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年春天（一九三七年），华北局势忽而非常平静；英记者勃脱兰（James Bertram）那时住在北平，曾经叙述过如次的感想：在远东，人们回想一九三七年的春季，宛如一个战争的鸿沟，划开和平与战争两时代的分野；正如大战的欧洲，回想到被人遗忘了的一九一四年夏季一样。在回忆上，很难相信那些和平的日子是真的。新春给中国带来了一个新生；它最后的严重内部危机，获得和平解决，产生了全国团结的希望。而使中国人感到惊异的，是日本人对于这事，似乎也并不觉得怎样。一种稀有的平静空气，竟替代了以往东京和南京间的互相为难的情形。三月间，日本银行家和实业家组成了经济使团来中国访问，并且作了很乐观的报告。据说，他们甚至建议把中国方面所认为显然不平的事，也要予以补救。这个亲善团和华北日本驻屯军之间，自然有一点暗潮，但这是可以调解的。关于这一点，最大的希望，是寄在温和派的（但在疾病中的）华北驻屯军司令田代中将身上。
说到在北平，从一九三一年以来，每一个春天总要重新发现一次战争的阴霾的，现在对于这和平吉兆的光临，自然是十分感慰的。虽是日本的军部，是不会马上改变它的立场的。但是军人内阁总理林铣大将的倨傲态度，已被自由而开明的佐藤外相上台抵消了；而且林内阁的寿命，也已经是有限的了。日本的温和派似乎可以重新得势；但是有经验的观察家已经在摇头了。
那年五月，勃脱兰从华北出发到日本去，临行之日，拉铁摩尔（Owen Lattmore），那位美国的中国通，对他说：“这太像一九三一年了，太平静了，太平静了，平静得不能使我们放心，我们怕又要见到一个‘九·一八’呢！”大家都应记得以前日本一个短短的自由派运动的插曲，和同样过分热烈，对华友谊的表示，曾经成为对满洲的突然进攻导火线呢！在这种没有人能否认国际间应有遵守的诚意的时节，日本的外交，却总是把凶鸷之鹰与和平之鸽，交换地导演着的。
他在路上所听到的新闻，也加强了这种感觉，到大连那天，他听到林内阁将要下台的第一次传说。到了汉城，林内阁倒台的消息是证实了。一个以近卫公爵为首脑的新政权，已在国外宣布着，而被认为是“革新的内阁”；它的使命，是要实现佐藤外相业已开始的对华合作。但是，新内阁的政策，即使在那时，有几点也是不能这样可靠的。外相佐藤尚武让位给了广田弘毅，他就是一九三六年三原则（日本“安定远东”政策的结晶品）的倡导人，和同年与德缔结反共协定的外交家。杉山元任了陆相，和马场锳一——重工业和军需工业的代表——任了藏相。这些名字足够压倒那甚孚众望而政治经验却很不够的近卫公爵。从新内阁的混血组织来推测，它是一个暴风雨的朕兆。
在这儿，且约略追叙当年日方所采取的迂回曲折的外交途径。日本的二重外交，就是霞关的与三宅坂的，往往自相矛盾；军部虽有外交的责任与义务，但事实上有很多的越俎代谋的情事。而外交人员勾结少壮派军人，几成为一时的风尚。一九三三年，日本退出国联以后，拒绝列强过问远东问题，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天羽英二发表著名的声明：“关于中国问题，日本的立场与主张，或有与列国不能一致者；不过这种情形，实导源于日本在东亚之地位与使命，而不得不然。日本为维持东亚和平及秩序，以单独负责进行的事实，日本认为是当然的；又单独进行东亚的和平的秩序，为日本的使命；日本对此使命，有决行的决心。”他的声明，引起了国际的严重责难；但其用意，则正替军人的侵略作辩解，成为军人的传声筒。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三日，日外相广田弘毅在国会演说，阐明日本外交方针，声明对外不侵略不威胁，对华主善邻，谋与中国接近。其后不久，《朝日新闻》记者二月间来华，蒋委员长告以中国素主和平，向重道义；中日两国所有困难问题，可以道义为基本原则，依照外交方式，从事解决；日本诚能改变对华政策，一如广田外相外交演说之所说明，则中日关系已得好转之起点云云。同时，王宠惠氏前赴海牙，便道访日；在日曾晤日外相广田氏，转达中国政府善邻之意旨。宣明中国政府及人民希望，中日两国立于平等之地位，相互尊重彼此在国际间之完全独立。两国应互相维持真正之友谊，外交方式应纳入正常轨道，绝不用外交和平手段以外之方法。同年八月间，蒋作宾大使返任，历经交换意见。直至十月间，广田外相乃有确定之答复，谓：如中国先同意下列三点，则日方对中国所提希望条件亦可照办，这便是著名的“广田三原则”：
一、中国须绝对放弃以夷制夷政策，不得再借欧美势力以牵制日本；如仍旧阳与日亲善，阴结欧美以与日仇，则绝无亲善之可言。
二、中日“满”三国关系须能保持圆满，始为中日亲善之根本前提，欲达此目的，先须中满实行亲善。在日本方面，中国能正式承认“满洲国”，方认中国确有诚意。在中国方面，或因种种关系有不能即时承认之苦，然无论如何，对于“满洲国”事实的存在必须加以尊重，设法使“满洲国”与其接近之华北地方，不启争端，并保持密切之经济联络。
三、中日共商一有效之防止赤化办法，而在中国北部边境一带，尤有与日本协议防止赤化之必要。
