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九一一）
基督教、天主教、美国人和欧洲人对中国近代发展的影响如何，只有历史学家经过仔细研究后才能定论。十六世纪，天主教神父对中国当时知识分子影响极深。特别是在数学、天文、地理、造兵等方面。他们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是统治阶级，所以他们很聪明地把知识分子当作传教的基本对象。教士们得到许多有学问的人支持，传教工作进行得很顺利。直到十七世纪末满清政府和梵蒂冈间在观念上有了冲突为止。自此，教会和西方人在中国的影响力渐走下坡。到了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几乎将过去传教士对中国的贡献完全忘记。
我和哥哥于一九○六年秋入湘潭长老会学校，当时根本没有注意到历史背景和未来的结果。二伯送我们进教会学校的想法很简单，主要是要我们学英语、数学和一些其他的课程。他认为这些课程可以在未来的新中国谋生。他已预见新中国即将降生，虽然好坏尚不可预知。他嘱咐我们努力读书，但对教士所讲的上帝和耶稣要留心。他对教会并未表示激烈反对，但他却使我们感到传教在中国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教义实在比不上中国文化。
林格尔（William H. Lingle）夫妇在会客室内接待我们三人（因为二伯护送我们）。林格尔先生有六尺多高，络腮胡子，相貌很怪。由于我自觉没有什么错，所以也不怕他。林格尔夫人头发棕色，面部红润，面带笑容。虽然他们的中国话讲得不太高明，但我们还是说中国话。会客室中陈设一些中国木器，使我不禁以为这些美国人已经有一部分被中国同化了。
林格尔夫人问了我们一些问题。她给我一本精美的书，上面印着图画。有树、有花也有鸟，还有很大的字。书上印着一个英文字“Apple”，字旁边有一株苹果树。我不用看图就能识字。尤其“A”字更引起我的兴趣，因为“A”字就像一个村妇肩上背着两根长木棍一样。我和她谈了些什么如今已经记不得了。最后，林格尔夫人说我和哥哥可以入学。
长老会在湘潭当时有一所男校，一所女校，一所教堂和一家医院。男校名“益智”，是一所二楼建筑，有地板和玻璃窗子。教室、宿舍和礼堂都挤在一个楼里。在当时，有三四十名学生。
林格尔夫妇于一八九四到一八九五年中日战争停止后不久被长老会派到山东，后来又转往广东，再从广东转到湖南。林格尔先生回忆他初到湖南时还有老百姓向他扔垃圾，表示仇恨。
益智教数学的老师是中国人，他从山东长老会办的基督书院毕业。在他的教导下我在益智学了五年算术、代数和几何。这些科目我感到又容易又有趣。
英语开始是林格尔先生教，后来改由林格尔夫人教。开始时我和另外四五个学生一起学。第一个字我学的是“Book”。念起来并不困难。可是当时林格尔先生说：“一本书我们说One book，两本书我们就要说Two books。”我问他为什么后者Book要加个s。他说：“那代表复数。”我感到我们说两本书时已经在Book上加了一个Two字，那已代表复数，所以我认为实在没有再加s来表示多数的必要。他说：“加s是规定和习惯，是无法变更的。”后来我又发现并非复数都加s，有些字后面附加其他字尾，也有的名词和中国字一样，在表示复数时根本不附加字尾。
动词比名词更难。“I go”“You go”不用说很合理，“He goes”就显得不合理。此外，我又读到“I went”“I have gone”“I shall go”“I will go”“I am going”“I was going”等。我当时想，如果英语的结构和中国话一样，那该多好。但，经过努力学习，也就不感困难了。不论懂不懂，我都像背古文一样，把单字和文法牢牢记住。
林格尔先生也教我们圣经。这门课给我带来最大灾难。主要的是中文译得不好。我想圣经怎么能用这种粗鄙的文字？因此我对创世纪中所说的以及耶稣生死的记载也都大打折扣。对圣经课，我从不发问，也从不请老师讲解。我认为：不论我喜欢不喜欢我必须努力用功使考试及格。圣经课与英语数学不同，后两者我必须要弄明白，要精通。
