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三”战役七月下旬，日方决定，对华北用兵；广田外相，并向国联宣称，拒绝国联任何干涉行动，并表示南京政府如干涉华北地方协定，日军部将以激烈手段对付之。我外交部也发出通告：“中国维护和平已竭全力，华北事件将来之发展，应由日本负责。”中日间的邦交，已临到千钧一发之危机。
在这紧张空气中，上海忽传一日本水兵“被绑失踪”的警讯；国人想到卢沟桥事变前夜的故事，对于日方制造事故的戏法，不免谈虎色变，知道日军又将有事于华中。这位失踪的日本水兵，名宫崎贞雄，过了二天（七月二十七日），忽在镇江出现，他从轮船跳向江中，为一船夫所救。翌日，护送至京，交与日本领事馆；彼签字自供：七月二十四日，于北四川路在一未经该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指定之娼寮中冶游，为另一日水兵所见，乃乘轮潜逃。这件事的戏剧性，使国人不禁想起了一年以前京中发生的藏本事件；有如舞台上的丑角，拆穿了自己的西洋镜；但其暗示性之严重，有如顽童正在点燃那炸弹上的引线。
八月五日，日议会通过拨付华北事件费；六日，日政府突下令撤退在汉侨民，七日，长江上游日舰全部集中上海；战争的红球已经挂起来了。那天，川樾大使虽以“重开谈判”的使命来京，事实上乃是揭开了战争的大幕。路透社的东京电讯，便已预言“大战将于本星期再起”。我国内部团结，举国一致的决策，也从若干动态上可以看到。阎锡山、余汉谋、何键、蔡廷锴、刘湘、龙云诸将军先后抵京；而白崇禧将军由桂飞京，尤引起中外之共同注意；大难当前，全国军人的意志已经集中起来了。
战事导火线，起于八月九日的“虹桥事件”。那天下午五时半，日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与水兵斋藤要藏，武装乘车至虹桥路，欲冲入我虹桥飞机场，我方守卫向前阻止，竟被日兵击毙。我保安队闻声出巡，日兵复开枪射击，我亦还击；大山、斋藤俱死于机场近处。这事件，必然成为日方对我开始军事行动的借口，中经我俞市长与日冈本总领事再三交涉，希望循外交途径谋解决，勿使事态扩大。而日方便以谈判，调查来拖延时间，暗中作军事准备；我方窥破他们的诡计，也作军事准备，争取机先。八月十一日大队日舰抵沪，载来大量军火及海军陆战队；我第五军之八十七、八十八两师，亦兼程开抵闸北及江湾两地布防；火药气味如此浓厚，战事必不可避免的了。
我们于记叙淞沪战事之先，也把淞沪战场勾出一幅轮廓来：日军自二十一年《淞沪协定》成立后，便在虹口构筑现代化的堡垒阵线。就在北四川路底天通庵车站附近，建筑了陆战队司令部；司令部系水泥钢骨筑成，下层系仓库，屋顶筑有高射炮阵地、窥测所，中层系陆战队营房。俯瞰天通庵车站及八字桥，遥对闸北北站，一到战时，便是一所要塞。东北和六三花园及日本坆山连成一线，西南联结着日本小学、福民医院，沿苏州河而西，又和戈登路底的内外纱厂，梵皇渡的丰田纱厂连成一线，再绕过沪西和徐家汇的同文书院、祁齐路的自然科学研究所连成一线，这样一条环绕租界的防线便构成了。由司令部而东，连着日本女学——公大纱厂——汇山码头成为一线，对着虹口，也构成弧形的防守线。战事一开始，日军除集重兵于虹口地区，立即分兵沪西，据守丰田纱厂作侧击真如、北新泾的准备。一部分日兵伏处内外纱厂，准备渡过苏州河，截击麦根路车站，迂回我闸北守军之后背。换句话说，战事未开始，日军已准备了一举攻占闸北阵地的军事计划，而且以“一·二八”战役为蓝本，对市街战作了无数次的演习；演习地区，有时竟远及水电路一带，以进攻持志大学为作战目标。