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一日，日本内阁决定对华用兵；日本军人高喊“膺惩”的口号；“不宣而战”的战争发展得比他们的预想还要迅速；“战争”，有如山岗上的石块，当它从斜坡上滚了下来，其势愈滚愈急，谁也把握不住的了！（克劳塞维支说：“战争包括若干不能预见的事实；我们不能说战争初期会发生什么结果了；其后的结果怎样，我们更无从知道。”）
因此，我们于叙述剧烈阔大的战争场面之先，约略谈一谈发动战争的机构，以及支持战争的物资与国民潜力。（日本军事学专家冈部大佐曾说：“将来战争，有一特点，就是它的胜负并不决定于军队的优劣；它的结局是要看人民的斗志，国家内部的组织，全国可能获得的物质资源如何而定的。”）这儿先引一段尤脱莱的话：“当我们研究到两交战国在经济方面的强弱时，初看似乎是日本占有压倒的优势，日本有着现代化的军需工厂及具备最新式杀人利器的军队。中国只有少数几个出产轻兵器的兵工厂，根本不能制造现代的重兵器，而且几乎没有任何开发出来的煤铁资源。中国造不出一架飞机或汽车，而日本，虽然在这方面还比其他大国相差甚远，却能每年造出一两千辆汽车，并以输入的材料、模型和铸模来制造飞机。换一句话，日本的经济，从某些生产部门来说，是很现代化的，而中国只不过刚刚踏上工业化的第一步而已，但是，只要中国不完全与外界隔离，这种落后性的本身，也自有其优点。日本之依赖于国外贸易是具有绝对性的。其经济之每一部门从依靠副业收入或子女工厂工资方能生存的农民，一直到为世界市场而生产的棉织及人造丝厂，都非靠国外贸易不能存在。中国以其原始的经济，却差不多都能够自力生存。大多数的省县，都能或多或少的自给自足。现有的交通及贸易并不足以打破这种古老的自给的乡村或省经济。这里所谓自给，实在就是半饥荒状态及间歇期的灾荒，也是建立一坚强统一政府的最大障碍，但这同时也就是说国外贸易或甚至省与省的贸易，在人民生活上并无绝对的重要性。因此，就全体而言，中国因侵略而招致的分裂的影响，并不像高度发展国家那样地严重。主要城市及大块土地之沦于敌手并不能使其经济体系停止功能。日本，虽然因其较高级的经济形式使其依赖国外贸易之程度远甚于中国，但其重工业及化学工业的发展程度，还不能达到无需输入轻钢、肥料及机器等物资的程度。它也没有适用的焦炭和铁，它的工业发展与社会机构，及资本拥有之极度集中，使日本利于迅速动员一切资源从事于一次猛攻；但这一切并未赋予日本以支持长期消耗的能力。”（见《中日战争瞻望及日本的泥足》。）（“自一九三二年以来，日本的庞大军备费用，加上占领‘满洲’的耗费，使它的预算每年不敷三千五百万镑至四千万镑之多。它踏入这次战争，并无平时积备的储藏以作后盾，而且负有国债达百十亿元，它的国债在十年不到的期间，即已增加一倍。在本财政年度，除了要募集五十五亿日元的公债外，还有十亿元须借自去年度为战事而编制的二十二亿元临时预算。本财政年度，日本政府必须借贷近六十亿日元，就是每月要售出公债五万四千六百万日元。在每人平均收入只有二百元左右的国家，不用强迫手段，显然是不能消化如此大量的公债的。”）
其次，我们且看一看当时中日两方的兵力和兵源。日本早于明治六年（一八七三）施行征兵制，到了一九三七年，可以征到军队里的壮丁的最高数目，约在四百五十万人；其中约有二百万人以上受过军事训练，于作战第一年间武装起二百五十万人来，并将其中一百万人动员到前方作战是不成问题的。至于日本动员的机构，在战争开始后几个月中间，当然都是由各师团长就其本师团驻在地，将第二线和第三线预备兵组织起来；第二线预备兵当然是以师团为单位，第三线以旅团为单位。因此，战事爆发后，以平时的步兵常备军为基础，组织起三十五个师团，十七个旅团，总计约九十万人的兵力。日本陆军平时每一师团，共有四个步兵联队，一个骑兵联队，一个山炮兵联队，一个重炮兵联队，一个工兵联队，一个辎重兵联队。日本军事文献中说到，在作战时每一师团要补充以下各部队进去：战车、装甲车、高射炮、探照灯、电信、航空、红十字各队。