星期天上主日学和进教堂比上圣经课还令我讨厌。在教堂坐在硬板凳上身体精神均感痛苦。我能在益智的五年漫长岁月中在教堂里保持安静，实在是家庭教育和乡村教育训练我尊敬老师和长辈的结果。
我们国文老师是中国人，教我们国语、作文和历史。他的教授法和明德国文老师类似。这些课程我既不讨厌也不喜欢。这里没有强迫记忆的课程。
益智的生活和乡村学堂及明德的生活迥不相同。益智每班只有五至六人，不像明德每班有三十多人。我们不穿制服，也没有军训。固定的课外活动也没有。学校前有一片广场，下课后我们可以去游戏。至于做什么游戏，如何游戏，林格尔夫妇是不管的。后来，我们弄到一个足球，大家乱踢一通。
周六和星期天下午我们可以去湘潭。湘潭的商业区在城外，商店设在湘江左岸的一条长街上。县政府在城里，是一座庞大的建筑。湘潭是个商业都市，较靖港大，但不及长沙。就政治和文化的重要性说，湘潭似乎介于靖港和长沙之间。城内可看的东西很少。我们沿大街漫步，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张望店铺和他们的招牌。有时我们也到小店去吃面。我和哥哥常到我们家乡人开的铁器铺，在那里可以吃到槟榔。
离学校不远有一片果树园，我们可以给园主几个铜板吃上一个够。有时我们还买几口袋水果带回学校来吃。
明德热衷于爱国主义，益智没有政治气氛，但林格尔夫妇在学生压迫下，也只好从上海订了两份报纸。林格尔夫妇不知道那两份报纸正是国民党的宣传品。国文老师对社论非常推崇。他把其中精彩部分用红笔圈点起来。其中有一些我读过，但我委实不解其中含义。这些报纸是在租界地印的，也就是说是在外国统治的领土上印刷的。它们虽不是在大清帝国的领土内印刷，但是大清邮局却把它们按时送到学校来。满清帝国，在理论上虽然是专制的，但却未学会近代独裁制度的某些统治方法。尽管老师们不批评朝政，但革命的政治理论却经过报纸传进学校。
益智也不能独自置身于学生骚乱之外。国文老师住在学生宿舍附近，人们一向以为他熄灯后按时就寝。有一天他向林格尔夫人报告，说他在楼顶上抓到一批赌博的学生。林格尔夫人很生气。她把学生们集合到大教堂。首先请王老师报告经过。接着她问学生：“你们自己怎么解释？”一个参与其事的学生站起来回答，他的音调措词非常客气而有礼貌，他说：“这件事完全是王老师虚构的。”依他的说法，是王老师和一些学生同赌，王老师诈赌，学生们不服，才闹出这场是非。另外一些学生也出来作证。林格尔夫人感到迷惑、吃惊。她不知信哪一方面好。她把学生开除，宣布此事完结。我当时并未亲睹那幕闹剧，事后才听人说王老师曾经道出事实真象。
学生们轮流担任勤务。有一次，正当我轮值时，有些学生抱怨说饭未煮熟。我到厨房要厨子们重新再煮，厨子们到饭厅把饭端走。不一会儿，他们又把饭端出来。有些学生说，厨子根本没有重煮。他们说，厨子是欺侮小孩子们年轻，大家绝不能饶他们。学生们不约而同地把碗碟摔到地上，弄得满地一塌糊涂。
林格尔夫人要学生们赔，他们不赔，双方僵持起来，校中一位老师出来打圆场，建议全体老师代赔，冲突才算解决。
当时湘潭和长沙的学校常起各种风潮。我们的都很小，但省会长沙的风潮往往是很严重的。回想起当时的情形，我敢说各校学潮一校比一校闹得凶。
一九○七年，长老会在旧校舍附近的广场上，为益智建了一栋新楼，比旧的大得多，新校舍可容六七十名学生。湘潭长老会在其他方面也很有成就。一位名叫凯卜勒（Dr. Kepler）的新牧师被派到教会来。医院里有两位美国医生负责诊断，他们是杜克尔（Tooker）和温德堡（Vanderburgh）。星期日林格尔先生到远在二十里外的湘乡去传教，午餐后再回湘潭。我敢说林格尔夫妇对于传教实在是不遗余力的。
赌博滑稽剧过后，林格尔夫人认为王老师已在学生面前失尽面子，无法再继续为人师表。当时适逢二伯到学校去，她请二伯为她推荐一位中文老师。二伯立刻提出邓家学堂的蒋老师。从某方面看，益智是新旧兼容的，因为蒋老师本人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旧时代的人物。
