他的人被装在里面。事实上，那是一架电梯。工人把我带到一间屋子里，对我说，他希望我能感到满意。他又指给我洗手间的位置。
凭窗远眺，我看到许多房子、天井、烟囱、大街、小巷。我的屋中有一桌、一椅、一床，非常简单。我仔细检查了屋内每件东西。床上被子、枕头、床单都很洁净。我实在不晓得我应该睡在床上的哪一层里。因为没有人看我如何睡法，不会有人耻笑我，所以我也就释然了。
翌日清晨，在我下楼时我想我用不着冒不必要的危险去乘电梯。于是我从楼梯走下去。我发现我住的房子只是在五楼。
干事告诉我吃早饭的地方，也告诉我阅览室。早餐后我到街上逛逛。我照直行走，决不转弯，以防迷路。回到青年会，到阅览室，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美国报纸和杂志。我有些看不懂，但因无事可做，也只好看下去。
下午，第一次接待我的那位干事告诉我，密苏里派克维尔派克学堂已经允许我入学，如果我愿意，他可以代我买车票。他实在太好，不仅帮我买票而且把我送到车上。使我大吃一惊的是他竟给我买的是头等票。
沿途情形如何我已不记得，只是感到风景很美。火车爬上山再下来，然后又经过一片大平原。最后车到堪萨斯城。我要在此改乘当地火车赴派克维尔。
从堪萨斯城到派克维尔很方便，只有八哩路。
到派克维尔车站，有一名高大的黑人接我。他拿起我的行李要我跟他走。他把我带到办公大楼，办完注册及其他手续。我发现我还剩下十块钱。
在派克学堂的最初几天，都是上一些日常最简单的课程。真正使我吃不消的是那儿的吃饭和劳作。住校的男生要到女生饭厅去吃饭。女生的言谈和举措都使我不习惯。其他男生与女生间，均能谈笑自若。我却感到很尴尬。为了不出错，我吃饭时从不说话。我也不敢劳驾邻坐的女生递给我面包。
我的工作都是我从未做过的。我去看工作监督，他让我午餐后去见他。午后我去见他，他似乎对我看都没看就说：“你去骡棚，去拉一群骡子，把火车站的煤运到发电厂。”其他学生告诉我骡棚的位置。我到那里，看到骡子。它们又高又大，过去我从未见过。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对付它们，从何处下手。我绕着它们看，但不敢碰它们。最后有一个男生问我：“你怎么啦？你不会赶车吗？我来教你。”他给我上了第一课，告诉我如何套车。
车套好了，我仍迟疑。那个男生跳上车去教我怎样握缰绳，如何指挥骡子。我笔直的坐在车上，整个一下午，那位男同学都陪着我。我笨手笨脚地搞一阵后，他替我赶车。一点困难都没有，我们到了火车站，靠近车厢把煤装好。
首先是把煤从车厢中用锹装进骡车里，这并不难。我决心尽快地装。后来我发现我的手打泡了。我当时还不晓得有工作手套这种东西可以保护手。当我休息时，我才发现二月天气很冷。工作三小时，最后终于收工了，我感到非常高兴。
在工人大会堂洗个澡，我赴女生宿舍去吃晚餐。饭后我立即赶回男生宿舍。我自言自语：“做了三个小时的工作赚了两个小时的书读，我非好好利用这宝贵时间不可。”
当时我所上的课，予我印象最深的是英语和数学。后者我并不感到困难。课外作业只要几分钟即可完成。难的是英语课。我还记得当时采用的课本是史考特（Walter Scott）的《萨克逊劫后英雄略》。每次指定读十页。我利用一本英汉字典，查出每个生字，把它写在一本小册子上，同时标上中文解释。我发现在十页指定的课文中竟有三百多生字。生字查完后，我简直不知史考特在说些什么。课文对我简直是一片模糊。次日上英语课时，费根（Fagen）老师对我似乎很和蔼。我未举手发问他也没问我问题。英文课对我说是一堆生字。
在派克学堂的最初几天，我所过的生活是一连串听不懂的课程，吃饭时受窘，以及难以忍受的工作。我无处诉苦。我的痛苦坚持不让人知道。有些同学要帮助我，但我都婉拒。我想：他们不能替我上课、吃饭、做苦工。我绝不能逃避，不论这些事多么麻烦，我非自己干不可。
四月间我突然生病。医院中男女学生住了十几个，大家都患一样的病，是一种流行性的伤寒症。我昏昏的。医生和护士照顾我无微不至，好像我自己的父母一般。有一天医生检查过后，护士小姐对我说，她要把我移到楼上一间小病房去，那儿比较安静些。也就是说我要搬出大病房到单人病房。她同时把纸笔拿给我对我说，因为我病的很重，应该写信告诉远在中国的父母。我看看她并设法揣度她的意思。最后我对她说：“我知道你认为我快要死了，我告诉你，我决不会死。”这句话令她破颜而笑。她说她从不担心我的康复，但是把病情报告给父母总是好的。她接着说：“我很奇怪，你怎么知道你一定不会死？”我回答说：“我从几千里外的中国老远到美国来求学，现在还未开始，我怎么能够死。”我以为我当时的答复很妙。她深以为然，并安慰我说我一定会好。
