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的炮声，对于太平洋全部局势的改变，和对中国的生存威胁，同样的严重；日本军阀声言要建设它的东亚新秩序，不仅影响到英、美、苏联这些国家的远东利益，而且迫着这些国家，采取新的对策。
英国一直继续它的因循敷衍政策，“九·一八”说明日本已经走上新的征程，伦敦的率直反应的是沉痛的愤怒。华府所建立起来的均势，已被推翻了，整个的集体安全机构，交织于国联盟约中的，也发生了动摇。但英国并未采取积极的报复行动，西门爵士（Sir John Simon 时为英国外相）认为英国不能凭仗美国有效的援助，因此，即使日本灭亡了，受其利者也惟有苏联；他在国联会议席上帮我们的“倒忙”（连日本的代表松冈都认为十分满意），破坏了史汀生和受了惊的各小国决心采取膺惩手段的一切努力。英国犹豫不决的代价是日本侵占“满洲”，日本对它敌人的斗争（日本认为对中国进攻，即对中国的背后——英国作战）已经首获胜利了。美国记者盖恩（M．T．Gayn）分析英国的政策是这样：直至一九三五年止，犹豫不决，仍然是英国政策的基调。伦敦的帝国战略家觉得要保卫英国在远东的主要利益，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大规模援助中国，使有利可获的贸易与投资的机会为之扩张。但是日本已变成这样强大，所以要不得它同意，就不能畀予中国这种援助。第二条路是把中国再分割成势力范围，日本统治华北，而英国则在华南和长江流域，享有优越地位。保守党政治家认为这种办法，可使美国和日本得以成立反苏谅解。无奈日本正沉醉于自己所获得从西方国家手中取得的胜利，拒绝与英国缔结协定。日本代表团，从国联走出来了。日本使“满洲”殖民地化的工作，正顺利进行中。日本势力已经穿过长城了，东京秘密地在准备废弃一切有约束性的条约，而从华府海军条约开刀。谁知伦敦纵然常常碰壁，却并未失望。一九三五年（民国二十四年）有势力的英国实业协会组织一代表团，由呶呶不休的庞贝爵士（Lord Barndy）率领，访问日本和“满洲”。这些贸易与善意的使者所发表的热烈情绪与日本银行家和实业家所表示的永垂不朽的友谊，相映成趣。庞贝爵士眼睛盯上了“满洲”铁轨的订货单，居然把承认“满洲国”的话，从他不懂外交的嘴里溜出来了。可是当日本铁轨制造商，拒绝参加欧洲钢业加迭尔，拒绝使英国钢业分润“满洲”利益时，他又立刻否认说过赞成“满洲国”的话；他们带着失望回到了伦敦。
一九三五年夏天，伦敦又作一次努力；英国经济顾问李滋·罗斯（Lietz Ross）奉派赴远东，处理英国的利益与投资问题。九月，他到了东京，提议英日两国共同贷款给中国。日本政府立即拒绝这个计划，宣称中国无须外来的财政援助。李滋·罗斯在东京碰壁，只得采取另外一种办法，那就是援助中国。他到上海不到两月，中国政府宣布许多积极的财政改革办法，这种改革，事实上把中国币制放到英镑集团里面去。日本的反应是剧烈的；日本称这种策动，是在财政上对日宣战，并警告中英两国，报复即在目前。日人对于中国经济力量的日益增强，其惊骇不亚于中国政治的终于完成统一。不错，中央政府的巨大建设计划仍在胚胎时期，没有外国资本的协助不能成功。最使日本感觉不安的，是这种外国资本竟有来到的样子，中国竟已获到普通的商业信用借款。中国的币制改革，在外汇上规定法币一元值一先令二便士半，使中国政府能将大批白银输存外国，建立了对外信用的基础，和购买军火的储金，这对于日本野心是一个直接的打击。而且中国人民肯交出他们的白银来换取不兑换的纸币，新纸币之为全国所接受，证明了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和国家的统一。日本希望对华战争的第一个收获是新货币制度的崩溃。其后，英日关系还来了几次若合若离的回波，伦敦的保守党和东京的温和派，玩弄他们的把戏，一直到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为止。那年十一月初旬，日本军部恫吓内阁，迫其接受和德国缔结的《反共公约》；《反共公约》使伦敦震惊，因为这公约的表面系针对苏联，但也可利用为反英的工具；约上虽说，任何反共国家都可以参加这个条约，但东京所惯用口是心非的保证，是等于零的。一九三七年四月下旬，在伦敦还有人在重开建立远东“新政”的谈判，但谈判还未怎样进展，命运之神就出头干涉了，日本内阁发生危机，内阁大臣更迭。英日两国的初步谈判，就此搁浅。六星期后，近卫上台，军部进攻华北，中日战争爆发了。