我们仔细分析广田三原则之内容，其中包含着阴狠险毒的企图。盖日方欲先以概括而不具体之原则，诱致中国入其圈套，然后逐步控制，依照日方预定计划，解决东北及华北各项问题。中国如予接受，不啻在原则上承认日本有权干涉中国独立自主之外交。其于防共一节，更迫中国承受。因此中日两国间的紧张空气，依然不能有所改善。实际上，日本军人正在积极侵华；军事的进攻，愈演愈剧，“河北事件”与“张北事件”以后，又策动香河民变，唆使殷汝耕背叛，援助匪伪军，侵占察北六县，包庇日鲜人走私，强力阻止海关缉私，庇护匪伪军进攻绥远，日军用飞机在华北地区不法飞行，华北驻屯军人数增加，并干涉津浦、平汉两路的行车等暴行相继发生；中日两国间之情势，因而一天一天严重起来了。
其时，张群调任外交部长，深知中日两国之间，已到和战关头，乃开诚向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有田暨川越氏披陈利害，力劝日方改变对华政策；乃日方迄无诚意，时日迁延，谈判迄未接近。在此僵持局面之下，日本在华军人每借细故，挑衅寻仇。八月二十五日，四川成都突生暴动，日人伤毙各二人。外交部立即派员前往调查真相，并向日方表示负责处理。乃日方以为有机可乘，遂令川越以外交压力，借成都事件向我政府提出取缔排日行动、解决华北问题、同意共同防共、举办上海福冈间之航空联络、减低对日关税税率、聘用日本顾问、捕逐在华反日韩人等强硬要求，威胁暴压，极尽能事。我政府态度沉着，对于成都事件，向日方表示歉忱，依法惩凶，处分负责官员，抚恤死者家属，并给予伤者医药费；至日方所提与成都事件不相涉之其他要求，即主张分别办理，随时商谈。日军人恣横已极，对于我政府建议，绝不考虑，于是迂回外交途径亦告中断。
除了政府的外交肆应，民众的武力也正在那儿滋生成长着。东北方面，马占山、苏炳文将军的部队被迫退出了东四省；其散落在四处，和被压迫的民众相结合，成为游击队，就利用着青纱帐来袭击日军的营垒、运输线，威胁着敌伪的永久统治。华北方面，宋哲元将军的部队，表面不能不屈服，虚与委蛇，内心燃烧着愤怒之情，和日本驻华北的部队，也连续发生大大小小的冲突。又如二十二年夏天，察北的抗日同盟军，虽有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诸将军参加作战，大部分却是激于爱国之情的民众，可是与敌人血战了五十多天，收复过沽源、多伦几处城市，阻挡了敌骑的西进。而二十五年冬天的绥远之战，傅作义将军为全国民众所鼓舞、援助，增高了战斗情绪，一战收复百灵庙，予进窥内蒙的敌人以最重大的打击。民众力量的加强，使日军认识了一件事实：日军要占领一个城市，并不怎样困难，他们所最感困难的，要坚守各城市，使不受到仇意的民众袭击，几乎是不可能的了。这些事实，在迢迢的战争行程中，日军由于身受而格外认识了！从某一角度说，日本军阀已面临着出乎意料之外的大战，中国人民已非武力所可压服，中国人民之仇日心理，亦非大量屠杀所可消灭的！
中日战争，从卢沟桥事变进入另一阶段；外交接触告终而军事接触开始。不过卢沟桥边的冲突，只是星星之火，而燎原的情势早已潜在；我们先且说一说当时日本华北驻屯军的活动。
外军在华北驻防，始于《辛丑条约》订立以后（一九〇一）；原约第九款：“中国应允由诸国会同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道无断绝之虞；驻守之处，系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山海关。”约中对于人数虽无明文规定，但事先联军指挥官共同决议，平时驻军总数，应以八千二百人为限，每国不得超过二千人。（其中保护使馆之名数，规定共为二千一百名，日军应为四百人，炮四至六门。）可是日本辄以《辛丑条约》为根据，迭次在华北增兵，谓之为“驻屯军强化”。到了二十五年，日本驻屯军已增至八千人以上，其驻兵地区也越出十三处范围，在通县、丰台驻有大批步炮工兵，且于古北口、喜峰口、冷口各要地，驻有大军。其驻屯之部队，以驻屯军司令部为最高机关（司令田代皖一郎系中将阶级），所属有驻屯旅团（步兵二联队，炮兵一大队，工兵一大队，电信兵一联队，辎重兵一大队）、守备队（北平、天津、山海关三队）、宪兵队、骑兵、山炮、坦克车、航空、汽车、摩托、化学兵等队，并有军犬、军鸽、无线电台、军用艇等配置，均系战时配备；其处心积虑，显而易见。
我二十九军为着翼卫北平，宛平城内及丰台车站附近均有一营驻防，清河则为冀保安队驻守。日军忌我军作防卫戒备，二十五年六月间先以我军失马事件与我军故意为难，几至冲突，经多次交涉，我方委曲求全，以撤兵了事；九月间又以双方行军相遇，各不相让，敌骑冲我队，又引起激烈冲突；亦以调离丰台防地了事。我军既移防，日军既移一个大队进驻丰台。该队每以演习为名，活动于卢沟桥附近地带，侦察地形，构筑掩体；其初演习不过每月或半月一次，后来增至三日或五日一次，初为虚弹射击，后竟实弹射击，初为昼间演习，后来竟举行夜间演习，且有数次演习，部队竟要求穿城而过，均为我严厉拒绝。其后敌方又托之于北宁路局局长名义，要求测量圈购丰台至卢沟桥中间地带民田，作为建筑兵营及飞机场之用，又引起了严重交涉。而日军演习，逐渐加紧，山雨欲来，乃有七月七日晚间之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