不久，林格尔夫人教我英语。她教了三年，文法采用的是纳氏文法，这本文法系英国人在印度学校使用的课本。在读本方面，她选用《伊尔文见闻录》。她对我进步神速至感愉快，我对她的耐心教导也感高兴。
有一次，林格尔夫人对我说：“我希望桃乐丝的记忆能和你一样就好了。”桃乐丝是她的女儿，年龄与我相若。
英语之外，她也教我们西洋史。采用课本是麦尔斯（Myers）所著《通史》的中译本，是山西基督书院一批学者译的。该书除了使我感到兴趣外，更为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我从书中学到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宗教革命，以及法国和美国的大革命，等等。在当时，我们中国还没有像麦氏《通史》那样的历史课本。虽然我花了很多时间去读中国历史，但我所知的只是星星点点，不能窥其全豹。读了麦氏《通史》之后，我认为我应该研究整个西方世界的进步情形。美国和法国革命也深深引起我的兴趣。其中只有一件事令我困惑不解：为什么革命进行了那么久，遇到那么多困难？革命潮流似乎是不可抗的，无论美法，都是如此。
念书之外，同学和我常做白日梦，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是救中国。我们幻想许多使中国富强的方法。为了神圣的救国使命我们还把工作分配好。就回忆所及，我常任军事领袖，目的是训练军队打败入侵的外国人。其他同学有的从事教育，有的从事财政，有的从事农业。
我的寒假有时是在靖港店铺中度过，但大部分是在校中度过。至于暑假，我要隔年返乡村老家，隔年住在店中。
在乡间我发现了某些变化。在我离家前，继母已替较我小一岁的妹妹裹脚。裹脚时祖母在旁监督，要继母尽量裹紧。她总是对妹妹说：“脚裹不好，嫁不出去。”后来，当我回家过暑假时，我发现继母对此工作已经马虎，实际上，她已经完全不管了。比我妹妹年纪小的堂妹们一个都没有开始裹。两个年纪比我大的堂姐她们在此变化未来之前已经裹脚，为此她们终身受苦。我家因为有人时常往来城市，所以较其他邻人变化得早。但是，不到几年整个乡村也都改变了。这种变化并非基于皇帝的法令，而是时代风气所使然。
当我在乡村度假时，我看到有一个人穿一身白制服，戴一顶新式草帽，骑马到我家来。他的外表令乡人侧目，羡慕不止。他是二伯母的堂兄弟，刚从日本留学回来。当时我家的人不管日本叫“日本”，称日本为“东洋”。那时我常自问：“东洋”之外是否还有“西洋”？后来我获悉真有一个“西洋”，距我们很远很远。当时我就发誓：如果在“东洋”念书就能受到如此的尊敬，将来我一定要到“西洋”去念书。
一九○七年秋（编者注：按史料记载，应为一九○八年）某日，正当我们游戏时，凯卜勒先生告诉我们：“慈禧和光绪皇帝都已去世了。”我自言自语地说：“这是重大消息。”但它究竟重大到什么程度我却不知道。
一九○八或是一九○九年夏，我在靖港和家人及一些学徒把辫子剪掉了。辫子是满洲人逼着汉人留的。留辫子就代表忠于满族。满清末年，它一变而成为奴隶的象征。我必须说明，在当时我对辫子的种种实在无甚了解。我剪辫子只是想表示要做个自由人而已。
一九一一年春，我在益智染病，好几个星期后才康复。患病时，林格尔夫人像护士一样照看我。她每天来给我量体温，送汤，送易消化的食品。虽然我在夏季到来前早已痊愈，她仍要我给二伯写信，告诉他我应该陪她到长江中游的牯岭去避暑，藉以休养。她说为了恢复健康我应该到天气较凉的地方去过夏。二伯答应了。
在当时，牯岭是教士们在长江沿岸的避暑胜地。那里有许多教会活动，如青年会、救世军等。当时最负盛名的牧师是丁丽美（Ting Li-mei），山东人，极有口才。林格尔夫人安排我和丁牧师单独会晤。在青年会的各项聚会中，有很多人去传教。我特别记得布克曼（Brockman）和罗勃森（Robetson）两先生。他们联合证道。我当时感到很大压力，但我却没有受洗。