美国的远东政策，是在想使中国得到和平，以便发展贸易，并与其维持文化及宗教的关系。日本侵略东北，使他们觉悟到在新的情势中，加重了自己的责任。（美国的外交传统，是由虚张声势、求实利和感情主义混合而成的。）国务卿史汀生担起了维护国际道德的责任，“九·一八”事变发生之第三日，史汀生就告诉日本以美国对于日本破坏《九国公约》的关切。一星期后，国联笨重的机轮开始转动，日本被要求退出占领区域；日方乃如意料所及的漠然不予理会。在战事扩大那几个月中，美国和国联采取同一步骤；国联邀请美国列席会议，国务院便指定驻英大使道威斯将军（G．Dawas）前往巴黎，随时与议，美国遂由此非正式地参与了国联一切动作。美国的政策，由于真正得负责任的英法两国表示冷淡而走了气，他发出恳切的申请，要求英法联合拒绝承认日本侵略的成果，当这些提议被英法冷淡搁置时，史汀生遂首先宣布他那著名的不承认主义。这对于太平洋政治文献的大贡献，表现于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所发致中国和日本的照会中。照会中说及不承认任何在强力压迫下所取得的让步，警告日本不得危害美国的权益，要求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完整，并重申门户开放政策。虽然日本的答复是“满洲国”的组成，史汀生还是保持他的主张。那年二月二十三日，史汀生于其致参议员波拉（E．Barah）的信中，提醒姑息的英国和侵略的日本，它们都曾签字于《九国公约》并且发誓予以维护。他特别提起，一九二二年美国曾放弃海军优势以换得对于中国的保证，如其签字国毁约，美国也将重新考虑它的行动。后来，史汀生曾于所著《远东危机》中说明这封信的重要性：“这封信是想作为对于中国的一种鼓励，和对于美国民众作一个政策的解释。又是对于英国保守党的一个提醒，他们和我们同为‘门户开放’和《九国公约》的造成者。最后，提醒日本，如果它想破坏华府会议所订诸约之一，别的国家也可以照样觉得有些条约，其对于日本的重要性也正如《九国公约》对于我们一样的，将不复再束缚它们。”这封信转变了大局，半月以后，英国在国联通过了一个以史汀生不承认主义为根据的议案。可是，英国仍没有制裁日本的诚意。一九三四年，日本宣言废止了五：五：三的海事比率，船坞不再准人参观，新的战舰也开工制造，太平洋的局势越来越紧急了。（一九三三年，罗斯福总统就职，美国外交政策，采取更积极的态度，当时决定远东政策，国务卿赫尔居于极重要的地位。）
苏联是太平洋竞技场上的一个神秘战士。别的帝国主义者的战略是立体的“大炮、金钱和外交”手段，苏联另又加上了一件法宝——意识。苏联对外行动的最高原则是：苏联自身的安全和世界革命，包括太平洋在内。日本关东军强占了满洲，把两国之间的缓冲地带消灭了。于是日苏两国便犬牙相错地紧接着了。以英国在远东之无能，与美国孤立派的势焰高涨，毫无问题的，苏联必须独自行动；莫斯科的参谋本部拟定了一个广泛而且大胆的计划：西伯利亚自贝加尔湖至太平洋东岸的一段，已成为一个有力的作战机构的根据地，可以没有莫斯科的援助而独立作战。自从一九三一年以后，日本和苏联事实上已在进行着一种战争；我们要估计日苏纠纷的次数，几乎不可能的；在满洲一地，纠纷就发生过一千起以上；在堪察加，在库页岛，在海参威海上，在朝鲜境内以及在中国本部，都有同样的事情发生。大多数不过是双方巡逻部队互相射击，但有时也有大规模的冲突。
参与远东的角色，德国在最近二十年中，代替了法国的地位。它对中日双方的关系是非常奇妙的。一九二一年，德国放弃治外法权，并与中国缔结一个友好的条约之后，两国间的关系特别地友善。随后几年，德国人在中国造成了独特的地位。到了一九三六年，它的货物输入中国的数量占百分之十六，地位仅次于日美，它非常珍爱中国这个广大的市场。但希特勒的政府和日本军阀相勾结，订定了防共协定，后来承认了“满洲国”，支持日本作战，表面上好似放弃中国而与日本为友；但是德国的军火，还是源源运到中国来，军事顾问团依旧留在中国，参与对日的作战；希特勒也和英国保守党一样，对远东也是“脚踏两船头”的。
在国际的错综中，中国的“抗战”就这么展开；也由于中日战争的全面化，更增加了国际间的错综。