我军拘束于停战协定，淞沪近郊，除了警察，只有保安队负防守任务。我军只能以太湖为依据，从苏州到福山构成国防堡垒线，作防卫南京的准备。苏嘉路完成以后，京杭间兵运直达，可以远离敌军的射击。淞沪近郊，于北站附近，建筑两路管理局，其高度与坚固性，约略和日海军司令部相同；两大堡垒，遥遥相对。天通庵车站，顺着爱国女学、持志学院、商学院、复旦大学、市政府、远及吴淞的同济大学和中国公学，也构成了一条防守堡垒线，也对着日军的防守线作弧线形防守。虹桥事件前后，我保安队也曾在江湾一带构筑粗陋的战壕，因而引起日总领事冈本的抗议。
八月十一日，我军开始动员：八八师奉命开抵真如待命，八七师则进至大场待命。那一天之中，京沪路全线运兵，辅之以公路上的汽车运输。到了十二日黎明，八八师便已在北站布防，八七师也到了江湾新市区，在敌人面前出现了。那时，孙元良、王敬久两将军率领装备最全，士气最盛，训练最久，而且承袭了“一·二八”的作战经验的精兵来到前线，其运动之神速，出乎敌军意料之外。指挥作战的淞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将军，设指挥所于南翔，重温“一·二八”之旧课。
从我军的准备说，八月十二日已经可以进入战斗，于敌军准备未就绪时，进扑虹口防线。由于外交关系，才延期到八月十三日；而且进入“租界”这件事，也费了好久的考虑。那天，上海各国外交界人士曾召集国际委员会，欲根据一九三二年之和平协定，解决上海事件。我俞市长及日本总领事冈本相互责难，并无何种结果。我外交部也知和平无望，乃发表声明：“卢沟桥事件发生以来种种行为，均属侵犯我国领土主权与违反各种国际条约，我国处此环境之下，忍无可忍，除抵抗暴力实行自卫外，实无其他途径，今后事态之演变，其一切责任，应完全由日方负之。”这便等于事实上的宣战了。（八月初的江阴封锁，和八月十二晚间黄浦江口的封锁，也是战事即将开始的征象。）
十三日午前九时半，敌军沿北四川路、江湾路、军工路一线向我军开始攻击；枪声初起于横浜桥一带，敌军即向天通庵车站进攻，午后战斗延及八字桥、宝山桥、北站全线，迄晚，八字桥争夺非常激烈，而敌舰巨炮向虬江码头、军工路、沪江大学一线射击，大规模的战斗就这么开始了。敌军的企图和“一·二八”战役大体相同，攻击重点放在天通庵车站——八字桥——水电路一线上，想由此楔入闸北阵地，切断大场、闸北的联络，对北站我军作包抄攻击；因之，我八八师主力便死守八字桥阵地，争夺日本坆山——持志大学——爱国女学一线，对敌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作包围的攻击。敌军的攻击，一开头便被我军挡住，又重入于“一·二八”的胶着状态。
我军从福吴线驰援淞沪，原期于敌陆军增援上海前，扫荡上海地区敌海军陆战队；那时，敌陆战队六千人，我第五军（包括八七、八八、三六各师）及保安队，实力约二万人。预定一星期之中，可以达成这个战果。一待扫荡上海地区敌军，然后封锁海口，择地决战。假如扫荡不能如期完成，便退守国防阵地，作长期防御战，并不准备胶着在淞沪阵地，挨受敌方的立体攻击。可是战局演变，不得不胶着在淞沪近郊，进行“阵地战”，已和预定计划不十分相同了。（“一·二八”战役，敌军在街市战中受了惨痛的教训，这次进攻，仍复在街市中作苦战；我军扼守闸北阵地，自开战至退却，迄未稍变；八字桥的攻击，我军开始极为顺利，敌军只能退守日本坆山——六三园——陆战队司令部一线，也和“一·二八”战役大体相同；如此胶着，也出敌军预想之外的；战争的确包含着若干不可知之事实。）
