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史料之搜集、鉴别与编次
笔者编次战史既竟事，搁笔凝想，从头细看；这毕竟还算不得史家之笔，充其量也不过是一部战史长编而已。章实斋说：“文人之文，惟患其不己出；史家之文，惟患其己出。”（梁启超说：“《史记》本诸《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汉书》本诸《史记》，何尝有一语自造？却又何尝有一篇非自造？有天才的人，最能把别人的话熔铸成自己的话，如李光弼入郭子仪军，队伍如故，旌旗变色，此为最上乘之作。”）笔者着笔之初，也颇想守史家成法，做到“无一字无来历”的准则；可是纵笔所之，每多个人描写与论断之语，以史论之法治史，论史者或认为方法不甚谨严。当代大史家屈勒味林氏（G．M．Trevelyan）自序《英国史》，谓：“欲以数百短页而囊括英国史的全部，不流为一部教科书，即难免成为一篇长论说。本书采记事式的体裁，依年代的顺序，叙述要人大事的经过；同时又不忘以国家的经济状况、政治制度及海外事业为根据而论列到社会发展的种种。由前者言，本书尚未脱教科书的模样；由后者言，则本书又类似一篇长论。”我们自己检讨这部战史的风格，也正如他的自评呢！
中日战争，严格来说，应当从“九·一八”说起；不过两国之间，进入全面战争，则自“七七”卢沟桥事变开始；而日本军人本之于自大的心理，把一切对中国的战事都称之为“事变”，直到太平洋战争发生，才称之为“大东亚战争”，称之为“圣战”。笔者于“九·一八”事变后，曾逐日剪存史料，全部毁于“一·二八”之役；其后转徙流离，已没有剪报的兴趣和机会；因此，关于长城战役、绥远战役，印象非常模糊；手边只留了一本《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和良友本的《中国大观》，保留一点当日抗战的影子。“八·一三”战事既作，笔者随军居闸北四行仓库经月；每天和孙元良、冯圣法、陈素农诸将军相处，初习军旅之事，而参谋处长张柏亭氏不厌烦琐，委曲相告，才懂得一些兵学的门径。有一天，我军自敌垒俘获若干敌方文件，中有《“一·二八”战役纪念册》，记叙详密，编印精美，爱不忍释；当时心中就有这样的念头：他日战胜，我们也该编理这样的战事纪念册。因此，那两个多月中，尽可能地搜集战事资料以备来日治史之需。其时已搜集的，有八八师的战斗详报、陈参谋长的淞沪近郊作战地图，以及张参谋处长的作战日记，此外还有许多从同文书院图书馆中找来的地图和地志。其后，地图毁于金华战役，战斗详报和作战日记，寄存于上海怡和洋行，也以日军进占租界，毁于“一·二八”的早晨。那份史料，可说全部损失了。二十六年十一月初旬，淞沪战事失利，战线向后移动；其时，坊间已有《上海抗战全史》、《上海血战记》，稍后则有《中国的抗战》（密勒士评论报社编）一类书出版；其内容全就报纸所载电讯、特写、通讯编次而成，我们稍微知道一些战事内幕的，便觉得这些记录的真实性并不很高。（其中很多电讯，系笔者在军中所发，更明白电讯与实际战情间的距离。）假如要编次战史，必须重集史料，另起炉灶，才可以近于“真实”。
二十七年夏初，笔者随军鲁南，乃开始有计划的搜集。首重敌情，包括敌军文件、日记及俘虏口供，其次注意军方文件，包括战斗报告、实录、命令、计划等等；又次随时记录军方人士谈话，尤其注意参谋人员的议论批评；至于报纸所载电讯、通讯、特写，连笔者所写的在内，一律只能当作旁证，应得加以严格鉴别。如是者四年，材料越积越多，自信可以勒成专史；乃编订目录，准备着笔，那是三十二年春间的事。可是一动了手，便觉得若干史料都不可信，若干疑难，无从解答；乃又搁笔，重行搜集史料，再做准备工作，而赣南又告沦陷，避乱赣东北，扰扰不安，一切都停下来。