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既已正式开始，平津陷落，乃是必然的后果。当时国人爱国情绪高涨，为了平津陷落，不胜悲愤，也有无限惶惑；若就战事全局来说，平津的陷落，也已无足轻重了。战事发生以前，日军早已完成对平津包围的准备；冲突一开起，敌军即按预定计划分三路侵我华北：第一路由关东军派遣铃木、酒井两混成旅团，经热河向北平北侧地区前进；第二路由朝鲜军派遣川岸第二十师团入关，向北平南侧地区前进；第三路以平津驻屯军河边旅团为基干，在北平东侧地区，对北平作包围攻击。另由日本国内派遣坂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经朝鲜入关，会合日海军围攻天津塘沽。到了七月十六日，敌入关部队，已达五师团之众，兵员在十万人以上；敌众我寡，火力配备又相悬殊，兼以敌方先据了主位，我处处受了牵制；这样情势下的战斗，本来无从进行的，不过平津之间的军事抵抗，也还走了一段曲曲折折的路。
北平失陷于七月二十九日，和宋哲元将军的抵抗命令，只相隔二十四小时，二十九军也只经过一天的战斗。当时城中青年学生，满腔热忱；希望北平成为玛德里第二；二十九军下级干部及士兵的战斗情绪，也正在高昂，武器虽不齐全，而他们的战斗力也是不可藐视的；仅仅守城一日，便悄然引退，国人当然失望已极；可是宋将军把主力撤向保定一线集中，在当时也有军事上的必要；这“必要”，我们从战事全面展开过程中可以逐渐明白的。
就在北平失陷那一天，通州，那“冀东自治政府”的“首都”，却演出了反抗敌军的悲壮剧。七月廿七日，通州附近的二十九军之一部受了敌军的炮轰，几乎全军覆没；敌军自以为很能把握当前局势，只在通州留下一部分兵力，而集中全力于第二天的重要行动，攻击二十九军在北平附近的主要阵地。二十九日早晨，敌军完全掌握了北平；冀东伪自治政府的保安团，因为受了我军在他处空前胜利的消息（只是一种传说）的鼓励，就起来叛变了。他们突然袭击驻扎在通州城内的少数的日本驻屯军，把他们完全消灭，一方面又杀害了留居该地的日本人和朝鲜人，总数大约有三百人；伪政府的一切日人房屋和办公室，都被扫荡一空，而且夷为平地。那一天，从早到晚，那大火燃烧中所冒起的大股黑烟，从北平城墙上都能看得很清楚的。这件著名的“通州屠杀”事件，燃烧着日人的“膺惩”情绪的大事件，透露着我国民众对于敌人统治者的最深刻的愤恨。这支叛军拘捕了冀东的傀儡殷逆汝耕，送往他们所预想的“胜利之城”；又恰巧正在“北平”陷落之际，其结果当然是悲剧性的，不是解除武装，便是落荒而走，另行加入我们自己的军队中去了。
就在那天，天津方面也同时发生了许多事件。那时天津市长是张自忠将军（当时是伪装的亲善者，后来抗日最英勇的名将），他的部下若干小队和保安团联合起来，对敌军开始攻击；他们夺了西车站，又袭击了东车站（总站），作战地点，离日本军事飞机场还不到二百码；天津、北平间的交通便被他们所截断了。经过了一天的混战，取得了国人所从未梦想过的胜利；虽然，因为我正规军已经向南撤退，无从取得联络，城内的保安队也因巷战过久而十分疲乏，不能不接受溃败的命运；但从敌军方面说，也是最惨痛的打击。因此，敌军再度控制铁路线时，便用大炮和飞机向天津华界作最彻底的轰炸，使之成为冒烟的瓦砾场——这些短短的悲壮剧，包含着最深刻的意义：这班侵略者在通州和天津，自以为是“安全”区域，但却从那里素来受他们仁慈的“保护”的中国人方面，竟得了一种最顽强的抵抗；换一句话说，在河北省内，日人盘踞得最久的地点，而国人的反抗却是最坚决最勇敢的。这便是敌人的侵略终于失败的主要因由。