过了一个时期，我渐渐好起来，又回到大病房。我要在养病期间读书，以使我的英语迅速进步。护士小姐问我喜欢读什么？我想起《伊尔文见闻录》。这本书我在益智曾经读过，但并未全懂。我想我应该复习一遍。她居然给我找来一册。
这本书在当时我读得很感兴趣。我已不用再查生字。可以一直读下去，体会故事大意。我念完这本书，我又要她给我找类似的书籍。我一连读了好几本伊尔文的小说。
奇迹出现了。英语的门突然被我打开了。我开始对英语感兴趣了。我和护士小姐及其他同房的患者谈话也感到清楚有趣。这次患病使我在病房中学会很多英文成语。至于文法和字汇，我在益智受教于林格尔夫人时已经有些基础。真正令我感到困难的是发音问题，经过十周住院我已经窥其梗概。
当我逐渐康复时，他们允许我在病房中散步并随他们去学习量体温。有时他们就让我代他们担任这项工作。我成了见习护士。
我的主治医师安伍德（Underwood）先生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我康复后，对于他的医药费非常担心。我告诉他我是工读生，真不知道应该怎样付他医疗费。他的回答令我毕生难忘，他说：“不要担心。健康恢复后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给我。”
我出院时，学期已经终了。暑期虽然我的病好了，我仍不能从事体力劳动。因此，我随心所欲，干一些自己喜欢干的事。
当时派克学堂要读四年拉丁文。我春季入学为二年级生。我很担心学校要我重读整个二年级课程。果真如此，我还要读三年预科。我想我绝不能这样。于是我第一步先学拉丁文，因为拉丁文我在中国没有学过。我弄到一本拉丁文文法。每课约有十至二十个生字，一些文法。练习是将拉丁文译成英文和将英文译成拉丁文。出我意料，我发现我可以无师自通。生字可以记。文法既简单又合逻辑。至于练习，我前一天将拉丁文译成英文，第二天再将英文译回拉丁文，两相对照，看看有什么错误。一个暑期过去，我对拉丁文已经不感困难。
秋季学期开始，我坚请注册组答应我注册三年级。负责人说如果我要入三年级须请示拉丁文老师。蓓蒂（Cora Pickett）小姐考试一下我一年级的拉丁文课程，认为暑期自修的成绩很好。她说既然如此，她同意我修二年级拉丁文课。二年级拉丁文课讲的是凯撒。我以为我只上二年级拉丁文课，仍较同级的其他人少修一年。我问她：“你为什么不让我上三年级拉丁文课，也就是说凯撒和西塞罗一起学。”她对我的请求首肯，她表示我应该先从凯撒开始，如果成绩好，她同意我也学西塞罗。我反对说，如果这样西塞罗部分就会躐等，学不好。我认为一开始凯撒和西塞罗两部分就一起学，比较好些。如果我读得不好，我再放弃西塞罗部分，专读凯撒。她熟思之后，同意我二三年级拉丁文同时修，但成绩一定要好。
事实上，自从我英文进步神速产生奇迹后，我对二年级课程已经丝毫不感困难。凯撒和西塞罗两部分我都读得不错，考试分数很高。教室功课之外我又对其他的课外活动发生兴趣。
派克学堂在当时没有体育课，社交也很少。课外活动只有演说和辩论。我在三年级时参加朗诵比赛。费根教授给我选了一个小故事，碰巧故事内容很富罗曼蒂克。他校正我的发音。男教室后面是一片树林。一大早，我就前往树林背诵那段故事，把树当作听众。比赛结果我得第二，心中非常高兴。校中人和镇上人都大吃一惊，称赞不已。这一小小胜利在同学及镇民间给我带来相当的地位。从那时开始，无论是学校或是镇上都对我有了认识。
在派克学堂体力劳动的收入是充膳宿费的。其他的开销要另想办法才行。朗诵的胜利使校方当局和一些镇民介绍我到附近教堂和民间团体去演讲。每次演讲收入二至五元。我的演讲内容极简单，大部分都讲的是我的家庭和我在中国读书的情形。
有一次，他们邀请我到堪萨斯城长老教会主日学去演讲。事后有一位老者到青年会宿舍来看我，我正在那儿度周末。他说教会牧师突然患病，因此教堂很感束手，他请我在主日学以外，早晚多为教堂尽些义务。这种突如其来的大任使我深感意外。我对他说，我不能接受。因为我深恐不能称职。他坚持要我试一下。最后我同意，但在祈祷和唱诗时由别人帮忙，那位长者答应他可以帮忙。当晚，我修改一下我准备在主日学时用的演讲大纲，一改为二，每个加上一段祈祷和一个结论。出人意料的，我能掌握住听众。他们极欲从一个刚到美国一年的中国孩子那里去了解中国。那天我赚了二十元美金。
我抵派克维尔的前两年，该校曾有一名中国学生，他后来名闻世界，他就是董显光博士，是一位名记者并曾任驻美大使。我至派克维尔时，他已离开那儿前往米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深造。但他为自己和中国都留下良好印象。起初当地只有我一个中国人，当地人对我极客气，全是一本至诚。