三十四年秋天，敌军投降，战事结束；随军前进，一年之中，搜集了若干敌方军事文件，而且军事解除了“秘密性”，也找到了若干我方的军事文件；又从敌战犯口供中找到了许多直接史料，于是重新排列，开始剪接，来做“战史”的新工作；这回的自信力确已加强，若干疑难也已找到答案。（也还有一部分不能解答的，只能期之异日了。）有如影片似的，经过了剪接缀补，可以拼成一部比较完整的“战事记录”了。（二十七年以后的资料，有一部分在武汉失落，一部分在长沙毁去，那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部分，总算经过了赣州的战乱，幸得保存下来。）
我们手边的史料可以分成五大类：第一类即系敌方文件，如敌河曲支队作战命令与计划，山下少佐阵中日记，稗田吉米阵中日记，吉武联队“情报记录拔萃”之类，这类文件，真实性甚高，因为原文件不含宣传作用，而且记录很朴质，绝无文饰之处。我军所获敌方士兵日记甚多，对于全局很少记述，价值较低；山下稗田中级军官，其日记中所载事，对于战斗场面，首尾完整，可供参考。第二类为敌官方公布文书，如“对华军战斗法要览”、“华军山地作战要领”、“战迹之刊”、“浙赣战记”之类属之，这类文书，真实性高低不等，前三种系敌军军中教育文件，较为真实；后二种便带有宣传意味，每多夸大之处。第三类为友邦人士的报道与批评，如苏联之柯斯洛夫的“日军之进攻战”、“日军之防御战”，勃脱兰的“华北前线”，盖恩的“太平洋争霸战”，杨格的“重庆纪行”，都是比较客观的报道。第四类则为我军方文件，如第七战区编的《桂南战迹旅行详记》，罗泽闿的《台儿庄歼灭战》，第九战区编印的《南浔线敌情纪实》，第三战区的抗战纪实，第三方面军的战史，共军所编的《抗战八年的八路军》以及何应钦总长所编的《八年抗战经过》，大体正确，用以和敌人文件相校勘，更可以明白当时的战情。第五类为专家论著，如刘斐《敌我战略战术之研究》，王维屏的《抗战地理》，马歇尔的《欧洲与太平洋战争之胜利》，尤脱莱的《日本在华的赌博》，塔宁·约翰的《日本作战力》，威尔纳的《世界大战透视》，蒋震华的《太平洋战略新形势》，杨杰的《国防新论》以及蒋百里的军事论文，对于了解全局，推测态势极有帮助。我们把自己当作一个百年后的史人来审订史料，力求公正、真实，要对得起战场上的将士，更要对得起下一代读者，绝不歪曲事实。
史料既已荟集，新发现的资料还不断在增加；作史之初，惟恐材料太少；一经搜集，便觉材料太多；第二步工作，便是如何处置这些资料，属于“史识”分中事了。我们手边所有资料，如以字数计，当在数千万以上；这已经经过了初步的选择。可是这么多的篇什之中，可用的并不很多，有的琐碎，有的凌乱，有的相互矛盾，有的彼此重复，砂里淘金，全看我们自己的鉴别。以淞沪战役而论，这是最靠近新闻界的战线；战场上一个喷嚏，就作了“特写”的地位；但当时那么多的文字记载，对于当时的战事全局，依然模糊不清。因为战事初期，重心在右翼，闸北、江湾为两军激战之地；新闻界和军方的联络不确切，中枢对于宣布战情的方针未确定，因此彼此都搔不着痒处。战事延长，战线延伸至左翼，罗店蕴藻浜一线，离上海愈远，炮火愈激烈，印象愈糊涂；报纸上的记载仍不免着重右翼，所以电讯、特写都不十分合实情。后来我军撤离淞沪战线后，军情一日万变；悲观焦虑，更不容冷静观察战局，因此，报纸所载更与实情不符。虽说上海人士，人人亲闻炮声，亲受战祸，若询以苏州河一线如何被敌突破？敌军金山卫登陆，如何窜犯？京沪线上我军何以不能固守福吴防线？大都茫然不知所答，而当日报纸上的评论、新闻，并不能给我们解答什么。一般人所能说的，只是里巷流言，把一些捕风捉影之词铺张一番而已，笔者重读旧时报载文字，不觉大为失望。于是把敌方所绘的淞沪战役图、太湖南北地区作战图，和第三战区的抗战纪实相对勘，时地经过，都相符合；编者当日身处这些战场，和高级将领往还甚密，若干观念，也经过了这番整理，多所改正。所以我的《淞沪防御战记》，乃是另寻史料，重新塑造，和以往的记载出入颇多的。
