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一九○六）
一九○四到一九○五年爆发了日俄战争。彼时住在邵阳乡下的我们对战争毫无所知，至于战争的结果，就更不必提了。一九○五年春，二伯从城里回来，外表很严肃，好像发生了什么大事似的。后来，有一天他对我和哥哥说：“皇上已经决定废科举，再继续读旧式学堂已经没用了。以后你们一定要进城里的新学校。”
十九世纪末和廿世纪初期日本的崛起使中国政府和人民大感吃惊。在此以前中国人称日本人是“小日本”，话中含有不屑之意。何以如此，至今我仍不解。有些中国读书人称日本人为“倭寇”，因为过去日本人曾经结伙劫掠过我国的沿海各地。一八九五年日本战胜中国，全国震惊。知识分子开始自问：日本何以能够如此？大部分人（虽然也有少数例外）都认为是明治维新的结果。
因此，一八九五年后，在中国产生一种维新的潮流和政治运动。一九○○年的拳匪之乱，是维新运动的一股逆流，欲将没有主见的执政者拖到最保守的一方而已。待一九○五年日本战胜俄国，维新之议已成不争之事实。中国必须循着日本的成功之路去维新，去改革。其中一项最具体的措施是建立新教育制度。即使是最反对改革的慈禧太后也同意废除一向为人向往的科举。
二伯深为这些事烦恼。他在返家之前在城中获悉此事，我敢说，他实在是煞费考虑。他决心采取步骤来应付这种新情况。他认为：不管中国怎么变，他的侄辈欲求发展只有读书一途。
二伯急于要我和哥哥继续读书，即使到距家若干里外的城里去上学也在所不惜。因为他的独生子（我们称他三堂弟）没有念书兴趣。不论他父亲如何惩罚他，他仍逃学。有一次，我记得二伯把他绑在梯子上要佣人把他丢进水塘去。他放声大哭，声震屋宇。祖母看见她的三孙子被绑在梯子上，责问是谁干的，要把他怎么样。佣人们只好羞怯地说他们是奉二先生的命令，二先生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祖母也不再问，吩咐他们把三堂弟拉上来。释放后，牵着他的手带他到自己的屋子里。对于读书问题祖母和二伯他们的态度是一致的，都训戒三堂弟要用功。但，他们的训戒和惩罚都没有用，三堂弟就是不念。
一九○五年冬，二伯回城里。他请一位远房表兄于第二年春天把我和哥哥送到省城长沙。这位先生我叫他“蓝（Lang）三伯”，但他与我家究竟是什么关系我却不知道。他比二伯年纪大，在我家店铺里做过账房，为人非常可靠。
一九○六年后不久，也就是光绪三十二年，家兄和我跟蓝三伯去长沙。虽然我对祖母等家人依依不舍，但也愿意到大都市去见识见识。都市对我们并不太生疏，因为二伯和家父常去城里买些东西回来。
我们徒步赴长沙。因为我没有出过远门，所以走起来感到很吃力。蓝三伯比我们走得快些。他不时把糕饼放在路边引我们到前面去拾取。从小官道开始，不久就上了大官道。大官道上行人很多，还有些轿子，这种情景我们过去从未见过。路边许多大建筑也令我感到惊异。有一个地方，一片广阔的稻田里有一丛小树，野鸟飞进飞出。蓝三伯告诉我们那丛树林里有神。如果有人去伤害林中的鸟，就会触怒了神，神会惩罚他，所以没有人敢去林中捉鸟。就这件事论，迷信比警察的力量还大。
沿大官道，每隔三四里就有一个市集。其中有旅社、药铺和杂货铺。我们每天平均走二十里。每到有店铺的地方就停下来休息吃茶。中午吃饭晚上住宿。
当我们到湘乡时，我以为是到了外国，因为那里的人说话我不太懂。湘乡的风景很美。