战事以八月十三日——二十三日为第一阶段；这期间，我主力固守真如暨南新村、潭子湾、闸北、彭浦、江湾、市中心区、吴淞各要点，一部分任南市、龙华、亘沪西至北新泾之警戒，掩护我军输送到上海加入攻击；攻击重点在杨树浦港以西至虹口日司令部间，于空军轰炸后在炮兵火力掩护下，协同攻击前进。十三日晚间，我军便占了优势，敌军步步后退。十四日，我空军全面活动，敌军根据地公大纱厂及虹口附近中弹起火。（一架受伤的我机，弹落市区大世界门口，市民伤亡千余人，为战神带来之大惨剧。）那天下午，我军便开始向敌攻击；经过了十五日以后三天的连续攻击，对敌包围圈逐渐缩小，右翼争夺粤东中学、爱国女学、日本坆山及上海法学院，左翼争夺敌海军操场及敌海军俱乐部，浦东我军亦压迫沿江之敌，进占三菱、日清、太仓等公司码头，一般情势，可说是非常顺利。十九日，我三十六师（宋希濂将军所部），九十八师（夏楚中将军所部）也加入战斗，从保定路附近攻击前进；我战车部队也协同作战，到了二十一日，便已楔入虹口敌军阵地，攻抵百老汇路口、唐山路、华德路之线，一度迫近汇山码头。可是包围攻击的计划并未实现，以我军的火力，也无法展开街市战；而且虹口地区的一般建筑，敌军随地可以利用作防守的堡垒，易守难攻；尤其如敌海军司令部那样的建筑物，单靠轻兵器，原无从去包围敌军的；我们的迫击炮弹，击中那堡垒的墙围，曾不足以动其毫末；机枪的火力，更无所施其技了。二十三日以后，我军便放弃攻围敌阵的计划，也进行构筑彭浦——真如——闸北间的堡垒线，利用闸北街市作久守的打算。
八月二十三日拂晓，敌增援军之一部突于张华浜登陆，并以一师团兵力从川沙口上陆，一路犯浏河，一路袭罗店，一路向宝山前进，于是战事中心，移至月浦罗店一线。我军为应付这大战的局面，成立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以冯玉祥将军为司令长官，顾祝同将军副之。浦东战线由张发奎将军指挥，淞沪近郊军事，由张治中将军指挥，江防任务，则由陈诚将军指挥。八月二十三日——九月十日那三周之中，敌军先后增援约有五师团的兵力，（上海登陆约有四联队，吴淞登陆三联队，罗店登陆七联队，内有工兵一联队，共三个师团，尚有二师团已到达上海。）以永野修身大将为统帅，松井石根大将为陆军指挥官，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为海军指挥官。我军一面围攻虹口杨树浦及张华浜之敌，一面围攻川沙口上陆之敌，最激烈的野战，便全线展开了。罗店——月浦之战，敌人称之为“血肉磨房”；当敌军初登陆时，先经重炮、舰炮及飞机的密集轰炸，摧毁我军阵地，乃掩护步兵向我猛扑。我军全营殉难，后援冒弹续进，将敌军包围；敌军又增援对我军作反包围，我军又复增援围攻；如此层层包围，双方进入短兵相接，掷弹互炸的恶战场面。参加这次战斗的十四师（霍揆彰将军）、十一师（彭善将军）、六十七师（李树森将军）、军长罗卓英将军都受了惨重的牺牲。二十七、二十八两日恶战最高潮中，我军曾被迫放弃罗店，退守施相公庙，蒲家庙之线，二十九日以后，又复部署反攻，仍与敌军相持于罗店——月浦线上。八月三十日，敌集中飞机及舰炮全力，猛攻吴淞，继以步兵登陆，淞沪近郊战事又复转剧；敌右翼由吴淞向宝山及蕴藻浜猛攻，其左翼向我闸北——江湾——闵行阵地全线进攻，那样猛烈的攻击，一直持续到九月十日，并未减退。