是年夏，我和马丁（Martin）小姐交换课程。她和林格尔夫人住在同一房子里，是一位教会工作者。她教我英语，我帮助她学中文。事实上，我们并没有研究什么。我们只是讨论一些普通事物。讨论时，我们不时谈到革命问题。林格尔夫人对此也极有兴趣，往往和我们在一起谈。她认为革命很危险，往往建设少破坏多。她晓得中国南方的革命风气比北方重，但她大胆地说：“在中国历史上，南方从未战胜过北方。”我无法反对她的见解。但我对她和马丁小姐说，中国实在需要革命，而且革命就要来到，同时结果一定会成功。这仅是一个武断的说法，当时我是否提出合理的论证，如今已记不得了。我和她俩虽然辩论过这个问题但并不认真。可能我只是为辩论而辩论。是年夏季我令林格尔夫人很失望，因为我始终拒绝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
一九一一年秋学校开学不久，我们听说两湖总督衙门所在地的武昌已经发生革命。我们获悉满清官吏逃走，革命分子兵不刃血而轻取了武昌和汉口。我们在湘潭所听到的实在是过分简单了。事实上，革命分子虽然胜利，但也付出了代价。
约一周后，长沙也起了一次骚动。接着，校中谣传革命将波及到湘潭。益智的学生有时也谈革命，但我们承认我们不了解革命是什么东西。我们要到城里亲眼去看看革命的真象。当我们要到大街时，正好看到一群暴民从城南县府所在地冲到城北的大街。满街都是人，从南向北冲。不到十分钟，人群经过我们站的地方。我们决心跟在人群的后面，随他们到城北去。正当此时，我们发现四周的人越来越少了，不久，就只剩我们自己了。路不远处，我们看到一匹死马，我们大家上前围观，彼此互问：“这就是革命吗？”我们问商店老板革命群众怎么样了。他们耸耸肩表示和我们一样也不知道。我们回到学校感到非常困惑和失望。
约一个礼拜后，林格尔夫人对学生们说，恐怕革命后要有一段混乱期间，为了安全，她决定关闭学校。她要我们暂时回家，她也要暂返美国。这些话对我们实在是一个大打击。当时我才十六岁，如果说参加革命，又太年轻，如果说静止不动，又嫌太大。我当时回忆麦尔斯《通史》中所述的法国和美国革命。我想：难道说要我枯等七年或者甚至二十五年，静待革命过去再读书吗？不，这样不行。我想：最好的主意是随林格尔夫人到美国去读书，待革命过后再回中国。我认为我的想法妙极了。
当我告诉林格尔夫人我的想法时，她问我：“你家人同意你随我到美国去吗？他们能供给你必需的费用吗？”我非常高兴她这一问，因为这说明她同意我的计划。只是有些枝节问题尚待解决而已。我对她说，首先我要到靖港去征求家人的同意，然后准备必需的款项，随她赴上海。
一九一一年秋，碰巧我伯父和父亲都不在店中，二堂兄主持店务。我向他提出请求，他问我需要多少钱。他的反应我也感到很高兴，这无异是说明大原则他不反对了。我请求他给我三百银元。他说他将为我设法，只是当时店中稍有困难。四五天后，二堂兄告诉我他已筹到一百九十元，当时约合一百二十美元。我带着一百九十元返湘潭，几天后，我随林格尔夫人顺流而下赴上海。
抵上海后，又做赴美准备，如出国护照、衣服、船票等。不意，这时林格尔夫人突然宣布她改变计划，中止返美，她要回湘潭继续办学校。她说她过去的看法是错误的，中国革命已经过去了，中国革命不会像美法革命那样久。她对我说：“你最好跟我一起回湘潭。”
我当时想：就赴美留学的路程说，走到上海已经是一大半了。我不能回去。不论林格尔夫人回不回湘潭，我都要去美国。林格尔夫人并不想劝阻我，但她指出我带的钱太少。不过她又说：“如果我能找到朋友借钱给你，你想你家人能还给他们吗？”我没有理由怀疑家人不偿还这种债务。在我整个读书过程中，家人都是尽量帮助我鼓励我的。终于，林格尔夫人请湘潭医院的杜克尔博士借给我大约八十美元，她又请青年会的干事在旅途中照顾我，并在初抵美国时帮助我。于是，一九一二年元月中旬，我买了一张三等票搭乘“波斯”（Persia）轮前往美国旧金山。
我应该再补充一下在湘潭美国教会学校念书时的最后一段生活。信基督教的问题我是从未考虑过的。我当时十六岁，对基督教的教义知道的很少，而且成为基督徒的倾向也很小。但我在湘潭参加长老会的聚会已有五年之久。凯卜勒博士、杜克尔博士、温德堡博士，特别是林格尔夫妇，他们的热心以及对社会福利事业的关怀，使我深受感动。于是我想一个对人类深具影响力，又能使很多教士热心公益的宗教必然是一种好宗教。经过这一番推理，我最后终于答应林格尔夫人受洗，这就是我做基督徒的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