有一段路我们沿着一条小河行走，看见河边有个大轮盘，运水灌田。又经过一座很好看的桥，桥有九孔。蓝三伯说在未建桥前行人是用渡船过河。因为水流湍急，渡船常生意外，人常被淹死。一位贫穷的大善士立志要修一座桥。他募了许多年的款，桥才修成。桥边有座石碑，上面刻着修桥经过及善士们的大名。若干年后，大官道成了行驶汽车的公路，桥上也改行汽车了。
过了湘乡，我们看到曾国藩故居。曾是湖南杰出的人物，也是中国十九世纪最负盛名的政治家。他的故居虽然距离大道有一段距离，但却可以清楚看到。房子虽然很大，但并非是沿途最大的。
过湘乡抵湘潭。湘潭的语言我认为和邵阳的差不多。在湘潭有一家邵阳人开的铁器店，我家和它有过生意上的来往。蓝三伯带我们到那家铁器店做礼貌上的拜会。店主奉茶并给我们每人一包槟榔。槟榔是用红纸包裹，我感到很新鲜，于是打开来吃，谁知又辣又热，把嘴弄得非常难过。湘潭人对嚼槟榔很感兴趣，长沙人亦复如此。若干年后，我发现越南人也好此道。可能湘潭长沙两地的人在某个时期与越南人有某种关系。
在长沙我们住旅馆。这里的旅馆和邵阳的完全不同。二伯已来长沙接我们，第二天他带我和哥哥去明德小学，该校分小学和中学两部分。由于乡下学堂和都市学校的功课不同，所以我们过去学的都不算数，重新从小学的最低年级开始。
明德与邓家学堂和赵家学堂之不同，有如老虎与猫。小学部约有四百人，建筑现代化，木板铺地，还有玻璃窗，我那班有三十多名学生。我们着制服。进教室、宿舍须先排成像士兵的行列。我们有体操课。此外，还有游戏的时间。
所学的科目是国文、数学、修身、图画和自然。礼拜六只有上午有课。星期日全天放假，我们可以到城里去游玩。我们逛公园、逛庙、爬城墙、到河边逛码头。有时我们过河去爬有名的岳麓山，山上有历史上有名的岳麓书院。
晚间下课后，我们仍要排队到礼堂听代校长训话。训话的内容都是要我们爱国。他强调中国是文明大国，但被东西列强压迫。所以他要年轻的一代努力读书，吸收新知识，俾使中国富强。我认为他的话又新又刺激。有时他也会念一封校长的来信。彼时校长正奔波于平沪之间为学校募款。校长的信同样地也是鼓励我们爱国。
后来，我获悉这所学校和国父孙逸仙先生所领导的革命有关系。明德是一所充满革命气息的学校。中学部学生很少。有人背地告诉我，那不是一所真正学校，是革命分子的秘密机构。但是，却有好几个皇上任命的湖南高级官员和地方绅耆都爱护那所学校。
星期天我们体操老师或课外活动老师有时命我们穿上漂亮的制服整队穿过大街。我觉得我好像是一名小兵上战场。同学们在校内有时会谈到自由、平等，有时也攻击传统的管教方式。不晓得是什么原故，有一次有些学生示威，反对课外活动指导老师。为了镇压那些参加者，代校长把为首的人开除了。
长沙和明德使我进入一个新世界。革命令人感到迷惑、浪漫、兴奋。我没有听人谈论过国父的具体革命计划，我只对未来的理想世界有个基本的想法。只有一件事我是肯定的：所有中国青年都应该努力用功，以备将来为国牺牲。
在年长一些的学生们中，特别是在当时毛泽东就读的省立师范中，流行一句口号：“中国若是德意志，湖南定为普鲁士。”普鲁士主义的真意何在没人能够真正了然。那句口号的意思只是表示在新中国建立的过程中，湖南人一定要担任重要角色。极端的保守主义转变成极端的激进主义。