学校生活一直过得很好。上几何课时我常帮助老师讲解难题。我又新修一门课：德文。德文老师威廉斯（Blanche Williams）小姐系一奇特人物，是一位良师，也是一位益友。她和蓓蒂同样受我尊敬，我想我不能令她们中任何一个人感到失望。
时间一天天过去，劳动监督指派我担任各种校区内工作。我常和萨姆一起干，他是一个身体魁梧的黑人，曾到车站接过我的。他真是力大如牛，简直没有什么东西扛不起的。我们把路上的巨石抬到路边。在花园、果园，我们共同修理道路，我感到筋肉和背部很疼痛。即使是在现代的中国也很少有知识分子从事体力劳动的。我的经验非同小可。尽管以后我对许多理论问题感到兴趣，但我相信，体力劳动的经验，帮助我站稳了脚跟。
一九一三年初，二伯写信告诉我可以向湖南省长申请奖学金。我请校方给我一份成绩单，并请所有教过我的老师都替我写推荐函。我将所有资料封入信封，附上申请函，寄给省长。我以为这实在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因为贵为省长的大人先生，如何会注意到一封远从美国寄上的小孩子的申请函。但，反过来一想，我又觉得此举不会有什么损害，不写白不写。一九一三年四或五月间，我得到覆函，得到一份奖学金，数目十分可观，每月八十美金。我感到突然成了富翁。
接信后我决定告诉哥哥。说明我可以不用家庭供给或奖学金，自己赚钱读书，每月八十元足够我俩在美国求学之用，要他也来美国。特别令我感到幸运的是我的奖学金从一九一三年元月份即已开始，还要追补。中国留美学生监督第一次就寄给我四百美金。我可以负担我哥哥的路费。是年夏，他也到了派克维尔。秋季开学，我俩同在派克学堂求学。
接到钱后我决定做一套新衣服。到一家裁缝铺选了一段料子。我想这套衣服一定很帅。但当我穿上时，我的好朋友，无分男女，都说不够好，认为我应该选更好一点的料子。
一九一三年，我和朋友决定组织一个俱乐部。学校拨出一间房子，我们稍加修饰，用来开会与社交活动。我们一致认为应该有一架钢琴，我立刻决定捐一架。
派克维尔当时可能有一千人，包括派克专科和派克学堂的四百名学生在内。那里没有电影院和酒吧。有两家冷饮店，一家附设在安伍德医生的药房里，另一家也是由镇上一位医生经营的。我没有见过乞丐，也没听过有什么犯罪。贫富并不悬殊。大部分人都步行，少数人坐马车。每个人都守法、信教。大家都努力工作。
镇是座落在米苏里河畔。米苏里河与中国的河一样多泥沙。但与中国不同的是该河没有舟船。只有一个黑人——但不是萨姆——利用那条河。他在河与公路中间修了一间木屋，我去看过他几次，每次他都请我饮咖啡吃肉饼。我们彼此往来得很亲密。他可能以捕鱼和捉螃蟹为生。
一九一三年，我们男生听说威尔逊（Woodrow Wilson）要到堪萨斯城国会大厦来演讲。他们告诉我威氏曾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和校长。他的一切令我景仰，同时也令我对美国更感到尊敬。我衷心以为：一个国家如果能尊敬学者，则在文化方面必定是进步的。为了听这位伟大学者兼政治家的演讲，我和其他同学徒步到八里以外的堪萨斯城。当晚威氏在竞选演说中讲些什么我已不复记忆，但我至今对他仍然尊敬。
派克专科和派克学堂在同级学校中水准平平。我甚至可以说它在一般水平之下。但该校笃信宗教。我们必须做礼拜及参加教会活动。此外，我们每天还要做祈祷，米勒牧师的祈祷词很长，就我记忆，也非常神学化。因为别人都不抱怨，我也只好跟着祈祷。重视宗教的结果，使大部分毕业生进了教会，有些到国外任教职，有些做了青年会干事。
一九一四年夏，我突然兴起一个念头，认为我和哥哥应该转到别的学校。哥哥对学农有兴趣，他认为应该献身农业为国家效力。因此，他决心到南方大学，因为南方盛产稻米。我已不记得当时的真正情况，一九一四年秋他终于进了亚拉巴马工艺专科。
至于我本人，我曾就商于蓓蒂小姐，我说我要进哈佛。她说那是最大错误，因为哈佛太大，对我无益。她建议我进一所小一点的学校，她认为我可以从老师那里获得额外的照顾。她推荐欧柏林（Oberlin）学院，那是她的母校。
夏季到来，我和哥哥离开派克维尔。他前往亚拉巴马奥邦（Auburn），我到俄亥俄欧柏林。离别朋友我和哥哥非常忧伤。但我想：如果在美国要完成学业就必须离开。我们在美国开始时的生活是实实在在的。派克维尔两年半是否学到什么东西我不敢说，但我确信那里的工作使我身体健壮，意志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