又以台儿庄战役为例；这一战役在抗战期中为一重大关键。我方报道，铺张过甚，敌方则讳不言败，只字不提；但胜利之夕（四月六日），笔者亲在台儿庄前线，距战线不过十二华里。我军虽于是夕总反攻，但正面守军对于“胜利”尚难作十分把握；四月七日，汉口、长沙、广州各地都已狂热庆祝胜利，而徐州城中并无热烈反应。到了八日，才判明敌军确已溃退；但当时如何的激战，敌人受何种打击，也待侧翼汤军团的报告，才明白当时态势。胜利之初，若干记者的通讯，专从正面细描，到后来才有人注意到侧翼的战情；若就全局来说，片面的“特写”，都是挂一漏万，不足为据的。这回编史，以罗泽闿氏的《台儿庄防御战》为蓝本，把轻重巨细，重新安排；关于全局叙写，则用编者当年的最后写定的《台儿庄战纪》，又引用敌兵涩谷升日记的末段，以证明当日台儿庄战斗的剧烈。那一次战斗，从鲁南全局说，也只是其中的一幕；我军自四月十六日起，即已改变作战计划；徐州放弃本在预定计划之中。那年四月下旬，战事重心已移至陇海沿线兰封、开封一线；徐州退却，就全局说，也不十分重要了。这样局势的转变，在当时也都看不明白，而今重叙，应得把那些错误之点，一一纠正过来的。
每当战局转变之际，若干人士身遭离乱之痛，自不免以个人的遭遇，有色的眼镜来议论得失。笔者还记得民国二十八年三月间，南昌陷落时，浙东一带传说纷纭：但仔细查问，南昌何以陷落得那么快？他们也说不出所以然来。笔者当时和军中人士谈及此战，见仁见智，亦各不同。乃掇拾所闻，加上一些推断，写成一篇通讯，刊之《星岛日报》，许多朋友认为条理明白，推断正确。可是到了那年冬间，上高会战后，看了敌方文件，才知道我自己的通讯，也和事实隔着一层。但时隔一年，我们虽已明白了当时实况，却又明日黄花，不必再行报道。（新闻报道，时间性过于重要，到了事后，即算有“先见之明”，也不能引人注意。）而今重写战史，自不可以误传，重蹈覆辙。我们所致力的，就在这些方面；我们要把以往传述记叙有误的，分别订正，逐一检讨，使读者对于每一战斗有明确的概念。
战后这一年，我们所得的史料，其“正确”与“丰富”，或许还在以往五六年的努力搜集之上。笔者追叙溥仪出关，曾引用外交部对国联所作报告书；书中说及溥仪蛰居天津，土肥原亲来天津，胁往大连，转赴沈阳，扮演傀儡。但据溥仪在东京军事法庭口供，往天津胁迫溥仪的系坂垣，并非土肥原；而溥仪被胁，先往旅顺，并非大连；才知道外交部所得情报，也是传闻失实。诸如此类，我们根据了战犯的口供，把张作霖被暗杀，“九·一八”事变的前因后果，以及日本制造事变的戏法都弄明白了。其他，如森正藏的《旋风二十年》，《近卫日记》，以及迫水久常的《日本投降内幕》，也暴露了战时日本的内情以及政治、外交、军事上的弱点；从这些材料，我们可以明白当年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步骤，以及战争末期找寻和平的窘态。而且告诉我们：日本天皇接受投降以后，东京近卫师团的少壮军人还闹了一场叛变的惨剧。我们尽量找寻这类正确的史料，来使我们的史篇十分完整的！
谈者一向对于我军方的报告表示怀疑；笔者这回用敌方的战斗报告仔细对照，却也出入不多；关于作战地点，时日及经过，至多相差二三日；即如南宁第二次陷落，当时未见报告，但在八年抗战经过中明载时日，并未失漏。统帅部所发表各期作战经过，以各期担任战讯的人员不同（各战区供给战情的详细也不同），前后并不一致，应得分别看待。第一期中，北战场战讯，最为详明正确，东战场的失之简略；笔者乃引用第三战区的《抗战纪实》来增订。抗战后期，战讯发表的技术大有进步，对于作战部队的番号也不再隐讳不提；若干战斗的经过，笔者便直接引用，极少增删。到了后来，笔者才明白轻视官方文书，也是一种僻见，不足为法。（官书简明有条理，远比零乱琐碎的特写有价值些。）