省会长沙是湖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九○六年，受外国影响已经很深。城内许多商店陈列着五光十色的外国货，大部分是日本货。店主不以出售敌货为耻，反而用巨大广告牌标明他们有头等的外国货。陈列货物的橱窗令人目眩。其中陈列各式钟表、煤油灯、玻璃器皿和胶鞋。胶鞋可以穿在中国鞋外面，有时也可代替拖鞋使用。光亮、柔软、舒适而且绝对防水。当时的年轻人几乎每人一双。其他的商店出售瓶装饮料。无论老少，都对汽水感到神奇而可口。
人们开始带怀表，表上缀着一条金表链。某些开风气之先的人甚至抽起纸烟。小店用桐油灯，但大商店已改用煤油灯以广招徕。
我看到长沙已有好几所教堂，天主教的、基督教的。教士们所到之处，定然引起人们的侧目。他们的服饰、头发、皮肤和身材均能引起人们的好奇心。
大型汽轮从上海、汉口开来长沙。看起来好似水上行宫。
我和哥哥在靖港我家的店铺中度过一九○六年暑假。靖港在长沙北二十里，是一个商镇，并非县府所在地，但却相当大。靖港位于一条小河和湘江汇合处。湘江是长江一条巨大支流。那条小河的名字叫什么我不知道，镇上人都直叫它“河”。靖港镇较低的一头有座大庙，供着河神。每届新年都要唱戏。沿河有一条一里长的街，街上有商店。街后是民房和仓库。
我和家兄抵靖港时，出乎意料的，发现我家原来的一家店铺已经变成两家了。一家在老地方，另一家设在镇上的新地区。祖父开设了老店，二伯和家父又开设了新店。店中主要营业项目是铁器。在许多的货物中我看到有很多光亮机制钉子和铁丝。外商的势力也已渗入靖港，只是不及长沙显著而已。
有一爿店的后面堆着大批铁器，备批发之用。从江西、湖北来的船，往返不断。他们并非全来买外国货，因为外国货他们可以在邻近的九江、汉口去买。家父和二伯殷勤招待那些船主，和他们做生意。每次生意可能达到二三百元银元。一次批发生意可以抵得十或二十天的零售生意。
小河的上游，我家族人开了一家铁工厂，制造水壶等厨房用具。我没有去过铁工厂，但别人告诉我说，厂是设在小河边上，因而厂中所用材料运输很便利。铁工厂由一位远房叔叔替我们经营。
除了铁器外，我家的两个店铺还经营鸦片生意。一九○六年和民国初年，当袁世凯执政时，鸦片可以公开买卖。据说鸦片较铁器的利钱厚得多。惟一的坏处就是税太重。
二伯和家父是店东。大伯儿子，我的二堂兄有时也到店里，他是少东家。商店是家父和两位伯父的公产。获利由三股均分。我和哥哥的学费由店中供给。就我所知，大伯和二伯对我们的学费就从未抱怨过。不过，若干年后，二伯母倒是发过牢骚，说我们这一股多沾了利益，用店中的钱供自己的孩子们读书。家父听到后，反应很坚决：他要我们辍学到店里去当学徒。二伯的反应也很坚决：他要二伯母对此不要妄议。如果必要，他甚至会把他的私田卖掉，供两个侄子读书。我和哥哥很幸运，因为二伯的决定终于为大家所接受。
虽然我没有做学徒，但对做生意的事却蛮有兴趣。我家每个店都有店东和少东，另外还有六七个伙计。地位最高的是账房先生，最低的是新学徒。我看店员们做生意，每天傍晚打烊后我帮他们数钱算账。我对算盘很感兴趣。当时各家商店都用算盘算账。经过一个暑假，我已把珠算练得很熟，居然可以和那些年轻学徒们比赛。加减很容易学，乘除则需较长时间练习。
我们住在店中时，父亲和二伯都不给我们零用钱，店中年龄较大的伙计为了满足我们的欲望，有时公开给我们几枚铜板，让我们上街去买零食。
在店中大家在一起吃饭。店中所有的人围坐一桌吃同样的饭菜。伙食比我们乡间的要好些。城里赚钱比乡间容易。中国人一向很俭朴，乡下农家较城中商人尤甚。