敌军运用舰炮、重炮、飞机、坦克车这样立体的力量，攻击我土壕、沙包的阵地，仍不能“中央突破”；我军虽被迫放弃吴淞、宝山、殷行、新市区等据点，但重要的阵地仍未移动；到了九月十日，我军仍坚守在罗店——江湾——北站一线上。不过我们所付的代价太大了，把全国的军队精华送入这一“磨房”，于敌军有利地势中消耗掉；照敌人的说法，他们已吸引了我们的野战军主力，歼灭于淞沪战线了。可是加上一个外交的因素，让国际人士明白：中国士兵的战斗力；“多年来认为中国人是不善战斗和易受恫吓的，英国人士也惊于他们的骁勇善战和坚毅不拔了。”史摩莱少将说，他从没有看过比中国‘敢死队’，最后保卫闸北更壮烈的事了！这是我们的战士在淞沪战场所付代价的真正收获；就在这样不利的条件下，我军还得坚守下去。
正当淞沪战场激战之时，敌空军便开始向我后方城市南京、杭州、广德、南昌作最惨毒的连续轰炸，而浙赣、沪杭、京沪线上的城市：无锡、苏州、松江、嘉兴、金华也接连受敌机轰炸，难民死伤相藉于途。敌海军第三舰队，从八月二十五日起，便宣言封锁南中国的海岸（北纬三十二度四分——二十三度十四分），阻绝我国船只的往来，并检查第三国的船只。从种种事实说，两国的战事已经存在，但日方仍称之为“支那事变”，不承认是“战争”；我们的大使许世英氏于七月中旬重返东京，日大使川樾也依然留住南京，好像“战争”真的不曾“存在”似的。
九月十日以后，我军以敌军实力大增，只能调整阵线作坚守的计划。其后二十日之中，便形成敌攻我守的情势。（东京方面的最初计划，原以第三舰队牵制华南，而等待华北日军之发展；旋以海军轻战，沪战失利，而南口战线又复相持，乃变更战略，侧重淞沪战线。自敌军大量增援，我对罗店之敌，经几次攻击，予敌重创，仍未能达扫荡之目的，而宝山吴淞上陆之敌，进行杨行南北地区，张华浜上陆之敌，亦对江湾附近我军阵地猛烈攻击，我上海及浏河方面之攻击军，侧背感受威胁，乃调整战线以拒敌军之前进。）（这是第三阶段。）其时，敌军已增至十万余人，炮三百余门，战车二百余辆，并于鸭窝沙、高尔夫球杨、泗洲岛，构筑着陆场，飞机亦增至三百余架；与我顾祝同司令官所指挥之朱绍良、罗卓英、薛岳三个集团军，开始作互相消耗之阵地战。敌曾以两师团的主力，犯我浏罗公路，卒因我军猛烈抵抗，并无进展。其时我空军因初期作战消耗过大，兼之补充困难，致淞沪战场之制空权尽落敌手，我机只能于夜间冒险出动轰炸；我们的防御火力，也就逐渐衰退下来。这一时的战斗，几乎全线都是挨受攻击的重点：敌军进攻，一贯的以飞机、炮轰为前奏，连续轰炸之后，便燃放浓厚的烟幕，掩护战车的前进；步兵便跟在战车后面，冲攻得手，其后续部队，便如潮涌入；冲攻失利，便退归原阵，待机续攻；几乎我军的阵线，每一处都挨过这样的突攻。敌军后退，稍停片刻，又复来攻，有一昼夜之间连续攻击十数次者。敌军尽量运用机械火力，减少人力消耗，因此两军对阵经月，敌我罕有面对厮杀的机会。我军晚间修筑战壕，白昼挨敌机敌炮轰炸，日复一日，困顿已极；亦有全壕被炸，全队埋身泥中，作最惨烈之牺牲。我方人力消耗，当十倍于敌方，这种情况，颇似第一次世界大战之西线：只须挖掘一道壕沟，前面敷设了有棘刺的铁丝网，便可抵御可怕的重炮。前线的形势，好似一面绵延不绝的铜墙铁壁，纵然打开了一个，而敌方几乎立刻就把它合拢起来。可惜我军的阵地，并非预筑的堡垒线（国防线尚在百里以外），而火力实在相差得太远，这一个半月的坚守，已经超过限度了。
到了九月三十日，我万桥严宅阵地被敌突破，翌日拂晓，敌又继续突破我陆桥刘家行阵地，我军只能向蕴藻浜南岸转移阵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