战时每一师团的战斗兵可增至三万人。（除了附加的部队，每一师团的兵力为二万余人。）（日本发动战争，陆军有常备军十七师团，海军约百九十余万吨，空军约二千七百架，包括陆军飞机一千四百八十架，海军飞机一千二百廿架。）我国人口众多，兵源本来取之不竭，可是一向行募兵制，直到廿五年，才试行征兵制。那年年底壮丁训练，已完毕的，约有五十余万人；学校军训、高中及其同等学校，合格为预备兵士的只有一万八千人；专科以上学生，合格为候补军官的，尚不到一千人。当时，全国步兵共有一百八十二个师，四十六个独立旅，兵员约有七十余万人；可是到了战事开始时，已调整的兵仅有四十个师，每师战斗兵约六千人，又以若干部队须维持地方治安，预定参加第一线作战的，不过步兵八十个师，又九个独立旅，此外还有九个骑兵师，两个炮兵旅，十六个炮兵独立团。至于海军仅有十一万吨，而且又是小型的军舰；空军约有各种飞机六百架，其中战斗机只有三〇五架。写到这儿，还得附加一个条件：即若干封建气息很重的地方部队，不仅装备不齐全，而且缺乏现代战争的训练与经验，甚至不了解依深壕为掩蔽的阵地战的意义，也从来没有看见过现代工程的“托其卡”。种种方面对比起来，敌我实力就悬殊到这么大的程度。战事初起，国际人士的一般见解，认为中国决不能抵抗日本的武力，抗战简直是发疯，战争一定很快就结束，而日本一定获得全胜。我军的英勇抵抗，证明了这一次日本并不能轻易获胜，中国已经兴起了一种精神使它的士兵以必死的英勇与占有无上优势的敌人奋战。日本，在上海占有一切便利，它拥有最新式的武器：坦克、重炮、飞机；它的炮舰可以安然停泊在外滩江面炮击中国阵地；它的部队可以在公共租界“中立性”的掩护下从事登陆，完全不顾工部局的主权把租界的一部分转变成军事根据地。可是日本虽然有着这一切军备上和地位上的便利，而几乎只配着步枪和机关枪的中国军队，却阻遏了日军达四个月之久。于是国际观察者也很少怀疑中国兵士作战不如日人了；我们的“精神”（战斗意志）已确战胜了优势的日军了！
又次，我们看一看战事发生那时的一般情势：日军在华北大平原上占着绝对的优势，这情势一开头便已形成，我军几乎难于挽回过来了。不过，我们的统帅并非放弃积极抵抗的军事企图；退出平津的我军以及向华北进援的中央军便移向南口居庸关，一面扼守绥察咽喉，阻遏敌军的西进；一面抚平津之腹，且东进热河，作直捣关外的敌巢的打算。敌军则追击我军于保定一线，同时便向西北延伸，攻我南口，进窥察绥。（察北沦陷以后，仅存独石口、张家口、南口，三口范围以内之区域，其间山岭重叠，为北平西北之天然屏障。）而其主要目标，在攻我山西——山西为中原之长城，西北之屏障，敌占山西，西侵可攫陕甘，南下可胁陇海，直迫武汉，北可援助包绥，东可翼蔽平津，此兵家必争之地也。（顾祖禹云：“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语其东，则太之行为屏障，其西则大河为之襟带，于北则大漠阴山为之外蔽，而句注雁门为之内险，于南则首阳、底柱、析城、王屋诸山，滨河而错峙，又南则孟津、潼关，皆吾门户也。汾浍萦流于右，漳沁包络于左，则原隰可以灌注，漕粟可以转输矣。且夫越临晋，龙门，则泾渭之间，可折而下也，出天井，下壶关，邯郸、井陉而东，不亦惟吾所向乎？”）在抗战八年中，山西便成为主要战场之一。至于敌军窥我沿海地带，也和战事同时开始，一则他们拥着绝对优势的海军，可以随时封锁我们的海岸，断绝我们的海外输入线，可以登陆沿海岛屿，完成其外防线上的岛链线。二则侵占我沿海的工业区，破坏我国的民生经济。三则海、陆、空协同，可以发挥立体战争的威力。因此，我军于完成消耗敌人兵力之后，只能空野撤退，作长期抵抗的打算。一位苏联的军事观察家说：“多少年来，日本曾经准备着一次‘大战’，但日本军人却始终没有料到，一次对华的战争，会是他们所准备的一次大战；然而，目下整个世界都能看到，帝国主义的日本，在它进攻中国的时候，已经使它自己牵进了一次长期的大战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