宗湘（Chung Hsiang）叔叔常从他所经营的铁工厂到靖港来。他比二伯和家父年轻，外表也很帅。有一天他带我们去看他的朋友。他的朋友是一家茶馆的女老板。可能就是个妓女。她的房舍很华丽，陈设也很雅致。我们进去后，她殷勤招待，奉茶拿瓜子。她问我多大年纪，又问我念书情形。
过一会儿，她女儿回来了。她年约十岁，穿着彩色鲜艳的绣花衣服。在家乡，这是我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和女孩子坐在一起。我手足无措，说不出话来。那个女孩子也局促不安。午餐时，我们两人都没有开口。饭后大人到别的地方去，房中只剩下我们两个人。这更令人尴尬。我希望我能拥抱她，但却一动也不敢动。
长沙和靖港显然有些不同。长沙大，有许多学校，有护卫森严的大官，有很多庙宇。政治对人们的影响如何我无从知道，从表面看，他们惟一有兴趣的似乎就是做生意。但自从革命分子震惊了地方绅耆和官员后，一般百姓也不能完全漠不关心了。再看靖港，它只是一个镇，没有政府机构，只有一座庙。镇上是否有学校，我记不得了。因为我从未见到过。如果有，二伯们也许可能把我们留在靖港上学了。不论长沙人对政治如何，但靖港的商人是漠不关心的。
至于谈到外国影响，靖港远不及长沙。全部售外国货的店铺在靖港是没有的。靖港人不像长沙人那样爱用外国货。靖港教堂没有外国人，是由中国人主持的。我还记得某次有一个年青外国人，带着一个工人，背着一个大口袋。沿途抛掷香烟，好奇的人拾起烟盒，彼此争论烟中是否有毒。有些人打开烟盒试抽其中的香烟。靖港吸烟的人倒不少，但都是吸水烟，没有吸香烟的。
当时币制不统一，所用通货种类很多。最主要的是传统用的制钱。铜制，中间有方孔，上面刻着铸造时期皇帝的名字和“通宝”二字（意为法定货币）。制钱中间的方孔，可以穿一根绳子，把许多制钱串在一起。平常都是每千个一串，中间加个标签，注明数目。较新的钱币是铜板，当中没有方孔，较制钱重，每枚价值可当制钱十枚。
另外还有许多银币，一角、二角和一元的。使用银元时，对方要把银元摔到桌子上，看看是否哑板（银币中间如有破绽或成分不足，摔时所发声音不清脆，俗称“哑板”，其价值低于同类之银币。——译者）。这种银币是在广东、江苏、湖北等地铸造的。虽然上面铸着一角、两角和一元的字样以代表它的价值，但在使用时其市场价值却与币面所标的价值时有出入。
另一种通行的货币是纯银，有的铸成马蹄形，有的铸成银条。此种货币于使用时要仔细秤它的重量。
到后来，才使用纸币。纸币是两湖总督指定汉口一家银号发行的。长沙有两家民营银号也发行小额纸币。年轻学徒在店中只可收制钱和铜板，有经验的生意人才能收银币和银子。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但却没有良好的货币制度。
一九○六年夏，二伯对我们又改变了教育计划。他认为明德虚有其表。他不喜欢大班制。他认为明德的英、术两科不够。他不知从什么地方听来，湘潭长老教会学校办得很好。对他说，所谓新学校，主要的就是英、术两科。因为这两科都起源于西方，所以他以为西方人办的学校一定较国人办的学校好。我想这是二伯改变计划的主因。一九○六年秋，我们进了湘潭长老教会学校（益智中学），不再返长沙的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