平津失陷以后，我军的主要阵线，已移至居庸关南口；那是华北战场的一页，以下将有详细的叙述。八月七日，敌军排着盛大的队伍，正式进入北平，完成他们的初步占领。
既然是两国之间的全面战争，那就该说到两国的战略了。我军一开头便决定了“逐次消耗战略”；（这种战略，在当时当然不能明以语人，而且无从使国人来谅解的。）“消耗战略的意义，完全是蕴蓄长期强韧的战力，和敌人相抗，使敌人的兵力资源消耗衰损；等敌人到了微弱时期，然后给敌人以最终的打击，使彼屈服的战法。因为我国早没有充分的准备，开始没有力量和敌人决战，所以采取这个方法以待敌人的衰弱；同时，等待着把自己没有准备的力量，集中起来，以保持长远的战力和雄厚的资源，作旷日持久的抵抗；使敌人早先准备了的力量，因愈战而愈分，愈分而愈弱，加以损耗死伤疾病疲惫的打击，终使敌人一蹶不振，而使最后的胜利，归之于我。这种战法，其利益在‘等待’两字，直如白蚁之蚀木，与肺菌之毙人一样，是逐渐消耗敌人生命的战法。”（孙子云：“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克罗塞维支（Clausewitz）说：“守者向国内任意退兵，避免与敌决战，足令攻者过度疲劳，而自取败灭。”又云：“攻者若超过其极点，则攻者将逐渐失去优势而守者则逐渐获得优势，于是胜败的形势，乃为之逆转。”敌军方面，也是一开头便取“快然一掷”的速战速决的战略的。（中日战事初起，杉山大将曾上奏天皇，说是一个月便可解决。）敌方数十年来，即以准备侵略作战为理想，有着绝对优势的海陆空军，装备素质也较我良好，其政治、经济、国民教育、兵员训练也较我为优，为着先发制人，乃采取速战速决的“歼灭战略”。这两种战略，皆恰合彼此的国情，其优劣得失亦非凭空所可决定。不过，平田晋策说过：“单纯以军队予敌人猛速的一击，不管国内的经济政治情势怎样，那种战争可以进行的，因此军队在最初可以采用这种方法。但是，远东的战争却不能仅仅从这种军略的眼光上去觉察。无论参谋本部喜欢不喜欢，战争一定是持久的；战线一定拉得很长，军队的需要必然日渐加增，死伤的数目将倍加上去。我们若对这一问题闭上眼睛不看，而且坚决认为它不过是很快就可以结束，那才是自欺欺人呢！我们必须思量到我国军队的性质，军队的状况，战争发生时的政治和经济情况。下一次远东战争，不像一九〇四年的日俄战争那样，单纯包括战略和战术而已。显然的，一九三六年的新战略，已经不是单纯用兵的理论，这种单纯的理论已经不能存在了。”（一九三六年的战略理论）他的话，是指可能发生于一九三六年的日苏战争来说的，却正是中日战争的正确注解。从战略的贯彻上说，日本的战略已经失败了！（孙子在“军事行动篇”中说：“即使军事行动胜利了，如果把军事行动长此继续下去，士气会得迟钝，战斗力也会渐渐消灭。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会从长期战争中得到利益的。供给远距离战场上的军需，尤足耗竭一国的资源；如果战期延长，人民就要穷困。等到士卒疲惫，军器钝锈，战斗力消沉，资金耗竭，邻国就会起来，攻击这个精疲力尽的国家了。”）
战争初起时，日本的军阀声言道：“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的‘生存’，不能超过三个月；中国因为军备力量脆弱，经济落后，政治无组织，决不能长期抵抗日军。”现在，已经为事实所否定了！中日战争，进入了长期战争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