笔者在淞沪战线随军二月余，其后往返于皖南、浙东、赣东一带；二十七年夏初，往鲁南战场，其后沿陇海线西进，止于洛阳；八日间，转至长江南岸，与武汉会战相始终。二十八年巡行浙闽沿海，冬间归赣东，小住抚河前线。二十九年，历访桂南、湘北各线；三十年，往来赣闽桂粤之间；三十一年春间，巡游浙西，迄浙赣战事发生，复归赣南，其后小住赣南以迄赣州陷落，乃旅居赣东。其间，凡所亲历之战线，身经之战役，即以个人见闻为经，其他史料为纬；其所未经历之战线，则斟酌资料分别经纬，亦有暂填空白以待来日补正者。
这是一部战史；以四十万字的篇幅来记叙波澜壮阔的八年战事，繁简轻重之间，如何安排呢？现代的战争，乃是总体战，包括“政治”、“外交”、“经济”、“军事”及“民众动员”各部门的全民战争；因此，这部战史，并不是一部仅仅记载战斗经过的军事史。我们只留出五分之三的篇幅来叙述战事，其他五分之二，我们要说到战时的政治、经济，说到中日战事在国际上的影响，说到敌伪的政治经济动态，也说到教育、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演变。（我们的图片，也是如此；我们着重其“历史性”，而不注意其人物的地位；我们看重人物在战事行程中的生活，一个士兵在岗位上的表演，其重要性过于一个将领的阅兵；我们有着一万余幅图片，就在这个标准之下淘洗出，只采用了十分之一。）我们要告诉下一代子孙以伟大的抗战场面，尽可能避免“英雄观念”。我们的战史，得有别于《圣武志》、《湘军志》一类崇功颂圣之书，我们要使之成为人民的战史。
在我们所读过的战史之中，《兴登堡自传》该是第一流作品；其书明白朴素，并无繁杂晦涩的毛病，叙记战情，不枝不蔓，不写他自己的私人活动，也不谈那些琐碎事件。他所写的《松山之战》、《马苏尔湖之战》，也正是写战役史的典型作品；他日，我们编写抗战军事全史，必且以之为法。威尔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论》、《世界大战透视》、《论第二战场》，这些军事论著，对于我们的启示，非常深切；伊利奥脱少校的军事论文，也启发了我们的军事观察力；以他们的作品为模范，写一部中国抗战战役史论，该是一部极有意义的书，我们此刻所要着笔的，却不是这一类专门性的著作。对于我们的风格有着启发作用的，却是两本国人所写的史书，一系罗尔纲氏的《捻军运动战》，他把捻军战史，分三部来叙记：一部写捻军始末，一部写捻军战法，一部写几个典型战役；三部贯串为一，全书浑然一体，这倒是战史中杰出的著作。本书许多地方，即以之为法。另一部即王维屏氏的《中国抗战地理》，他用军事地理观点来叙述战役，这是谈战事最好的法门，也可说是军事入门书；这条路线，清初大儒，如顾亭林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已经开了先河；而敌人的《战迹之刊》，也就是同样的风格。我们的战史，也特别注重军事地理，以期增加读者对于谈战论兵的兴趣，若干地图片，也就帮助着使读者对各战役有明确的观念。
语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中日邻国，关系非常密切；可是我们对于日本这个亲邻的理解，实在太不够，换言之，也可以说是在“知彼”上缺少了工夫。抗战以来，透视敌情，洞中窾窍的蒋百里氏，他在抗战第二年便已逝世了，他可已看到了长期抗战必然胜利的远景。本书若干方面，特地叙述敌情，采用自欧美人士的观察与分析以相印证；我们的意趣，和蒋氏的议论，完全相同。蒋氏遗言：“胜也罢，败也罢，只是不要和敌人讲和。”这一部书，也可说是他这一句话的注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